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根脉的：畲族族谱

族谱是记载以有血缘关系为主，家族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载体。族谱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文献，它记载着祖先的事迹，传承至今，供后人阅读。而畲族对族谱更是重视，畲族族谱也是畲族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畲民本无编写族谱传统，明清以降受汉文化的影响，畲民效法 以修谱收族。编修族谱与建祠、祭祖同列为畲民家族三大事，而编修族谱是其中第一大事。如福安牛埕村《钟氏族谱·序》云：“五世不修谱乃祖宗之罪也”。又如《连江辋川蓝氏族谱》云：“谱之缺，系大矣。语云，无祠不成谱族，无谱不成家。三十年不修谱，谓之不孝。谱不修，则故老沦亡，典籍朽蠹，其中事迹有难以稽查矣。世情徒知，亲在，则亲疏供养；亲没，则衣衾棺椁。以此即谓之孝。讵知考在尊祖，尊祖则敬宗，敬宗故修族，修族则受亲，而孝于是夫全。”可见畲民是十分注重编修族谱的。

畲民族谱的初始形态简略、朴直、显明，没有过多的繁文缛节，不事“铺张”而仅求“的确”。如漳浦、连江一带蓝氏畲民的《燕山蓝氏原谱》，其开头部分仅叙自唐代至元代从开基祖至二十一世祖家传，但每一代仅书男性一人，且家传均十分简略。

如：“十七世祖万二郎，公字锯大，生于宋理宗淳佑五年四月初八日巳时，终于元成宗大德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子时，妻赖氏生三子，皆英杰。长熙一郎，次熙二郎，三熙三郎。……二一世祖七郎……”接其后以“燕山蓝家源派一脉相承，旁支不及”为题，将七郎定为“蓝氏太祖之初”。又言“七郎长子入漳州府漳浦，又迁居镇海隆教社。次子居闽省城西门外占籍侯官县。三房迁兴化府。”

随后才回朔《燕山蓝氏原谱》记载七郎三房各自祠堂，又各标画了祠堂匾额、对联等，还描绘祖宗坟莹，叙述各代人等没有严谨格式，而是有详有略比较随意。上述畲民族谱毕竟少数，现今所能见到的畲民族谱受到 族谱的影响十分明显，其修谱宗旨、体例、为自高身份而伪托、假冒等皆如 之谱。

如宁化县城南乡《雷氏家谱》云：“谱之修，岂徒籍以载一族苗裔生卒娶葬已哉？而尊主敬宗睦族追远之意，胥于是乎系焉！乎木本水源非修谱无以廑世德作求之念，续志述事非修谱无以见奉先思孝之枕。”还有闽东福鼎等地的《蓝氏族谱》把朱熹、范仲淹、苏询、欧阳修、韩琦等有关修谱的论述直接引载于谱中，作为修谱的宗旨。

又如福鼎《钟氏族谱》在序言中称其祖先：“志深公肇自高辛及东汉之钟离，西汉之钟仪。递传于兹千百余年。虽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史记》所载至今如昨，明炳日月，非犹杞宋无征，文献不足可同日而语也。”钟氏俨然成为中原汉族世家，故他们的族谱堂堂正正的标上“颍川”堂号。其他的畲民族谱也是如此，如雷氏自称为“冯翊堂”，蓝氏自称为“汝南堂”，这些无非是想说明畲民家族是来自中原显赫世家。

还有一些畲民族谱则附会先祖跟随闽王王审之入闽，如《雷氏族谱》云：“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四姓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之为乡导官，分乘五大船由宁波渡洋入闽，船在洋中遭风阻，乃靠连江马鼻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畲民族谱虽在多方面一如 之谱，但也多多少少保留着盘瓠始祖的痕迹。如宁德猴墩《雷氏族谱》中的“驸马忠勇明王龙公像”、“龙公赞”、“凤凰山忠勇王坟茔图”、“得姓源流图”、“龙首师仗志”、“上古开派分姓开祥图”，福安田螺园《冯翊雷氏宗谱》中“凤凰山祖祠记”、“广东盘护王祠志”。

