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后人现在取名，正式订出行辈是在明朝：明初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这样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为十个字，即：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后清代为避帝讳，将弘改为宏，胤改为衍）。：明天启年间，这十个字已不够用，由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荫植)奏准。后续二十个字即：“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辈是“钦”字辈。因此，不少孔氏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这并非是孔氏传人一直使用的，而是在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作为孔氏后裔行辈的顺序的。 在此之前，孔子家谱非常繁芜[3]，这个取字方法比先前大大简化，又经皇帝提倡，使得中国其他大家族谱系的也开始效仿这种方法。

世系

卌七世祖 黄帝轩辕氏

卌六世祖 少昊金天氏(玄嚣)

卌五世祖 蟜极

卌四世祖 帝喾高辛氏

卌三世祖 契

卌二世祖 昭明

卌一世祖 相土

四十世祖 昌若

卅九世祖 曹圉

卅八世祖 冥

卅七世祖 振(王亥) 王恒

卅六世祖 上甲微

卅五世祖 报乙

卅四世祖 报丙

卅三世祖 报丁

卅二世祖 主壬

卅一世祖 主癸

三十世祖 商王成汤(太乙)

廿九世祖 太丁 商王外丙 商王仲壬

廿八世祖 商王太甲(太宗)

廿七世祖 商王沃丁 商王太庚

廿六世祖 商王小甲 商王雍己 商王太戊(中宗)

廿五世祖 商王仲丁 商王外壬 商王河亶甲

廿四世祖 商王祖乙

廿三世祖 商王祖辛 商王沃甲

廿二世祖 商王祖丁 商王南庚

廿一世祖 商王阳甲 商王盘庚 商王小辛 商王小乙

廿一世祖 商王武丁(高宗)

二十世祖 商王祖庚 商王祖甲

十九世祖 商王廪辛

十八世祖 商王康丁

十七世祖 商王武乙

十六世祖 商王文丁

十五世祖 商王帝乙

十四世祖 商王帝辛(纣) 微子 微仲衍

十三世祖 宋公稽

十二世祖 宋丁公申

十一世祖 宋闵公共

十世祖 弗父何

九世祖 宋父周

八世祖 世子胜

七世祖 正考父

六世祖 孔父嘉

五世祖 木金父

高祖 祁父

曾祖 防叔

祖父 伯夏

父 叔梁纥

孔子

子 孔鲤

孙 孔伋

曾孙 孔白

玄孙 孔求

六代孙 孔箕

七代孙 孔穿

八代孙 孔谦

九代孙 孔鲋、孔树、孔腾，汉高祖刘邦封孔腾为“奉祀君”

十代孙 孔忠

十一代孙 孔武

十二代孙 孔延年

十三代孙 孔霸，汉元帝封为“褒成侯”，赐食邑八百户。

十四代孙 孔福，汉成帝绥和元年封为“殷绍嘉侯”

十五代孙 孔房，褒成侯

十六代孙 孔均，褒成侯

十七代孙 孔志，褒成侯

十八代孙 孔损，褒亭侯

十九代孙 孔曜，奉圣亭侯

二十代孙 孔完、孔赞，褒成侯

二十一代孙 孔羡，宗圣侯

二十二代孙 孔震，奉圣亭侯

二十三代孙 孔嶷，奉圣亭侯

二十四代孙 孔抚，奉圣亭侯

二十五代孙 孔懿，奉圣亭侯

二十六代孙 孔鲜，奉圣亭侯

二十七代孙 孔乘，崇圣大夫

二十八代孙 孔灵珍，崇圣侯

二十九代孙 孔文泰，崇圣侯

三十代孙 孔渠，崇圣侯

三十一代孙 孔长孙，恭圣侯

三十二代孙 孔嗣悊，绍圣侯

三十三代孙 孔德伦，褒圣侯

三十四代孙 孔崇基，褒圣侯

三十五代孙 孔璲之，褒圣侯、文宣王兼兖州长史

三十六代孙 孔萱，文宣公

三十七代孙 孔齐卿，文宣公

三十八代孙 孔惟晊，文宣公

三十九代孙 孔策，文宣公

四十代孙 孔振，文宣公

四十一代孙 孔昭俭，文宣公

四十二代孙 孔光嗣，泗水主簿

四十三代孙 孔仁玉，文宣公兼曲阜县令

四十四代孙 孔宜，文宣公兼曲阜主簿、赞善大夫

四十五代孙 孔延世，文宣公兼曲阜县令

历代衍圣公：

第46代衍圣公 孔圣佑，文宣公兼知县事、孔宗愿，宋仁宗改称孔子嫡长孙为衍圣公，

第47代衍圣公 孔若虚、孔若愚、孔若蒙

第48代衍圣公 孔端立、孔端操、孔端友(南宗)

