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拜访田立禾是很正常的，因为田立禾跟德云社关系一直比较近。去年德云社天津相声晚会，田立禾就帮着站台。但站台不代表站队，不是很多粉丝臆想的田立禾是郭德纲粉丝，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之类。

对于德云社跟其他相声同行的恩怨，田立禾先生一点不参合。

田先生是郭德纲西河门的引保代之一，但他也是曹云金的开蒙老师，曹云金去年也回天津探望过田先生。按照粉丝敌人的老师也是敌人这种说法，那么郭德纲应该远离田立禾，将他一起写进欺师灭祖家谱才对。

所以田先生跟郭德纲之间，双方是保持一种友善相处的关系，我也不管你跟谁扯皮打架，你也别拉着我帮腔站队。田立禾给郭德纲站个台，天津相声界也不恼他，毕竟老先生辈分跟威望在那里。

高峰探望田立禾没什么特别的信号，但去探望马志明就有点意思了。

马志明跟郭德纲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从最开始郭德纲第一次天津省亲帮着站台，到后面郭德纲砸挂少马爷，两人关系降温。再到后来郭德纲接纳谢天顺，基本已经无法挽回了。

少马爷跟谢天顺老爷子为什么裂穴，在天津相声圈可是一件大事。

按照少马爷的原话：87年大概是，评职称吧。评职称呢，他比我矮一级，这不是我给定的，是领导定的，他比我矮一级，他呢就提出来：“如果要不跟他平级，我就不干了，不给他捧了。”也没给他长级，结果他就给我撂了。

但这是单方说法，而谢爷这人比较沉稳，对任何事情也不辩解，所以到底内情如何，只有当事人和单位知道。

可以确定的是，两人肯定闹得很不愉快，否则少马爷也不会那么去陈述了。

而郭德纲把谢爷一家子都收进德云社，多多少少有点不给少马爷面子，再加上舞台上砸挂人家小脑萎缩，两件事情放一起，那就比较尴尬了。

就像去年天津卫视的德云社相声晚会，少马爷是天津相声界的标志人物，每年都少不了他。当时节目方也邀请了少马爷的，只不过人家没去。

但第二天天津卫视又做了一档晚会，少马爷就登台了，跟德云社晚会错峰出行，总有种说不出的疏远感。

当然郭德纲跟少马爷如何微妙，跟高峰倒是没什么关系。高峰从念书的时候就很崇拜少马爷，前一阵子还晒出了少马爷给他的回信。少马爷也挺喜欢高峰，两边一直就有来往，当时网友还开玩笑，说高峰比马六甲更像少马爷的儿子。

（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高峰看来需要交代一下）

另外高峰的舞台风格，非常明显的模仿少马爷，尤其是高峰的磨蔓儿，整个就是翻版马志明。

所以高峰去探望偶像马志明，就是追星而已。跟德云社没啥关系，既不是说少马爷跟郭德纲和解，更不是马志明即将加盟德云社的信号。

　　当我一本正经地集中重读了斯继东的小说作品后，或者说正当我将一本正经地评述他的小说创作时，终于发现“一本正经”不一定是十分讨巧的架势。因为，斯继东在自己的一部小说里预示到，“这个小说会有很多朋友不喜欢”，他们是“一本正经写小说的人”（中篇小说《肉》，载于《青春》2008年第11期）。言下之意，在“他们”的另一边，尚有着不是“一本正经写小说的人”了，在这个群体中，就有着作家斯继东。于此我自然地联想到，在以“作为利器的文字”为题的“马炜访谈录”中，斯继东曾经发问：“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游戏的艺术？”对于这一个问题，小说家马炜回答说：这是一种境界，它意味着“当你思考成熟而且技巧娴熟时，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摧毁横亘在面前的叙述障碍，这就像在玩一种游戏”（见《浙江作家》2004年第1期）。

　我想，这或许就是对于斯继东小说创作流程的精彩注释：他在“走向”一本正经的另一边，他在“追求”文学游戏艺术的境界。

　我是从小说认识斯继东的，属“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交友类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近二十年交往，无意中竟陆续阅读了他的极大部分的中短篇小说作品，渐次在我的记忆深处建构了斯继东的小说走廊。并且，若明若暗地突现着他行进的台阶：从艺术风格上，无不显示着他的“走向”与“追求”；而从主题上说，上世纪末期以表现沉重的家族沿革为主体，本世纪初则以透视纷纭的世相变幻为主体，继后至近期，则以世相为平台，重于张扬人性以及呈现人性纠缠的灵魂。作家斯继东就这样从传统主旨的开掘，延伸到人性本真的诠释。当然，其间难免间夹着主题的反弹和超越。这就是我要述说的，斯继东小说流程的概貌。

　斯继东的文学人生是在“寻根文学”的摇篮里孕育的。中篇小说《寻找家谱》（载于《野草》1997年第3期）如其命题昭示，显然是个“寻根”作品。这是斯继东的开局之篇，却也是他深积厚发之作。小说谱写的是从咸丰年间启始到今的一户斯姓家族变迁史章。小说以缠绵的铺叙、动人的细节和贴切的语言，忆述了列祖列宗的人生碎片，既展示了复杂的人性、动荡的时局，又刻画了人间的真情，从男耕女织的中国南方山村模式中，寻找斯姓家族代代传承的精神。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作者涉足文坛的一次上规模的演习，而在这次演习中，已然显露了作者语言艺术的令人可喜的技能水平。

　如果说《寻找家谱》以浓重的纪实语言为主的话，那么短篇《飘在水上的白月亮》（载于《今天》2002年第3期）则能显见作者象征语境的创造，强化了文本的艺术风味。短篇情节很简单。写的是一位作为弱者的娘，死了丈夫后带着“我”转嫁赵家。为了供“我”念书并免受欺凌，娘“答应了那个猪一样的村长”。但“无法改变命定的生活”，“‘我’终于用我的死证明了我对娘的爱”。“我”向往“另外一种生活”，但“娘离不开我”。作者构筑了“我”跟戏班子白胡子老头学胡琴的平台，展现“我”的这种矛盾心态，宣泄“我”的困境和人格的力度。作者超脱一本正经的叙事框架，磨炼诡巧的艺术技巧，连同象征手法的运用，拓宽了“家谱式”的思绪空间。我认为，这是斯继东的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斯继东曾说，一篇好小说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个好故事；二是要把故事讲好。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又说，小说家水平的高低在于能不能把故事讲好。我以为这实际上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理论话题。斯继东在短期的创作实践后，作为经验敏感到了“怎么写”的课题。这是作家文体意识提升的结果。正因如此，他新世纪的创作成品，不仅从题材上由“家谱式”的“寻根”，提升到对于世事万象的审视和诘问的高度，并且从叙事模式上，也由传统的平铺直叙，提升到“游戏式”地肢解、重组叙述对象，为读者提供全过程阅读快感的高度。

　中篇小说《痕迹》（原载于《青春》2003年第1期，转载于《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8期）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痕迹》的情节也较简单明了。这里借用我在评论这部小说所概括的语段：“它无非以半世纪前被反动派枪杀的梅婷女子是烈士还是叛徒案由为线索，经层层征询破解而获知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所串联的一个一个人生故事。”（见《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8期）关于这部作品的成功，其一体现在对于传统思维逻辑的冲击。作品让我们在人性的层面上，感悟表象下的深刻，以重新审视特定岁月的人种行为，包括颇有微词的灰色人等，并寄予普遍的人文关怀，给予情理相融的理解和宽容。其二呈现于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原生素材是国内革命战争事件，原创题材可以是案件的侦讯破解过程，它们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可读兴味。但是，作者别出心裁地运用当代的叙述空间，攫取不同的叙述角度，借代谜阵层迭的叙述方式，铸就扑朔迷离的意境，借此传递渐趋亮化的信息。我觉得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文学游戏的一次实践。当然，这个“游戏”之说是褒义的。

