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姓是现今中国姓氏排行第58位的大姓，廖姓为台湾省第18大姓，就是俗称的清廖，人口较多，约有487万左右，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37%。

　　,廖姓源流较多,一是出自己姓，为上古时期廖叔安之后裔，以国名为氏;二是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子伯廖之后裔，以封邑名为氏;三是出自偃姓，尧、舜的贤臣皋陶的后裔，以国名为氏;四是出自躲避殷纣暴政，为缪、颜二姓所改;五是出自张姓，入赘廖家而改姓;六是出自赐姓。

　　廖(飂)叔安。帝颛顼相传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东南)，为南方楚国的先祖，其后裔叔安夏朝时受封于飂(古廖字)国，故称飂(廖)叔安。春秋时，廖国被楚所灭，国人以国名飂为氏，称为廖姓，廖叔安作为始封国君，被尊为廖姓始祖。

　　廖姓人口较多，以湖南、福建、江西、湖北、四川、重庆、广西、广东、台湾、浙江、贵州等地区居多，另外廖姓也是董姓等姓氏的来源。

　　廖姓名人主要有:始祖廖叔安;远祖廖爽公;三国蜀汉右车骑将军廖化;明代郧国公廖永安;征南将军廖永忠;当代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近现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廖仲恺之子廖承志;著名影视演员廖凡;中国著名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廖昌永等。

　　廖氏家谱主要记载修谱源起、家族起源、各支谱系、族规家法、宗祠祭祀等内容。

廖姓

廖姓是中文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342位。廖姓人口在中国大陆排名第61位（2006年数据），廖姓为台湾第十八大姓，全台以云林最多，台中次之，在台中市为第五大姓，集中于西屯区。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廖姓

读音

Liào xìng

出处

出自己姓，为上古时期廖叔安之后裔，以国名为氏。

廖（Liào 飂）姓古老多支，源出有六：

1、出自己姓，为上古时期廖叔安之后裔，以国名为氏。据《左传·昭公二九年》及《风俗通》等资料所载，相传帝颛顼有个后裔叫叔安，夏时，因封于飂国（又作蓼国，今河南省唐河县南），故称飂（古廖字）叔安，其后代以国名飂为氏，称廖氏，是为河南廖姓。廖姓

2、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子伯廖之后裔，以封邑名为氏。据《广韵》、《姓氏考略》等资料所载，周文王有个儿子叫伯廖，因受封于廖邑，其后裔也有以邑名廖为氏，称廖氏。这支廖氏，望出巨鹿。

3、出自偃姓，尧、舜的贤臣皋陶的后裔，以国名为氏。据《潜夫论》云：“皋陶庭坚之后，封于蓼（今河南固始县），子孙以国为氏。”尧、舜的贤臣皋陶的后裔夏时受封于蓼，春秋时英、立等小国，即皋陶后人所建。楚穆王四年灭英、立二国，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即为廖氏。

4、出自躲避殷纣暴政，为缪、颜二姓所改。据《小溪廖姓祖祠房谱廖姓考源》所载，缪、颜二姓皆皇帝所赐，商末，殷纣王执政时，残酷无道，缪、颜二姓有隐居于黄河西北（今陕西与山西交界处黄河段），改姓为廖。

5、出自张姓，入赘廖家而改姓。据《廖氏大宗谱》所载，明代福建人张元入赘廖家，改姓廖，其子孙遂为廖姓。

6、出自赐姓或其他小数民族有廖姓。清乾隆二十三年赐台湾土著七姓，其一为廖；仫佬、瑶、水、苗等族均有廖姓。

得姓始祖：廖（飂）叔安。帝颛顼相传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东南），为南方楚国的先祖，其后裔叔安夏朝时受封于飂（古廖字）国，故称飂（廖）叔安。春秋时，廖国被楚所灭，国人以国名飂为氏，称为廖姓，廖叔安作为始封国君，被尊为廖姓始祖。廖姓

得姓始祖

廖（飂）叔安。帝颛顼相传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东南），为南方楚国的先祖，其后裔叔安夏朝时受封于飂（古廖字）国，故称飂（廖）叔安。春秋时，廖国被楚所灭，国人以国名飂为氏，称为廖姓，廖叔安作为始封国君，被尊为廖姓始祖。

迁徙分布

廖姓最早发源于河南省境。廖姓历史上最大郡望“汝南郡”早期即出此地，当时河南廖姓之昌荣，自不必言。秦汉之际，廖姓始有迁往周边地区者。伯廖一支形成巨鹿郡望。另有汝南廖姓后裔廖惠避秦之乱而迁河南（据《廖氏源流序》）。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永嘉之乱”始，北方廖姓大举南迁，此期，廖惠后裔廖化自襄阳（今湖北省襄樊）迁入四川，是为入蜀始祖。传自廖世璋，居江苏南京，其二子分别入居洛阳、浙江永嘉。传自廖延龄，任武威（今属甘肃省）太守。另有晋代隐士廖堂，将乐（今属福建省）人，为最早入闽者。唐时，入闽者甚众。唐初有廖姓随陈元光父子开漳入闽，唐末有廖姓随王潮、王审知入闽。廖惠一支传至廖崇德，任江西虔化令，其后人又有迁居福建汀州宁化石壁寨，进而迁上杭等地者。宋代，廖姓已是福建大姓，名士辈出。元代以前廖惠一支迁徙情况，《兴廖氏族谱》所述较为明晰：“其先祖世居汝南，魏晋南北朝时，因北方战乱，播迁于江南各地。唐时，其祖由江西雩都，避唐末之乱，迁于福建汀州宁化石壁寨。后子孙因乱，又迁顺昌，廖氏居于闽者益众。至宋末，再由宁化经长汀、上杭、永定，而入广东——大埔、梅县、兴宁、五华等地区。”明代，山西大槐树廖姓分迁于河北、河南、江苏、北京等地。清代，闽粤廖姓有入台进而移居泰国、新加坡等地者。今日廖姓以江西、湖南、四川、广西、广东等省居多，上述五省廖姓约占全国汉族廖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廖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六十六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四。廖姓

历史名人

廖扶：襄阳（今属湖北省）人，一作廖扶，东汉学者，习诗画。满腹经纶，精通天文、谶纬风角推考之术，在当时的学术界享有盛誉。

廖湛：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王莽新朝末年绿林起义军将领，在进攻汉中王刘嘉时，失败被害。

廖化：襄阳（今湖北省襄樊）人，三国蜀汉右车骑将军，封中卿侯，为人忠烈，以果烈著称。

廖刚：号高峰，顺昌（今属福建省）人，北宋崇宁进士，甚为君主倚重，官至工部尚书。知无不言，反对奸臣当政，当时蔡京秦桧专权，亦为之畏惧。不但是宋朝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军事家。著有《高峰文集》。其有四子，皆为将帅，父子五人年俸皆二千石谷以上，号称“万石廖氏”。

