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和“县令”有什么区别？官职最大的是哪一个？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30浏览：3收藏

“知县”和“县令”有什么区别？官职最大的是哪一个？,第1张

县令和知县是中国古代的两种官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受到历史影视剧和古代小说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县令就是知县，它们都是一县之长。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两者有明显的分别。那么，县令和知县到底有什么不同？两者之中，哪一个官职更大呢？一听“县”，许多人会想起郡县制，认为这个官职起始于秦朝。其实并非如此。

战国末期就有许多诸侯国推行了郡县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郡县制才在全国推行。在郡县制的体系中，朝廷只管到郡、县一级，其长官由朝廷直接任命。但是，县以下还有“乡、亭、里”三级，其长官都由本地人推荐，朝廷并不干涉。

秦汉时期，一县长官称为“县令”或者“县长”，但两者也有微小区别。一般情况下，人口达到万户以上的县，长官被称为“县令”，俸禄从六百石到千石不等；人口万户以下的县，长官被称为“县长”，俸禄从三百石到五百石不等。

魏晋时期，因为战乱的关系，导致人口大减，所以县令和县长的衡量标准又有不同。《晋令》有记载，“县千户已上，州郡治五百已上，皆为令；不满此为长。”

南北朝时期，因为中原处于割据时代，每个国家的疆域并不稳固，总有大量人口的流失。这时，每朝每国取消了“县长”的说法，一县之长统称为“县令”，这在《宋书·州郡志》和《隋书·百官志》中都有记载。

到了唐朝，偶尔会出现县令空置，由县里其他官员临时代理县令的情况，这时，这个官员就被称为“知县事”，这也是“知县”一词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总的来说，从秦汉到隋唐，一县之长的称呼为“县令”。

值得说的是，因为中国自汉以来的强大，千百年一直是东亚诸国的宗主国，因此县令一词也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县令也是这些国家一县之长的称呼。

直到宋朝，“县令”一词才发生改变，从唐朝中后期到宋朝初期，两百年的藩镇割据，引发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吸取前朝的经验，一方面重文抑武，一方面改变地方官员的权力。赵匡胤从唐朝的“知县事”受到启发，索性不再任命地方官员，而是由朝廷派遣官员代理地方事务，称为“知事”。因此，以前的刺史、太守和县令的称呼都变了，成为后人熟悉的知州、知府和知县。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知县”比“县令”的职权还要大，不仅管理一县政务，还监管地方军事。

元朝不是汉人王朝，没采用汉制，一县之长既不是县令，也不是知县，而被称为“县尹”。

明朝初期，为了掌控地方，朱元璋沿袭了宋朝的“知县”制。

清朝虽然不是汉人王朝，但是大部分制度都是沿袭明朝的，“知县”便是如此。

那么，县令和知县有什么区别呢？

两者虽然都是一县之长，但“县令”是地方性官员，而“知县”却是朝廷选派的。

从官职的高低来说，县令大多是“正五品”官员，而知县则是“正七品”官员。

最近优秀的影视剧还是层出不穷的，《唐朝诡事录》《昆仑神宫》，相比较以往千篇一律的神仙谈情说爱，这两个剧值得一看。

看《唐朝诡事录》，学习唐朝的历史小知识，在里面出现了许多官名，主角团在长安时期的事件就暂不提了，放任到地方上之后，出现了刺史、司马、参军、县令、县丞、县尉等等官名，他们分别是什么官呢我们来了解了解。

县级

县令:

这几个官名里面，最好理解的就是县令了。

县令从古至今，应该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县长，而且不论哪个朝代，都有县令这个官职，可见，这才是中国历史上乃至如今最基层的地方官职。

县令起源于战国时代，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县受郡节制，县级长官“万户以上为令，不足万户为长”，均由朝廷任命，秦汉至隋唐时代一直沿用此官名。

