民国时期民间百姓对权贵集团怨声载道，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 “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 ，很是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掏空近代中国国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其中孔家的代表人物孔祥熙，既是蒋介石的大姐夫，又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家族十分显赫。

作为国民党的高官，孔祥熙还有一个身份更让人津津乐道——万世师表孔子的第75代“祥”字辈孙子。 奉命出访时，外国人的报纸也喜欢大肆渲染一番。孔子闻名全球，而咱们这位贵客孔部长，是中国圣人的后裔，国际国内对这一身份的宣传，让孔祥熙倍感尊荣。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直到1930年孔府重新修订族谱，才将孔祥熙的名字载入其中。而在修订族谱的过程中，老孔还捐了一笔钱，这就更使人怀疑其中藏有猫腻了：

是孔祥熙发达了碰瓷孔子，找个显赫的先祖，硬往自己脸上贴金么？

清王朝的土崩瓦解的那一年，孔祥熙的老父亲 孔繁慈 撒手人寰。孔繁慈是读书人，山西太谷县人。奈何屡试不第，尤其在晚清取消科举考试之后，只能以贡生的身份，做了个教书匠。

民国肇始，老孔悉心培养的小孔，将在未来几年，一飞冲天。

1890年以前，孔祥熙一直跟着父亲孔繁慈学习儒家经典，之后才进入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新式学堂华美小学。

抛弃旧学拥抱新学，学贯中西并且最后顺利留学，这一番机缘巧合和他10岁时的一场病颇有渊源。

那年孔祥熙患上了腮腺炎，吃了大半年中药毫无好转迹象，只好求助于西医，由此结识了外国传教士，并最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来后，孔祥熙一边办学一边经商，因为头脑灵光和人脉广泛，收入丰厚。

举个例子，1912年时，孔祥熙争取到了壳牌煤油在山西省的独家代理商资格，那时候老百姓普遍使用传统的油灯，烟大不说而且照明效果差。如何鼓励老百姓都改用煤油灯，来买自己公司的煤油呢？孔祥熙的办法在那时堪称一绝： 凡是来买煤油的，达到一定数额，就送一盏全新的煤油灯 。很快顾客纷至沓来，山西的家家户户几乎都用起了煤油灯。

这只是孔祥熙生财有道的一个小小缩影，总而言之，短短几年他就已经是极为成功的商人了。1913年以后，孔祥熙奔赴日本，在这里为孙中山出钱出力，还结识了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霭龄，并于次年成为了孙中山乃至于后来的蒋介石的连襟。 ——当然了，也由此先后被孙中山和蒋介石视作自己的心腹。

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日益稳固，孔祥熙也摇身一变，从一个商人变成了国府要员，先后出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重要职务。这个昔日的买办商人，也由此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官僚资本家，强悍的吸金能力，在四大家族中拔得头筹，被百姓咒骂为“国蠹”，即国家的蛀虫。

那么，如此显赫的一位国民党高官，为何又突然有了一个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呢？

按照孔祥熙方面的说法，他的先祖在明朝末年从山东曲阜迁徙到了山西太谷，由于离大宗越来越疏远，几代以后他家这一支系便无人过问了。孔府自乾隆以后就没有重修族谱了，因此好些代子孙就这样湮灭于 历史 ，没能进入孔府的族谱当中。

孔祥熙是“祥”字辈的，父亲孔繁慈是“繁”字辈的，这个和孔家的字辈排行保持一致。他也曾从父亲的口中，得知自己确实是孔子后代，且同样是第75代“祥”字辈子孙。

不过，孔祥熙自己说了不算，还必须让孔府承认才算权威。

民国初年，孔祥熙在山东曲阜办事，结识了 孔府八府老爷子的长孙孔祥勉 ，俩人都是一个字辈的，分外亲近，于是孔祥勉应承下来，帮忙核实孔祥熙是否是孔子后裔的事情就包在了他的身上。

孔府八府是什么？原来衍圣公死后，他的嫡长子会袭封衍圣公的爵位，居住在孔府内。而他的弟弟们就只能搬出去分家住。就这样形成了各个府。相比于孔府，他们虽然也是显赫世家，但是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远远不如。

根据孔祥熙的自述，他的父亲叫 孔繁慈 ，祖父叫做 孔庆丰 ，再往上的几代不清楚，但能追溯到有个当县令的祖宗叫 孔宏问 ，生了两个儿子 孔闻钦和孔闻美 。于是孔祥勉回家里拿出保存的家谱仔细查看，终于发现了孔弘问和他的儿子们的名字。