廖衡：宋代顺昌人，自幼聪颖，六岁能文，十三岁中乡举，官至转运判官。廖庄：吉水人，明宣德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性直耿，曾上书讽劝，遭谪。

廖谨：浙江省人，明代名儒，学术渊博，号“廖五经”。

廖惠：四川省保宁（今阆中）人，明末四川农民起义首领，称号“扫地王”。

廖燕：曲江（今属广东省省）人，清代文学家，文笔恣肆犀利。善草书，如古木寒石，能戏曲。著有《二十七松堂集》等。

廖匡图：虔州（今属江西省）人，唐代天策府学士。精于文藻，并因此扬名。

廖正古：宋代将乐人，任西安知县，反对王安石“青苗法”，著有《归田集》。

廖执象：宋代顺昌人，聪慧过人，七岁能写，年二十入京献诗，太宗甚为欣赏。后赴省会考，病殁。据传，隐士陈抟是之曰：“余乃谪仙人，但不能久留尘世。”

廖均用：元代蒲圻人，忠孝仁义。曾负土成坟葬父，仗义疏财，救济难民，传为美谈。

廖永安：明代巢湖（今属安徽省）人，因战功被朱元璋封郧国公。弟永忠，征南将军，封德庆侯，孙镛官至都督。

廖云槎：清代画家，作品“点染华妙，得者宝之。”其子寿彭“承其家学，亦好写生。”

廖云锦：女，清代华亭人，善诗，著有《织云楼诗稿》，中有《咏秋燕诗》，其句“伤心春雨香泥尽，羡尔先归到故乡。”广为吟咏。

廖寿恒：江苏省人，清代历任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其兄丰以儒学著称，谙史通经，尤力推新政，官至浙江巡抚。廖平：四川井研人，清光绪进士，著名经学家。著有《四译馆丛书》、《六译馆丛书》等。

廖仲恺：廖姓名人中最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广东省惠阳人，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早年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大革命运动。孙中山逝世，他坚持执行三大政策，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1921年任广东财政厅长，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长、财政部长。1925年被右派暗杀于广州。

廖承志：廖姓名人中最杰出的政治家，廖仲恺之子。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8年加入中国***。留学苏联，1933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抗战中在香港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建国后，历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共青团书记处书记、青联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去世。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及发展中外友好事业作出不朽功绩。

廖荣坤：廖姓名人中最年轻的革命烈士。湖北省麻城人，中共党员，历任红军团长、师长、军长，战功卓著。1933年4月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7岁。

廖耀湘：廖姓名人中军衔最高的国民党将领。湖南省邵阳人。1925年当兵，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留学法国，历任少校连长，中校参谋，少将参谋，副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在辽沈战役中被俘。1961年特赦，任政协委员，1968年病逝。

廖容标廖：廖姓名人中军衔最高的解放军将领。原名廖之秀，江西省赣县人，1929年参军、1931年入党，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区副司令、警备司令、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郡望堂号

1、郡望

汝南郡：汉高帝四年置郡。相当今河南颍河、淮河之间、京广铁路西侧一线以东，安徽茨河、西淝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东汉时移治平舆。

巨鹿郡：秦始皇二十五年置郡。东汉移治今宁晋西南。

2、堂号

武威堂：唐贞观年间，廖崇德任虔化（今江西省宁都）县令，政绩显著，深得民心。崇德的父辈曾任武威太守，其后裔从唐代起几百年间声势显赫，均以“武威”为堂号。武威堂是流传最广、人口最多的廖氏堂号。“崇德之父辈曾任武威太守，其后裔自唐代起几百年间声势显赫，均以武威为堂号。”如今的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乃至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的廖姓人，大多是武威堂的后裔。

世彩堂：是廖氏的主要堂号之一。“世彩”的内涵：一是长寿而有福气，“为官者只有造福于百姓和乡里人，才有这样的好福气”；二是宋皇帝（钦宗）御封“世彩堂”，更为显赫而耀。廖刚是宋朝一位极有胆识、极有谋略、威望很高的大臣。他的曾祖母活到93岁，曾祖父享年88岁，他们都看过自己的第五代孙子。廖家累世奉养白发老人，所以廖刚把自己的厅堂命名为“世彩堂”。后世许多廖姓宗族都喜欢用“世彩堂”作为堂号。

汝南堂：汝南郡是廖姓最早的发祥地，汝南堂是廖姓人以其祖先发祥地汝南郡取名的堂号，是廖姓最古老的堂号。

果烈堂、中乡堂：蜀汉廖化，为关羽主薄。关羽败亡，廖化在战场上假装已死，得逃回蜀。拜宜都太守，迁右军车骑将军，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所以叫“中乡堂”。又因他做事果敢刚烈，就叫“果烈堂”。

紫桂堂：宋朝时候，廖君玉以朝清郎兼英州知府，他一生好学，在桂山建了一个书房叫“紫桂堂”，因此廖氏有称“紫桂堂”的。

万石堂：宋工部尚书廖刚，娶秦国夫人张氏生子四，皆士，皇上赐每人官禄两千石，父子五人共享万石，时人号称“万石廖氏”。诗云：万石家声远，三州世泽长、瓜锦欣瓞衍，栾世庆荣昌。

清武堂：据《廖氏大族谱》载：“明初，张元子入赘廖家” ，为福建诏安官坡张廖一族之源。这派族人从张氏郡望“清河”、廖氏郡望“武威”中各取一字，合为“清武 堂”。

另外，廖姓的主要堂号还有：“中乡堂””、“垂裕堂”、“崇远堂”、“馨德堂”、“紫桂堂”、“知本堂”、“本思堂”、“五桂堂”、“武城堂”、“慕维堂”等。

宗族特征

1、廖姓源于北方，历数代演变，成南方姓氏。

2、廖姓堂号多系出有典。如“果烈堂”因关羽主蒲廖化做事果敢刚烈而来；“紫桂堂”因宋代廖君玉在桂山建书房命名而来。

3、廖姓名人横贯政、经、文、史等领域，尤其近现代史上表现出色。如廖仲恺、廖承志父子。

4、廖姓字行辈份排列规整，读之肃然。如廖春生所纂《廖氏族谱》载有江苏廖姓一支字行为：“清善正坚，明良式发，和平希廷，兴家昌国。”

