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泷冈阡表》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泷冈阡表文言文翻译，希望对你有帮助！

泷冈阡表

宋代：欧阳修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呜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泷冈。

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十有二年，烈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又十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盖自嘉祐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三朝之锡命，是足以表见于后世，而庇赖其子孙矣。”乃列其世谱，具刻于碑，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 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翻译

唉！想我先父崇国公，占卜选择吉地于泷冈以后的六十年，他的儿子欧阳修才能够作了墓表，刻在碑上竖立于墓道。并不是敢有意迟缓，而是因为有所等待。

修很不幸，生下来四岁，父亲就去世了，太夫人（母亲）发了誓愿守节，家境贫寒，以自己的力量谋取衣食，扶养我，教育我，使我长大成人。太夫人谆谆告诫我说：“你的父亲做官清廉，喜欢布施别人，又喜爱招待宾客。他的俸禄虽然微薄，常常不使有剩余。他说：‘不要因为金钱连累了我的清白！’所以他去世后，没有一片瓦盖的房子，没有一亩地可以耕种，能叫你赖以生活，我依靠什么能自守呢？我对你的父亲，大概能知道一二，所以对你有所期待。自从我嫁到你家做媳妇，没有来得及侍奉婆婆，但知道你父亲是很孝顺地供养老人的。你幼年丧父，我不知道你一定会有所成就，但知道你父亲一定有后代。我开始到你家的时候，你父亲服满祖母的丧，才过了一年，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时候，必然哭泣说：‘祭祀即使很丰盛，也比不上活着时薄薄地奉养！’有时他自己吃着酒食，则又哭泣说：‘从前常嫌酒食不够，现在有余了，但来不及供养母亲了！’我开始见到一两次，以为他是才满了丧服，偶然有所感遇罢了。但以后他经常是这样，一直到终身，没有不如此的。我虽然来不及侍奉婆婆，从这些事知道你父亲是孝顺供养祖母的。你父亲做官，经常在夜里点着蜡烛，审理刑事案卷，屡次发出长长的叹息。我问起原因，他说：‘这是要判死刑的案卷，我想放一条生路而办不到！’我说：‘生路可以求吗？’他说：‘放一条生路而办不到，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恨。也确实有求一条生路，因而救活一个人的，就知道不去求生路而死者会有遗恨。就这样经常求生路，一不小心，仍旧会处死刑，而世上人常常希望这些人死去。’回头看着乳娘，抱着你站在一旁，因而指着你叹息说：‘占卦的人说我在年岁有戌的一年，将会死去。如果占卦人的话是真的，我就见不到儿子长大成才了，以后应当把我的话告诉儿子！’他平时在家教育子弟，常常说起此话，我听熟了，所以能详细地说给你听。他在外面办事，我不知道。在家中的时候，没有一点矜持文饰，不摆架子，而所以这样，是真正地发于内心的！唉！他的心地厚道而注重仁义方面，这就是我知道你父亲必定有后代的原因，你应当自己勉励才对。供养长辈不在于丰厚，而在于孝顺；利益虽然不能普及于万物，而在于心地厚道内存仁义。我不能教导你，这是你父亲的志向。”修哭泣着，牢牢记住，永不敢忘。

先父崇国公少年时没有了父亲，努力研究学习。在真宗咸平三年考中进士，出任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继任泰州判官，享年五十九岁，葬在沙溪的泷冈。太夫人姓郑她父亲名德仪，世代为江南名门大族。太夫人恭顺节俭仁爱知礼，起初封福昌县太君，又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从她家里贫贱时，以节俭治理家务，后来家里过日子也不超过一定的花费，她说：“我的儿子不能苟且迎合世俗人，要俭朴节约，以预备有患难的时候。”后来修被贬官到夷陵，太夫人谈笑自若，说：“咱们家原来是贫贱的，我已经过得习惯了。你能安心，我也能安心！”

自从先父崇公死后二十年，修才得到朝廷的俸禄来奉养太夫人。又过了十二年，才位列朝官，开始封赠亲属。又过十年，修任职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这时候太夫人因病逝世于官府中，享年七十二岁。再过了八年，修以没有才能的人竟出任副枢密使，遂参与国家大政要事，又有七年才罢免职务。自从进入中书省、枢密院二府以来，天子推广他的恩德，褒扬我的三代，自从仁宗嘉祐年间以来，逢到国家庆贺大典，必定予以宠幸，大加封赏。先曾祖父，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先曾祖母，累封楚国太夫人。先祖父，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先祖母，累封吴国太夫人。先父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先母累封越国太夫人。当今神宗皇帝，到郊外祭天，赐先父爵位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封号为魏国夫人。

