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齐家治家。

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作为“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参见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齐家”、“兴家”的极端重要性。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传统家训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家训大都总结、传授家政管理、家业置办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及详细措施。

传统家训在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六亲”也有其他说法）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家之亲，此三而已也”（《颜氏家训》）。当然，家训也谈及亲属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如司马光《家范》中就论述了甥舅、舅姑等姻亲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传统家训基本上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加以阐述和发挥。

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由于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家庭财产的继承，家庭权力的转移都是由父辈决定的，因而子辈绝对地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袁氏世范》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值得提出的是，尽管家训的作者们无不将“子孝”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主要方面，有的甚至宣扬“愚忠”、“愚孝”，但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件下，对子女家人宽以待之。如明仁孝文皇后所言，“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于己于家都不利。许多家训还对家长提出了正身率下、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假如家长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

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古代家训深受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同样以“夫为妻纲”、“男主女从”作为调适夫妇关系的行为准则，宣扬“烈女不更二夫”等男尊女卑的观念，但也有一些家训主张一夫一妻，“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姚舜牧：《药言》），反对“从一而终”，夫死允许改嫁（蒋伊：《蒋氏家训》等）。

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兄弟妯娌间的和睦相处甚至是“齐家”更为重要的条件，如《颜氏家训》所说，这是因为兄弟之间“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易生嫌隙。兄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妯娌之间的团结合作才有了保证。

传统家训在论及治家之道时，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一是严谨治家。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二是勤俭持家。“一粥一饭，当思来自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不少家训还具体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丧葬、祭祀等的标准，严格控制开支。三是忠厚传家。许多家训都要求家人宽柔慈厚，说明“祖宗以厚德启其后昆，则寝昌寝炽，子孙削薄其德，丧败随及”（张履祥《训子语》）的道理。四是善视仆隶。在处理主仆关系时，传统家训除了强调严加管束仆隶一面外，也要求家人善待他们。如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郑板桥嘱咐弟弟烧掉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券等等。

第二，教诫子弟。

由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齐、治、平的统一，把“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受其影响，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的家训也都把教育子弟家人立身修德摆在突出的位置而反复强调。其主要内容有：

蒙以养正。家训的作者们很是强调早期教育对子女成材的重要性，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反对溺爱、宠爱孩子，将爱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励志勉学。许多家训都勉励子弟立大志、成大器，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认为“人无志，非人也”（嵇康：《家诫》）。有的家训还阐述了立志与成学的关系，“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诫子书》）。家训的作者们还把自己的治学经验、方法传授给子弟，以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

应世经务。难能可贵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仍有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耕读并重，学些技术、手艺，以自食其力、自立于世。陆游“时时语儿子，未用厌耕锄”（陆游：《剑南诗稿》）。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弟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他还主张乡村学校的先生，应该考核学生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凡耻于耕作者应予以休罚，如连犯三次，就开除他的“学籍”。纪晓岚甚至颠倒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列次序，向儿子灌输“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纪晓岚家书》）的崭新观念。《庞氏家训》等家训著作中还写入了一些农副业生产的经验。

奉公清廉。不同时代、门第的家训中都教诫家人清白做人，勿贪勿奢，注重节操名声，特别是一些官宦家庭的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认为“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嘱告家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包拯集》卷十《补遗》）并命人刻在石上，以诏后代。

报国恤民。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帝王、仕宦之家的家训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清圣祖玄烨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们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事，关心百姓的生活。许云《贻谋》要求子弟为官者“不论尊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许衡《训子》诗要儿子“身在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

杜绝恶习。在强调进德修身的时候，传统家训无不将戒除恶习放在首位，谆谆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要他们知错能改，“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难为人上人。”（邵雍《诫子吟》）还有不少家训详细规定了对沾染恶习的子弟们的惩罚措施，轻则杖责、鞭挞，重则免祀、开除出族，甚至处死。

第三，处世指导。

一个家庭、家族要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外人的关系，因而传统家训在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处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处世之道。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和待乡曲，宽厚忍让。许多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太和等《郑氏规范》）

审择交游，近善远佞。朋友关系是五大伦常关系之一，许多家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反复教诲他们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

救难怜贫，讲究人道。不少家训中都体现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弟家人发扬人道精神，量力济人。

明哲保身，谨言慎行。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高攀龙：《家训》）。

二

传统家训在对子弟家人实施上述基本内容的道德教化时，在途径和方式、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绝大部分是行之有效的。择其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化制度化。