廖姓字辈

广东连州市城西上河村廖氏所取用的清朝咸丰年间重修宗祠碑记上所刻的班辈词句即为：

国家兴隆，定有贤良，缵承基绪，世代修积，乃生才俊，光耀门庭。

广西全州县廖氏民国十七年重修《廖氏族谱》时，从《千字文》中选出60个字，作为廖氏新增60代辈派：

宏惟嘉晋运，达士志连承。启盛长思建，益安宝惠新。

任朝如茂学，济义敬超明。与庆良生广，作康景以文。

受贻宗道远，秉定咏业敦。用振为发永，则章万世英。

廖氏新的统一字辈：

三、才、四、维、正、学、行、宗、泽、立、伟、尚、承、

章、钟、书、俊、志、锡、鸿、业、敏、哲、体、道、达、

远、康、荣、和、超、咸、障、葆、化、华、国、任、重、

树、弘、良、兰、玉、秉、德、文、望、新、光。

江西龙南廖氏的字辈谱是：

绍庭为国瑞，光彩振家声。

大雅乡马冈厝德安公的字辈谱是：

德（十五世）先春荣瑞景明，祥公衍庆自天成，文章显达仁为贵，远绍渊源启俊英。

东势镇武威千十公的字辈谱是：

汝（九世）宗登玉岳元衍，孟仁上世庆昌期，朝廷承裕随芳锡，华国文章启应时。

三岑乡田尾三口灶盈汉公的字辈谱是：

日（六世）大玉英圭，锡钦绍盈世，文才登科甲，振作泰隆兴，家声布春晖，光前子孙贤，祖泽喜超然。

观音乡武威世崇公的字辈谱是：

国（十五世）泰民安逢景运，文经武纬振家声。

厚福道烈、道顺公的字辈谱是：

寿则吾宦，永世朝恩，以承天禄；椿松千载茂，兰桂四时春，燕翼诒谋远，鸿图德业新。

厚福道昭公的字辈谱是：

崇（十二世）天有荣华，富贵万年嘉，克守祖功德，兴隆同一家。

平寨嵌下天兴公的字辈谱是：

再（一世）友永元道，天理振仕，宜可时世，大有进德，继述显名扬，传家礼义长，箕裘隆百代，宗绪庆荣昌。

清武溪口日享公的字辈谱是：

宗（一世）友永元道，日大继子心，为朝廷国土，良名万世钦，文章千载荣，中恕一生金。（按：此派及以下七派皆属于张廖）

老六大位公派：

信（二十一世）能攻先德，作述照古今，本基源流远，诒谋正清深，克治祖家法，基庆式五金门。

台北市武威安溪的字辈谱是：

文（三十世）章克立，修德为先，乃能世守，受福于天。

台北县土城乡子燧公的字辈谱是：

子（九世）邦文士，心上慕鹏程，绳武光前烈，诒谋奕世享。

台中市西屯区勤朴公的字辈谱是：

光（十五世）明正大，克夺世德，耀振家昌。

台中市西屯下庄仔问公的字辈谱是：

傅（十八世）家德谊惇仁礼，华国文章本史书。

桃园县大溪镇大鱼池及马坑的字辈谱是：

烈（十四世）世文国以，丁财福禄昌，苍梧千载茂，丹桂五枝香。

田背港尾日旺公的字辈谱是：

上（十世）国朝廷时士天，正心大学本宜先，荣光献瑞成名世，列位圣君亦尚贤。

武威根标公的字辈谱是：

（大房）相（十四世）朝镇贵天新振，庆运兴文元德昌；

（晚房）相（十四世）朝镇庚水集瑞，德胜荣华国家兴，

（大房、晚房共同）盛（二十八世）登凤彩传芳发，修学文武锦兰清，忠良仁义鸿龙王，桂汉雄光万世英。

西螺镇下浦里元表公的字辈谱是：

文（十六世）明登仕锦松国恩，武有正镇奉天发隆。

西螺镇小茄苳理明公的字辈谱是：

利（十三世）文士子日初兴，必世居仁郁乃登，恒立良心存美德，宜昭孝义有芳称，时逢茂对宜恭仰，秉礼传家蔼善能，溶哲向辉延博庆，扬光大智缵高腾。

郑坑的字辈谱是：

荣（十四世）后登朝上，光华振世昌，松青千古茂，富贵庆绵长。

廖氏家谱文件

廖姓家谱介绍

谱牒是记述姓氏家族世系的书，有“家谱”、“族谱”、“宗谱”、“家乘”等名称，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并无多少区别。谱牒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因为有了甲骨文，于是商王的世系就被记录下来了，这实际上就是商朝王室的家谱。到周朝的时候，已经设置了专写王室家谱的史官，有了我国最早的谱牒著作《世本》。谱牒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司马迁写《史记》就从中得到很大帮助。《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修谱

修谱的目的在于敬宗收族。如果一个家族没有族谱，那就不可能了解家族的世系源流，连先人是谁都不清楚，自然也就谈不上尊祖敬宗了。加上年代过得越久，子孙后代不通采往，亲情就会日益淡薄，因而也就失去了家族的凝聚力。所以古人把修谱看得很重，认为国无史就会有失国政，家无谱就会有失家法，国史、家谱二者同等重要。宋代苏洵曾经说：“人家三世不修谱，则为小人矣。”明代方希哲认为修谱能够起到垂范后世的作用，他说：“古之贵乎谱者，非特以著世次，纪官位，而夸于人也。盖将使后人观之，而考人品之醇疵，明流泽之广狭，而益思所以自立云尔。”

廖姓族人历来重视修谱工作，如张廖家族谨守的“七嵌”中的第七嵌就规定：“迁籍外出，姓张姓廖听其自便，然必须修谱，庶几知木之有本，如水之有源，乃序谱之宗—旨也，子孙分布虽远，序谱一查，天下犹一家焉。”

族谱的倡修以欧阳修、苏洵最为得力，他们不仅亲自编写本族的家谱，而且提出了编写族谱的体例和方法。他们的谱法、谱例影响很大，成为后来族谱形式的规范。

从廖氏命姓帝世、食采周初来看，年代是相当的久远。叔安、伯廖和皋陶的后代都有自己的封国，召伯廖虽然不是诸侯，但他的身份是周朝的卿士，应该算是贵族。古人看重家世，屈原写《离骚》，开篇就是叙述家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按常理推测，最迟在周初廖姓就有了自己世系的记录，尽管名称不一定叫谱牒或家乘。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七雄并起，像廖国这类小国陆续被大国所兼并，且不说沦为奴隶，起码诸侯、贵族的名分是保不住了。再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隐姓埋名都惟恐来不及，能够顾得上祖宗的人大概不会很多。汉代廖姓出了个名人廖扶，人称北郭先生，教过许多学生，算是凤毛麟角了。此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打仗的日子很多，社会动乱，而廖姓从叔安至子璋的各代世系仍得以流传下来，实属不易。虽因时代久远，其中不免有错乱的地方，但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唐宋时期，廖姓人文蔚起，谱牒随之而兴。从唐代天宝年间廖琳碹所撰谱序来看，《虔化廖氏族谱》当是现在确知的廖姓最早的族谱。既有谱序，族谱的存在也就无容置疑，只是可惜现已失传。宋代廖姓人修谱的盛况，从欧阳修、朱熹、陆九渊、文天祥等名人所撰序、跋中得到充分反映。自明清以迄民国，可以说是举国上下，无族无谱。

