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渊源：

1、源于姬姓，出自商末周初周文王、武王之臣单公，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2003年初，陕西省眉县扬家村土崖半坡上一带，新考古发掘出以洞式窖藏方式的二十七件铭文青铜器，经权威级专家鉴定，是为西周时期周厉王和周宣王年代的青铜器皿。

青铜器上的铭文，首次大规模地记载了这位制造青铜器的西周人(单佐)的自己历史，共记载了自己家族八代的历史，包括他自己的历史：他先为西周的林业官员，然后成为武官，与俨允打过仗，受到周王赏识等等。这种记载，在以往的西周青铜器中从来没有过。这些撼世国宝还首次把周朝世系记得最详细，有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夷、厉、和当朝天子宣王，是记载西周世系最多的青铜器，以前发现的西周“墙盘”都没有记得这么清楚。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说，经过鉴定，“单氏家族”的渊源得以破解。

一直到春秋时期，单氏一族都是周王朝最主要的贵族之一，单氏和刘氏都是东周王朝最主要的支柱之一。但“单氏家族”起源于什么时候，又分封在哪里，上千年来，一直是个历史之谜，仅靠传说历史成为史籍《元和姓纂》、《路史》、《通志·氏族略》等史料的记载。以前，杨家村一带也出过一些重要的青铜器皿，上面也有记载“单氏家族”的事迹。专家据此判断，“单氏家族”的封地就在杨家村，即为西周初期的单邑。

根据《史记》、《左传》等史书的注释，史学界一直都认为单氏的起源是周成王的幼子臻。但现在可以证明，这一传统说法是错误的。从这次发现的青铜盘上的铭文来看，“单氏家族”的第一代单公是周文王、周武王时的大臣。

根据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新出土的这二十七件青铜器的具体使用者和所有者，是周王朝贵族单佐，是“单氏家族”的第八代。在一只青铜盘上，还记载了周王对单佐的封赏。

既然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在这里扎根，那他们的家族墓地及庄园又在哪里呢？截至目前，“单氏家族”的墓地及庄园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依实考证。

这二十七件重量级青铜国宝所引发的很多谜团，至今还无法破解。

比如，“天子九鼎”说受到挑战：在上古时代，鼎不仅是实用器，而且还是重要的礼器，用鼎有严格规定。鼎与簋作为重要的礼器，有一套完整用鼎制度。据历史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

而奇怪的是，这次出土的二十七件青铜国宝中，仅鼎就有十二件，其中有十件的形制花纹都一样。有的学者提出，十个鼎在当时摆出去，可能性不大，它们有没有可能是分开用的，比如说是五个一套呢。据典籍《周礼》的规范，鼎一般都与簋搭配使用，可是这次却没有发现簋，这到底是有所讲究呢，还是没有被发现？对于未发掘到簋，有专家说是历史上的盗墓所为。但如果是盗墓所为，那么又何解其只盗簋而不盗鼎呢？

但不管怎样，它们对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书认为：这批青铜器的新出土，会对耗费了数亿元项目款获得的所谓国家863计划、国家973计划中“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带来巨大无比的麻烦，另人怀疑所谓“专家们”的治学态度、手段和目的。

2、源于姬姓，出自周朝时期周成王给小儿子臻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据史籍《元和姓纂》、《路史》、《通志·氏族略》等史料记载，上古周朝时，周成王封少子臻于单邑(今河南孟津)，为甸内侯，因氏焉。其的子孙后代便以封地为氏，世代相传姓单至今。

单氏一族于周襄公、周穆公、周靖公二十余代为周卿氏。

按：此即第一个渊源所“冲击”的单氏渊源，有待进一步考证。

3、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魏书·官氏志》记载，南北朝时，北魏鲜卑族中有复姓可单氏、阿单氏、渴单氏，入中原后一并改为汉姓单字“单”为氏。

二、得姓始祖：

单公、姬臻。

姬臻。周成王少子，很得周成王宠信，但由于长幼有序，故其兄钊被立为太子，为加强王权统治，封臻为卿，赏赐单邑，为畿内侯，即京城附近之侯国，用以拱卫京师。其后有以国为氏者，一说其裔单襄公之后方有单姓，因襄公为春秋时人，年代较远，似难令人信服，但因姬臻首封于单，故后世单姓大多尊其为单姓得姓始祖。