于是小子修哭泣着说：“唉！行善没有不报的，只是迟速不同罢了，天理经常是这样的！我的祖先，积行善事成就了德行，应该享受这隆重的待遇。虽然不能活在世上享受，但赏赐封赠爵位，显示荣耀，褒扬光大，实在有三朝的宠幸诰封，足以表见扬名于后世，荫庇于子孙了！”所以序列世系家谱，刻在碑石上，后又记载先父崇国公的遗言训诫，以及太夫人所教导、希望我的话，一道揭示于墓表上；使大家知道小子修的`德行浅薄，才能低小，逢到时运窃取了官位，幸而能保全大节，没有辱没先人，其实是有原因的。

神宗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初一后十五日乙亥，儿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邑一千二百户，欧阳修表。

注释

（1）泷（shuāng）冈：地名。在江西省永丰县沙溪南凤凰山上。阡（qiān）表：即墓碑。阡：墓道。

（2）皇考：指亡父。崇公：欧阳修的父亲，名观，字仲宾，追封崇国公。

（3）卜吉：指风水先生找到一块好坟地。

（4）克：能够。表：墓表，是记述死者公德的文体。

（5）孤：古时年幼就死了父亲称孤。

（6）太夫人：指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古时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称其母为太夫人。守节自誓：意思是，郑氏决心守寡，不再嫁人。

（7）居穷：家境贫寒。衣食：指生活。

（8）以长以教：一边抚养（欧阳修）一边教育他。以……以：一边，一边。表示两个并列。

（9）俾(bǐ)：使达到某种程度。

（10）姑：丈夫的母亲，这里指欧阳修的祖母。

（11）养：奉养，指孝顺父母。

（12）始归：才嫁过来的时候。古时女子出嫁称归。

（13）免于母丧：母亲死后，守丧期满。旧时父母或祖父死，儿子与长房长孙须谢绝人事，做官的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上月（概称三年），也称守制。免，指期满。

（14）间：间或，偶尔。御：进用。

（15）适然：偶然这样。

（16）官书：官府的文书。这里指刑狱案件。

（17）求其生不得：指无法免除他的死刑。

（18）矧:(shěn)：况且。

（19）剑：抱。《礼记·曲礼上》：“负剑辟咡诏之。”郑玄注：“剑谓挟之于旁。”

（20）戌：地支的第十一位，可与天干的甲、丙、戊、庚、壬相配来记年。

（21）咸平：宋真宗年号。

（22）道州：地名，辖境为今天的湖南道县、宁远以南的潇河流域。判官：官名，州郡长官的属官，掌管文书工作。

（23）推官：州郡长官的属官，专管刑事。

（24）考：亡父。讳：名讳。

（25）江南：宋时地区划分为路，宋真宗时全国划分为十八路，江南为一路，辖区相当于今天的江西、江苏的长江以南，镇江、大茅山、长荡湖一线以西和安徽长江以南以及湖北阳新、通山等县。

（26）夷陵：县名，今湖北宜昌市东南。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不和，罢知饶州，朝臣多论救，独谏官高若讷以为当贬。欧阳修写信骂高“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叫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高上其书于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令。事见《宋史》范仲淹、欧阳修两传。

（27）龙图阁：宋真宗建。在会庆殿西偏，北连禁中，阁东曰资政殿、西曰述古殿。阁上供奉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包拯曾为龙图阁直学士，人称包拯为包龙图即源于此。

（28）南京：宋时南京为应天府，治所在今河南商邱市。

（29）枢密：枢密使，官名，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30）推恩：施恩惠于他人。

（31）嘉祐：仁宗年号。

（32）妣：已故母亲。

（33）今上：当今的皇上，指神宗赵顼xū。郊：祭天。

（34）三朝：仁宗、英宗、神宗。

（35）熙宁：神宗年号。

（36）庚戌：庚戌年，前文有“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年将死”。

（37）辛酉：天干地支所记月份。朔：初一

创作背景

欧阳修于北宋皇裕年间（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便已写好《先君墓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任青州知州的时候，又对此墓表进行了精心修改，最终改名为《泷冈阡表》并刻在他父亲墓道前的石碑上。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这篇饱含深情、脍炙人口的名文为后世散文开拓了更为广泛、更富文学价值的领域。

