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竹轩（1885年4月17日－1956年7月6日），字如茂，江苏盐城人。

少时家境贫寒，十六岁那年苏北大灾荒，顾随难民大军到上海谋生，以拉黄包车为业。后加入青帮，逐渐在闸北扩展势力，收徒纳众，成为著名的帮会首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时候，人们惊异地发现顾竹轩这个著名帮会人物并没有像杜月笙一样逃亡海外。同年8月，上海市召开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们又看到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而出席会议。人们不禁要发问：顾竹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20世纪初，当顾竹轩背着被头铺盖踏上十六铺码头时，他望着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市，不存任何奢望，以丰衣足食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没有任何靠山，只有一身力气，遂在闸北新疆路租了间破棚户，靠拉公共租界协记公司的人力车过活。人力车上海人称黄包车，拉黄包车也非好差使，三九日西北风直刺骨头，手脚上生满冻疮，大伏天马路上的柏油被晒得滚烫，脚上烫起一排水泡。十六七岁的顾竹轩不怕吃苦，终于挺了过来。

顾竹轩为人慷慨仗义，打抱不平，在苏北帮黄包车夫中崭露头角。经人介绍，顾竹轩遂拜青帮头目刘登阶为老头子——刘登阶，江苏泗阳人，是青帮嘉兴卫帮大字辈首领；移居沪上后，一度从政，同时广收门徒，逐渐在闸北、虹口、曹家渡一带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顾竹轩有了帮会靠山，列名通字辈后，便顺利进入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华探。租界时代的华探，在外国主子面前是走卒，在市民眼前可是阎王。薪水虽然不高，但油水可是极大。顾竹轩当华探，不仅大大扩大了社会关系，而且也学到不少尔虞我诈、敲诈勒索的本领。另外，也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为站稳脚跟，拓展事业，顾又拜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为师。

积累了一笔资金后，顾竹轩辞去了巡捕房的职务，买进了几辆黄包车，在闸北开了一家车行，开始当老板了。当时的上海滩上，租界的巡捕、华界的警察盛行撬照会，即借口违反交通规则，将黄包车的牌照没收，再迫使业主花钱去赎回。因顾曾是巡捕，所以昔日的同行总要给他些面子，这样，他车行的黄包车总能通行无阻。当然，对于华界的地头蛇们，顾竹轩往往也礼数周全。每当闸北的第四区警察署新署长上任之时，他都送上一辆崭新的包车。于是，顾的车行越开越大，成了人力车行业的“大王”。顾竹轩成了苏北籍苦力敬仰的目标，他们投入门下，顾便开堂纳徒，扩张势力。接着顾又在蒙古路开设同庆舞台，上演江淮戏，这里成为沪上苏北帮的集聚之所。然后又在新疆路建立德胜茶楼，协调手下人之间，及与其他帮会流氓势力之间的纠纷。一时，德胜茶楼成了闸北地区“吃讲茶”的权威仲裁机构。

有了底层社会势力的基础，顾竹轩又开始向政商两界挺进。正好这时，日益强大的闸北商界酝酿建立闸北保卫团，顾与之一拍即合，当上了保卫团副团长。团部设在大统路，分九个队，成员多是散兵游勇，市井无赖，他们投靠顾竹轩，遂穿上老虎皮，继续为非作歹。接着，顾竹轩又当上了闸北商会会董、江苏绥靖督办公署参议、陆军第二师参议等，成了亦官亦匪的风云人物。20年代初，喜爱戏剧的顾竹轩与人合开天蟾舞台，1923年后独资经营，舞台设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后来，永安公司老板串通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顾将舞台移址改建为永安公司东部时，顾聘请外国律师，据理力争，同工部局打官司，这场纠纷一直闹到英伦最高法院。结果判决工部局应赔偿天蟾舞台损失费十万元。此为近代中国人在法庭上击败外国人的少数几个事例之一，一时，顾竹轩声名大振。1930年，顾竹轩将天蟾舞台迁到福州路，座位扩建到三千四百多个，南北名角轮流在此上演拿手戏，成为上海著名的四大舞台之一。

