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情：临县的一种地方戏曲剧种，它是集文学、表演、音乐、唱腔、歌舞、美术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由音乐和剧目两大部分组成。由五声音阶组成，轻快、活泼、开朗、优美。

唢呐：临县大唢呐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大西北黄土风味。是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

秧歌：临县秧歌是临县春节文化活动的主要传统形式，流传千年之久。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说明：birth tree=family tree=家谱

家谱的源流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民族。一方面，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我们一种历史心理，培养了我们一种历史感情，使我们常常会忍不住地去历史的长河里徜徉，去揣摸、品位历史；另一方面，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历史记载又经常地给我们以借鉴，以警示，使我们从历史事实里把握规律，去指导今天的生活。在数以千万计的史书中，由史官编纂，记录一个朝代盛衰兴亡的是正史；由地方主纂，记录一个地区风土沿革的是方志；而由家谱纂修，记录一个家族迁徙发展的便是家谱。

一部家谱中，从这个家族的兴起、繁衍、分派、迁徙，到家族的历代英贤、家规家训、祠堂宗庙、诗文著作，纵横几百年，上下数千人，内容丰富，包罗甚多，充分反映了各方面的关系，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家谱向来有“记录先世，弘扬家史”“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大大增强了海外炎黄子孙 的向心力。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华人寻根谒祖形成热潮。许多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纷纷返回故里，寻访祖先的遗迹，拜会故地的亲人。一部家谱，常常使他们因能认祖归宗而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不少海外侨胞中的企业家、实业家慷慨解囊，投资家乡，为故地的经济发展和祖国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略尽绵薄之力。家谱成为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纽带，成为增加我们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桥梁。

那么，家谱到底是怎样的史书？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历史发展又如何呢？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谱牒、家传、房谱、支谱、谱系等，是一种记录家族迁徙、发展的事迹和家族人物的世系、传记的书，是以特殊形式组织、编写的家族生活史。

一部较完整的家谱，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传记、祠堂、坟茔、家规家训、恩荣录、像赞、艺文、纂修人名、领谱字号等。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

在我国现存的古籍中，记载周代以前世系最为完整、最为权威的是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专门记载并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篇：

1《五帝本纪》。该篇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人的世系。由于“五帝同祖”，因而该篇实际上记录了公孙姓轩辕氏的世系。

2《夏本纪》。该篇记载了夏一代姒姓帝王的世系，如禹子启，启子太康、仲康等五子，仲康子相，相子少康，……发子履癸即桀。

3《殷本纪》。该篇记载 了子氏家族自得姓以后的历代世系/殷契因其母简狄吞鸟卵而生，舜封之于商，赐姓子氏。殷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圉……主壬子主癸，主癸子天乙，天乙即建立商王朝之成汤。成汤子太丁、外丙、中壬，太相子太甲……乙子微子启、辛即纣。

4《周本纪》。该篇系统追溯了周代立国之君周武王以前子始祖母姜女原以下的世系：姜女原子弃，弃子不窟，不窟子鞠，鞠子公刘……季历子昌即文王，文王子发即武王。

5《楚世家》。该篇上溯芈姓的世系直至黄帝，黄帝子昌意，昌意子高阳即颛顼，颛顼子称，称子卷章，卷章子得黎、吴回……季连子附沮，附沮子穴熊，其后数世而至周文王时的鬻熊。

此外，《史记·三代世表》也以表的形式记载了五帝的世系和夏、商两朝的世系。

作为中国家谱起源阶段的这一时期，家谱自然是相当简略的，一般只记载世系人名，而几乎不涉及其经任何事情，司马迁谓之“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另外家谱还只记父系兄弟世系，而不记妻、子和姐妹，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此时父系已占了绝对统治地位。但就是这些简略的记载，到周代时已成为宗法制度的身份证明，用来“奠系世，辨昭穆”，记载血缘亲近和嫡庶长幼，其政治功能已初露端倪。周代还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史官修谱制度，同时在朝廷设立专官负责全国所有贵族家谱的记载和管理，这也是我国官修家谱的开始。