三、各支始祖：

单 安：宋元之际自湖州暗无天日安县迁山阴梅山之单港。

资料有待补充。

四、迁徙分布：

单氏人口总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但在宋版《百家姓》中排位为第一百八十二位。

在古代，单氏的望族大多出自于河南。

浙江省永康单氏之源，据《永康姓氏志·单氏》和方山脚《单氏宗谱》记载，唐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有工部尚书单琰发族于云南，至五世祖文林郎单宗化，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进士，任金华正堂(县令)，任满，约于宋政和年间卜居永康丛桂坊。至十七世祖单辅靖任建康学录，不久转任判官，生单昂、单昱、单昴。单昴由明经任宁安通判，居何州。单昂任婺州医官，单昱则于元末卜居永康城北三十里的方山南麓，为方山单氏之祖。

单昂之后，廿八世祖单育又因大水为患，卜居城南长水，为水碓头单氏之祖。永康单氏祖居地丛桂坊，属古丽镇。在“县西北四十步”，始祖为单宗化，约在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7年)与子单昴卜居永康县城丛桂坊。

永康单氏聚居地方山脚，属清溪镇，始祖为单昱，约于元至正末年(公元1365～1368年)从县城丛桂坊迁居方山之阳(方山脚)。永康上水碓属古丽镇，始祖为单昴后裔单育，约在清雍正末年(公元1731～1735年)从县城丛桂坊迁至。

五、郡望堂号：

1郡望：

河南郡：汉高宗二年(公元前205年)改秦朝的三川郡为河南郡，其时辖地在今河南黄河南部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北部原阳县一带地区，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

南安郡：南朝梁天监(公元502～519年)中置郡，治所在今甘肃省西部各县，为全省三郡之一，辖兴、泉、漳三地。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郡为县。

2堂号：

南阳堂：以望立堂。

南安堂：源出自周成王之三子，曰名孝镛氏字单，封单叔为南安郡王，“南安郡”取南疆长治久安之意，单叔之后以字号赐封地为姓，后代遂成为单氏。

仁孝堂：资料有待补充。

孝友堂：资料有待补充。

燕诒堂：资料有待补充。

据清朝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木版《岭南单氏十修族谱》记载：“吾族始祖通真公籍东鲁，生大唐会昌五年。越咸通。甫二十余岁，登泰山，遇异人得修炼之术，思其祖道开公，修真罗浮化身石室，慨然欲从之，因南游结庐其间，观道开公香火祠像，恋恋不忍归去，遂于增之石滩里而居之，东面罗浮望峰头而仰止，取号罗峰。”

由此可见岭南单氏始祖单通真，号罗峰，原籍山东，生于大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朝咸通（公元864年）,20岁时，登泰山遇异人。教会修炼之术，且知道他的远祖单道开（晋朝人），在广东省罗浮山修炼得道高深，便从山东来广东寻找，谁知单道开已羽化石室。他就在单道开的香火祠附近搭起草庐居住，不愿回老家，后来在广东增城石滩岗贝村安居，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增江河，东面可以仰望到罗浮山山脉，自己取号为罗峰，终年九十三岁（公元938年）。　自此，单氏后人历经八代传承，才开枝散叶，先由石滩岗贝村、元洲村、塘面村、高门村、土江村、石头单屋村、岳埔浦芦氹、仙村沙头村、新塘东洲村。三十代人后，繁衍至“番禺、宝安、龙门、从化、惠州博罗、连州、海丰、粤西、俱宗石滩”。　岭南单氏在宋、元、明、清时期曾有过参知政事、进士、乡举等不少人才。如五世祖单永祥，字吉甫，为宋参知政事，谏议大夫。九世祖，单崔明，字德新。宋赐进士，朝请大夫，知惠州府兼理军事。单有明，宋进士。单兴诗，清道光乙未进士钦点户部主事。乡举有十七人，翰林1人，其余官职不枚胜举。