范姓的始祖，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圣君唐尧。尧的后世子孙，在舜、夏、商诸代，称唐杜氏。入周后，改封于杜，后被周宣王所灭，杜伯之子隰叔逃到晋国，被任为士师，并因官命氏而改姓为士。后其曾孙士会为晋国的上卿，食采于范，自此，士会的子孙便按照“以邑为氏”的习惯，以范氏为姓，一代代繁衍下去。《元和姓纂》就有记载：“帝尧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周宣王灭杜，杜伯之子隰叔奔晋为士师，曾孙士会，食采于范，遂为范氏。”

以此看来，范氏的开基始祖无疑是晋国的士会了，其发源地为晋，既现在的山西。山西的范氏，以高平为盛大。晋时的高平，即现在的山西高平，它地处今山西南部，南临河南，西近陕西长安。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在世代的繁衍中，范氏逐渐南迁至中原和江南地区。

据范氏族谱载，唐信宗乾符元年（874年），由于中原战乱，河内范坤举家18口徙居浙江杭州，后移江苏南京，再徙至福建宁化，是为范氏入闽的始祖。至宋代，范氏称盛于福建，人才济济。范氏除在闽南一带发展繁衍外，又分出广东海阳、嘉应、梅州、大埔、长乐、陆丰、饶平等许多支派。从明末开始，闽、粤范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后来有的又进而迁至海外。

范氏的知名人物，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不少，例如：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范蠡，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县）人，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后游齐国，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范雎，战国时魏人，他游说秦昭王，主张远交近攻，歼灭敌国力量，终使嬴政吞并六国而统一天下。东汉学者范丹，通五经，尤精于《易》和《尚书》。东晋时的范宁，撰有《春秋榖梁传集解》。还有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等人，都是范姓中的佼佼者。其中有一位特别值得介绍的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他少时贫困苦学，出仕后有敢言之名，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世人奉为千古名句。还有南宋的福建农民起义首领范汝为，诗人范成大，荆湖都统范天顺；明代有戏曲作家范文若；清代有太傅兼太子太师范文程，乾隆时围棋国手范西屏，太平天国将领范汝增，文学家范当世；近现代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等。

在当今中国按人口多少排次序的百家姓氏中范姓居于第61位。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范仲淹少年时经历坎坷，父亲在他幼年时去世，母亲改嫁长山朱氏。此后范仲淹苦读诗书，成为参军才接回母亲，并且改回本名。应该大部分的朋友都不太清楚范仲淹的仲淹是什么意思，古人取名字都会赋予各种含义，范仲淹也不例外。那这次就为大家讲讲有关范仲淹名字的秘密，还有他一生的经历，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范仲淹是我们熟知的宋朝名臣，不仅仅是他写出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因为他文能写红一座楼，武能镇住一个国，范仲淹成为文臣武将效仿的典范，他的谥号是文正，能够担得起这个谥号的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的过来的。

范仲淹年幼的时候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中进士，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参政的过程中，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在他的方针政策下，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镇住了一直不安分的西夏，元昊不得不向宋称臣，不敢侵犯大宋的边境，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发起庆历新政，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目的，不过新政触犯守旧贵族官僚的利益，于是他们纷纷阻扰，不久后，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最后在上任颍州的路上去世，终年64岁。

范仲淹一生的成就想必很多读者都或多或少了解，但是在范仲淹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段不太为人知的冷历史，就算史书中也是记录寥寥，那就是范仲淹曾经有个名字叫朱说(yue)，他中进士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名字，直到他成为朝廷大臣才认祖归宗的，该名为范仲淹的。

汉唐名臣后代，家道破落，生活困苦

范仲淹也是名臣的后代，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因为遭遇到变故，所以才没落了，范仲淹的亲生父亲是范墉，他历仕武德武信武宁三军节度、掌书记、赐绯，初赠尚书、刑部郎中、太子少师，加赠太子太师、累赠太师、周国公，不过他服务的不是唐朝，而是五代十国中的吴越国，跟随钱俶归入北宋，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而其先祖更是唐朝宰相范履冰，在追溯远一点的话，他的祖先是范滂，东汉时，举孝廉，历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江夏八俊之一，可见范仲淹也是名门之后。