第49代衍圣公 孔琥、孔璠、孔玠(南宗)

第50代衍圣公 孔拂、孔摠、孔晋、孔拯

第51代衍圣公 孔元用、孔元孝、孔文远(南宗)、孔元措、孔元纮

第52代衍圣公 孔之厚、孔之全、孔万春、孔之周

第53代衍圣公 孔浣、孔治、孔贞、孔洙(南宗)

第54代衍圣公 孔思晦、孔思诚、孔思许(南宗)

第55代衍圣公 孔克坚、孔克忠（南宗）

第56代衍圣公 孔希学、孔希路（南宗）

第57代衍圣公 孔讷、孔议（南宗）

第58代衍圣公 孔公鉴、孔公诚(南宗)

第59代衍圣公 孔彦缙、孔彦绳(南宗)

第60代衍圣公 孔承庆、孔承美(南宗)

第61代衍圣公 孔宏绪、孔宏泰（字永实）、孔弘章(南宗)

第62代衍圣公 孔闻韶）、孔闻音(南宗)

第63代衍圣公 孔贞干、孔贞宁）、孔贞运(南宗)

第64代衍圣公 孔尚贤、孔尚干（南宗）

第65代衍圣公 孔衍植、孔衍桢（南宗）

第66代衍圣公 孔兴燮、孔兴燫(南宗)

第67代衍圣公 孔毓圻、孔毓垣（南宗）

第68代衍圣公 孔传铎、孔传锦(南宗)

第69代衍圣公 孔继濩、孔继涛(南宗)

第70代衍圣公 孔广棨）、孔广杓(南宗)

第71代衍圣公 孔昭焕）、孔昭烜(南宗)

第72代衍圣公 孔宪培、孔宪坤(南宗)

第73代衍圣公 孔庆镕、孔庆仪(南宗)

第74代衍圣公 孔繁灏、孔繁豪(南宗)

第75代衍圣公 孔祥珂、孔祥楷(南宗)

第76代衍圣公 孔令贻（字谷孙），1877年（光绪三年）5岁时承袭衍圣公，1919年11月8日病逝于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

第77代衍圣公 孔德成(1920年—2008年)，母王氏夫人。出生百日，奉徐世昌大总统明令，承袭衍圣公爵位。1935年，国民政府改封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1936年，娶前清名宦孙家鼐孙女孙琪芳女士。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孔德成随其迁往台湾，复建台北家庙，历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考试院院长”、“总统府资政”，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开设商周青铜彝器、三礼综合研究、金文等课程。长女维鄂，子维益(卒)、维宁，长孙垂长。

孔氏宗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孔氏宗族视修谱为合族大事，通过修谱可以把居住分散、血缘关系相对疏远的孔氏族人组成一体，从而达到“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照穆、备遗忘”的目的，修谱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渗入。

最初的孔氏家乘，只是以抄本传世，记载世袭奉祀的宗子名字。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官居朝议大夫的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深感个别抄本易于散失，而且每代仅录一人，使家族中许多贤达之士未能载入史册，年代久远后必被湮没，决定广收资料，创修孔氏族谱。这是孔氏宗族的第一部族谱，将本族嫡系及支庶一并收入，正式镂版印刷。

孔宗翰之后的四百年间，宋、金、元历朝更替，屡值兵燹战乱，其间孔氏谱牒虽曾进行过重修，但没有正式刊刻。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才又一次组织重修并付印。这次重修的族谱接受以往濒于失传的教训，特对修谱之事作了文字上的规定：此后族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按此规定，应当在嘉庆四十年(1561年)左右修谱，但由于种种原因，修谱工作比规定时间向后拖了六十多年，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才纂修族谱，这距上次修谱已有133年的时间。而后的康熙、乾隆朝的甲子年均按时修谱，但乾隆甲子(1744年)负责修谱的是孔继汾，他后来因被告触犯了清朝《会典》而陷入文字狱，充军到新疆伊犁。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没有再大修过族谱，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倡修全族大谱，经土7年努力，在民国二十六年方大功告成。这部民国族谱是最大规模的一个孔氏全国合族大谱。