湖南平江单启公迁平祭祖文

维公元2009年已丑岁仲秋月上浣之五日，主祭36代裔孙单光根，率合族代表，谨以鲜果时馐香褚（木字旁）清酌不腆之仪，致祭于

南安堂上一脉先祖考之神主位前而祝曰：

迁平始祖，单氏启公，迹发东鲁，宦游岳州，时在宋初，落籍平江，德配杨氏，子俱大夫，枸庐治西，安息回龙，时越千载，世代荣昌，公恩浩大，历代景仰。

夫创业者道艰，继之者任重，八千裔孙，敬业爱岗，承前启后，矢志图强，继我祖德，爱我宗族，贤哲之士，层出不穷，皇封孝子，开单氏孝义之先河；教授博导，领现代科技之先锋；著书立论，扬中华文明于举世；新村建设，居广厦而乐小康。心舆抗日，勋劳卓著，主席嘉奖授章；厚康传奇老有作为，总理寄语表扬。

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神州大地正展翅飞翔。和谐之时潮兴起，科技之运用日新。子孙守制，光宗耀祖。国重民本，政从民意，作田补钱，读书免费，民享医保，贫弱得济。安居乐业，扬眉吐气。

岁值已丑，祠堂重光，群贤云集，谨怀忠贞继世，孝义传家之诚，敬祈吾公，佑我子孙，万代兴隆，族裔不才谨以俎豆馨香，慰我先灵，聊表心意。伏惟尚食（乡字旁),祖德永昌。

单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八十三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五。

寻根溯源

单姓来源有四：

1、出自姬姓。据《元和姓纂》、《路史》及《千家姓》所载，周成王封少子臻于单邑（故城在今河南孟津东南），为畿内侯，世为周卿士，单襄公之后有单氏。2、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周室卿大夫，成王封蔑于单邑，其后以邑为氏。3、上郡单氏出自氐人。据《通鉴》所载，晋怀帝永嘉二年，氐酋单征降刘渊。4、清满洲八旗姓都善氏，敖拉氏后均改为单氏；达翰尔族敖沃勒、索多尔、克力彻尔等氏，汉姓为单；今蒙古、彝、满、保安、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姬臻。周成王少子，很得周成王宠信，但由于长幼有序，故其兄钊被立为太子，为加强王权统治，封臻为卿，赏赐单邑，为畿内侯，即京城附近之侯国，用以拱卫京师。其后有以国为氏者，一说其裔单襄公之后方有单姓，因襄公为春秋时人，年代较远，似难令人信服，

但因姬臻首封于单，故后世单姓大多尊其为单姓得姓始祖。

所谓家集，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汇辑了家族历代成员著述的特殊文学总集。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家族便成为一个基础且核心的单位，家族文学也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起到重要的联结作用，将文人个体与社团、流派等沟通起来。《四库全书总目》中仅著录了37种家集，而据《清代家集叙录》最新统计，唐五代及以前有家集16种，宋元时期46种，明代193种，清代则多达1244种（见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前言》），足见有清一代家族文学之盛。

家集所收录的作品可能容括家族数十代，也可能仅有两三代。家集的编纂者多是家族后辈或与其关系密切者，他们对家族历代作品加以采摘选录，为家族内部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合乎礼法的家族一员——提供发声的舞台，一族的诗文词曲在家集中遥相唱和、交融共鸣。一个家族若是有较为丰富的文学著述并且有能力将之汇辑刊行，那它多半是有“诗书传家”的文学传统，而许多为世人所熟知的清代文学世家，如江苏叶氏、沈氏，还有以科名闻世的

番禺商

氏等，都辑有自己的家集。在今天看来，这些家集和私家园林、藏书楼等一样，已经成为文学世家的重要文化符号，具有深远的文学、文化意义。家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它的生成、形态、特点与价值，更是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清代家集虽是收录一家艺文，但它的编纂并不像流水线生产那样总依照一个模板，单纯按时序选录家族历代的诗文佳作，而是有各种不同形式。

科名累世的家族，会将其先辈的制艺、朱卷等搜辑成集以彰显荣耀，还可“用诏后人”，起到示范、教育的功用，相当于传授应试技巧，如高密单氏的《高密单氏世业》、番禺商氏的《商衍瀛商衍鎏同怀兄弟会试墨卷》、钱塘吴氏的《吴氏朱卷汇存》等；有的家族整理家集不限于采选诗文，而是将一族的文学及学术成果辑为丛书，内容丰赡，更能体现家族积淀，如江都汪氏的《江都汪氏丛书》、临海洪氏的《传经堂丛书》等；有的则在家集中专收某一特定文体，这种集中性地创作与搜集，突出了家族的诗文创作理念，典型者如阳湖董氏的《栘华馆骈体文》等；至于那些族中闺秀多有才艺的，便纂成专门的女性家集，在清代也形成了一时风气，如泰州仲氏的《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阳湖张氏的《阳湖张氏四女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家集形态，令家族文学传承的可能变得多样。

