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大胡同的打油诗

一般来说八大胡同包括石头胡同、陕西巷、王广福斜街（棕树斜街）、韩家潭（韩家胡同）、胭脂胡同、百顺胡同、皮条营（东西壁营胡同）、纱帽胡同（大小力胡同）。

东西壁营胡同又名皮条胡同。

清末民国时期，前门八大胡同成为北京城花街柳巷的代名词，老北京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

民国时代妓院分成四等，主要是为了征税而划分的，一等“清吟小班”，二等“茶室”，三等“下处”，四等“小下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窑子”。

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所以才如此知名。在民国时期这里白天清静，而一到晚上，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

赛金花是“八大胡同”一等“清吟小班”出身。她曾给同治年间的科榜状元洪钧当过三姨太，游历过欧洲四国，赛金花由此有了“花榜状元”的称号。

在德国期间，赛金花在德国社交场合风生水起，甚至受到过德国皇帝皇后以及俾斯麦的接见，那个时候瓦德西就是德国帝后身边的一个侍从。

回国后没多久洪钧去世，赛金花在北京八大胡同开了一家怡香院。自此在这一片灯红酒绿的地方，赛金花谱写了传奇的一生，不仅和德国军官瓦德西，甚至和当朝太后慈禧都扯上了关系。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死于义和团之手的克林德成了八国联军要求处死慈禧太后的借口，德语流利的赛金花，亲自拜见克林德夫人，最终在赛金花的斡旋下帮助慈禧死里逃生。

同时，赛金花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救了很多义和团战士免遭八国联军屠杀，被救的人称赛金花为护国娘娘。

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的 刘半农在《赛金花本事》中这样写道，“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汉字里的第三人称都是统一作为“他”的，并没有男女之分。“她”就是 刘半农创造的 ，所以“她”这个汉子的 历史 很短的。

八大胡同，不仅赛金花、小凤仙在此生活过，梅兰芳、程长庚等京剧名角也在此生活过，臭豆腐之父王致和也在此生活过。

八大胡同，在这片区域， 历史 上 社会 各界名流都曾在此发生过无数精彩故事、谱写了色彩缤纷的 历史 ；

黑龙江拉林的满族人大部分是乾隆年间从北京调回东北老家屯垦的满洲八旗后裔。

所以拉林满族也被称为"京旗满族"。

草帽胡同原址在北京宛平区，当年那里是八旗调防衙门所在地，调回拉林的京旗满族人当年都是在那里办理的手续上路的，所以你家有草帽胡同一说。

你所说的 祖三达哈理公 这么说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祖 三达哈理 公；或 祖三 达哈理 公。前面指祖先 ，中间是人名，后边的公是敬称，你大概不会文言文所以不会断句，你家家谱上就算写了老姓你可能也无法识别，后以只有看了你家家谱才能判断。

满族取何姓的很多，比如：何图里氏，赫舍里氏，何亦氏，叶赫那拉氏，懂鄂氏，何何奇氏，哈尔吉氏，赫勒特氏，何罗觉氏，乎尔拉那氏，毕拉尔氏……等。现在你不提供任何线索，目前无法判断你出自哪一家族。

北京胡同的名字如下：

1、史家胡同。

2、东交民巷。

3、东棉花胡同。

4、杨梅竹斜街。

5、北锣鼓巷。

6、礼士胡同。

7、群智胡同。

8、西总布胡同。

9、白塔寺前抄手胡同。

1、五道营胡同。

北京胡同的形成是随着北京城的形成而变化、发展演进的。大约在五十万年前，这块地界儿开始有了原始人居住，不过那时只是住在天然洞穴而已。到了距今大约一万到四、五千年间，这儿出现了原始氏族公社，开始住上了易简房屋。

王氏家族是当今中华民族中的第一大族，数千年来探天人之道，穷古今之变，畅时事之运，励志自强，建功立业，英豪遍神州，美名扬天下。其中一支于清朝乾隆年间从湖广省永州府淩全县迁居到而今的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农旺乡严家沟居住，重孝悌、信仁义，温良恭俭，开创基业，繁衍至今已有族人逾千人，近300年历史。

1、陕西巷

陕西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其北口与棕树斜街相交，南至珠市口西大街。此胡同东侧与榆树巷、万福巷相交，北侧与韩家胡同、百顺相同、东壁营胡同相交。据说陕西巷明代就已存在，而数百年来未曾更名，实属难得。