在范仲淹只有两岁的时候，范墉突发疾病身亡，范仲淹的母亲不是正室，这点在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是在《范氏家乘》特别是苏州范氏总谱可知，范仲淹有两位母亲：嫡母陈氏，庶母谢氏，而范仲淹实为庶出。范仲淹的父亲死后，其嫡母陈氏带着自己所生的仲温兄弟回了苏州老家。

而范仲淹母子作为侧室庶子，在范家其实已无立足之地，同时谢氏的家境不像陈氏那么好，因此就变的很无助，于是谢氏被迫改嫁，除了穷以外，还在于她的侧室身份。

谢氏改嫁的是山东长山(现在山东邹平)朱文翰，由于是改嫁过来的，因此范仲淹的名字也就改了，改成了朱说，朱文瀚是长山县令，谢氏改嫁过来之后依然不是正室，而是侧室，因为朱文瀚已经有初氏，并且生有儿子，这也是在家谱中有记载的，只不过家谱中并没有记载初氏是不是活着，但根据范仲淹的遭遇来看，初氏是活着的。

偶然得知身世，范仲淹发誓要认祖归宗

史书并没有记载朱文瀚对待范仲淹的态度，但是从记载来推断，朱文瀚对范仲淹应该是不差的，如果对范仲淹很差的话，史书肯定会记上一笔的，谢氏改嫁的时候范仲淹还小，并不知道自己原来姓范，但是朱文瀚的儿子却暴露了范仲淹的身世。

事情是这样的，从小过惯了节俭生活的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的奢侈浪费，忍不住多次规劝，朱家兄弟不但不听，还冷冷地回敬他：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这时范仲淹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甘心再居人篱下，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存，不过这个时候的范仲淹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他和母亲是嫁入了朱家，所以范仲淹也只能暗暗发誓，等考取了功名，一定要认祖归宗。

于是范仲淹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范仲淹刻苦读书，五年都没有脱衣服睡觉，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天只煮一碗粥，冷却后划为四块，然后撒一点盐和菜末，每天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文坛上流传甚广的划粥断齑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就当时的情况来，范仲淹名义上不是寒士，但过的是寒士的生活。

不过范仲淹并不能马上认祖归宗，他的级别还不够，知道他当上节度推官才推动这一事情，宋史本传称：范仲淹举进士第，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另外范仲淹的墓志铭也记载了此事，他的墓志铭为富弼所做《范文正公墓志铭》：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按，其母谢氏赠吴国夫人)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吴国命，始奏而复焉。，这事兹事体大，范仲淹也是奏明皇上，得到宗族的认可才真正认祖归宗。

范仲淹取名仲淹的含义？

那么，当年的朱说究竟为什么更名范仲淹？而不是范说呢？其实留给范仲淹的选择很小，首先姓氏是不能改的，其次就是仲字也不能改，因为是范家既定的辈分，留给范仲淹的只有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留给范仲淹发挥的空间也很小，因为宋人取名有一习惯：亲兄弟小排行常从汉字同一部首中选取。既然范家兄长仲温等取名从氵，那么他也只能从氵。氵部可选字甚多，让他最为满意的，应该就是这个淹。为什么？因为范仲淹选择了这个字，这个字义兼褒贬，一方面，淹迟、淹泊、淹没、淹留、淹滞、淹塞、淹蹇等等，最能反映他的坎坷不幸；另一方面，淹贯、淹通、淹识、淹博、淹该、淹雅、淹穆、淹华等等，最能代表他的志向追求。

通过这个字，既能反映范仲淹苦难的过去，又能表明范仲淹的志向，可谓一语双关，范仲淹也是用心良苦啊。

家谱，又叫“宗谱”、“族谱”、“家乘”，是记载一个家族血亲延续的基本文献。家谱的产生，是东汉世家大族兴盛繁荣的产物。东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形成了许多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相当的政治特权并且拥有很高文化的大姓望族。这些大族为标榜其久远的历史和高贵的门阀，往往编撰谱录，详细介绍家族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显赫人物及不凡的事迹。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门第成为关系一个人前途命运的关键；另外，由于社会动乱，许多人颠沛流离，于是，撰写家谱成为非常流行的风气，从贵族之家一直到普通百姓，皆乐此不疲。风气相沿，历唐宋元明清而不衰。