　游戏人生是人类低调的共识。但当作为一种艺术法则驾驭的时候，人们可以如临其境地彻悟人生原来是这么多姿多彩。短篇《猜女人》（载于《文学界》2011年第8期》）就是这样。这个短篇写的是一个街头故事。我理解为它是表现青春期的躁动和成年期的务实相参照的镜头系列，调侃、戏谑、杀戮、反思，像一组交相链接的，由此映示人生运行的轨迹。这样的题旨，要是一本正经地描绘的话，很可能不会有多大的醒世意义。作品的魅力恰恰在于一本正经的另一边，在于作者所抢拍的、渲染的镜头本身，它们让我们在文学语言的殿堂里尽情地享受。无所事事的一伙小镇学生，在暑假的烈日下，看女人，猜女人，想女人，求解一道道求解不出的方程；一个女人的出现，移动的白裙子，披肩的长发，红色的三角内裤；一场的发生，一把水果刀，一幅白绢，一朵一朵血红的梅花。种种物象、事象、意象，借助作者舒缓畅达的话语表述，烘现在读者眼前，撩拨读者的心弦。直至短篇关于若干年后的再一次表述，给作品平添一层梦幻，又重新把读者诱进一个新的迷圈。尽管它的时段间隔影响了情节的信度，但作品的虚实相间、动静相合的叙述，毕竟给了人们一个思索、想象的空间。它是一个催人猜解的作品；它又是一个诱人品味阅读全过程的作品。我总以为，阅读快感应当附着于整个阅读过程，而决不是读物的终端。一个作品能够以语言的力度，张扬读者想象的翅膀，以此扣住读者的整个阅读过程，是一个应该首肯的作品。

　于此，我想说斯继东的另一部作品《肉》。这部中篇写的是一个军营羊倌与一位当地村妇发生性恋的故事。军人与有夫之妇性恋，显然是严重违犯军纪的事件，它是与《痕迹》里梅婷女子涉嫌叛徒一样严肃的题材。而且，从表现样式上看，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同类的作品。只是，《肉》的游戏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扩张。作品的情节由多位叙述者轮换叙述完成。叙述角度的变换，加重了叙述的内容，并滋生出声东击西的趣味。我知道这是作者很感兴趣的笔法。同时，语辞的挑逗，也是作者惯用的技巧，有不少精湛词语是作者长期锤炼的结晶。譬如，陪床**被警察抓住了，警察要她查认作案者，**说：“哪还记得那么清啊，我又不是跟他的脸做？”又譬如，有人要同行者对证，同行者说：“我说了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平白，贴切，充满质地，简直达到难以另选妙句的地步。就是偶然需要描绘准**段子的那些章节，作者却也能用“在黄渣泛起之际、正是碧水清涮之时”的手法，归还一个纯净，给人的是人性和道德的快乐，而非感官的刺激。此外，细节描写也很讲究。“羊圈里都是母羊，没一只公的”，以致军队领导顺口发问“添了几只小羊羔”后，成为羊倌“一个根本解不开的难题”。这个看似随手捎带的细节，恰恰成为羊倌犯案的背景，为铺展人性构建了避风的港湾，也为作品主题提供了思考的注解。我认为这些描写，固然具有“游戏”特质，但作家没有离开冷静、缜密及至清高，它为文学游戏的内涵，填补了必不可少的素质。不过，我在此迫不及待地要述说《肉》，旨在肯定作者功力的同时，还在于要提出关于“游戏”的“度”的问题，以期引起对于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游戏的梳理。有人说，《肉》这部小说是“故弄玄虚”。我不想轻易认同这种说法。但我又想权且生造“玄虚有故”的词儿，以便于对“度”的辨析与把握。如果这种思辨成立的话，则我捉摸到这部作品存在着一些无“故”的情节，更具体地说是存在着一些与小说主题丝毫无关的情节。因此，《肉》没有《痕迹》那么干净利落。小说的“越位”和“超度”的叙述，诚然可以丰满信息量，但正如这部小说，曾间或给人一种滞缓、脱味的阅读感受，给读者增添了阅读障碍。这是令人遗憾的。不难联想，它可能或多或少地也曾生发过作者的叙述障碍，同样令人惋惜。

　游戏人生固然是人类低调的共识。但当以“人生游戏”理喻人类的生存，则就是对于境界的一种穿透。同样道理，当文学创作成为一门游戏的艺术的时候，文学创作就进入从“呈现”至“穿透”的提升过程。斯继东的小说创作就是这样由“意为”开始，进入近期的“意识”状态，借他自己的话说，“写作就是寻找”，“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手绢”（见访谈《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手绢》，载于《文学界》本期）。这是作家对于文学游戏的自觉升华。

　短篇《今夜无人入睡》（原载于《收获》2009年第2期，《小说选刊》2009年转载）描述的是四男一女平安夜的不能入眠。情节简单，却扑朔迷离；形象清晰，却捉摸不定，以至于侦案老手女警官也如入迷宫，疲命于多方寻找的时程。“世界是不可知的，至少对人类而言”。所以，什么都得寻找。但寻找又有何必要？人类生存本来就没有公式，又有什么必要和可能求证方程！小说的主旨是提供寻找历练，让读者从小说的情节、人物、场景以及气氛里，臆想生活的画面和形象的特征，从中感悟作品存在的整体意义。如果把《猜女人》与《今夜无人入睡》作一牵强的比较的话，它们可以归属同一体类，但前者肤浅，后者深沉；前者是我所说的“意为”之作，后者是我所说的“意识”之作。虽然它们都是游戏的艺术，但不难领悟作家游戏水平的高低。

　或许是无巧不成书，有似便成类。尽管斯继东的小说题材没有定性，意味着作家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广博的思维空间。不过，还是不难发现潜涌在作家心灵底处的一种东西，那就是信仰，或者说是信念，是它在“一本正经”的“另一边”渐次释放。短篇《赞美诗》（载于《中国作家》2012年第3期）和短篇《蔷薇花开》（载于《文学界》本期）貌似诠释“因果报应”这一禅语。在《赞美诗》结尾，山农惊蛰终于成老鸦窠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基督男教徒，因为家庭的残破让他懵里懵懂地悟到自己的“心魔”。女儿发现父亲性情大异，村人说他先前恶人得了报应，如今“迷途的羔羊得了拯救”。然迷在哪里？惊蛰执意让唯一的妹妹出嫁到城市，结果，妹妹自尽，老婆疯死。一个执念，带来的却是一个家庭的破灭。信念和信仰的落差，图解出了人世的沧桑和悲苦，也暗喻了人子羔羊般的无助。《蔷薇花开》是更富象征性的一个短篇。孪生姐妹发生在同一个男子身上的情感纠葛，因妹妹的奸诈与姐姐的忍让，让妹妹暂时胜出。之后，两个家庭的兴衰结局，看似又在诠释“因果报应”说。但是，小说的结尾恰如柳暗花明，老爹的离世让“两颗因世事人情而疏远的心，似乎又重新贴到了一起”。显然，小说只是以“报应”为楔子，着眼于亲情中的隐忍和宽容，传提的恰是人类和谐生存的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是这篇小说穿越传统题材的成功，也是作家提升文学游戏价值的成功。