2、百顺胡同

百顺胡同原名柏树胡同。明朝称柏树胡同，因种有柏树故得名。清初谐音取“百事顺遂”的含义，更名为百顺胡同。位于大栅栏地区的西南部，全长245米，宽57米。百顺胡同的东口是陕西巷，西口开在大百顺胡同，与它并行的北面是韩家胡同，南面是东壁营与西壁营胡同。

3、石头胡同

石头胡同南起珠市口西大街，北至铁树斜街。据说明永乐年间，北京城为永乐皇帝迁都之事，而大兴土木。石头胡同就是当年存放石料之地。算一算石头之名至今已近六百年的历史了。

4、韩家胡同

韩家胡同，位于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西南面，是条老胡同。原名“韩家潭”。直到1965年整顿地名时，才改为韩家胡同。韩家潭是一条文化底蕴丰厚的胡同。因为这条古老的胡同正是国粹京剧的发源地之一。

5、王广福斜街

王广福斜街，现在叫棕树斜街，东连大、小李纱帽胡同，西接石头胡同，这条胡同的房屋较为破旧。

6、胭脂胡同

胭脂胡同原名胭脂巷，全长100米，宽约5米。胭脂胡同北口开在百顺胡同，南口开在两广路上。胡同呈南北方向，其中部有东壁营与西壁营从中穿过。现残存长仅有三四十米，胡同虽小，但常被列入八大胡同之中。

7、外廊营胡同

巷名外郎营，固可解为吏人聚居之处，但也存在着其地本为某外郎坟茔的可能。考虑到该地向系金中都、元大都城外之郊野，则由“茔”讹为“营”的可能性尤大。因明代已写做“营”，便可知其为“茔”，至晚也是元代之事，甚或更早。

8、皮条营

东壁营胡同原名东壁营、东皮条营、皮条胡同。它位于大栅栏地区的南部，全长75米，宽3米。东壁营胡同与西壁营胡同实际上是一条胡同，胭脂胡同从中穿过，由此分成了两条胡同，它的东口在陕西巷。

扩展资料

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独独八大胡同闻名中外，尤其是在清朝的时候，更是有很多官员常来此地。

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

参考资料：

王世襄老人于年前逝世，舆论有“斯人一去，大雅云亡”之叹。老人生前对故乡风物念兹在兹，著述言谈之中一再表示想回福州转转看看，可惜天不假时，故乡百姓无缘亲炙“京城第一玩家”的风采，实在是一大憾事。

年来，媒体与学术界也有很多追思之作，但都仅限于老人的艺术造诣与文化贡献，对王老家世的研究似嫌苍白，尤其是王老的伯祖王仁堪、祖父王仁东兄弟，与当代另一文化名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之间的恩怨，直接触发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的“甲申枢变”，这次政坛动荡是清末政局的一大拐点，又与马江海战、中法战争、清流分野相互交织，影响深远。

历史往往只记录结果，而政坛秘辛、人事情伪又最为幽微吊诡，难得见诸正史。对于王张两家交恶的原因，野史、笔记、日记、信札、个人文集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成为一大公案。这倒便宜了小说家，扑朔迷离的素材，有助于发挥想像力，曾朴的《孽海花》、高阳的《慈禧全传》都有生动的细节描述，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为祖父牵涉其中，也有专文发微（见寒柳堂集《记梦未定稿》及《记梦未定稿（补）》）。近年来，随着一些史料的新发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也在进行中，加之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如前一段热播的电视剧《船政风云》），以及王世襄、张爱玲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有必要对王张两家的关系再作梳理，以厘清哪些是戏说，哪些是史实。

訇状元世家 “清流”后劲

西清王家，是清末福州望族。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进士出身，为道光、咸丰两朝显宦，精通盐务、河工、财政、防务，曾被曾国藩保举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后任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两广总督、工部尚书，死后谥“文勤”，《清史稿》说他“综覈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意思是做事计划周密，民政、军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特别值得称道）。王庆云的儿子王传灿本人没有什么出息，只中个秀才，但却生了一个状元儿子，就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

