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解释 1 [genealogy;family history]∶家族里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书2 [genealogical tree]∶有关一个种族的父系和母系的系统记录 补充： 详细解释 封建家族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宋史·艺文志三》：“ 司马光 《宗室世表》三卷，《臣寮家谱》一卷。”明 叶盛 《水东日记·范氏家谱世系》：“吾家 唐相 履冰 之后，旧有家谱。 咸通 十一年，一枝渡 江 ，为 处州 丽水 县丞，讳隋。”清 龚自珍 《＜怀宁王氏族谱＞序》：“由是胪而为家谱，则史表之遗也；广而为家乘，则史传之遗也。” 赵树理 《三里湾·从旗杆院说起》：“有些人听汉奸 刘老五 说过，从刘 家的家谱上查起来，从他本人往上数，‘举人’比他长十一辈。”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基本含义： 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1960年代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抬头望向照耀千古的皓月繁星的时候，是否也曾想过，多少年后，我们的后人是否会记得我们将以何提起我们该如何评价我们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国史大纲 读书笔记 ，欢迎查阅。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1

这个星期因为自己偷懒的缘故，只读了本书的第一二章，即《婚姻》《族制》二章。关于古代婚姻和族制，之前读的其他读物已有涉及，吕先生的论述则更为完整。当然，即使吕先生自述「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但是读起来还是颇有些费力。吕先生写作此书，文白夹杂，用字精准，使我读起来还得时不时停下来查查词典。此书原为编写大学教材所作，这也显示出当年的大学生与今日大学生素质之差异。

婚姻、族制二章，我每章都读了不下两遍。印象最深刻的，却不是这两章的主旨本身，而是吕先生的性别观与婚姻观。吕先生是民国时期人，论岁数当比今日青壮年男子早出生近一百年。其关于两性关系与婚姻家庭之见解，却比今日之男性(主流男性，当然也有部分女性)要先进得多。

最让我感叹的是关于离婚一节。古代(以清律为例)虽然「夫妻不相和谐而两相愿离」可离婚，但婚姻内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地位导致男性不会轻易放手，而背夫私逃还要加罪。因此，吕先生提到：「即使结婚之时，纯出两情爱慕，绝无别种作用掺杂其间，尚难保其永久，何况现在的婚姻，有别种作用掺杂的，且居多数呢」要想解救痛苦的家庭，「与其审慎于结婚之时，不如宽大于离婚之际」。

通常男子谈论离婚问题，一般都难以跳出男权视角。吕先生站在如此深明大义的高度为女子之自由辩护，读着读着，我都忍不住要怀疑吕先生是否真的是直男了。

瞬间联想到最近网上大火的「最美婚登员」，对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妇谎称「打印机坏了」，迫使其无功而返。如此举措，看似「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家庭，然而除了满足婚登员个人的道德优越感之外，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人家夫妇本就不合，回去以后该吵的还得吵，岂是因为不能办理手续便可破镜重圆的此类愚蠢的善人，其危害恐怕胜过理性的恶人。

至于结婚，吕先生则以「巴西的波洛洛人(Bororo)」为例，介绍其观点。这种人青年时过着浪漫而纵欲的生活，待到「年事较长，性欲较淡，彼此皆欲安居时」再结婚。吕先生认为这种制度较为合理，因为「人类的性质，本是多婚的」，婚姻与同居，只是为了分工合作，属于纯粹社会性的关系了。因此，让爱情的归爱情，利益的归利益，岂不两全

在这段，吕先生进一步分析道：性欲是天生的，宜宣泄不宜压抑，然而十余岁的男女经济上实在难以自立， 教育 子女也无法胜任，因此只好晚婚。有人晚婚，还有人因生计艰难而独身，此皆实为社会制度压抑人性，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对此，他给出的方案是：「将经济及 儿童 教养的问题，和两性问题分开，就不至有此患了。所以目前的办法，在节育及儿童公育，救济迟婚及独身问题」。

男女可自由结合、生育，却不用担心经济自立与儿童教养问题(交给社会分工)，这简直就是要革掉婚姻制度的命啊!吕先生进一步指出：婚姻制度是时代的糟粕。男权社会下的家庭使女子「渐沦为被保护的地位，失其独立，而附属于男子」，男子却并不因「女子在产育上多负了责任」便公道地承担起别的责任，反而「乘此机会，压迫女子，多占权利」。这一现象，即使已延续数千年，到了「今日，个人主义抬头，人格要受尊重的时代」，岂能长存

吕先生又援用当时的「新式女子」，从反面论证他的观点。他说：女子对家政生疏，顾及工作便无暇顾及家庭，恰是社会进步之表现，因为「对于家政生疏，对于参与社会的工作，却熟练了。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利的组织，将逐渐破坏;大的、公平的、博爱的制度，将逐渐形成的征兆。」

在婚姻一章之末尾，吕先生提出：「贤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我们该教一切男女以天下为公的志愿，广大无边的组织。」家庭是对妇女进行奴役的工具，在妇女觉醒后，必将被打碎——这想法简直不要太先进。到了 21 世纪，婚姻和家庭果然在发达国家显现出瓦解的前兆。尤其是随着避孕技术的发达，性欲的释放也不再需要婚姻这一庇护所，这为婚姻的彻底消灭搬走了最后一块绊脚石。吕先生真高人也!