　流程永远不会完结，路在自己脚下延伸。然而，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任何运动离不开地心引力的牵制。我们期望斯继东继续恪守作家良知，遵守文学游戏规则，以作为人学的文学的名义进入“另一边”的亮丽。

琅邪氏在正史书上，是这样的：周灵王的儿子太子晋（姬晋），又叫子乔，因此称为王子乔，也叫太子晋；太子晋相当聪明，喜好读书，且过目不忘，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王室的收藏室，类似现代的国家图书馆，收藏室的史官相当于图书馆的馆长，此人名叫老聃，也就是后面鼎鼎大名的老子；两人成了忘年交；但是俗话说：天妒英才，天才不寿；于是天下有了传说：太子晋擅长吹笙，能从笙中吹出凤凰鸣叫一样的声音来，他常常一个人到伊水，洛水的岸边去漫游，有个叫浮丘公的道士，看见王子晋有仙风道骨，就把他引到嵩山上去修炼，有一次，王子晋在山上遇到了一个叫柏良的老朋友，他就对柏良说：请你回去告诉我家里人，7月7日这天，叫他们在堠氏山下等我，我要和他们告别了；到了那天，周灵王一家等候在山脚下，只见王子晋乘着一只白鹤，降落在山的顶峰，拱起手来向山下的家里人告别，家里的人看着他的音容笑貌，却无法登上那险峻的山峰，王子晋在山巅停了几日，然后骑上白鹤，消失在白云蓝天之中了。只从云彩里落下两只绣花鞋，算是他临别时留给父亲的纪念，这个地方因而被后人称为“抚父堆”，堆上还修了一座庙，叫“子晋祠”。历朝历代，都有许多诗人咏太子晋；

太子晋早夭，留下一个遗腹子王孙宗敬；而太子晋的弟弟王子贵被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周景王。

王孙宗敬长大之后，出任周朝司徒，后来王孙宗敬辞官远走，来到晋国的太原，太原人称他们为“王家”，从那以后，太子晋的后人以王为姓。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大将军王翦和他的儿子王贲功劳最大（灭了5国），王翦就是太子晋的后代；后来王贲的儿子王离为秦朝大将军，后来秦始皇驾崩，秦帝国崩溃，王离曾跟项羽对决，惨败而自杀；王离的长子王元，徒居山东琅邪，就是琅邪王氏始祖；王离次子王威则回到太原，但是不久前往扬州。后来王威的九世孙王霸重返故里，定居太原，成为太原王氏。

中国历史上，太原王和琅邪王都是名门望族，人才辈出，东汉的王允，晋朝的王导，王羲之，唐朝的王维，王昌龄，王之涣，宋朝的王旦，王安石，明朝的王明阳，王夫之等等，都是这两处王家的后人；

南北朝时，只有王家在南北朝两朝都是名门望族；

王姓后来氛围21郡望，即21处，这21郡望并不都是太子晋的后代，但是以太原和琅邪为王姓之首；

基本上，中国历史上的王姓名人，十之八九出于或自称出于太原王和琅邪王，如今，南方各地王姓多半出于太原王和琅邪王。

（上）

45亿4千万年，误差1％，这是今天科学界测定的地球年龄。这个年龄漫长得超出人们的想像能力。“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几千年的岁月已是人类能够想像的最漫长的历史时间。难怪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所谓“年轻地球论者”无视科学证据，坚信地球的年龄只有几千年。

对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普遍认为世界是极其古老的，或无始无终永恒存在着，处于循环往复的变化之中。亚里斯多德在《气象学》一书中，阐述了这一观点：

“地球的相同部分并非总是潮湿或干燥的，而是随着河流的出现和干涸而发生变化。而且，陆地和海洋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一个地方并非总是陆地或海洋，以前是陆地的，变成了海洋，而现在是海洋的，有一天将变成陆地。……但是地球的整个有机过程是逐渐发生的，与我们的寿命相比，其时间间隔是极其漫长的，因此这些变化没有被观察到，在能够对这个过程从头到尾加以纪录之前，所有的民族都已衰亡、毁灭了。”

基督教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之后，这种世界观就成了异端。基督教《圣经》详细地记载了从亚当开始的人类的家谱。理论上，回溯这些家谱，即可以推算出神创造世界的时间。事实上，《圣经》对家谱的记载有的很含糊甚至自相矛盾，要推算出准确的日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推算时还要参考其他资料，估计一代人的平均时间（通常按一个世纪三代计算）和君王平均在位的时间（通常按20～25年计算），当然还免不了臆想。

最早这么做的是叙利亚安提俄克的主教西奥菲勒斯（约115～180）。169年，为了反击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批评，他通过研究《圣经》推算出世界是在公元前5529年创造出来的。他承认这个数据未必很精确，但是即使有50年甚至200年的误差，也足以反驳异教徒认为世界历史很漫长的观点。后来的神学家也如法炮制，虽然推算的结果各不相同，但是都认为世界历史只有几千年，不超过1万年。例如在基督教神学史上地位崇高的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354～430）曾推算出世界历史为6321年。

这些推算中，以爱尔兰首席主教詹姆斯·乌瑟（1581～1656）的最为出名。他在1650和1654年发表两部著作，推算出上帝在罗马儒略历710年10月22日傍晚时创造天地，相当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2日傍晚。奇怪的是，乌瑟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的年份是儒略历710年而不是儒略历1年，那么在太阳被创造出来之前的710年没有太阳，怎么纪年呢？乌瑟和当时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矛盾，乌瑟的推算被普遍接受，自1701年起被印在了英国出版的《圣经》上。

就在乌瑟发表其推算的时候，启蒙时代已经开始了。启蒙先驱们至少在私下里对《圣经》不以为然，不再相信地球是上帝直接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在1644年出版的《哲学原理》一书中，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设想地球可能源自一颗炽热的恒星，这颗恒星冷却后，掉进了环绕太阳的以太“旋涡”中，变成了地球。另一个法国人德梅耶（1656～1738）进而试图根据自然现象来推算地球的年龄。推算的结果要比根据《圣经》推算出的古老得多。德梅耶深知这么做要冒着受到教会迫害的风险，因此他把这个观点写成了文学作品，虚构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与一位印度哲学家的对话，由后者表述出来。这位印度哲学家显然是德梅耶的化身，他的名字特里梅德（Telliamed）是德梅耶特（de Maillet）的倒写。即便如此，德梅耶也不敢出版这部著作，只供朋友们传抄，在他死去10年后，《特里梅德》才出版。

德梅耶认为地球曾经完全被水淹没，其证据就是在内陆高山上发现的海贝化石。之后，地球的水慢慢掉进了以太“旋涡”中，导致海平面逐渐下降。德梅耶指出，在迦太基、亚历山大城、艾可等地，有一些建筑原先是建在海平面的，现在都远离海平面了。根据这些建筑的位置和建造时间，可以算得海平面每100年大约下降3英寸。那么，从世界最高峰的海拔高度，可以推算出地球的年龄大约有20亿年。