有清一代，福建出过两个文状元，都是福州人，前一个是林鸿年，后一个就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他文章、书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爱重，“以翰林院编撰入直南书房，颇邀辰宠，频颁上方珍物，甚至腊月廿三日之祭灶糖，亦蒙赐赏。”（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794条）。王仁堪的弟弟王仁东（1854-1918），也很出色，诗文俱佳，以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此外，王家的一位姻亲不能不提，那就是末代帝师陈宝琛（1848～1935）。陈宝琛的夫人王眉寿，是王氏兄弟的亲姐姐——清史研究专家姜鸣先生在《龙旗飘飘的舰队》中说王仁东还是陈宝琛的妹夫，笔者查了陈氏家谱，陈宝琛三个妹妹所适者皆不姓王，此处存疑，望博闻君子赐教。螺洲陈家更加显赫，曾祖父陈若霖（1759～1832）进士出身，曾任六省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死后谥“文诚”，是嘉庆、道光两朝著名的廉能之吏，闽剧有《陈若霖斩皇子》。到陈宝琛这一辈，“兄弟六科甲”，3个进士，3个举人。陈宝琛虽然只长王仁堪一岁，但科名早达，13岁秀才，18岁举人，20岁登同治戊辰（1868）科进士。王家兄弟进京时，陈宝琛已经是当时名震京华的“清流四谏”之一（不同史料对清流四谏的记载有所出入，一般认为是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陈宝琛）。

“清流”是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形成的一大政治势力，以科甲出身的在京言官为主体，地方上以一些廉洁能干的督抚为羽翼，持儒家传统观念，以奏疏为手段，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发挥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相互声援，有“清流党”之称。

陈宝琛是王家兄弟的政治引路人。王家兄弟进京后与姐夫一起，住在丞相胡同，而张佩纶就住在与之相连的北半截胡同。陈宝琛与张佩纶是“石交”（友谊坚如磐石），王家兄弟经常跟着姐夫与张佩纶诗酒唱和。由于陈宝琛、张佩纶等人的接引揄扬，王家兄弟很快名倾公卿，自然而然也成为“清流”干将。

匐“青牛”之角 风厉无匹

因为谐音，“清流”被时人喻为“青牛”（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牛头”是李鸿藻。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今河北保定）人（注：李鸿藻与李鸿章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李家兄弟用章字排行，老大李翰章，老二李鸿章，老三李鹤章），同治帝师，为人廉洁有操守，早期深得慈禧太后信任，辅佐恭亲王奕主持军机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实现“同光中兴”；由于长年主持科考，李鸿藻门生弟子遍天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清流”骨干。在李鸿藻的带领下，从同治末年起“清流”基本掌握了舆论导向和批判工具，“一时言路大开”，对贪官污吏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史载“南街（北京南城，”清流“的聚居地）弹章一出，公卿震怖”。

“清流”中最出风头的却是“牛角”张佩纶。张佩纶（1848－1903）祖籍直隶丰润，他与陈宝琛同龄，也和陈宝琛一样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他之所以得到“牛角”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奏章极高的杀伤力。有专家统计，光绪初年至光绪十年（1875-1884）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章（弹劾人事的奏章）占三分之一，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21人之多。《清史稿·张佩纶传》载“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其实远不止这些，仅军机大臣中就有恭亲王奕欣、宝鋆、沈桂芬、翁同龢、潘祖荫、王文韶吃过他的弹章，其中沈桂芬郁郁以终，王文韶卷铺盖走人。

张佩纶受李鸿藻影响，以理学自命，又年轻气盛，喜欢他的人钦佩他“直谏敢言，不避亲疏”，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搏击务名（为追求个人名气，进行人身攻击），诳语多事”。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开明官吏，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搞洋务，样样精通。光绪九年（1883年）“王树汶冤案”平反，此前陈宝箴曾在河北道任上参与会审，但不是主审，这时又已经升迁浙江按察史，按以往的规矩批评警告就完了。所以陈宝箴“陛见未行”（地方官赴任之前要向皇上汇报之后再走），是想等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赴任，不料与陈家无冤无仇的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弹劾他不去上任，留在北京跑官）。陈宝箴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他上疏抗辩，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意思是一个官员的升降轻如鸿毛，本来没什么可说道的。但朝廷现在鼓励天下士子直谏敢言，有些人却不去想如何弥补政策的过失，反而串通一气，结成帮派，颠倒黑白，放肆霸道，恐怕将来要败坏国家大事。……因此要追究那些人把持舆论、作威作福的根子）。这下得罪了所有“清流”，有人接着就上疏弹劾陈宝箴“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喋喋不休，有失大臣体统，请有关方面再议一议怎么处理），三罪并罚，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他咽不下这口气，愤而辞官，直到七年之后才复出。