最后再谈谈一个小细节：传统人士总认为人有成立家庭、爱护家庭、延续家庭之本能，并常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论之。然而吕先生尖锐地指出：人爱家庭，是因为后天 文化 塑造，而非先天本能。「人之爱家，乃因社会先有家庭的组织，使人之爱，以此形式而出现，正犹水之因方而为圭，遇圆则成璧」。所谓担心无后，也是因为「人总有尽力经营的一件事，不忍坐视其灭亡」，也就是前期投入太多，不忍看到之前的投入变成沉没成本而已。工业社会的独身、晚婚等新兴观念，虽是舶来品，却能迅速在中国传播起来，正说明人满足自己生活之本能，要高于建立家庭之本能。

这一论述，虽然我总觉的有哪里不对(也许他的观点缺乏进化与遗传研究的支持)，但不得不说，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啊。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2

本着了解一下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初衷翻开了这本书。全书4000多页，刚开始我是有一点发怵的，会不会很枯燥会不会虎头蛇尾

断断续续用了二十多个小时，算是读完了。盛唐以前的部分读的比较仔细，因为越是久远的历史，好像对我来说越是新鲜有趣，唐朝以后得部分或多或少都在电视里面，小说里面了解到了。

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成王败寇!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此言非虚，没有谁能阻止历史的变更演替。每一个朝代从建立到繁荣再到衰败，都有惊人的相似性。无非是一代君王残忍暴虐，或者贪图享乐不得民心之后，就有人站起来推翻腐朽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新的政权建立初期一定会吸取前一个政权失败的教训，励精图治，然后走向繁荣。然而，后续的政权继承者们，不知道先辈们打江山是如何之难，更不知道失了民心就是自取灭亡。然后走向腐败，又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然而，历史没有绝对的正义，成王败寇才是真理!华夏民族的这一片土地，经历了时代的更迭，不断地分分合合，最终都是胜利者拥有了书写历史的权利。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战国七雄当中，不是秦国实力最强劲，而且楚国，或者齐国，那结果会怎样呢那么有可能我们所记住的就不是秦始皇了，而是楚始皇或者齐始皇。但是这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可能并没有。如果在秦朝末年刘邦项羽楚汉之争时，刘邦在鸿门宴上被杀害，那么可能历史上就没有汉朝了，取而代之的是楚朝。如果明朝末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发展壮大，没有让多尔衮的清兵入关，那么历史又将改写。

所以，在朝代的更迭当中，并没有绝对的正义与邪恶，只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有在不同的立场上应该做不同的事。

岳飞精忠报国为后人称颂，岳家军威震八方，令金兵闻风丧胆。放在历史环境当中来看，当时的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即使不被北方的金国侵略，国内也会爆发反动起义。如果金兵顺利的推翻的宋朝统治，像清兵一样在中原建立政权，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又是另一种版本。

再说到近代，如果孙中山先生没有早早病逝，那么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否会是另一番局面我们现在会不会处于资本主义社会

总而言之，很庆幸我们现在生在和平年代，要知道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我们不用去面对残酷的种族斗争，阶级斗争，革命战争。兴许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兴许你只用做你自己。

除了历史的兴替之外，本书中还讲了很多历史上的名人 事迹 和 典故 。比如说闻鸡起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武牧羊，唇亡齿寒，卧薪尝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当今社会来看并不是一件难事，而且这两件事都是让我们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更加多元的最好的 方法 ，何乐而不为呢。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3

吕老爷子的这本书，让我于看到了一个大概的中国历史，虽然了解还是不深，但已经脱离背朝代表的境界，转而向上跨上一小步。忘记在哪里有看到过，吕老爷子的史料积累可以说是民国第一人，而在他对于这本书的写法以及分类来看，我对这句话深表赞同。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化史(含历代军事、政治、礼法、经济、刑志大概描述)，按照每一类别分别写好，然后再根据最原始是书籍内容来阐述这一制度在两千年来的发展。例如以兵制来说，吕老爷子就将各个时期的士兵制度在进行剖析，并抛出一个大概的优点缺点，全书未提对比，实际上吕老爷子已把自己所提倡的表现在全书中。

岔开一下话题来谈史观这个问题。对于写历史书籍的人来说，他的史观代表了他本人的看法，也就将化成内容来展现在看官眼中。例如以正史和野史之争来说，许多野史的史料采集程度与正史无异，甚至还要超过正史，如《国榷》《皇朝纪要》。“正”与“野”的区别第一个是在修史人的身份，正史往往诞生于政府委派的撰稿人手中，而野史则是非政府指定的人所修历史，因为个人角度不同的原因，所以同一件事，在两个不同立场人手下带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而往往作者会对某件事情所表达的自己想法都展现在看官面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史观端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书的第二部即政治史(当然政治史并非全讲政治，而是阐述各个朝代或国家的兴亡，因为大体围绕政治或军事，所以才称政治史)，这一个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以史为镜以史为鉴是我最推崇的，而在我所推崇的想法下面自然是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失败。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我认为始于清朝时期考据派的兴起，于清末民初的史学界百花齐放为盛，逐渐在建国以后湮灭。

