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文传记一般格式

1，传记，单称"传"，属广义散文里的一种文体，是记载人物事迹的文章。

2，传记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记述历史事迹为主，有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等；另一类属于文学范围，多用形象化方法，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及其历史背景，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文学描写。

3，传记的类别多种多样，主要有：

自传——本人叙述自己生平事迹的文字。

内传——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经学家把专门解释经义的书叫内传；另一种是指记载传主的遗闻逸事为主的传记小说，如《隋书·经籍志二》中有《汉武内传》等。

外传——与内传相对而言，也有两种，一种是古代附经作传，广引事例，但不完全以解释经义为主的书；另一种是指凡人物为正史（以君主传为纲的纪传体史书）所不记载，或正史虽有记载而另外作传，记其遗闻逸事的传记文章。如《赵飞燕外传》、《高力士外传》等。

别传——除正式的传记外，文人自己所作的别人传记，或另外传述某人的某些事迹，一般称为别传。

列传——司马迁的《史记》中，用来记述一般人臣和百姓事迹的传记文章。

家传——叙述先人事迹以传示后人的文章，或为同宗人所写，或别人受其后人所托而作。

小传——略记某人事迹的文章，如唐代李商隐写了《李贺小传》（见《李义山集》）；还有在诗文总集的前后或附于篇首姓名之下，略述作者籍贯、履历的文字。

正传——是为塑造的典型人物作传的小说，如鲁迅的《阿Q正传》。"正传"这一名目本是从"闲话休题，言归正传"的套话中借用来的。

2 欧阳修的评传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

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天圣进士。

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

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

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

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

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3 古文中“传”这种文体的基本特点

传记 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形式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据各种书面的、口述的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描写与说明而成传记和历史关系密切，某些写作年代久远的传记常被人们当史料看待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传记作者在记述传主事迹过程中，可能会渗透自己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断，但和小说不同，传记一般不虚构，纪实性是传记的基本要求 人物传记的种类，包括一般的传记、自传、评传、人物小传、人物特写、回忆录、年谱、小说化的传记，等等 传记的基本特性： “实用类文本”中的人物传记，是遵循真实性原则，用形象化的方法记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背景的一种叙事性文体其文体特点是真实性和文学性其中，真实性是传记的第一特征，因为传记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实姓、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但传记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历史记录，它又具有文学性它是写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它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倾注了爱憎的情感；它需要用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以达到传神的目的从叙述人称看，传记可分“自传”和“他传”：前者是作者自己撰写的，后者是他人撰写的从表达方式看，一般的传记以记叙为主，还有的传记，一面记述人物的经历，一面加以评论，记叙与评论各半，这种传记则被称为“评传”从创作方法看，有的传记以记叙翔实的史实为主，用语比较平实，称为“历史性传记”；有的传记多 用形象化手法，描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活动的历史背景等，以史实为依据，但又不排斥某些联想性的文学描写，称为“传记文学”。

4 古文中传是什么文体

传是一种用来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体裁。

一般由别人代为记叙，也有自述生平的，称为“自传”。传记这一体裁在我国产生很早。

两千多年前，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不仅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的名著。它叙事翔实清楚，刻划人物形神兼备，语言生动，堪称世界上最壮丽的传记文学之一。

世界范围里出现过著名的传记作品，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写出著名的《名人传》，分别为《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创建至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现代的传记著作分为历史性传记和文学性传记两大类。

前者记叙史实；后者用形象化的手法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不排斥作合理的艺术加工。我国历史上还有列传、别传、外传等说法。

列传一般用以记述帝王以外的人物的事迹。也有记载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的。

如《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明史》中的《四川土司列传》、《外国？日本列传》等。别传指本传（列于家谱或列于正史的传）以外的传记，或对本传的补充记载。

外传，凡是人物为正史所不记载，或正史已有记载而另为作传，其事迹与正史不同，或是记录一人遗闻轶事的，都称为外传。人物传记也是记叙文体的一种，但人物传记主要是写名人或伟人的生平、事迹。

因此，写人物传记时，要抓住其出生年月、主要事迹、人们的评论等进行叙述。有人把传记称为特定人物的艺术史。

它用文学手法对人物生平进行真实、详尽的叙述，并折射出人物的气质、性格和内心世界。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另一类不排斥文学的虚构和想象。