北宋元丰及明弘治年间所修的孔氏族谱，久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天启、康熙、乾隆和民国所修的四部。从这四部族谱的纂修人员的设定来看，可以发现，随着世代推移，修谱机构的设定规模逐渐扩大。

为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衍圣公府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设立鉴定一人，由衍圣公担任;监修二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提调二人，由正一品荫生候选员外郎和曲阜县世职知县担任;以下编次、掌收、校阅、誉录、督刊、收发等职，也是各由四品执事官、候选州同知之类有官职者及有科名的人员担任。到民国时期最后一次大修时，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专门设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简称“谱馆”，古时称：“纂局”)，孔德成任总裁，由族长孔传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66名，另有一些勤杂员役。

修谱时，衍圣公府要先行制订条规、颁布榜示，制订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然后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后，各执事人员进入修谱的专设机构纂局内办公。族谱纂修完成，要在孔庙举行隆重的告祭仪式。各户族众按规定领到新谱后，即将旧谱交至族长，立即焚瘗。如有失落旧谱者，即声明，该户头户举出具证明，刻附谱后。

孔氏历代修谱都非常严格，明天启年间修谱规定义子不能入谱，违者重究。清康熙时修谱，规定更加详细：一，凡不孝、不悌、犯义、僧道、邪巫、优卒、贱役等，都被认为是“辱祖玷宗，丧名败节，皆不准入谱”;二，因修谱都是集资，所以规定族人每丁交银八分，违者不准入谱;三，孔氏子孙不仅行辈字有一定规定，即使用字亦随行辈而定，不准乱用。修谱时，如有不依规定乱取用者，必须改正，否则不得入谱。乾隆甲子修谱除继承康熙时的规定外，又提出凡“养异姓为子、赘婿冒姓、子随母嫁携来同居”者，亦不得入谱。对以上各方面，不仅各户头要认真作保证，而且还发动族人知情者履行检举之责。

在孔氏宗族中，除大宗主衍圣公主持纂修的全谱外，各户、各支派还有自己纂修的小谱或支谱。这些谱牒各具特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林前户支谱》记载了从汉至清历代皇帝对孔氏优免赋役的敕文，并收入嘉庆年间立于孔庙毓粹门下的蠲免碑文。《大宗支谱》则收入了更为详细的资料，在人名之下不仅载有字号、功名官职，还有妻妾娶自何家、其子娶何家之女、其女嫁与何家之男等内容。由于支谱所刊印数量较少，留存下来的仅有八部，它们是：《东家小谱》、《嫡系小谱》、《续修支谱》二种，《大宗支谱》二种，《林前户支谱》、《林前户重修孔子世家谱》。

凡是流寓外地的孔氏族人纂修的支谱，必须获得衍圣公的批准，加盖衍圣公府大印后才能成立。各级官府主要根据衍圣公府钤印的有无，来判断内孔与外孔，决定是否给予优免差徭及有别于齐民的特权。