除官修家谱外，汉代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私人家谱。汉代私修家谱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序有谱。这种家谱一般是撰者自己叙述自己的家世，也有根据谱主自述而过录的。第二种是专门家谱，这是与自序家谱区别而言的。这种家谱有的载于正史列传中，是纯粹的叙述世系的文字；有的则是专门记载本家族人任官情况的“官谱”。第三种是碑刻家谱，即将家谱刻在石碑上予以保存，如《三老碑》、《孙叔敖碑》、《鲜于璜碑》、《赵宽碑》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畅行时期，也是中国家谱极盛时期。家谱在这一时期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成为豪门右族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护身符，家谱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发展。

隋唐时期，中国家谱进入持续发展阶段，可以说是继魏晋南北朝后第二个发展高峰期。这一时期的门阀制度虽然随着科举考试的确立和推行而逐渐瓦解，但统治者的提倡和官修家谱的盛行却使中国家谱在此期间内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特点是官修家谱。

宋代是中国家谱的转型时期。其特点为：第一，由于门阀的衰落和士庶的混合，“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家谱的政治、社会功能丧失了。代之而起是“敬宗收族”、“尊尊亲亲”的教化功能。第二，伴随着“敬宗收族”的教化功能的出现，宋代家谱私修风气极盛。第三，针对当时社会现实情况，宋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认为修谱可以使广大族人“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这也是宋人私修家谱风气盛行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家谱的日渐成熟期，尤其是清代，修谱成了宗族生活中最重要、最隆重的活动之一，有的宗族三十年一修，有的宗族六十年一修，因而涌现出大量的私修家谱，几占现有家谱数量的70％以上。

近代民国年间，修谱之风仍然十分盛行。家谱的发展也从最初简单的世系记录发展到体例精当、内容翔实的家族史料汇编，从寥寥几语发展到洋洋几十万方，最终成为能和正史、方志比肩的史料，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镶嵌了一颗耀眼的明珠。

家谱的种类

中国家谱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名称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多彩

根据家谱记载材料的不同，我们将家谱分成以下几类：

1 结绳家谱 是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每个成员的情况。

2 口头家谱 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家谱。这也是文字产生之前或没有本民族文字时人们记录家谱世系的一种形式。

3 甲骨、金文谱 指刻在甲骨或青铜器上的家谱。这是先秦时期尤其是商、周两代通行的记载家谱的方法。

4 碑谱 指刻石碑上的家谱。这在中国家谱的发展史上是极为常风并相当流行的。碑谱还有一特殊却很常见的形式——墓碑。

5 布谱 指写在布上的家谱。

6 谱 指写在或印在纸上的家谱。这是现存家谱的最主要类型。

7 塔谱 指刻在石塔上的家谱。此形式较为少见，著名者有山西省临县崔家坪保存的刻于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的石塔家谱。

根据家谱所记载对象的不同，家谱又可分为：

1 玉牒 指专门记载帝王家族的谱牒，即皇族家谱。大约在殷商时代即已出现，且历代统治者者纂修自己家族的玉牒。纂修和保存玉牒的机构一般都在宗正府。

2 普通家谱 相对玉牒而言，其余的家谱都叫变通家谱。

根据家谱纂修部门的不同，又可分为：

1 官修家谱 由官府地出面组织、纂修的家谱。中国家谱在宋以前主要是官修家谱。

2 私修家谱 由私人(个人或家庭)纂修的家谱。中国家谱在宋以后主要是私修家谱。

根据家谱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

1 祠谱 专门记载家族祠堂及与祠堂相关内容的家谱。一般记录祠堂规模、结构、沿革、祭文、列位先祖生平、牌位位置、祭祖礼仪、祠联及咏颂祠堂的诗文等，通常都绘有祠堂图。

2 坟谱 专门记载家族坟茔及与坟茔相关内容的家谱。一般记录历代祖先坟茔的位置、走向、座向、风水、修坟经过、所用费用、祭祖礼仪、祭文、守坟规约等，通常都绘有坟茔图、坟山图等。

3 碑传集 专门记载家族历代祖先墓碑的碑文、传状的家谱，如《高邮王氏六谍传状碑志集》等。

4 云和神轴 是我国北方农村中的一种特殊家谱。它像裱糊的字画一样，上面写有家谱世系或绘有祖先画像，平时收藏起来，需要时拿出来悬挂在墙上。此家谱世系简单，图像简略，一般为文化较低或没有钱修撰家谱的家族收存和使用。

