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武术” 虽然在全国武林中没有另立门户，确也曾响当当的威震八皖。它的源流何在，有什么地方特色，何以能自成一家具有神威的魅力？

从枞阳周家潭章、周大姓的家谱中，才可以找到这个武术系统的蛛丝马迹。据周潭镇永兴村《鹞石周氏宗谱》记载，其祖“文一讳仕龙，生失考。省考中解元，有名登龙虎榜。文武双全，学博渊源，精通子史，更懂汉字五音之学。武有三十六翻身，七十二变化之妙术。宋季附籍桐城县清净乡杨都湖上鹞石山下，设教馆授生徒，而四方远近者争师之。”“清净乡”即宋、元、明、清时期桐城东乡的称谓，“杨都湖”即今天周潭镇和陈瑶湖镇境内的陈瑶湖、枫沙湖水系。由此可见，周氏早在宋代就迁移到枞阳县周潭镇，并成为东乡武术起源流派之一。据章氏族谱所载，章姓始祖可追溯到秦朝大将章邯。唐朝的先祖为仔钧公，系名将，有15个儿子，他的后代有一支迁至安徽泾县，宋时也出过一些武官，元朝时泾县章家天武、天禄兄弟迁来周潭乡大山（原名发洪山）定居。在大山繁衍的后代有武艺高手，如章慕斌，就是清嘉庆甲子科第二名武举人。章氏祖传的武艺，原属福建少林门派。（因先祖也曾在福建蒲城住过）

约在明朝前期，周氏第三世祖与章家联姻，周姓武术又掺入河南少林、湖北武当的套路，所以在明末时萌芽的“东乡武术”，已是南拳北腿的混合流派。它既有南拳“拳打卧牛之地”的步伐稳健、刚劲有力的特点，又有北派拳的跌打滚翻，以腿功见长的风格。它以中低架势为主，低盘为多。步型以马弓步和震脚为多。它以刚劲为主，出手快捷、灵活多变，勇猛凶悍为特色。

“东乡武术”形成后主要用于防卫守土，注重实用，不搞花架子。因为习武者都是农家子弟，除了上百种的拳路套数，十八般武器外，他们还结合农家生产工具，甚至日常生活用品，使之由非武器而化为武艺。我读初中时，有一些东乡同学，几乎都在原籍学过武术，其中有一种叫“板凳花”的套路，真是闻所未闻。它教你坐在长条木板凳时，遇到战斗需要时，立记得转身用两手紧握板凳腿，举起一条板凳便成了武器，只见上下翻腾，左右抵挡，就变出不少攻防的架式来。这便是板凳花。

干农活用的钉耙、扁担、叉子，都被精通武术者设计了武艺动作，成为套路。也是幼小时，还听说一位农家拳的高手发明了用半个钉耙战斗的狠招，他名字即称某半耙。武侠影视中乾隆爷以纸扇做武器，出神入鬼，东乡的神手们以干活擦汗的大毛巾也能甩出攻防的招数，可惜金庸之辈还是没有看过或听说我们东乡拳的活学活用还有那么多他们想像不到的神奇。

“东乡武术”还有不少神奇、神秘的“功”法，如轻功，“贴壁挂画”即是其中的一种。另有“二龙戏珠”、点穴法、铁砂掌、硬功等都是最难学的。在三十六教头中，都或多或少各有所长地掌握了不同的奇功绝技，可惜这些“功”都无文字传承下来，加上过去我国古代习武练功历来有“家传不外传”、“传媳不传姑”的规矩，所以它们几乎全都失传了。

今天，我们重温祖国武化遗产，主要为了自卫、健身，也可对现代反恐擒拿，武装侦察的技艺中注入古典武艺精华的有益元素，使其重放光芒。这也是一种实用的“古为今用”吧！

东乡武术 简介

渊源

据周潭镇永兴村《鹞石周氏宗谱》记载，其祖“文一讳仕龙，生失考。省考中解元，有名登龙虎榜。文武双全，学博渊源，精通子史，更懂汉字五音之学。武有三十六翻身，七十二变化之妙术。宋季附籍桐城县清净乡杨都湖上鹞石山下，设教馆授生徒，而四方远近者争师之。”“清净乡”即宋、元、明、清时期桐城东乡的称谓，“杨都湖”即今天周潭镇和陈瑶湖镇境内的陈瑶湖、枫沙湖水系。由此可见，周氏早在宋代就迁移到枞阳县周潭镇，成为东乡武术起源流派之一。据《章氏族谱》记载，元代，有天武、天禄兄弟二人迁周潭定居，并带来福建的南少林武功。此后，经周、章两大家族世代扩散融合，习武之风不断，到了清初，以周潭为中心，周围50里的居民都争相习武，习武之风遍及整个东乡，形成了“东乡武术”。

特点

东乡武术发展巅峰时期，定居在周潭镇永兴、大山、彭桥、七井、施湾、吴桥等村的周、章、陆、邓、谢、王、汪、吴这几个家族，男女老少嗜武成性，家家备有刀枪棍棒，奇拳怪招，高手如云。

东乡武术融“南拳北腿”于一体，特别注重功法，拳械术套路虽不多，但比较复杂，善于破解对方阵式和路数，拆招散打，攻防合一。

明清之际，东乡武术南北拳种包容兼收，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中，又创出了许多新拳种，举手投足都能显现高深的功力，普通的生产生活工具都能当兵器，譬如：拳术中的三掌、三踏、三炮、双盖、摸刀鱼、甩菜瓜、奤子走路、走趟对打等，器械中的半耙、铁尺、板凳花、扁担花、手巾花等等。

