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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艰辛二十载胡氏寻根出“七说”
市家谱研究会副理事长、原铁西区区志办主任胡忠奎,可谓是“小云南”调查者中的集大成者。他奔走辽宁、北京、山东等各地,耗时近20载,翻遍了有关的多种史志、资料,综合各家之长,将“小云南”的出处梳理成“七说”:
“小云南”在云贵边界说
胡忠奎认为,“小云南”在明代的乌撒卫即今云南和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据了解,“小云南”应该是云贵边界一带的俚称、俗称,不是真正的地名。据鞍钢建设公司李凤昌的《李氏世谱》(清同治九年本)记载:“始祖小云南乌撒卫人也,遭红巾之变徙居长清大河迤西五里许,相土而居,以姓名庄,遂为李家庄。”另据《蓬莱县志》(1988年《蓬莱县志稿》)载:“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多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
“小云南”在山东说
在胡忠奎老人多年的调查中,“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有一些资料佐证此说。据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则这样介绍:“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载:“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说
在两下蓬莱探访“小云南”时,胡忠奎从当地县志办获悉,“蓬莱县志办领导曾就此事专访了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于教授认为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移民至蓬莱”(《辽阳县志》1994年版)。抚顺市蒋本瑛说,他的邻居杜某的《杜氏家谱》有祖坟的石碑记载:“杜氏祖先是山西洪洞县人氏,又名‘小云南’”。
关于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向外省移民之事,许多文献多有记载。明初的大规模由山西向外部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移民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大家也不愿走。传说官府就张贴告示限定某日之内,愿迁者到广济寺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需到大槐树下等候裁定,那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于大槐树下,一律捆起迁走,众人一步一回首,看着渐渐远去的广济寺里的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心中无比留恋,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了泣别家乡的标志,这些移民也就把洪洞县大槐树作为老家,写进家谱。
山西运城“小运南”说
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晋西南的运城地区,那里有条小运河,“小运之南”渐渐演变成“小云南”。沈阳侯育明先生《“小云南”之拙见》一文载:“唐宋以前,为运送粮食和木材开凿了运城(明清称安邑属解州)至永济的漕运水道(低档运河),它把汾河与黄河联结起来,成为唯一重要的交通线,当时水运繁忙,人群聚集,一度驰名辉煌省内外,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晋西南称为运河南,后泛指今运城市所辖各县广大地区。历经数代口头传诉,因乡音俚语以讹传误,将‘运’换作‘云’,故‘小云南’即‘小运南’。”
“小云南”在安徽凤阳说
另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濠州与凤阳地区。《所城刘氏家族》(刘树厚1988年手稿)记载:“胶东追祖有二说,一说是从四川移民而至;二说是从“小云南”移民而至。通过考察,“小云南”之‘云’应为‘运’。古时山西运河南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元时全国战争频繁,各地人口不均衡,采用移民方法把我们刘氏祖先移民到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濠州与凤阳地区。为了纪念刘氏自己的故乡,山西运河以南,故把新生落户的地方安徽地址称作‘小运南’,后人们讹传‘小云南’。”
山西北部“云中之南”说
