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历史悠久、阵容庞大。它植根于齐文化的土壤中，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政治、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则民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参考资料：

山东桓台岳、罗、朱、齐、赵、方、王七姓都是岳家人 (2009-09-21 17:35:50)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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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霖次子岳琛山东桓台县后裔考

山东桓台县岳飞后裔，系岳飞三子岳霖之后，岳飞—霖—琛—宽—速—温—超之—让－瑜－河－选－讲，十二世讲祖为桓台岳姓发派祖。根据桓台县《岳氏世谱》记载，十二世讲、训、诲兄弟三人，原始居河北枣强，明洪武四年（1371年）奉旨迁山东，讲迁桓台，诲转迁博山，训留枣强加会。十二世讲祖迁桓台时，有世系图传世，万历丙申（1596年）大水淹没了桓台城，东北三关房舍无存，世系图遗失，数代之后的子孙，只知道自己是岳飞之后，而不知属于哪一支，前几年续谱，先人们都想寻根问祖，但由于条件限制，未成其事。1999年，博山族人、二十七世岳禄昌，东奔西走，查找祖根，后终于在岳力先生主编的《岳飞家史考》二册72页东明世系中查到训、讲、诲兄弟是岳飞十二世孙，系岳飞三子岳霖之后，岳禄昌拜访了东明县西关村，东明县岳氏祖茔碑文中亦有记载。2000年11月，岳飞思想研究会主要负责人岳力先生为此到淄博进行了考察。

据东明族人讲，讲、诲兄弟是奉旨随同其他移民，坐船沿运河北上至直隶（今河北省）枣强县移民集中点，而分发至桓台、博山的。桓台讲祖，在索镇定鼎后，当时周边地区黑恶势力突起，以“白巾”为号的白巾贼，作乱于桓台、长山、高苑（今高青县）、博兴与临淄等地，他们抢劫掠夺无恶不作，民不聊生，故里众乡皆知桓台岳讲一家，父子八人坚毅刚强，伸张正义，具有先祖遗风，胆略过人，拥其带领乡众，剿战乌河河畔，追杀白巾，灭贼数人，溃败而去，乡里称快。因此，贼心抱恨思毒岳氏，岳讲深为此惧，弥留之时，即命其长子独一本姓，迁居桓台城里，即现在新城北关岳家胡同。以下六子，各迁其妻父家，并随妻姓，其后代起名，也只改其姓，辈份仍按岳氏排辈不变。从此，在桓台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岳、罗、朱、齐、赵、方、王的七姓一家，此乃桓台“岳七姓”之由来也。

在桓台县索镇乌河两岸，原有一官亩3314亩茔地，其中只有一墓，名曰七姓祖坟，在桓台很有名气，是桓台八景之一。

十二世岳讲迁居桓台，迄今已有630年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现已繁衍人口6800余人，分布数省市县，散居70余个村庄，传世快慢距离甚大，慢者二十五世也还有老翁，快者三十四世也见新人。

桓台《岳氏世谱》已续修五次。分别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嘉庆十年（1805年），民国八年（1919年）和1995年。在第四次、第五次续修中，都聘请了名人作序。为了不至于犯讳重名之谬，在嘉庆十年第三次续修时，规定了从二十二世开始，排辈世系按“毓德振宗，端本可大，维道乃兴，念祖先发”十六字辈，民国八年第四次续修时又增加了“儒业传家，英俊华国”八字辈。当前，适逢盛世，在迎接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之日，终于把飞祖与讲祖这段谱系衔接起来。

岳飞至今，时近900年，其后裔遍布海内外，各地人才辈出，美不胜举。且看桓台后裔，发扬先祖岳飞公“尽忠报国”精神，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卓越的人才英杰，现将他们的名字与业绩载入《岳飞家史考》这部光辉史册。

在军界，二十六世有跟随傅作义南征北战、坚持抗日的高级将领岳锡峰；二十七世有在越南战场上履立战功的27军后勤处处长岳本祯，有渡江南下的干部王本江；二十八世有空军飞行大队长岳可星，有26军军务参谋岳可双（城东），有沈阳军区司令部飞行大队长兼教练岳可信；二十九世有淮海战役中多次立功、第一船上岸的渡江英雄赵大贵，有多次立功晋升为团长的王大峰，有省部级干部、上海农垦局局长罗大明。

在政界的县处级干部有，二十五世岳宗秀；二十六世岳淑德、岳淑祥；二十七世朱、罗本田；二十八世岳可村、岳可云、岳可信；二十九世罗大纯、罗大博、罗大智、赵大明。

科局级干部有：二十六世岳端前、岳端宝、岳端玉、岳端杰、岳锡岭；二十八世岳可功、朱可军、罗可绪、罗可义、罗可让、罗可普、岳可生；二十九世岳大永、罗大义、罗大前；三十世岳维杰、岳维新、罗维贤。

近期还出现了一批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硕士，有识之士，层出无穷，名繁不胜枚举。

1岳飞—2霖—3琛—4宽—5速—6温—7超之—8让－9瑜－10河－11选－12讲丶—13贵德—14吉—15继成—16东山—17良善—18冲儒—19安—20怀印—21景运—22毓琪—23德溥—24振声—25宗沂—26端方—27本泰—28可登—29大德—30维顺—31道岗—32乃福—33兴中

(《岳飞家史考》（第六册）36-39、107—109页)

（文本录入：河南社旗岳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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