其它还有忠义谱、文献谱、图谱等等，这里不一一详细介绍。

根据家谱记载范围的大小，又可分为：

1 房(支)谱 记载一房或一支世系的家谱。

2 家谱、族谱、宗谱 三者在实际内容上并无多少区别，均指记载某一家族或某一宗族迁徙、发展和族内人物世系、传记的书，但有一点，它们都是和房(支)谱相对而言的，是房(支)谱的集成。

3 统谱 是打破地域界限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支统贯于一的家谱，也称作统宗世谱、会谱、通宗谱、统宗正脉、大成谱、通谱等。如《张氏统宗谱世谱》、《太原王氏通谱》等。

4 异姓统谱 是将许多姓氏统贯于一谱，这种谱称之为异姓统谱。如明凌迪知编著有《古今万姓统谱》。

家谱的性质

中国家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一种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记事详备的独特史料。它从家族史的角度来阐释、反映、印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热爱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进行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家谱是家族史，是家族的史料汇编，是史的一种，属于历史学范围，这已成定论。但作为一种特殊史料，家谱有与正史、方志等其它史料迥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构成了家谱特有的属性。

1 记述范围的家族、宗族性

家谱是关于家族迁徙、发展的记录，它记述的对象和范围是特定的，是关于某一家族或宗族，有时甚至是某一家族中的某一支或某一房的迁徙、发展、繁衍、人物等的记载，因此记述范围的家族、宗族性便成为家谱区别于其它史料的最鲜明的特征。

2 记述内容的广泛性

家谱既然是家族史，则其记述内容不仅仅只是姓氏源流、迁徙情况、人物世系等，而是涉及到家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收录有关家族的所有史料。隋唐以前的中国家谱记述的内容一般都很简约，仅记名讳、谥号、官职、世次、事迹等；而宋以后的家谱尤其是清代和民国家谱记述内容十分广博，举凡与家族有关的材料几乎全部录入，如人口数量、婚姻情况、家庭教育、家庭礼仪、家庭财产、祠堂坟墓、契簿文书等，而族人的伟记中又包含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教育、法律、文学、宗教等丰富内容，堪称为一部家族的“百科全书”。

3 记述资料的可靠性

家谱专记本家族的人与事。一般而言，由于收集资料的审慎，编纂的严谨，家谱的资料还是比较真实和可靠的。

但由于家谱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史料，是关于家族荣辱盛衰的记载，有着维护世家大族特权的作用，因此它同其它史料一样，有其局限性，如假托始祖、攀附名人、牵强附会、美饰先祖、言过其实等。正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家谱在作为史料时常常被一些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家谱资料的可靠性也在此大打折扣。

从历史实际看，家谱资料的确存在着上述缺点，这是不容否认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这些问题。一般而言，家谱在追述得姓缘由、先祖事迹等时妄相托附、攀附名人、言过其实的情况较多，而在记载近世，尤其是纂修当时的人物、事迹时这类情形就较少，因而资料的真实可靠性较强。家谱的主体部分如世系、多数人物资料、族规家法、族产祠堂、艺文著作及碑传志状、御刚诗文等，通常是可信的。我们不能因为家族一小部分的不真实而对家谱全盘否定。

家谱的特点

中国家谱有以下两个特点：

1 纂修的连续性

家谱需要不断重修、增修和续修，才能保证其家族历史的完整和清晰。中国家谱一般都是一次修罢不久即着手进行第二次纂修，就这样一修再修、三修四修以至多修，除遇有天灾人祸外，是从不辍修的，因而形成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纂修的连续性。

2 笔法上的隐恶扬善

中国家谱有纂修原则即笔法上的基本倾向是“书善不书恶”、“隐恶扬善”。家谱为亲者讳、掩盖祖先的恶迹，只记好的而不记坏的，几乎是所有家谱的撰写通例。

并不是所有的恶迹都需要为亲者隐藏的，有些家谱明确指出有的恶迹不必隐藏，须记载下来以警示子孙，告诫后人，如清光绪年间纂修的《方何宗谱》的凡例就列出了六个不讳的恶迹：“不讳者六条是一曰弃祖，二曰叛党，三曰犯刑，四曰败伦，五曰背义，六曰杂贱。”

这种隐恶扬善的撰写笔法固然为祖宗挽回些面子，却使家谱的资料性增加了水分。这也是家谱真实可靠性受到一些专家学者怀疑的原因。因此在引证和利用家谱资料是地，须细心鉴别，并与多种文献相互考证，以免出错。