因各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家谱的详略大小各异。大家族家世长，显赫人物多，其家谱自然是内容丰富，颇具规模，体例也多采用叙述式；普通家族，人物与事迹平平，内容较简，体例多采用图表式。叙述式家谱信息量大，通常要详记家族全体成员的名、字、号、婚配、生育、享年、葬地、世系以及族田、宗词与族规等，有的还附有族中名人的列传、画像、著作、墓志和各种题跋等。图表式家谱则只限于名字、辈分、世系等。

家谱按男性辈分高低来排列，妻子不得载名，只以某氏列于其丈夫名字之后，所生女儿也不载名，只以第几女列在父母和兄弟之后。由于家族的延续与人口的变化，家谱需要不断续修。续修的时间，间隔十年、二十年不等。续修家谱是家族的大事，按照一定的礼仪与规矩进行。整个工作要由族长主持，并通知迁居异乡的族人派人回来参加其事。续谱包含着祖先崇拜遗风，借此可以增加族人认祖归宗的意识，提高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但也应该看到，在阶级社会中，家庭内部的分化非常剧烈。同姓同宗之人，有的田产弥望，有的则地无一垄，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根本不同。因此，续谱实际上还包含着淡化身份差异，缓和族内冲突矛盾的意义。

在中国的家谱中，孔、孟、曾三姓的家谱最有特色。因孔子、孟子、曾子在历史上享有“万世师表”的特殊地位，他们的谱系情况较为清楚，已经做到了全国一姓同谱，而且在立谱之初，就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和用字。人们一听（或一看）某人的姓名，就能知道他的辈分情况。此外，历史上还有一些典范性的家谱。如欧阳修的“欧氏谱”与诞生过“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苏氏谱”，因体式完善，被推为家谱的典范。

家范，又称为“家训”、“家诫”、“家规”、“家约”等，是家长为后辈子孙或族中成员规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教务。它是一种训诫活动，也是一种文献。作为文献，家范主要涉及的方面有：

第一，敬祖孝亲，主要讲如何敬祖宗、孝父母、友兄弟；第二，睦亲和宗，主要讲如何处理同宗之间关系；第三，亲里睦邻，主要讲如何处理乡里乡亲间关系和如何选择朋友；第四，忠君急公，主要讲如何处理家国关系；第五，劝学育材，主要讲怎样培养子弟读书学习、尊师重教；第六，教女训媳，主要讲女儿与媳妇如何严肃闺范、谨守妇道；第七，婚嫁延嗣，主要讲怎样选妇择婿、保持血统、正妻妾之位等；第八，居家治生，主要讲如何重本守业、勉力耕织、勤俭持家、保身健体等；第九，积德行善，主要讲如何恤穷困、矜孤寡、行义举等；第十，禁诫为非，主要讲禁讼、禁赌、禁*、禁偷等。

家范，可以说是家长制定的，是体现家长意志的产物，但具体分析，又有多种情况。一是由全族通议，由族众共同制定，这主要是为了体现家范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二是由族长和宗子制定，这种情况最为普遍。三是由家族内的尊者或贤达制定。四是由单个家庭的家范演变而来。由于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普遍存在，从魏晋以后，家范的制定和编撰日益兴盛，积累了数量庞大的家范文献。在加强同族同宗的认同感和维护家族秩序，促进家族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以及维护地方治安，保证国家的赋税摇役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颜子推的《颜氏家训》、范仲淹的教子《尺牍》、司马光的《涑水书仪》、朱熹的《家礼》等，为后人艳称不已，影响甚大。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是的 , 范文澜（1893～1969），字云台、芸台、仲云，小名麒麟，笔名武波、武陂，清光绪十九年十月初八日（1893年11月15日）生于绍兴城内锦鳞桥范家台门。据范氏宗谱记载，系范仲淹后裔，南宋时迁来越州。

主词条：范仲淹墓 范仲淹墓，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2006年,，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词条：范仲淹纪念馆 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2006年，在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主词条：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始建书院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花洲书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2至2005年，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重修后的花洲书院，占地126亩，分五进四院，主要建筑有春风堂（传为《岳阳楼记》诞生处）、春风阁、先圣殿、万卷阁、览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

2006年，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严先生祠堂记

　宋代：范仲淹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译文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赤伏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后来又归隐江湖，回到富春江畔隐居，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在《盅》卦的“上九”爻(yao)辞中说，“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中说，阳气（帝德）正开始亨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