这还不是最牛的。同年，朝廷派张佩纶去陕西查个案子，他回来赋诗一首，其中有“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焰之盛，实在不愧“牛角”（恐怕得是犀牛角）之誉。张佩纶的弹章风厉无匹，所击几中，后人做过分析，谓“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慈禧）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见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论赞）大意是张佩纶的弹章总是给人扣上不尊重两宫太后（即慈安、慈禧，但慈安不争权）的大帽子，满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笔者以为这一论断虽然以偏盖全，有个人成见，却洞察了清末权力格局，较之其他皮相之谈尤有见地，具体内容在下文细述。

张爱玲对时装极有研究，她穿的衣服大都是自己设计的，这很可能来自她祖父的遗传。史载张佩纶“仪容俊伟”，“喜穿竹布长衫，当时士大夫争效之”（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363条）。这不禁让人想起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郭泰（字林宗），他“曾途行遇雨，头巾垫其一角，人争效之，故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事见《后汉书·郭泰传》）。总之，张佩纶不仅是当时的“清流”头牌，影响所及，连官场时尚也唯他马首是瞻，风头之劲可见一斑。

凫三军败绩 “清流”内讧

话说光绪八年（1882年）初，法国人想把越南变成殖民地，越南国王向中国求救，“清流”一致主战，张佩纶联合陈宝琛、张之洞保举徐延旭、唐炯出任广西、云南巡抚。这两位老进士论诗作文还行，行军打仗的本事真是一点没有，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连丢北宁、太原、谅山（越南境内军事重镇），法军直逼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并要挟清廷赔款2000万两，朝野哗然。连“清流”内部也觉得丢人现眼，虽然朝廷已将徐唐二人革职查办，但追究保举人责任的呼声四起，王仁东激于义愤，想请张佩纶上疏自劾，没承想连吃两回闭门羹，王仁东一气之下写了封绝交信，信里说——

前闻越南北宁失守，由于徐某调度乖方，两次走访，拟请吾丈以徒采虚声、贻误大局自请议处，惜未得面谈……唐徐拿问，惜未明发谕旨，不足以昭赫怒，而振军心也……拟一以声罪致讨，布告中外，一以举荐失人，自请罢斥……吾丈虽滥保匪人，此前不免訾议，尚可告无罪于后世……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

平心而论，王仁东这封信虽嫌过激，但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张佩纶回信说，徐延旭、唐炯战败的原因是战备不足，贸然出师，并举出陈宝琛三年前的一个条陈为证，隐约提醒王家兄弟再闹下去，会把姐夫也牵扯进来，信最后说，“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至于绝交与否，你们兄弟看着办。依旧名士作派。偏偏陈宝琛此时已外放江西学政，中间少了圆场的人，双方激成水火，都下不了台。正如信中预言，这时张佩纶的一个怨家出场了——也是“清流”中人，外号“牛靴”的张华奎。

张华奎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儿子（合肥张家也是名门望族，最近热炒的张氏四姐妹是张树声的曾孙女，四姐妹之一的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颇有才干，又慷慨倜傥，受乃翁之托，结交“清流”，因此有了“牛靴”的外号（意思是抱牛腿）。光绪八年（1882年）初，李鸿章母亲去世，丁忧守制（封建官僚父母、祖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27个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调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张树声知道张佩纶是李鸿章的“世家子”（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曾经与李鸿章并肩抗击太平军和捻军，后来死于浙江任上，墓志铭就是李鸿章写的，李鸿章一辈子挨“清流”的骂，但张佩纶却从来不弹劾李鸿章），于是奏请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巴结也好，拉拢也好，都是很大的面子。传闻张佩纶私下已经首肯，奏章上去后李鸿藻不赞成，张佩纶于是变卦，这还不够，又让密友陈宝琛参上一本，说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一番好意酿成怨恨。

张华奎和王家兄弟本来交情就好，三人同仇，于是一起找了另一位“清流”盛昱。盛昱出身宗室（皇族后裔），是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此时也看不惯张佩纶的踞傲，于是参上一本。先说张佩纶“滥保匪人”，再骂全班军机大臣袒护包庇张佩纶。盛昱的本意不过是堵军机处的嘴，灭一灭张佩纶的威风。但此时，等待已久的慈禧太后出手了。

