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渤海国王:大钦茂

渤海国王大钦茂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牡丹江市第一位名人。公元737年（渤海仁安十九年）大钦茂继位，改元大兴，为渤海国文王。唐廷册封其为渤海郡王、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

　　大钦茂在渤海国的15代国王中可谓政绩突出者。大钦茂时期，渤海国大大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全面推行“宪象”唐代中原地区的政策，使渤海国封建经济、政治、文化迅速发展，成为唐代中国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钦茂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是于755年将渤海国都城由中京昌德府（今吉林省和龙市之西古城）迁到上京龙泉府，将渤海国统治中心北移。762年，唐廷诏以渤海为国，晋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检校太尉。

　　大钦茂卒于793年。他在位五十七年，这半个多世纪是渤海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渤海国作为唐朝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州”，除同唐及五代后梁、后唐中央政权、中原地区保持良好关系外，还积极发展同日本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2抗俄爱国将军萨布素

萨布素 萨布素是清代满洲镶黄旗人，1629年生于宁古塔南马场（今宁安市卧龙乡英山村）。初，清廷任萨布素为宁古塔副都统。1674年，萨布素任黑龙江省将军。1701年，萨布素卒于黑龙江将军衙门（今齐齐哈尔市），享年73岁。萨布素是清代著名的抗俄爱国将军。1685年，萨布素率领清军取得了雅克萨战役的胜利，迫使俄罗斯侵略军投降。1689年，萨布素作为清政府谈判代表之一，参与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萨布素在宁古塔任职期间，曾亲自去盛京（今沈阳市）请来铁匠、医生、画师、造纸和酿酒五大户，为宁古塔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萨布素逝世后，宁古塔流人吴兆骞曾赋诗一首哀悼。至今，被沙俄于1904年入侵宁古塔时破坏的萨布素将军墓（衣冠冢）遗址还存在。

3清代流放地中的名人

宁安旧称“宁古塔”，是满族发祥地之一，清统一东北、入主中原的根据地。清初是统辖盛京以北的重镇。宁古塔还是清代流放犯人之地，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政府为了加强东北各大驿站的管理，在宁古塔旧城（海林旧街古城）设置宁古台（康熙五年迁新城，亦称台街，即今宁安三中旧址）。

1653年（顺治十年）扬州名士，《绝域纪略》作者方拱乾因科场狱案流放宁古塔，首先带进了汉族文化。

1655年（顺治十二年）彭长庚、许尔安集团妄称睿王无功，流放宁古塔。

1657年（顺治十四年）南明隆武朝平国公郑芝龙，因其子郑成功坚持抗清，屡不受降，芝龙于其弟芝豹、子世忠、世默等一并流放宁古塔。

1658年（顺治十五年）因丁酉科场案牵累，江南名士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元堡、钱威、吴兆骞等八人携父母妻子流放宁古塔。同时还遣戍的还有方拱乾二次流放和钱德维等人。

1659年（顺治十六年）江西巡按刘宗韩，因违例责40板，籍没家产，流放宁古塔。

1660年（顺治十七年）崇祯朝兵部尚书张缙彦因“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被革职，籍没家产，流放宁古塔。

1661年（顺治十八年）济南同知杨桂吴受山东巡抚耿焞一案牵累，流放宁古塔。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吉林将军衙门将120名罪犯遣宁古塔为奴。

1881年（光绪七年）清政府撤销对宁古塔地区的封禁，大批汉民流入垦落户。

4张缙彦 吴兆骞 方拱乾

张缙彦 张缙彦于1599年生于河南省新乡县小送佛村。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进士。崇祯末年任兵部尚书。张缙彦于1646年（清顺治三年）降清后，从顺治十年至十七年任官；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被终身流放到宁古塔。张缙彦在宁古塔所写《宁古塔山水记》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山水专志，其中，《东京》一文写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情况；《泼雪泉》一文写宁古塔名泉：《杂记》一文最长，记述了宁古塔的特产和风俗民情。张缙彦在宁古塔还写了大量诗文。其散文集《域外集》最为著名。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张缙彦逝世于宁古塔。

吴兆骞 吴兆骞于1631年（明崇祯四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官宦之家，因受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江南科场案株连，于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被流放宁古塔达二十三年之久。

吴兆骞在宁古塔期间，开馆授徒，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并创造了100篇边塞诗、抗俄爱国诗及以宁古塔名胜古迹为题材的作品及咏叹诗。吴兆骞的《秋茄集》收录了其部分边塞诗作品，《北渚望月》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描写镜泊湖的诗，《上京》则是我国最早描写渤海国上京龙朱府遗址的一首诗。吴兆骞在宁古塔期间对中朝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1681年，吴兆骞赎还关内，1684年病逝于北京。

方拱乾 （1596——1667）系列安徽省桐城县人，因受江南科场案株连于1659年被流放宁古塔的明代进士，1661年赦归故里，1667年客死扬州，时年72岁。方拱乾著《绝域纪略》（又名《宁古塔》）一书，很有史料价值。

5黑龙江省第一任省长——李范五

李范五1912年5月3日生于穆棱县。1929年，李范五在哈尔滨第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修筑铁路的学生运动。

　　 1932年，李范五参加了中共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任河北省委总交通。同年加入中国***。1933年至1936年，先后任中共穆棱、宁安县委书记，吉东特委组织部长、书记。

　　 1936年，李范五被派赴苏联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殖民地问题研究院（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并兼任学生临时支部书记。

　　 1938年回到延安。在延安期间，李范五先后任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和科科员，中央情报部研究员，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队指导员，中共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机关总务处长。1945年当选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6 八女投江

1938年7月至9月，东北抗日联军四、五军主力由依兰向五常一带征战。当部队返回刁翎附近时，五军妇女团只剩下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朝鲜族）和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朝鲜族）等八位姐妹其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仅13岁。10月上旬队伍遇到敌人突然袭击，冷云等八名女姐妹被隔断在河边，同大部队失去联系。她们顽强战斗，宁死不屈，最后子弹打光，共同跳入乌斯浑河，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7 首任牡丹江市市长--李荆璞

李荆璞1908年生于宁安县沙兰镇。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反日自卫队，自己报号“平南洋”。队伍扩大后，于1932年10月成立“平南洋”反日游击队，并收编在王德林部下。1933年5月加入中国***。1934年2月，“平南洋”在宁安县城东南天桥岭的“平日坡”战斗中歼灭日军500多人，保卫了“平日坡”抗日密营。1935年2月，李荆璞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长是周保中）第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旬李荆璞任东北国民军牡丹江地区司令员。10月，东北国民军改称东北人民军自由军。同月，李荆璞任牡丹江市市长。

1946年4月绥宁省成立后，李荆璞任省军区司令员。1947年8月牡丹江省成立后任牡丹江省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李荆璞调中央工作。他曾几次回牡丹江，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欢

文|李海鹏

伊兰包托克索——三家子

世界上最后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人都已经老了，住在齐齐哈尔市远郊的一个以玉米和奶牛为营生的屯子里。早年间它叫伊兰包托克索，现在叫三家子。