家谱的功能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家族记载的家谱，曾在宗法制度、官僚铨选、婚姻制度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这使家谱脱离了其原始意义，而成为一种影响而甚广、意义甚大的身份证明。

家谱的内容一般是先叙家族得姓的原由、源流和世系，然后指明郡望及分派和迁徙的原因、始末，接着详载所谓恩荣，但凡有关该家族的制诰、敕命、封赏以及该家族中所有的进士、举人、武进士、武举人、贡生、仕宦、征辟、封荫、文学、武学、国学、冠带、顶带、旌节忠孝、耆寿等方面记录，无不备载。

这样一册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总记录，就是该家族的发展史，家族人物的风云变幻、宦海沉浮，家族的兴盛衰落、流转迁徙，通过一册家族尽收其中。一个家族可能发展到枝大叶茂、瓜瓞绵绵，也可能散处四方、星罗棋布，但是有了家谱详细完备的记录，纵然天涯海角，纵然代远宗长，同宗同族的血亲是隔不断的，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家谱最基本的功能即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功能。

中国家谱就其发展时间而言，从周代肇始，中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经三千多年；就其性质而言，有唐以前的官修家谱，有宋以后的私修家谱，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各具特色的性质不同的家谱，有其不同的功能，就其鲜明的时代印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家谱、谱牒的功能尽管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但其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基本意义是一贯的。2官修家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用人选官和为世族政治服务的工具。3无论是官修家谱还是私修家谱，其目的都是为封建宗族服务的，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基础的作用。4家谱具有极强的教化功能和较为严格的控制、管理作用，客观上助长了封建族权的*威。

家谱的作用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我们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家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

1 宗法思想研究资料。家谱和宗法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宗法制度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家谱的族规、族约、家法、乡约等，正是加强宗法制度的有力工具。

2 家庭道德研究资料。族规、家规中保留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勉讳书、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看借鉴意义。

3 家族制度研究资料。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人的社会制度。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家族的赈济方法等，为我们研究家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 经济史资料。家谱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家族的集体田产如祠田、坟田、庄田、山林等的数量、形成、经营、管理、收支情况等。有的家谱还记录了家庭成员经商、贸易的事迹。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5 人口问题资料。家谱的中心部分是家族人口的世系传承，在家谱的“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先世考”、“世系图”以及家谱的一些序跋中，记录了家族人口的数量、迁徙、分布、婚姻状况等资料，可提供人口学研究者使用。

6 历史人物传记。家谱是世系的记录，许多家谱中既有简单的世系，又有十分详细的传记、行状、墓志、年谱等，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家世大有帮助。

7 民族史资料。有的家谱记载历史上少数民族情况甚详，更有些少数民族家谱，它们是研究少数民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如清代蒲慎斋纂修的《泉州蒲氏族谱》是回族家谱，记述了当地回族的一些情况；而辽宁《庄河金氏家谱》则是满族家谱，金氏是康熙皇帝四辅政大臣之一鳌拜的后裔。

8 地方史志资料。家谱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方志中所包含的内容如选举、职官、人物、户籍、祠宇、碑记、艺文等，在家谱中也是重要内容。

9 教育史资料。家谱中一些重要的章节载录了许我教育史资料，如在族规、家法、仕宦录、科甲记、教育志、族墅、传记等就载有宗族教育、学校、科举、劝学措施、教育方法的内容。

10 民俗学资料。家谱还是一个民俗学资料库，一些家谱在家礼和人物传记里记录了许多民俗内容，尤其是在家礼中的婚礼、葬礼、祭礼等中，本地的风土人情、本族的礼仪风俗都有相当的体现。另外，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民俗、岁时习俗、社会习俗、精神习俗等在各地家谱中都有记载。

11 宗教史资料。有些家谱是信仰宗教者的家世记录。在这些家谱中，他们对本家族所信仰的宗教一般都给以说明，同时表达他们的宗教观。还有的对本族人的宗教活动、宗教礼仪和习俗详细记述。

12 华侨史资料。我国沿海地区一些省份的家谱涉及族人出国谋生的历史，包括出走原因、人数、时间、侨居地区分布、职业、所在地生产、生活情况及与家乡、家族的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联系，这为我们进行华侨史研究提供了素材。

13 重大历史事件资料。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记录在家谱中，虽然这些记录并不完整系统，但却十分具体，也是研究者获取资料的一个途径。