在今天看来，德梅耶的推算当然经不起推敲。地球从来没有完全被水覆盖。高山上的海贝化石不是由于海平面下降留下的，而是由于高山从海平面以下隆起带来的。他也忽视了，同样在地中海一带，还有很多地方的地面反而下陷到海平面底下，沉入了海底。德梅耶试图根据海平面下降来推算地球年龄，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德梅耶第一个猜测到地球的年龄可能长达几十亿年，而不是只有几千年。世界要比《圣经》所记载的古老得多。更重要的是德梅耶采用的研究方法：不是把《圣经》或某部宗教著作当作依据，而是去研究自然现象，试图找到能用以测定地球年龄的规律。

德梅耶的宇宙观深受笛卡儿的影响。但是这种旋涡宇宙观在当时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牛顿（1642～1727）的宇宙观。在1687年出版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牛顿提出物体散热的速率和物体的大小成反比。他认为，一个烧得通红的直径1英寸的铁球会在1小时后失去所有的热量，那么，一个和地球一样大的炽热铁球（直径大约4千万英尺。1英尺＝12英寸），就要花上5万多年的时间才能冷却下来。

牛顿并不是在计算地球的年龄，但是他为后人计算地球年龄指示了一个重要方向：通过计算地球从最初的炽热状态冷却到现在的温度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知道地球的年龄。法国博物学家布封（1707～1788）是沿着牛顿指示的方向前进的众多学者中的第一个。他认为太阳系是一颗彗星撞击太阳形成的，在撞击下，太阳抛出的气体和液体形成了各个行星和卫星。其中的一个就是地球。接下来布封要计算地球从一个熔球到冷却到现在的温度所需要的时间。为此他首先需要知道熔球冷却的速度。他用10个直径相差半英寸的铁球做实验，把它们加热到通红，然后测量冷却到室温所需要的时间。他发现冷却时间和球的直径大致成正比，由此外推到地球大小，算出地球从熔球冷却到现在的温度需要96670年。

但是地球毕竟不是铁球。布封重复实验，这回用的不是铁球，而是组成和地球的组成相近的球。根据实验结果算出地球的年龄是74832年。虽然这是布封印在书上的结果，但是他私下承认这可能大大低估了地球的年龄。他注意到，暴露在阿尔卑斯山的沉积岩层非常深，而岩石沉积的速度又极其缓慢，这些都说明地球年龄远远不只几万年。在一份没有发表的手稿中，布封对地球年龄重新做了几次估计，结果都比他发表出来的长得多。其中的一个估计是，地球有近30亿年的历史。

布封不敢发表这些估算，显然是担心激怒宗教势力。说地球只有几万年的历史也许还能被教会容忍，说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历史，就会被认为是在和教会作对了。在布封小心翼翼的文字背后，隐藏着更具革命性的力量。他是第一个用实验方法研究地球年龄的，也是第一个认识到地球的面貌是在自然力量持续而均一的作用下形成的，今天我们所观察到的地质过程，与过去的相同——这种思想后来被称为均变论。因此通过观察地球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发生的缓慢变化，可以推算出地球的年龄。布封采用的具体推算方法是错误的，思想观念却是正确的。

（中）

到了19世纪，科学家已无需担心由于发表离经叛道的观点而受到宗教界的迫害。科学界实际上已无人相信地球如《圣经》所记载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各种证据都表明地球的年龄必定非常古老。但是究竟老到什么程度，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以及生物学家）却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大争论。

物理学家延续牛顿、布封的传统，试图根据地球的冷却来估算地球的年龄。牛顿、布封的估算未免过于粗陋，要做较为精确的计算，需要用到热力学的方法。创建热力学的关键人物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后来成为开尔文勋爵）（1824～1907）成了最佳人选。

汤姆逊在1852年写了一篇简短的论文，指出在能量转化过程中，总会有一部分能量变成热量耗散掉。这意味着地球、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也都在逐渐散热，持续冷却下去。当时已知的化学反应能够补充一些热量，但是远远不足以补偿散发的热量。换言之，地球在过去必定比现在热，曾经热得生命无法生存，在将来则会比现在冷，会冷得不适合人类居住。假定地球一开始是完全熔化的，之后热量从地球内部传导到地球表面耗散掉，地表逐渐冷却到现在的温度，那么如果知道了地球的初始温度、岩石的热导率和现在地表的温度梯度，就可以算出地球的年龄了。

汤姆逊在1862年的一篇论文中就是这么算的。但是他所需要的三个数据在当时都不确定，只能先做一番估计。汤姆逊把地球的初始温度设为3870摄氏度。他认为这是岩石熔化的温度，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实验，其实也就是瞎猜的。对岩石热导率，汤姆逊倒是自己做了测量，分别测了沙、沙岩和辉绿岩的热导率，把它们的平均值做为地球岩石的热导率。至于现在地表的温度梯度，有一些数据，但是彼此差别很大，汤姆逊挑了其中的一个。据此，汤姆逊计算出在9千8百万年前地球从熔化状态开始凝固下来。考虑到数据可能有错，汤姆逊给出一个比较大的估算范围，下限是2千万年前，上限是4亿年前。

尽管汤姆逊的估算所用的假设很成问题，数据也很不确定，但是在此后的几十年内却被认为非常权威。毕竟，汤姆逊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物理学家，身上笼罩着无数的光环：连续6年当选王家学会会长，被授予爵士和男爵爵位，成为第一个入选英国上议院的科学家……不相信这样的权威还相信谁呢？

地质学家们却不以为然。一亿年的历史听上去已极为漫长，但是在地质学家看来却过于短暂，与他们观察到的地质现象不符。汤姆逊的估算也让达尔文深感苦恼。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才能进化出现在我们见到的如此众多、如此丰富多彩的生物物种。但是按照汤姆逊的估算，只有最近的2～4千万年地球才冷却到能够让生命生存，这个时间框架显然远远少于达尔文所需要的时间。实际上，汤姆逊之所以选择在《物种起源》出版3年后挑起有关地球年龄的论战，就是针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而来的。汤姆逊做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是广义的神创论者，虽然接受进化论，但是相信生物进化是在上帝的指导下进行的。

地质学家有自己的办法估算地球的年龄，例如根据岩层的厚度。当时的地质学家已经知道沉积岩是水中的物质沉积而成的。那么，如果知道沉积的速度和一组沉积岩的厚度，就可以计算花了多长时间形成这组沉积岩。如果知道了所有沉积岩的总厚度，就可以知道花了多长时间形成所有的沉积岩，那么就可以知道地球的年龄的下限。但是这样的估算很难做到精确，最主要的缺陷在于物质沉积的速度并不是均一的，根据情况变化很大。而且沉积岩的总厚度也难以知道，特别是寒武纪之前的岩层很不完全，而那段时期占了地球历史的大部分。

因此达尔文无法具体地估算地球的历史究竟有多长，但是他有理由相信它必定是非常古老的。例如，当时英国地区沉积岩的已知总厚度是77584英尺，美国密西西比河的泥沙沉积速度据估计是10万年600英尺，即每16667年沉积一尺。按这个沉积速度，英国沉积岩花了1千2百万年才形成，而实际的沉积速度可能比那慢得多，因此所用的时间也就长得多。在另一个例子中，达尔文估计要用大约3亿年的时间才能把一个高度为500英尺的悬崖侵蚀成现在的韦尔德平原（假定侵蚀速度是每百年1英寸）。