东乡武术主要以低盘架势为主，走趟田字形、一字形为多。步型以马弓步和震脚为多，辗转幅度小，正所谓拳打卧牛之地、棍探龙潭虎穴。肢体动作以拳、掌、肘、上肢动作为主。劲力刚猛，行拳迅速，灵活多变。看似朴实无华，但精妙绝伦，往往能一招制敌，出手便是绝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东乡流传着“畈畈有好田，村村有好拳”的谚语，由此可窥一斑。

在称霸文坛三百年的桐城派故里安庆市枞阳县(原属桐城)，也有着习武的风气，当地有句俗话“文不过南乡，武不过东乡”。在2013年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上，来自该县的“东乡武术”，被评为首批“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项目”。 11月12日，记者专程来到东乡武术的发源地枞阳县周潭镇探访，发现曾经名满江湖的东乡武术，正面临失传的困境，亟需保护。

习武之风犹存

娃们体育课上学武术

　　老校长章友武同时也是东乡武术的传承人，他告诉记者东乡武术已经作为彭桥小学体育课的内容之一。　素有“武术之乡”美誉的周潭镇是东乡武术的发源地。 13年11月12日下午4点半，正值放学时间，该镇彭桥小学操场上老校长章友武正冒着细雨义务教授学生东乡武术。有近20名小“功夫迷”，都是3年级以上的学生。

走在周潭镇，你无处不感受到当地的习武之风，家家有刀枪棍棒，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分男女大都会耍几拳。在该镇大山村，文化墙上印着拳谱。在习武堂，还有一把有上百年历史的关公刀，系清朝武举人章慕斌马上兵器。

老翁三顾茅庐学绝技

69岁的章根苗是东乡武术首席传承人。这几天他都在忙活着一件事——拜师学艺。

章根苗告诉记者，他正想学的是“毛巾花”，这是一种用毛巾作为武器的功夫，只有村里82岁的章老先生会，但他还保留着过去老拳师的传统，无缘不教拳，“我现在一有空就到他家串门，记不清去了多少次，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 ”

据章根苗介绍，东乡武术有三十多种套路，现今只剩下约20种套路了，很多绝学已经失传。

安徽有哪些适合学生党的旅游景点？

NO1 新安江山水画廊

地址：安徽黄山歙县深渡镇

曾有作家说：“人到新安江，连眼瞳都被染绿了。”

这两年新安江有点火，看过照片就会迷上。新安江被称为“东方多瑙河之称”，一年四季都是美的。

NO2 查济

地址：安徽宣城泾县桃花潭镇辖村

画家和学生偏爱在查济这个地方作画，查济就是一个私藏在深山幽谷中的璞玉。

查济古典、雅致，四座群山环绕着它。

NO3 棠樾牌坊群

地址：安徽歙县郑村镇棠樾村东大道

虽然时间跨度长达几百年，但明清时期的牌坊群依然很壮观。

牌坊群两侧保留了永久农田，周围的树木、池塘、河流，简直就是一幅画。

NO4 黟县柯村

地址：黟县汽车站乘坐汽车直达柯村

它被称为“中国最淳朴的乡村”，一转弯，大片油菜花就在眼前！

早晨及雨后，你还可以看到云雾缥缈，如梦如幻。

NO5 芜湖响水涧

地址：从芜湖市区坐205路即到

溪水潺潺，响水涧附近的一片油菜花地，已经美成画了。

三月底，站在山顶，脚下是一片油菜田，气势如虹！

NO6 巢湖岸边

地址：安徽合肥巢湖市

巢湖很美，却总是被人忽略。

沿着巢湖大道骑行，一定会令你难忘不已。

NO7 巢湖郁金香

地址：安徽巢湖半汤旅游度假区

巢湖的郁金香，像梦幻仙境一样。

若有机会，一定来这里看看！

NO8 绩溪家朋

地址：安徽绩溪县家朋乡

青砖、古祠、小桥、流水、人家、花海、歌舞

时代的记忆，家朋都有。

NO9 呈坎

地址：从歙县坐汽车到呈坎

春到呈坎的第一感觉，就是如诗如画的宁静世界。

呈坎与其它村子截然不同，素雅的古村被油菜花装点得十分明艳！

NO10 石潭村

地址：安徽歙县霞坑镇

这是个在地图上都很难发现的村子，但是每到春季，这里就是天堂。

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石潭村掩映在一片朦朦胧胧的迷雾中，美得令人神往。

这10个地方，你去过几个，评论下方告诉我们吧~

有人说，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旅行，因为你会爱上独自走在陌生小镇上的感觉，你会钟情于当地的美食，你会留恋于别样的风景，你会想要留下，换一种生活。

没人陪，依旧可以走天涯，流浪至远方。

安徽绩溪尚村古村落如何

有“中国最美梯田”之称的绩溪县梅干岭梯田向上西行约2公里处，有一个老徽州罕见的多姓氏千年古村落。这个叫尚村的古村落古时还有一个非常雅致村名，称为“砚瓦村”。

来尚村，不仅仅只为赏花，犹如来到了画里乡村，这里有层峦叠嶂的山云岭，这里有清澈见底的霞川河，这里有花海梯田、小桥流水，还有古朴的徽州古村落和众多的古建筑、古遗迹。 这里“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桃花源”里民风淳朴，热情好客。

