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港民俗文化特色及其成因探析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西晋太康二年（281），境内设置暨阳县，县治杨舍镇。在千年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张家港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包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从笔者所了解的相关资料和社会实际看，择其要者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8个方面:　一、重教兴学　自古以来，张家港民间就有重教兴学、读书上进之风。《杨舍堡城志》曰：“步趋圣贤，砥砺名节，士之上者也；修身好学，士之次者也；能文知名，士之下者也。” 境内名门望族无不以知书达礼、耕读传家为立身之本，纷纷办私塾，设义学，建书院，以儒家经典教育子孙。普通老百姓也以家有“读书声、织布声、小孩哭声”为评判家庭兴旺的表象依据。较为典型的，以妙桥金家村为例，明清期间即有“二十余井井井流甘，一百余家家家识字”之说，翁同和有诗赞金村“马队文人集，牛行旧德多。笘毕家家墨，机丝处处梭”，其重教兴学之风可见一斑　重教兴学之风孕育了一大批跻身仕途的达官贵人。唐宋至清末，境内共出了2名状元、1名榜眼、4名探花、数百名进士。其中，章卿赵氏自宋至清出了37名进士，鹿苑钱氏明代有“一门九进士”之誉，清代康乾年间港口蒋氏出了父子宰相。境内官至大学士、尚书、御史、巡抚、总督者代不乏人。重教兴学之风还造就了一大批擅长经史文学、工于书画篆刻、精通医学音乐的名彦硕儒，事迹载于国史或方志，这里不再赘述　重教兴学的社会风尚在境内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延至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沙洲沿江地区。解放前，这一地区长江洪灾频发，百姓生活困苦；五六十年代，普通农民生活水平仅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但人民群众笃信读书，渴望“书包翻身”，宁愿“住草房、吃麦粞、喝腌菜豆瓣汤”，勒紧裤带也要千方百计供子女读书。一批贫寒子弟通过勤奋苦学，成为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张家港6名中科院院士中，合兴曹楚南、三兴章申、兆丰薛永祺，都来自贫穷的沙洲地区。在张家港籍正教授级的知识分子中，沙洲片的子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二、忠勇报国　张家港地处江尾海头，系由海入江之咽喉，兵家必争之要冲。频繁的战乱给境内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也造就了港城人民抗御外侮、不畏权奸、忠勇报国的一代民风。面对强敌险境，无论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均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在悲壮激烈的战斗中，“慷慨捐躯者有之，从容赴义者有之，若男怀屈子之诚、女抱蟂姬之烈者，更不胜屈指”。　南宋建炎三年（1129），韩世忠率兵驻防江阴、常熟一线，深得境内百姓拥戴，军民和衷共济，合力抗金，留下了马嘶桥、茯苓山、庆韩镇、弄里芹菜等古迹和传说。开僖年间（1205～1207）权臣韩侂胄兵败师溃，引得金兵自涡口直逼江淮。我市南沙丘家埭人丘崇时任江淮宣抚使，率部奋力抗敌，亲自督阵，终于使金兵未能越江淮防线一步，成为一代抗金名将，乡人引以为自豪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江南，我市河阳桥人钱泮（官江西参政）、邵舍人徐察（官太医院吏目）在三丈浦与倭寇血战，壮烈牺牲，参与战斗的数十名乡亲均慷慨捐躯，无一人苟且偷生。杨舍人许蓉率家丁乡兵，在杨舍一带同倭寇多次决战，虽家园被毁而斗志不减。在建造抗倭工程杨舍堡城的过程中，江阴县令为经费严重匮乏而一筹莫展，又是在许蓉首倡下，杨舍及其周围的士民百姓慷慨捐资、义务出工，仅90天即完成这一旷世工程，显示了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抗御外敌的民意民心和爱国爱乡、精忠报国的传统意识。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阉党专权，杨舍及其周围地区在朝为官的东林党人缪昌期、李应升、黄昭、贡安甫拍案而起，以死抗争，最终青史留名，成为乡里先贤忠勇报国又一典范。清代学者叶廷甲赞曰：“吾江清淑所钟，蔚为人文，如前朝名贤焯著寰宇内，贡公生华士，黄公生杨舍，李公生赤岸，缪公生白鹿，百余年中贤豪挺生，都在杨舍二十里而近，可谓盛矣。"　清代顺治乙酉（1645），江阴典史阎应元抗清，守城81日，城内外殉难14万余人。张家港境内挺身参战、城破死义者不计其数，仅白鹿乡东兴里缪氏一门，就有17人同时捐躯，“子死父、妇死夫、弟死兄、仆死主，无不视死如归”。　三、务实兴业　张家港境内著姓大族，大多自晋唐以来从外乡迁入。考其家谱，除章卿赵氏、杨舍郭氏等少数几家是先祖来此当官任职而占籍外，其他均因政局动荡、流离辗转，或为养家糊口、四处谋生，最后定居到此。正因为如此，这些家庭都安分守己，勤勉持家，脚踏实地，艰苦创业，由此形成务实兴业之风　以庞氏为例，其始迁祖百源公于元末明初从吴江来到塘桥，仅是背井离乡、身无余资的一介平民。初在潘姓豆腐店帮佣，入赘为婿，后靠几代经商，家业大振，至清代中叶始登科夺魁，遂成望族。叶氏始迁祖爱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浙江寿昌挑了一付草药担子到杨舍定居，靠广结善缘，耕读传家，其后裔始兴旺发达，江阴最大的藏书楼叶氏静观楼和叶氏所修《杨舍堡城志》得以名留青史。南沙张氏始迁祖南山公，于明代万历年间从靖江来到江南，卜居香山北麓，合族子孙围垦江滩，又开凿河道，发展灌溉运输，此河即为今日张家港河之前身。像这样先祖艰苦创业、率先垂范，子孙谨遵祖训、薪火传承的事例，在张家港境内可谓不胜枚举　这种务实兴业之风发展到近代，造就了一批工商实业家。解放前，杨舍的焦氏布厂、赵氏铁厂，后塍的汤氏酒厂、祝氏帽厂，塘桥的庞氏油厂，塘市的徐氏米厂等，以及境内各镇著名商号的经营者，无不靠惨淡经营、务实创业而发家致富　解放以后，港城人民务实兴业的习俗一直未有改变。50年代末，境内即有社办工业，60年代曲折发展，70年代后期提出“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并以“四千四万”精神大办乡镇工业，以“泥腿子闯世界”气概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践中，务实兴业的民俗民风升华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造就了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县级市前列的辉煌业绩　四、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是张家港人自古以来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理念。历代志书对境内先人衣、食、住有如下记述：“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哗之。”“邑中治家多从朴素，衣冠、筵宴恒不轻举。惟家有喜庆及入泮乡举，乃具柬邀客，以八盘八碟为上筵。”，先人节俭持家之风可见一斑。　古人深知“勤俭持家”重点在“勤”。不勤则难以寻觅生计、养家糊口。故务农者“仰事俯畜，勤动三时，不敢游惰”；泥瓦木工成衣者四时外出打工，“勤作不苟”；作经纪者“谨小慎微，唯恐亏折”。 由于懒惰奢靡必导致家业颓败，故境内所有家谱的“祖训”篇均不乏“勤以持家、俭以养廉”之类的谆谆教诲。以《章卿赵氏宗谱》为例，其“祖训”篇载：“我赵氏江常子姓数以千计，贵在各守职业，各安本分。若有习于游惰、耽于博饮、荡废家业者，则传通族于祠堂，惩以家法。”　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是勤俭持家的又一要义。张家港民间有谚语：“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生活大多拮据，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之余，便起早带晚从事小手工业和家庭种养业，即使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仍痴心不改。当时有句顺口溜“春秧夏瓜秋白菜，冬杀羊肉捞外快”⑽，就是农民利用自留地和冬闲时间从事家庭种养业的真实写照。直至现代，许多家庭在合理安排日常生活的同时，考虑日后买房、子女读书、赡养老人等项支出，常节衣缩食，存款防后，很少超前消费，更无挥霍无度，力求收支平衡，稳步提高生活质量　孔孟之道在中国沿袭数千年，反映到民俗民风方面，表现之一就是老百姓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敬宗睦族事象。古训谓“两间有大伦，曰君曰亲；人生有大节，曰忠曰孝。为人臣而不鞠躬尽瘁者即非忠臣；为人子而不慎终追远者即非孝子”， 至今仍是张家港境内老百姓笃信无疑的传统理念　从《杨舍堡城志》记载的岁时节庆习俗看，其主要内容就是虔诚地祭祀祖宗。如，大年初一晨起煮糕圆、点香烛，供奉家堂祖像；“四立”日、冬至日拈香拜宗祠；清明节合家上坟祭扫祖墓，谓之“飘山”；中元（农历七月十五）食茄饼、祭先祖，合家会餐；十月朔（初一）祭扫祖墓如清明节。