但是物理学家用别的方法估算出的地球年龄却都比较接近汤姆逊的估算。当时的物理学家认为，太阳最初从星云凝聚，达到现在的大小和亮度，只用了大约2千万年的时间，地球的年龄当然不可能比这老。当时太阳核聚变还未被发现，他们计算的时候，错误地假定了太阳能够发光是引力收缩释放出的能量导致的。物理学家采用的另一种估算方法是海洋中盐分的累积。海洋中的盐来自水土的流失，据此估算出海洋的年龄大约是8千万到1亿年。就连达尔文的二儿子、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乔治·达尔文也独立地验证了汤姆逊的估算。乔治·达尔文假定地球和月球是在熔化状态下分离形成的。在月球引力作用下，地球的海洋出现潮汐。潮汐摩擦会让地球自转速度变慢。乔治·达尔文估算出自月球从地球分离出去，到潮汐摩擦让地球自转减慢到现在的速度，大约用了5千6百万年的时间，与汤姆逊的估算相当。

这些根据物理定律所做的计算，看上去要比达尔文本人的估算准确得多。在地球年龄的问题上，物理学家似乎更有发言权。达尔文无法反击，只能说“我确信有一天世界将被发现比汤姆逊所计算而得的还要古老”。“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赫胥黎则抨击说，汤姆逊的计算貌似精确，其实是基于错误的假设。达尔文相信地球的年龄至少有几十亿年老，生物才有足够的进化时间。我们今天知道达尔文、赫胥黎是对的，而物理学家们算错了。在地球年龄问题上生物学家比物理学家更靠谱，这很有讽刺意味，不过，后来证明物理学家算错的，也是物理学家。

1895年，汤姆逊以前的助手约翰·佩利（1850～1920）发现了汤姆逊估算的一个漏洞。汤姆逊把地球当成了固体。但是如果地球内部是液体，地球内部的导热率就要比汤姆逊估计的高得多，地球的年龄相应地要比汤姆逊计算的大得多（地球内部导热率高使得地表温度增高，冷却时间变长）。佩利算出地球的年龄大约有20～30亿年。但是佩利的观点在当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放射性现象被发现以后，汤姆逊计算的另一个大缺陷也暴露了出来。汤姆逊假定地球内部没有热源，地球形成以后就一直在冷却。1903年，法国物理学家居里（1859～1906）发现放射性同位素镭能够释放出热量，乔治·达尔文和几个物理学家几乎同时指出，这表明汤姆逊的假定是错的，地球内部放射性同位素产生的热量足以平衡汤姆逊假设的冷却效应。1904年，核物理之父卢瑟福（1871～1937）在汤姆逊出席的一次报告会上，指出了这一点。卢瑟福以后也将由于他的物理学上的重大贡献被授予爵士、男爵，获得诺贝尔奖，学术地位不亚于汤姆逊。不过在当时，他还只是个崭露头角的年轻物理学家，要当面挑战德高望重的权威，不免战战兢兢。卢瑟福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幕：

“我进了昏暗的房间，很快发现开尔文勋爵就在观众中，并意识到我有麻烦了，我的报告的最后部分是关于地球年龄的，而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相抵触。开尔文很快睡着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是在我讲到关键部分时，我看到老家伙坐直了，张开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我突然灵机一动，说：‘开尔文勋爵已限定了地球的年龄，条件是没有发现新的热源。这个高瞻远瞩的观点指的就是我们今晚讨论的东西，镭！’瞧！老家伙对我发出了微笑。”

（下）

放射性现象的发现不仅推翻了此前物理学家对地球年龄的低估，而且让准确测定地球年龄成为可能。

放射性现象的发现纯属意外。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1852～1908）在准备实验时，惊讶地发现铀盐已让包在厚黑纸里的底片感光，表明铀盐发射出能穿透黑纸的射线。两年后，皮埃尔·居里（1859～1906）和玛丽·居里（1867～1934）夫妇发现钍元素也能发出类似的射线，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放射性”。之后，居里夫妇发现了两种具有放射性的新元素——钋和镭。

卢瑟福和索迪（1877～1956）一起为放射性年龄测定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发现放射性现象是由于元素的自发衰变造成的。在衰变过程中，一种元素变成了另一种较轻的元素，同时发射出射线。一种放射性元素的衰变速率是固定的。这样，如果知道了某种放射性元素的衰变速率和衰变产物，就可以根据衰变产物的量计算出用了多长的时间产生这些产物。

卢瑟福在1905年首先想到了可以用这种办法来测定岩石的年龄。当时，他已经知道铀、镭发射出的阿尔法射线其实就是氦，那么，通过测量岩石中铀和氦的比例，以及铀产生氦的速率，就可以知道岩石的年龄。用这个办法，他测定两块岩石的年龄大约是5亿年。卢瑟福谨慎地指出，这只是下限，因为有一部分氦可能从岩石中逃逸了，导致测定的氦含量比实际的要少，测定的岩石年龄也就偏小。

在同一年，美国化学家波尔特伍德（1870～1927）注意到铅总是出现在含铀和钍的矿石中，推测铅是铀和钍衰变的最终产物。在卢瑟福的建议下，波尔特伍德开始通过测量铀矿石中的铅含量来计算岩石的年龄。他测了26份岩石样本，发现它们的年龄在4亿到22亿年之间。这表明地球的年龄至少是22亿年。

波尔特伍德的结果于1907年发表在地质学杂志上。尽管这个测定结果符合地质学家的预想，他们却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地质学家对物理学家、化学家闯入他们的领域的举动仍保持戒心。波尔特伍德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后来患了抑郁症，自杀身亡。卢瑟福的兴趣也转移到其他方面。

在其他人都放弃的时候，只有英国地质学家霍姆斯（1890～1965）坚持了下来。早在1911年霍姆斯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就开始用铀－铅法测定岩石的年龄，并测出最古老岩石的年龄是16亿年。此后，随着对放射性现象、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的深入，霍姆斯一直在改进其测量结果。但是直到进入20年代，霍姆斯的工作才逐渐受到重视。此时，地质学家已发现地层的沉积速度并不是恒定的，因此想根据现在地质变化的速率来精确地算出地球的年龄是不可能的，只能借助放射性方法。1931年，美国科学院指定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地球年龄的测定问题，由霍姆斯执笔的委员会报告认定放射性年龄测定法是测定地球年龄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有关放射性测定法的争议消失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尽可能准确地测定地球的年龄。岩石越古老，当然就越接近地球的年龄。目前测定的最古老的岩石年龄大约是38～39亿年，其中有的是沉积岩，含有更古老的矿物晶体。已知最古老的矿物晶体是在澳大利亚发现的锆石小晶体，年龄至少为44亿年。但是用地球岩石无法直接测定地球形成的年龄。这是因为地球由地壳、地幔、地心几部分组成，由于板块运动，新的地壳持续地产生，然后又被循环，岩石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其结果是，地球最早形成的岩石已不存在。

整个太阳系是由同一片星云形成的，形成太阳系各个天体的过程所花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可能不到1亿年。太阳系其他天体的年龄也就基本等于地球的年龄。因此，有关地球年龄的最好证据反而不是来自地球，而是来自月球和降落到地球上的天外来客——陨石。月球上不存在板块运动，可以在上面找到月球刚形成时就有的岩石。对阿波罗号带回来的月球岩石的测定结果表明，最古老的月球岩石大约是44～45亿年。对许多陨石的测定结果，年龄也都在45亿年左右。现在被普遍接受的地球年龄454亿年（1％误差），根据的是美国地质球化学家帕特森（1922～1995）在1956年发表的测定结果，测的是一块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恶魔谷发现的陨石。