屯外沃野千里，并无山河阻隔，村民们的生活却闭塞孤独。通过仅能接收到的三个电视频道，老人们能看到《康熙大帝》和《雍正王朝》一类的清宫戏。这使得他们对于大清帝国往事的认识跟一般由电视机陪伴度过晚上的汉族人并无二致：净是些老早年儿的、皇上福晋的、可资消遣的传奇故事，跟咱自家扯不上什么关系。对于本民族史上最被神圣化的人物努尔哈赤大汗，“老罕王”，他们也不怎么推崇，有的个性直爽的老头儿甚至要摇一摇头撇一撇嘴。他们打心眼儿里佩服的是毛泽东。

建屯318年以来，三家子屯一直是一个疏离于时代的村庄。早先，它的疏离是典型性的，屯中的满族家庭都在八旗的军事序列之中，在火器时代里学习骑射并每年两次到齐齐哈尔接受检阅。如今的疏离则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它的全部的非农业经济就是两家小卖店、两家只有本屯男人光顾的饭店和一辆乡村大巴。

在五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了，三家子屯的人们甚至还对耕种技术不甚了了。陶青兰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她62岁，是15位说满语者中的汉语说得比较好的一个。直到那时屯中居民还未习惯农业生活，要种黄米，就拿些种子心不在焉地随手一撒。他们还种些大豆、荞麦，一概收成欠佳，惟一丰产的是他们每个人日常需要又不劳烦太多人力的黄烟。

当来自山东的汉族人在1970年代大批迁来的时候，屯中的满族人开始面临一系列程度较浅的困境，首先是耕种技术上的，其次则是文化上的。“满族人大大咧咧，粗，不会过日子，拿土地不当回事。”陶青兰评价说，“房前屋后、荒地，汉族人逮着机会就稍微占点儿。满族人有钱就花，想吃想喝，攒不下钱。汉族人节俭，在嘴头儿上省，天长日久，过得就好了。”

屯中人尤其是陶家人，更愿意去打鱼而非耕作。打鱼是典型的满族传统生产方式。历史上的满族牧猪，也为了打仗而牧马，但从生计角度来说并非“半游牧民族”而是典型的渔猎民族，未脱初民的攫取经济形态。屯中的老人们亦都记得，“以前鱼大”，随便拿根渔叉就能叉上来好多三十多斤重的鲤鱼。陶家人尤擅此道。那时候的鱼不值钱，又没人买，只好不胜其烦地“成天炖鱼吃”。

打鱼的习惯延续至今。在夏天的早晨，仍可看到有村民在屯外的河汊里捉到了鱼，装在小塑料袋里提回来。上去问问，多半姓陶。只是，如今只有“鱼崽子”，托胡鲁哈喇氏的后人们看上去怏怏不乐。

“托胡鲁哈喇”即为满族“陶”姓的前身。三家子屯在建屯之初共有三姓，分别为计、孟、陶。计姓的前身为“计不出哈喇”，孟氏的前身为“摩勒吉勒哈喇”。在本屯的历史中，除清朝前期“当兵吃粮”外，三家各有传统性的生计：计氏牧牛马，孟氏编筐，陶氏捕鱼。

这样一个植根于满族传统的村屯如今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汉化的程度。

你甚至不能把这里看作是一个满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留地”。没有多少保留下来的东西了。在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老人当中，说得相对娴熟的又只有3人，而他们的满语水准亦不及祖辈的“一半儿”。

三家子屯小学是全国惟一一所满语小学，齐齐哈尔市和富裕县为之投资超过百万元，学校中一块不常挂起的满语牌匾和几幅写有满文的书法作品，就是全屯仅有的满语文字。学校专辟了一间教室用于“满族传统展览”，可是在全屯尽力收罗器物，却只得到寥寥几件：一柄渔叉，一只渔筐，一架纺车，一小堆儿“嘎拉哈”——猪或羊的膝骨，满族女孩的传统玩具。

满族崇尚的男子气概，向来指向从不畏惧使用武力的“巴图鲁”——借自蒙语的“勇士”。而如今呢，在如此讲究实用的生活当中，拳头再大的莽夫也只有无能的力量。陶青兰说：“谁有钱谁就横了。”

集体记忆的遗忘

三家子屯最有价值的一件“文物”，是陶家的一幅记载祖先原籍的中堂，中堂上书有殿堂，用满文写有“自长白山苏格利河宁古塔远来”。这段文字证明了三家子屯中计、孟、陶三姓曾是清初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麾下水师营的水兵下属，依据文献可查，早前曾抗击侵来的俄罗斯军队，亦曾驻扎在齐齐哈尔。

祖先们的那段迁徙经历之于三家子屯，恰如奥德修斯的旅程之于希腊，形成了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76岁的孟宪连当过团支部书记、村长，多少有点儿文化，可是还对其中的一个传说坚信不疑。当我们笑起来并表示无法相信的时候，他双眼圆睁，整个身体坐着蹦向炕里，以示他多么震惊。

“老祖宗们都是踩着狗鱼过来的，”他以陈述亲眼所见之事的口吻说，“那时候船还没发明呢。”

事实上，这一类传说恰好是三家子屯未被遗忘的极少数满族文化痕迹之一，仅仅藏在少数老人们的头脑之中。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满族文化结构在这里都已是明日黄花。索伦杆、影壁，已于五十年前消失。吃狗肉仍然是禁忌，可也有人不在乎了。

当村民们热衷于新式房屋时，他们取消了西窗，而那是满族传统房屋中专门用于崇祀祖先的地方。传统的土垒房屋只有贫穷的老年人才会居住。老人们早就发现，有的新房子里甚至连“维奇波克顺”，也就是门槛，都不要了。

15个满语者都超过了60岁，远离着年轻人的沸腾新世界。可是他们不能在与世隔绝中保存记忆。年迈使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遗忘。在7月的接连几天，一个又一个老人坐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不胜苦恼：“岁数大了，忘性大，记不住了，你们要是早几年来兴许还行。”

可是，遗忘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早在这些老人年轻时候就开始了，甚至在他们没有出生、大清国的皇帝还登基坐殿、满语还是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的官方语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满族的集体记忆在几百年间一直不断地流失着。即便是屯子里最老的满族老太太，比如91岁的陶云，其实也未曾有过哪怕一天真正的满族生活。在被问到可曾听过萨满歌曲时，她的回答是：“满族没歌。”

这位昔日的满族女孩从来没有机会聆听优美的《家神调》，即便她出生在“活化石”三家子屯：“我们在那暗楼上，向神请求，把那旧时光悄悄带走，带来新岁月。”也从没听过《海清河晏》，如何嘹亮地炫耀着大清国的文治武功和道德威严：“海清河晏，花村犬不喧，讲武训戎旃，幕府多雄健。”

也许只有汉族人才会对此丝毫不感惊讶。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历史经验：汉族像庄子所言之柔弱的舌头般长存，不能抵御虎狼之邦，却有同化的伟力；那些入侵的民族总是短暂地占有江山，却将永久性地失去自我。

三家子屯的老人们很少对满语的即将消失表示痛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经过着粗粝的生活，亦形成了粗粝的想法。“满语它没了就没了呗！”孟宪连抱持着农民式的真理，“这世上啥玩意不得没呢？”