它的写作强调历史纪实性、庄严崇高感和艺术聚焦点。传记中的不同文体类型，如人物传记、自传、评传、小传、回忆录、长篇或中篇传记文学等，有着不同的文体特征和实用功能。

在使用中要注意区分它们之间的文体差别。人物传记（包括回忆录、长篇或中篇传记文学）：常常属于文学性传记，它的表现手法比较接近于小说，不过其基本人物和情节必须符合真实性原则。

可以运用想象手法，来恢复其失落的事件环节或细节。回忆录则是第一人称的叙述，传主一般是作者自己，也可能作者只是一个见证人。

自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常用事务文书，是干部履历文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它文字平实、简洁，比较客观地展示出传主的社会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轨迹。另一种属于自述性文学作品，比较接近于传记文学，是一种第一人称叙述的人物传记。

评传：这是一种跨类文体。是人物传记夹杂着作者评述的一种带有文学评论色彩的体裁。

它处于人物传记和文学评论之间。小传：是一种主要附着于著述之中的简短文字。

它粗线条、简要地介绍作者的社会经历、思想轨迹、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主要著述等。如老舍写于文集之前的《我的小传》一文。

5 古文中传是什么文体

传是一种用来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体裁。一般由别人代为记叙，也有自述生平的，称为“自传”。

传记这一体裁在我国产生很早。两千多年前，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不仅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的名著。它叙事翔实清楚，刻划人物形神兼备，语言生动，堪称世界上最壮丽的传记文学之一。世界范围里出现过著名的传记作品，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写出著名的《名人传》，分别为《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创建至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

现代的传记著作分为历史性传记和文学性传记两大类。前者记叙史实；后者用形象化的手法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不排斥作合理的艺术加工。

我国历史上还有列传、别传、外传等说法。列传一般用以记述帝王以外的人物的事迹。也有记载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的。如《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明史》中的《四川土司列传》、《外国？日本列传》等。别传指本传（列于家谱或列于正史的传）以外的传记，或对本传的补充记载。外传，凡是人物为正史所不记载，或正史已有记载而另为作传，其事迹与正史不同，或是记录一人遗闻轶事的，都称为外传。

人物传记也是记叙文体的一种，但人物传记主要是写名人或伟人的生平、事迹。因此，写人物传记时，要抓住其出生年月、主要事迹、人们的评论等进行叙述。有人把传记称为特定人物的艺术史。它用文学手法对人物生平进行真实、详尽的叙述，并折射出人物的气质、性格和内心世界。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另一类不排斥文学的虚构和想象。它的写作强调历史纪实性、庄严崇高感和艺术聚焦点。

传记中的不同文体类型，如人物传记、自传、评传、小传、回忆录、长篇或中篇传记文学等，有着不同的文体特征和实用功能。在使用中要注意区分它们之间的文体差别。

人物传记（包括回忆录、长篇或中篇传记文学）：常常属于文学性传记，它的表现手法比较接近于小说，不过其基本人物和情节必须符合真实性原则。可以运用想象手法，来恢复其失落的事件环节或细节。回忆录则是第一人称的叙述，传主一般是作者自己，也可能作者只是一个见证人。

自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常用事务文书，是干部履历文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文字平实、简洁，比较客观地展示出传主的社会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轨迹。另一种属于自述性文学作品，比较接近于传记文学，是一种第一人称叙述的人物传记。

评传：这是一种跨类文体。是人物传记夹杂着作者评述的一种带有文学评论色彩的体裁。它处于人物传记和文学评论之间。

小传：是一种主要附着于著述之中的简短文字。它粗线条、简要地介绍作者的社会经历、思想轨迹、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主要著述等。如老舍写于文集之前的《我的小传》一文。

6 人物传记作文 25号之前要 评传

第一篇： 郁达夫是一位让人怀念的文人和作家。

某年，无意在电视上看见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春风沉醉的夜晚》，外景是在徽州的郡城歙县，油然而生亲切之感。郁达夫倒是真的来过徽州并留下一篇《屯溪夜泊记》。

与郁达夫同行的还有林语堂。他们因不堪那声名遐迩的徽州府郡歙县城里旅店的龌龊，趁黑赶往屯溪——郁达夫在文中称之为“小上海”的地方，如此的“美称”不知从何年何月已从人们的传说中消失。