尚村地处家朋乡西南隅，距绩溪县城40公里，座落在饭甑尖东边岩脚下，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千年村落，周边森林密布，有五个小山丘相拥围抱，人称“五龙戏珠”。

尚村地势东高西低，东边岩小溪、前三园溪及宅后园溪三股山泉水分流村中，沟圳交织结成发达的明暗相间的水圳网，大多闻水声而不见水。

尚村古村落的形成大致可溯源千年，村内有“十姓九祠”即十个姓氏九座祠堂(许氏、周氏、方氏、高氏、章氏、胡氏、唐氏、张氏等)且保存完好，是皖南罕见的多姓氏千年古村。

尚村之“尚”，乃崇尚文化、教育之意，因士族大户，文脉相承，尚村古名又称“砚瓦村”，即家家有砚瓦，户户有毛笔的意思，可见文风之鼎盛。

尚村村内路巷交错，古民居保存完好，依山势高低错落而筑，以姓聚居为主要特色，村南现存乌石堆佛寺，称“岫云古庵”。

村状呈船形，头尾狭长，中部地势开阔，因东西走向三条水圳长期冲刷，中间洼凹稍低，船头在村水口宅下园的位置，船尾高翘，有水即活，似有扬帆出航之势。水口两山夹峙，围拢闭合紧密。山谷清泉，清爽甘甜，冬暖而夏凉。

旧时，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山雾轻绕，宛若世外仙境秘地。最引人注目的，是村南乌石堆佛寺，称“岫云古庵”。寺的东南边两山丘围拢夹峙，寺前一叶荷塘藏露树影，背面山溪泉水流淌不息。原寺内有幅抱柱联，准确地概括了寺院的地理气势：“乌石从白云堆起，尖峰似饭甑飞来。”

尚村传统古建筑特点：一是结构格局不大，依势筑屋，差异性较大。二是室内三雕装饰简单，但明清古韵味浓。三是经数代析产继承，大多转为“众家屋”或使用率不高的“闲屋”。

尚村山清水秀，古风习俗淳朴。人们保持了许多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英雄崇拜理念。村中社祠并存，儒道佛合流，大年会等庙会香火不绝。社庙、哪咤庙、汪公庙、太子庙、乌石堆和尚寺等，以位处村边的哪咤庙以“灵验”而香火最旺。

绩溪尚村赏花说说

绩溪县家朋乡尚村130亩葵花相继盛开。

清晨，饭甑尖下，绸缎般的晨雾在尚村的上空徐徐拉开，如美女披纱，如行云流水，如大海波涌。

柔柔的阳光从山云岭的山涧里_散下来，金色的光芒形如一股股暖流流向尚村。

而处于背阴处冷调的雾带则缓缓流向层林，流向尚村，流向阳光处，当冷、暖色在尚村上空交会时，是让人最激动的时候，那是阴阳的交会，是大自然醉美的呈现。

朦胧间的尚村，此时已是山欢水笑，田间地头，葵花开处，黄澄澄，金灿灿，流金溢彩；绿绿的高杆尽头，顶着圆圆的花盘，花盘上蜂飞蝶舞，千姿百态妩媚动人。

游人如帜，美女如云，摄人如鲫，一簇簇，一团团，花伞、丝巾、花技招展的彩色人流在田间浮动，一幅立体山水美图在这里徐徐展开。

近年来，尚村乡村旅游发展火热，先后推出了葵花景观和晒秋等民俗活动，流转了25亩梯田种植观赏型荷花，打造尚村荷花景观，开展摄影大赛及作品展，吸引了大量游客。

安徽油菜花景点在哪里？

一、歙县新安江山水画廊

地址：黄山市歙县深渡镇

新安江山水画廊位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歙县，是黄山——徽州古城歙县——千岛湖黄山旅游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景区全长约50公里，两岸徽派古民居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的新安江穿行而过，一年四季，景色各异，泛舟其中，好似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故称之为新安江百里画廊。

二、安徽灵山油菜花

地址：黄山市徽州区

灵山古村落坐落在呈坎，呈坎原名龙溪，灵山古村落是保存较完好的明代古村落，有“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的美誉。踏进灵山田野，满山遍野是盛开的油菜花，一路都弥漫着清香味，沁人心脾。

三、绩溪家朋梯田

地址：宣城市绩溪县家朋乡

三月的家朋是花的海洋，云雾间的梯田观花海，弄花潮，寻花思情。

清晨在清新空气中夹带着油菜花的阵阵清香，显得雾更为特别，层层的梯田从雾海中若隐若现的浮了出来，阳光从云雾中透出来，涂着一身的金黄，白雾轻轻地浮荡着，忽远忽近，迎面而来，如梦似幻。

四、芜湖浮山响水涧

地址：芜湖三山区峨桥镇浮山东麓

响水涧是一条山涧，水量充沛，溪水潺潺汇成瀑布，特别是雨季，更为壮观，下雨天水声与众不同，发出“咚咚锵锵”的声音，像金锣金鼓在一齐敲打，响声清亮，山鸣谷应，有着驰魂摄魄的魅力，故名“响水涧”。