他是“日本鬼子进来那年生的”，小时候说满语，12岁起就给人放猪。到伪满洲国时期，念了一年零两个月的书，“溥仪当皇上，净叫学日语。”15岁日本鬼子走了。听说苏联兵来了，接着***就来了。土改时屯子里打死了两个地主，是哥俩儿。哥哥是枪毙的，弟弟是棒子打死的。那时候孟宪连不觉得打死两个人怎么着，“不心疼那个”，现在一想，“不忍心”。其实屯子里才几十户人，都是“翻”话的亲戚——在屯子里，说汉语叫“说”，说满语叫“翻”。再往后翻满语的人越来越少了，他的满话也越忘越多。如今他的人生观落到了“知足常乐”上头。

每年过年，他都要给西窗边的“太太”烧上一炷香，祈福道谢。可是，他已经忘了这个“太太”是谁。

在三家子屯，对于这个画像上的女人是谁，已经遗忘了很多代了。满学家金启孮在《梅园集》中记载了晚近时代满族人对于“太太”的信仰，并认为“太太”这个叫法本身是“可笑”的。“太太”本是萨满，即满族的古老信仰萨满教中的祭司，有通灵等各种神通，通常由女性担当。如今，满族人普遍在汉化过程中遗忘了她的身份，常常模棱两可地说成“女性祖先”。

孟宪连的生活比较困顿，儿子又在去年患了重病，经久未愈。春节时，他给“太太”鞠了一个躬，却只是说：“一年了，没什么那啥的，感谢您老太太保佑，这一年顺顺当当，挺好！”

自满族以来

满学学者们更愿意使用一个略嫌冗长的词汇“满族共同体”，指称通常所说的满族，即满洲族。

“真正”的满族人其实少之又少，近于无迹可寻。若以这个民族的最初的核心组成部分即“建州女真”为标准衡量，今日的满族人中的符合者将百无其一。美国学者欧立德并不认为满族是一个基于血统的民族：“从满族这个名字确立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民族名称。”

满族人曾经是如此之少，以致在他们赢得了对明军的萨尔浒大战之后，亲明的蒙古林丹汗仍旧在信中如此嘲讽地问候努尔哈赤：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

没有任何东西曾像人口一样被满族贵族视为珍宝。努尔哈赤，这位曾经担任明国的指挥使的高度汉化的后金君主，曾经一再对将领们申明自己的战略：战争的首要目的不是攻城略地和抢夺财富，而是夺取人口。他的儿子皇太极则用一个更政治化的方法达到了扩大族群的目的。1635年，皇太极废除“诸申”的族号，改称“满洲”，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蒙古、朝鲜、汉、呼尔哈、索伦等多个民族的人口从此被纳入同一族名之下，满族自此形成。

作为血统最为“纯正”的组成部分，建州女真人被称为“佛满洲”，其他人则被称为“依彻满洲”。

三家子屯中的计、孟、陶三姓均来自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饶是如此，也只有计姓属于“佛满洲”。

在满学学者们看来，在满族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它的汉化而且有知识的领导者也曾觉察到一丝未来的阴影。鲍明在其著作《满族的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中写道：皇太极既想夺取全国政权，又不愿入关，因为想要避免辽金元入关后本族人汉化的后果。不过，一家之私欲最终超越了这一切。1639年7月，皇太极终于在一封致崇祯皇帝的信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每临变乱便永劫回归的问题：“自古天下非一姓所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

5年后，顺治登上了龙廷。一个真正的难题开始摆到了满族贵族面前。此时的满族人口仍然不过30万而已，如此微小的力量显然无法统御中国。在“扩族则亡族，不扩族则亡国”的两难选择当中，皇室制定的是一个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必然失败的策略：在两种威胁中间走钢丝，全靠即兴式的灵活来保持险象环生的平衡。

这可以解释清朝政府的政策为何总是彼此矛盾。在清代，降民、俘虏、投奔者，无论何种民族，都被满族贵族编入八旗牛录，后来每旗又分设满蒙汉固山，使得八旗变为了二十四固山，又设内务府“内三旗”，导致满族像滚雪球般膨胀，至清朝中期已经达到600万人。另一方面，满汉通婚却被禁止。对于东北，政府忽而设置柳条边禁止汉人迁入（记者注：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的一道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忽而又开禁以充实边陲。清皇室既以武力推行剃发易服，强令汉人作满人装扮，又承袭了汉族的地主——文官制度。既以儒学正统的继承人自居，又屡兴文字狱，将历朝历代文人直言敢谏的传统彻底摧毁。

其结果是，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中的活力都泯灭了，被保留下来的是最适宜忍受强权统治的部分。至晚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曾经勇武无匹的满族武官几乎成了怕死鬼的代名词，如孟森《清史讲义》所说“满族贵勋无一成材”，汉族名臣们虽勉力支撑，却难免被后人讥为奴性十足。

甚至在清朝最强盛的时代，“族”与“国”的两种危险就都已经迫近。乾嘉年间，北京的很多满族人已经不会满语。乾隆四十年，满族官员果尔敏竟然听不懂皇帝的满语，更令皇帝震惊的是，此人来自盛京。盛京将军琳宁亦不擅满语，写一份报告本地并无蝗虫的简单奏折亦全用汉语，乾隆予以痛斥，却不能改变满语日渐衰微的现实。另一方面，白莲教等以宗教名义聚集起来的农民不时起义，而“华夷之辨”，又始终都是任何一股反对势力的道义根基。

到1840年，如何保护满文化不被汉文化吞没已经不再是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整个中国尚不知前途何在。满文很快就在官方公文中消失了，因为随后掌权的慈禧太后本人竟也不懂满文。

这一期间，三家子屯中的八旗士兵越来越多地被调出作战。仅据屯中的《唐氏家谱》记载，1858年曾有士兵随僧格林沁于津沽一带阻击英法联军，1894年甲午之战还有士兵在伊克唐阿部下保卫过奉天。可是，鲜血换回的只是耻辱，再也没有人能够捍卫这个沙堡般的帝国了。

1911年，“戍卒叫，函谷举”，人数寥寥的武昌新兵彻底了结了满族贵族们268年的无解难题。

可是，满语已经用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改变了汉文化，很可能也是永久性的。东北话和北京话中的满音是如此之多，以致以它们为基础确定的普通话被一些语言学家称为“满式汉语”。举凡普通话中的近代出现词汇如“马虎”、“邋遢”等等，多有满语的借音。这种语言如此拙于思辩，却又如此灵活而深入人心，使得写作这种“满式汉语”的满族作家们比南方的汉族作家更容易获得成功。同样的还有曹雪芹，作为汉军出身的内务府旗人，汉满两族皆以为是本族中人，三百年来各自以为矜夸。

在武昌起义之时，新军就曾满城搜捕说北京话者，结果至少有1500人因说北京话而遇难。

这是漫长的仇恨历史的又一个轮回。一些著名革命者对满族人的仇恨无以复加。满族人迎来了艰难岁月。八旗是职业性的军事组织，满族人向来是家里有几副甲——有几个当兵的——就吃几份粮，清帝逊位之后遂衣食无着。在三家子屯，一个计姓寡妇联合齐齐哈尔一个何姓寡妇去了北京请愿。回家时她没能带回一分钱。紧接着军阀蜂起，又是“几人帝，几人王”。