内孔和外孔

一般说来，作为圣裔的孔氏宗族常常自称“内孔”或“真孔”，而把同姓不同宗的孔氏称为“外孔”或“伪孔”。这里的里外、真伪，是以圣脉的流传作为对照的。

圣裔们所强调区别的“外孔”，其情况大致有二：

一是与圣裔同姓不同宗的孔氏。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述，在古代，也有几支孔姓并非出于子姓之后，在孔父嘉至孔子一系后世的繁衍、扩大的同时，这些“圣裔”之外的孔姓渐渐淹没无闻，也无世系资料存世，然而这为数不多非圣裔的孔氏有时会想方设法混进圣裔中去，以图享受到朝廷对孔子后裔的优厚待遇。正是“累朝优礼”、“与常人异”的待遇，在孔氏宗族史上引起了大量伪孔冒宗的现象，在曲阜县之外的其他州县，时有和孔子后裔并非一脉的外孔假冒“圣裔”，以期得以优免地方差徭，这种情况每朝每代都有发生。而在曲阜，由于管理严格，冒宗易于识别，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一是出于衍圣公府的奴仆孔末所传的后代。据载，孔仁玉的后裔在北宋时期传至五十三代而分为“孔氏五位”的同时，洒扫户孔末的子孙也已立为“五院”，分布在曲阜的小薛社、张阳社、西隅社、东忠社、西忠社。到清代，这些所谓“仆随主姓”的外孔，又发展到曲阜之外的邹县等地。既然同属一姓，又并非同脉，为了明确主仆、圣裔庶民之区别，以衍圣公府为代表的孔氏宗族“不准其随钦赐行辈取名，以免混乱”。外孔如冒宗续谱，则要因“冒宗谱，滥邀恩崇”而获罪。

孔家家谱全部的字辈排列如下：

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鼎、新、开、国、运、克、服、振、家、声、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迁徙传播。

先秦时期，孔氏族人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南地区。秦汉以后，孔姓很快散播到河北、山西、湖南、广东等地。三国两晋时，迁移到浙江、江西东南地区。唐宋时播散到全国各地。清朝初期进入台湾地区。孔子单传七代，四十八代孙孔端友，1128年南迁。

宋朝时期，孔姓大约有21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28%，排在第70位。孔姓第一本省是山东，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665%。

明朝初期，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民之孔姓后裔分布于冀、鲁、豫、苏、皖、鄂等地。

一、孔、孟、曾、颜后裔行辈五十字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敏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益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二、孔孟后人现在取名，正式订出行辈是从第五十六代开始，起始在明朝：

1、明初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这样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为十个字，即：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后清代为避帝讳，将弘改为宏，胤改为衍）。

2、明末由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荫植)奏准。崇祯 皇帝赐字“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至清朝乾隆皇帝又赐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辈是“钦”字辈。因此，不少孔孟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这并非是孔孟传人一直使用的，而是在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作为孔孟后裔行辈的顺序的。

3、颜回（复圣），曾子（宗圣）的后裔也是按此排辈。

1、明初:

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

2、明天启年间

后续二十个字即：“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3、民国八年

“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4、现在

现在为止已知最小辈是“钦”字辈。因此，不少孔孟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

这并非是孔孟传人一直使用的，而是在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作为孔孟后裔行辈的顺序的。 在此之前，孔子家谱非常繁芜，这个取字方法比先前大大简化，又经皇帝提倡，使得中国其他大家族谱系的也开始效仿这种方法。

扩展资料：

在华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中,有且只有四姓是所谓“通天谱”的，意思是普天之下，全世界只有一种家谱的。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家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而这四家的家谱，所排的字辈——就是辈分命名所用的字——也完全是一样的。这件事看起来好像与国家民族无关，实际上充分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崇高文化，重视血统的精神。

在山东曲阜，孔府诗礼堂，贴着一张乾隆九年二月十七日的告示，是乾隆皇帝赐给孔府的30个字作为行辈，凡孔氏家族都要遵照30个字行辈取名。如果不依字序，随意取名的，不准入家谱。

-孔孟一家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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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2

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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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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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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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朱元璋赐的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是10个。后来又有了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目前见到做多就是庆繁祥令德。

到了民国又有了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御赐孔姓派字“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四句20字定辈序。

扩展资料：

孟曾颜“通天谱”是一家，所谓一家，指的是孔孟曾颜四家有相同的家谱。件事看起来好像与国家民族无关，实际上充分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崇高文化，重视血统的精神。　　

四姓是所谓“通天谱”的，意思是普天之下，全世界只有一种家谱的。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姓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

参考资料：

-曾氏族谱

-孔氏家族族谱

孔氏宗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孔氏宗族视修谱为合族大事，通过修谱可以把居住分散、血缘关系相对疏远的孔氏族人组成一体，从而达到“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照穆、备遗忘”的目的，修谱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渗入。

最初的孔氏家乘，只是以抄本传世，记载世袭奉祀的宗子名字。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官居朝议大夫的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深感个别抄本易于散失，而且每代仅录一人，使家族中许多贤达之士未能载入史册，年代久远后必被湮没，决定广收资料，创修孔氏族谱。这是孔氏宗族的第一部族谱，将本族嫡系及支庶一并收入，正式镂版印刷。