时至今日，张家港农村大部分家庭尚延续保留这些习俗，希望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有的人即使住在城里，如逢上述节庆，还要专程回到乡下折锭烧纸，祭拜祖先，礼仪不稍减　敬宗睦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编修家谱。老百姓认为家谱是寻根问祖、联络宗亲的重要依据，所谓“天下事莫大乎敬宗，敬宗莫大乎收族。收族者，千子万孙皆祖宗之所由出也；敬宗者，水源木本皆子孙之所当崇也。其载之而不朽者惟谱。”“文化大革命”中，家谱被视作封建“四旧”而大多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张家港境内目前已有56部家谱浮出水面，其中后塍镇在2003年编修地名志过程中，就收集到24部家谱。这些家谱大多始修于唐宋时期，一般经过七八次甚至十几次续修或重修，体例完备，支系清晰，凝聚了几十代人的心血，谱序、像赞、传状不乏名人手笔，具有极其珍贵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进入新世纪以来，境内民间续修家谱之风方兴未艾，村支书、企业家出资倡修，花几十万、上百万都在所不惜。有的家族无大老板支撑资金，即采取各户集资方法，由热心人义务纂修，四出采访，逐户笔录，化二三年时间倒也水到渠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境内在修家谱大约不下20部，其中德积一地就已修成陈氏、丁氏、潘氏3部家谱，有的还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装帧考究　六、积德行善　广结善缘、广种福田是佛门教义，在张家港民间却有广阔市场。明代杨舍乡绅许庄著《虑远集》，其序即引司马光名言：“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子孙必有受其报者。” 这种把积德行善作为做人准则、门庭之福的民俗理念及其生动事例，在张家港的历史上俯拾皆是。　举办义庄、义塾、义学、义冢，是境内士绅富户积德行善的主要形式。明清年间，境内各乡镇基本上都设有义庄，用于扶贫济困，其中规模较大的数恬庄杨氏敦本义庄，有义田2000多亩；塘桥庞氏裕后义庄近800亩。凤凰西徐市有周氏、缪氏、王氏、陆氏4处义庄，总田亩超过2000亩。 义塾、义学则是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读书上进的办学形式。清代乾隆年间恬庄杨氏义塾就有两处教学点，各延请塾师1～2人，招里中清寒子弟入学。 义冢是地方上收葬无主尸体的公共坟地。1937年11月20日，日寇在港口、恬庄境内烧杀抢掠，数百名无辜群众和国军士兵遇害，其中108具无主尸体就安葬在义冢。　敬神拜佛是积德行善又一重要民俗事象。千百年来，张家港民间敬神拜佛之风经久不衰，善男信女渴求佛祖神仙消灾赐福，甘心情愿捐款助缘，如鲁迅笔下祥林嫂苦捐门槛者不在少数。至明清年间，由祭祀、烧香发展到庙会、节场，神像由室内供奉发展到出外巡游，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搞越大，成为地方上民俗风情中的亮丽风景线。以杨舍河南庙“二月十九”庙会为例，从初一至十九日，方圆百里组织的拜香队赴庙进香者每天不下千人，十八、十九两天更是人山人海、鼓乐喧天。更有甚者，杨舍地方乡绅组织的大型拜香队沿街表演“扎肉香”、“大盘香”，均有青年男女用钢钩扎进手臂，以示“报答娘恩”，后面紧跟彩灯、彩轿队伍，白天晚上巡回表演，一年一度的“二月十九”庙会竟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盛大节日　七、习武健身　张家港民间素有习武健身的风俗习惯，此风在南部地区尤甚。农民在耕作之余，举石担、掷石锁、扛石鼎、顶石臼、推石滚、捏石笋，有的还舞刀弄枪、击剑练棍，乐此不疲　习武健身之风孕育了一批武将、武举人。宋、明、清三个朝代，载入《杨舍堡城志》的武将就有25人，其中杨舍蔡氏一门在清代咸丰年间连出6名千总或把总。 另外，泗港邵巷村清代乾嘉年间出了邵永福等5名武举人，邵氏被史学家缪荃孙誉为“武世家”。 还有不少人练就一身功夫，虽未中举为官，却在地方志书中留下许多动人传说。明代顾玉川、清代郭敬明等杨舍人均生性侠义，身怀绝技，喜抑强扶弱，惩治恶少奸猾。其中顾玉川还擅长神行轻功，当年钱牧斋考中探花的泥金函就是他在三日之内从北京徒步送回家乡鹿苑报喜，钱牧斋专门写有《题玉川画像歌》附在顾玉川传略之后　解放以后，张家港民间习武健身之风未减。1957年，江阴县在后塍镇举办武术汇演，各乡均派代表队踊跃参加，其中素有习武传统的南沙乡代表队在半数以上表演项目中拔得头筹。1983年至1992年，连续10年举办“张家港（沙洲）之春”大型文体表演活动，每届都有民间武术表演，表演者激情投入，观看者喝彩叫好，其中南沙武术队的节目还被江苏电视台拍摄播放。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张家港为使习武健身之风后继有人，命名具有练武习俗的乡镇为“武术之乡”，并在中小学生中倡导武术训练，其中后塍中心小学武术队训练成效卓著，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亮相，并在苏州市和全省的群众体育比赛中屡获大奖。　八、绿化造园　张家港地处江南水乡，风景秀丽，环境幽雅，与此相应的民俗之一，就是自古以来植树、栽竹、养花、造园的良好风尚。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在张家港的香山种梅栽竹，并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内有“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他年酒醉竹成林，分向瑶池配丹阙” 等百读不厌的诗句。　绿化习俗突出反映在境内自然村落的环境方面。南部地区的自然村，一般都是四面或三面绕河，河旁绿树葱笼，浓荫蔽日，村民房屋掩映于绿树怀抱之中，外界只见树木，不见房屋。农民住宅为前场后园，场边种植果树花木，幽香袭人；园内栽种修篁绿竹，四季常青。北部沿江地区自然村，座北朝南，少数座西朝东，均一字排开，有的长达数里，村民住宅也是屋前为场，场前有河；屋后为园，园后有溪。河溪边种有杨、柳、榆、槐，场园内栽有果木竹林。　由于境内市民喜爱植树栽花，因而自古以来境内不乏私家园林。据记载，境内最早的园林是鹿苑的陈陆园，建于宋代，内有读书台、待潮馆等景点。 明代杨舍有姜园、息园、沧江别墅、许氏前园，清代有赵氏、叶氏寓斋小园。其中以建于明代正统年间的沧江别墅规模最大，“广袤数十亩，杂艺百卉，植梅三百余株，中有沧江书舍、鸣鹤轩、香雪窝诸胜。园有八景，曰段山浮翠、令节乔林、月浦渔歌、烟村牧笛、谷渎潮声、海门帆影、斜桥鹤唳、沙渚鸥眠”。　延至当代，境内城乡居民均以植树栽竹、种养花卉为高雅生活情趣。改革开放以后，绿化造林成为政府行为，每年都投入巨资，全市生态环境明显优化，质量水平跃居省内外前列。以上所述，仅是从张家港民俗民风中采撷的几处亮色。同长江流域各兄弟城市的民俗文化一样，张家港民俗文化可谓异彩纷呈、仪态万千，既同属于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系列，又因地而异，各有特色，有源有流，自成体系。　一、绵延千年的传承积淀，是其重要的历史原因。　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它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意识的深化、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而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积累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烙印。　张家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这为民俗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如前所述，早在距今8000年前，境内南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这就是闻名长三角地区的东山村遗址。境内的徐家湾遗址距今5500多年，蔡墩遗址距今4000多年，均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考古挖掘的文物看，张家港的先民当时使用石刀、石斧、石纺轮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壶、陶鼎等生活器具，同时也孕育出原始社会中境内较为简陋的生产、生活习俗，其中包括各种图腾和已经流传几千年的“河阳山歌”。　到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境内设置暨阳县，以后又设置梁丰县，县治均在杨舍镇，这一历史延续了345年，至唐代武德九年（626）张家港才分属江阴、常熟两县管辖。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境内的民俗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以编修家谱这一民俗事象而言，唐宋之前境内家谱很少，如有也仅是残本断简，内容十分简单。发展到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年间，修谱之风日盛。由于历经几十代人的资料积累，谱本内容也由简到繁，乃至出现了囊括方圆数百里的宗族大统谱。其中徐氏大统谱多达94册，涉及苏、锡、常和上海地区以及部分外省的所有徐姓宗亲。再以祭祖敬神这一事象为例，秦汉时期先人祭祀仪式一般仅在家庙举行，较为简单，人数也少。发展到明清时期，境内工商业发展，庙宇剧增，仅南沙乡就有30多座，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座多。 