孔祥勉仔细核对后的结论是，孔祥熙的确是孔氏家族的后裔，他的先祖属于孔氏“六十户”当中的 “纸坊户” ，孔祥熙的确是“祥”字辈的孔子第75代孙。

那么问题来了，“纸坊户”又是什么玩意？

原来在清朝康熙年间，孔子后人光是男丁就已经超过了两万人。孔府再大也塞不下几万口人住着，事实上他们也早已分家，在山东曲阜城内城郊四处开枝散叶。当时就根据他们搬迁后所住的地方名，命名了他们的户头。大户多达数千人，小户则只有三五百人。

得到了孔子家族的确认，自此以后孔祥熙自称孔子后人更有底气了，也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是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为了表示对孔祥勉的酬谢，得知孔祥勉是个工程人才，孔祥熙特意托人买了一份德国顶尖工程师的设计图纸，送给他参阅。

1928年时，全国已经推翻封建制度，成立共和政权多年了。 社会 上对于孔子家族后代依旧当着“衍圣公”颇有微词。

孔子死后，孔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及其后裔，就得到了无上尊荣，被历朝历代的政权不断加封，爵位也水涨船高，到了北宋时期直接成为了“衍圣公”。

除了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还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孔府占地面积广阔，名下还有不计其数的田地宅院，整个家族也因为有个好祖宗孔子，香火旺盛绵延两千多年。

在革命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晚清，“衍圣公”家族无疑是封建制度的代言人，哪怕是个吉祥物，也是站在封建制度那边的。到了民国时期，皇帝都没了，你怎么还能当“衍圣公”呢？

1935年，民国政府改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为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当然了，这是后话了。

摆在衍圣公家族面前最大的难关，从来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封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1928年蔡元培率先向孔府开火。

蔡元培丢出的王炸是 《改革曲阜孔林办法》 ，他认为衍圣公家族和民国格格不入，应该进行改革。孔家的衍圣公封号应该取消，孔府占有的广大良田和一些特权应该被收回。老蔡还算是个厚道人，提出了对孔府的财产四六分的建议，政府收回六分，留下四分养活孔府嫡系的子孙后代。

民国靠的不是什么儒学，衍圣公这个封号名存实亡，所谓的政治地位孔府也不奢望了。但是蔡元培这个动议，真是要了命了，一锄头锄在了孔府的钱袋子上。

若按照这么个改法，孔府的经济收入无疑锐减，换做是谁都不可接受，再开明的人也不行。

为了阻止蔡元培的这个提议通过，孔府不断动用各种金钱关系上下活动，但收效甚微。眼看就要接受现实了，突然天降猛男，帮助孔府力挽狂澜。

这个人是谁呢？正是不久前刚确认孔子第75代孙的孔祥熙。

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中，孔祥熙对这提案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觉得这样处理太过激进，很不合时宜。

孔祥熙为孔府衍圣公家族辩解说，他们的田地宅院都是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赏赐的，不好没收，对于孔府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压榨贫农的恶行避而不谈；孔祥熙还说，衍圣公家族是有着两千多年 历史 的大家族，受到历朝历代的尊崇。国民政府也应该这样，对孔子家族取一种尊重的态度，倘若逼得孔府上下鸡飞狗跳，会为政府招来国内外的种种非议。

经过孔祥熙的阻止，这份提案便从即将执行变成了束之高阁。 毫无疑问，孔祥熙成为了孔府的救命恩人，成为了当时孔子家族最有出息的好儿孙。

1930年的时候，衍圣公孔德成决定重新编修族谱。上一次的编修还是在乾隆年间，过去了二百多年，添丁不少，也是时候了。

当时许多孔子后人都捐钱帮助重修族谱，孔祥熙也是大手笔， 直接捐了1000银元 ，还动用自己的关系网，帮助找寻失散的孔子后人支系。

这一次的族谱修订完成后，孔祥熙的名字也正式载入衍圣公家族的族谱，在“纸坊户”这一卷当中，将近六成的版面全都用来记载孔祥熙这一支的事情。自此，孔祥熙坐实了自己是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

1943年，孔祥勉的儿子在重庆结婚，邀请孔祥熙当证婚人。孔祥熙在婚宴上说起了孔祥勉帮助自己查实身份的过往，还讲述了孔子后裔身份带给自己的尊荣。说他1937年初以特使身份出访英国，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时，当地报纸都拿他孔子后裔的身份来作宣传。

还有一幅漫画，说比起英国皇室的家族谱系，这位孔特使的家族就好比一棵参天大树，前者不过是一朵小蘑菇罢了。

不管是孔祥熙的个人说辞，还是孔子家族正式确认，似乎他孔子后代的身份都难以动摇了。

然而很多人却一直怀疑，这背后并没有什么 历史 事实，而不过是双方的利益交换罢了。

还有人觉得，孔祥熙是因为纵横商海而后官运亨通，便希望掩盖自己祖上并不显赫的过去，硬给自己找了个大家族挂靠着，处心积虑地证明自己是孔子的后代。

毕竟孔氏“纸坊户”跟孔子的血缘没多亲近的关系，而且“纸坊户”定居与山东曲阜附近，而你孔祥熙家族一直住在山西呀！

所谓的和孔祥勉核对了自己的某个先祖，谁知道是不是你俩一看族谱，看哪个合适就挑了哪个？

孔祥熙为衍圣公家族“仗义执言”，衍圣公家族投桃报李，这似乎更能逻辑自洽。此外，孔祥熙捐出去的那1000大洋， 更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属于花了钱把自己写进的族谱？