与编纂形式不同相应，给家集命名也并不总是一个套路。据上引文献可见，家集的名字中一般包含姓氏、籍贯、书斋名、编纂特色等诸多要素。其中，姓氏是家集命名的一个关键，以“姓氏+家集”或“姓氏+文体”等形式来命名家集，也比较能直接体现家集的内涵，如《二王家集》《郝氏遗书》《庄氏诗存》等。在此之外，籍贯可以体现一族的世代渊源，并与同姓的其他家族作区分，故往往缀于姓氏之前，如《金陵陈氏家集》《毗陵伍氏合集》等；书斋名、园林名则将几世代的人置于家族内的某一特定空间，赋予它特殊意义，不同时空的人于此相逢，更显风雅传家的特点；至于“遗芳”“花萼”“世馨”等关键词用于命名，则更是直接体现了对家族文学传衍的自豪与希冀……家集的命名跟人的起名一样，一是要有美好的寓意，二是要能彰显独特之处，家集的面貌与家族文学的特色，在这些名字中得以体现。

家集的文献材料虽是采于家族历代成员，但要纂成一集，自然要有一人或几人来谋定体例。因此，家集虽然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结晶，但同时也是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整理者在选材、定例、命名时都会有自己的考虑，目的不同，其所呈现的家集面貌也就不会是千人一面。可以说，正是在家族整体与整理者个人的双重影响下，清代家集才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

二

除形态丰富外，清代家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对于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是清代家集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据统计，《清代家集叙录》所收录的1244种家集遍及直隶、山东、江苏等19省，其中江苏家集最多，

有406种，约占33%；浙江次之，有316种，约占25%。江浙两省仅占省数的10%，但其地区的家集数量已超全国的半数，可见分布的不均。

在同一区域内，“声气相求”，家族之间或仿效、或竞争，很容易就形成了某种风气，这或许还能反映出家集的编纂与清代文学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有密切关联，可以明显看出，在文风盛行的江南地区，家集的数量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其二是清代家集序跋中的乡邦观念。如何才能在家集中体现出家族的特色、家学的形成与衍变？一方面要通过编次、分类与选目，另一方面则需依靠家集前后的序跋。除了家族内部成员在序跋中交代整理家集的意图、家集的编纂特色以及追述家族的生活状态外，家集的整理者往往还会积极邀请一乡先正与四方名公，来为自己的家集题序作跋，题写者有时会在序跋中将一族的文学成就拓展至一乡的文学传统。

如桐乡毕氏的《桐乡毕氏遗著》中有无锡顾鸣凤的跋：

嘉兴一郡，于浙西故号明区。国初以来，一时如陆清献、张杨园、朱竹垞诸伟人，莫不笃生斯土。名臣硕学，彪炳东南，洵乎山川钟毓、地灵而人杰欤？

在顾氏的叙述中，毕氏家族之所以名世，得源于乡郡之风气。嘉兴一地，纵向来看，有先贤伟人，远绍于前；横向来看，有名臣硕学，唱和宴游。这并非个例，相似者还有如桐城马氏，“岂惟一家之美？实足征一邑文学之盛”（朱为弼序，见《桐城马氏诗钞》）；毗陵周氏，“毗陵山水清淑，历古魁硕项背相望，渊云萃于闾巷，顾陆耀于简编，几于户贮琳琅，市陈铅椠。艺林朱绂，卓有传人；芬苑青葙，衍为家学”（田步蟾序，见《毗陵周氏家集》）；会稽陶氏，“吾越固多风雅之士”（姚大源序，见《天伦乐事》）等等。通过追溯地域文学传统，进而延展至家族内部文学传衍，可以说是家集序跋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叙述策略。通过这种叙述，家族文学的传衍这一“小传统”与地域文学发展的“大传统”呈现出交集的态势。