宗教场所的祭祀活动发展成为商业贸易、娱乐游玩、热闹繁华的庙会，境内每个集镇不分大小均有庙会，有的每年1次，有的几次，最早的在农历正月半，迟者农历九月半。庙会之日，“族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拜谒庙者一”。 也就是说，在人山人海的参与者中，90％是游玩贸易者，仅10％是祭祀拜佛的善男信女。　正是由于历史的演化、传承与积淀，使得张家港境内的民俗文化发展成为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纷繁复杂的地方风俗时尚。　二、吴地文化的熏陶化育，是其重要的思想原因。　民俗文化是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的反映，更是思想文化意识的反映。张家港地属江南吴地，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太伯、仲雍、季扎、言游等古代先哲高尚德行和传统思想的教化熏陶。晋代诗人陆机在《吴趋行》诗中有“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我市梁丰中学在清末民初的校歌中有“三吴文化起春秋，季扎言游，遗泽故乡留”等句，说明这些先哲在民间的影响是何等深远。可以这样说，太伯仲雍让贤避国的美德，培育了境内敬宗睦族、积德行善之习俗；季扎言游以儒学教化乡民的举措，造就了境内重教兴学、处处弦歌的风尚。　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传承，固然要有为政者的倡导，而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普遍认同和践行也十分重要。从张家港的历史看，地方官吏、文人学者在弘扬传统文化、造就良好民俗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杨舍自晋代置县，迄于唐初为县令者，仅有二人可考，其中一人就是梁代名宦司马筠。此人“孤贫好学，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在任时以儒家礼仪道德之说治理地方，政绩卓著，影响深远，被本地崇祀为名宦。 北宋江阴军学教授郭庭坚，受任之初，因学校狭小破败，就把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扩充学校，并“招延治中俊髦，开筵讲学，阐绎先儒性分之理，陶育人才，一时称盛。” 明代，后塍以南曾名“化成乡”，就是为政者在传扬先贤美德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德治民、化民成俗，因而称化成乡。境内著名的文人学者，如北宋经学家陆绾、元代文学家陈基、明代大学者钱牧斋、清代经学家庞大坤等，无不精通儒家经学，著述宏富，也无不以重教兴学、提携后学、感化一地民风为己任。较为突出的有清代杨舍学者叶廷甲，弃举业而习经学，建静观楼藏书5万余卷，“乡里有利益事率倡为之，镇多博徒又随所聚而力禁之，俗以大革，市无犯者数十年。”　在如此浓郁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境内老百姓的伦理观、价值观、民俗观得到规范和优化，一般人家均以读书上进、勤俭节约、敬宗睦族、积德行善等传统理念教育子女，有的还在住宅大门的对联中、或者客厅堂额上，写上先哲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劝学箴言、治家格言。这种对传统文化理念的普遍认同和践行，是境内民俗民风的形成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和重要助推力。　三、江尾海头的特殊位置，是其重要的地域原因。　民风习俗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因地而异。自然环境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生存条件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尚。吴地自古以来就称作断发文身的荆蛮之族，以民风强悍、尚武轻死而著称。《汉书》“地理志”：“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晋代左思在《吴都赋》中说：“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　张家港民间习俗中的“节概之风”比起吴地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如前所述，张家港居长江之尾、大海之口，素称金陵锁钥、江海门户。《杨舍堡城志》谓杨舍乃“由海入江之咽喉，自狼（山）福（山）西达江（阴）靖（江），我镇适扼二三两重门户之中。”自明代“筑倭城，设参戎，列巨炮，经武制胜者盖已三百年于兹矣”。 因此，尽管境内属鱼米之乡，山水秀美，物阜民丰，但战乱不断，屡遭兵燹，由此造就了市民百姓不畏强暴、刚烈忠勇、习武健身、保家卫国的习俗。　据清代光绪《江阴县志》记载，自前宋元嘉二十七年（450）起，到明代朱元璋亲率大军在巫子门大败张士诚止，境内有文字记载的江防兵事就有20多起，其中南宋建炎三年（1129）至淳佑中（约1245）的110多年中，就发生9起重大兵事。面对如此频繁的战事，境内百姓惟有奋起抗争，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以明代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为例，杨舍乡民为抗倭而自发参加习武训练者有2000多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支乡民武装成为抗倭战斗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乡民武装毕竟缺乏严格正规的训练，在虎狼般凶狠的倭寇面前，其弱点暴露无遗，先后有数百名乡兵在杨舍、港口、凤凰、鹿苑、南沙等地的血战中壮烈牺牲。　血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在抗御外侮、保卫家园的斗争中，畏缩后退没有出路，不掌握杀敌本领、不练就高强武艺也没有出路。此后，境内习武健身之风有增无减，民谚谓“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意思就是要练实战真功，不练花拳绣腿。明清时期，仅南沙香山周围地区民间习武健身的拳场就有几十家，专聘武艺高强者传授指点。这些拳场的徒子徒孙在明末江阴抗清守城、清代咸丰庚申之变、1927年农暴斗争中，均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实战本领。　四、锦绣水乡的富庶产出，其重要的经济原因。　经济状况是支配人们生存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也是决定民俗文化和思想理念的基础。张家港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经济实力作为依托和支撑。[/size]　在远古时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 至唐宋年间，“吴中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到明清时期，自给自足农本经济逐渐向工商业发展，带来境内经济的兴盛繁华，棉纺织业、五金铁业、油米加工业、酿酒制酱业陆续出现，商贸服务业日趋昌盛。以后塍镇为例，晚清时期的雷沟杜布远销海外，抗战以前“商业一条街，南北三华里”，大小店面数百家，从业人员逾千人，其中米行就有32家半，人称“盘篮升斗满天飞，车载肩挑尽是米”，街头巷尾运输货物的手推车之多如“周庄潵墩梅子”。　古训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的支撑下，境内民俗文化这一上层建筑的发展获得坚实而丰富的物质条件，民间才得以重教办学，培养出众多达官贵人、儒家学子；行善积德、敬宗睦族之风才得以代代相传；讲究礼仪、祭神拜佛之风才会延绵流传。以绿化造园习俗为例，贵族大户人家建造私家园林固然不足为奇，而一般老百姓在衣食无忧之余，也习惯于在场前屋后设置花坛、花圃，甚至在农田中建小型花园，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明代后塍之东、蔡港之滨，徐姓农家在耕作之余，共计辟出30余亩田栽种四时名花异卉，此村由此得名“徐家花园”。 明代塘市古泾村农民以种花为业，连畦接壤，品种繁多，尤以牡丹、芍药为最，此村后由顾鼎臣改名为“花泾”。 如果农民在饥寒交迫、衣食无着之中苦度光阴，是决不会有此养花种草、侍弄园艺之雅兴的。民俗文化是方志编修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地方民俗民风特色及其成因是方志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研究张家港民俗文化的特色和成因，目的是从传统民俗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服务当今，传承后代，以更好地存史育人。我相信，民俗文化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注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培育下，一定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弘扬，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瑰丽无比的奇葩！