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知县，也是县令的别称。在宋朝，普通县的长官为县令，重大县的长官由朝廷指定的京官担任，称为知县事，简称“知县”，地位比普通县令高。后期知县设置的越来越多，逐渐取代了县令，元明清时代成为县级长官的专称。

县丞:

“秦汉于诸县置丞，以佐令长，历代因之。”

县丞在县里的地位仅次于县令，汉代时每县设置县丞一名，用来辅佐县令，主要职责是文书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副县长，二把手。

县尉:

县尉，主要负责一县的治安和抓捕盗贼工作，级别在县令、县丞之下，放在现代的话，就是县公安局长。在剧里我们也看到主角刚开始任长安县尉，就是负责破案，抓捕凶犯的，后面卢凌风任橘县县尉时，也是负责破案。哪里出现了命案，就需要县尉出动了。

州级

郡县制是秦汉时期的地方官僚体制，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改郡为州，以州领县，用州县制取代了郡县制。唐朝时，沿用的就是州县制。

州是县的上一级，州相当于现在的省或者市。在剧里，主角从长安县尉调到了州里担任司马，表面上是升官了，不过长安县尉可不是一般县官，那是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从直辖市调到了省里，其实没升也没降。

刺史:

在剧里，刺史是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省长，但实际上，刺史的来源和后期发展比较复杂。

剧中的背景是唐睿宗景云年间，还没有爆发安史之乱，唐朝的藩镇局面还没有形成，所以此时的刺史就是地方上的一把手，还是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官职的。

刺史，来源于秦代，在秦制中，每郡设置御史，主要是监督监察的职责。汉代时，汉武帝废除了监察御史，分十三州，设刺史一名，这时的刺史还是监察官，不具有行政长官的意义。

西汉后期，改刺史为州牧，职权扩大，由监察官变成了地方军事行政长官，在《三国演义》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地方割据势力，大都是州刺史。

隋唐时期，刺史已经完全不具备监察的职责了。

郡县制下，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太守，隋文帝改郡为州，隋炀帝又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唐代时，又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

所以，《唐朝诡事录》里面的一州刺史就是秦汉时代的一郡之太守，是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唐朝时期，州级行政单位数量很多，造成了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困难，因此，在州县制基础之上又设置了道级行政区划。

贞观元年划分10道，开元二十一年，天下分为15道，道就是藩镇。安史之乱时，藩镇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唐肃宗时，藩镇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藩镇的军权和行政督察权合二为一，这样，地方上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就成了节度使。

司马:

司马在很多朝代都会出现，唐朝的司马和秦汉的司马大不相同，秦汉时期的一郡设太守和司马，司马是辅佐太守并掌管全郡的军事。

剧里的背景是唐睿宗时期，属于唐朝前期。

司马是一州的佐官，司马和长史合称为“上佐”，凡刺史缺员时，上佐可代行州事。最新剧情中，主角到任宁湖司马后，刺史被刺杀，顾长史就可以暂代刺史。

司马没有具体职任，不亲实务，主要是辅佐刺史，刺史让他干啥就干啥，相当于秘书顾问类。

参军:

在州里，除了刺史和司马，还出现了几个参军，比如司法参军、司仓参军。

参军，即参军事，本参谋军务之称，相当于顾问。

晋代时候设置参军，南北朝时称参军、参军事，北齐时，各州刺史属官有录事、功曹、仓曹、中兵等参军，隋朝时依旧沿用，隋炀帝时改原来州参军事为书佐，唐时，又恢复州参军事。

参军和司马一样，是个佐职，在剧中的唐前期，一州最高行政长官为刺史，其下属僚佐有长史、司马、判司和参军。意思就是干事的，刺史下达命令，你去执行。所以在剧里，里面的刺史看起来都很闲，干活的都是下面的司马、参军。