夙

甲申枢变 大权独揽

从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间，清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格局。首先是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取代了原先的八旗、绿营和蒙古骑兵，成为镇压人民起义、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力量，重要的督抚职位都成了这三系人马的囊中物，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在中央，以恭亲王奕和汉大臣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足以和慈禧太后相抗衡。这二十年间，慈禧太后尚不能为所欲为，然而盛昱的奏折却给了慈禧太后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

光绪十年（1884年）4月8日，太后懿旨发布，以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不久又任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班子，除了阎敬铭外，不是贪墨成性，就是唯唯诺诺的和事佬，班子的实际领导是慈禧的妹夫、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班子的最大特点是唯慈禧之命是从。光绪十年是甲申年，这次政坛大地震史称“甲申枢变”，从此往后，慈禧真正实现了大权独揽。

“甲申枢变”后更奇怪的事出现了。5月9日，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过几天又任命山西巡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这四人都是“清流”台柱，其中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三人还是“滥保匪人”的直接责任人，又正值朝廷与法国开战之际，然而他们不降反升，全部外任军国重职，似乎“清流”帘眷不衰。这四位也意气风发，领命赴任，不久中法战争爆发。

书生典兵的结局可想而知。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毁于战火，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在京闽籍官员士子群情激愤，由潘炳年（长乐籍进士）、万培因（崇安籍进士）接连上奏，要求严惩张佩纶，潘炳年的奏章就是由王仁堪代笔的(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张佩纶作为福建前线的最高统帅，自然罪责难逃，这时又重新追究“滥保匪人”的责任，两罪并罚，谪戍军台。这事累及张之洞、陈宝琛，张之洞命好，由于老将冯子才临危受命，取得镇南关大捷，功大于过，还有封赏；陈宝琛在任上就与主和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矛盾，被“降五级调用”，终光绪一朝不再出山。这时大家才明白，所谓重用，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把这些自命敢言的“清流”大将赶出京城，放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身边掺沙子；“清流”之于她，就如同夜壶，有用的时候便拎起来，无用的时候则踢到床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慈禧太后，才是这场权力战争的唯一胜利者。

从此张佩纶与王家兄弟彻底决裂，他戍边五年，回来后进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又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二人生下一子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而陈宝琛则认为王家兄弟不谙大势，被人利用，导致朝局翻覆，也与两个小舅子渐行渐远。光绪十四年（1888年）军机大臣中的唯一正直能干的阎敬铭，因反对动用国库修颐和园，被慈禧太后赶回出西老家，朝局越发不堪。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仁堪上书再次反对修颐和园，终于失宠，兄弟二人相继出京游宦江南。二人为官都有惠政，王仁堪死后还入《清史稿·循吏传》，所谓循吏是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

北京方家胡同位于自古京城文化核心地带，北临国子监、孔庙地区，东有雍和宫创意产业园、保利剧院，南有著名的首都剧场，西有南锣鼓巷文化街区、中戏、国家话剧院、钟鼓楼，在丰厚文化积淀的沃土中，被传统文化环抱。它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深巷景观决定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重大使命。

方家胡同46号院即原中国机床厂的厂址，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现有建筑面积约13000平方米，是北京工业史上重要的“机床胡同”。由于雍和宫、国子监、孔庙、钟鼓楼等如此之近，让这处厂房无形中沾染了元、明、清三代古都的文化气韵。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建成的礼堂、锅炉房、恒温车间、办公楼等各种建筑混合成的厂区，隐匿在红墙碧瓦之间、幽深胡同尽头的“LOFT”，而今，一座用“跨界艺术、分享未来”为定位的———方家胡同46号艺术区在这里落成。这里是礼堂、锅炉房、恒温车间、办公楼等各种建筑混合成的厂区,如今北京方家胡同46号内聚集了不同艺术领域的实体，有小剧场、表演艺术团体、文化沙龙空间、建筑艺术、视觉设计、新媒体艺术、现代艺术中心等机构，各自具备不同的创新理念，呈现独特的艺术成果。因此搭建了良好的文化艺术展示与交流平台，园区内还有艺术酒店和主题文化餐饮等配套设施，也汇集了当代表演文化艺术创意产业的机构与人才，将一个全新文化生态呈现出来，与周边的旅游景点、人文环境形成很好的互动。这里集合了以空间艺术和视觉艺术为主体的创造功能，以娱乐和文化艺术交流为主体的体验功能，还有以独具风格的艺术呈现和卓越的想象力、创造力相互依附的艺术综合实践功能，艺术将在这里告别单身，与跨界艺术共享未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东方及世界文化的瑰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给予中华文化以高度的认同和重视。中国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国家，民族区域的特异性决定了多种群落构成的元素不同，并呈现多种发展态势，以承载区域政治经济的发展。群落文化的独特发展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落脚点，植根于中华厚重的历史脉络之中，及此形成亚洲（东方）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样一种背景氛围之下，我们提出了未来文化群落发展目标：综合实验探索的精神创作，引领未来文化的跨界互动；秉承前卫思潮的内延外涵，聚集艺术文化的群落体系；融合先锋新锐的核心理念，传播民族文化的和谐机制；开启时尚创新的思维空间，营造创意文化的无限可能。