家谱体例

从家谱的体例上看，大多采用前序、后跋、中正文的体例，分别阐述修谱源起、家族起源、各支谱系、族规家法、宗祠祭祀等内容。

从编排体例上看，尽管在门目设置和内容详略上不尽一致，但就整体而言，其基本格式是一致的，即一般说来大都有谱名、谱序、凡例、谱论、恩荣录、图像、源流考、五服图、世系表、仕宦记、家传、祠堂、坟茔、族产、族规、昭穆、后跋等内容。如民国十四年廖佩珣先生监修，廖佩鎏等编纂的《惠阳廖氏家谱》，全书分上下二卷，上卷首载宗支谱，内分族姓源流、宗图及各地始祖简明图等；次载恩荣谱，内分进士、举人、贡生、仕宦、封赠、文学、国学、学校毕业、保举，及捐纳、旌节、耆寿等目。下卷首载坟茔谱，内述各代墓域；次载艺文谱，内分经、史、子、集四目；次载家传谱；末载杂录谱。清宣统元年世彩堂本（湖南衡山）《廖氏七修族谱》 18卷，卷一至四谱序、碑记、传记、寿序、墓志铭，卷五至十四齿录，余卷为宗规、墓图、祠堂记、祭田、契约、四礼、山图等。民国十六年本《嘉定廖氏宗谱》6卷，卷一序、氏族源流，卷二世系，卷三世纪表，卷四传状、碑铭，卷五撰述志，卷六宗祠志。有朱熹跋，陆九渊、廖鸿章撰文。 ”

《廖氏族谱诗》廖鸿章：

源头深处话流长，本固根繁万代扬。敦义人伦明上下，家兴孝友乐虞唐。

天伦莫大尊亲至，人道当归太古常。幸得名公文叙谱，笔端花彩永生香。

《廖氏族谱诗》廖文旦：

武威世德绵千载，衍秀分支绪万重。五岭东南联一气，八闽遐迩旧同宗。

渊源悠远传忠孝，恩义周全笃友恭。还望光前无遏佚，根深实固比乔松。

现在情况

廖姓是现今中国姓氏排行第58位的大姓，廖姓为台湾省第18大姓，就是俗称的清廖。人口较多，约有487万左右，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37%。

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个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其成型的过程中，由于大规模的流动迁徒和环境的险恶，迫使他们摒弃了懦弱保守的性格和意志薄弱的成员，并以坚忍卓绝的精神和斗志开拓着自我的生存环境，从而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但是，客家文化的前身其实是中原文化，客家民系就产生于中原，客家人就是中原移民。遍布于今日粤、桂、台、闽、赣及海外的客家人，先天就带有中原文化的印痕，虽然历时久远，但他们代代相习，不断传递们，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客家文化是演变、递嬗了的中原文化，由于它较多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生形态，所以，从文化渊源上，它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是研究中原文化的资料来源和活化石。

没有中原地区移民的流动和南下就没有客家民系，这是客家文化形成的前提。然而，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兵燹战乱、国破家亡，这就使得迁徙带有被迫的性质和悲怆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流动也使他们更加看重旧有的文化基础和观念形态。中原文化中牢固的本土意识和人文精神时时振动着这些移民的灵魂，使得他们在观念上和汉文化精神始终难以分离。另一方面，完全改变了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又迫使他们改变着旧有的文化(至少是局部地改变)，必须建立一些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新文化而对过去有所扬弃。这样，客家文化必然具有两重性：一是有意识地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二是被动性地对旧文化进行改革，这成为客家文化的格调，也成为客家文化的特质。不管是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还是进行改革，也都无法脱离中原文化这个母体来源。

一

所谓“客家”，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客”，指外来移民；二是“家”，指由中原南下，举家迁徙或落地成家的那些豪门望族。

从历史上看，客家先民多为中原地区、尤其是豫州的居民。其迁徙最早始于西晋末、东晋初。《晋书·地理志》豫州条云：“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最后一举灭掉西晋，中原震动，豪门大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大变动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京畿豫州一带的士族豪门。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他们纷纷迁移南下，而东晋政权为了延揽和照顾这些士族，开始在南方设立这些外来移民的居住侨郡，并以北方地名来命名这些侨郡，以照顾他们的意识和心理。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所设侨郡中规模最大的是“豫州”。由此可见从河南地区来的移民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这些贵族的利益，东晋又设立了“给客制度”，它直接演化成为“客家”这一称谓，并为客家民系的组织制度和社会结构输入了更大的活力。《南齐书·州郡志》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当时，北方大姓几乎全部南移，由于受到东晋政权的保护，这些迁移的北方人并未衰微，反而日渐兴盛，这就为后来的屡屡南移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源。

从整个客家人的迁徙路线来看，按照历史的划分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五次：第一次是东晋初期的“中原望族，相率南奔”。他们来自中原，大多落在江淮一带，至皖赣者为多。这次南迂，由于有着东晋政府的种种照顾政策，很快趋向于稳定，并一直保持了五个世纪。唐末社会动荡不安，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兵锋纵横南北，这些名门望族受到极大的威胁，客家先民第一次逃难后的落居地正当黄巢起义军展转往复的要冲，在这种情况下，遂开始第二次迁移，即由皖豫鄂赣等第一时期落居地，再迁至皖南及赣东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地区。第二次迁移后稳定了三百年。后来，金、蒙古相继占领北方，并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本又一次迁移，这第三次迁移乃是一部分由第二时期旧居，分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经过五百余年之后，客象人又开始了第四次迁移，时在明末清初之际，满清人南下入主中原，受祸烈最为严重的部分客家人，从第二或第三次迁移旧居，分迁至粤中部和滨海地区及川桂湘台等地，一小部迁至贵州南边及云南。客家的最后一次迁移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部分客家人又迁至粤南及海南岛，有的流寓海外。至此，经过五次迁移，客家人的居住范围已基本稳定，表现出现今所呈现的客家分布态势。

由于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不断颠沛流离十使得客家人最重家世谱牒，这数次迁移的始因和路线都十分详尽地记述在他们的谱牒中，不管如何迁移，他们始终都对自我的起源地难以割舍忘怀，常常“述本源流”。在现今所能觅到的客家人族谱中，总是对先世的故居极尽缅怀之情，而他们的祖籍大多在中原地区，其中以河南较多。