使命不再延续

北京的满族人在历史长流中调转船头，凭借在世代京畿的优游生活中积累下来的艺术基因，开始在戏剧、绘画、书法等方面展现惊人的天赋时，三家子屯的满族人则开始笨拙地学习种田。

三家子屯作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的戏剧感，在于它建立于1689年。当时一个除了自己的家谱之外从未被任何档案文字记载过的满族水兵，托胡鲁哈喇。洪阿力及其伙伴，选择并建造了三家子屯。那也恰好正是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并通过《权利法案》、彼得一世亲政并在俄罗斯开始西方化改革的一年，世界历史向一个宏伟的新时代转折的一年。洪阿力们的小小队伍，在历史潮流中溯流而上，作为一个即将泯灭特征的民族的托孤者走向了与世隔绝之地。

三家子屯有据可查的一切，都起始于洪阿力。他听命于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帐下，在1683年到荒凉的嫩江上去阻击从4000公里外袭来的俄罗斯人。6年后的1689年，清军赢得了雅克萨城之战，中俄签定满文、俄文、拉丁文，却无汉文版本的《尼布楚条约》时，他与两个同伴一起作为水师营的兵丁获准在卜奎即后来的齐齐哈尔百里之内挑选一个水草丰美的居所作为行营之地。

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规则，选择了如今的三家子屯的所在地，距离卜奎足有95里之遥。这个距离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足够遥远。因此在其后三百年中，三家子屯始终是个偏僻之地，足以像冰箱一样保存一份满族文化的样本。

如今，石君广开始感到，祖先的奇怪的使命传到了他的身上。三家子屯的“满语小学”为孩子们开设一门浅显而且不列入考试科目的满语课程，学校有两位满语教师，均为没有正式编制的代课老师，石君广就是其中一个。他是屯子里惟一一个对满语感兴趣的中年人，过去几年中，他给村里的老人们录了10盘磁带，从“山里红”到“棒打狍子瓢舀鱼”，满汉一一对应。

他想让孩子们都学会满语，至少“能用满语对话”。至于长久的目标，他则违反语言生存规律地希望“满语这门语言能够延续下去”，尽管早就有到屯中考察的满语学者对他表示这决不可能。

已故满学家金启孮在1980年代发现了三家子屯这块“满语活化石”。二十多年间，世界各地的满学家们陆续到屯中考察。作为一门冷僻的学问，满学的研究者并不多，这种到访既不频繁也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学术结论早已确定：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没有活的满语存在。

15个满语老人之一陶云庆是石君广的舅爷，他既支持石君广，又认为他异想天开。“满族话打从咱这社会一来就不行了。老中华国那会儿的长辈翻得还行，还想捡？捡不回来啦。现在活着的这帮老人，自己会多少？我这翻话的水平，顶多我爷爷的一半。”陶云庆说，“现在打小教孩子满语，也行。可就是会个三四年，一转学全忘了，就会个零打零碎儿——饭碗、筷子！”

对于是否愿意让孩子学满语的问题，屯中家长们的普遍反应是，“咋不乐意呢？”“咱满族人学满族话还不好吗？”不过也有不赞成的，“那玩意早扔没了，学有啥用？还影响考试成绩。”

不管怎么说，这天上午，满族课还是照常上。石君广先教孩子们读切音，接近英语的连读，然后教了四个词：二、十、院子、别人。石君广每读一遍，他们就跟着大喊一遍：ZHUO！ZHUAN！HUA！GUA！

在三家子屯，比汉化更明确地发生着的是1960年代标准的全球化。村民们越来越依赖电力、柴油，全部成为了除草剂的坚定支持者。在这样的屯子里，一个满语老师受到的关注并不比一个透明人多。作为一个曾因家贫而不能读大学的中年人，他甚至解决不了自己如何转为公办老师的难题。

石君广只能在民族文字中寄托希望和怀抱。他能够讲述出的快乐只是，在书写满族文字时手腕感受到那曲线的柔滑，“像写美术字似的，有一种美感。”这番表白在粗鲁的乡村生活中显然难觅知音。他拘谨、认真，给人的印象是正在消亡的文字中寻找安慰，在孤寂中寻求温暖。

狗鱼

满语背后隐藏着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世界。关于冰雪，满语中的词汇多达六十多个，几乎每个形态的冰雪都有各自的命名。关于水的词汇更多，达到一百三十多个，从“秋水消减”、“大水响流貌”到“鱼游造成的水纹”，竟然都有单独的词汇与之对应。满族先民以其观察世界的既笨拙又细腻的方式，把野猪分为了11种，其中一年生长方牙的野猪被命名一次，三年生长獠牙的又被命名一次。由于鹿角形态变化更多，各种鹿被分门别类冠以29种各不相同的名词。

“满语是一种质朴的语言，”满学专家江帆说，“带有明显的直观性特点，但缺乏思维的抽象与概括。”

16世纪的最后一年，额尔德尼和刚盖奉努尔哈赤之命创制满族文字，借鉴蒙文字母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即“老满文”。无圈点满文使用不便，因此达海受命对其加以改造，创制了有圈点满文，称为“新满文”。达海从此被满族人尊称为圣人。可惜这种文字的寿命不过三百余年。

对于满语，乡村满语教师石君广的看法是“很好学”。与俄语相同的是，满语是纯拼音文字，怎么读就怎么写，从一个只会口语的文盲进步到能读会写并不困难。79岁的孟宪孝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孟宪孝是三家子屯中除石君广外惟一一个喜欢看满文书的人。他是屯中老一辈人中见多识广的一个，认为满语“是民族的骄傲”。以前他会说满语但不会阅读，从两年前起，开始学习一位韩国的满学教授给他寄来的《清文启蒙四卷》。不过他觉得自己很孤独。他想让儿子学，儿子推脱说，年纪大了一看书就头疼。他又想让孙子学，结果“更白搭”，孙子扔下书就跑。

如今，作为一种即将退出生活的语言，满语仍在数十万卷满文档案中存在着，记录着大清国历史上的诸多细节。对满学家们来说，这种语言至少给了他们一个了解满族人的符号系统，恰如哲学家卡西尔所说，“文字带来意义的建构”，经由满语，学者们可以了解满族人理解世界的方法。

对于满语会在何时消亡，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中心主任赵阿平给出的时限是“大约十年之内”。

三家子屯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满语为首选语言的老人不过3位，而且都已经年过八旬。他们去世之时也就是满语退出历史舞台之日。在那之后，满语将只是一种由少数学者掌握的、不用于日常交流的学术语言。

在三家子屯，生活仍旧像普通的东北汉族村落一样冗长地继续着。早上4点半到7点钟极其喧闹，奶牛忧郁地哞叫着，鹅像一队将军踱过街道，而母鸡总是贪吃而慌乱地制造出巨大的声响。6点半，太阳大了，村子才安静下来。墨绿色的玉米在风中伏低、摇摆，伏低、摇摆，像梦境一般枯燥又永无休止。于是整整一天屯子里再无生气。直到夜里9点半，整个屯子上炕睡觉。这就是一个不停地遗忘着的地方拥有的东西：现在。