小上海果真繁华，这一班大名鼎鼎的作家们竟然投宿无门，大小旅店都挂上客满的牌子，于是，只得求助当地的警察局，可这山沟里的“大盖帽”们并不买大作家的账。直折腾到午夜一点，也未落实住地，最后，林语堂提议租来一只大船，搬上行李，作一回“天随子陆龟蒙”的风雅来。

木船停泊新安江上，浮家泛宅，围灯夜话，船底江流有声，滔滔东去，一直流向郁达夫的老家富春江。离船一箭之地是那座明代的石拱桥。

我在徽州的日子，也常常在江边散步，站在老桥上总会想到郁达夫的那些文字。屯溪虽是文化古城，出了很多的文人，自然也少不了文人的行迹，但在我的印象中恐怕只有郁达夫的这点文字让人怀念，并由此对小城产生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如今已无法想象当年小城的模样，不过这座建于明代的青石板老桥依然葆存着往昔的一些信息吧。

桥头便是那条有名的闻说建于宋朝的“老街”。事实上，在郁达夫的笔下，对这个黄山脚下的小城似乎没什么好的印象，下面便是他的又一遭遇：“我在旧贷铺里，买了一部歙县吴殿麟的《柴石泉山房集》，语堂在那家假古董店里，买了些核船、翡翠、琥珀、以及许多碎了的磁。”

可见，那时的这条老街已是“古董贩子”们活跃的场子了，用现在话来说，这些“古董鬼”那时就开始吃旅游的饭。不过那年头，尽管是“假古董店”也尚能买到一些旧货，现在的旅游店清一色的新产品，专吃那些揣着来掏宝拣漏心态的“聪明人”。

要说屯溪人会经营的智慧那可是由来已久的，这是徽商末流的旧传统。郁达夫说，那天，屯溪下着雨，他们上岸在一家酒店里，要了一碟炒四件，一斤“杂有泥沙的绍兴酒”，被敲去了两块大洋。

于是，郁达夫愤然写道：“这小上海的商家，别的上海样子倒还没有学好，只有这一个欺生敲诈的门径，都学得来青胜于蓝了，也无怪有人告诉我说，屯溪市上，无论哪一家大商店，都有讨价还价，就连一盒火柴，一封香烟，也有生人熟面的市价不同”。郁达夫的牢骚发得可谓“入木三分”。

记得我初来屯溪，倒是特地找了一位熟悉的当地人，来老街买些木雕、砖雕之类的小什件。老徽州的古物已被后人们变卖殆尽，就连这些老房子上的零部件也成为稀罕的古董宝物了。

店家同他讲着一口屯溪土话，谈到“草皮”（钞票），也是叽哩呱啦，神秘兮兮。包好了木雕，出了店口，朋友忽然递给我一些钱，说是店家给他的“回扣”，我这才知道，这屯浦的水真是深啊！文章的末了，“青衫憔悴的才子”，“遇着红粉飘零的美女”，吟哦了一首七言绝句：“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才子佳人，总算又回到风（流）雅（好）上了。 第二篇： 居里夫人，一个感动了全世界的名字。

她朴实的身影，深深地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铭记；她激人奋进的故事，也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传颂。 居里夫人出生时，她的祖国波兰正遭受沙俄铁蹄的蹂躏。

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赋予了她良好的修养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当然也将知识精英的聪慧和坚韧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她。开明和蔼的双亲和五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尽管沙俄施行严厉的殖民统治，但身为小妹的她，还是幸福地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 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的教育方式很值得我们今人借鉴。

他们从未对孩子进行过什么“启蒙”，而是放开手脚，让他们自由玩耍，去尽情地拥抱大自然。居里夫人一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想必就是在孩提时代埋下的种子。

父亲虽然是一名颇有才华的理科教师，却从未刻意引导过孩子的兴趣，他甚至不让小玛妮雅过早地接触理科书籍，好让她在上学后能够全面地涉猎知识，从而逐渐找到志趣所向。当然，他对于孩子们的学业还是非常关心，并且要求严格的。

至于母亲，则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放弃了女校长的职务，全心全意地相夫教子。在身患重病、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她仍旧若无其事地操持家务，不遗余力地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不让年幼的他们过早地承受心理负担。

由此，我看到了家庭的意义所在，它不仅是每个人成长的天堂，更是一个塑造人的殿堂。 后来，为了给姐姐筹措学费，年少的居里夫人饱尝了世态炎凉。

十七岁那年，她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去外省当家庭教师，一当就是六年。这六年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她逐渐意识到了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复杂。