我有注意到，在各个文化制度的开头，吕老爷子多引用的是《礼》、《左传》、《公羊》、《春秋》这些始于东周时期的书籍，并辅以《白虎通义》的各式资料相佐，从而建成自己的史观，并在观看历史这条长河的游客中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儒生。

儒，是一个学派，发展至今，更像是一个教派，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但它必定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思想，代表不了国人的思想，而儒家之所以盛行的原因，就是在思想所表达的忠君爱国，同时抬高儒士地位所带来的效应才会延续两千年。现在盛行的许多国学班里，让小孩子去学那些儒家经典完全是跟风，殊不知儒家到底是什么就去学，也不管学这些东西到底有有什么用，贸然划定出一个“国学”“国风”之类的东西，却又完全不表明包括哪些东西，这岂不是卖“狗皮膏药”

儒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在《说文》里面是“柔也，术士之称”，术士是什么按照东北话来说就是跳大神的，而孔子显然不是为了教大家如何去跳大神，所以准确来说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吕老爷子出生于清朝后期，在清朝时期担任了近二十年的老师，深谙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而他的角度则全站在儒家角度之上。

《白虎》是儒家在东汉时集大成的一步学说，而吕老爷子大量的借《礼》与《白虎》来评断一个朝代的优劣，一件事情的好坏，我个人认为不太好，因为吕老爷子没有将自己的观点所立足在当时，处处表现着“事后诸葛亮”的思想。

儒学起于东周，盛于西汉。秦朝是靠着法家思想才统一中国建立制度，在汉高祖到汉景帝时期治国都选用的是道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原因。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派，只有在鲁国大行，而大国多采用法、墨、兵，效果采用纵横。说到底是因为儒学不适合生存在乱世，它的中心思想毕竟是礼，古语云“宁做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它不是一个在乱世之中治理天下的法子。

在汉初四帝的道家治理之下，天下逐渐太平，才让武帝刘彻有了一个利用儒家治理的机会。在儒家的规定里，等级制是十分森严的，下级见到上级、晚辈见到长辈、子见父、臣见君等等，都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礼制，而立于最顶端的人，也就是皇帝，最享受的就是这样的待遇，所有人见他都要下跪行礼，不得僭越，否则就是奸臣刁民。

我在文化史里所看到的吕老爷子做梦都想要回到东周时期，这正与孔子的思想一样，其复礼仪、井田制思想与孔子无异，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就是最讲礼仪的一个朝代，用北京话来说就是“讲究”。但这终究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轮，在西汉时期一样有人提出复礼仪井田制，但是刘彻显然没有脑子抽筋，只采取礼仪这一项，从此以后儒家就是忠君爱国的代名词。

在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对吕老爷子的身世百度了一下，其目的就是了解他写这本书的背景，在初步浏览后，我认为吕老爷子就是一个腐儒，他的所作所为与孔子后代大几相同，即名义上讲“礼”，实际则不然，完全符合儒生特点“宽于律几，严与律人”。

周树人曾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吃人史”来简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梁启超则直接表达“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在大家的眼里看来，看待一段时期的历史先看当时的统治者，再看统治集团，之后呢再看武功，再挑有没有吸引人的地方，都看完以后就会去看其他东西。第一个是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去了解下层劳动人民的动态，无法将自己代入到那时期的平民去看那时期的生活。第二个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会自动忽略那些不感兴趣或没必要了解的资料，而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暂且用东西这个词来代替是因为暂时找不到可用的词汇。

在吕老爷子的这本书里，也无可避免的陷入上一段说的第一个泥潭。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固然不能以一本书来代替，二十四史里无论拎出哪一本史书都比这本书要厚，但是论起描述之简当然还是要靠吕老爷子的这本书。但这本书只能带给我们一种“字典”的用途。怎么说呢第一个是事情的简述，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武悼天王冉闵，其“杀胡令”大概都有了解，但是只知其表面而不知其底面，而吕老爷子的描述重点在于描写这段时期的政治以及东晋政府的懦弱，而有意无意忽略五胡十六国的动态，涉及到某些原因，这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但在人的心里自然埋下了好奇的种子，有时间了总归要去搜索一下。

现实生活的许多人都对当前生活环境有着些许不满，便在历史上来寻找东西来填补这块空白。中国向来是给古人封神，抬高长辈贬低自己的礼制社会，在我们所知的各种“圣”“神”等有一大半都是在明朝所封，正如《西游记》里孙悟空说的“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一样，所表达的都是当时平民对于自己渴望而不具备生活的向往，便会去夸赞抬高一些古人。

这事从古代就有，比如唐代的武庙十哲，现代的“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又比如《杨家将传》《精忠说岳》，云“自古能军无人出李世民之右，其次朱元璋耳”来评价古人。所以许多人都会有一个偶像，而这个偶像多半是皇帝。

热爱军事喜欢战争的人会推崇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敬佩宰相的会推崇季汉诸葛亮，大唐的“房”“杜”，宋朝王安石等。这一些都是在历史上有极大作为或推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所以会被后世如此推崇的立为偶像。