虎狼黄石最后娶了赵二姑娘。虎狼黄石是《窃明》小说中的主人公。《窃明》全书讲述了一个现代普通人黄石因爆炸事件，机缘巧合地回到了明朝万历四十六年，所有在工业社会获得的知识技能都无法让他在明朝生存下去，他只得到处乞讨，被一户张姓人家相救后，黄石得以在这个朝代安身，然而熟知历史的他明白，此刻的安宁只是一时的表象。之后战乱连连，黄石参军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多次躲过了丧生的噩运，逐渐由一个旁观者或者态度超然的有优越感的穿越者，变成民生的参与者，凭借自己超越数百年的知识积累，抓住机会一步步地积聚力量发展势力，进入明朝政治权力斗争的核心，最终成为左右明清历史更迭的风云人物。

贾雨村最后结局

贾雨村，在贾家即将倒台的

时候，见风使舵，投靠了忠顺王府，并且成为查抄贾家的直接凶手之一。最后又被他手

下的葫芦僧门子扳倒，做了阶下囚。而在判断薛蟠冯渊一案中为他出谋划策，事后又因

知道得太多而被远远充发了的门子，最后居然乌帽猩袍，铜锣开道，同开场时的雨村真

是惊人的相似。这样的改编，固然富於戏剧性，但是看完之后，观者也不免要问：编剧

如此安排，根据何在？

近日重读红楼，偶然发现一条脂批，引起我的不少思考。"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一回

，写雨村在完事以后对门子的处理："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

大不乐业。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甲戌本在此句旁边批道："至

此了结葫芦庙文字。又伏下千里伏线。""起用"葫芦"字样，收用"葫芦"字样，盖云一部

书皆系葫芦提之意也，此亦系寓意处。"

由此看来：1门子的确是"乱判"薛蟠一案的后遗症。当贾雨村因为依附贾家而飞黄

腾达时，这些小问题固然能够掩盖。但当贾家失势，自身都难保，被政敌们死死盯着寻

找纰漏的时候，这件案子也完全能够成为贾雨村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证据。而那时的门