浮山响水涧油菜花地，有10万亩之多。沿着水电站公路而上，沟渠纵横、河网密布、田舍井然，片片金黄，自有一派水乡田园风光。

五、黄山休宁板桥呈村

地址：黄山市休宁县板桥乡凰腾村

呈村是一个古朴的小村落。沂源河从浙岭发源，一路奔来，像一条玉带样，缠绕着一个巨型的圆桃形沙洲_，巧夺天工。

洲上种植着油菜及稻谷，山脚下散落着十几户人家，粉墙黛瓦，炊烟袅袅，勾勒出一幅天人合一的绝美画卷，颇有气势。

景宁通往文成的官道上，有一座接龙桥。该桥属于大跨度木拱廊桥，在景宁百余座桥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古建筑爱好者们把它概括为景宁“临水最高、山势最险、保存最好”的廊桥，而且该桥木拱架距离河面的高度达196米，在全国都位居前列。章坑接龙桥2012年9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文保资料记载，章坑接龙桥横跨于飞云江上游，北偏东20度位置。该桥建于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桥上有十七间廊屋，桥长38米，宽45米，净高196米，净跨196米。桥体由桥上廊屋与下部拱架两部分组成。廊屋最中间设有廊凳，两侧外围均有风雨板围护。该桥是四坡悬山顶，四柱九檩，抬梁式结构。桥的檐口有悬鱼饰物挂件，意在避邪。悬鱼后还有瓦片拼缀成的花卉图案，精致美观。桥下为圆弧拱形结构，三折七锚，为竖端排架的木撑构架。

接龙桥的梁上，有对联五副，且抄录于此：其一：海晏河清兆升平，天长地久常康泰（此联疑是上下联错位）。其二：跬步欣逢今日稳，褰裳还念旧时艰。其三：喜坐且坐莫闲桥草草，要过经过只说路平平。其四：鼍梁飞锁北山岭边接续青瑞坦道，虹腰作挂东坑源头直达泰寿通衢。其五：悬崖壁立叹蘘时嗤教雅雀填，巨壑凭凌喜今日仍作雁齿排。所有对联都字迹清秀，诗意盎然，颇值品评。

该桥文保资料记载比较详尽，除常规数据记载和桥梁结构描述外，还作了如下补充：

“现接龙桥应是庆安桥，建于民国六年。接龙桥于光绪乙未年（1895）被火烧毁，在接龙桥原址建了庆安桥。民国丙辰冬月启功（应该为“工”字），丁已壬月（应是王月即正月）初六良时。坚砥柱架桥梁，当年八月吉时良辰建造桥屋计十七间。庆安桥由县里董（应为章）焕漠（应为谟）攸归，章焕漠（应为谟）为总理，章焕莸，吴观同（应为周），谢焕唐，陈绍钱为董事。捐助人主要（分布在）包括景宁、泰顺、青田等地区。”

据章坑村原支部书记章大隆提供的章氏家谱记载，捐助人主要有章再贤、周殿元、陈绍先、陈三根、张大浩、张家康等人。

据家谱记载，接龙桥于嘉庆10年（公元1806年）1月18日破土动工修建，于次年即公元1807年4月17日落成。历时17个月，尚不足两年，就那个年代的生产力水平而言，实属难得。

现在看到的接龙桥廊屋梁上保留至今的墨迹，依稀可以认出“景宁县知事秦琪助英洋拾元”、“章坑章兴旺公助英洋壹百壹拾九元”等字样。从“知事”这一措辞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文字应出于民国初期，只有那个时期才将一县之长称为“知事”，这与文保资料记载的“庆安桥”建造年代相吻合。

廊屋梁上还记载着“章坑章家旺助洋叁拾元正，徐垄吴观乐助英洋壹佰元正，章坑章兴旺公助英洋壹佰元正，章坑严德一率男日全、日富助英洋伍拾元正，七都金丘潘钊助英洋伍拾元正，章坑章世锡公叁拾元正，竹埠潘金增助英洋壹拾元正，青邑底墺周得珪助银柒拾两正，杨畲（该字入字头，中部为米字，田字为底，电脑无法打出）徐秀培助英洋贰拾五元正，六都半山郑献琮助英洋贰拾元正，杉树坳徐长发助英洋壹拾陆元正……”等等墨痕字迹。时光流逝，廊桥也将老去，愿这等乐善好施者的功德将与岁月同在。

除以上所述的字迹之外，还有多处墨迹，但因字迹形成已历时百余年，很难完整解读，譬如“木匠宁德县十九都下荐秀坑绳墨张学昶”其后若干字就无法辨识了。但从如此可称之为“宏大”的工程，在毁后20余年又重新启动复建这点上，我们似乎也能约略感受到该桥的重要性。事实上，在那个基本都是徒步行走的岁月里，该桥确是景宁通往文成的官道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可或缺。

据说，接龙桥与现在看到的庆安桥，并非在同一位桥址。最早的接龙桥在下游，并有较远的一段距离。接龙桥比庆安桥更长，但没有安庆桥高，被村民祭祀的香火引燃烧毁。当时又无力复建，就只能改用矴步过河，但很危险，且经常无法过河，又改用渡船无数年。到了1917年，经过多方筹措，终于达成愿望。新址两岸峭壁，下临深潭，施工难度显著增加。也许是上天被感动了，在施工的第一天，人们把预备好，已经干透了的木料，搬运到深潭边上，准备把深潭临时覆盖起来，以便于施工。当天夜里，突然大雨倾盆，山溪洪流滚滚袭来，裹挟着上游大量的砂石顺流之下，遇到深潭边的大量干透的粗大木料，形成短暂的堰塞湖，砂石因水势减缓而沉积在深潭处。千年深潭，被一夜填平。此事恰好在开工第一天，人们都相信，这是上天在帮助他们修建这座桥。