而吕老爷子自然也在书中推崇了他的偶像——(南)陈高祖武皇帝陈霸先。他更是对陈霸先评价：从来人君得国者，无如陈武帝之正者。

所谓得国之正，无非两点：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而符合两项的，唯有(西)汉与明。陈霸先夺权篡位，欺压幼帝，逼走好友，毫无得国之正可言，而在书中他对陈霸先的言辞相比于其他皇帝来说评论是相当的好。所以我在读完后立马去了解了一下陈霸先，在《陈书》上对他的记载是“倜傥大度，志度弘远，不理家产，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及长，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多武艺”，这一段就是明显的春秋笔法。

很奇怪的一点，在全书为数百位皇帝的评价中，吕老爷子对清朝皇帝评价相当的高，而对晋朝皇帝评价相当低，甚至把绝大篇幅都放在士族上，仿佛士族的历史才代表了晋朝的历史。

这本书我全部读下来，还是想说吕老爷子的史料积累是真的丰富。至于我是不是用的春秋笔法，这一点很明显。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4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研究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给出的答案是：其一，以史为鉴，指导人们 社会实践 ;其二，继往开来，陶冶人类精神品格;其三，温故知新，传承人类文化财富。而中国历史无疑是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的。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套装《中国通史》无疑是中国通史方面的一部别出心裁的佳作。

这部《中国通史》，著者分别署名为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黼。在这三位史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然属吕思勉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是有目共睹，且无人代替的。此前曾读过吕先生的《白话本国史》一书，确实受益匪浅。而蒋先生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建树也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中国近代史》也很精彩。而本人读书有限，对张荫麟先生的作品不甚了解。而这部《中国通史》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将三位大师的作品拼凑起来，对中国历史的复述中，总有一个目标指向在当代中国，这实际上反映出三位作者在写作中国历史之时，正处于兵荒马乱的民国“乱政”之下，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透析，始终有一个面向，是希望从历史中寻找到民族振兴的 经验 与教训。

此外，本书编辑天衣无缝地将三位史家的著述缝合到一起，给人浑然一体之感，整部书读起来酣畅淋漓，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底，一般读者可能感觉不到这是三个人作品的组合，这也足见编辑的功力和良苦用心。而在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或者更新换代的时候，编辑们也在空白处用简洁明了的语言，短短几十个字就概述了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各国的发展情况和重大历史事件，使读者在以时间为纵向维度了解中国历史的同时，也能够对世界历史有一个横向维度的把握，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突破。

一部通史，通古通今通天下，知兴知衰知兴替。短短的三册书二十八个章节，系统的讲述了中国古今发展，从文明之处的民族起源到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再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内容丰富、全面而且详略得当，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事件和小转折，所诉之事均有历史材料做依据，这也是三位先生有如此成就的基础，就是对历史的态度十分严谨，不是模糊猜测，得过且过。而对于有争议的地方作者指出也都点明了，这些争议也许会随着更多的史料被发现而得以解决。

吕思勉先生在序言中写道，“其浅陋误谬之处，务望当代通入，加以教正。”这就是大师风范，谦逊，睿智，坚守。而蒋廷黻先生则写到：“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们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这就是大师们在民族危急时对社会的思考，对国家和人民的担当，并肯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世人的理想而奋斗终身。虽然他们“武不能上马安天下”，但他们全力尝试着“以文用笔定乾坤”的信念来拯救这个民族。也许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做着伟大的事，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着对的事，他们希望“微薄”之力以兴民族。我们常说拥有匠人之心，也许终其一生只做愿意做的事，只做对的事，对得起自己读书时许下的愿，对他们来说，就比任何事都要重要。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5

以上几本书中，钱书写于1939年，由在西南联大授课的讲稿整理而成。彼时日寇气焰正炽，国家命运悬于一线，钱抱着“写中国最后一本通史”的悲壮去写史，钱书文采飞扬，感情激荡，既立足高远又一针见血，确实是千古之书。美中不足的是有些地方稍微有些主观，且钱本人立场保守，一些史论显得迂腐，有类司马光的“臣光曰”，且行文文白交杂。钱曾立遗嘱，其书版权未公开之前，不得出简体横排版。故至今钱书只有繁体竖排版，书中异体字满天飞，对一般普通读者是障碍。

吕书其注重历史材料的串联和考证，故吕书其耐读性较差，尤其是《中国通史》，腰封上吹得满天飞，买回家一看一般读者必然不会喜欢。吕书中国通史体例也与众不同先上篇是按“婚姻”、“族制”、“经济”等专题写的专史，非常专门，占全书的五分之三强。下篇是中国政治史通讲，很简略。故只想读一本中国通史，不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吕书不是最优选择。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其实是非常适合普通读者的。文采不输钱书，客观不输吕书。张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具体的上网可以看。张留过洋，有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点，故其书气象开阔博大，文字清顺流畅，简约而不简单，易于理解而不媚俗。可惜张写到东汉张荫麟即病殁。可惜! 陈恭禄的最近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当年跟陈寅恪号称“二陈”，可陈恭禄的专长似乎在近代史，他写的通史有点类似讲话稿，而且一大半是他学生整理而成的。 缪凤林的书是胶版，书脊容易开裂。读完感到新观点很多，至今让人有很多思考。可惜此书文言味较重，有时用词很古怪，不擅长文言的可能会读得很辛苦。