有的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山西北部大同一带,因为古地名有云中、云州、云岗和云阳的名称,都带“云”字,统称云南,为区别云南省,称这一地区为“小云南”。这一观点来源于1936年出版的《牟平县志》:“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即以云称。战国赵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北周置云中县,隋置云内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省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人必有以云南称者。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于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耕种,为买山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
“小云南”在云南省祥云说
也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祥云县。大连《甘井子区志》(1995年版)载:“康熙时期,迁入境内的汉族人口中大多数来自登州府,尤以蓬莱、文登、莱阳、福山等县为多,其中一部分如住周水子街道王家桥从福山迁来的王姓其祖籍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原云南县)俗称‘小云南’”。铁道部十九工程局王跃《“小云南”与“大槐树”》载:“祥云县位于大理州东部,汉武帝无封二年设云南县,县治在东30里的云南驿镇云南驿村,在这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又先后设立了云南州、云南郡等地方政权,直到1929年才由民国时的云南县改称祥云县,因此,史学者总称祥云县为‘古云南’,而民间则称这一带为‘小云南’”。
马氏观点:山西大同、云南大理祥云史证充分
鞍山还有一位古稀老人———马文清,十几载痴心不改,多次到北京、南京及山西等地,寻访调查“小云南”这一未解之谜。他认为,“小云南”可能在山西大同,抑或在云南大理祥云一带,跟胡忠奎老人梳理出的后“两说”观点类似。
1984年,马文清不止一次听老邻居提起,自己的老家在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可具体在哪儿,却没一个能说清楚。1986年,调入民委工作后,工作之余,他开始潜心对得到的各种“小云南”线索逐条分析,有的干脆还进行实地考察。十几年间,老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村镇。根据史料佐证,他的“小云南”山西大同、云南祥云两说,内容渐渐丰满起来。
山西大同古称“小云南”
不久前,马文清获悉这样一条信息:公元前325年,雁北盆地中心始设云中郡(今大同)建制,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云中郡成为边陲要地。后来不同朝代对这里的郡或州或府或路均简称为“云”。云中、云州、云岗、云阳、云泉之南地区当地人俗称“云南”,防止与“大云南”重名,故在云南前加一“小”字,称“小云南”。
今年9月16日,马文清出席银川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归来,专程前往大同市考察。接待单位请来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马升、谷玉泉及文史界李大钧等5位先生召开座谈会。据他们介绍:“小云南”在当地山区农村仍有流传。当大家驱车前往市区南郊,瞻仰元代24座古墓时,管理墓园的老者说:“我们这儿就叫‘小云南’,但那是老老年的事了。”
多年寻访中,马文清还了解到,山东莱西县后村《王氏族谱》记载着:“王氏于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小云南’雀头村迁莱阳亭儿山。至万历年间(1571-1620)迁埠后村落户定居。”登州府蓬莱县龙山店镇井家湾《周氏家谱》记有:“原始祖先也是由陕岐而山西‘小云南’移来,在蓬莱城大土地庙之左安家落户。经六世分系,老祖又到龙山山麓安家。”
云南大理祥云史称“小云南”
虽然“小云南”的山西大同说,一度使马文清老人备感惊喜,但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纳为信教授协助提供的《云南省云南县志》又让老人增加了疑惑。该县志记载着:“云南者小云南也。曷小乎尔?云南置郡昆池之阳,大府所治行省旌麾驻焉。(盖)云南乃在苍河间为大理,不隶于大府而为云南得名所治。区别之曰小云南尔。”另据该志卷三“建制沿革”载:“汉置云南县,梁荒废。南诏国、大理国为品甸坦。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以元中书宰相行省云南驻大理时‘初置郡县’。在此置云南县。至元十三年开设云南行省治昆明之后,祥云县便有‘小云南’之称谓”。“小云南”在云南祥云东云南驿镇云南驿村。马老还搜集到这样一个佐证:2001年12月26日,云南昆明《春城晚报》“大观”栏目编发“六城古地———‘小云南’的考证作品,祥云县农村自由撰稿人胡子龙先生在文中记述,云南古城位于祥城东15余公里的今云南驿镇云南驿村。经考该城筑于唐天宝年间。唐代樊绰撰《蛮书》载:“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历经元代动乱洗礼,到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除把大理总管段氏和蒙古贵族迁往北方省份安置外,又移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族从内地移居云南。”“明中叶以后,汉族开始成为云南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这种线索侧面证明,云南的人口鼎盛为居民外迁提供了可能。