孔宗翰之后的四百年间，宋、金、元历朝更替，屡值兵燹战乱，其间孔氏谱牒虽曾进行过重修，但没有正式刊刻。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才又一次组织重修并付印。这次重修的族谱接受以往濒于失传的教训，特对修谱之事作了文字上的规定：此后族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按此规定，应当在嘉庆四十年(1561年)左右修谱，但由于种种原因，修谱工作比规定时间向后拖了六十多年，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才纂修族谱，这距上次修谱已有133年的时间。而后的康熙、乾隆朝的甲子年均按时修谱，但乾隆甲子(1744年)负责修谱的是孔继汾，他后来因被告触犯了清朝《会典》而陷入文字狱，充军到新疆伊犁。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没有再大修过族谱，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倡修全族大谱，经土7年努力，在民国二十六年方大功告成。这部民国族谱是最大规模的一个孔氏全国合族大谱。

北宋元丰及明弘治年间所修的孔氏族谱，久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天启、康熙、乾隆和民国所修的四部。从这四部族谱的纂修人员的设置来看，可以发现，随着世代推移，修谱机构的设置规模逐渐扩大。

为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衍圣公府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设立鉴定一人，由衍圣公担任；监修二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提调二人，由正一品荫生候选员外郎和曲阜县世职知县担任；以下编次、掌收、校阅、誉录、督刊、收发等职，也是各由四品执事官、候选州同知之类有官职者及有科名的人员担任。到民国时期最后一次大修时，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专门设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简称“谱馆”，古时称：“纂局”)，孔德成任总裁，由族长孔传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66名，另有一些勤杂员役。

修谱时，衍圣公府要先行制订条规、颁布榜示，制订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然后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后，各执事人员进入修谱的专设机构纂局内办公。族谱纂修完成，要在孔庙举行隆重的告祭仪式。各户族众按规定领到新谱后，即将旧谱交至族长，立即焚瘗。如有失落旧谱者，即声明，该户头户举出具证明，刻附谱后。

孔氏历代修谱都非常严格，明天启年间修谱规定义子不能入谱，违者重究。清康熙时修谱，规定更加详细：一，凡不孝、不悌、犯义、僧道、邪巫、优卒、贱役等，都被认为是“辱祖玷宗，丧名败节，皆不准入谱”；二，因修谱都是集资，所以规定族人每丁交银八分，违者不准入谱；三，孔氏子孙不仅行辈字有一定规定，即使用字亦随行辈而定，不准乱用。修谱时，如有不依规定乱取用者，必须改正，否则不得入谱。乾隆甲子修谱除继承康熙时的规定外，又提出凡“养异姓为子、赘婿冒姓、子随母嫁携来同居”者，亦不得入谱。对以上各方面，不仅各户头要认真作保证，而且还发动族人知情者履行检举之责。

在孔氏宗族中，除大宗主衍圣公主持纂修的全谱外，各户、各支派还有自己纂修的小谱或支谱。这些谱牒各具特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林前户支谱》记载了从汉至清历代皇帝对孔氏优免赋役的敕文，并收入嘉庆年间立于孔庙毓粹门下的蠲免碑文。《大宗支谱》则收入了更为详细的资料，在人名之下不仅载有字号、功名官职，还有妻妾娶自何家、其子娶何家之女、其女嫁与何家之男等内容。由于支谱所刊印数量较少，留存下来的仅有八部，它们是：《东家小谱》、《嫡系小谱》、《续修支谱》二种，《大宗支谱》二种，《林前户支谱》、《林前户重修孔子世家谱》。

凡是流寓外地的孔氏族人纂修的支谱，必须获得衍圣公的批准，加盖衍圣公府大印后才能成立。各级官府主要根据衍圣公府钤印的有无，来判断内孔与外孔，决定是否给予优免差徭及有别于齐民的特权。