近年来，港台的中国通史类著作也纷纷流入大陆，今天我们也能见到一些。这里距几种。一种是傅乐成主编的《中国通史》，一套七本，一般人坚持也能读下来。此书图文并茂，文采也不错，可是似乎书中体例、观点等诸方面未能一致，其中有些作者还是在读研究生。一种是傅乐成本人写的《中国通史》，此书则考证味较浓，注释大段大段，书中仅仅提供历史材料，不提供可供参考的历史观点。对于没有形成自己历史观点的读者来讲不合适。还有一种是李定一《中华史纲》。虽然腰封上吹牛，“比钱穆《国史大纲》客观，比吕思勉《中国通史》生动”，书中讲到明太祖，通过几个不讲背景的例子便断言朱元璋心理变态，客观在哪里而且此书还具有一种搜集轶闻、拘于小节的倾向，很多地方会讲一些很具体的历史小细节，而这不是通史的任务。 还有港台的邝士元写的《国史论衡》，资料汇编吧，错别字很多，很膈应人。 外国人写的中国通史很多不堪一读。如黑格尔世界哲学演讲录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幼稚得可以;世界史名著《历史研究》、《全球通史》等关于中国的部分，真心只适合对中国一点儿不懂的外国人读。这里着重介绍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和《剑桥中国史》。 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一个习惯，以论带史，即先有立论见解在先，然后有逻辑推演。《中国的历史》中非常鲜明地反映了这个特点。第二本《殷周春秋战国》作者真是突发奇想，说《春秋》三传是，《春秋》三传是为“下克上”当权贵族捉刀说项，等等。读完在感叹荒谬绝伦之余，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敢想、敢写。读读启发人也是很人 想象力 的。还有就是作者会脱离历史叙述，开始大讲自己某次在中国考古经历的见闻，大有小说写法中的“元小说”风味。总体而言，不能当真，读此可以明白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和日本人的思维习惯，若希望读此可以窥得学习中国历史门径，只能是缘木求鱼。

《剑桥中国史》本来共16册，出了十几年还未出全。此套书薄古厚今思维非常明显，越近篇幅越长。作者都是一流的汉学家，相比日本人而言比较克制，注重史实，有一分说一分。缺点是因为是翻译过来的，不免语言欧化意味较重;篇幅较大;有些篇章较为专门、冷门;各章节间不连续、相互割裂，各章之间体例也不一致。总体而言，比日本人写的优秀多了，作为中国通史入门书差强人意。

官方出了一本《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实话实说，这本书的绝大多数地方写得还是非常客观、易读的，私货几乎没有。刚开始我也非常奇怪，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才体会到，此书的出版大约是真想竖起一面镜子吧。写作优秀的中国通史读本，其实是要多人合作的。司马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每个历史学家擅长的方面不一样，只有多人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写出一流的作品。这本书由多人合作写成，几乎没有个人风格，然而这本书能不能超越“国史四大家”之钱、吕的通史，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在这个平庸的年代，大家都“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 所以严格地讲，今天我们还没有一本对普通读者来说接近完美的中国通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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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通史》读书笔记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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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清末，习惯上认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两宫西狩、签订《辛丑条约》开始到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为止。民初，习惯上是从1912年1月1日民国建立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止。但是更多的把1900年全年和1920年也算作清末民初，因此清末民初时间段定义为1900—1920年。这样定义是指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两宫西狩，清王朝从形式上失去了全国的法统，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属于革旧立新。所以称之为清末民初。从1921年也即民国十年开始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二、三十年代算民国中期（1921—1939），所谓黄金十年时期。晚清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兴起。所以清末民初是指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到民国九年（1920年）。

史修成保存的《史氏宗谱》是清末民初时期由宝堰史氏55世孙起达公和起凤公倡议主修，后由56世孙施杰公和施坤公承修。前后共用十余年时间。民国三年（即公元1914年）正式印刷出版，属线装木刻版，共6卷本。家谱中主要记载了史姓的溯源和宝堰史姓由何而来；历代史姓先祖的传记、赞文和遗像；史氏诰敕；史家词训；史姓一世祖到五十九世的年表和世系图等内容。

据研究，宗谱上面对宝堰史家的由来记叙甚详。据载，史氏始祖当推西汉时的史丹，他曾封为武阳侯，传数世有孙辈史崇被封为溧阳侯，为江南史氏第一世，居溧阳之埭溪。五十世数千公于康熙年间迁至宝堰东庄。数千公到宝堰后，后代以耕读为主，或有从商或手工业者，皆为普通百姓，未有显贵者出现。

宝堰史氏子孙以五十三世到五十六世最盛，其时正当清嘉庆、道光之时，也即1800年至1840年之间，鸦片战争之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由这一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宝堰史氏处于鼎盛时期。其后随着清政府腐败，经济发展缓慢，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政局动荡，史氏人口于是锐减。