地球年龄大约45亿年，科学界对此已无疑义，它做为一个科学事实已有5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科学界之外，仍然有许多人不能接受这一事实。这主要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坚信地球的年龄只有大约1万年。这些“年轻地球论者”的依据是基督教《圣经》，但是却给自己披上科学的外衣，试图动摇放射性测定法的科学基础。

简单的放射性测定法有两个假设：一、在岩石刚刚形成时，只有母元素（例如铀），子元素（例如铅）都是后来由母元素衰变形成的。二、自岩石形成以后，没有母元素、子元素逃逸出去，也没有母元素、子元素从外界渗透进来。显然，这两条假设如果有一条不成立，就会影响到测定结果，因此就受到了“年轻地球论”的质疑。

但是存在这两个假设并不会让放射性测定法变得毫无价值。在许多情形下，有足够的依据可以认定这样的假设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也可以通过对同一个样本用不同的同位素、不同的测定方法进行核对。实际上，现代放射性测定法普遍采用的是等时线法，通过测量同一种元素的不同同位素的量，以及通过测量在同一时间形成的不同物体（例如岩石中的不同矿石晶体），取消了这两个假设。因此“年轻地球论者”对此的质疑是没有道理的。

放射性测定法还有一个基本假设，某种放射性元素的衰变速率是恒定不变的。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测定的结果当然就靠不住。因此“年轻地球论者”最喜欢攻击这一假设。但是这一假设有充分的量子力学理论依据，攻击它也就是在攻击量子力学。这个假设也被实验所证实：物理学家做了很多试图改变衰变率的实验，对放射性同位素施加不同的温度（高达2000摄氏度，低达零下186摄氏度），不同的气压（从真空到几千个大气压），不同的引力场和磁场，都未能显著改变衰变率。

而且放射性测定法的结果已被别的方法所独立验证，例如日震年龄测定法。上个世纪60年代，天文学家发现太阳表面在有规律地振荡，称为日震。日震波的传播与太阳的组成，特别是太阳中心的氦和氢的相对含量有关。自太阳诞生以来，其内部就一直在进行着把氢聚合成氦的核聚变。因此，通过日震测定太阳中心氦的含量，就可以计算出太阳的年龄。用这个方法测出的太阳年龄大约为457亿年，与用放射性测定法测出的吻合得很好。

当代“年轻地球论者”对地球年龄的质疑没有任何科学含量，不能算是科学争论，也无法通过学术争论获得解决。这是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这些偏执的信徒还生活在17世纪乌瑟主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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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自出生以来就一直接受来自地球的培育和抚养，而地球可以说是我们的母亲。而地球内部所制定的规则，就是每一个生病都有它的寿命，而生老病死，这是大自然当中铁定的法则。也正是因为如此所有生命想要违抗这样的法则，这都会受到来自大自然的惩罚，包括人类也是如此。这时候就有人信奉一些伪学讨论：人死后，他的灵魂就会去往许多地区。答案是灵魂不会的，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人的意识是产生于大脑，而意识只是大脑的一种产物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人生老病死以后，我们的大脑也会出现死亡，因为大脑没有了心脏给其供氧，和补充营养成分。这就意味着这个人他已经来到了生命的尽头，走向了死亡。走向死完之后，大脑将不会工作，而灵魂也不会去往其他地方，只会待在这具尸体里面。毕竟灵魂都是人们靠臆想出来的产物，大脑都已经死亡了何来的灵魂。

其次，现在科学已经确确实实的证明了，每个人没有灵魂拥有的只是那一份大佬的意识存在而已。当我们的大佬面临到死亡之后，我们的意识也会随着大脑一同离去。什么灵魂去往别处都是一些人安慰自己，而说的一些安慰话而已。

最后一点，为何人们在死亡的时候会有一些言论说人死后他的灵魂就会去往其他地方，正是因为受到宗教文化的一个影响。在人的身体内部除了。躯体还有灵魂，这是人们在安慰自己而说的话语，也只是为了帮助人们信仰信仰宗教的谎言。

悬棺葬是古代一种比较奇特的葬式：在江河沿岸，选择一处壁立千仞的悬崖，用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方法，将仙逝者连同装殓他的尺棺高高地悬挂（置）于悬崖半腰的适当位置。葬地的形势各异，归葬的个体方式也略有差别：或于崖壁凿孔，椽木为桩，尺棺就置放在崖桩拓展出来的空间；或在约壁上开凿石龛，尸棺置入龛内；或利用悬崖上的天然岩沟、岩墩、岩洞置放尸棺……人死了，要找个归宿，要为失去灵魂的躯壳找一个妥当的安置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悬棺葬和土葬、火葬、水葬、天葬等等葬式一样平常。然而，凝神屏息想想：一口沉甸甸的尸棺，一具冷冰冰的尸骨，怎么会“飞”到那高高的悬崖上？尸棺的主人是谁？我们有限的智慧还难以解读这用千年的沉默写下的寓言，梦魇中便无法逃避悬棺的阴影。有这样一侧铁闻：1933年，一位姓陈的地方官为了探究僰人悬棺的奥秘，雇用两名樵夫，从豆沙关的绝壁上掀下两具悬棺，其中一具运到昭通省立第二中学供考察、展览。未久，两名樵夫均意外惨死。翌年，一位大号熊廷权的赈灾的官员，公务之余，到省立二中参观，看了悬棺及棺木中遗骸，又询悉惨死的樵夫的故事，便有些坐不住了,对校长再三进言：“文王泽及枯骨,古人遗骸何当玩弄？请以礼瘗之”。校长只得将悬棺遗骸归葬。这位熊大人仍难以心安，又颤颤惊惊地写了一篇诔文：“霜凄凄兮露氵襄氵襄，风雨剥蚀兮日月迎将。翳何人兮骨骸坚强，胡不速朽兮恋此高岗。恶有报兮善有庆，毁棺露骸兮吾意凄惶。山之广大兮地厚无疆，以为宅兆兮永此潜藏。臻百福兮降百祥，千秋万岁兮无厉无殃”。敬鬼神而远之。

在云南，今昭通地区沿金沙江、白水江、关河流域的悬棺不说是绝无仅有，肯定是分布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就已知情况，盐津县的豆沙关、底坪、棺木岩、灵官岩,威信县的瓦石、石洞、永善县地黄华,不下10余处；岩桩、岩墩、岩龛、岩沟、岩洞等各种悬棺葬的形式一应俱全。尤其是豆沙关悬棺，保存最多、最完好，地势最险峻，被学者称为“上古遗存，天下奇迹”，“悬棺博物馆”。

豆沙关悬棺在盐津县豆沙乡石门村关河南岸的绝壁上，紧傍213国道。秦开“五尺道”、汉修南夷道、隋造偏梁桥阁、唐开石门道，都无一例外地选择豆沙关作为人滇的门户。“关津枢纽”，“南滇锁钥”，名不虚传。关河北岸，“五尺道”贵迹、石门关古城堡、唐贞元十年御史中丞袁滋册南诏题名摩崖，昭示着这里曾有过人文蔚起的繁荣。关河南岸，削壁腾立，参天而起，高达四五百米，悬棺就存放于绝壁半腰一工方形岩坎内。20世纪30年代调查有棺40多具，此后，或堕落入关河，或被好奇者、居心叵测者破坏，今仍存有10余具。远眺，在清淡得近乎透明的天穹下，在沉重得势将倾倒的绝壁的阴影中，尸棺累累，凌空悬置，确实会让人生出许多难以言喻的思绪，臆想出许多神魔怪异的故事，难怪熊大人要苦苦祈告“臻百福兮降百祥，千秋万岁兮无厉无殃”。