这么说，那就是孔祥熙攀附衍圣公家族这根高枝咯？

可是笔者认为，在民国时期，孔祥熙和衍圣公家族两个放在一块，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衍圣公家族是昔日的高枝，眼下最粗壮的高枝分明是孔祥熙。所以，说孔祥熙攀高枝，似乎并不合适。

倘若孔祥熙入衍圣公家族族谱的事情，确实有悖于 历史 事实而藏有猫腻的话，那么这更像是双方在互取所需。

孔祥熙位高权重财源广，缺的就是个名人后裔的光环加持。而在风雨飘摇的民国，衍圣公家族也需要一个可以紧紧抱住的大腿，以求保全整个家族的利益。

当家产的即将被没收走60%的时候，当整个家族乱作一团毫无办法的时候，一个有能力改变局面的人，不但无偿相助，还乐意当你家孙儿，谁又能拒绝呢？

没必要为孔家脸上贴金，这虽然是古往今来第一家，但孔家在改朝换代时的节操却实在不敢恭维。

比较久远的时候就不多说了，孔家的地位空前提升应该是在北宋至和二年封衍圣公时，从那之后，山东曲阜（孔家祖庭所在）先后多次被异族占据、统治，但孔家的表现如何呢？

首当其冲的是金国南侵，当时正牌的衍圣公（所谓的孔子后裔中的长房长支）携祖宗牌位南迁至浙江衢州，当时的金国统治者索性就立了留守曲阜的衍圣公近亲接了衍圣公的爵位，就此孔氏宗亲就分了南宗和北宗，而这北宗，从金到蒙元，也没见有什么帝御外辱的表现，反而衍圣公做的好好的，一度甚至出现过南宋、金、元各有一个衍圣公的滑稽局面……到了元朝灭宋，忽必烈当时把孔氏南宗和北宗叫到一起，说你们这样南北分家不是那么回事，合在一起吧，要么南宗迁回曲阜？最终才算是又回了曲阜，至于当时在蒙元的铁蹄*威之下，孔家做了多少违心之举，固然是为了生存，但这个节操，实在是碎了一地……

再后来就是清军入关。当时天下大势变幻不定，曲阜孔家衍圣公的表现简直就是“变色龙”，那是打定了主意不给朱家陪葬，李自成闯军还没进山东，孔府就已经率先改旗易帜：供奉上了大顺国皇帝的龙位，并献马献银……

只可惜，这大顺的衍圣公座位还没坐热，李自成兵败如山倒，又换了江山。这次衍圣公的表现也着实拙劣了一点，满清的“剃头令”那是满满的对华夏文明、汉人气节的侮辱，但最先响应的，却是被视为华夏儒家文化发源地的衍圣公府……而同时，江南因为不愿剔头而人头落地的老百姓，不知道有多少……

再往后，孔家就彻底上了满清这条船，以至于共和之后，张勋开倒车复辟时，衍圣公又一次不甘寂寞地跳出来，以为臂助……

所以，真要说曲阜孔府会因为孔有德是汉奸而大门紧闭，这个实在有点不合逻辑，最多也就是孔有德确实算不上能入孔氏班辈的宗亲，婉拒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四大家族蒋宋孔陈之中的孔祥熙，不折不扣的山西人，就因为班辈“祥”，能跟曲阜孔氏挨得上，生生被抬进了孔氏宗谱，成了正儿八经的圣人后裔……当然后来蔡元培试图废除衍圣公爵位、消减孔氏经济时，当时的财长孔祥熙居中斡旋，也算是出力不少。

扯了这么多，想说啥呢……孔子他老人家是很伟大，但他的那些子孙后代却未必子孝孙贤，也不过是根普通人一样的普通人而已……

所谓的节操、气节，在生存危机面前，屁都不是……

有一天，一个清朝的王爷，回京途中路过孔府，自称为孔子后裔，想要去拜谒孔庙、孔林。本来他刚被封王，感觉风光无限，自信心爆棚，谁知当他真的去拜谒孔庙的时候，不仅被扫地出门，而且还被大骂一顿，这是为何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清朝王爷的奇葩事。