子就是千里伏线了，只有他才是审理此案的直接见证人。从审理葫芦案中他对整个事件

的了解和判断来看，门子也绝非善类，他够精明，够水平。而贾雨村的恩将仇报，也必

然会在他心里引起仇恨。因此可以推测，是被远远充发了的门子，最后将贾雨村拉下马

来的。

2贾雨村在贾府倒台以前转而投靠忠顺耽府，进而成为迫害贾家的帮凶。这些情节的

根据何在？模糊记得高鹗的后四十回是这样描写的，而且是通过两个不相干的路人的对

话透露出来的。但是连"西贝草斤"这样的拆字诗都能写出的后四十回，到底有多少可信

之处？从前八十回对贾雨村的描写来看，他虽是草莽英雄，颇干了一些为讨好贾府而害

人性命的坏事。但似乎还不至于下作到那等地步。

红楼梦里的贾家被抄和贾雨村有什么关系？

闲话贾雨村《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其中叙及二人甄士隐、贾雨村。盖雪芹为了将真事隐去，而写一人曰“甄士隐”云云。又因雪芹谦称“虽我不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故又写一人曰“贾雨村”云云。（笔者甚惭愧，雪芹都自称不学，下笔无文，敢问天下间孰还敢称学，下笔有文？）首先我们来看甄士隐这个人，当然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不可能知道贾家的事，也没有什么好关注的，梦中见到了石头要下凡这件事，他的身份至多不过是金陵十二副钗之首“香菱”的父亲。但后来自从他遇见那跛脚道人顿悟又随之走了之后，一切便不同了，他便不在是个凡人了，而是一个地仙。当然这一切也正是雪芹所设计好的，让他从此转到了暗处，在书中再也没有露过脸，看起来这便是个再无用的人。其实不然，他和贾雨村正是一明一暗，两线注意著贾家的一举一动。甄士隐注意贾家自然是因为他的女儿在贾家了，而他现又是地仙的身份（当然是跛脚道人传的法力），自不必现身，要不在宝玉受马道婆符咒快死的时候，那二仙怎么就能及时的赶到呢？不正是在暗中便能观察到的吗。或许这不是二仙人得到的讯息，正是甄士隐观察到的，而告知二仙人让他们下去帮的忙。依我看来毕竟似二仙般人物是不可能天天守着贾家的，而甄士隐虽入道，却终归还有一份血缘亲情。或许又有人会问若是如此，那为何香菱在被夏金桂毒害的时候，甄士隐却为何不出手帮助呢？这就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女儿的最后结局，他无力挽回，或者说这是他女儿的宿命。本来甄士隐是不必去关心他女儿的，但这就是做父母的天性。而贾雨村作为被贾家间接提拔上去的高官，贾家的利益自然就关系到他自己切身的利益了。所以自然他也就会很用心去关注贾家的一举一动。其实要做到密切注意贾家这也许不是一件难事，只要买通贾家的一两个上层的奴仆也就够了，这对贾雨村而言根本就不是问题。我曾记得清雍正时期讲雍正眼线的事情，当时一大帮刚及第的学子聚在一起玩牌，而后少了张牌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皇帝召集这些及第的学子问他们昨晚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把昨晚事情说了一遍。雍正这时把那张牌拿了出来笑着说是不是这张，由此可知当时的眼线职业干的是多少的深入。但这样当然就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完全看到，所以书中也就写到贾雨村经常跑到贾家去。自己亲自去探听情报，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掌握自己前程钥匙的关键动向，就可以为自己的下步作打算了。对于甄士隐这个人物是暗线进行的，出于情节的需要，这个人物所具有影响并不是十分大，到他随道人走后，这个人物在明面的事情可以说是基本结束了。而最后这个人物是又必定要出来归结红楼梦的，这点续书倒也是写到的。而对于贾雨村这个人物，我想说，也正是因为他才让这部红楼织成了这样一个梦，红楼中的一切进行的似乎与他毫无关系，这确实。而冥冥中确又是他造成的这样一个梦。贾雨村一出来便是和甄士隐一起，我个人认为这也意味着这全书将由他二人携手归结。贾雨村这个人很有才华也很有抱负，由于甄士隐的资助他中了进士，选入外班，当了知府。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悔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一个空隙，作成一本，参他“性情狡猾，擅篡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被革职。后又阴错阳差进了林家，做了黛玉的西宾。一切的故事也便要开始了。我们先说黛玉吧，书中说这个女学生年纪又小，身体又极怯弱。而当时黛玉父母都是健在人间的，对于这样一个宝贝似的女儿，他们会不关心，他们会不爱护？在这样的环境下是绝对不会让黛玉养成那种孤僻，恃才傲物，目下无尘的性格。而能够接近黛玉，向她传输思想的就只有她的那个启蒙老师贾雨

贾雨村为什么要陷害贾政

在《红楼梦》一书中，贾雨村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人们常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来评价《红楼梦》，而通过贾雨村这面镜子，读者可以从中照见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及官场的阴暗险恶，人生的得失荣苦等等。在中学语文教材篇目《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一节中，贾雨村只做了一回短暂的甚至有点被动的表演，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贾雨村其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笔者就《红楼梦》一书中对其行状的记述，作一个简单的的评析，供大家参考。

一、 来路和去路

在《红楼梦》的开头，作者为了增加小说的厚重感和神秘色彩，特别讲了一个近于荒诞的顽石“幻形入世”的故事，并借甄士隐之梦描绘了所谓的“太虚幻境”，并告诉读者此书是虚拟的“贾语村言”。贾雨村的姓名就隐含着这一层意思。第一回书中交代，贾雨村原先家境贫寒，是寄宿在甄士隐隔壁葫芦庙里的一个落魄书生。此人相貌魁伟，气度不凡，且出口成章，诗兴横飞，颇受甄士隐的赏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不甘平庸，渴望飞黄腾达。“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他于秋夜月下吟出的这两句联语，足以表明了他的志向和抱负（“时飞”是雨村的字），这也是甄士隐赏识他的原因。但那时的甄士隐还看不透他的本质，所以对他欣赏有加，并极力帮他。后来又慷慨资助他赴京应举，这才使得他能够名登金榜，穿猩袍戴乌纱，得意洋洋地做了知府。但贾雨村的本性决定他当不了一个好官，不久就因“贪酷之弊”被政敌搞掉，削职为民。后来又靠拉关系走贾政的后门，得以“起复委用”，做了应天的知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很容易的理解雨村在审理“薛蟠人命案”时的丑恶表演，从而加深对这一形象的认识。

至于雨村的后来，按照书上第一回中的“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抗”的暗示，加上后来贾府大厦已倾，失去了靠山的贾雨村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可惜后四十回的续作未能表现出来。

二、 贪欲与野心

贾雨村是个利欲薰心的人，他在贫穷的日子里刻苦努力，正是为了有一天能出人投地。我们且来看看他在落魄时的一首对月咏怀诗：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贫寒的书生渴望一飞冲天，不甘寂寞的背后却是无穷的贪欲与野心。应该说，贾雨村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有才无德，这就使他堕落得更为彻底。贪欲和野心，注定他不甘久居人下，也注定他不可能在污浊的官场上洁身自好。可以说，在步入官场以前，他的灵魂已经污染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副写在智通寺山门上的对联，对于那些在名利场中孜孜以求的人无异于一记当头棒喝，聪明的雨村不是读不懂，而是因为他早已利令智昏，鬼迷心窍了。在审理“葫芦案”时，雨村不是糊里糊涂，是非不分，相反，他太清楚了，明知实情却胡乱判案，这才是他的可恶处。他不是一个昏官，而是一个十足的奸官，一个阴险而狡诈的奸佞之徒。他徇私枉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并趁机攀上贾王史薛这几棵大树，从而达到往上爬的目的。