比如建立定期的“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这是一个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少古代家庭的家训中都有具体的规定。譬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检点。”这样的生活会可以收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家训还规定“家庭民主生活会”大家轮流主持，形式、时间不拘。凡是无故不到会者，就是“自暴自弃之人”。

第二，教化途径、方法的多样化。

一是注重家风的陶冶。不少家族都十分注意纯朴、善良、正派的家风对子弟品德养成的重要影响。如唐代3700多人同居、19代共饮、被皇帝赐以“真良家”的江州陈氏家族，以及横跨宋元明三代，被元、明两代皇帝屡次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正是依赖家庭和睦、子弟孝顺、勤业守法、积善累德的良好家风的传承才自立于当时、传名于后世的。

二是以身立范、立教，潜移默化地陶冶子弟的品德。不少家训的作者对于子弟既重言传，更重身教。例如明代袁参坡的夫人李氏，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是一个人格高尚的女性。她不仅对前夫的孩子视如己出，而且以自己的榜样示范给他们以勤俭持家、体恤贫穷、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等美德的熏陶（参见袁衷录：《庭帏杂录》，《丛书集成初编》第97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被誉为“立身行己之要，型家应物之方”的明代官吏温璜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一个忠君报国的忠臣。他在清兵南下时率领军民坚守不降，最后全家自杀殉节。《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们在《温氏母训》的提要中转引了这段史实以后，对温母的家教作了这样的评价：“知其家庭之间素以名教相砥砺，故皆能临难从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也。”（《四库全书》第717卷，522页）原刊印者在《跋》中也评论温母“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贤母造就不虚也。”（同上书，529页）

三是运用格言箴语、诗词歌诀体形式，以收易记易循之效。这些形式的家训读物生动明快，便于记诵和践履。如徐奋鹏的《教家诀》、庞尚鹏的《训蒙歌》、邵雍的《诫子吟》、范质的《戒从子诗》、陆游的示儿诗等等都是很有名的。还有一些以箴言、格言、警语的形式写成的家训，如曾作为蒙学读本、流传很广的清代学者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明朝官吏吴麟征的《家诫要言》等等就是这样的家训著作。

四是填写《功过格》，以知非改过。教育家人用填写《功过格》的方式以培养自己的品德，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做法。明代袁黄的家训《训子言》中就向家人介绍了自己通过这种形式砥砺德行的具体方法。他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50条，每一条都标有做此事后应得的分数。要求儿子每天晚上认真填写，这样“日日知非，日日改过”，道德水平就逐渐地得到了提高。

五是刻石立铭，以便于时时对照检查。这种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明代陈继儒的家训著作《安得长者言》的导言中说，他平日将所思所闻随手题在屏风上，以便子孙们躬耕之余阅读，受到教育；吕坤将他为家人子弟制定的居家做人、积德行善的《孝睦房训辞》撰刻在“戒石”上，要他们“朝夕诵思”，检查自省；清代的左宗棠要儿子将其信中有关修身做人的训示，贴在墙上，经常反思。还有不少家族将家训悬挂于祠堂或载于家谱，要合家老小对照实行。

第三，奉行“明刑弼教”的宗旨，辅以家法、族规的约束。

运用惩罚手段加强对家人子弟的规戒，是宋代以来家训的一个发展，宋及以后的不少家训中都对违背家训者作了惩治性的规定。这与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德主刑辅”的主张是相适应的，不少做出惩罚性规定的家训的制订者们明确指出其目的正是为了对族人、子弟的教化、训导。清代安徽环山的《余氏家规》指出：“家规之设专主于教，宜无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余氏宗谱·家规》）这样，教化辅以惩罚，更有利于约束品行不端的子弟、族人，避免违法犯罪而导致整个家族罹祸。这对保持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维护宗族成员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家法族规督促族人严格遵守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规范，也从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入手强化了国家法律，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

仅就上述传统家训教化的这两个方面而言，就有不少内容能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在教化的指导思想上，扬弃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的家训宗旨，通过强化家庭教育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在封建社会，将家庭教化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松堂集·奏疏》）。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亲自制订、颁布了包括“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在内的《教民六谕》，强调家庭教化。尽管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公民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仍然要以家庭教化为基石。家庭教育搞好了，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内容上，弘扬传统家训教化的积极因素，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服务。