今天的主角就是 孔有德，明末清初的将领，本是辽东毛文龙的部下，在毛文龙被袁崇焕斩杀后，他就带着红衣大炮投靠了后金，后来更是随着清军南下追剿农民起义军，镇压了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后来被顺治皇帝封为定南王，风光无限，但他拜谒孔庙的时候，不仅被拒之门外，而且被大骂一顿，这是为何呢？只能说孔有德太不要脸了，自取其辱。

孔有德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就是自取其辱。孔有德，辽东人，原籍山东，名中“有德”，却无德，一是为了荣华富贵，背明投金，卖主求荣，成为满清的爪牙，屠杀我汉族的百姓；二是《孔子世家谱》并没有他的名字，他却 冒称为孔子后裔，臭不要脸。

孔子或者儒家讲究“忠君爱国”，像孔有德这样的败类，却冒称孔子后裔，还要拜谒孔子，就是对孔子的圣名的辱没。孔子作为先圣，天下读书人心中的神明，孔氏后人岂能让孔有德这个老鼠坏了孔子的名声，因此不仅将其拒之门外，还大骂他冒称孔子后裔。

总之，就是孔有德这种厚颜无耻之人，当了定南王，感觉自己有牛逼了，准备去找孔子攀攀亲，提高自己的身价，顺便再装装逼，最后人家孔家根本就不稀罕他，还被狠狠地打了脸，纯粹就是找虐。各位，你们说呢？

孔有德不被曲阜孔家所接纳，唯一原因，是他虽姓孔(也可能冒姓孔)，但没有"入谱“，并非孔子的后裔。就是在曲阜，姓孔的也有内孔、外孔，真孔、伪孔之分。外孔、伪孔基本都是孔家的佃户、下人、佣人、奴仆的后代改姓而来，不能使用孔家的排辈(排行)，不入孔家族谱，就是一般上门女婿的子女，也是不能入谱的，只有同族过继的，才能入谱，因他也是孔家的男系后代。

因为曲阜孔家的后世子孙起名字都是有统一的字辈（也叫做字派）而孔有德的“有”字不在其列所以孔有德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明末清初的孔氏字辈六十四代以上只到 “希言公彦承，弘（宏）闻贞尚胤（衍）”， 六十五代以下行辈 “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字刚刚确定， “希”字可以上溯到 元末明初的五十五代，之前并无统一字辈，而50几代后裔完全可能产生若干辈的年龄差别，用字辈来判别孔有德是不是孔子后裔并不可靠也并不能成立——当然，这个逻辑并不能反过来，也就是并不是说有证据证明孔有德是孔子后裔。

再看衍圣公的政治立场，64代衍圣公孔胤植 （后因避清世宗胤禛之讳，在 历史 记录中改名衍植） 在顺治帝从盛京迁都京师（所谓“定鼎燕京”）的第二天即上表表示归顺，此表名《初进表文》，内容如下：

当然，硬要为衍圣公辩解，上述也可以说只是官样文章，只能证明衍圣公和曲阜孔氏在暴力机器面前低头，如果径直认定衍圣公及其家族死心塌地打算“为王前驱”也许过苛了， 但是，这至少可以反过来成为一个坚实的佐证：

如果孔有德真的去拜谒孔庙，假使他走公对公的路径（之所以加这么一个条件，原因后叙），衍圣公府和孔氏族人，是不会或者不敢将其拒之门外的。

再看孔有德是不是曾经拜谒孔庙？

孔有德拜谒孔庙的说法，见于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的记载：

就是说孔有德经过曲阜的时候， 不但想拜谒孔庙也想拜谒孔林，而曲阜孔氏全家（阖门此处有歧义，也可以指关闭门户）都不接纳他，还大声责骂其冒充孔子后裔。

屈大均（1630—1696）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也是抗清志士，《皇明四朝成仁录》是他不顾清廷的禁令，撰写的歌颂明末清初的抗清志士（也包括对抗李自成等义军的明朝官民）的书籍，此书中称明朝为“吾朝”，避明朝皇帝“校”、“检”、“常”等讳，其政治立场非常鲜明。

上述所引文字出自《皇明四朝成仁录》 卷四《西宁死事传》，屈大均是在歌颂孔子后裔为国捐躯之后写的这段文字，用孔子后代坚守春秋之义（主要是指贬斥乱臣贼子）来羞臊假冒圣裔的孔有德。

但仅从史料角度，这是一个孤证，身处广东、国变时只有15岁的屈大均得知此事大概率出于传闻，并不确凿。

除此之外，并没有重要的史料提及此事，因此，孔有德是否真的试图拜谒孔庙孔林还是一个疑问。

相对而言站在清朝方面立场的《吴耿尚孔四王合传》是这么介绍孔有德的：

前面之所以说假使他走公对公的路径，衍圣公府和孔氏族人，是不会或者不敢将其拒之门外的， 指的就是在清朝官方为其孔子后裔身份背书而以旨意或其他方式帮助孔有德拜谒孔庙孔林，衍圣公及孔氏族人是不敢违拗的。