此桥因为坐落在旁岸村下游河段，两岸的山势像一条被河流截断的巨龙，该桥建成后正好将这条断开的龙连接起来，故而就将该桥命名为接龙桥。廊桥一般都设有神龛，在1895年，村民在桥上焚香祭拜时，不慎失火将桥烧毁。20余年后，即1917年，选址在上游约相距一华里左右的陡峭山涧处，修建了新桥。重建的廊桥被命名为“安庆桥”，但是，这个名号一直没能得到民间响应，依旧都叫接龙桥。

如今的接龙桥，像一位隐居深山的老者，落寞沧桑却又显得俊逸超然。站在桥上，清凉的山风夹带着清泉的湿润气息，让人顿觉神清气爽，有弃却红尘独临物外的释然与飘然。迈步其间，脚下流水潺潺，左右群山溢翠，好似人入画中；扶栏俯视，碧潭鱼翔，如临缥缈虚空。桥的北端，浅草轻覆古道，路面的石块泛起的微微光润，好似在悄悄诉说往日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

现在，南端桥头除了苍翠的修竹就是丛生的杂草，曾经的茶堂因年久失修，早已不复存在。当年这里的茶堂，炎夏避暑问茶，寒冬围炉闲话，热闹非凡；如今，只有这老老的廊桥，依然故我地傲立在岁月风雨中。这桥、这路，还有这记忆中的茶堂，都已逸出红尘，飘然物外，也许数月都可能无人涉足此路此间，然而，人们始终不会忘记，曾经的路、曾经的桥。

吴昭谦

(安徽省地质学会)

近代地质科学在我国的创建，约在19世纪中叶之后。近代以来在我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的外国科学家约在100人次以上。最早来安徽开展地质调查的要算一位英国园艺学家Robert Foutune，他于1848年11月曾到皖南休宁县松萝山茶区考察土壤、地质。在新中国成立前1848～1948年的100年中，来安徽省的中外地质学者，共留下近百份地质调查报告和120多篇地质文献。

一、安徽近现代地质工作历史

安徽近现代地质工作历史可以划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848～1926年，第二阶段1927～1937年，第二阶段自1938～1945年，第四阶段自1946～1948年。

1第一阶段(1848～1926)

开始以外国(美、英、德、日)地质学家为主，继之为中国地质学家为主，对省内进行路线地质调查。对地层古生物作了初步划分，对铜陵、当涂、繁昌铁矿、淮南、淮北煤矿开始调查。

早期涉及安徽省境内地质调查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利(Raphael Pumpelly)、英国地质学家金斯密尔(TWKingsmill)，他们分别在1863年和1869年考察扬子江下游时，涉足省内。

留存在安徽省地质文献的外国地质学家，应为德国著名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名著《中国》中，记述了他在1869年2月至1871年7月三次对安徽沿江及南部地区进行地理地质考察的成果。李氏第一次于1869年2月份自九江乘船至南京，途经安徽沿江两岸，对沿途所经之地均作了考察记录。第二次于同年10月自景德镇至祁门，第三次于1871年7月沿东津河、青弋江至芜湖，途经宁国、泾县。同时调查了宣城水东、贵池馒头山等4处煤矿。李氏之调查记录约一半为地质，如岩层之岩性产状、构造等，并绘制有剖面图、目视草测图；另一半为地理、风土、人情、旅途见闻。当时描述地层仅为岩性(岩石名称)，未划分地质时代。如铜陵大通层则泛指皖南所有的红色砂砾岩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当时就曾推测过：“扬子江可能沿一条重要断裂线通过。”

日木人来我省进行地质调查的最早为野田氏(野田势次郎)。他在安徽省有两次路线调查：第一次1915年4月26日至5月6日由武汉至安庆。所编绘之湖北安徽省界地方地质图(1/100万)仅分变质岩、水成岩、火成岩。其所定安庆层由石灰岩、黏板岩、砂岩等组成，并记述了安庆洪镇为花岗岩。第二次横穿皖南，调查了贵池、东至等县。他将水成岩分为：祁门、历口、榉根岑(贵池祁门之间)、建德(葛公镇一带)四层。

当涂、繁昌、铜陵铁矿是安徽省最早开展地质调查的几个矿区。1912年，章鸿钊(我国地质学创始人之一)、梭尔格(德国矿师)即调查了马鞍山南山铁矿。1913年，虞和寅调查繁昌铁矿。1913～1915年，张景光、梭尔格、章鸿钊等先后来铜官山调查铁矿。1917年2月，国家矿业顾问英国人丁格兰(FRTegengren)到铜官山调查铁矿。他根据章氏等前人调查的资料结合自己的考察，估算出铜官山铁矿储量为31929万t。同年，丁格兰又调查了当涂大凹山铁矿。两次调查结果均刊载于《扬子江下游铁矿志》等地质文献中。1918年，德人毕象贤于当涂一带调查发现姥姥山、黄梅山、龙家山等6处铁矿，估计铁矿储量不到200万t。