传统家训发展、盛行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封建纲常礼教的糟粕，这无疑是要批判、抛弃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传统家训文化是父祖对家人、子弟的训诫告勉，因而板着面孔说教的，完全陈腐的、封建的东西就少得多。实际上，实是求是地分析前面所述的传统家训的基本内容，无论是治家齐家的经验传授、对子弟修身做人的训诫，还是对家人处世哲学的指导，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扬弃、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的培养和公民健康人格的塑造服务的。

第三，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途径上，汲取传统家训教化注重家风熏陶、养正于蒙、亲情感化等做法，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家风是一个家庭、家族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德面貌。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继承本家族的清白家风，“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示子孙》）。虽然像前面提及的陈氏、郑氏那样的大家庭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显然有利于人们优良品德的形成。

蒙以养正，是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被推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就极为强调蒙养的重要性，清代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甚至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从现代教育理论看，从小加强对孩子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和道德品质养成规律的。“蒙以养正”给我们的启示是，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始自家庭，从源头抓起，才能事半功倍。

此外，由于家训教化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所以父祖在对子孙的教诲中多是关怀慈爱，循循善诱，将亲情的感化与严格的要求统一起来，使得“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仁孝文皇后：《内训》）。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可以使得受教化者爱其亲、信其道，大大增强道德品质养成的功效。

第四，在方式方法上，借鉴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文提到的传统家训教化的许多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服务。比如家长的率先垂范。古代家训教化中非常注重家长、族长、宗正的道德修养，要求家长正身率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不得偏私。家长能够以身立范，子弟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过程中，家长的示范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要培养孩子的优良品德，首先要家长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再如教化的制度化。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既需要家庭的教化基础，更需要教化的制度保证。传统家训的发展史也证明，凡是德风淳厚的家庭、家族，无不是管理、教化制度完善、措施得力的家庭、家族。

四

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教化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养成所用，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这里有几种关系有必要强调提出并应该认真探讨。

一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家训教化内容、途径和方法有许多都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哪些是应该批判、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继承、保留的，需要根据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认真地进行分析、比较、取舍，寻找传统家训教化与我们培养公民道德素质的契合点，使其“古为今用”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利用。

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今天的家庭状况与古代的家庭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在封建宗法社会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家训文化亟需加以梳理和创新。继承传统家训教化与实施新型家训教化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认真探讨的课题。这就需要从事伦理学、社会学及家庭教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

三是家庭教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坐标问题。如上所说，当今社会中家庭仍然承担着一定的教育职能，甚至可以说家庭教育是整个社会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优劣得失、家庭文明程度高低反映和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和文明程度，而这又依赖于家长的道德素养和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因而家庭教化应成为家庭成员积淀道德品质、建设道德文明的重要环节，我们应该站在这一战略高度认识这个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这句点评的话在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时在写上去了。

至于鲁迅先生，他是极为赞同这个观点的，不过鲁迅先生在什么文章里赞同，这个就不知道了。

你如果百度的话，可以百度出一篇课后作业，叫《鲁迅的后园》，作者不是鲁迅，这篇文章是否是课文就不得而知了（毕业很多年了），里面倒是有一句话”鲁迅有言，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搞混了，或者鲁迅先生曾经在某篇文章引用过类似的话，就不得而知了。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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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历史民族大融合中，各个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也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

追溯最早家谱的产生为口述家谱，资料显示：“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家谱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它的发展也是根据历史朝代的政治体制来进行兴衰交替的演变。现在就跟着小编来了解一下家谱的起源吧。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的局面影响，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后，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

周代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族”本来只是 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但进入阶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享有特权，其死后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 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便渗进了主从尊卑的阶级斗争里，其功能也是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

“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 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 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

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 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也泛滥起来，这也是利益驱动所致。

五代以后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起来，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

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踪溯源、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宗族的作用。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家谱的作用已经上升到规范族人行为准则的一种约束力，其姓氏文化也得到大力的发展，为现在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民间史料。

总之，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已经成为历史学家探究真实历史的考证资料，它的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改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到士族再到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它从家族史的角度来阐释、反映、印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热爱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研究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朝皇室家谱：又称《爱新觉罗宗谱》、《清玉牒》。

《爱新觉罗宗谱》共8册，即：星源吉庆、甲册、乙册、丙册、丁册、戊册、己册、庚册。《星源集庆》册为直系皇室册，甲、乙、丙、丁册为宗室册，戊、己、庚册为觉罗册。清代玉牒是清朝历代皇帝的宗族谱。分满、汉文两种。