在现在，一个晴朗的7月下午，屯子里的年轻人正在嫩江江汊上打鱼。满族后人们时而拉网，时而收网，忙忙碌碌地走了一箭之地，却只有一些竹签般的小鱼坚硬地钉在他们的渔网上。鲤鱼、鲇鱼、黑鱼、嘎牙子，在哪儿呢？现在，所有那些祖上传说过的大鱼，都去哪儿了呢？现在，狗鱼呢？

狗鱼，那巨大的“苟仁尼玛哥”，祖先之舟，如孟宪连所说：“再也没有啦。”

　　锡伯族的由来

　　历史上，锡伯族是个很少有人知晓、名不见经传的弱小民族，却有20多种不同的称呼和写法。如在西汉末年被称为须卜；东汉以后又被称为鲜卑、西卑、犀纰、胥纰、私比、师比等；北魏、隋、唐、宋时期则被称为室韦、失韦、失围；元代和明代前期被称为失必、失必儿；明朝后期和清代史书中，则把这个民族的族称写成实伯、斜婆、洗白、史伯、西伯、西北、席百、席北、席伯、锡北、锡卜、锡伯等。锡伯二字最早出现在清太祖实录中关于乌拉部克锡纳都督被杀后，其孙“逃往锡伯部绥哈城”的记载，以后陆续见诸于《圣武记》等史籍中。此后的史书中，用锡伯二字的越来越多，辛亥革命以后基本统一使用锡伯二字。但锡伯族家谱中仍有使用西北等字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认定民族成分时，使用了“锡伯”二字，这才有了统一规范的用字。

　　对于一个民族的名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写法，“锡伯”是本民族的自称，在用汉文译写这一民族名称时，除前述因少数民族受歧视而导致不负责任的随意性之外，还有一个翻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同音异形问题。

　　当初这个民族为什么自称“鲜卑”呢？《魏书·序纪》中记载了一个神话传说。相传锡伯族先民拓跋鲜卑，原雄踞大鲜卑山一带，过了67代到成皇帝毛时，已“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又过5代到宣皇帝推寅时，率众“南迁大泽”，即今之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湖地区，此地方圆千余里，是一个湖泊众多的沼泽地带，于是谋划继续向南迁移，但没等执行这一计划，推寅就死了。到了第七代皇帝拓跋邻时，有一位神人进言，说这个地方荒凉而又偏远，不适合建都城，应该继续迁徙。这时皇帝邻已年老体衰，无力率众完成迁徙大业，于是将皇位授予儿子诘汾，称圣武皇帝，并命其率众南迁。在圣武皇帝诘汾奉命率众南迁过程中，遇到了重重磨难，“山谷高深，九难八阻”，这使诘汾对迁都产生了动摇，正在他想停止前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头“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在前头为迁徙队伍引路。在这神兽的引导下，经过一年的时间才走出了困境，到达了匈奴故地。拓跋部人称这神兽为“鲜卑”兽，将其奉作为本部民众带来吉祥幸福的神兽来崇拜，为感其恩，以示永志不忘，遂将其图形镂铸于金属带钩之上，称为鲜卑部落带，又称神兽带，并将“鲜卑”作为了本部的名称。这是个神话传说，这类神话传说几乎在各个民族的蒙昧时期都有过，今天看来，完全可能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在海拉尔、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等广大地区有许多以“鲜卑”、“室韦”、“锡伯”命名的地名和山河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西迁伊犁的锡伯军民沿途留下了许多以“锡伯”为名的地名。如西迁锡伯军民路过的地方有被后人称为锡伯图、锡伯渡的，图是驻扎的地方，渡是渡河的河口，皆因锡伯人而得名。

　　锡伯族既不是满族的一支也不与满族同源

　　锡伯族既不是满族的一支，也不与满族同源 李力（何叶尔氏）（2001年7月）

　　一一康熙巡视吉林时对锡伯族进行严厉的集体惩罚可为一证

　　内外蒙古与清争天下的准噶尔部，康熙三次亲征将其平定。 但仍全其部；叛乱首领仰药自杀后，颁诏特赦，并命其子为一等待卫。 在对待有罪大臣的处理上也比前朝明太祖宽厚，如辅政大臣鳌拜，结 党专擅，诛杀异已大臣，直至发展到恃功欺主。“王大臣议鳌拜狱上。 列陈大罪三十，请族诛。”但康熙以宽大处理之，诏日：“鳌拜愚悖无 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没拘禁。”既 未处以死刑，也未族诛，并于康熙五十二年追赐一等男爵，恢复世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康熙对待锡伯的态度。康熙三十七年。 皇帝驾临吉林乌喇，以“锡伯兵不知法度，不象围猎之兵，风气极坏” 为由，下令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并给了严厉处分。“将锡 伯、卦尔察内补放的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不但如此，还令户 部下文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将锡伯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 逐一查明，将正身（确是本人）一并解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 “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 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配嫁”。而且连寡妇也不放 过，嗣后每年将锡伯女、寡妇，均照此查送”’。（摘自《锡伯族档案 史料》上册143页）这无异是一种灭族政策！

　　怎么会这样呢，锡伯并没有如准部那样叛乱，威胁到清政权；锡 伯部首领也不象鳌拜之所为，威胁到皇权。所谓“目无法度，纪律不 严”，充其量是一个教育问题，为什么竟至大小官员一体免职，全族 流迁，甚至诛连全族妇女！就康熙其人和他的民族政策来说，不是太 过了吗？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我的看法是，康熙说到底是一位封建皇帝，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 偏见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一一盖视锡伯为异族也。

　　沈阳市郊区锡伯族聚居村是我的家乡。那里流传一个习俗，即两 家结亲时，如招待不周，就会集体闹席“吃翻桌”’。老一代讲这是老 祖宗留下来的。传说清朝某皇帝一次赐宴锡伯首领，锡伯首领因不满 皇帝对其评价过低，招待也差，借酒醉率领与会锡伯官兵大闹宴席。 把宴会桌踢翻了，皇帝震怒之下将这名首领砍头处死。从此，锡伯族 认为是全族的奇耻大辱，为了世世代代牢记不忘，留下了吃翻桌的习 俗。