即使存在孔有德私人行为拜谒孔庙孔林这种情况，曲阜孔氏闭门不接纳他，还大声责骂其冒充孔子后裔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当然，可能性不大并不代表完全不可能。 以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1648—1718）为例，在康熙帝祭孔后破格授予他国子监博士官职之时，他为“不世之遭逢”受宠若惊，准备“犬马图报，期诸没齿”；但另一方面，他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结为知交，对南明兴亡的 历史 也产生了深刻的感悟，创作出著名的《桃花扇》。

由此可见，曲阜孔氏家族至少其中个别人士对明亡清兴的体认、态度和立场是复杂而多元的的，也不排除有名义上归顺清廷的孔府人士在孔有德试图拜谒孔庙孔林的时候给予其难堪，只是，这种状态发生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而说到底，某些代的衍圣公的具体作为，对作为思想家的圣哲孔子的崇高和伟大，也并没有任丝毫的撼动。

孔有德拜谒曲阜孔庙遭拒一事是否真实存在本就存在争议。孔有德，清初著名的“三顺王”之一，原为明朝边将，明崇祯四年发动“吴桥兵变”后不久投降后金，受封恭顺王。清顺治六年，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为南明李定国部所败，自刎身亡。虽然是贰臣，孔有德对新主子还算是忠心耿耿，死得也还是颇有气节的。因此，清世祖对他也给予了足够的礼遇，谥“武壮”。两年之后，其女孔四贞奉孔有德遗骸返京之时，清世祖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员郊迎，并给予厚葬。

细心之人想必会发现，孔有德的字辈“有”和他儿子孔廷训得字辈“廷”根本不在孔子后裔“希言公彦承宏（弘）闻贞尚衍（胤）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字辈之中。众所周知，孔子后裔是有着严格字辈的，尤其是在近代之前，这个字辈是相当严格的，不是姓孔就可以随便使用的！包括近现代的名人如孔繁森、孔祥熙、孔令辉等等孔子后裔，其字辈都是非常明确的。即便是改名者如老人家的亲家孔从洲将军，其谱名祥瀛也是遵从了孔子后裔字辈的。他的公子、也就是老人家的姑爷孔令华先生的名字也延续了这个字辈。但是，孔有德的名字却不在这个字辈谱之中。因此，孔有德要么改名了，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孔子后裔。史籍中没有关于孔有德改名的记载，而且在那个时代，圣人后裔是极大的荣光，孔有德根本没有改名的理由。更何况，即便改名了，孔有德也应该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公开自己的辈分。可是，并没有。可见，孔有德的孔根本不是孔子的孔！

关于衍圣公孔氏家族，有内孔和外孔之分，内孔是孔子的后裔，外孔是同姓不同宗者和“孔末乱孔”的孔末后裔。五代十国时期，孔氏家族的家奴孔末利用乱世无人顾及孔府的机会，几乎杀绝了曲阜的孔氏后裔，俨然以孔府主人自居，主持孔子祭祀。大宗孔光嗣之子孔仁玉侥幸逃脱，长大后将“孔末乱孔”之事公诸于众。后唐明宗李嗣源查明后将孔末处死。但是，孔末的后裔却没有被杀绝，于是便有了这一支孔姓后裔。正是因为有了“孔末乱孔”事件，此后的孔氏家族对于内孔和外孔的区分相当严格。外孔又被称为“伪孔”，是不能载入孔氏家谱的，自然也不能使用孔子后裔的字辈。孔有德很可能就属于外孔，或者是同姓不同宗的孔姓，又或者就是孔末的后裔也未可知。但是，孔有德是孔子后裔的可能性应该说是相当小的。

如果孔有德拜谒曲阜孔庙的事情是真的，那么也很好理解。他本来就不是孔子后裔、又不是文臣，一个武将祭孔，除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真想不出其他理由。如果衍圣公同意孔有德的要求，无异于是变相承认了孔有德的孔子后裔身份，给予外孔内孔的身份，这是内孔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至于有人说衍圣公是因为孔有德的汉奸身份而拒绝其请求，恐怕站不住脚。但凡遇到改朝换代，除了孔氏南宗始祖——衍圣公孔端友之外，几乎都选择了向新朝投降！如果论汉奸，时任衍圣公孔胤植同样应该属于汉奸之列。以五十步笑百步，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不过，个人认为，所谓孔有德拜谒曲阜孔庙遭拒一事很可能并不存在。首先，孔有德一介武将，莫名其妙拜什么孔夫子？其次，孔有德从降清之后，一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充当着清王朝剿灭南明和其他割据势力的急先锋，哪有闲工夫去曲阜拜谒孔庙？其三，孔有德作为外孔、又是高官，他不可能不知道衍圣公家族对外孔的不待见，根本没有理由自己去找不自在、自取其辱，不是吗？至于提问者说所谓孔有德是孔子后人中爵位最高者，其本身就有待商榷！外孔虽然也姓孔，却根本不能算作是孔子后裔。