客家的概念和群体是历史上中原部分居民经过不断迁徙和流动形成的，是历史所造就的一种文化人文现象。然而，从中原人到客家人毕竟还有一个契合点和转折点。由于客家的概念主要是居住地点的变更，那么，这个转折点也体现在其迁移过程中的中转环节。考察客家人的迁移，可以发现，福建宁化石壁乡是客家迁徙的中转环节，是中原移民转化为客家人的里程碑。从大量族谱和方志记载来看，宁化石壁乡在客家迁徙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客家人称道和记铭之所在。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乃至世界各地几乎都经过了宁化及其石壁。宁化西北有武夷山脉作为屏障，自外入闽又有一条较为平坦的狭长地带作为通道，而中原移民在这里集结、休养整息之后形成了较为整体化的移民集团再向闽粤等地整股流寓，从而开始了真正的客家人时期。因此，凡流寓这里，并在这里认定共同族系的中原移民就转化为客家人及其后裔，它成为客家人的界定尺度和标准，而在历史实际上也确乎如此。

客家人的称谓形成于唐宋，《旧唐书·食货志》、《太平寰宇记》、《元封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中都曾”提到“客”、“客人”、“客家人”、“客族”。记述客家人经过宁化石壁的一些重要谱牒文献，如梅县《丘氏族谱》、嘉应《刘氏族谱》、兴宁《廖氏族谱》、平远《姚氏族谱》等，记其经宁化也是在唐宋这两次迁徙时期，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体上，客家民系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并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

二

客家文化是在迁移过程中，根据环境的变化需要而成型的文化，它秉承着中原文化的主核，而延伸着新环境新条件下的文化需求，从而既创造一些新文化内容，同时也恪守着中原文化传统。由于客家人在流动中始终是集团式或家族式的迁移，有着相对封闭和单一的生存空间，又由于这些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区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名门望族，所以，由他们所保存下来的一些中原文化，也相对较为原型和纯正。

恪守礼教，重伦理、倡道德，是中原文化的一大特点。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带的高知识阶层，自然极为重视这个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内容，所以特别重礼教、倡文风，古朴求真，发愤求学，勇于进取。台湾学者陈运栋先生对此总括为：“客家虽自中原南迁，然其重道德、重义气、重礼节、重理智、性刚强，仍具古风。保存汉族血统，最为纯粹。语言风俗习惯，犹是中原遗风。其守礼节、重道义、好学问、讲伦理，均表现中原民族气质……客家，就其语言与精神表现，均具中原古风”。著名学者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中指出，这种“客家精神”乃是“中原精神”的最好体现和发扬。客家人集中的嘉应地区《嘉应州志》卷八礼俗引《大清一统志》云：“民俗质实尚勤俭，重本薄末，地狭民瘠，尚气轻生。君子质木，小人悍蔽，俗称谨愿。”又引王志云：“温饱之家益敦俭素，输赋奉公，不事鞭扑。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方渐知梅州，尝渭：‘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可见州士之读书，自宋已然。”这种情况与中原古风如出一辙。

重礼教、喜读书是一种文化习惯，它的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而客家人也把儒学奉为经典。在客家人的较大聚居点，几乎都修建有学宫和奉祀孔于的场所，岁时祭拜。对于传统学术，客家也不乏儒学鸿师。据有关史书所记，客家人为硕儒者，在宋有长汀杨方、宁化张良裔，俱人史书儒林。明代理学大盛，客家人研究理学而有成就者更多，著名的如惠阳叶春芳、叶天佑，信丰俞溥，龙南月华，南康刘昭文，兴宁张天赋，长汀扬昱等数十人，俱名重一时。清代及近代，客家的经师及学问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名笔更层出不穷，形成了有着自身特征的学术流别。

客家人恪守礼教，自有一套与之相符的伦理道德。环境的变迁和条件的困难使他们更为重视家庭，关系和家族团体，中原文化的人文精神时时深化着家群观念。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的家庭是他们精神和生活上的直接寄托和依靠，对家庭的依赖成为他们的生存意识而渗入心理。在这种心理意识上所形成的一系列品格——忠于家庭、孝顺父母、悌友兄弟、和睦毗邻也成为客家人倡导的伦理规范。

客家人最讲“木本水源”，他们对于自己祖先的经历如数家珍，永不忘怀，并由此而尊奉家族制度。客家人尊奉并大力提倡数世同堂，早在唐、宋时，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资治通鉴·唐纪》记客家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其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宋史·孝义传》记客家人陈兢“长幼七百余妇，不畜卜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乡里率化，争讼稀少”。这种家族群体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内谋求经济的自给自足，养老抚幼，教育子弟，祭祀祖先；对外则防御外侮，以集体的力量保护家族的安全。在客家的大家族中，分工细致合理，行业完备，若一行失败，则可由它行弥补，不致空缺。大家庭内由家长主持，如家长健在，虽子孙满堂也不分家。人数增多则营造房舍，逐渐形成“围垄房屋”，这一被日本艺术大学茂木计一郎教授所称颂的“自天而降的黑色飞蝶”显示了客家人居住文化的基本特色，被称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这种具有居住功能和安全功能的房建群，也反映了客家人的浓重家族观念及其亲和力。

客家人祭祖是一件大事，至今仍然如此。正月祭祖，供品须摆至十五天才撤去。守岁之夜，全家聚集在祖先灵位前，老人给儿孙讲述祖先功绩，教谕后辈，通霄达旦。《中华旧礼俗》引客家人节日歌云：“正月是新年，烧香奉祖先”。祭祖活动既有隆重庄严的仪式，也有热闹欢快的祥和气氛。节日期闻如初二回娘家、腊八和祭灶等，仍明显体现着中原文化的风彩。

几次迁徙也使客家人处于大型或小型的流动状态。在迁移时，不管多么艰难险恶，他们往往把祖先的骸骨出土背着出走，到新住处时，再按礼重新安葬，在遇到危难时，如兄弟被迫分离，则必分抄族谱，牢记宗系，以备将来“敬宗睦族”；它无一不是由血缘关系纽带长期缔结成路中原人文的延续。

客家人的婚礼和丧礼也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人种的蕃延和个体的死亡是人类社会中永远出现和重复的事实，是无论任何民族或部族都不可避免的，而由于生产方式、经济来源、生态环境、人文心理的不同，婚丧礼仪也千差万别。在这两则永恒主题上抽象出来的礼仪，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质子对于客家人来说上无论怎样颠沛梳离，对以保证自身蕃延的婚礼和人生归宿的丧礼，都依然遵奉祖先的垂训，体现着“中原人”的行为习尚。台湾学者邓迅之先生称：“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而且历代都保存中原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的婚姻礼俗深受古时风尚气习的影响；也就是说，客家人的婚姻观念，仍以传统的‘传宗按代’为目的”。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客家的婚姻礼仪，基本上都按照着中原古礼中的婚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六礼来进行。在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之前，基本上遵循着旧式婚礼和旧式程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当中原地区的婚礼随时代变化也简单化和自由化之后，客家的婚礼仍然据中原古礼进行。在这方面，由于生存的内向性，他们所体现的中原文化传统甚至比中原地区还要明显，客家人的丧礼也和中原古札难分轩轾，从人弥留之际到成服、守灵、入葬和服丧，都保留着中原文化的传统习惯。这种庄严肃穆的哀礼加上客家人的细心和恰到，往往把亲属的悲哀宣泄得淋漓尽致，客家人既恪守风习又十分懂得使用感情。