记者在老宅也看到了《史氏宗谱》，虽然距今已有百年历史，还经历了“十年动乱”，能保留到现在，仅一个角落上被老鼠咬了一口，实属不易。据史修成介绍，这本家谱是他从家中其他史姓亲戚家处购买来的，他家原来也有一套，因文革时怕受牵累，被他父亲烧毁了。这本家谱是史姓旁支的一位伯母保存下来的。伯母没有生养，而是抱养了一个孩子，为了证明自己的孩子也是史家后裔，于是伯母就想尽办法要将这本族谱保存下来。当时，伯母将族谱放在一个木盒中，然后藏进墙里，拿出来的时候发现被老鼠咬了一个角，还算好。

上世纪70年代，史修成回老宅的时候，被伯母喊到一边，告诉他“藏着一样东西”，因为伯母和她儿子的文化不高，看不太明白，于是就将族谱给他看。或许是伯母也觉得要让文化人来保存比较好，史修成告诉伯母“你放心，我会当个宝贝一样好好保管，让它能够在史姓的后人手中延续下去”。

宝堰史家老宅，坐落于宝堰下桥，是宝堰古镇保护相对完整的古式民居院落，属徽派与苏扬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代表。老宅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由于年久失修，有倾覆之虞，经史家第五十九世孙史修成提议，家人集体商议后，本着“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去年全家族集资对老宅进行修缮，恢复其原有风貌。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一方面，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我们的一种历史心理，培养了我们的一种历史情感，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徘徊在历史的长河中，揣摩和品味历史；另一方面，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往往给我们以教训和警示，使我们能够从历史事实中把握规律，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在数以千万计的史书中，由史官编撰的正史记录了一个朝代的兴衰。由地方志编纂，记录一个地区的演变的是地方志；家谱是记录一个家族的迁徙和发展的家谱。

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同时，家庭又是家族的一个分支。一个伟大的家族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一样长，而记录这个家族漫长发展的家谱，也因为历代人的不断修订和编纂而历史悠久。一部家谱，从家族的兴起、繁衍、派遣、迁徙，到家族历朝历代的英贤、家规家训、宗庙、诗书，几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人，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充分反映了家族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中国有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史，历史悠久，其中宗法制对中国历史的传承有着深刻的影响。

据说中国的母系社会比较长，在这个漫长的母系社会中，古代人 "知母不知父"，也就是母权制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在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逐渐取代了母系社会，并最终确立了父系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父亲的地位不仅如此，而且可以娶几个妻子，即 "一夫多妻制"，这又造成了许多妻子的子女在任职期间对社会的影响，这就成了地位的不同。

楼主说的可能是《玉牒》，即皇帝的家谱，清代玉牒的内容很难见到，清朝皇室玉牒重达115公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2600多册玉牒，详细记录了清朝历代所修的皇族人口及宗法谱系，堪称无价之宝。

现将玉牒的介绍附上。

清 代 玉 牒

皇族的族谱称作玉牒。清代玉牒，即清代皇族的族谱。

中国历代王朝，均修玉牒。可惜清代以前各王朝玉牒，均未流传于世。清代玉牒是唯一完整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各类玉牒二千六百余册，辽宁省档案馆也保存大体相同的一份。这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于清代的典章制度、宫廷历史、皇族户籍，以及人口学，谱牒学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纂修族谱，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修族谱，始终是豪门望族维护其族权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用以正名分、别远近，并作为承袭爵产的依据。而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更将纂修玉牒视为关系王朝政权统治的一件要事。每逢修玉牒之年分，即设立专门机构—— “玉牒馆”，并由皇帝钦派大员充任总裁，专司其事。

清代玉牒的纂修及其规则

顺治十二年议准，玉牒每十年纂修一次。但实际情况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因计算方法不同，将上届纂修之年计算在内，所以每次纂修递减一年，实际只隔九年，乾隆朝才改为不计算上届纂修年分。还有两次例外情况：一是乾隆七年重修后，应十七年再修，但事隔五年，即乾隆十二年又提前重修一次。再一次是清朝被推翻后，溥仪小朝廷于一九二一年最后修了一次玉牒。从顺治十八年初次纂修玉牒开始，有清一代，共修玉牒二十八次。

每次修玉牒，要用红笔在上次玉牒末尾添加上新生者，在修上次玉牒后死亡者，要用墨笔将红名改为黑色，即史书上所言 “存者朱书，殁者墨书。”从现存玉牒内容分析，后期所修玉牒较比前期内容要多些；两次玉牒纂修时间相距愈近，其内容差别就愈小。例如以光绪、宣统年间所修各次玉牒相对照，除每次在末尾增加几个新名和个别红名改黑外，内容基本一致。