三、 精心与狠心

贾雨村工于心计，城府极深，同时又心狠手辣，极善做作。这在第四回里可以充分表现出来：初听苦主告状，便正言厉色要辑凶拿人，一副公正严明之态；等门子以目示意，他立刻心领神会；与门子密室商量，他故作姿态，热情之至；等计议一定，他还连说“不妥”，而真实的想法却始终藏而不露。其中的几次“笑”更是大有深意，可谓是笑里藏刀，笑里藏奸。这笑，简直就是贴在这个官场老滑头脸上的标签。

另一方面，他的精于算计，这是官场中必备的本领。雨村跌倒过一回，因而格外的谨慎，也格外的阴险。这在门子身上也得到了印证。雨村把出了大力的门子“寻了一个不是，远远充发了才罢”

贾雨村为什么害贾家

人心险恶 贾家虽然帮助过他，但贾家势弱过后他就抛弃了贾家，免得引火烧身，另外检举告发还有利于他升官

贾雨村为什么对贾府恩将仇报？

有人说曹公的愿意有雨村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情节，比如宝玉出家后，将其妻宝钗收为己有。此说有一定的根据，家败后，对利益得失考虑得极其周全的宝钗一定会另找出路，雨村算是合适的人选，两人可谓“志同道合”。而一个人死了或出家，其妻子由兄弟收纳，也是满人的习俗，孝庄皇后在皇太极死后下嫁丈夫的弟弟多尔衮， 觉得是有乖伦常的丑闻，而满人不以为忤。雨村依附贾家以后，就是和宝玉以同辈兄弟相称。第一回雨村自吟的对联：“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暗示了这种结局，因为“时飞”是雨村的表字。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也写到了雨村恩将仇报，对曹公的原意他有所体察，在反噬的具体情节上，也许和曹公所想有些差别。第一百零七回，奴才包勇在街上听到两人闲谈贾府被抄家的事情。一个人说道，“他家怎么能败，听见说里头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虽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况且我常见他们来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里没有照应。便是现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们的一家，难道有这些人还护屁不来？”另一个人接腔道，“你白住在这里！别人犹可，独是那个贾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见他在两府来往，前儿御史参了，主子还叫府尹查明实迹再办。你道他怎么样？他本沾过两府的么Γ 氯怂邓 鼗ひ患遥 愫莺莸奶吡艘唤牛 粤礁 锊诺降壮 恕D愕廊缃竦氖狼榛沽说寐穑俊BR> 明清两代别的府的首长称知府，独首都的首长称府尹，地位很显赫，但这个官不好当，地面上大官太多，必须会察言观色。贾雨村官做到这个地步了，他哪能像寻常百姓那样讲知恩图报呢？雨村得到贾府的关照实在够多了，因为给林黛玉当家庭教师，林如海把他推荐给贾府，因此才得以起复。贾元春封为贵妃后，他更是紧紧抱住贾府不放，三天两头来串门，后来进兵部、做府尹也少不了贾府的鼎力相助。他对贾府的拍马屁也是无微不至的，贾赦看中石呆子的古扇，石呆子不愿想让，他便编造个罪名收押了石呆子，没收古扇孝敬给贾赦，害得石呆子上吊自杀。甄士隐有恩于他，可香菱被薛蟠强抢后，他牺牲恩人的女儿来巴结贾府、薛家。负甄家之恩来奉迎贾府，和后来负贾府之恩奉迎皇家，这都源于相同的逻辑，贾雨村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必须如此。帝制下的中国，官场的生态本来就是龌龊丑恶，淘汰君子成就小人。在官场，没有交情只有利益，贾雨村这样一个科第出身的贫寒子弟，要想飞黄腾达必须投靠豪门，可豪门倒了，他这样没有硬后台的人也容易受到池鱼之殃，因此想办法撇清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在操贾府的家这件事上，他有了最好的机会。只有“狠狠的踢了一脚”，才能划清界限，显出自己的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博得皇帝的好感。此时就算贾雨村对贾府还有点内疚感，但和乌纱帽相比，这点算什么？搞“瓜蔓抄”，无限株连是中国帝制时代政治斗争的传统，一棵大树倒下，会有很多当初依附它的藤萝被铲除。雨村和贾府的关系，朝廷大小官员未尝不知道，能让他来办这个案子，未尝不是观察他的态度，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这根稻草贾雨村哪能放过，他一定会对贾府痛下狠手。至于“前儿御史参了，主子还叫府尹查明实迹再办。”这是小老百姓不懂得上层政治斗争的微妙与残酷。皇帝为显示自己的圣明仁慈，绝对不会一开始就凶巴巴地断定功臣后代的罪行，但如果不是他已经讨厌贾府，想惩办贾府的心思被下面的臣工揣摩出来，御史不敢轻易参这样一个勋臣后代，况且还是贵妃的娘家，即使参了，皇帝也不会批示。——贾府得宠时，做的枉法之时还少么？那时候怎的没人参倒他家？明清两代，虽然科道官员很多，监察制度看起来很完备。但在皇权独大的情形下，负责监察的科道官员几乎成了皇帝或权臣的工具，他们基本上如此：本是皇家一条狗，蹲在皇帝大门口，说让咬谁就咬谁，让

《红楼梦》中贾雨村与贾家有什么关系

是同谱的，同谱就是同一个家谱，可是亲属关系已经很疏远了，在前几回里，他与冷子兴喝酒时冷问：金陵贾家可也辱没了你。贾雨村说：“若论起到也是同谱。。。。。’可见是有那么一点家族关系，后又因林黛玉的关系攀上了贾府的高枝。贾雨村是林黛玉的家庭教师，后被林家推荐给贾政，而后通过贾家的关系去做官的 贾雨村，名化，字时飞，别号雨村。他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剑眉星眼，直鼻方腮。原系湖州人氏，生于仕宦人家。但到他时，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下他一人。他想进京求取功名，无奈囊内空空，只得暂寄姑苏城里葫芦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后因甄士隐相助，他才有钱上路，考中进士，做了知府。不久因贪酷徇私被革职，到林如海家做家塾教师。在贾政的极力帮助下，他又官复原职，上任伊始，便昧著良心，全然不顾自己曾许下的“务必”将英莲“寻找回来”的诺言，任凭恩师甄士隐的女儿落下火坑。贾赦想买石呆子家的古扇，石呆子不肯，贾雨村便讹石呆子拖欠官银，拿他到衙门问罪，把扇子抄了来，送给贾赦。贾雨村是封建官僚的典型代表。后因婪索属员等罪，审明定罪。遇皇上大赦时被释放，递籍为民。