以上我们林林总总所述的一些客家文化现象，显露出明显中原文化特征。但这并不是因客家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而是客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原文化的一种推进形式，上述只是与中原古文化相比，在推进过程中依然恪守和保留的东西。由于诸多原因，客家文化对传统的保留甚至比中原地区的保留更正统、更纯执。不过文化本身毕竟是随着生存环境而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客家人毕竟已迁出中原而定居在与中原风物有很大差异的生活空间，必然对自身原有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进行改造和更新。例如饮食文化，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土质生态物产的改变，要想保留中原的传统膳食结构已不可能。其它诸如居住、营生、新的神祗崇拜、衣服被饰等等，也与中原同类文化发生了重大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这是文化发展中的必然情况和正常现象。

三

语言是显示一种类型文化特点的重要方面。客家浯言是维系客家群体的意识凭籍和精神力量，几乎成为是否客家人的界定。而客家由于源于中原，故客家语言又是中原古音的直接展现。

从民族源流而论，客家就是汉族，而且就是居住在中原的汉族大姓，由于漫长的封闭状态，他们的汉族血统似乎更为纯正。语言是居住共同体内交流思想感情、生产生活的第一文化要素，这些清高孤傲的贵族后裔，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所以在客家语言中保留着许多汉语古音，尤以唐宋之际为最多。陈沣《东塾集》称：“嘉应之话，多隋唐以前古音。”章太炎《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广东惠、嘉应二州，潮之大埔丰顺，其民自东晋末逾岭，宅於海摈，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

语言的传布不外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小学语的生活语言；，一是授书课读的书面语言，客家人的祖先有较高文化水准，接受的书面语言更多。这在古代被称为“雅言”。所谓雅言，是相对摒除了“俚语”的那些文明语。在现今所能得知的客家语言中，仍保留着大量的这些古代雅言，它们往往可以在古语中找到一致的对照。如客家语中，称我为吾，你为若，他为其，他的为厥，太阳为日，姐为姊，没有为无，吃为食，喝酒为饮酒，稀饭为粥，漂亮为艳，肮脏为垢腻或秽，胖为肥，散乱为阑珊，好了为好矣，这些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规的文学用语。我们只要稍稍涉猎一下古代汉语，便会发现古汉语传承至今的各方语系中，它的最佳保存者便是客家语言。诸如此类的用语在客家话中比比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文化生活中，客家应用雅言所达到的口语化程度和古代相差无几。其实，在古代中原地区，也恐怕只是知识分子在写作时才用，这些雅言词汇。而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客家先民，在迁徙过程中面对南方陌生的语言环境，为了准确一致地名物状义，往往把中原雅言有意识地推广到、固定到生活口语之中，并成为一种传统。它无形中使中原古语—脉相继地沿续下来，成为客家语言的重要内容。

客家话也是中原古音的最佳保留者。这种保留的程度比现今的中原音系更正统、更规范。例如《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部分出自中原。既然是诗歌，尾字总要韵，但用现今时普通语音来说，却不尽然。《诗·齐风·南山》：“葛履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其中的双、庸、从应该叶韵。但由于中国语音至唐一大变，开始分韵，所以现今中原乃至大半中国，已很少保留隋唐以前古音，而在客家话中，却对中原古音多有保留，如以客家话诵读上诗，却可以琅琅上口，韵切分明。

客家语言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专门化、难度很大的课题。从总体来讲，无论是从音韵学方面或训诂学方面，方言学家都认为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尤其是中州河南的古汉语最为相近，它保存着许多古中州音韵语汇，有浓厚的古中州风俗色彩。其实，这些说法只是泛指，客家方言中的中州古语，并非单一时代空间内的古音语汇，而涉乎自先秦至唐宋的中原古音韵语汇，它与客家先民南迁的不同时代、不同出发点及所经历的站点密切相关，之所以能保存着这些古音，则主要由于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文化心理，也由于客家人“多居山地”，处于封闭的生活环境。而这种语言的形成，则是客家人向客家群体归属的基本条件。客家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客家民系的总体文化之中，昭示着自己祖先、来源的一面明镜。

客家文化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客家部类文化中梳理追溯，总可以找出中原文明的某些原型或是影子。但是，从客观的文化形成而论，客家文化毕竟是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另一类文化形式，它也不能描述成派生出来的中原亚层文化。客家文化就是客家实体文化，它是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社会历史变化中的产物，是局部文化运动嬗变的结果。

　　客家简介

　　“客家”是汉族民系中重要的一支名称。这支称为“客家”的民系，是南迁汉人，在唐末至明中叶聚集于闽、粤、赣连结地区，经过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具有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的方言、文化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它以汉人为主体，同时包合经融合有“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但是这支民系不是纯汉族血统，其文化也不是纯中原汉文化，所以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员包含相互融合，享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此，“客家”是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但并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

　　客家民系迁徙与形成

　　客家先民是中原人士，客家人在历史上曾经历五次迁移运动，其中第一期是孕育期，第二、三期是形成期，第四、五期是向海内外播散期。客家人迁徙运动背景，是中国历史上因王权变更、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发的北方汉民南移运动。

　　第一次大迁徙——西晋末年，于永康元年引发了“八王之乱”，继而又爆发了人民反晋王朝的斗争，大大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这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各自据地为王，相互争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西晋王朝灭亡后，中原成了胡人天下，他们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遂形成以衣冠土族，官宦大户为主体的南迁潮流。他们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这时，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

　　第二次大迁徙——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由盛而衰，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他们互相攻略、纵兵残民，加之中原灾荒连年，官府敲榨盘剥，民不聊生，许多城乡烟火断绝，一片萧条。不久，爆发了先后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弛骋中原，辗转大江南北十数省。这些地方正是第一次南迁汉民分布的地域。战乱所及，唯有赣南、闽西南和广东东北“比较堪称乐土”，于是上述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由江州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广东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根据客家族谱记载，这时期的移民，避居福建宁化石壁洞者也不少。这就是中原汉人历史上第二次大举迁徙。这次南迁，延续到唐后的五代时期，历时90余年：

　　第三次大迁徙——即客家民系形成中的大迁徙。北宋都城开封，于公元112年被金兵攻占后，宋高宗南渡，在临安（今杭州）称帝，建立南宋王朝。随高宗渡江南迁的臣民达百万之众。元人入侵中原后，强占民田，推行奴隶制。处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为躲避战乱又一次渡江南迁。随后由于元兵向南进逼，赣闽奥交界处，成为宋、元双方攻守的战场。文天祥起兵抗元，率义军进抵梅州，客家儿女纷纷从军，转战于闽奥各地，仅松口卓姓家族，就有800多人，“男执干 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早先迁入此地的客家人，为寻求安宁的环境，又继续南迁，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因为这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