内孔和外孔

一般说来，作为圣裔的孔氏宗族常常自称“内孔”或“真孔”，而把同姓不同宗的孔氏称为“外孔”或“伪孔”。这里的里外、真伪，是以圣脉的流传作为对照的。

圣裔们所强调区别的“外孔”，其情况大致有二：

一是与圣裔同姓不同宗的孔氏。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述，在古代，也有几支孔姓并非出于子姓之后，在孔父嘉至孔子一系后世的繁衍、扩大的同时，这些“圣裔”之外的孔姓渐渐淹没无闻，也无世系资料存世，然而这为数不多非圣裔的孔氏有时会想方设法混进圣裔中去，以图享受到朝廷对孔子后裔的优厚待遇。正是“累朝优礼”、“与常人异”的待遇，在孔氏宗族史上引起了大量伪孔冒宗的现象，在曲阜县之外的其他州县，时有和孔子后裔并非一脉的外孔假冒“圣裔”，以期得以优免地方差徭，这种情况每朝每代都有发生。而在曲阜，由于管理严格，冒宗易于识别，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一是出于衍圣公府的奴仆孔末所传的后代。据载，孔仁玉的后裔在北宋时期传至五十三代而分为“孔氏五位”的同时，洒扫户孔末的子孙也已立为“五院”，分布在曲阜的小薛社、张阳社、西隅社、东忠社、西忠社。到清代，这些所谓“仆随主姓”的外孔，又发展到曲阜之外的邹县等地。既然同属一姓，又并非同脉，为了明确主仆、圣裔庶民之区别，以衍圣公府为代表的孔氏宗族“不准其随钦赐行辈取名，以免混乱”。外孔如冒宗续谱，则要因“冒宗谱，滥邀恩崇”而获罪。

孔府档案

1来源及形成

孔府档案属于私家档案，由于历代帝王对孔子后裔逐步封官加爵，官至一品，因此，孔府与皇帝关系逐渐密切，上下行文接连不断，全国各州府衙亦相继行文接洽关系。而用于孔府祭祀孔子的祀田达三十六万亩，分布在五省数百个县，因此县级政府与孔府间的关系亦非常多，再加上土地纠纷处理，更是文案复杂。孔府是一品官的衍圣公府，府内除三大公堂外，还有十大厅办事机构，各机构都有日常的工作文件，再加上祭林庙的各种帐册、府内生活的规定及帐册等，因此，资料极为丰富。

孔府档案以其历史长、数量多、内涵丰富而成为中国著名的私家档案。由于战乱孔府档案过去曾有损失，现存档案记录了孔府从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1948年8月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族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历代衍圣公府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的珍贵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孔府档案也为中国文献档案学提供了一个特有的典型范例，在档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档案整理

文件的保存原来较为分散，孔府凡属于上下及各州府县行文均保存在掌书厅书房内，由典籍官掌管，地亩册、契约、收租册，均保存在册房内；婚丧嫁娶及林庙祭祀酒席帐、祭品帐均保存在司房内；内务日常开支、工资帐和来往宾客帐均保存在帐房庶务室内；呈禀号簿、收文簿、发文簿、送文簿均保存在启事厅承启处内。以下族长衙门、百户衙门、管勾衙门、礼学、乐学、古乐传习所等，各厅房均有零星文件。1948年8月古物保管所成立后，把这些零星文件均收归书房保存。

1956年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来曲阜检查文物保护工作时，发现了这批历史文物档案。回京后，派专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专门整理档案，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主任李鸿庆专门整理文物。把文物分成33大类，以后由文管会继续整理；把档案分存后五间房，单独列项，专库保管，以便以后整理。1956年 8月开始，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家档案馆，派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 (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家常住曲阜进行分类整理，由金佳任组长，成员有郭鹏、丁家襄，参加整理的还有南京装裱工程先道。第一次整理工作截止于1958年9月。1959年夏季至国庆节，孔府进行复原陈列，将档案由后五间迁移至东大楼下保管，并批拨50方香樟木制成档案箱保护。1960年春中央委员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来曲阜检查档案工作，指示：“要片纸不丢，只字不损，把档案保护下来。”从此又加强人力糊耳装订，至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停止。1972年夏季又开始裱糊装订，建新帐登册，至1987年已编至9200余卷号。以后继续整理裱糊装订，现在还有部分残破卷页没有整理。

3现存档案的基本内涵

按照南京档案馆协助整理的分类，共分八个阶段(解放前孔府档案分类是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八个阶段时：明代、清代、民国、北洋军阀、国民党、敌伪时期、1946年解放、解放战争时期，始于嘉靖十三年，止于1948年8月。

