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唐书》卷74 上《宰相世系年表》记载,武氏出自姬姓。此既为古传说,可以存而不论。武则天一支,起自汉初,其谱系大致如下:“汉赵王、梁邹孝侯武臣———德———东武亭侯最———敬襄侯婴———中涓、济阴侯山附———陈留太守、内黄侯都———汝南太守宣———司徒、左长史浮———临漳令静———烈———光禄勋笃———太常、中垒校尉悌———九江太守、临颍侯端———魏侍中、南昌侯周———晋左仆射、薛定侯陔———太山太守、嗣薛侯越———威远

将军、嗣薛侯铺———太子洗马嘏———洛州长史、归义侯念———平北将军、五兵尚书、晋阳公洽———祭酒神龟———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长史、寿阳公克已———北齐镇远。将军、寿阳公居常———后周永昌王咨议参军俭———隋东都丞华———唐工部尚书、应国公士

原文：

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汉有武臣，为赵王。梁邹孝侯臣，生德。德生东武亭侯最。最生敬襄侯婴。婴生中涓、济阴侯山附，后以酎 金国除。山附生陈留太守、内黄侯都。都生汝南太守宣，字文达。宣二子：尚、浮。浮字元海，司徒、左长史。生临漳令静，字伯济。静生烈，字文照。烈生光禄勋笃，字猗伯。笃生太常、中垒校尉悌，字周笃。悌生九江太守、临颍侯端。端生魏侍中、南昌侯周，周三子：陔、韶、茂。陔字元夏，晋左仆射、薛定侯。陔生太山太守、嗣薛侯越。越生威远将军、嗣薛侯铺。铺生太子洗马嘏。嘏生洛州长史、归义侯念。念生平比将军、五兵尚书晋阳公洽，别封大陵县，赐四五十顷，因居之。生祭酒神龟。龟生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长史、袭寿阳公克己。己生北齐镇远将军、袭寿阳 公居常。常生后周永昌王谘议参军俭。生华。

敬真，太子洗马。

冲字士让，太庙令、楚僖王。

守官字惟良，始州刺史、建安郡王。

攸宜，冬官尚书。

攸暨，相中宗。

崇敏字正卿。

攸宁，相武后。

弘度字怀运，魏州刺史、九江郡王。

充字虚受。

攸归，九江王。

攸止，恒安王、司宾卿。

志元，仓、库部郎中。

懿宗，河间王。

震，殿中监。

益，试太子中允。

仁范，云阳令、河间郡王。

尚宾，河间王益王府长史。

重规，高平王、礼部尚书。

载德，千牛大将军、颍川武烈王。

甄字平一，考功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

备，殿中侍御史。

就字 广成，润州司马。

元衡字伯苍，相宪宗。

翊黄字坤舆，大理卿。

儒衡字庭硕，中书舍人。

忱字希玄。

求己，太子仆、少卿。

审思，申王。

再思，宫门郎、蔡王。

三思，相武后、中宗。

崇训，高阳王、驸马都尉。

崇烈，新安王、尚乘奉御。

元爽，虞部郎中、少府监。

承嗣，相武后。

延义，嗣魏王。

承业，骁卫大将军。

武氏宰相五人。攸暨、攸宁、元衡、三思、承嗣。

有研究金代科举学者说：武氏三状元在金代科举志中，除武明甫外，其他两位缺乏史料依据，因为词赋或经义第一未必就是状元。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下面的三个理由足以作为历史凭证：

首先，元好问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文集里就有这样一段话：“金源氏有中国，以科名选士。时瑰奇俊伟者，不惟荟萃一国，且钟聚于一家。如河东李献甫、献诚、献卿、献能兄弟一状元三进士，时人号为‘四桂’；陵川武明甫、俊臣、天佑、天和叔侄三状元一进士，时人号为‘四凤’。故当时称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

其次，历修《陵川县志》记载明确，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一个县里，又特别是在一家，出现一门三状元一进士都不是件小事，所以县志记载的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武氏的家谱更是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

再次，章宗帝御题的“三状元第”匾额，在1948年土改时才被拆除，陵川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迄今记忆犹新。

武氏三状元是指山西省陵川县武氏家族先后出现的三位状元，他们是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人。武氏一家自金贞元二年词赋科状元武明甫及第后，武天佑、武天和相继状元及第，史称“武氏三状元”。根据武氏家庙中现存的家谱和祖宗画像所记载，自唐以后，武家除金代出过三位状元外，还有进士九个，翰林六个，尚书五个，资德、朝仪十二个，国子监博士一个，图史编修一个，知县十一个，共有官衔人数达四十八个。其中最著者为宋朝的国子监博士，后人辽官至尚书的武白和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状元。

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