其三是地方风气或地域流派对家集文本产生的影响。家集并非“仅一个家族可见的朋友圈”，家族与地方风气、地域流派有频繁的互动，桐城、武阳

（武进、阳湖）为其中代表。清代桐城一县先后有18种家集编刊，武阳则有25种。从桐城和武阳的家集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域流派

（如桐城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的家族之间相互仿效、唱和、题跋，形成超越姻亲谱系的地缘与血缘、学缘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家族文学的创作与传承。

由此，地方诗文总集与家集产生了重要联系，家集或许影响到地方集的编纂，并与之共同参与建构地域文学的风貌，咸丰年间刊刻的《桐旧集》最能体现此点。《桐旧集》所收录的是桐城一乡的诗作，根据姓氏列卷辑录，一地之内，跨越家族，共录桐城84姓作者诗作，与该地18种家集相辉映，如《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抄》与《桐城姚氏诗抄》等，二者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展现了桐城诗学的全景。

家集的地域特点不只反映在与地方集的相互影响中。有些地域流派内部的批点与过录，会保留在家集中，如《武进张氏家集》所收张惠言《茗柯文》中，多处录有恽敬的朱笔批语、圈点；同派人的作品也可能被纳入到家集之中，如张氏家族另一部家集《宛邻书屋丛书》收录《词选》一书，辑有恽敬、李兆洛、丁履恒、黄景仁等人之作。将这些家族外部成员的作品纳入家集的举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得家集的实际范畴也有所扩展。这些文学流派中的交流行为，也影响到家族内部的学习与仿效。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方式，在清代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编纂和地方性诗话的叙写”（见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从清代家集的文学研究价值中，似可看到书写地域文学传统的另一种可能：家学传衍与地域流派乃至地域文学发展的交融递嬗。

三

单就数据来看，家集在清代获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但它也难逃书厄，尤其是战乱，对其造成了严重损失。“庚申之变，粤匪东下，大江南北，几无一块干净土”（周镜序，见《瘦红吟草》），这种情形下，最可能发生的便是生平著述尽皆散失。故而在文学研究价值外，家集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的“战争与和平”，还可以揭示在此背景之下家族成员如何推进文学的传承。

家集中所描绘的家族生活图景，常常会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谐。那些图景或如“青灯伴子”，追忆幼年受教，文字清简，却深情款款，体现出书香世家对于教育子女的重视：“先君子十五志学，昼课不足，继之以夜，一灯盈盈，惟姑母手针黹以伴焉”（仲振奎序，见《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或如“闺中唱和”，清代闺秀与丈夫的文艺生活、闺房乐趣，跃然纸上：“闺阁中唱遂歌咏，叠相师友，不减梁孟”（姚棻序，见《清香阁诗钞》）；

又或如“儿侄夜读”“兄弟酬唱”“卷轴自娱”等，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藉以一窥家族成员的生活，还细致地表现了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流活动。

这些与家庭群体、家族生活相关的回忆，就像是泛黄的老旧照片，平时静静躺在家集的角落，不被人在意。但当人们偶尔想起，指尖滑过文字，思绪便随之一起进入家族文学的世界，内心也会感到一股暖意，那是对温暖家庭的向往，也是对家族文学一脉相承的感动。家集可以如此生动地向世人展现书香世家内部的文学互动及世代传承，这些故事倘若由正史等史料讲述，恐怕便少了许多趣味。

然而，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许多家族更面临着山雨欲来的危机，阳湖张氏便是其中代表。阳湖张氏有五种家集，除前文所涉外，《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二种均集中收录了张门才女的创作，但是它们却留存了两个不同时期下的社会与家族情景。前者纂成时，时局尚且稳定，张氏一家也未遇多少险阻；而后者辑成时，张惠言、张琦相继过世，家族成员除需考虑生计问题外，还几番流徙，先后寄寓山东馆陶、湖北武昌等地。即使在艰难之中，张家仍旧承续原有的文学创作传统：“于是一庭之内，既损米盐井臼之劳，又无膏粱文绣之好，遂日以读书为事，相与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食物，凡读书、作诗文书画、治女工，皆有定程。”（张曜孙序，见《棣华馆诗课》）寥寥数语间，张氏家族平日读书、唱和等风雅诸事跃于纸上。可惜的是，当时太平军已攻至湖南，不久武昌便被太平军攻占，棣华馆中的读书与写作，也就成为暴风雨前难得的平静。可以说，《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见证了清帝国的日渐衰败。