元末明初,连年混战,给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史》载,战后“淮北鞠为茂草”。战争使运河从南到北的人民惨遭涂炭,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成为无人区域。大批来自“小云南”的兵士及民工被迫迁居于此。
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山东一带地区的人丁兴旺起来。据考: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曾由登州向辽东半岛移民。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载:“其应招之垦民,官给地亩,牛给口粮,而招揽民户者,则励以官爵。”还规定:“招百名垦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判,武授千总;招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招民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之民每月口粮一斗,地一饷,种子五升,每百名垦者给牛二十头。”由于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农垦政策,鼓励汉人来此开垦荒地,使直、鲁大批移属迁入辽东半岛。康熙七年(1668年),废除其《开垦条例》移民暂停。康熙二十八年(1760年)周人骥请禁各省流窝人民入川,高宗(乾隆)不准,并谓“承平日久,生齿繁多,在籍难以维持生计之人口,移民别地乃情理之常。”又谓:“古北口外,内地人民前往耕种者达数十万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高宗谓,“热河之地,数十年来,见该处户口日增,民生富庶,且农耕藩殖,市肆殷阗”。乾隆五十七年(1796年),放宽了贫民出关禁令。嘉庆、道光年间,又颁布了特别许可令,移民逐渐起动,上述史证表明,清定鼎后的200年间,关内各省向东北移民,无论是有组织或逃荒,下关东谋求生路,始终未能停止。乘船渡海、推车挑担步行出关的“先民之路”。古时水路东起庄河的青堆子、皮口、旅顺的都良镇、复州城的北海和海城牛庄的**庙等码头上岸,分流东北各地。
20世纪80年代,《东北地方史稿》(1987年四期)、《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三期)、《东北民族是史略》对辽宁省一部分汉族先民祖籍“小云南”,进行过多次讨论,尤其《本溪文史资料选辑》刊发“本溪县的小云南人”之后,《满族研究》于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夏树藩先生的“试论历史上的‘小云南’与‘小云南’人”。综合史家观点是,“三藩之乱”被评定后,其残部由云南拨发山西;二是吴三桂余部直遣山东聚居。他们为了纪念自己是云南人,后将山西(或山东)居住地称为“小云南”。两说涉及的历史事件便是“三藩之乱”后移民迁徙史的记述。据史载“”三藩之乱”事发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因清政府发出撤藩旨令,激怒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中国通史》图文版说:“平叛后,康熙先后撤去了三藩建制,就地就近安排藩属”。余部谪遣戍边。
东北史家在研讨清代移民时认为,发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以吴世�于昆明自杀为界定的移民迁徙,是历史上更具代表性的发遣戍边。据《沈阳回族》载:康熙帝将三藩余部发遣至东北各地充当台丁、站丁或官庄壮丁。他们开荒垦地发展农业生产、负担守卫、传递情报和运输货物任务。吉林境内的宁古塔、吉林乌拉、三姓、伯都纳等地方,为流人(罪犯)、发遣者落脚和安插之地,还有被破例“恩赐”到吉林占荒开垦者。他们或者被编入官庄充当壮丁,或发送船厂充当造船匠役,有的调水师营充当水手。时被发至38个驿站充站丁者850名,27个柳条边台的台丁约4050人,以及从事驰送文报、查边立栅修壕差者若干人。据东北民族源流研究会副理事长、原吉林省考古队分队长、考古副研究员李松岩先生介绍说,守卫我国南方云南地区反清部将兵丁约有近10万人。除按朝诏旨就地安置部分藩属外,大部分发遣戍边、屯垦开荒于东北。其中大批余部遣赴黑龙江,安置在渔村(今哈尔滨)至齐齐哈尔间一带,落籍垦荒,守卫东北边疆者数目不小。