清朝皇室家谱分册目录如下：

一、甲册

1-4： 德宗景，穆宗毅，文宗显，宣宗成，仁宗睿，高宗纯，世宗宪，圣祖仁，世祖章，太宗文 皇帝位下 之子孙。

二、乙册

1-4： 太祖高皇帝位下　第一子贝勒褚英，第二子亲王代善，第三子镇国公阿拜 之子孙。

三、丙册

1-4： 太祖高皇帝位下　第四子镇国将军汤古代，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六子辅国公塔拜，第七子亲王阿巴泰，第九子镇国公巴布泰，第十子德格类，第十一子巴布海，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三子辅国公赖慕布，第十四子亲王多尔衮，第十五子亲王多铎，第十六子费扬果 之子孙。

四、丁册

1-5： 显祖宣皇帝位下 第二子贝勒穆尔哈齐，第三子亲王舒尔哈齐，第四子郡王雅尔哈齐，第五子贝勒巴雅喇 之子孙。

5： 玉牒之末：

太宗文皇帝位下第一子武肃亲王豪格之第五子温良郡王勐峨之第三子延信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一子广略贝勒褚英之第一子安平贝勒杜度之第六子追封怀愍贝子杜努文之第一子苏努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二子礼烈亲王代善之第一子克勤郡王岳托支下奉恩将军兴瑞之第一子全亮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二子礼烈亲王代善之第二子硕托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二礼烈亲王代善之第二子颖毅亲王萨哈廉之第一子阿达礼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六子辅国厚公塔拜之第二子额克亲之第六子额尔济图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七子饶余敏亲王阿巴泰之第四子安郡王岳乐之第十九子务尔占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五子莽古尔泰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十子德格类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十六子费扬果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三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第一子阿尔通阿第一子舒尔赫宜此支降为觉罗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三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第二子已革贝勒阿敏支下塞胡之第二子拉哈礼此支降为红带

子[此支宗谱未记载，记载对象为春宜位下福成阿，道光年间黜宗室]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三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第二子已革贝勒阿敏第二子爱度礼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三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第六子郑献亲王济尔哈朗支下扬桑阿第一子务能义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三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第九子脑岱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五子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第四子巩阿岱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五子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第五子锡翰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五子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第八子德玛护此支降为红带子。

五、戊册

1-2： 景祖翼皇帝位下　第一子武功郡王礼敦巴图鲁，第二子多罗慧哲郡王额尔衮，第三子多罗宣献郡王斋堪，第五子多罗恪恭贝勒塔察篇古　之子孙。

2-3： 兴祖直皇帝位下 第一子德世库　第一子素赫臣，第二子谭图，第三子尼扬古　之子孙。

3： 兴祖直皇帝位下 第二子刘阐　第一子陆虎臣，第二子玛英格，第三子门图　之子孙。

六、己册

1-5： 兴祖直皇帝位下 第三子索长阿　第一子履泰，第二子务泰，第三子绰奇阿注库，第四子龙敦，第五子飞永敦　之子孙。

七、庚册

1-3： 兴祖直皇帝位下 第五子包郎阿　第一子隋痕，第二子巴孙巴图鲁，第三子对秦，第四子郎腾　之子孙。

3： 兴祖直皇帝位下 第六子宝实　第一子康嘉，第二子阿哈纳，第三子阿笃齐，第四子多罗郭齐 之子孙。

索引1-2： 爱新觉罗·常林主编。

付录： 星源吉庆

扩展资料：

清朝皇室家谱历史意义及价值：

1、意义：我国历代王朝均修玉牒，不过，唯一完整系统地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只有清代玉牒。

清代玉牒是清朝历代皇帝的宗族谱。分满、汉文两种。文献系统记录了清朝历代皇族人口及宗法谱系，在清朝皇族人口研究及中国宗谱研究等方面都具有宝贵价值。为清朝官修、皇家档案馆（皇史宬）的尊藏本。从形制、体积、装裱等方面都堪称世界宗谱之最。

2、价值：

（1）为研究人口学提供了精确的数字依据 。

以清代子女最多的康熙皇帝来说，他共有皇子35人，皇女20人，但真正活18岁成年者只有皇子20人，皇女8人；

5岁前死亡的皇子12人，皇女10人，已成年者也多数死于40多岁的中年期。 寿命在70岁以上者只有皇十二子允祹（79岁）、皇十六子允禄（73岁）、皇二十三子允祁（73岁）。皇女中寿命最长的是第六女格靖固伦公主，也只活到57岁。