我国地质学家最早调查皖北地区始于1917年。刘季辰、赵汝钧被派往皖北调查地质矿产，首次划分了寒武纪地层。他们在调查宿县烈山、怀远县舜耕山、怀宁县集贤关煤田时，测制有1/15万矿区地质图。在所测制六安霍山间地质草图(1/20万)中，将岩层分冲积层、红砂岩、斑岩砂岩、结晶片岩四种。

刘、赵二君在《苏北皖北地质报告》中还对皖西大别山的变质岩进行了研究，指出“霍山南及黑石渡西”有结晶片岩系，自龙井冲而南，为“正片麻岩”。

1922年，李捷奉派到皖北淮河流域(北纬22°以北)调查地质与矿产。1923年后，赵国宾(陕西蓝田人，1898～1934)，也来我省考察，著有《风阳、怀远地质概况》。皖北的地质调查结果，后来被编入南京开封幅地质图(李捷编1/100万，1929年出版。)1923年(民国十二年)，安徽实业厅借用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技士叶良辅、调查员李捷，计划在全省开展地质调查，1926年增派田奇瓗参加。1923～1926年期间，他三人先后完成秋浦、贵池、祁门、黟县、太平、歙县、绩溪、休宁、婺源、石埭、宣城、泾县、南陵、铜陵、芜湖、繁昌、郎溪、广德、当涂、和县、巢县、无为、青阳、旌德、宁国、怀宁、东流、望江、宿松、太湖、潜山、桐城、庐江33个县(其中江南26县、江北7县)的地质调查。其著述《调查安徽全省地质日记》以简报形式刊于《安徽实业杂志》。调查内容分地质概况与矿产两部分。在地质部分中地层划分至纪，如泥盆纪层、石炭纪灰岩层。当时划分地层主要以岩性为依据，所采化石经古生物专家鉴定后时有变动。对于未能确定地质时代的地层有时即以地名命名，如祁山层包括黟县渔亭、休宁齐云山大面积(5400km2)之红色砂岩及砂质页岩。简报中矿产部分包括交通位置、地形、矿体形态、规模、围岩及开采利用情况。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来我省进行地质调查的国内地质学家主要还有：丁文江、李四光、叶良辅、王竹泉。1916年初，丁文江曾在皖南浙西一带作过地质考察。1919年丁文江、叶良辅曾调查了芜湖以东长江下游地质，编写有专题报告。1922年，李四光在淮南研究了安徽北部寒武奥陶纪石灰岩之不整合接触关系。1923年，刘季辰等再赴烈山、施工钻探13孔，计算3500万t煤。1924年，王竹泉调查了怀远县西南部及宿松、太湖、安庆集贤关煤田地质。他在怀远县西南调查，估算含煤7层，全区煤藏量约6020万t。叶良辅1925年发表之《中国接触铁矿带闪长岩之研究》、1926年发表之《安徽南部铁矿之类别及成因》均曾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四届年会宣读，显示当时研究水平较高之成果。

2第二阶段(1927～1937)

国内知名地质学家继续在沿江、皖南地区开展基础地质调查及矿产勘查工作。这一时期地质科学水平明显提高，方法手段也有更新，出现了一些科研成果，重点是在皖南的冰川和造山运动。

可以说明安徽地质调查工作兴盛的是：在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年度20篇报告中，竟有6篇是在安徽境内的调查成果。如孟宪民、张更对芜湖、繁昌、铜陵的调查，刘祖彝对贵池的调查，孟宪民对宣城水东的调查。李毓尧、李捷的《皖南地质志略》则总结了铜陵、青阳、石埭、太平、歙县、休宁、黟县等7县的地质成果。此外，1929年，朱森、李捷调查了和县、含山，王恒升调查了宣城水东煤田。

在基础地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如李毓尧、许杰对皖南地史及造山运动之研究。朱森于1931年对安徽南部古生代后期造山运动的研究表现为：在贵池曾发现二叠系龙潭组与孤峰层有明显的不整合。阮维周(1937)研究安徽南部海西运动。许杰(1930)发表长江下游各省笔石化石之初步研究。他在太平县内发现中国最高笔石层以Monograptus sinicus为主，其地层定名为太平页岩，属中志留世。徐克勤(1934)调查了巢县北部地质。李四光考察了九华山(1934)、黄山(1936)第四纪冰川遗迹，对论证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九华山一带之地质也由王恒升、孙健初(1937)作过调查。

这段时期基础地质方面的成就突出的表现在地层方面。如l935年李毓尧、许杰在皖南创立了“休宁砂岩”并确定了冰碛岩的存在。同年，丁毅在调查铜陵、休宁间地质时，又将震旦系作了三分(上、中、下)。随后，李毓尧、许杰又正式将冰碛岩命名为蓝田冰碛层，同时把原称的“页岩灰岩系”命名为“休宁系”，归属震旦寒武纪。蓝田冰碛层更名蓝田组，并一直沿用至今。