但漳浦县畲民蓝氏族谱则已经完全与汉族族谱汇为一流，丝毫看不出其祖先源出畲族的记述，他们称自己家族的堂号为“种玉堂”，意即先祖来自陕西蓝田，因该县盛产美玉名传天下，所以名门出贤子弟喻为“蓝田生玉”或“蓝田种玉”，漳浦畲民蓝氏的“种玉”堂号即源于此。漳浦蓝氏家族还编制了先祖从黄帝以来的世系，并以唐代扬州节度使蓝明德及八仙之一的蓝采和为直接先祖，经过对其先祖世系的编排，使人们从其族谱中看到一个世泽流长，宗光发扬的汉族世家。难怪近人称“漳州蓝氏一族看不出有畲族的皮肉”，在解放以后 对漳浦一带蓝氏族众进行科学的族属鉴定后才划归畲族。

由于畲民在接受汉文化教育方面相对薄弱，因此相当多畲民家族延请 知识分子代为修撰族谱。如宁德猴墩《雷氏族谱》在光绪二十三年由童山缪书亨修撰，后由其子缪培深续修。缪培深在《雷氏续辑谱序》中云：“闽川猴墩雷氏谱，前修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岁，系余先严主笔，时余在侧焉。越三十有一载，起杰、起权、起袁辈，暨各房长先生，合议续修。

而余尝主冰镜先生家，归好难忘，主宾相得，于是取择吉日，开祠发笔，采辑丁酉以后诸新丁，男女婚配岁庚，并志崇祠事实，更定新篇……”又如晋江《雷氏族谱》便是请陈姓的私塾先生代笔，该谱云：“先祖之事不可忘，昭穆之分不可容乱，遂集族众，特请惠邑黄塘乡新厝陈讳雪观，字温如，为西席，教督子孙，谨修族谱……”有些畲民族谱之修撰，主要由畲民族人完成，家族中知识分子更是承担起编修之重任。

如宁化县城南乡《雷氏族谱》中刊载了清代汀州府宁化县名人畲族进士雷宏的《世守谨书》：“我先大父慎庵公修谱时，与族中伯叔兄弟共订之族规也。先大父以躬为摔，乡族咸孚。若身为子孙者不能是训是行，上羞祖先，下渐衾影，尚敢望诸一族之人哉？一族之人众矣，贤愚不一，贤者敦行不怠，则愚者也自愧而思奋，此一族之兴替所关也，故谨载之卷首。”到了民国时期，闽东畲乡出现了闻名故里的畲族修谱先生，如雷一声、蓝宗山、钟肇基等。

畲民不仅和汉族有联宗现象，同时也有联谱之举，借以把不同宗支的同姓联系起来，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和凝聚力。如清光绪年间福建侯官县籍的刑部主事钟大琨联络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钟姓官员，倡修连环总谱，凡钟姓不管畲汉不管何地，皆以颖川为郡望，共奉一古代汉族名人为始祖。畲民修谱是畲族更加汉化的表现，其最初本意之一是为了免受封建统治阶级对其的民族歧视，然而这一行为有利于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形成，因此畲民族谱的意义远大于当初修谱者的初衷。

参考文献

1、福安牛埕村《钟氏族谱·序》，清乾隆十六年。

2、《连江辋川蓝氏族谱·序》，清同治十年。

3、宁化县城南乡《雷氏族谱·序》，民国三年。

4、民国《颍川钟氏宗谱》，道光年序。

5、民国《雷氏族谱·序》

6、白长川蓝氏源流考与罗东蓝家望族。1993年漳州市历史研究会“蓝鼎元逝世2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7、宁德猴墩《雷氏族谱》，民国十六年。

8、晋江丰山《雷氏族谱》。

9、宁化县城南乡《雷氏族谱·序》，民国三年。

10、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宗族家庭。

只说字辈是不可靠的，你说的辈份也只是你自己家的辈分，钟姓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方客家姓氏，子姓钟氏的烈接两系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辈份，这些都不太靠谱，如果要寻祖归宗，最好问你家老人，某某公在那里开基，再查后世子孙迁往何处又在哪里开基，比如，子姓钟氏的烈系贤公南迁致江西，，子姓钟氏的接系宠公南迁致江西的赣南等等，钟氏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动乱大多往南迁移，如果你家是近代迁往东北可能就难找点，不像南方那样有很多的钟姓聚集村落，在北方也有可能是少数民族的汉化改姓钟氏，比如满族，蒙古族，都有姓后来改姓钟的，，

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