失恋的痛苦经历，更教会她该如何选择终生伴侣，如何从本质上去认识一个人，透析一个人。这六年的磨难也教会了她如何面对挫折，使她在后来的实验中败而不馁，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见到了缤纷的彩虹。

而居里夫妇的结合更是两颗高尚心灵的碰撞。这碰撞迸发出耀眼的人。

7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读后感要450字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中华文化的传播媒介丰富，尤其在书中到处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文体中涵中华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学著作，其文体大多为文言文形式，而这种形式至今仍被人们关注文言文的文章在教材中增多，而文言文也成为了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重要方面书的这一文体，包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无论是《论语》、《史记》还是《红楼梦》、《聊斋志异》都从中渗透出一股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髓诗歌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体，但中国的古诗另有一番文化的内涵无论是《诗经》、《楚辞》中的古体诗，还是《唐诗三百首》中的近体诗，都有一股浓浓的中国味道，文化也随之展现于世人眼前中国的文体多样，在书中，则能尽收眼底，从书中，使人不禁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书中艺术涵中华文化艺术是一个反映文化的重要方式，而其载体之一，就是书《天工开物》，让人感叹年味的美妙；《衣装秘语》揭开了中国装饰的奥妙也许，在这些书中，艺术是主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暗藏其中，工艺美术是中华文化，年画是中华文化，服饰也是中华文化不久前，听到一则新闻：一位上海女士，想将其设计的旗袍以及旗袍表演团队带到欧洲、美洲等地区但她没有考虑到旗袍早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唐人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穿旗袍的蓝眼睛金发女郎而这一切不仅在于海外华侨的贡献，更多的在于书的作用书的传播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进一步，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也会永藏于书中文化人传播中华文化读到文化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诗人作家从《小说老子》、《说李白》到《鲁迅评传》、《余秋雨人生哲言》都可领略一代代文化人所折射出的中华文化人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璀璨的中华文化也像这些文化人一样不断发展完善中华文化，一个底蕴深厚的名词，而从书中，我们可以不断吸取文化的养料，懂得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修养自己，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书中，我们感受中华文化，我们理解中华文化，我们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上海浦江的。

因为上海话是老松江话的基础上由于大量移民拥入发展而来的，一百多年前，上海是松江的郊区，现在反过来了，民国的时候上海话和周边的话大部分差不多的，现在大部分不一样了。

郊区由于移民很少，所以方言发展较慢，跟一百年前差不多，现在也在普化了，上海话很强势，郊区方言恐怕要失传。还有南汇是十年前划入浦东的，南汇话浦东话是不一样的，上海话市区人的人再讲，郊区话也就是本地话，每个郊区都有各自的方言，有些不能互通。

扩展资料：

上海话一般是指上海市区的方言，是上海广泛使用和认可的主流方言。松江方言是上海话的基础。上海话是在松江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城市吴语，已成为吴语地区的代表语和通用语。

宁波市和苏州市是主要的移民城市，对《声音》的影响很大。上海吴话是上海文化气质的载体，是上海学校文化的重要基础。像老房子、胡同房子、石库门和旗袍一样，上海人已经成为上海习俗的代表符号。

从广义上讲，上海话还包括了上海郊区的主要方言，而上海郊区的乡镇属于典型的江南文化。上海曾属于松江地区，上海的地方方言包括松江方言、嘉定方言、浦东方言、崇明方言、金山方言、青浦方言、奉贤方言等区域和县方言。上海话是在上海的悠久历史中形成的一种方言，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其语音、词汇和语法反映了江东的文化信息。

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促其变迁，但这总体在近代史上更为明显．

一、廿世纪初，“历史饥饿”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⑴

“历史饥饿”这一句话，在二十初叶的中国学界，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语。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本是一门发达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学问，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觞。成书在三千多年前的《尚书 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世界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中的“史”字，是执掌文书的官员，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少被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早启，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

然而成熟并非完备。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史书的编篡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把这意图说得最彻底而又作出范本的是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他强调阐明历史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一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官修史书的总纲，贯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启超愤而指斥这不是国民的历史，是“帝王家谱”。同时，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⑵