悬棺的主人，一般认为是春秋时期以前居住在今川南、滇东北一带的僰人人，故称“僰人悬棺”。可靠吗？1932年，几位昭通籍的学人曾对豆沙关悬棺进行考察，据当时留下的考察文字，棺内尸骸的头颅骨较今人硕大，手足骨亦较粗壮，也较长，推测身高在18-19米间。棺木用整根原木凿空成形，长约2米，高约50厘米，宽约41厘米，棺盖厚约41厘米。按木质纹理，似为杉木，形制古朴。参加考察的周梦云等认为“此物出自上古，绝非数百年前物。何以言之？史称，大禹死后，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见诸《孟子》矣。孟子又云：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委之壑。今查置棺处所，河流下陷，足证当时河水必高，又且两岸多系水造成屋，知为上古大壑，毫无疑问”。同样在1932年前后，一位美国学者对威信长安的悬棺进行考察，也得出与周梦云大致相同的认识。如此说来，“僰人人悬棺”应该成为结论了。不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陈一得又对周梦云和美国学者的判断提出质疑：首先，居住在今川南、滇东北一带的僰人，自春秋以来，或向滇西迁徙，或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过早地结束了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存在的历史。也就是说，僰人生活的时代，在公元前250年以前。其次，如果豆沙关悬棺所在是因河流下陷而成数百米高悬崖，这个过程没有几千年恐怕不能完成。陈一得反诘：历二三千年之长久。“任何坚硬木质，日射水浸，鲜不化为齑粉？”更何言骨骼完整，棺木纹理清晰。不得不承认，陈一得的反诘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查考史籍，较僰人晚近一千多年生活在这一带的白僚、仡佬等民族也有悬棺葬习俗。“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于岩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元代李京《云南治略》、明代周汝成《炎檄纪略》于此均有记述。谁能说悬棺就不会是白僚、仡佬人的作品呢？

悬棺之所以让人有神秘、魔幻的感觉，成为所谓“千古之谜”，最根本的原因是：悬棺到底是怎样“悬”上去的？在一本叫做《朝野佥载》的书中，提出了一种假设：尸棺先抬到悬崖绝顶，再悬索缘桩往下放。证之于悬棺现场所见，此说难以成立。试想，悬棺多在悬崖的半腰，距顶甚远，且多置放于崖部面的凹陷处，怎么“往下放”？在另一本《岭表纪蛮》的书中，又提出了另一种设想：“筑土为台，运棺其中，事后台卸土撤，而棺乃独标岩际。”说的有些道理，同样以悬棺现场情况参证，其不可操作性就暴露了。还有一说，即前面提到的周梦云的论证，其可以质疑处已由陈一得先生提出来了。“千古之谜”，有些费解，但费解与神魔不是一回事。

古代先民为什么对悬棺这种葬式兴致盎然，莫不真有什么玄机？说白了让人扫兴。《云南志略》云：“人死则棺木盛之，置之千仞巅崖，以先堕者为吉”。……不遗余力地爬上去只是为了堕下来，为了尽快地堕下来。

http://wwwcctvcom/science/20050221/100780shtml

                                     (汕尾海陆丰武学探讨稿 )  

              评《泉州南少林拳与海陆丰传统武术》一书

  我们读了吕选先生主编的《泉州南少林拳与海陆丰传统武术》（以下称该书）,对于弘扬海陆丰传统武术文化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拜读之余，有感书中内容主要是“认祖归宗”。把海陆丰大宗民间传统武术认定为“宋太祖赵匡拳”的说法，是不符合海陆丰传统武术的实际情况的。对作者根据泉州闽南拳与海陆丰岭南拳的地缘(同南)关系，以各乡武馆供奉祖师爷(神位)的名称、纪念先师对联的文字作为依据，把海陆丰民间大宗传统武术定为太祖拳（五祖拳），及论述各门派源流简介的错误观点评论如下： 

   什么叫五祖拳 即五个拳术综合创编而成的新拳种。泉州南少林分古代五祖长拳和近代五祖鹤阳拳，合称五祖拳“太祖拳”。

据《少林拳谱》记载：明未清初北少林大批高师投奔福建泉州南少林寺，开始衍生了五祖门派:有前五祖、中五祖、后五祖、南少林古代“五祖拳” (属北派闽南拳系)，近代五祖拳(蔡玉明创)，还有南派五大门“广东五祖拳”等。福建省内七种拳技中，传播较广的泉州南少林五祖拳有二个:古代五祖 (太祖、达尊、罗汉、行者、白鹤) 以太祖长拳为主拳;近代五祖(太祖、白鹤、达尊罗汉、猴拳、玄女法)，以太祖长拳和鹤拳为主拳，所以五祖拳可称为太祖拳，总称五祖鹤阳拳。又名宋太祖赵匡胤长拳、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太祖洪拳。作者 要认的祖宗就是五祖之一“太祖拳”。 

   一、该书序言记载：作者十年磨一书，旨在还原真实“认祖归宗”。108页倒9行记:海陆丰的武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太祖拳门”。 

  宋太祖赵匡胤拳门属“北派”长拳，海陆丰传统武术属“南派”短拳。要认太祖为宗不能成立！ 据《太祖拳谱源流》载:“宋太祖长拳，古称三十二势长拳，亦称做“太祖拳”，此拳据传是由宋太祖赵匡胤所创……”。赵匡胤手法擅用“长拳"(大开大合、硬攻直进)，海陆丰拳法多属“短拳”(短打近攻、沉肩闭胛、吞吐化消、借力反击)。两种拳技完全不同宗。 

 二、该书108页10行记:海陆丰几大传统主流拳派都属太祖拳(五祖拳)。 

  海陆丰民间传统拳术传承有200多年历史，而近代太祖拳“五祖拳"创拳历史仅有100多年。年代倒置，上辈认下辈，不符合逻辑。这个宗就是“太祖拳门”，“主流拳派都属太祖拳(五祖拳)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公元1750年少林寺八大弟子中：海丰郭转、王铁手、王绍良、陆丰曾埠胄等奉师命下山收复被外界侵占的少林寺庵，并回乡设馆广收弟子，开始传播武术(该书避谈近代五祖创拳年代史，请见附页亦留意今后续评)。

   南少林前、中、后“五祖”中包括太祖拳在内多个门派(北拳种)。每个门派的武术历经衍变为泉州少林“闽南拳”，与海陆丰民间传统的“岭南拳”套路不同。虽两地武术同称“南拳”，但泉州南少林拳法总是离不开北少林拳法功架。海陆丰传统武术则来自南北佛教、道教、流民(艺人)教和四面八方的武术文化，经过千百年来的继承融合和创新而形成民间拳技流传下来，其套路的共同特点具有短手连打，结构紧凑，手法多变，步法稳健，攻击勇猛，常伴以声助威，技击性强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岭南拳武术。 