这时，踌躇满志的顾竹轩搬到了湖北路203弄迎春坊13号，这里既宽敞又豪华。成名之后的顾，颇讲情义，经常资助穷人。1930年苏北遭受水灾，顾将沪太路上的天蟾玻璃厂卖掉，集资六万元送到家乡救灾。顾也将收山后的青帮师傅刘登阶供养起来，1932年1月22日，刘病死于大连湾路鼎康里寓所，顾亲自披麻戴孝，在天蟾舞台为刘治丧，从而引来上海滩帮会三头六臂弟兄的一片叫好声。

四十多岁的顾竹轩达到了事业的鼎盛时期，然而，大世界经理唐嘉鹏被杀案又使顾陷入了困境。

大世界游乐场为商人黄楚九于1917年创办，1931年底黄楚九猝死后，大世界由黄金荣接办，称“荣记大世界”。黄的得意门生唐嘉鹏担任了经理。唐嘉鹏诨名小二子，祖籍苏北盐城，自幼长在上海，依靠叔父唐大麻子生活。说来唐家与顾竹轩有段关系。20年代，顾竹轩已是著名的“江北大亨”。唐大麻子以同乡之缘，请顾提携侄儿，于是，唐嘉鹏到顾宅讨口饭吃。不久，天资聪颖、手段狠辣的唐嘉鹏得到顾的赏识，为了提携与笼络唐嘉鹏，顾将容貌姣美的堂妹嫁与唐，唐感激涕零，视顾为再生父母。然而不久，顾在安排座位时，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冷落了唐，唐遂怀恨在心，立刻倒戈相向，投入黄金荣的门下，从此也与顾结下了怨恨。

唐嘉鹏生性贪财好色。他担任大世界经理后，蛮横地控制游乐场内的一切剧团，看中的年轻貌美的女演员便一定要弄到手，否则就给该剧团的老板以颜色。一时，唐的风流韵事在法租界内流传开来了。副经理水果荣生认为如此下去，有碍大世界与黄老板的名声，便规劝唐收敛些，岂料唐大为不快。水果荣生便跑到老头子那里告了一状，黄听后大为赞许，因为唐近来正凭借可以任意出入黄公馆的特殊待遇，对黄金荣新寡的儿媳李志清频送秋波，所以两桩事相合，黄金荣已下定由水果荣生来接替唐的位置的决心。

然而没几天，水果荣生被人枪杀于南洋桥。他的死使黄金荣蒙上了一层阴影：究竟是谁有豹子胆敢杀我黄金荣的得意门生，也许是内部门生倾轧？莫不是唐嘉鹏？正当他满心狐疑之时，顾竹轩来到钧培里黄公馆，告知是唐嘉鹏的干将樊良伯暗杀了水果荣生，黄不由大怒。顾一看火候到了，说：“这种赤佬一定要清除，竹轩今天来打个招呼。”1935年的一天晚上，唐嘉鹏正准备坐自备车从大世界回家，这时一条凶汉冲来，一枪就将唐击毙在大世界门口。

唐被杀后，公共租界捕房的探长金九龄负责破案，不久便查出凶手是王兴高。王兴高兵痞出身，力大凶狠，枪法极准，曾长期为顾竹轩当保镖，但此时也曾经常进出钧培里，准备“跳山门”。据说是黄金荣指令其门徒许福葆收买王兴高，除掉唐嘉鹏的。王兴高被捕后，黄为了开脱罪责，掩盖内部倾轧的丑象，并排挤与打击势力日增的顾竹轩，收买王兴高，诬说是受顾教唆。结果顾竹轩被捕，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王兴高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顾竹轩在狱中被关了一年余，期间，其亲朋好友多方疏通，包括其族亲顾祝同的帮助，被释放出狱，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宣判无罪（1953年，黄金荣临死前曾在钧培里亲口对顾竹轩表示道歉，说：“唐嘉鹏的事你受冤枉了，对不起你，无论如何要原谅我。”）。