玉牒修成后，要举行隆重的恭贮仪式。顺治十三年题准，将玉牒缮写三部，皇史窚、宗人府、礼部各藏一份。乾隆二十五年改为缮写西部，分别存于皇史窚和盛京。送贮之前，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于宗人府搭设彩亭，用黄盖龙旗仪仗，乐部奏乐；玉牒馆总裁率纂修官员，俱穿朝服，恭奉玉牒，行三跪九叩礼，满汉文武官员于午门外跪迎；皇帝阅毕，内监捧出，再由王公于太和门外金水桥跪送，彩亭由东华门出，护送至皇史窚。玉牒送贮盛京，除了送行时仍用隆重礼节外，还要求所经地方，设彩棚奉安；出山海关后，盛京将军派官员率满洲兵丁护送，地方文武官员，俱穿朝服出郭跪迎跪送，至崇政殿陈设后，再送往敬典阁恭贮。

清代玉牒的纂修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并充分反映了封建的纲常伦理，它表现在皇族命名、排列顺序及编修方法等多方面。

顺治九年规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由各旗首领、族长亲加查询之后，于每年正月初十日前造册报送宗人府，分别载入宗室黄册和觉罗红册。后因皇族人口剧增，乾隆二十九年又改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每三月一次，一年共分四次，查明造册报府，再由府详查注册。凡生子不报，以有作无；或本无子嗣，捏名抱养，以无作有，不但本家要被治罪，连负责官员和族长也要承担罪责。

在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在宗室玉牒中，以带系为统；按照辈分为序，每一辈首列皇帝，自近支推及远支。皇帝之名，必须避讳，玉牒中凡出现皇帝名字之处，必用小块黄绫盖住，以表敬重。多数情况只写皇帝年号或庙号，而不直书皇帝名字。

清初满族刚入关时，尚保留其固有淳俗，命名不排字辈。康熙朝开始，排字辈命名，皇子第一字皆用“胤”字，第二字皆用“示”旁；皇孙第一字皆用“弘”字，第二字皆用“日”旁。以后乾隆又在弘字辈下，亲选“永、绵、奕、载”四字，依次命名。道光又在载字辈分下，亲选“溥、毓、恒、启”四字，咸丰又在启字辈分下，亲选“焘、闿、增、祺”四字。所以，清代从雍正始，其辈分用字顺序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但这些字，“只有近支宗室，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即不得依此行辈。”1 所谓近支远支，是依与皇帝关系之亲疏而定。近支指皇帝的直系本支，当朝皇帝兄弟之子女，即皇侄，也算近支；其余宗室，皆为远支。当然，觉罗更在远支宗室以外，只能算做皇族中的沾亲带故者。嘉庆初年，因绵亿违反近支宗室命名规定，私用“金“字偏旁为长子取名“奕铭”，次子取名“奕镰”，遭嘉庆谴责：“自同疏远，是何居心？伊既以疏远自待，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近差事，不便交伊管领。”除将“奕铭”、“奕镰”分别改名为“奕绘”、“奕演”外，还命绵亿退出乾清门；革去领侍卫内大臣、管围大臣职务，处分可谓相当严厉。为了避免近支宗室自行起名的混乱现象，嘉庆七年又特降谕：“朕之亲兄弟，其子孙俱朕命名。”2 这样，不仅诸皇子，连诸皇侄也都要恭候钦定赐名了。

近支宗室名字在满文的书写上，也要特殊。满文系拼音文字，不像汉文可用同音字区别尊卑，而只能从拼写方式上加以区别。近支宗室人名，满文可以单拼，远支宗室、觉罗直至普通满族人名，满文必须连拼。乾隆二十五年特为此事通谕八旗：“嗣后满洲字名字，俱行连写，如有复行单写者治罪，至宗室等名字，单写者多，然近派宗室名字，尚可单写，远派宗室，亦不可如此单写，此亦是分别尊卑之一道，著通行传谕。”3

还应指出，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满族汉化，还在满族人命名上作了严格规定。满族人用汉字命名，不准用汉姓，名字只准用二字。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帝接见满保之子满吉善，当即训斥：“满保之子，竟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并亲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嘉庆帝有一次发现题本内有满族人名清永泰，和坤保，当即将和坤保之名改为和保，清永泰之名改为永泰。因此，查阅玉牒上人名，汉文名字均为二字。当然，满文名字译成汉字对音，则不受此限制，如明安达礼、托莫尔欢、多伦泰。不过满族人起汉名，只准用二字，而满族人命名又偏爱用“安、泰，福、永、全、保，和、富、贵，崇、厚、裕、禄、常，荣、龄、桂、祥”等表示吉祥之意的汉字，结果造成同名者甚多。康熙三十二年规定：“王以下闲散宗室以上，一有同名者，令卑者、幼者更改。”乾隆也曾感叹“今官员兵丁内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此皆该管大臣平素并不留心，一任属员兵丁等率意命名所致。”为此谕令各部、八旗、内务府查明，宗室觉罗旗员兵丁内，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俱著更改。尽管如此三令五申，但同名者仍时有所闻。嘉庆十一年，又发现昌吉县知县景安与湖南巡抚景安同名，立即谕令前者按满文语气改名。清末民初，满族语言习俗多已改变，相率改满姓为汉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富察，氏改姓“富”，“那拉”氏改姓“那”或“纳”，“扎思胡里”氏改姓“扎”。清王朝被推翻后，大部分清皇族也改了姓，一部分改姓“赵”，取百家姓第一姓；一部分改姓“金”，取“爱新觉罗”本义(“爱新”，满语意为“金”)；“觉罗”，满语意为“国族”)。