　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注释

　先生：指严光。

　赤符：《赤伏符》，新莽末年谶纬家所造符箓，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后亦泛指帝王受命的符瑞。

　蛊：六十四卦之一。

　上九：九爻。

　屯（zhun)六十四卦之一。

　复：复除徭役

　臣妾：原指男女奴隶，这里引申为被统治的人民。

　亿兆：古代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

　 相关资料

　历史名人严子陵

　近代诗人柳亚子有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这子陵滩讲的是东汉高士严子陵不慕仕途，隐居山野，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严子陵的故乡则是在浙江宁波余姚。

　严子陵（公元前37—43），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余姚人。少年时代就到外地投师，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格耿直。在学时与南阳人刘秀是同学，两人白天探讨奥旨，夜来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因朝廷，王莽篡位，赤眉、绿林纷纷起义，严子陵见天下大乱，便回到余姚，隐居不出。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光武帝知严子陵贤能，便派人四出寻访。有人见他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请他入朝为官，但接连三次都被绝然回绝。光武帝没法，便亲自到他的住处去请，岂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走到了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他番身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去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光武帝听了直摇头，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说服你吗？”

　然而，光武帝并没有死心，仍然把他请到洛阳。他虽被安置住在富丽堂皇的大院深宅，却绝不肯与朝廷显贵往来，光武帝去拜见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礼。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说他是“狂奴故态”。

　一天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促膝谈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光武帝听他论古涉今，说理精辟，喜得眉飞色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次日清晨，严子陵还在梦乡，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见钦天太监惊慌失措的闯进宫门，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勿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

　从此严子陵这个“客星”的雅号就名扬四海。他家乡的山陈山被称为“客星山”，桥被叫作“客星桥”。如今还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严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后来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家乡余姚隐居。

　建武十七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了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

　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学者徐渭在《严先生祠》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严子陵钓鱼台

　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麓耸起一双石岩，俗称东台、西台，东台也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名光，东汉初余姚人，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打发余生。对他不事权贵的作法，历代是有口皆碑。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又升格，毕恭毕敬的称为严先生祠堂，文学家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五体投地地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西台姑且称为“谢公台”，它的名气小得多，却自有动人的故事。谢翱字皋羽，南宋诗人，曾从文天祥抗元。文兵败殉国后，谢悲痛欲绝，登临此台致祭，据说他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歌，歌毕竹石俱碎。台上有亭，亭上有联道：“生为信陵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鬼”。亭前竖有石碑一块，上刻有谢翱用生命写成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在东西两台之间，有一座双清亭，亭柱上的楹联是“拾级拜严子，亮节高风今古还誉：隔江祭谢公，忠心赤胆日月魂。》”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

　胡惠瑞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位于檀湖山之北，历山之南，亭山之左，柏山之右，329国道南侧三里许。严子陵后裔集居其间，旧称“客星里”，现为“亲堰村”。

　由北入村，见南北跨江一小桥，曰“皇帝堰古桥”及“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诸字。背面上额镌刻“清节流芳”和“严子陵纪念坊”诸字，并有“钦差提簿军务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赐建，知余姚事晋江黄琰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等字。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流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石坊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重修严子陵墓的同时重建，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宏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技艺，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十年中，因石坊被群众改建房屋当作歇脚凉亭的依靠所遮挡，才得以躲过浩劫之难，保存了这一保贵的石雕精品。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坊西首有一广场，西侧还扩建有三间“高风亭”，亭内有一展室。有严子陵先生半身像及生平事迹介绍，供游客参观。

　牌坊四周集居严氏后裔，是汉徵士子陵公姓氏之源流。村东南偶有严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进距空旷，规模宏大，周以围墙，建筑考究，雕梁画栋，雕刻细致，人物生动，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仅南照墙，大门被毁，第一三进有几间倒塌，梁檐卧地，周墙残缺，其余尚存。

　村正南不远处，见青山一色，绿树成荫，气象非凡。曰：“严公山”，俗称“南面山”，先生二十一世孙，唐降州剌史建“严公庙”于此，山巅白云峰有平石阔数丈，刻有“严公山”三个大字于其上。后因子陵墓在客星山。庙徙迁客星山，现仅存遗址。

　据《下河严氏支谱》，《严子陵公生平考》记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升安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