　　依此推测，这一传说，可能就是上述康熙在吉林乌喇对锡伯处罚 事件的演义。某皇帝就是康熙。另外，从其他资料也可以取得旁证。

　　乾隆二十年初，锡伯原品官员多人同卦尔察许多原品官员一 起，将六十余年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具陈将军兆惠等。兆惠等八人 为民请命，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将民意向乾隆帝做了全面奏。”（摘自贺灵、馋克立著《锡伯族史》）奏文中谈到“……三十七 年，驾临吉林时，以我卦尔察、锡伯等宴中抢饼，不知出猎行军之道， 将卦尔察、锡伯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并将锡伯等迁至盛京等地。 将我卦尔察留于伯都纳。”从这里可以看出，处罚的原因主要是“抢 饼”’。但我想，皇帝安排的宴会，炊饼能不足吗？能不敷分配吗？以 锡伯族的族规，有首领在，属下也不会去抢饼。所以我认为，传说有 一定的可信性，即评功评低了，招待较差，锡伯族首领酒后带头闹席。 康熙在盛怒的情况下，对锡伯族采取过头的、残酷的处分。而兆惠在 给乾隆的报告中，只提抢饼，意在把事态冲淡，以求开脱。再有我家 乡吴扎拉家所藏文物中，有康熙对锡伯族的“御批”。大意是；该部 能骑善射，但酗酒滋事，不宜重用。此“酗酒滋事”，恐怕即指在吉 林宴会上闹事。

　　因此，可以认为，康熙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赎出，不外想利用 其能骑善射，冲锋在前，为当朝效力。但康熙始终以“奴”’称之，实 际是二等国民，证之因闹事所受的处分，说明锡伯族既不是满族的一 支，也不与满族同源，乃一独立民族。

清朝人物

本名：栋鄂·朋春

别称：彭春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满族

出生地：辽东

出生时间：不详

去世时间：1700年

主要成就：抗击沙俄，反击噶尔丹的进犯

姓氏：栋鄂氏

旗籍：满洲正红旗

彭春人物生平

巡视东北

朋春是哲尔本之子，其曾祖父何和礼因助清太祖创业有功，为后金五大臣之一，娶长公主东果格格，死后被追封为一等公。

顺治九年（1652年），朋春袭封一等公。康熙十五年（1676年），加太子太保衔，被授为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洲。他曾参加了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战功卓著。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命朋春偕同郎坦一起率兵到黑龙江视察罗刹（沙俄）军队的形势，并赐给他御用裘服、弓矢。与郎坦归来之后上奏康熙帝那里的情况，建议康熙帝修建战船。康熙帝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在黑龙江、呼玛尔等地修建木城，调取所部兵马一千五百人前去驻守。又命尚书伊桑阿亲赴宁古塔督造战船。很快清廷提拔朋春为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北击沙俄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下诏遴选八旗军以及安置在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的福建投诚的藤牌兵，将他们交付给左都督何祐然后率领他们前往盛京，命朋春统领他们进剿俄军，以副都统班达尔沙、副都统衔玛拉、銮仪使建义侯林兴珠、护军统领佟宝参赞军务，何祐、林兴珠等人都是台湾郑氏来降的将领。

大军出发之后，康熙帝派遣侍卫关保去黑龙江传谕说：“抗俄之战兵凶战危，朕以仁治天下，向来不嗜杀。以我们兵马的精强，器械的坚利，俄军肯定不敌我们，必然会献地归诚。当时候勿要妄杀一人，让他们都能回到故土，以显示朕的怀柔之意。”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朋春带领清军逼近雅克萨城，派人前去劝降，俄军不从。清军分水陆两路，列营夹攻俄军，又将红衣大炮排列在城前，在城下堆满柴火，表示将要烧城。俄军头目额里克舍亲自到清军大营乞降，清军宽宥了他们的罪行，释还俄军俘虏，额里克舍带领着六百多人离去，清军毁掉俄军木城，还把已经归附的巴什里等四十五户以及被俄军劫掠的索伦、达呼尔百余户安插在内地。

（历史lishixinzhicom）（历史lishixinzhicom） 平叛西北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部发生摩擦，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边剿噶尔丹，以朋春与都统苏努参赞军务。苏努率领左翼的兵马，朋春率右翼兵马，到达乌兰布通。噶尔丹依山列阵抗击清军，朋春所部人马被泥淖所阻，苏努督兵冲击噶尔丹，大破准军。噶尔丹假装向清军乞和，在夜里自大碛山逃走。朋春因为此事被夺官罢职，康熙帝下令宽宥他，降级留任。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命朋春解职赴西路军前管理军队。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再次被授为正红旗蒙古都统。很快清廷就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朋春仍然参赞军务，朋春带兵出西路，在昭莫多之战中大破噶尔丹的军队。

晚年逝世

大军讨伐噶尔丹回军之后，朋春因为本队十八名护军骁骑战死之后未收拾其遗骸，下部议罪。但是因为西征准噶尔有战功，特免其罪，仍然他的保留着战绩，增注敕书。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朋春因病解职。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逝世。

彭春主要成就

康熙十五年（1676年），三藩之乱时，朋春率军南下平叛，战功卓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朋春率军攻打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一日攻下雅克萨城，将被俄军扣押在雅克萨城的中国索伦、巴尔虎族平民160多人解救出来。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率领右翼清军出喜峰口，在乌兰布通大败准噶尔军；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昭莫多截击噶尔丹的退路。

彭春人物评价

《清史稿》：俄罗斯之为罗刹，译言缓急异耳，非必东部别有是名也。初遣兵诇敌，郎坦主其事；取雅克萨城，朋春、萨布素迭为将，而郎坦与玛拉实佐之。

彭春家族成员

先祖

曾祖：何和礼

祖父：和硕图

父亲：哲尔本

儿子

栋鄂·增寿

彭春史籍记载

《清史稿·列传六十七·朋春传》

彭春艺术形象

《御前四宝》高玉庆饰朋春

窦尔敦的结局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被清军揖捕后处死，死在清军手中；

另一种是在雅克萨战役中为国捐躯。

窦尔敦前面的经历基本上差不多：杀官、造反、盗马、连环套、被擒。

窦尔敦有说是河北人，有说是山东人。原名叫窦开山，有个长兄，排行第二，小名叫个二东。由于他长得很敦实粗大，传来传去，人们就把他叫成窦二敦了。

窦尔敦这个人在正史中没有记载，《清史稿》和《清实录》中都没有他的记录。但在小说《施公案》和《彭公案》有他的事迹、京剧《盗御马》和《连环套》中他是主角。

《明清史料》及《古城瑷珲》和《献县志》等资料中谈到过窦尔敦。

窦尔敦家里比较穷，他父亲名叫窦志忠，以前参加过李自成的起义军。

窦尔敦少年时代就为地主扛活种田，他生性豪侠仗义，爱打抱不平，被一个流落民间的原闯军将领相中，传授了他武艺。

后来，窦尔敦犯了杀人罪，为躲避官府捉拿，他四处流浪，在这期间，交往了一些闯军遗部，举到了双钩绝技。

他回到家乡后，拉拢了一部分人，占山为寇，势力渐强，号称“铁罗汉”。 

窦尔敦比较强横，靠着自己的势力，屡次与官服作对，而当地官府也难奈他何。

康熙年间，窦尔敦率部劫了官银，惹出大麻烦。连累得当时的兵部大臣彭朋都被革了职。官府紧急调来军队捉拿他，被他负伤后逃走了。

清军多次围捕，都被他逃脱。

窦尔敦率领一部分手下进入燕山山脉，在一个名叫连环套的地方驻扎下来，同清军打游击。这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清军也拿他没办法。