徐雁平就其已查阅的1006种清代家集进行了年代统计，单就刻本而言，顺康雍年间

（92年）有33种，乾嘉年间

（85年）95种，道光至同治三朝

（54年）160种，光绪朝

（34年）173种，宣统朝

（3年）9种，民国

（38年）55种。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之乱，对当时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人们可由保存在家集中的文字，如《棣华馆诗课》等，管窥书香之家的起落变化，还能够通过这一时期的家集序跋，了解到家集的损毁，以及家族成员于乱世间颠沛流离、安身立命的境况。

然而，就目前可得见的家集刻本而言，却以道光至光绪年间数量为丰，尤以光绪朝为最，这并非说明战乱促进了家集的繁荣，而是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后人们对家族文学传衍的断裂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悼遗书之灰烬，惧先业之颠坠”（俞樾序，见《邱氏家集》），“诚恐嗣后鲜知珍重，更叹靡沉”（金际泰序，见《志远堂金氏家集诗略》），因此大家纷纷搜集残稿、整理家集，以盼能保存旧籍、继往开来，将书香风雅传承下去。想来也无人料及，战乱所带来的“未雨绸缪”，竟推促了家集的涌现。

因此，清代家集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停留在文献层面，家族之内的文学交流、与外的唱和交游、女性的生活状态、幼童的读书受教与社会的平静、动荡等，如此种种，深入到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领域，为我们了解、研究清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

清代家集数量较前代迅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时代风气、争先标榜家族成就等等。它或许还和当时家谱修纂的盛行有关。家谱与家集，可以看作是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堂”与“室”：同样能体现一族文学之传衍，家谱重在梳理世系、述清源流，部分附录家族艺文；而家集序中虽也涉及姓氏渊源等，但侧重点在于家族的文学创作，其不仅能反映出家族的世代谱系与文学成就，还可向世人展现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游网络。因此，借家族世系与家谱艺文来研究一族的文学传衍，可以“登堂”；而细读家集诗文、词赋，则能“入室”。

《清代家集叙录》所收的1244种清代家集，是历经数次兵燹后的残余，那么有清一代的家集究竟有多少种，实在难以估计。《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先后影印出版清代家集362种，已占可考清代家集总数的29%，但对于整个清代时期的家集著述而言，恐怕也仅仅是“沧海一粟”。然而，也只有通过现存的这些家集，才能了解家族文学的传衍概貌，因此对于当下而言，研究家集的生成、内涵、价值、流传等各方面，才能更好、更清晰地揭示出清代家族的整体面貌与文学传承。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

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

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长相思》）

益阳大泉周氏：

“贵文祖志一，

永兴万代天，

仁学宏宗益，

世守绍前贤，

继述声名显，

由来达孝全，

振起三以让，

令德庆悠绵。”

广东普邑周氏的字辈谱是：

“开基宏远猷，

笃庆光前悠，

孝友承先德，

萃宗衍范畴，

合家宜睦顺，

守理重经修，

奕世永绳武，

千秋恒作裘。”

广东潮阳泗水周氏字辈谱是：

“多士敬宏毓，

资衍芳绪，

勤修昭厚德，

翊赞耀明良，

攸子崇伯钦，

淑宪绍懿徽，

植本宗永健，

嗣典运开祥。”

琼州周族辈序：

缵

绪

成

德

经

世

安

邦

家

修

朝

献

万

奕

其

昌

广东潮阳泗水周族派语辈序：

多士敬宏毓

英资衍芳绪

勤修昭厚德

翊赞耀明良

攸子崇伯钦

淑宪绍懿徽

植本宗永健

嗣典运开祥

粤东普邑周族派语辈序

：

开基宏远猷

庆光前悠

孝友承先德

萃宗衍范畴

合家宜睦顺

守理重经修

奕世永绳武

千秋恒作裘

湖南益阳大泉周族派语辈序

贵

文

祖

志

一

永

兴

万

代

天

仁

学

宏

宗

益

世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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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德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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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益阳汾湖州周族派语辈序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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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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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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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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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必

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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