以泰康(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集中安置点,建戍边垦植站多处,他们称自己为“站人”。人数较多的戍边站为嫩江东部垦区的多耐站,人数达5000人左右,其中信仰佛教的汉族站人来到北国与当地满族通婚,世代传宗,后将萨满教融入自己信仰之中。但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然承认自己祖先是吴三桂部下,从云南移来黑龙江。“康熙十五年从直鲁等省有40余户回回被强制迁往黑龙江省地区,在齐齐哈尔等地随军当差,承种旗地”。据吉林《唐氏族谱》引清廷《书札》诏曰:“兵部为钦奉上谕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事,马永荫差来赉奏,段应龙发往起程之时,预先奏闻:‘应给札赏,赉交兵部,钦此’查,据马承先供内既称,段应龙原系伪游击,相应授以游击,札付户部取缎二匹,赏给可也,等因。马承荫、马承先曾随父马雄附乱吴三桂,朝廷平叛后率军归顺,被宽大处理。段、唐、于、张四姓回族兵士,遂由川、滇一带随军发往吉林省九台县蜂蜜营扎根,随旗当差,种官地,听从国家调用。上述史例说明,吴三桂余部发谴戍边东北各地。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承认自己的先人是从“小云南”过来的。从移民迁徙角度考证,吴三桂部卒移入东三省者不在少数,仅《奉天通志》所载,即有“八百八十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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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像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 魏了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 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 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但也可能是该家族在宋朝最后一位获取朝廷功名的人。据周氏家谱记载,“端平年间(1234年),忽坐诬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为辉煌兴盛的紫阳周氏一门就此没落,让人嘘唏不已。
从与周昉交往这些人的年龄结构,和其曾祖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以及他回家乡马头桥三峒陇石洞桥后朋友作诗赋题碑刻显示的年份来看,笔者认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间。
而桂庄书院也因周昉的过世而慢慢没落,不过,到明代时仍有紫阳书院在,但应该是迁移到别处去了。所幸书院去而文气留,马头桥人,紫阳人,武冈人,邵阳人,由此民智初开,民风始变。武冈,原为“黔巫东鄙,蛮獠杂扰”之地。紫阳乡,浙江诸暨有宋《武冈县令杨公墓志》,其中有云,“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谕,又不可以武胁”,可见当时紫阳乡民众之愚昧落后。而到南宋末,武冈的风气才开始改变,文天祥说:“虽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学。”而石洞书院桂庄书院,可谓居功至伟。之后,马头桥一带尚学之风日盛,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即便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学,而这也是马头桥一带至今仍人才辈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书院已杳然远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武冈紫阳周氏一门,即“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等,其影响力之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宋朝。其才华和智慧,光耀紫阳,亦光耀武冈,光耀邵州。乡人后世,以其为荣耀,也以其为榜样。昔有匡衡,凿壁偷光,又有车胤、孙康之囊萤映雪,而至北宋,则有邵州紫阳之周仪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读。期待新宁桂庄书院的文化遗产,及“宋三周”求学苦读的精神,激励后人,也期待新宁力兴文教,振兴书院学校,如张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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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姓族谱的谱序1)非其本姓所写的谱序。