窦尔敦又扩充队伍，逐步发展到了将近万人。

康熙二十一年，窦尔敦办了件大事。清军在燕山地区有个马场，专门饲养和培育军马。窦尔敦盯上了这里，有天夜里，他率部去抢夺了十多匹军马。这就是戏曲中的《盗御马》的来源。

清军紧急出动剿拿他。却无法攻破连环套。就派人到窦尔敦的家乡，拘捕了他的母亲。

窦尔敦是个大孝子，带了部下前去营救母亲，但被清军设伏围困，受伤被擒，他的妻子齐金凤也在清军随后攻打连环套时战死了，他母亲绝食也自杀了。

《明清史料》中记载了关于处决窦尔敦的情况：

窦尔敦被擒后遭到凌迟处死。据说他有两个儿子，次子流放到了黑龙江。

以上就是第一种结局，再说说传说中的第二个结局。

康熙二十三年，清俄因领土问题发生纠纷，镇守黑龙江的将军萨布素为了巩固边防，大力延揽人才，有人就告诉了他关于窦尔敦的事情。萨布素在京城上下打点，就免去窦尔敦的死罪，改判为流放黑龙江。

随窦尔敦流放到黑龙江还有他的次子，如今今黑河市爱辉县窦集屯的窦氏一族据说就是窦尔敦的后人。

窦尔敦和次子被流放到到了爱辉布丁屯后，萨布素将军让他负责训练军士，教他们格斗武艺。

康熙二十四年，中俄在雅克萨发生冲突，战争打响，清军包围雅克萨城。窦尔敦率领他所训练的士兵也加入了战斗。

第一次雅克萨战争，清军获胜。但清军撤回爱辉后，这些俄罗斯人又卷土重来，占领了雅克萨，重新修筑防御。

第二年，清俄双方再次开战，窦尔敦潜入雅克萨城，破坏了俄罗斯人的指挥塔楼，被敌人发现，双方展开激战。敌众我寡，窦尔敦受了重伤。

康熙二十六年，窦尔敦伤发不治，病逝于爱辉镇附近的火石山。

黑龙江将军，全称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清代黑龙江地区最高官员，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官阶为正一品，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改为从一品。萨布素是首任黑龙江将军，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行东北新政，设黑龙江行省，裁撤黑龙江将军。最后一任的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改署黑龙江巡抚。除程德全是汉人外，黑龙江将军一职都由满清宗室、旗人担任。

蒙古族和满族上层曾入主中原，分别建立了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民族各自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这些重整河山的英雄人物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满族的民族英雄。有关这位深受人们怀念的一代天骄，有许多传说在民间广为传颂。

最著名的是《老憨王的传说》。由《佛头妈妈》、《黄犬救主》、《老鸹滩》、《索伦竿子的来历》等传说组成。大意是：老憨王努尔哈赤幼年时给明朝总管李成梁当茶童，李成梁夸耀自己当总兵全凭脚心有三个黑痞子。小憨说他有七颗黑痞子。李成梁认为他是“脚踏七星”的真命天子，便有了杀心。李成梁的侍妾连夜放走了小憨。在逃跑的路上，小憨晕倒在一片草甸子里，当明兵焚烧草甸子时，黄狗出来相救，用水挡住火舌，小憨得救了，而黄狗却累死了。明兵追到山上，在危急时刻，又是一群乌鸦铺天盖地飞来，遮住了憨王的身体。后来老憨王当了皇帝。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努尔哈赤立下许多规矩，今天满族人供奉的“无事妈妈”(或佛头妈妈）就是为纪念李成梁的侍妾喜兰的。此外还规定满族不食狗肉等习俗。

《老憨王杀儿》的传说说的是在今辽宁抚顺市东的大伙房水库，原是萨尔浒村，老憨王努尔哈赤和明朝辽东经略洋镐，曾大战于此。老憨王先派大儿子去打探明军虚实。大儿子说明军人强马壮，老憨王斥其危言耸听，动摇了军心，把他杀了。又派二儿子去刺探，他回报说明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有身无首，可以击败，众兵听后精神振奋，并一举击败了明军。

从努尔哈赤的传说中，不难发现满族崛起时代的民族精神面貌，如强烈的振奋民族声望的激情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人们把努尔哈赤当做民族之魂，颂扬他的业绩、人品和才干，相互鼓舞，从而提高民族的声望，显示民族的力量。这些传说运用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而故事情节又完全符合满族崛起时的民族心理。

蒙古族中流传着很多成吉思汗的传说。其中《箭筒士(阿儿合孙虎儿赤)的传说》载于《黄金史》、《蒙古源流》和《成吉思汗传》。传说的大意是：成吉思汗远征索伦古德部，与该部落的合阑公主成亲，不思返乡。监国的箭筒士(宿卫)阿儿合孙虎儿赤受孛儿贴兀真皇后之命，前去觐见成吉思汗，设喻道：“白海青产卵于娑罗树上，以为娑罗树可靠，却被花豹恶鹰毁了巢，吃掉卵、雏；俗语说，鸿雁孵卵在苇丛中，以为苇丛可恃，却让白爪恶鹰坏了窝，吃去卵、雏。我聪睿的主上，明鉴吧！”主上问：“虎儿赤的话，你们明白吗”众臣说：“不明白。”主上自己懂得了，圣谕：“所谓娑罗树，指我的众伴当；所言白海青，乃我自身；所谓花豹，指高丽国，所谓窝、巢，指太平大邦。所言苇丛，乃广阔大国；所谓鸿雁，指我本身；所言之鹰，乃高丽国；所谓卵、雏，指我的后妃、诸子；所言窝、巢，乃太干大邦。”听了阿儿合孙虎儿赤的劝告，成吉思汗急忙返回故乡。

纵观蒙古族的历史，它崛起时正是蒙古族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蒙古族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集中而又充分地显示了它的创造力、进取气魄、团结精神，创造了永垂青史的民族伟绩，奠定了民族振兴的基础。斗争环境培养了蒙古族对民族英雄业绩的热爱和崇拜的激情，这种激情帮助蒙古族在民族内部和整个社会关系上保存自己。箭筒士敢于面谏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又能倾听谏议，虚怀若谷，正体现了这一时期民族崛起、蓬勃向上的精神。第二个传说，说明成吉思汗具有超人的武功和才干，因此众望所归。传说无疑具有想象的色彩，但是它产生的根源存在于蒙古族的历史条件之中，存在于蒙古族普遍的精神要求之中。

在封建社会时期，北方各民族涌现不少历史人物。劳动人民满怀激情地追述他们的英雄事迹，表达了对祖先的怀念。蒙古族的《满都海斯辰夫人》先后载于《蒙古黄金史纲》、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和《蒙古源流》等历史典籍。满都海斯辰夫人原是满都喇汗的小妃子，20岁孀居。满者喇汗是成吉思汗的十二世孙，在他即位前，蒙古封建领主之间一直发生内讧。满都喇汗驾崩后，亲王巴彦孟合被人杀害。巴彦孟合的儿子巴图孟合和达延汗年方4岁。在这紧要关头，满都海斯辰夫人挺身而出，抚养幼子，束发戴冠，亲自征战和执掌国事。当科尔沁的宝勒德王向她求婚时，为了延续成吉思汗嫡系子孙的汗统，抑制分裂割据的局面，她断然拒绝。表现出这位历史人物以国事为重的胸怀、坚定果决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才干。