   作者说“海陆丰几大传统拳术是“都是少林太祖赵匡胤拳”，这需要多方面武学史志考证，才可定论。泉州南少林有古近代五祖拳门和太祖拳门，各门派名师名拳及拳种众多，谁是海陆丰民间传统拳术的“祖宗”？这要靠汕尾市武术界传统拳术传承同仁来考证、根据各乡门派实际情况 (家谱、拳谱、口述、谱诀、拳形、手法等)寻根溯源。不可单凭个人的臆想，谬误地进行记述！ 作者断言“都是太祖拳”，有过早定论之嫌。 

   三、该书100页倒1行说：“从其祖师对联考证，都是南少林太祖拳”。众所周知，人们把祖师爷神位当作图腾和偶像来供奉与崇拜，是一种传统的信仰民俗。中国武术界各门派的祖师爷有：达摩、太祖、关公、三达、张三丰等等。其中达摩是印度人，为嵩山少林寺和禅宗的创始人，后人取其为开基祖而奉为祖师爷。关公为三国忠义名将，后人取其重义气而奉为祖师爷。太祖赵匡胤是北宋开国皇帝，他依靠超群的武艺和出众的胆略建立大宋王朝,后人以其是有武艺的皇帝而奉为祖师爷。所以说：海陆丰各派武馆都供奉各自的祖师爷，不能简单地将其祖师爷的名称作为取拳名的依据。 

   作者把祖师爷的名称定为拳名，是不妥的，如海丰县“笏口拳”是梅县客家人所传，有其独特桩步拳法，属“岭南拳系”，虽然他们供奉赵匡胤（宋太祖）为祖师爷，但将“笏口拳”说成是“太祖拳”，是不成立的。如鹿境乡吕姓永和狮馆“万仙拳（虎形朱家拳）”是莲花崎岭人万维新所传，属于“江西拳系”，但其供奉的祖师亦是赵太祖，不能因此将“万仙拳”说成是“太祖拳系”。又如陆丰著名拳师“三脚虎”，其拳术继承少林内家心法，并融汇广东五祖拳（洪、刘、蔡、李、莫）及朱、范、钟、六合，太极等各派实战技法；尤其是造就其武学地位的师傅张文永（既传得之南少林武学秘籍和峨嵋派绝技）。因此，其独创的蔡莫拳，集各种拳术门派之大成。蔡莫派武馆供奉“达摩”为祖师爷，若根据作者说法，将祖师爷的名称来定拳名的话，能说他的拳术是少林太祖拳功架吗？  

    四、该书102页倒数9行记“学传太祖蟠龙棍，习练家公罩虎拳”。 海丰县罗山乡武馆供奉“三达"祖师爷，武馆楹联:“学传太祖蟠龙棍，习练家公罩虎拳”，横批“祖训是式”。联中所说“太祖和家公”均指纪念罗山先祖郭转“太祖公”，作者把“太祖家公”解读为太祖赵匡胤，这是最大败笔之处。作者以“从其祖师对联考证，都是南少林太祖拳”的依据来命拳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推理，是断章取义的做法，绝对不能成立。 

   五、该书102页中记“应不属雷拳”。雷家教拳术是正宗南少林拳，短打近攻，刚劲有力，刚中有柔，上中下三盘动作快速勇猛，演练起来富有阳刚之美。《罗山派武馆拳谱》记罗山拳部分套路有“雷拳”等打法，但被该书否定。据罗山郭转大师第九代孙,罗山拳传承人郭锦明说:“罗山武术出手时有如“声随拳出如雷响，收打变幻似闪电”。又说:“家族有内传的拳法及八卦吨书，书中字句透出五台山太平兴国寺高僧杨五郎，是罗山乡先祖崇敬的一位武艺高强北宋名将，佐证先祖曾练过杨家武术。罗山拳部分套路不但有雷拳的打法，又有杨五郎八卦拳棍法的特点。先祖所创的拳术，却被吕选说成罗山拳都是太祖赵匡胤拳，我们罗山人对这种说法表示反对! ” 

    六、该书102页倒1行特意注明南少林寺查无“红眉道人”。据《罗山派武术馆谱》、《海丰县志》、《艺海春晖》(香港汕尾海陆丰同乡总会编)、《海陆奇葩》(香港蔡惠进主编)、《汕尾(海陆丰)历史系列文丛书》记载: “清王朝大破少林寺时，为了斩草除根，特派高手“红眉”道人率众高手追踪到海陆丰，以武林界的比武为名，发下武林帖，约定公元1789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在汕尾关爷宫戏台比武，意欲一网打尽。在这次比武中，“红眉”道人不敌郭转大师，便使用暗器，郭转大师当场打死了“红眉”道人，同时不幸被“红眉”道人毒镖所伤，四个月后不幸逝世，享寿七十岁”。作者所谓：“南少林暂查无“红眉道人"，一笔抹煞了郭转大师在汕尾一段比武抗清的壮烈事迹。 

    七、将蔡莫派宗师刘仕忠（三脚虎）拳说成是：“离不开太祖拳功架”，更是不懂装懂，胡说八道！作者在该书101页记道:“陆丰刘仕忠（三脚虎）师，有纳其百家之长，在后期根据自己个人的身体条件，有其独特的一面，但都离不开太祖拳功架”。南拳蔡莫派主席(“三脚虎”四代孙)刘尔曼、南拳蔡莫派武术研究会顾问林达群说:“蔡莫派武术名声显赫，武馆有15间之多，门徒近千人,拳术流播国内外。而作者记载蔡莫派武术仅有二行，只字不提蔡莫派拳术源流以及众多传承名贤，即等于不承认海陆丰有蔡莫派拳种存在。连蔡莫派拳术是谁创的都不知道，怎么有资格论述海陆丰传统武术呢？该书亦未记载三脚虎一段参加工农武装革命，在营救战友时，被炸断左手(导致其个人身体残缺) 的英勇事迹。本派同仁都表示愤慨和不满”。从该书对（三脚虎）拳的记载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把蔡莫派与三脚虎拳脱离关系。草稿未经本派同意就成册，到处散发，并送到有关部门作历史资料保存。就此，我们传承同仁表示保留追究权利! ” 

    八、贬低名师称呼。在武术界中曾扬名粤东地区的八大名师, 该书只列四位: 记甲子“三脚虎”、罗山郭转，公平刘亚梅，莲花万维新。其中三位被该书列为普通拳师，刘亚梅仅列为一代拳师,而一代宗师和一代大师刻意不称。这说明上述名师还未达到作者自己所规定的县级大师资格要求。如一代南拳大师郭转，被该书称为“转师”。郭转大师是罗山派创拳人，世传拳谱，拳术传播海内外，他是海陆丰一位著名的南拳大师。其武术被列为海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又如一代宗师刘仕忠(三脚虎)，被该书称为（三脚虎）师。宗师刘仕忠是蔡莫派创拳人，自编蔡莫拳谱，其拳术风格独特，有一代“神拳”之称。1998年，香港蔡莫派传承人刘标师父，根据其拳谱进行整理，编成《南少林蔡莫拳》武术教学书（中英文版）和视频。出版发行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以及英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区。 2013年“三脚虎”名字列在《海陆丰历史文丛书》名流章中，荣获“武术名流”尊称 (注: 陆丰刘仕忠“三脚虎”和海丰郭转的拳术编入《书》）中。《书》“第四卷第三章、门派众多各领风骚·流派与特点”。 10月25日首发式在汕尾市政府举行，市委领导出席首发。以上二位具有独创拳术，自创拳谱的武林名师，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