而顺治皇帝情况更糟，8子6女中，8岁前死亡的皇子有4人，皇女5人，皇子寿命最长的当数皇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享年69岁，皇女中只有第二女活到成年，也仅活了33岁。

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水平很低，加之皇族成员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其死亡率是很高的，平均寿命也不长。清代皇族女子的死亡率较男子更高，平均寿命较男子为短，这和现代社会女子人均寿命普遍高于男子的现象正相反，很值得研究。

（2）清代玉牒堪称世界上记载最丰富的族谱。最后一次修订的清代宗室玉牒多达7000页，其中仅详实记录的宗室男性就有10余万人，数量大史料多、有人口繁衍连续完整的记录，特别是女性人口资料和婚姻资料齐全。正因为如此，在研究清史的中外学者眼里，清代玉牒是一个真正的宝库。

（3）审美价值。清代玉牒用满汉两种文字缮写，装帧华美，书法隽秀，也是极具审美价值的珍贵文物。

-玉碟（皇族族谱）

-爱新觉罗宗谱

                蓝氏族谱中的重大发现

                          蓝垂芬

      族谱亦称家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三大支柱。中国现存各式各样的家谱有三万多种，其记载的历史渊源有长有短，推至公元前的年份更是有限。而我们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圳上村的《蓝氏族谱》所记载的历史却很久远，具体可上溯到公元前二千七百多年。这部家谱是1993—1994年续修的，本人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它辑录了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蓝氏族谱中有价值的珍贵史料，如各地的谱序、源流序、蓝氏受姓始祖源流世系考等。自家谱续修完成以后，这些年我又怀着极大的兴趣，对这部家谱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除2006年7月18日在《中国商报》公布过的《蓝采和实有其人》外，还有两个认知，可以分享给大家。

其一：炎帝、黄帝不是同时代人，他们也不是单独一个人，而分别是一个世系。

据《史记》记载，黄帝与炎帝两大部落爆发了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合并，接受黄帝领导，并且结为联盟。中华民族由此发源，炎黄子孙称谓由此产生。

据我们《蓝氏族谱》记载，炎帝神农氏时代共一百四十年，经历了临魁、承、明、宜、来、里、节、茎、克戏、榆罔共十一位帝君。“十一世帝榆罔居空桑，为政求急务，乘人而斗其捷，于是诸侯携贰其臣蚩尤作乱，帝迁于涿鹿，时有熊国君公孙轩辕口头懋圣德诸侯归云，帝在位五十五年，诸侯尊轩辕为天子，降封帝于洛，神农氏亡。”可见，炎帝是先于黄帝出现的，炎帝以下十一代帝君都称神农氏，轩辕黄帝是与神农炎帝的十一世孙榆罔帝同时代人。轩辕黄帝被诸侯尊为天子后，榆罔帝被降封于洛，神农氏至此衰亡。

为什么《蓝氏族谱》中会有如此清楚的记载？这与蓝氏的发源有密切的关系。这将在下面谈到。

其二：可推算出自榆罔帝至夏商周各个帝王的在位年代。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号称“上下五千年”。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的信史只写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由此再往上溯的历史，则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

我从网上查到，我们国家在1996年就启动了一个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九五”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到2000年11月9日通过媒体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该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了一千二百多年，明确了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十王、商殷盘庚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但对于商代前期和整个夏代只是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并未列出各王的具体在位年代。

我通过对家谱的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古没有公元纪年的早期历史时期，完全是以“干支”来计算年份，并证实了几千年来用它记年的绝对准确性。家谱中所记载的蓝氏历世祖的生殁年份都标明了其所处的朝代帝王在位的第××年及当年干支年份。这是历朝历代修谱先辈忠实记录下来的，有相当的可靠性。我经过反复推算核准，认为家谱中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例一：谱中记载，蓝氏受姓始祖蓝昌奇“乃炎帝神农氏十一世孙帝榆罔之子，昔帝都空桑，时有熊国君贡蓝种一株，勃勃然生气异常，适诞生一子，帝甚喜，遂赐姓为蓝，命名昌奇，封郡汝南，受姓开基。”“公生于帝榆罔二十五年壬辰八月十五日辰时，少昊金天氏五年丁未七月十三日申时殁，享寿一百三十六岁”。经过推算，榆罔帝二十五年壬辰年应为公元前2729年。到公元2012年又是壬辰年，（2729＋2011）÷60=4740÷60=79，这样，蓝氏受姓始祖自昌奇公至今已接近七十九个甲子、四千七百多年了。