　　第四次大迁徙——原因有二：一是受满族入主中原的影响。清兵进至福建和广东时，客家节义之士，起面号召群众举义反清，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有随郑成功到台湾的；有向粤北、粤中、粤西搬迁的；有的到了广西、湖南、四川。二是客家人口膨胀。赣闽粤边区的客家人，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人口大增，而当地山多田少，耕殖所获，不足供应，乃思向外发展。适逢清政府于康熙年间发起“移湖广、填四川”和移民运动。于是，由中原移居两湖两广的汉民，又大量入川。朱德、郭沫若、韩素音的祖先，都是当时由广东、福建迁到四川的客家人。

　　第五次大迁徙——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客家人为基本队伍，辗转征战十余年。天京陷落后，起义军受到剿杀，百姓纷纷逃匿。在此期间，粤中地区发生了持续12年的土客械斗。清政府为解决土客之争，特划出台山赤溪地区以安置客家人。动乱使得客家人开始了又一次的大迁徙，分别迁到海南、广西，甚至飘洋过海到海外去谋生,客家人向海外迁徙。自南宋末年以来，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搬迁的同时，又陆续通过海路和陆路向海外迁徙。海路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香港和台山赤溪的凼家冲等港口出发，乘船冒险到达南洋各地。陆路通过广西、云南边境进入缅甸、越南等地。其中包括宋末抗元、清初“反清复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和孙中山早期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志士，以及相当数量的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或自驾帆船、或被掳掠、诱骟、招雇的“契约华工”到南洋等地从事苦役。20世纪中叶以来，又有部分人由原住国向欧美等国乃至世界各地再行迁移。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布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所谓“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 方就有客家 人”:

　　作者：笑对风云涌 回复日期：2004-6-6 21:07:00

　　客家名称的由来

　　“客家”的字面概念是外来的住户。作为民系的称谓，“家”的含义应是“人”，而不是“户”，如“店家”、“船家”。“客家”是客家民系、客家人的简称。但是，“客”不是简单的相对“主”而言的外来者，如广府系、福佬系，他们也都是中原南迁的汉人，也是“外来者”，为何又不称客家？其中缘由还在学界讨论之中。从历史的现象看，汉族南方各民系的形成时间都比客家民系早，基本都在同一个行政区域之内（有的也只有部分外延），而客家民系形成时间较迟，而且不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是在三省的连结地区。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这方连结地区，原本的土著或称主人，除了极少数的古越族之外，有“山客”、“木客”、“畲客”。他们大多也是“外来人”。这些“客”和后来的“汉客”混居一地，长期融合，孕育出一种独具个性的语言、文化特征，（可以认为此时民系初步形成，但没有正式的名称）然而这些独具特征的人外迁他乡，如迁至福佬系、广府系的聚居区，被当地主人称为客人、客户、客家。而且这一称呼是在福建沿海和广东沿海不同民系中“叫”出来的，这在文化内含上，应该可以认为是对同一文化特征（即后来确定的客家）人群的一种“共鸣”。这是否同闽粤赣三省连结区原住民的“客”有关，或者说这些地方的居民已有“客”的说法（虽然未见文字记载），现尚难定论。客家名称的来由，现在比较共识的观点是由“他称”到“自称”。“他称”的时间是在明末清初。自称的时间起始于清中叶。但这绝不等于客家民系这时候才形成。“他称”首先是在福建沿海福佬人和广东沿海广府人，“称”出的。“自称”便是自我认同。因客家在民系形成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作客他乡的迁移史。人家对自己的称谓并无贬意，同时符合自己的历史；也就认同了。

　　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一词，有的学者认为不确切，提出用民性、品格、民风、特性、风尚、品德、品质，气质等词的见解。见智见仁，何词恰切，姑且不论，权以“精神”解说。客家精神是由客家历史打造出来的。客家历史是客家先民、客家人的流浪史、拼搏史、创业史。为了生存、发展，长期的迁徙、流浪，颠沛流离，逐步地摆脱了中原“安土重迁”和“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保守观念的束缚，树立起“四海为家”的新思想。

　　也就是长期的颠沛流离，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而必须奋力与自然、与社会抗争，努力拼搏，胜利者，就是这些敢于拼搏、敢于冒险进取的强者，他们终于到了彼岸，获得新生和发达。客家先民在中原老家受到儒学的传统教育，宗族、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离开中原背井离乡，长期的流浪生活，更体会到宗族、家族合力的重要性，更加巩固和加强了宗族家族观念，于是敬祖睦宗的思想观念显得十分突出，扌背父骸，聚族而后，修族谱，修宗祠十分突出。客家先民在饱尝长期离乡背井痛苦之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家不知娘辛苦，出外方知慈母情”，“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于是更加戚恋家乡，并深刻体会到家、乡、国命运一体，荣辱与共的关系，使爱国爱乡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在各个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客家精神的表述有繁有简，有长有短，可以函益意识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但最为突出，最为本质的可以归纳为“四海为家，冒险进取，敬祖睦宗，爱国爱乡”十六个字。

　　客家先民

　　客家先民，是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生活在民系形成地区的客家人的祖先。概言之，本应该就是客家人的祖先，但情况比较复杂。客家人的祖先除当地“客化”的少数民族之外，都是南迁汉民，但南迁汉人中，不少在辗转大江南北数百年之久，数代之后才迁入闽粤赣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区，进入客家形成区的南迁汉人有的已经不是离开中原的第一代，甚至不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有的定居于别的民系形成区，成为其他民系的成员。所以如果把客家人的祖先统称为客家先民，那么“客家先民”这一称谓就没有特殊内含，或说概念杂乱，因此必须用时空加以限制，时间就是民系形成之前，空间是在客家民系的形成区，也就是直接产生客家的祖先，方称客家先民。

　　客家人

　　客家人，是客家民系的成员，凡是有客家血统、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三项条件中的任何两项条件的人，便是客家人。客家血统，不要误认为就是汉族血统。因为客家民系虽然是汉族的一支，但它是以汉族为主体，同时包容了“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客家民系是汉族客家先民（主体）与非汉族客家先民（即客家民系孕育时期居住孕育区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共同孕育的，所以，客家血统是形成客家民系的各族成员血统的总称，文化素质主要表现在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客家认同意识，即是自我承认是不是客家人，鉴别是否客家人的三要素中，更重要的是客家文化素质和自我认同意识，而不是血统。