经过唐嘉鹏案件，顾竹轩一度有所消沉，抗战前后，再度活跃。当时他担任的主要职务有：大生轮船公司经理、三星舞台总经理、大江饭店总经理、上海市平剧院联谊会主席、武陵中学董事长、正民中学董事长、中国红十字会理事、天蟾舞台总监、上海市平剧院联谊会监察、江淮旅沪同乡会主席。

顾竹轩看到国民党内贪污腐败成风，不得人心，便开始接近***，向往进步，为民众做些益事。

早在大革命时期，顾竹轩就曾营救过上海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姜维新（姜是顾竹轩侄女婿姜维山的弟弟），从而受到周恩来等中共***的赞扬；后来，又多次掩护法电公司的地下党员朱俊欣等的活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顾竹轩曾亲率闸北保卫团配合十九路军抵抗来犯的日军。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顾竹轩又将天蟾舞台改作难民收容所。

上海沦陷后，日伪警察局局长卢英诱逼顾投敌充当汉奸，顾坚决回拒说：“我死也不当汉奸。”当时顾的侄儿顾叔平是***员，顾竹轩帮助他护送和营救***人进出上海。

1943年秋，顾竹轩协同顾叔平将地下党员藏在寺庙里，因为信佛的日人一般不会搜查寺庙。有时，苏北的新四军干部因病到沪开刀就医，也住在顾竹轩的家中。为此，日军贝当路（今衡山路）宪兵队曾到顾宅和天蟾舞台搜查。顾还利用他所控制的租界码头，将药品运送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为表示向往革命之心，他还将十五岁的小儿顾乃瑾送到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局为了利用帮会势力与国民党展开斗争，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顾叔平也是委员之一，负责青帮工作。

顾竹轩对地下党的工作全力支持，帮会工作委员会设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的经理室，这里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最安全的碰头场所之一，因为警察中有不少是顾的徒弟，或者徒孙，祖师爷的办公室自然无人敢去打搅了。

1946年，中共上海局决定让顾叔平出面，利用与顾竹轩的关系，公开竞选榆林区副区长。顾竹轩亲自出面为侄儿的竞选出力，他要求苏北旅沪同乡会及其门徒朋友同心协力，结果自然竞选成功。顾叔平当上副区长后，了解并搜集了不少重要情报，为解放上海作出了特殊贡献。

解放后，顾竹轩留在上海，督促青帮徒弟和朋友，不与***为敌。

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

上海市长陈毅曾亲自到天蟾舞台看望顾竹轩，勉励他继续为人民服务；顾竹轩还曾到香港去访问；后来因病较少露面。

1956年7月，顾竹轩患鼓胀病而逝世，时年75岁。

顾竹轩出身贫寒，从社会底层起家，最终跻身社会中上层，成为社会名流、“海上闻人”；作为上海社会中的苏北精英是毋庸置疑的。

顾竹轩的同乡观念强烈，重义气，轻财疏义，在旅居上海的苏北籍人士中很有地位，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势力范围，以上海闸北为大本营，在公共租界内亦有影响力，门徒达上万之众。因为顾竹轩以人力车起家，又做过公共租界的巡捕，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顾和社会底层人民有着“鱼水交融”的交往，谁也离不开谁。顾的门徒中“尽管有低级的文职官吏、小军官、一般警察，各种商贩等，但人数最多的还是人力车行的行主及众多的人力车夫”，是“旧上海最大的人力车霸主”，甚至有人把他称为上海的“丐帮帮主”。

其在上海社会及青帮中的数十年沉浮的经历与杜相仿，一方面，曾指使门徒从事过不法勾当，帮助过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另一方面，又涉足诸多工商业，担任社会公职，积极联络和增进乡谊，大力推动和参加对盐阜等地苏北家乡慈善捐助，更全力支持侄儿从事革命活动，并多次掩护和营救地下党员，还让自己的幼子参加革命。

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行为竟集中于顾一人身上，也正是上海社会中多重复合的人际、社会关系及利益价值的驱动在个体身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