每一阶段又各有分类，多寡不同，清代最多。每个阶段分类是：袭封、祀典、先贤、宗族、家谱、属员、庙庭官员、府内官员、学录、庶务、租税、林庙管理、徭役、刑讼、宫廷灾异、财务、文书等。

孔府档案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

宫廷政治方面的资料，记载了封建王朝登基、建储、巡幸、崩逝、柑庙配天、庆典朝贺等皇室大事，以及各种典籍制度。形式有奏折、京报、邸抄、公文簿册等。

祀典方面的资料，记载皇帝驾幸阙里，御祭孔子，赐给供器、匾联，遣官祭祀等。

袭封方面资料，记载孔氏子孙袭爵受封，设置孔氏职官以及家学、庙学职官、奉祀各先贤等。

宗族方面的资料，记载孔氏宗族支谱宗法族规、家庭事务，优免孔氏杂差徭役赋税等。

另外还有林庙管理、庄务管理、府务管理等。

家谱文件

孔姓字辈

孔姓在自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里，族属繁衍日众，遍及全国各州府县。为了使族属代代不乱，长幼有序，老少尊卑各有条理，孔氏宗族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条例。

在明代以前，孔氏后裔没有固定的行辈，那时人数尚少，各家取名很随意。从四十五代起，已注意订定行辈，但还不严格，同辈人多采用同一偏旁或同一字作行辈字。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先后赐给孔氏十字作为行辈字，从五十六代起排，此后孔氏族人不准随便取名。衍圣公府还专门颁布了《孔氏行辈告示》：“……今依所定吉字开列于后，凡我族人俱当遵照所开列行辈，取名训字。有不钦依世次随意妄呼者，不准入谱。”明崇祯年间，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报请皇帝，又立十字十辈。清同治年间，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经皇帝核准，又立十字十辈。1919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由中华民国内务部备案续立二十字二十辈。以上几次订定的行辈字计五十字五十辈，为五十六代到一百零五代，依次为：

希言公彦承弘(宏)闻贞尚胤(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彝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以上第六十五代本为“胤”字，衍圣公孔胤植为避皇帝庙讳，而将“胤”字改为“衍”字。

到20世纪90年代，曲阜当地的孔氏已传至八十代“佑”字辈，以下尚有25字可续。

曲阜衍圣公府的历代衍圣公，是孔孑嫡系后裔中的长子长孙，长子是诸兄弟中的老大，往往是长子已经结婚生子，而幼子却是年龄很小的孩童，长此以往，同辈之间的年龄距离越拉越远。从孔子算起到20世纪40年代，二千余年中，在曲阜的孔氏族人上下已相差到12代之多，当时辈份最大的是六十六代的“兴”字辈，最小的是孔子嫡裔孔德成之子孔维益，为七十八代。到 90年代，在曲阜孔氏族人中上下相差11代，最大的是六十九代的“继”字辈，最小的是八十代的“佑”字辈。因此，孔姓中人见面，有时不好称呼，因为按孔氏家规规定，同姓同宗不能乱称，晚辈见到长辈一定要按辈份来称呼。衍圣公府里面不用孔姓为佣人，主要的原因就是衍圣公往往比大多数同里同宗穷人辈份要低几辈，面对面时虽是主仆关系，但依家规又应按辈份称呼，彼此都易尴尬。但实际上，由于衍圣公府里做活待遇高，可以养家糊口，一些孔姓贫穷人家便改名换姓进府为奴，改姓一般是改成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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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姓出自殷商 三千悠久历史

实际上，孔姓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姓氏，他们的祖先，可以远远地追溯到4400多年以前的帝喾高辛氏。帝喾是黄帝的孙子，曾经继黄帝及其父少昊之后，领导中华民族70年，因此孔姓的人，当然也是黄帝的后裔。

关于孔姓的来源，《广韵》上面有这样的记载：“殷汤之后，本自帝喾次妃兰狄吞乙卵生契，赐姓子氏；至成汤以其祖吞乙卵而生故名履，字太乙，后代以子加乙，始为孔氏。至宋孔父嘉，遭华父督之难，其子奔鲁，故孔子生于鲁。”

由此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