　　客家后裔

　　客家后裔可以解释为客家后辈，但如果其后辈仍然是客家人，就没有必要冠以“客家后裔”，因为客家人的前辈是客家先民，之所以称其“先民”，是因为他还不具备客家人的素质。如此推论，客家后辈，应是具有客家血统而无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的人。比如迁离客家社区时间较长，而已不会讲客家话，自己也不认为是客家人的原客家人或客家人的儿孙。客家后裔应是现已不是客家人的客家后辈。若不这样区分，何谓客家人、何谓客家后裔？总不能说，父亲是客家人，儿子就是后裔，如果儿子仍然是客家人，那又为什么称“后裔”？因为客家民系至今并未终止，如果有一天客家民系消失了，那么到达其消失之后，客家人的后辈则可称为客家后裔。

　　作者：笑对风云涌 回复日期：2004-6-6 21:08:00

　　关于客方言的形成

　　一、客方言形成概况

　　客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一个分支，它以广东的梅县话为代表。梅县，这个名字为后起，据温仲和《嘉应州志》载，梅县在南朝齐时，开始称程乡县， 是时有南齐时人程旻[ m n]居嘉应州义化乡，后人思其德，名其乡日程乡，名其县为程乡县。到了后晋，程乡县原隶属广州义安改隶属为南汉国时，始改恭州为梅州。宋时几经改置， 至明清时又复称程乡县，隶属广东潮州府。至于称“嘉应直隶州省程乡县”之名，那是清朝雍正年间的事情，到嘉庆时，嘉应州升为府。直至民国，隶属广东省，废嘉应州改称梅州，后改为梅县。 今梅州市含七县一区，即梅县、兴宁县、五华县、蕉岭县、平均县、大埔县、丰顺县和梅江区，均操纯客方言。梅县话是客家话的代表。

　　　　梅县的命名，起自民国。据《梅县市文物志》所载旧制沿革， 梅县应当包括旧称三十六堡，即今现属梅城及城郊区、长沙、水车、石坑、畲江、扶大、南口、荷泗、瑶上、大坪、石扇、西阳、白宫、丙村、雁洋、城东、松口（松东、松南）、白渡、隆文、桃尧、松源等区。 这些区与区之间的语言，其大系当然属梅县音系，可是微有差别。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方言究竟怎样形成的？ 当代语言大师王力先生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据一九一二年梅县焕文阁出版《梅县乡土历史读本》载。“客民本中原汉族，皆河南光山、固始之民。”唐末因战乱“移徙于汀 赣之间”后转到广东，到了宋末，梅县一带旧是过客族，“遭元兵屠戮殆尽”，待元乱已定，复由洒赣之间“转徙于梅”。清诗人黄遵宪《梅州诗传序》云：“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 语言不少变”，“守其语言”属什么语言？清语言大师章太炎先生《客方言·序》中说：“广东称客籍者，以嘉应诸县为宗”“大氏（抵）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林海岩《客说》“客音为先民之逸韵”可见梅县客家 为汉民，客话渊源，自然属于中原先祖口语无疑，所以客家话保存了大量上古和中古语音。黄遵宪说：“余闻之陈兰甫先生谓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见《梅州诗传·序》）。由于社会动乱，中原汉人 大批南迁，在经过长期流徙以后，这批被称为“客人”的中原汉人最后定居于梅县地区，其所操的语言慢慢对发展成为一种方言——客家话，客家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定型下来，形成一种有别于汉民族共同语的独立的、纯洁的、 活泼的和丰富的客家方言。

　　二、从古代汉语看客家方言的形成

　　我们知道，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梅县客家话，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必 然结果。客家话的客家人（客人）所操的语言。“客民本中原汉族”，既是中原汉民族，口音当然是中原音系，罗香林《客家源流考》认为“就种族遗传说，客家民系是一种经过选择淘汰而保留下来的强化血统”，这就说明了 “客人是中华民族是最有力的一派”（《梅县乡土历史读本》）。足见客家人是中华汉族无疑，客方言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是汉语的一个支派。

　　（一）客音和古音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客方言中保存了很多古音，从客家 话的纽韵调上可以发现古音系统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不打算作全面的阐述，因为古音与客音的异同，古今汉语专家在专著里均有述及，我只是想从它们共同性的对应关系上谈谈纽韵情况，至于调的问题，对古汉语调类说法亦 不统一，如古有二声、三声、四声说，当今客话五华口语只有三声，无去声，梅县地区其余县都为六声说，就难以考定“古”“客”真相。我认为客方言的纽韵与古代汉语有一定的共同点和一定的对应规律的，譬如说声母，客 方言无浊声母[dz]、[dz] 、[dz]、[v]、[η]，只有塞擦音[ts]、[ ts’ ]、和擦音[s]，在三十六字母中属精、清、心声母，无舌上音[ts]、[ts’]、[s]，因此客人说“知”为“低”（di），说，“值得”为“抵得”等等都是属 于上古语音，即清代音学大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提到的“古无舌头舌上之分”“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这话的意思是说，等韵三十六字母的舌上音“知、彻、澄”在上古音里，都是读“端、透、定”即今人发 “zh”、“ch”、“sh”的舌后音声母的字，在上古时有一部分读为舌尖母“d”或“t”的音，客方言正符合这个规律。钱氏又说“古无轻唇音”，认为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 （见钱氏《音韵问答》）这话的意思是说，凡后代发轻唇[f（v）]声母的字，在上古音里都读为重唇音[b] 或[p]或[m]，证之于客话，如说“飞”为“卑”，说“负”为“辈”，说“分”为“奔”，说“粪”为“笨”，说“斧” 为“补”，说“无”为“磨”等等，这就是客话中今天还保存下来的上古语音。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说：“古音有舌尖泥纽，其后支另，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这话意思是说，今人读“r” 声母的字，证之于客话，客人说“汝（r ）”为“你（n ）”，读“乳（r ）”为“能（n ng）”，读“挼（ru ）”为“挪（nu ）”等等，这些都说明客话没有“日纽”，日纽在古音系统里应属三十六字母的“泥纽”。

　　　　再说客方言的韵母的保存了一部分古代韵部， 如罗 云《客方言·自序》所说“今考客音耕清韵婴声诸字，与真韵因字诸字无以别也；清韵之情、贞、成、盈、呈，与真之韵秦、真、臣、仁、陈，无以别也；青韵之轻、屏、 萍、 ，与真韵之亲音与清同；到臻韵这臻音与精同，就如顾（按：顾炎武）说非三百篇之正音，抑亦秦汉之古音矣。”这段话说明了客家话韵母系统与古韵部有不少相同相通之处，所谓“非三百篇之正音，抑亦秦汉之古音”是合乎事实的。 客方方韵母具有入声韵尾[- p ]、[ - t ] 、[ - k ]和阳声韵尾[ - m ]、[ - n]、[ -η ]特点，与《广韵》系统相符，但韵尾[-η]在[ Z ] 、[ I ]之后变为 [ -n ]、韵尾[ k ]在[ Z ] 、[ I ] ，“痕”与“真”各别。

　　（二）客方言与古语词

　　客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一个分支，因此客话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著名音学大师章太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