请问《红楼梦》里面最后贾家为什么会被朝庭抓？

周汝昌先生认为贾家败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元妃死，贾家失去了山，第十八回省亲点戏第三出是“乞巧”，脂批：长生殿中伏元春之死。并说明此事是“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二是犯了政治上的重罪。贾珍为厚葬秦可卿，非得用“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的棺材板。贾政劝说无效，脂批：政老有深意存焉。三是被贾雨村之累害。贾雨村与贾赫关系密切，且常常并举，牵涉到贾雨村把石呆子陷害致死，抄没扇子送贾赫一案。四是除去外鬼贾雨村，还有内祟王熙凤。大致从凤姐待下人苛刻狠毒，放利事发，贾琏为尤二姐报仇，弄权铁槛寺害死两条人命，受贿三千金，这些事被发现。除此之外，还有内部腐朽、子弟胡为，亲戚同时失势，抄家下狱等。周汝昌先生还有讲到一点是天灾人祸相随。旧批家尝说开端鄄士隐一段小荣枯是宝玉一生小影。鄄士隐先虽半落，实因遭火而一败涂地，不然，那能如此干净。第三十九回刘姥姥正信口开河，南院马棚里走了水，批云：一段为后作引。似乎贾家后来也遭此一劫，因此才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贾雨村与贾家是什么关系

没关系，只是同姓

红楼梦中贾家最后为什么会败掉？

主要的直接原因：

一是元妃死，贾家失去了山；

二是犯了政治上的重罪。

三是被贾雨村之累害。

四是内祟王熙凤的作恶。

间接原因：封建社会大势的衰败及内部腐朽、子弟胡为，亲戚同时失势，抄家下狱等。

作品简介：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中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歌颂追求光明的叛逆人物，通过叛逆者的悲剧命运预见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揭示出封建末世的危机。

鼎[鼎、鼑，读音作dǐng(ㄉㄧㄥ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鼎湖，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在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荆山铸鼎。这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

又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阳，荆山脚下的焦岱湖就被人们称作“鼎湖”。这在典籍《说文》中记载：“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汉朝时期的汉武帝抱病后，就居于鼎湖宫。

中国历代古籍中所指的荆山，皆是指关中地区的荆山。例如据史籍《汉书•地理志》等众多古代地理志记载，荆山当在岐山和黄河之间，也就是今天的渭北荆山原。“荆山之阳”在荆山原南，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

因此，夏禹当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铸鼎”，绝非在今湖北省武当山东南的荆山，也非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的荆山，亦非今安徽省怀远县的荆山，更非今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因为夏禹、黄帝的势力范围从来就未到过岭南地区。

荆山原上，葬有汉高祖刘邦的父亲(汉太上陵)、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唐献陵)、唐武宗李炎(唐端陵)和唐敬宗李湛(唐庄陵)。

古代，居于荆山、鼎湖地区的住民，有以帝王铸鼎之史为姓氏者，称鼎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夏、商、周延传的国鼎，属于以国家象征为氏。

在典籍《说文》中记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但是，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却记载：是“黄帝铸鼎于荆山。”

不过，在史籍《左传·宣三年》中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比较起来，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本书还是崇尚比《史记》更加古老和原始的记载，即鼎为夏禹始铸。不过，不论是谁先铸造的大鼎，以鼎为国家之表，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实际上，代表国家象征的鼎一共有十二座，而不是人们流传的“九鼎”。这在典籍《周礼·天官·膳夫》中即有记载：“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鼎有十二，牢鼎九，陪鼎三。”也就是说，当君王即位登基之时，一共要抬出十二座鼎，其中代表荆、梁、雍、豫、徐、青、扬、兖、冀九州大地的鼎为九座，称为“牢鼎”，义示“九州大地江山牢固”，而代表君、臣、民的鼎有三座，称为“陪鼎”，义示“君为臣之陪，臣为民之陪，民为国之陪”。

由于“鼎”代表了国祚、代表了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在两周时期，辅佐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主政大臣，亦称作鼎鼐(国相)、鼎台(宰辅)、鼎臣(宰相)等。

在鼎鼐、鼎台、鼎臣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位称号位姓氏者，省文简称鼎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城郭鼎门，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在春秋战国至秦朝时期，人们称城郭的东门为鼎门，因为当年大禹铸九鼎之后，鼎是从城池的东门运入城中的。例如，在史籍《后汉·郡国志》中就记载：“雒阳东城曰鼎门。”

在古代居于城郭东门区域的住民中，有以城门别称位姓氏者，称鼎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门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大力士夏育，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鼎官，是周王朝时期的官名。在史籍《前汉·东方朔传》中记载：“夏育为鼎官。殿前举鼎者也。”

在夏、商、周乃至战国时期，历代皆有护鼎之官，称作“鼎铉舒”，俗称“鼎官”。

夏育，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勇士，也是大力士，他在周王朝殿堂前将千斤重的鼎举了起来，还能将强健的大公牛的尾巴活活拽下来，国君为之惊叹，封其为鼎官。在史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重记载：“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在典籍《裴駰集解》中引《汉书音义》注释：“或云夏育，卫人，力举千钧。”晋朝道祖葛洪在《抱朴子·辨问》中解释：“夏育、杜回，筋力之圣也。”后世人将“夏育”、“杜回”、“鼎官”等作为大勇士的代称。

在夏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鼎官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官氏等。

第五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战国晚期秦武王属下大将孟说，属于以历史事件为氏。

秦悼武烈王嬴荡身高体壮，勇力超人。他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军，置于身边。当时的乌获和任鄙皆以勇猛力大闻名，秦武王就破例提拔为将，并给予高秩厚禄。

有齐国人孟贲，力大无穷，勇冠海岱：陆行不怕虎狼，水行不避蛟龙，一人同时可制服两头野牛。孟贲听说秦武王重用天下勇士，便赶赴咸阳面见秦武王。秦武王考验之下，孟贲比乌获、任鄙还厉害，因此当即被任命为大将，与乌获、任鄙享受一样的待遇。

周郝王姬延九年(秦悼武烈王四年，公元前307年)，雄心勃勃的秦武王嬴荡率领孟贲、乌获、任鄙等随从到东周都城洛阳观看九鼎，这九鼎代表九州，上镏刻有各州的山川、人物、土地贡赋之数。

秦武王逐个审视，在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鼎有人举过吗？”

鼎官回答说：“自从有鼎以来，没有听说也没有人见过举起这只鼎，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

秦武王问任鄙、孟贲二将：“你们两个人，能举起这鼎吗？”

任鄙知道秦武王恃力好胜，婉言辞谢：“臣只能举百钧之物。这鼎重千钧，臣不能胜任。”

而孟贲则伸出两臂走到鼎前，说：“让臣试举，若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罢，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那雍州鼎被孟贲抬离地面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孟贲感到一阵晕眩，站立不住，幸被左右拉住，没有倒庄地上。

秦武王看了发笑：“你都能把鼎举离地面，难道寡人还不如你吗？”