中文名：章太炎

外文名：Zhang Binglin

别 名：章炳麟、学乘、绛

国 籍：中国(晚清→民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余杭

出生日期：1869年(己巳年)1月12日

逝世日期：1936年(丙子年)6月14日

职 业：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

主要成就：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

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等

代表作品：《国故论衡》、《章太炎医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

尊 称：太炎先生

知名弟子：黄侃、钱玄同、吴承仕、鲁迅等

研究范围：小学、历史、哲学、政治、医学等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民国二年(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世凯死后被释放。民国六年(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 ，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病逝。

人物评价

　总评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国学大师，也是学者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学术与政治毕竟不同，政治方面，章太炎确有他的局限，这些局限在辛亥革命及民国初年表现得很明显。章太炎的一些主张与孙中山不同，但他仍是一位有功于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宣传家。

　 名人评价

　胡适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 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2年)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汪炳评价他是一位“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

　薛慧山说他是“权威性的国学大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先进”。

　谢俊美认为他应该是一位“有革命业绩的大学问家”。

1毕 升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时杭州人毕升首创的活字印刷，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毕升是一名普通劳动者，他的生卒年月无正史记载可查，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提到：“庆历中（1041一1051年）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等文字。

毕升是北宋时杭州著名印刷匠，他用了八、九年时间，创制了一套胶泥活字，发明了活字印刷。活字是选用细腻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小型方块，每块上面刻上一个阳文反手宇，而后用火烧硬。每个字印按用的多寡制备，多的达二十多个，以备同一字印在一个印版中多次重复使用。为便于拣字排版，活宇印按照字的韵目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是制版，按所印文字的字句段落，将字印放在盛有作为粘合剂的松香、蜡和纸灰的铁板上，四周围上铁框，放到火上加热，使粘合剂熔化，待粘合剂稍为冷却而仍有可塑性时，用一平板在字面上加压使之平准。当粘合剂完全冷却固结后，即可付印。最后是拆版，印完后，把印版拿到火上烘烤，粘合剂重又熔化，用手拂扫活字，活字便掉下，可再供排版使用。他还在此基础上研究过木活字排版。还采用两块铁板互换，一版印刷，另一版排版，印刷效率大为提高。毕升的活字印刷，包括了造活字、排版和拆版一整套完备的过程，其原理和今天铅字排印基本相同，每个生产环节，都含有科学规律。

2

沈 括（1033一1097年）

北北宋钱塘人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学者，十一世纪第一流的科学家。

青少年时随父沈周先后到过润州、泉州、开封、江宁等地，增长了不少书本外的知识，为他以后做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沈括自幼好学不倦，对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药、水利、军事、文学、音乐各个方面部有兴趣，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东京（开封）任过昭文馆编校、司天监等职，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丰富的皇家藏书。他晚年提出的用太阳历，即“十二气历”的主张，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太阳历和农历结合的人。他对传统历法的缺点作了科学分析，说传统历法用闰月的方法来调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周期，是费力又不解决问题。他为此主张采取太阳历，按十二节气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1930年，英国气象局局长肖伯纳也曾提出了与沈括相同的理论，但比沈括晚九百多年。

1070年（熙宁三年），沈括积极参加了王安石变法，成为王安石主要助手之一，担任过“权三司使”（主管财政经济），“兼判军器监”等职。

1090年（元佑五年）沈括五十八岁，住在润州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门外），撰成《梦溪笔谈》，这部巨著是他一生所学和实践的结晶。全书共三十卷，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目、六百零九条。其中涉及到科学技术的条目就有二百多条，如铜壶滴漏的讨论、凹面镜的解释、透光镜的探讨、立体地形模型的制造、指南针使用方法的经验、地磁偏角的发现等等。全书广博的内容，独特的创见，被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沈括一生中曾有两次较长时间居住在杭州，并曾到浙江察访和在秀州（今嘉兴）任职。一次是他十九岁随父返归故里，父病亡，他将父亲安葬于钱塘龙居里，直至二十二岁父丧终才离去。第二次是三十六岁时护送母亲灵柩回杭，葬于龙居里，三十九岁才返京复职。沈括四十一岁时，奉命来浙江治理水利，察访两浙，向朝廷建议兴筑温、台、明等州以东的堤堰，增辟耕地。他在考察雁荡山时，对形成雁荡山奇妙群峰的原因，首次作了科学的解释。沈括对故乡杭州寄满深深眷恋之情，在《梦溪笔谈》中，对杭州的人物事迹、科技成果、政策得失等等，都悉心记载。沈括六十五岁病故于梦溪园，临终时嘱咐后人将遗体归葬故乡杭外。今杭州市区后市街附近的沈公井巷是他的旧居。墓在距杭州市不远的安溪乡。