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的论断虽不失有偏激之处，但要求历史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又是中国史学最为薄弱之处。人们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的演变，国家的兴亡衰败，都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资料，要想知道当时民众的感受，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在正史中所见廖廖。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为后世保存了社会文化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农夫村妇、贩夫走卒、佣工小吏，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又从哪里一瞥他们的生活风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各类专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启超正是为了探求历史上的全部真相，发出了“历史饥饿”的呼声。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这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颇，古人留下的史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史学研究就是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已有的资料，恢复它的原来面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呼吁建立各门专史，正是为了从各个侧面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国后，巨大的空白正在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填补，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鲁、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区文化的新发现，也正在改变以往史书的定见。因此学术界的前辈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⑶，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同。

引起历史重写的，不只是文物的新发现，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视角的下移也会引起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改变了以封建统治者立场阐述历史的旧史学，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历史著述的大改观，各门专业史的出版，使“历史饥饿”得到充实。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消闲娱乐，交际应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追求和时尚 对于种种大事变、大人物，他们又有什么想法 诸多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课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清或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述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态或经济规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无名无姓的民众群体，又哪有他们的踪迹，这是史学最大的空白。有些耽于古人的记载不详，可能留下永远不解之谜。《礼记 曲礼》一句“庶人无故不食珍”，从古到今，阅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虽然事关礼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爱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遗留资料的残缺，后人不能苛求。在报纸、出版传媒事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近代，报刊杂志，出版读物，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已面向新兴的市民社会，此类记载不可谓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们的生态和意愿 所以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搜索、发掘和思考，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经典作家对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⑷马克思对深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著述的价值，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有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⑸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学不仅不能淡化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学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现。但是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会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迟了40年。这批著作的问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学著作贴近了人民，使人们看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现代社会、国民性格与既往和未来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是研究的大宗，这在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后，学科的主题愈来愈加明确。

二、廿世纪末，大众文化崛起的呼唤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持续的文化热，这是从文化反思发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各门学科，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人们从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贯串文化热。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思想解放意义更甚于学术意义。

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心理从关心意识形态向关注经济生活转化，文化热有所降温，文化人边缘化。其实这种降温只是从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视点的多元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那种凭借现代传媒技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一改传统的说教面孔，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冲击。本来，哪个时代都有大小传统、雅俗文化和主亚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即是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并不始于现代。但是大众文化真正显示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在中国学术界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数精英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这是主导大传统的精神资源，一部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学术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未必被民众所理解，甚至不能流传，到后世才被人发现，这在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视俗文化的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思想家们的智慧言论和提炼的思想命题，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是经过舍弃大量的生龙活虎的具体现象而后抽象的思维成果。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树，这灰色意味着高度凝炼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简约的程式，仅仅靠理论的演绎和表述，难以充分反映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能仰视，可望而不可及。大小传统之间的隔膜，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距离，在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是惯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化面向劳动人民，大大缩小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论是封建主义传统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虽然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多少变化，这大约是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面对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高度的评价。有的说:“崛起于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种市井文化或乡俗文化，而是一种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⑻有的认为: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⑼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⑽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史学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历史荒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从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差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开辟新的领域，给历史学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史和社会史本是近代新史学起飞的双翼，建国后双双中断，肇致史学建设的失调。它们命运相济，盛衰相连，是这两们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繁荣往往以文化论争为先导，文化史的深入有待从社会史领域内发展。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引进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得力于十九世纪末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三十年代社会史的兴旺，又导源于二十年代文化论战开其先河；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史的复兴，直接受益于文化热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说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变革中国的社会又必然从文化变革发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是常见的普遍现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相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外延可跨入哲经文史各个部门，但并非是百科全书，从各个侧面探索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心内容。因此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也是当然之义。由于无视下层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大缺失。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系统，尽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公共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这在中国又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大众文化荟萃的近代报刊，百余年来累计资料数额惊人，薄弱的研究与丰富的资源形成极大的反差。一旦打开这个宝库，会使人们眼界大开，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历史的改写。所以，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阵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在我们设计课题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我们的思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社会规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国的准则，不论哪个学派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所谓俗者“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土地所生，习也。”这是从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从《周礼》成书就强调“礼俗，以其驭民”。以礼化俗即为礼俗，这是驭民的统治方略，也是对民众生活的调适。礼作为观念形态，以高踞主导地位的优势渗进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传统对同一的大传统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古人说:“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进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是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作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由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