司法参军，即司法参军事，两汉郡僚佐有决曹、贼曹椽，主刑法，唐朝时，州里有司法参军，县里有司理参军。剧中卢凌风到了南州被任命为暂代司法参军，就是负责捕贼的了。

《鼍神案》中的凶犯曾三揖就是一州的司仓参军，官不小了，都是省里的官了，相貌丑陋，身体有缺陷还能做到省里的官，别不知足。唐朝选拔官员会看相貌，说得好像现在就不看相貌了一样，最起码相貌端正是标配。

一切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是违反犯罪的借口，所谓蒙受的不公和冤屈，其实不过是粉饰恶行的借口。

看《唐朝诡事录》，不仅可以了解这个时期的朝堂背景，也能学习到唐朝前期的地方官僚体制，既追了剧，又学习了历史小知识，值得一看。

我们牛氏，按照全国姓氏总人口来说，属于总人口比较少的“稀有姓氏”，但是分布比较广，各地的牛氏都有牛氏家族的世系记载，一般是在《牛氏族谱》中记载的比较全面。“一个中国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漂泊多远，编入宗谱，列入门墙，祭先祭祖，托庇于列祖列宗的福荫之下，总是他最大的心愿。”这段话海外游子体会最深，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会也会越来越深。树长天高，叶落归根，是中华儿女难以解脱的情结；孝顺父母，报本追远，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这情结、这美德，有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是族谱。有的地方也叫家谱、宗谱、居谱、谱牒、谱序等。

亭侯、太守、都尉、督邮、县令都是古代中国的官职。

1 亭侯：列侯中最小的一个爵位。

2 太守：是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个职位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汉代改称太守。太守的职责是总管一郡的军事、行政等事务，地位仅次于刺史。

3 都尉：是职位低于将军的武官。

4 督邮：是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政令兼司法等。

5 县令：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

以上就是亭侯、太守、都尉、督邮、县令这五个官职的介绍，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古代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即县的最高长官，一般指的是七品芝麻官，县令，尊称县尊，百里侯，是中国古代县级行政区划的最高官员名称，掌握所管辖区域的行政，司法，审判，税务，兵役等大权；

2、县令下设县丞，主簿，县尉，典史等，县令本直隶于国君，战国末年，郡县两级制形成，县属于郡，县令成为郡守的下属，隋唐因之，只以县的等第，分定县官品秩，唐县令，京县，畿县正五品上有与正六品上，余自从六品上至从七品下，宋县令只存虚名，以京朝官任其职，称知某县事，因而有知县的名称。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古语有云：宁为县官，不为京官。因为县官是当地一把手，那么古代的县官权利有多大呢？

古装电视剧看多了，也就明白，大清年间的县太爷，就是县长。

自秦朝以来，直至当今，铁打营盘流水兵，县里衙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县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财政，自己的商务，自己的法院，自己的警察，俨然国家似一样，那时候没有党这个组织，没有县委书记的设置，那县太爷，坐享一县君主之尊。

由于古代既不需要经济开发、环境保护，也没有所谓的妇联科联残联需要打理照顾，因此县官职责很简单，就是坐堂审案、征收钱粮以及劝课农桑，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院长、税务局长和农业局长。

坐堂审案

在古代，立案是很简单的，也不收什么立案费。告状人只需到衙门口击鼓鸣冤，只要不是深更半夜，县太爷一般听到鼓声都会立即升堂审理的。对于简单的案子大都会当堂出判，案情复杂的，则往往需要县太爷亲自调查取证。同现在一样，古代的案件也分为民事、刑事两种，在刑事案件审理当中，县官只能判人以笞、杖等打板子之轻刑，而对于服劳役之上的徒、流、死等重刑，县官就没有判决的权力了，只能逐级上报。

征收钱粮

这是县太爷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好在那时候，征多少、怎么征，都是由朝廷说了算，县太爷只需照章办事，搬出全县各村的土地、户口花名册子，把任务分解给下面的里、保长，再由衙役督促按时缴纳就行了。