3龚 自 珍（ 1792 ～ 1841 ）

晚清思想家，史学家。一名巩祚，字瑟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4 方腊（？一1121年）

北宋末年浙江农民起义首领；又名方十三，睦州青溪（今杭州淳安）帮源洞人，雇工出身。

北宋末年，浙江地区遭受“花石纲”的掠夺，逼得农民无法求生，方腊利用摩尼教的“二宗”（明、暗）、“三际”（过去、现在、未来）之说，组织群众，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宣和二年（1120年）秋天在帮源起义，反抗北宋王朝，自号圣公，年号永乐，先后占领青溪县城，攻下睦州，分兵出击杭州、歙州。教徒兰溪朱言、吴邦，歙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等纷起响应，人数扩大到几十万，连续攻下杭州、歙州等六州五十二县，东南震动。方腊计划划江而守，渐图进取，十年内推翻宋王朝。

宋徽宗派童贯率军十五万镇压，起义军战斗失利。宣和三年夏，方腊率余部退守青溪帮源洞和梓桐洞，后被叛徒告密，宋军从小路攻入洞中，方腊受伤被俘，同年秋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就义。余部在吕师囊等率领下，转战温州、台州，到宣和四年夏秋间失败。今淳安县有郭沫著题字的方腊洞，方腊塑像。杭州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方腊起义的传说，留存着这些传说的遗迹，如方腊之妹方百花的点将台，方百花攻打杭城屯兵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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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权 （1 8 2 — 2 5 2 年）

吴郡富春人（今杭州市富阳县）孙权，字仲谋，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在位二十二年，江东六郡得以有相对安定的局面，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他重视农业、设立农官、奖励农事，兴修水利，还在山越地区建置郡县，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他派遣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渡海开发台湾，开拓了大陆与海岛的联系。

东汉末，孙权继兄孙策据有江东六郡。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上表请封孙权为讨虏将军、会稽太守，他屯守江浙一带，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步收罗人才，发展势力。建安十三年（208年）和刘备联合大败曹操于赤壁。建安十九年，刘备定蜀，孙权西联蜀汉，北抗曹魏，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败关羽，袭荆州人，任骠骑将军、荆州牧，封南昌侯。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自立为帝，派使者安抚孙权，封他为吴王。黄武元年（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大败刘备。黄龙元年（229年）称帝于武昌（今湖北鄂城），国号吴。不久，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以后和蜀魏时和、时战。在位期间，曾四改年号，称黄龙、嘉乐、赤乌、太元，七十一岁去世，谥为吴大帝。

富阳县城南四十里的龙门古镇，为孙权的后裔聚居繁衍之地。现在全镇一千六百多户，孙姓占90%以上，从孙氏第十九世宋奉议大夫孙仁匡一支迁居龙门后立的《孙氏家谱》推算，到1939年，孙权的后代正好是六十五世。

于 谦 （ 1 3 9 8 一 1 4 5 7 年）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这首诗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自我写照。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出生于浙江钱塘县太平里（今杭州庆春门附近），后迁居词堂巷。

明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十五岁，录取为钱塘县学生员（秀才）。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杭州参加“乡试”，中第六名举人；次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平反了数百件冤狱。以后十余年间，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山西、河南，深入民间察访，惩治贪官，严惩特殊贪暴分子；兴修水利，改良农事，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设“惠民药局”，救治百姓疾病，百姓爱戴于谦，称他为“于青天”。

于谦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上京奏事，不带一物。有人对他说你即使不带金银，也该带些土产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笑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明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刺部酋长也先分兵四路大举进攻。英宗亲率大军迎战，于谦代理兵部事留京辅助监国郕王朱祁钰（英宗之弟）。8月15日英宗兵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五十万大军全部覆没，英宗被俘，消息传来，全国震动。皇太后命拥立郕王为景帝，于谦为兵部尚书，统帅全军。于谦针对瓦刺利用英宗作为要挟的阴谋，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防守京城，抗击外敌。

瓦刺败退后，在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将英宗送回。景泰八年，景帝患病不起，英宗乘机复辟，改年号为天顺，正月二十三日，英宗复辟后的第六天，于谦被诬定为“意欲”谋反罪，遭杀害，时年六十岁。抄没家产时，家中除一些书籍外，没有值钱的东西。北京人民听到于谦被害消息，无不恸哭。于谦的遗骸暗中为人收敛，第二年运回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明成化二年（1466年），于谦长子于冕上书讼父冤，平反了冤案，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并将北京崇文门内西裱背胡同故宅，改为“忠节祠”。弘治二年（1489年），朝廷下诏，在三台山的墓旁建祠纪念，并在故居建立怜忠伺（遗址在今祠堂巷）。清嘉庆十五年（1820年），杭嘉湖道台林则徐重修了墓与祠。建国后，重修的墓碑上刻有“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溢忠肃于公墓”十八字