清代玉牒的种类及其特点

从编修方法上看，清代玉牒分为直格玉牒和横格玉牒两大类，直格表示辈分、横格表示支系，记叙方法虽大不相同，但各有所长，互为补充。

直格玉牒每页画十六行竖格，一般一至二格记载一个人名项，反映同一辈宗室觉罗男女的详细情况，原则上每一辈修订一册，但也有几代合订的特厚玉牒。直格玉牒包括有宗室子孙直格玉牒(亦称列祖子孙直格玉牒)、觉罗子孙直格玉牒、宗室女孙直格玉牒(亦称列祖女孙直格玉牒)、觉罗女孙直格玉牒四种，其格式大同小异。前西种记载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胤字辈)、高宗(弘字辈)、仁宗(永字辈)、宜宗(绵字辈)、文宗(奕字辈)各代皇帝及同辈宗室觉罗子孙情况。穆宗与德宗是同辈人，所以都收在载字辈玉牒中，再加上溥字辈、毓字辈、恒字辈玉牒，共体现十三辈人名。记载内容包括姓名、封爵、授职、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妻妾姓氏及岳父姓名职衔等。皇子还记有封谥等情况。而有关皇帝的记载尤为详细，通常要占去二、三页，除上述各项外，还包括被立为皇太子年月、即位年月日，谥号庙号、生母姓氏及其徽号，以及后妃的晋封情况。但是，并非所有后妃都能载入玉牒内皇帝一栏中。道光十七年以前，后妃生有子女，才准载入玉牒；道光十七年改定，皇后无论有无子女，俱著载入玉牒，皇贵妃以下生有子女者载入，无子女者概不载入。这样，既体现尊卑有别，也符合“母以子贵”的传统观念。

男女不同册，宗室觉罗女子，单修宗室女孙直格玉牒和觉罗女孙直格玉牒，其内容记载也比子孙玉牒简略，只包括封号、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外祖父姓名职衔、成婚年月及夫婿姓名职衔。女子名字不准书于玉牒。玉牒中只能写某某第几女，以示区别；有封号者可将封号署于下面。

横格玉牒，其形式为每页画有十三行横格，每横格代表一个辈分，辈分最高者写于卷首第一横格，其子孙后裔依辈分递降。内容记载极为简略，只有姓名，职衔，封号。横格玉牒同样也包括宗室和觉罗两种，帝系和星源集庆可算做宗室横格玉牒的附类。

宗室横格玉牒记载了从显祖到文宗各代皇子的后裔情况(文宗以后的几代皇帝均无后嗣)。每一皇子为一支系，显祖、太祖每一皇子支系单修一册，太宗第十至第四子合修一册，第五至第十一子合修一册，世祖以下，便是每代皇帝所有皇子合修一册，但仍按长幼顺序，各成支系，不相混淆。宗室横格玉牒不记载皇帝本人情况，皇帝直系，单独编成帝系玉牒，自肇祖原皇帝起，至当朝皇帝，按照辈分为序，每代皇帝及其皇子为一页。 “星源集庆”实质上也是一种汉文宗室横格玉牒，但只记高宗以后各代皇帝的子女后裔情况，实际上只有四代，所以范围很窄，其装帧为经折式，也与一般玉牒装帧不同。

觉罗横格玉牒则记载了兴祖、景祖各子的后裔情况(不包括兴祖第四子景祖觉昌安和景祖第四子显祖塔克世)，也是一子一册，单成支系，其版本格式均与宗室相同，只是封面及包装均为红色。

皇族女子不载入横格玉牒，只能载入按辈分编修的直格玉牒。

清代玉牒具有两大特点，在内容上，有宗室觉罗之分；在文字上，有满汉文之分。

清代皇族，奉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换言之，对兴祖、景祖的后代，称为“觉罗”。据玉牒序言内称：“兴祖、太祖、太宗时，未论世代远近。顺治时，以兴祖长子德世库，次子刘阐，三子索长阿、五子包朗阿、六子宝实，景祖长子礼敦巴图鲁、五子塔察篇古等子孙，因其世代相远，出宗室为觉罗。”4可知清代皇族，由顺治年间起，根据与开国皇帝清太祖关系之远近，而分为宗室和觉罗两大支系。宗室腰束金**带为标记，又称黄带子；觉罗腰束红带，又称红带子。而清代玉牒，同样也分为宗室玉牒和觉罗玉牒两大类，前者封面为**，后者封面为红色，以示区别远近。

清王朝本满洲贵族所创建。满族为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统治疆域辽阔。清初局势复杂动荡，统治未稳，清廷对于汉官，不敢轻信，其前期重要文书，俱用满文书写，不准汉官参与。修玉牒也是如此，故顺治、康熙两朝所修玉牒，仅有满文。雍正元年，才批准增设汉主事二人，于进士内遴选，经皇帝引见后，补授职官。以后每年宗室觉罗子女开列送府时，即以满汉两种文字造入册籍。因此，清代玉牒，除少数前期者外，基本上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其格式内容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