除以上所述外，家谱还能提供有关古代妇女、古代伦理道德、遗传学、人才学等多方面的史料。由此可见，家谱作为史书之一，其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解读百家姓孟姓。孟氏族谱简介以及起源的介绍。孟姓，为中华姓氏之一，广泛分布于我国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浙江、江苏等地，明、清之际遍布全国各地。

孟姓文化之族谱

《孟氏家谱》曰：“行辈所以分尊卑，定表字，别长幼”。

孟氏子孙按行辈起名始于明代，孔孟颜曾四大圣系共用同一行辈。

简介

孟氏自孟子到孟宁，四十五代大都单传，从五十代起，孟氏族人开始有意识地在同辈兄弟取名时采用同一个字，来表明代系，也便于识别、记忆。从五十代到五十五代行辈字分别为：德、祖、惟、之、思、克，但要求并不严格，特别是经过元、明易代之乱，族人四散流徙，给子弟取名时不可能循规蹈矩。

孟氏按行辈起名始于明代，朱元璋对孔、孟后裔格外优礼。赐给祭田、免除徭役，从明景泰年间孟子的第五十六代孙孟希文被授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算起，孟子后裔开始授世职。当时，立了“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十个子辈；明末，又立了“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个字辈。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孟氏修谱时又立了“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个字辈。民国初年，又立了“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二十个字辈，并咨请当时的北洋军阀 内务部核准，登报周知。这样，从孟轲到孟繁骥共经历了七十四代，到“昌”字辈共105代。

56~65代：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

66~75代：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76~85代：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86~95代：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

96~105代：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注：后来，为了避清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之讳，改“弘”，为“宏”，为避清世宗（雍正）爱新觉罗胤祯之讳，改“胤”为“衍”。

孟氏族谱要求族人严格遵照字辈起名，否则不能入谱，只作“外孟”处理。明代以来，孟氏族人遵从族规，十分讲究上下尊卑关系。平时孟氏族人见面，总要询问对方是“哪一字的？”“哪一辈的？”，就是指系何字派。还有的问“多大的？”“几世的”，就是指系孟轲的多少代孙。如对方回答不上来，不仅自己感到羞愧，而且也会被对方耻笑为数典忘祖。因此，孟氏族人对此都十分重视。

起源

中国的孟氏，发源于春秋的鲁国公族。孟姓的得姓始祖是鲁桓公的庶子庆父。鲁国的开国君主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周公旦是周武王之弟，那么孟氏应该是周文王的姬姓子孙。因庆父在庶子中排行老大，而“孟”字在兄弟排行次序里代表最大的；又为避讳弑君之罪，所以，庆父的子孙改称孟孙氏。后来，孟孙氏又简化为孟氏。庆父欺君，其子孙改姓，都发生在鲁国，鲁国建都于曲阜（今属山东），所以这支孟姓出自山东。

另外，春秋时期的卫国，也曾出现过一支孟氏。卫国，是周武王的少弟康叔所建，位置大约在今天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一带。这一支孟氏的始祖是卫灵公之兄孟絷，子孙以王父字为氏而姓了孟，这样推溯起来，其始祖同样是周文王。换句话说，这两支孟氏分别起源于山东和河南两地；鲁国孟氏的始祖是周公，孟氏家族的始祖是周武王姬发孟氏简介，也可以说孟氏是周武王的后代。只不过孟姓起源于西周姬姓，河南卫国孟氏的始祖是周公周文王之子，姬发所以，孟姓就要以孟为家族有自己的《孟子世家谱》摆放自己的位置，天下的孟姓人士统统是一家。

从孟轲至以后的二十代均为单传，他们是孟轲-仲子-睾-寓-舒-之后-昭-但-卿-喜-镃-兴-尝-展-戫-敏-光-康-宗-揖-观，孟观即为孟轲的第二十代孙。观生二子，长子曰嘉、次子曰陋。嘉又生二子，长子曰怀玉，次子曰龙符，他们是孟轲的第二十三代孙。从孟怀玉以下十代，即孟轲的第三十三代孙又均为单传，即怀玉-表-斌-威-恂-儒-景-善谊-诜-大融-浩然。