苏 东 坡 与 杭 州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的这首诗，使西湖愈益形象鲜明，声名远播。

苏轼是继白居易之后又一位在杭州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影响的大诗人。他和白居易一样，是来杭州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后才认识西湖的。他俩的出身、遭遇、思想、创作有许多共同点，就象苏轼自己说的那样：“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惜前贤。”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和元佑四年两次来杭州，第一次任通判（副知州），第二次任知州，先后达五年之久。他除了为抗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之外，还深深地眷恋着“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杭州山水；并用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歌，为西湖平添了几分美丽，几分光彩。这位既是诗人。又是画家的艺术大师，他的观察力是特别敏锐的。他的《饮湖上初睛后雨》一诗，把西湖写活了，一千年来成为描写西湖风景的绝唱。他的另一些描写西湖风景的小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有美堂暴雨》等，同样把一些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写得精辟入微，读来回味无穷，如“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浮云拨不开”，“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把西湖上的雷雨写得富有生活情趣。白居易对西湖的描写是一种平面形的介绍和铺叙，苏轼的西湖诗词则是一种立体的渲染、烘托和强化，达到了“诗中有画”的境界，使西湖形象更丰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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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 达 夫 （ 1 8 9 6 - 1 9 4 5 ）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小字荫生，富阳人。三岁丧父，少年时，在家乡私塾及小学读书。1911年考入嘉兴府中学堂，后转入杭州府中学堂。1912年春入之江大学预科，因闹学潮被开除，后转入杭州蕙兰中学。1913年9月，随其兄郁华到日本。1914年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同班。1915年秋，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先学医科，后转法科。开始发表旧诗，练习写白话小说。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1921年7、8月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成立创造社，9月去安庆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英文科主任。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其小说集《沉沦》，曾轰动文坛。1922年3月，去日本参加帝国大学毕业考试，得经济学士学位回国。1923年到1926年间，先后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并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杂志，8月，创办出版《大众文艺》。1929年与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同盟。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4月迁居杭州，游历浙皖山水，写有不少游记、小说，以及旧体诗，后以《屐痕处处》、《闲书》为书名结集出版。1936年2月，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去福建，任省政府参议、公报室主任。同年10月，鲁迅逝世，郁达夫去上海为之扶柩送葬。冬，应邀去日本讲学。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积极投入抗日运动。1937年参加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推为理事长。1938年3月应郭沫若之邀，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曾去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年底赴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大力宣传抗战。1941年，兼任《华侨周报》主编。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1942年1月，任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与胡愈之、王任叔等流亡苏门答腊。6月，定居小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以开酒厂作掩护，坚持地下抗日活动。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度尼西亚的丹戎革岱。

郁达夫生前在文坛上享有盛誉，作品抒发当时“时代的苦闷”，在青年中影响颇大。他一生创作小说近五十篇，散文近二百篇，均以笔调清新、抒情坦率著称。解放前，上海北新书店出版有《郁达夫小说集》、《达夫散文集》、《达夫日记》。解放后出版有《郁达夫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还擅长古典诗词，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郁达夫诗词抄》，收有旧体诗词四百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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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炳 麟 （ 1 8 6 9 - 1 9 3 6）

章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余杭人。自幼闭门读书，直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才走出书斋。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在日本时，与孙中山订交，经常往来，商讨反清革命大计；并和革命党人秦力山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历史事实启发留日中国学生的革命觉悟，在留学生中产生很在影响，促使“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等革命组织成立。1903年6月，针对康有为鼓吹的保皇言论，在上海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列举清朝专制之罪恶，直斥被保皇党捧为圣明的光绪皇帝为“载（恬）小丑，未辨菽麦”，并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在《苏报》一发表后，清政府大为震怒，勾结租界工部局，将章与邹容拘捕，造成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在狱中，章太炎英勇不屈，仍关注国事。1904年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并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在《民报》上著文抨击保皇派的谬论，鼓吹反清革命。办报之余，还举办国学讲习会，为留日学生讲授《说文解字》与诸子百家之学。1908年，《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后，就专事讲学、著述。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后受张謇拉拢，参加统一党。袁世凯任大总统后，章应召去北京，任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刺后，参与反袁斗争，曾遭软禁，直至袁世凯死后才获释。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章被任为军政府秘书长。此后，他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曾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后脱离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专以讲学为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14日在苏州病逝。著述收集为《章氏丛书》、《章氏丛书读编》和《章氏丛书三编》。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