矿产地质勘查工作也有很多成果。1931～193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谢家荣、孙健初、陈恺、程裕淇、孟宪民、张更等先后来当涂、铜官山调查铁矿。1928年、1933年，翁文灏两次对宿县烈山煤矿进行地质调查，并进行钻探普查。1933年，计荣森调查广德大、小牛头山煤矿。1935年，计荣森汇编了皖浙间之地质矿产。同年，程裕淇调查了庐江明矾石矿。1936年，南延宗调查休宁县里广山锑矿。1927～1930年间，安徽省建设厅为加强矿业开发，曾修订官矿章程，制定采矿、探矿办法。1928年成立矿质探验处，购买M-3式Calyx钻机一台，在宣城水东煤田钻探。1929年成立矿业调查团，到宣城、泾县、宁国、芜湖、当涂、繁昌、铜陵、青阳等8县调查矿业，为皖省地方力量正式进行矿产勘查之始。

地质勘查的新技术、新领域也在这时期有所应用。1936年发表的丁毅的《电力探矿在当涂之初步试验》，为我国最早开始应用物理探矿之文献。张文佑于1937年调查研究发表了《安徽盱眙县女山火山口》，为省内开创了研究古火山之端倪。

3第三阶段(1938～1945)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仅个别地质学者曾来本省调查过，省内沦陷区日本侵略者为掠夺矿产资源在沿江、皖北某些地区开展地质调查，使用钻探和物理探矿手段，留下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地质资料。但这期间发生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地质找矿事件。

安徽自1938年开始沦陷。省内所知的地质调查活动的有三次：1938年，黄汲清曾来宁国港口调查煤矿。1940年，边兆祥在宣城水东调查煤矿。1945年，喻德渊发表了《淮阳山脉之主要造山运动——淮阳运动》。

侵华战争后，日本人为了掠夺开采矿产，派来我省进行地质调查的主要单位有：满铁调查部、兴亚院、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主要地质人员有：神山昌毅、金锺远、小林冶夫、室木隆三郎、福岛时雄、筱田恭三等。他们遗留下的矿产调查报告资料约有80多份。主要调查了铜陵、当涂、繁昌、宿县、滁县、全椒、安庆、贵池、淮南、怀远等地的铁、铜、煤、金、银、铅等矿产。重点是铜官山铁铜矿、马鞍山、当涂、繁昌的铁矿、淮南煤矿。在这些矿区，除了进行较大比例尺的矿区地质填图方法外，还使用钻探手段，并根据钻探结果计算储量。另外，还在铜陵、当涂及滁县破山口铜矿区开展物理探矿(主要是电法)探测硫化铜铜矿床。现在留存下的日文地质资料一百零几篇，矿种包括铁、煤、铜、铅、锌、金、锰、磷、硫铁矿、重晶石等10 种。

1939年秋，日本人神山昌毅随侵略军到铜官山地表调查，一直将铜官山作为铁矿开采。后来在运送回国的矿石样品中发现含铜量高(05%)，引起了注意，又掠夺开采铜矿。“铜官山复活”传闻于此事。

4第四阶段(1946～1948)

此时期仅有几位地质学家来皖工作，突出的成果是淮南八公山煤田和凤台磷矿的新发现。地质力学在我省开始应用。

抗日胜利后，原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谢家荣根据1926年李捷等编制的中国百万分之一地质图南京开封幅，推测淮南八公山前坡平原之下可能有煤层。后来，谢家荣、燕树檀、柴登榜在八公山麓发现了石炭系太原群的石灰岩，进一步推测应有煤层。1946年，经钻探证实共发现24层煤，可采煤层厚达25m。经过“慧眼识宝”的淮南新煤田，传颂一时，开采至今，成为国内找矿史的佳话。

早在1939年夏，日本地质学家班德田员一等在《安徽省怀远县舜耕山煤田调查报告》中，即提出了“大淮南盆地”词语，并划定了大体区域。1942年9月，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岛仓已三郎在《淮南煤田洞山地区调查概要》中也认为“大淮南煤田之向斜构造，益趋明显。”但当时日本人把找煤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舜耕山至上窑间，而对洞山以西地区，以及更大的范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1946年下半年，谢家荣在八公山发现了新煤田后，次年7月，他很快地提交了煤矿勘查临时报告后，又专门写了一篇《如何发现新煤田》的文章。1947年，在台湾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23届学术年会上，谢家荣理事长又作了《古地理研究为探矿指南针》的专题报告。在前一报告(后刊入《地质论评》第十二卷第五期)中，“大淮南盆地”一词已出现于文章的标题中。并划定其范围为：“指怀远凤台县境内，南为舜耕山、八公山，北为明龙山，东为上窑武店所包限之淮河平原也。”“大致言之，此盆地为西西北东东南之长方形，南北相距自10～20km，东西两方，山形湮没，构造上是否环抱之势，尚难断定，倘以凤台至九龙岗之距离，为此盆地之长度，则至少在50km以上”。

“大淮南盆地”作为一个煤田地质区域构造单元概念的明确树立，无疑是淮南煤田认识过程的飞跃，有着重大贡献。1952年后，煤田专业地质队伍建立后，煤田普查勘探主要沿着证实、扩大“大淮南盆地”的格架进行。几十年来，“大淮南盆地”的外延在不断扩大延伸，现已扩展到东起定远，西过阜阳的广大地域，新找出的十几个大型井田都在其内，可知它是何等大的聚煤盆地了。