明初就一批著名文学家为江西吉水周氏家谱写序。如:解缙的《吉水桑园周氏族谱序》、杨荣的《周氏族谱序》 (此谱为明初翰林院编修周叙重修)、金幼孜的《周氏族谱序》 (此谱为明初大理寺少卿周彦奇、国子监博士周歧凤重修)。清朝中叶,钱大昕撰的《周氏族谱序》,它介绍了明代上海周氏与清代嘉定周氏的源流。该序说:“周氏之先,自上海之周浦迁居嘉定,百余年来,本支蕃衍。”这段话,对于后人考察上海周氏与嘉定周氏,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序赞扬了上海嘉定周姓族谱:“今观周氏之谱,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缺其所当缺,洵(xun,实在)可以为后嗣法。”2)周姓人士写的谱序。明初周是修写《周氏小谱序》。还提出了一个修谱原则。清代康熙十七年(1678)刊行的浙江《山阴前梅周氏宗谱》卷一转载的明代正德元年 (1506)周用文撰的《涂山公谱自序》家谱和族谱周姓人十分重视家谱和族谱,有修撰家谱的传统。周朝建立后,专门设立了负责宗室世系、以及宗族事务管理的官员“小史”,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官修谱制度。后来传世的《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便是当时修撰的周先王的传衍情况,明显带有后来家谱的性质,因此被公认为是现存我国第一部姓氏学专著,可以看作是周姓人最早的家谱。周姓人真正的家谱的出现应是在魏晋以后。魏晋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区分士庶,当时人对于谱牒十分重视,一时间,谱牒学提高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人们重视谱牒,纷纷撰写家谱。东晋时期,著名谱牒学家贾弼之编撰了《十八州百一十六郡谱》712卷,其中就包括了当时著名的汝南安成周氏谱、庐江舒城周氏谱以及义兴阳羡周氏谱。周姓人为了更准确记载自己家族源流及发展历史、分衍情况,私撰族谱。由于时代久远,这一时期所修的周氏族谱已亡佚殆尽。唐代,大一统的局面,更加有利于修撰谱牒。官方、私家修谱之风极为盛行,周姓人的家谱内容也进一步丰富。保存至今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谱》中,就有汝南安成周氏及其分支永安黄冈周氏两大著名周姓郡望的世系。宋代以后,家谱的修撰越来越多,清朝以至民国以来,更是修谱成风。由于修撰时间距今较近,很多家谱都能保存下来,特别是明清以至民国所修家谱。有的家谱根据发展的需要,甚至一修再修。在族谱中,对周姓人影响最大当是一些为族人所订立的宗规、宗训。一些周姓族谱,还标明了自己的堂名,通过这些堂名,可以看出本族独特的文化旨趣。堂号本是某些周姓支派用于标榜和区别的标志,大多数周姓堂号都是根据与周姓发展密切相关的地名、名称等来命名。江苏徐州礼乐堂周,八士堂名准是:枝(志)兴(通)衍(言)崇(充)绪(续 )隆(龙)茂庆传(脉)长广生忠厚士(世)永远祯(元)正方后续40字志德开宏运达孝毓富祥教礼培家训信义作保章益阳大泉周氏:“贵文祖志一,永兴万代天,仁学宏宗益,世守绍前贤,继述声名显,由来达孝全,振起三以让,令德庆悠绵。”广东普邑周氏的字辈谱是:“开基宏远猷,笃庆光前悠,孝友承先德,萃宗衍范畴,合家宜睦顺,守理重经修,奕世永绳武,千秋恒作裘。”广东潮阳泗水周氏字辈谱是:“多士敬宏毓,资衍芳绪,勤修昭厚德,翊赞耀明良,攸子崇伯钦,淑宪绍懿徽,植本宗永健,嗣典运开祥。”琼州周族辈序:缵 绪 成 德经 世 安 邦家 修 朝 献万 奕 其 昌广东潮阳泗水周族派语辈序:多士敬宏毓英资衍芳绪勤修昭厚德翊赞耀明良攸子崇伯钦淑宪绍懿徽植本宗永健嗣典运开祥粤东普邑周族派语辈序 :开基宏远猷笃庆光前悠孝友承先德萃宗衍范畴合家宜睦顺守理重经修奕世永绳武千秋恒作裘湖南益阳大泉周族派语辈序贵 文 祖 志 一永 兴 万 代 天仁 学 宏 宗 益世 守 绍 前 贤继 述 声 名 显由 来 达 孝 全振 起 三 以 让令 德 庆 悠 绵湖南益阳汾湖州周族派语辈序志 肇 宏 昭 列时 旺 玉 堂 轩国 字 必 尚 义言 方 定 泽 之
周家家谱辈分怎么排列的,各地各支各不相同,仅文登市周姓以下供你参考。
北陡埠、九里水头、寺前、东藕湾、东杨格等村周姓字辈派字:维学志承先,修仁世泽岩,克中有乃孝,任尔子孙贤。
高村、荣成字辈派字:文学志承先,修仁世泽岩,克中有南孝,以尔后代贤。
高村二甲字辈派字 :钟玉培基远,繁殷树叶宏,慎思追士道,时代炳根荣。
辛店子字辈派字 :有义庆新春
周家(平山海兴周姓)家谱中字表:士德元丕振 ,文武祥广顺 ,兴隆成嘉兆,完事启鸿俊 。
九里水头周家、辽宁省盖州市归洲镇房身村字辈派字:文德传家宝。
江西瑞昌后周周氏家谱 :
可允胜友子 元良汝光炽 朝廷隆盛英才起 宇庆升平会佐理 瑞微凤祥兆永清 世传忠义振国纪 文武赞治远明昌 功德日新承富美 祖先树立裕宏模 远大家声绥福履
“新”应是“承”
请懂历史的人回答,有追加分
本文2023-11-29 20:36:35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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