任鄙劝道：“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试力”。

秦武王固执不听，卸下锦袍王带，束紧腰带，大踏步上前。任鄙拉着秦武王苦苦劝阻，武王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任鄙不敢再劝。

秦武王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贲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于是，深吸一口气，使出乎生力气，喝声：“起！”雍州鼎也被举起半尺，秦武王接着移动左脚，不料右脚独力难支，身子一歪，鼎落地面，正砸到右脚上。秦武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众人慌忙上前把鼎搬开，只见秦武王右脚足骨被压碎，鲜血流了一滩。等到太医们赶来时，秦武王已昏迷不省人事了，但仍然在自言自语；“心愿已了，虽死无恨。”入夜，秦武王气绝而薨。周赧王闻报大惊，亲往哭吊。

右丞相樗里疾护秦武王之棺回咸阳，立秦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为王，是为秦昭襄王。安葬完毕之后，樗里疾追究责任，将孟贲五马分尸；奖励任鄙劝谏之能，升为汉中太守；同时谏议秦昭襄王，追究左丞相甘茂耸恿秦武王入周观鼎之罪。

这件事在战国历史上称为“举鼎绝膑”。

孟贲死得冤枉之极，因此在孟贲的后裔子孙和族人中，有以“举鼎绝膑”这一历史事件为姓氏者，称鼎绝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汉朝中期的重臣匡衡，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匡衡，字鼎，后字稚圭，东海承县人，就是今天山东省的枣庄市峄城区，一说是东海兰陵人，即今山东省的苍山县鲁城乡，是著名的西汉经学家。

匡衡自幼勤奋好学，但由于家贫，晚上连油灯也点不起，他见邻居家灯火通明，就在自己家墙上凿了一个小孔，让灯光透过来借以刻苦读书。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凿壁偷光”故事即由此而来。同乡里有一大户，家中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便自愿为其做佣工，不要报酬。富户感到奇怪，问他缘故，匡衡表示愿读尽其藏书。富户听后颇为感叹，遂取出藏书供匡衡攻读。

顽强的学习毅力使匡衡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后来他跟著名学者后苍学经，对《诗经》有深刻研究，特别对经学有精辟的见解，当时流传着“匡衡说诗，解人颐”。匡衡善于讲《诗》。一次他与别人讲《诗》时，相互驳难，别人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慌忙地穿着鞋溜走了。

由于才智过人，博古通今，经学绝伦，被大汉朝廷看中，后来匡衡功成名就，位列三公，在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成为一代宰相。匡衡开始只做了个小官，地位不高，加之汉宣帝刘询不大喜欢儒生，便被派到地方上任职。为此，当时长安城内很多学者给汉宣帝刘询上书，请求将其留在京城，但未被汉宣帝没被采纳。

汉元帝刘奭即位后，匡衡因知识渊博而被调回京都。汉元帝经常让其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他也曾上书给汉元帝，指出：百姓生活十分贫困，而许多官吏却贪赃枉法，大肆搜括民财，一味追求享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廉耻，大搞裙带关系，阿谀奉承等。匡衡建议朝廷压缩开支，考订国家制度，整顿朝纲。这个建议得到汉元帝的重视和采纳，却收效甚微。

匡衡后来历官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最后被晋封为乐安侯。但是在匡衡当了丞相后，却对专权宦官不敢揭露斗争。直到汉元帝逝世后宦官失宠，他才大着胆子上书弹劫宦官，因此受到朝廷众大臣指责和非议。匡衡因而在羞愧中辞去承相之职。

后来，匡衡明知百姓疾苦，却自己大量强行占有土地达两万三千顷。因此，汉成帝刘骜认为匡衡“言实不符，以权谋私，背法而不合春秋之义”，遂将其罢官贬为庶民，他于归家后不几年就病逝了。不过，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却在千百年来激励着历代莘莘学子们。

在史籍《西京杂记》中记载：“鼎，匡衡小名也。”在史籍《前汉·匡衡传注》中也记载：“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状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

在匡衡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小名“鼎”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封建制度，出自隋朝时期创建的科举制，属于以官职称号为氏。

隋朝时期，与隋文帝开凿大运河同时实行的另一项促进民族大融合的措施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隋文帝为了国祚兴盛，民族团结，规定不分出身和民族，皆按考试成绩选拔国家官员。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将科举制度推广和普及，希望通过这一制度解释江南 的不满情绪，给中下层读书人提供入仕之途。考生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考试是在小屋中进行的，考生往往一连考上几天，中途不许离开这些屋子。

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是古代读书人成为国家官员的一道龙门。中榜者的名字被高高张贴，有很多人去观看。从隋王朝起采用的这套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官员提供了依据。从此以后，所有的历代朝廷官员包括地方长官都必须是科举合格者。由于一旦考中便可以衣锦还乡，享受荣华，所以有不少人考到白发苍苍。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论民族、出身，而是凭能力选拔官员，形成封建社会所能采用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为封建王朝吸收大量中下层社会的优秀人士进入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

在科举过程中，隋炀帝杨广将一甲殿试中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作“鼎甲”，盖因鼎有三足，而在一甲中皇帝只取前三名，故而称一甲为“鼎甲”，后世称“三鼎甲”。

科举制成了隋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和用人的支柱，在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基础上的人事体系逐渐完善，状元、榜眼、探花经基层历练后，大多成为帝王宫婿(驸马)、王公府婿(郡马)、朝廷重臣等。

在“三鼎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荣耀历史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八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宋、元朝时期的鼎州，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鼎州，亦称鼎城，古称嵩州，

秦昭襄王嬴则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建筑城池，称张若城，隶属于黔中郡。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张若城改称武陵城。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

鼎州既是古代南北的交通枢纽，又是上溯黔东，下达苏皖的运输要道，素有“荆楚唇齿”、“滇黔咽喉”之称，又是江南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元朝时期，蒙古大军攻克鼎州，在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后在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其时有原南宋鼎州住民以故居地名称“鼎州”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 ，出自元朝时期散曲家玉元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元朝时期，有著名的元散曲家阿鲁丁，他后来后改汉名为玉元鼎。

玉元鼎是元朝至治、天历年间人（公元1321～1330年），曾为翰林学士。

在史籍《吴文正公集·玉元鼎字说》中记载：“学者阿鲁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刺，从太祖皇帝出征，同饮黑河之水，为勋旧世臣家，名载国史。”

玉元鼎所作的散曲，今存小令七首，套数二套；或写景状物，或吟咏闺情，词皆流美，用韵响亮，风格明丽委婉。元朝史籍中的《松雪斋文集·古今历代启蒙序》即为王元鼎所作，略云：“金陵玉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来事迹，编为四言，又韵其语，欲以教童蒙，使之诵习，俾知古今。携以见示，求为序引。盖自唐李翰已有《蒙求》矣。然不若王君所编为包括古今，该备治乱，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