1947～1948年，谢家荣、赵家骧、车树政等发现了凤台寒武系底部之磷矿层，并于1948年进行钻探。此外，尚有申庆荣、杨博泉、董南庭、刘之远对怀远大通、宣城、宁国、泾县煤田继续调查。1947年，韩金桂曾对怀远、凤阳间开展地质矿产调查。

此时期在基础地质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孙殿卿、徐煜坚于1948年发表两篇文章论述皖西长山一带淮阳弧之脊柱与东西向构造带之反接现象，开始了用李四光地质力学观点具体研究我省地质构造的先导。此外，喻德渊1948年发表了《大别山南麓的冰砾泥及其地形》(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8号)，发现论证了大别山第四纪冰川遗迹。

二、安徽省近现代地质工作历史特点

纵观安徽省近现代100年地质工作的历史，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地质工作史的过程，反映出安徽省地质科学技术水平由初级到高级、由粗略到详细，不断深化和提高发展的过程。

中外地质学者在安徽省的地质调查，开始都是地理-地质调查，其内容常约有一半为地理(含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地貌)部分，后来才逐渐减去地理部分，成为真正的地质调查。开始多为大面积、跨省际的路线调查，比例尺都很小(1/100万～1/200万)。所填地质图只有岩性(岩石)的粗略划分，以后才有地层的划分、地质构造的标志，文字的描述记录也较为简单。后来的矿区地质调查，比例尺大，内容也较细，地层按纪(系)划分，岩石名称及地质构造形迹也分别划分。

在方法手段方面，开始都是肉眼、望远镜、放大镜、罗盘等观察、测量，作目视草图、剖面图；后来才用显微镜、化学分析、钻探机、物理探矿仪器。矿产勘查的方法手段也是由地表观察、拣块取样、实测或估计矿体形态计算储量，发展到后来根据钻探圈定矿体计算储量。

2)在地质工作中，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勘查占有很大比重，显示其实用性及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密切性。

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工作，通称地质调查。它包括区域地质调查和矿区地质调查两大类。即使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中，也有相当的内容是关于矿产的调查。至于矿区地质调查更是为了矿区的开发生产所需，直接与经济建设有关。只是由于当时技术方法和设备条件的限制，在地质报告(资料)中对矿产的分布、矿石质量、矿床成因等，都叙述得很少。对矿区的储藏量有的未能计算，有的虽计算，但数字都偏低。如铜官山铁矿，多次计算，都不超过500万t，日本人后来虽发现了铜矿，估算的铜矿石也不过508万t(按铜品位1%～2%算)。马鞍山地区铁矿、淮南煤矿的储量都算得很少，与新中国成立后探明的巨大储量数字不能相比。

现在留存的200多份(篇)地质报告、论文、专著中，有140多份(篇)都是矿产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地质文献资料的70%，可以说明当时地质工作的重点还是矿产。

在留存的100多篇地质文献中，目录名称中可见矿产的就有100多篇，中文与日文的各占一半。另外20多篇区域地质文献资料中也有矿产部分。当然，日本人的资源调查是为了掠夺和战争的需要，但有些资料又为我们利用。

3)在第二阶段的兴盛时期，划分了很多地层时代，并出现一批科研成果，在国内外产生过深远影响。

地层划分是地质调查中最基本而又重要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内知名地质学家来安徽省调查定名或重新划分的地层最多。

此时期李毓尧、许杰对皖南震旦系层序与冰碛层、皖南造山运动，许杰对奥陶系地层的划分与命名等，都是国内较重大的科研成果，并对后来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此外，如孟宪民、谢家荣等对铜官山铁矿床的研究，(收辑于《扬子江下游铁矿志》等专辑中)，以及李四光对黄山、九华山第四纪古冰川的研究，都显示了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对后来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4)新中国成立前积累的地质资料文献，尽管为数很少，也为后来的地质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佐证了地质工作和地质科学继承性的重要作用。

地质工作和地质科学的特点之一是继承性，即重视继承前人的工作成果。新中国成立前，留存下的地质报告、论文、资料共200多份，有的还有些残缺。但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地质勘查时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铜陵地区铜矿、马鞍山地区铁矿、皖北闸河煤田、淮南大煤田的巨大储量，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探明的。但这些矿区的地质工作历史悠久，资料不断积累，认识不断深化和飞跃，才能产生突变。谢家荣1946年发现淮南八公山新煤田，1947年提出了“大淮南盆地”的新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在他的新概念基础上不断扩大淮南煤田的范围和储量。皖北闸河煤田的发现全过程，也可上溯到1917年刘季辰、赵汝钧对烈山煤矿的调查(报告刊《地质汇报》第1号)和翁文灏1928年再次调查，并绘制1/100万地形地质图(报告刊《地质汇报》18号)。据原省地质局严坤元总工程师回忆，1955年布置325队普查找煤时，即主要根据翁氏的地质资料作出推测，后来则发现了闸河大煤田。省内这四个大成矿区，过去都只有“点”的资料，后来由“点”发展到“面”，从已知到未知，不断扩大矿区范围，并在外围发现新矿区(表1)。

表1 1948年前安徽地层命名简史表

续表

注：①省内外沿用至今的地层名称。

刘季辰、赵汝钧(1919)对宿州市烈山及淮南舜耕山进行过煤田地质调查，将含煤层划归石炭纪，并归属“北系”。

王竹泉(1924)和翁文灏、计荣森(1923)分别在上述地区寻找到植物化石，证实煤系时代属石炭二叠纪。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