满族流传着《萨布素将军的传说》，萨布素是清代爱国将领，17世纪80年代任黑龙江将军，抗击沙俄的雅克萨战斗中，屡建奇功。《神驱鹿绝处逢生》说萨布素被革职后，前有敌兵压境，后无粮草供应。这时他的报国忠心感动了长白圣母，她驱下一群麋鹿为士兵充饥。《萨布素买草》说萨布素的部下少付了老百姓的草钱，萨布素亲自向老人赔礼补钱。此外，还有《萨布素单骑入鄂寨》、《穆昆达教子射骑》等。这些传说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北疆各族人民保卫祖国的信念，讴歌了在反侵略斗争中不畏强敌的精神。

先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发动了反叛清廷的战争。清从东北抽调大量军队入关，以平定“三藩之乱”。东北防务，一度空虚。这时沙俄加紧了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康熙十九年（1680年），俄国成立尼布楚督军区。随后，俄军一路沿额尔古纳河，另一路沿黑龙江中下游进犯。并派俄军乘船顺黑龙江而下，直至下游广大地区。这正如康熙帝所指出的：“向者罗刹（俄罗斯），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费雅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a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后，即将战略重点转向东北边疆，加强边防建设，准备剿灭沙俄侵略军。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第二次东巡，以“三藩”平定、谒告祖陵，兼巡视边疆、远览形胜。康熙帝祭陵后，率领诸王大臣至吉林，遥拜长白山，泛舟松花江，船两百余艘，旌旗朱缨映水，采帆画鹢风轻，连樯接舰，格外壮观。萨布素受到康熙帝的召见。同年八月，康熙帝遣副都统郎坦、朋春偕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几百人，以捕鹿为名，沿黑龙江行围，直抵雅克萨城下，探明居址、地形、道里、交通。萨布素同郎坦、朋春等从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越兴安岭，行程十六日，抵雅克萨。萨布素熟悉东北山川形势，遂与郎坦、朋春在雅克萨城外“指画言可图状”b。萨布素还与随同官员察看从瑷珲至额苏里的舟行水路，以及从额苏里至宁古塔的陆路交通。郎坦和朋春回京后，奏称雅克萨易取。康熙帝鉴于以往黑龙江一带没有建城驻兵，从宁古塔出兵反击，每次都因粮食不继而停止；俄国侵略军虽为数不多，却筑城居住，耕种自给；因而造成“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c的局面。于是清廷命建黑龙江（瑷珲）与呼玛尔（呼玛）两地木城，并调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名前往驻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吉林将军巴海等奏言：“瑗珲、呼玛尔距雅克萨辽远，若驻兵两处，则势分道阻，难于防御；而且过了雅克萨，有尼布楚等城，如俄兵从水路运粮，增兵救援，更难为计——宜乘其积储未备，速行征剿。”巴海等“速行征剿”的奏疏，同康熙帝在瑷珲和呼玛尔“建城永戍”的旨意相抵牾。疏下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如所请。康熙帝以其未合机宜，命再议。他对巴海等的上述疏奏不甚满意，决定巴海仍留守吉林，命副都统萨布素同瓦礼祜率军前往黑龙江。因瑷珲与呼玛尔之间的额苏里，可以藏船，有田陇旧迹，允王大臣所议，在此建木城，由萨布素与瓦礼祜率兵驻守。

同年夏，萨布素率吉林和宁古塔官兵一千五百人，分水陆两路行进，于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地方会合，向黑龙江进发。不久，清军进至特尔德尼附近，发现一队俄军乘船顺流而下。萨布素令将俄军包围，俄军势孤力竭降。后清廷命郎坦会商黑龙江驻兵事宜。寻奏言：“额苏里于今年七月，便降霜雪。若在明年秋后移宁古塔兵往驻，恐地寒霜早，谷物不获，难以糊口。应就近移达斡尔兵五百人，在来春赴额苏里耕种，再派宁古塔兵三千人，分为三班，轮番驻防。”康熙帝谕斥道：“兵丁频事更番，必致困苦，非长久之策。”a因命在瑷珲建城戍兵，备船置炮，运贮粮食，设立驿站。萨布素即奏言：“永戍黑龙江（瑗珲）诸务，上谕周详，悉宜尊奉。”b十月，清始设黑龙江将军，以萨布素“年力强壮、文武兼通、才堪委用”a，著授为黑龙江将军。黑龙江将军的辖境，东至宁古塔西界，西接额尔古纳河，南临漠南蒙古，北跨外兴安岭。黑龙江将军与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鼎称，奠定了后来东北三省区划的建制。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受命后，即着手加强边疆防务，准备抗俄战争。

第一，建瑷珲城。萨布素经过勘察，在精奇里江口的黑龙江东岸，瑷珲河畔明忽里平寨址，建瑗珲城。城为方形，四周覆以带草的土埝，城外掘壕，壕外设栅。不久，萨布素因瑷珲城僻处江东，水上交通及公文往来均不方便，一旦有警，缓不济急，遂决定在黑龙江西岸托尔加城旧址，另建瑷珲城（今黑龙江省黑河）。原瑷珲城称为旧瑷珲。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左枕龙江，右环兴岭”b的新瑷珲城建成，遂成为北陲屏藩，北门锁钥。

第二，运贮粮食。清开辟辽河、松花江和黑龙江的水陆粮食联运，即从辽河的巨流河渡口，溯流运至东辽河等色屯（今吉林梨树县），再陆运至伊屯门（今吉林伊通县），经伊通河入松花江，顺江而下入黑龙江，再溯黑龙江而上抵瑷珲。清廷先命萨布素负责从松花江口至瑷珲的黑龙江上粮食水运，后又命其统管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水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萨布素组织吉林、打牲乌喇和宁古塔的兵丁、猎户共两千余人，将辽河流域等地的粮食水运至瑷珲。

第三，屯田备兵。萨布素根据康熙帝“我兵一至，即行耕种”的谕旨，在瑷珲等地屯田。他又调达斡尔官兵五百人，赴额苏里耕种戍守。并逐渐迁移满洲、达斡尔等官兵家口于戍地。清廷又命先后修造大小船舰及运粮船数百艘，并命铸造红衣大炮等运往瑷珲。萨布素整肃部伍，训练士卒，日习水战，操演施炮，加紧备兵，准备作战。

第四，拔敌据点。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萨布素与精奇里江一带鄂伦春头人朱尔铿格等，会同派兵扫除沿江被俄军侵踞的堡垒。他们先后拔除多隆斯克、西林宾斯克、结雅斯克，并救出被关押的人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萨布素等疏请于四月冰解后，派官兵三百人，携炮四门，以费雅喀人为向导，对黑龙江下游地区进行招抚，“不即归降，则进兵剿灭”，若敌兵“闻风先遁，所发之兵，即乘机安辑”。他的陈奏获准后，便派兵进抵恒滚河一带，俄军闻风先遁。萨布素同当地少数民族共同拔掉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侵略据点，唯余其在上游的最后据点——雅克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