浩然即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他是孟轲的第三十三代孙。孟浩然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曰云卿，次子曰庭玢。长子云卿又生二子，长子曰简，次子曰华，他们是孟轲的第三十五代孙，但孟简、孟华均无后代，所以把孟庭玢的孙子—孟郊（唐代大诗人）之子孟常谦作为孟轲的第三十六代继承人。孟常谦生二子，长子曰遵庆，次子曰元阳。遵庆生一子，曰孟琯，琯生二子，长子曰方立，次子曰方迁，他们是孟轲的第三十九代孙。从第三十九代至第四十五代均为单传，他们是方立-承诲-汉卿-贯-昶-公济-宁。这时正值唐代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因战乱不断，孟公济携全家避乱于山东。

一0三六年，即北宋仁宗景佑三年，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被派到兖州为官，孟轲的家乡邹县正好在他的管辖区内，孔道辅认为，孟轲在儒家学派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孟氏简介，贡献最大，应当大加褒扬，于是，他到处寻找孟轲的后代，终于找到了孟公济的儿子孟宁。孔道辅积极筹划在邹县大修孟子庙，并派专人管理孟轲的祭祀活动。

他还积极向朝廷举荐孟轲的后代为官。从此，孟轲才开始享受祭祀，其后代子孙也开始受到朝廷的封赐，孟子的社会声望从宋代开始才逐渐提高。孟宁被朝廷封为迪功郎、邹县主簿、主祀事等职，孟氏族人都把孟宁称为“中兴祖”，即孟氏家族从此又开始兴旺发达了。

孟子后裔自四十六代，即中兴祖孟宁的两个儿子，长子孟存，次子孟坚，经过9代的繁衍，到五十五代“克”字辈，共计有42人，但只有克仁、克诚、克昭、克威、克珏、克宽、克尹、克继、克绪、克缙、克纶这十一支有传人。这十一支即划分为十一派，孟子后裔自“克”字辈传到五十六代“希”字辈，共计有33人，但其中只有希文、希渊、希源等22人有传人。其他11人失传。这二十二支就划分为二十户。按宗法制，以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奉祖先祀，其余的为小宗。（孟宁生二子，长子曰存，次子曰坚，长子孟存留在家里守护孟轲的林庙，主祀事，次子孟坚被朝廷委以徐州知州。

孟存生二子，长子曰况，次子曰海。况生一子曰彬，彬生二子，长子曰澄，次子曰沂。澄生一子曰德成，德成生三子曰述祖、光祖、荣祖。述祖生四子，曰惟清、惟忠、惟敬、惟信。惟清生之平，之平生三子，曰思春、思温、思润。思春生克刚，克刚是孟轲的第五十五代孙。这时，已是明朝天顺年间。克刚无子，不得不以孟坚的第九代孙孟克仁的长子孟希文为继承人，因而孟希文则为孟轲的第五十六代传人。）

《孟子世家谱》明确记载了“分派以十一，别户以二十”，这“十一派”、“二十户”的孟氏后裔，是孟子的嫡传子孙。至今孟氏族众对自己的“户”属辈分也比较重视，都能如数家珍似的理清世系，摆正自己的位置。

孟轲从第五十七代起人丁兴旺，孟希文生四子，长子曰元，元生一子曰公綮，公綮生十子，长子曰彦璞，彦璞生二子，长子曰承光，承光生七子，长子曰宏略，宏略生闻玉，明朝天启年间（公元一六二二年），宏略死于战事，这时闻玉年幼，于是改由宏略的弟弟宏誉的儿子闻玺为孟轲的第六十二代继承人，这时，已是清初顺治年间。孟闻玺生三子，长子曰贞仁，贞仁生八子，长子曰尚桂，尚桂生九子，长子曰衍泰，衍泰生七子，长子曰兴铣，兴铣是孟轲的第六十六代孙，这时已是清康熙年间。兴铣生毓瀚，毓瀚无子，由兴铣的二弟兴錞的儿子毓累为继承人，他是孟轲的第六十七代孙。

毓累生传梿，传梿生四子，长子曰继烺，继烺生广均，广均生四子，长子曰昭栓，昭栓生四子，长子曰宪泗，宪泗生三子，曰庆桓、庆榕、庆棠。因庆桓、庆榕均无子，故由庆棠之子繁骥为孟轲第七十四代传人。孟繁骥于一九三八年去台湾，一九九0年在台湾病逝，享年八十三岁。由此可知广字辈是孟轲的第七十代孙，昭字辈为七十一代，宪字辈为七十二代，庆字辈为七十三代，以下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