因为历年征收基本上都是定数，所以县太爷几乎没有截留和加码的空间，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过路财神。除了农业税外，当时的工商税是微乎其微的，试想在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县城，能够养活几家成气候的店面、铺子？更何况朝廷对于那些担担、提篮的小本生意是予以免税的。

劝课农桑

其实对大部分县太爷来说，只是象征性工作，就连皇帝老儿每年开春都要到先农坛“亲耕”一下他的一亩三分地，对于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来说，县太爷着实也应该关心一下农业生产问题。不过在耕作技术上千年一成不变的前提下，农民比县太爷更懂得怎样种田，县官的劝课只是作作样子、走走过场罢了。

除上述所说之外，县太爷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要作，比如兴修水利、赈灾放粮等，不过这些临时性的工作往往是朝廷直接拨款派人下来，县官只是给人家打打下手而已。

与今天的县官相比，古代县太爷最缺的是人权、财权和物权。

关于人权：古代县衙门的一众人马，都是由上级直接任命，严格意义上说，县丞、主簿、典史等并不是县太爷的属官，而是由上级任命的，跟县令是同事关系，县令对其升迁去留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县令大爷没有了人事任免权，其权力的大小可想而知。

关于财权，古代县令只管征收钱粮，县级衙门没有独立的财政部门，一切的开销都是由朝廷按人头下拨，知县月俸多少、县丞月俸多少、衙役月俸多少，所有的经费都有定数，县令大爷想要从中克扣，并非是简单之事。

关于物权：财权是物权的基础，没有了财权，物权也就无从谈起。在古代，县里最大的公物就非那座衙门莫属了，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县太爷一是不敢、二是没钱随意修善他的官署。没有了大的开支，贪污受贿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一个个衣着鲜活的县太爷身处已经数百年、摇摇欲坠的老房内办公是常有的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乃成为古训。

比如说，古代县官所穿官服、所乘轿子，都是按照规定配给的，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古代中国，县作为很重用的一级行政单位，一直沿用至今，同时也影响了日本、越南、韩国等亚洲国家。一个县的行政领导，现在叫县长，古代叫县令或者知县。很多人以为县令和知县只是不同朝代对同一职位的不同称呼而已，其实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提到县，大多数人会想到郡县制，以为县最早出现在秦朝。其实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县这个行政单位了，那时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叫县令。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秦汉时期，人口千户以上的县的最高长官称县令，人口千户以下的县的最高长官称为县长。不过，大部分还是称县令的为多。县下面还有乡、亭、里这些小的行政单位，汉高祖刘邦原先就做过亭长这个芝麻官。

南北朝时期，由于天下大乱，人口流失比好严重，所以县的最高长官便不再按照人口有所区别，统称为县令。

而知县这个职位出现的比县令晚，到唐朝时才刚刚出现雏形。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比较强盛的一个朝代，经济文化繁荣，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县里大大小小的事务也多了起来。

有时一个县的县令暂时空缺，或者县令一个人忙不过来时，朝廷会委派一些大臣到地方上兼任一县之长，这种人就被称为知县。知，谐音为执，就是执掌、主持的意思。

知县被正式确立为一个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的。唐朝安史之乱后，地方官权力过大，产生了“藩镇割据”现象，这也是唐朝灭亡和五代十国乱局产生的重要原因。

因此，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就想削减地方官员的权力。于是，赵匡胤便改变了县级行政长官的管理体系。在宋以前，县令都是由地方上的官员担任。用今天的话讲，是省管干部。

宋朝建立之后，赵匡胤撤销了县令一职，改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担任一县之长，也就是“空降干部”，正式称之为知县。宋朝逐步废除了前朝的刺史、太守、县令等职位，知州、知府、知县等新职称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以前，县令只负责一个县的行政民事事务。而从宋朝开始，知县开始掌管一个县的全部事务，包括军事，有力地增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

成吉思汗的子孙在华夏大地建立元朝后，一县之长改称为县尹。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了大明朝，重新采用了知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