方家胡同46号的人气正体现了一种个体对艺术文化的精神诉求，一种找寻城市核心体系（艺巷）下的民族文化根基的情节。它坐落在北京二环内，周边空间蕴含着孔庙、国子监为代表的国学文化，雍和宫为代表的佛教文化，钟鼓楼为代表的民俗文化，随着社会本体心灵文化的回归，零落在城市每个角落的文化创作者踏着寻觅的足迹，在百年林荫下回游，进入老舍曾经住过的古巷，充斥着市井文化的狭长胡同，清雍府邸近300年的故事渗入探寻者的想象空间，穿越深巷，一座胡同罕见的工业园区闯入眼帘：原生态的工业厂房，锅炉房，礼堂，恰符国际流行LOFT格局特征，框架结构，大开间，独立性，层高4-8米，可自由分割。他们在深巷的文化中找到了精神的土壤和文化衍生点。一片古朴的院落，沉淀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载着创作者的未来理想，为逐步形成的文化发展提供丰富的创意养料和源泉。

随着大量的企业和机构入驻，方家胡同46号逐步形成涵盖文化艺术科技人文等各种领域高端人才的空间区域，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特征鲜明的综合文化艺术的集聚空间，包括：先锋表演艺术集聚空间、音域艺术集聚空间、艺术设计集聚空间、实验媒体艺术集聚空间、公益主题文化商业集聚空间、综合科技文化集聚空间。集聚空间通过综合资源整合，活动展览，网络国际，学术联盟，空间重组，定期举办的艺术沙龙、专家讲座、论坛、公益活动、综合艺术节等艺术生态融合形式，创造跨界互动交流平台。通过大众与综合艺术文化及国际行业内外之间的互动交流营造创意文化的无限可能。

这种空间的集聚与跨界融合的结构逐步发散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形成新的凝聚效应。而正是这种效应创造了方家胡同46号的文化艺术群落生态体系，它代表了东城雍和园区一种新兴的创意生长模式。群落文化的东方神韵将集聚更为开放的新生与未来，所以说46号的文化艺术群落不是一定空间区域内各种艺术门类的简单集合，而是通过各自内部及外部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自然形成的和谐机制和有机整体。 在46号区内，不同集聚空间高端文化艺术人才相互联动、衍生发展并逐步完善、将未来文化艺术的发展推向新的文化脉络空间。在推动城市资源协作整合的背景之下，“城市创意港”开始“奥运整体形象战略”的跨文化体系的探索，通过石景山、首钢二通等创意产业园区规划，创意城市联结，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走廊，方家胡同46号跨界文化艺术群落等多个文化项目的实际运行，形成综合城市文化品牌的建立、营销与管理的全新体系。

“创意港艺术生态”以链条式的资源共生模式，集聚开敞式的交流，为方家胡同46号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跨界实验的创作状态是新文化艺术思维开启的核心理念，凝结历史文化脉络的艺术扎根必将承载区域经济的发展。群落文化立体互动式的推动效应，将逐步形成完善的链条产业化生态体系——“新城市创意港”。

城市“创意港”有效的集聚城市各种综合资源，创建产业跨界交流互动平台，整合各领域的潜力互补，协助逐步形成产业链共生结构，新格局的发展必然提供了新的综合需求与新资源供给。以城市品牌管理为中心，将制定未来发展、文化定位、市场营销以及整合各领域资源价值、构建共生多赢的产业链、合理利用资金、吸引投资等综合运营计划。以及针对方家胡同46号形成的建筑空间、人流循环、虚拟网络、视觉辅助、艺术创意、核心组织等整体系统，跨界文化艺术整合、创意交流互动、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文化共生等“后未来文化”平台体系，将势必形成城市未来的核心“跨界创意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