例二：二世祖蓝原吉（蓝昌奇长子）生于黄帝有熊氏二年甲子年（经推算为公元前2697年）正月初六日申时，殁于少昊金天氏二十八年庚午年（经推算为公元前2570年）十月十四日亥时，享寿一百二十七岁。经核对年表，至少昊金天氏二十八年正好是一百二十七年，这就可以证明黄帝有熊氏的在位年数是准确的。

例三：据《夏商周年表》，周厉王在位年代是公元前877年至前841年，在位年数三十七年。而据我谱记载，蓝氏第六十四世祖蓝超公生于周厉王五年丁亥年，经推算周厉王元年应是公元前878年癸未年。故周厉王在位年数应是三十八年。

根据家谱中的记载，可以推算出夏代以前早期帝王比较准确的在位年代及夏商周各代帝王更为准确的在位年代。这样，公元前841年以前历代帝王的在位年代就很清晰了。为此，我整理出一份《中华民族自炎帝至西周末历代帝王在位年表》附载于后，并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及历史爱好者，请给予批评指正。

中华民族自炎帝至西周末历代帝王在位年表

帝王名及年号

干支年

公元年

在位年数

炎帝神农氏

140

临魁帝

60

承帝

60

明帝

49

宜帝

45

来帝

48

里帝

43

节帝

不详

茎帝

不详

克戏帝

不详

榆罔帝

戊辰—壬戌

公元前2753—前2699

55

黄帝有熊氏

癸亥—壬寅

公元前2698—前2599

100

少昊金天氏

癸卯—丙寅

公元前2598—前2515

84

颛顼高阳氏

丁卯—甲申

公元前2514—前2437

78

帝喾高辛氏

乙酉—甲午

公元前2436—前2367

70

帝挚

乙未—癸卯

公元前2366—前2358

9

尧陶唐氏

甲辰—乙酉

公元前2357—前2256

102

舜有虞氏

丙戌—乙亥

公元前2255—前2206

50

夏后禹

丙子—癸未

公元前2205—前2198

8

夏后启

甲申—壬辰

公元前2197—前2189

9

夏大康

癸巳—辛酉

公元前2188—前2160

29

夏仲康

壬戌—甲戌

公元前2159—前2147

13

夏后相

乙亥—壬寅

公元前2146—前2119

28

夏少康

癸卯—癸卯

公元前2118—前2058

61

夏后杼

甲辰—庚申

公元前2057—前2041

17

夏后槐

辛酉—丙戌

公元前2040—前2015

26

夏后芒

丁亥—甲辰

公元前2014—前1997

18

夏后泄

乙巳—庚申

公元前1996—前1981

16

夏后不降

辛酉—己未

公元前1980—前1922

59

夏后扃

庚申—庚辰

公元前1921—前1901

21

夏胤甲

辛巳—辛丑

公元前1900—前1880

21

夏后孔甲

壬寅—壬申

公元前1879—前1849

31

夏后皋

癸酉—癸未

公元前1848—前1838

11

夏后发

甲申—壬寅

公元前1837—前1819

19

夏履癸（桀）

癸卯—甲午

公元前1818—前1767

52

商成汤

乙未—丁未

公元前1766—前1754

13

商大甲

戊申—庚辰

公元前1753—前1721

33

商沃丁

辛巳—己酉

公元前1720—前1692

29

商大庚

庚戌—甲戌

公元前1691—前1667

25

商小甲

乙亥—辛卯

公元前1666—前1650

17

商雍己

壬辰—癸卯

公元前1649—前1638

12

商大戊

甲辰—戊午

公元前1637—前1563

75

商中丁

商外壬

己未—丙戌

公元前1562—前1535

28

商河亶甲

丁亥—乙未

公元前1534—前1526

9

商祖乙

丙申—甲寅

公元前1525—前1507

19

商祖辛

乙卯—庚午

公元前1506—前1491

16

商沃甲

辛未—乙未

公元前1490—前1466

25

商祖丁

丙申—丁卯

公元前1465—前1434

32

商南庚

戊辰—壬辰

公元前1433—前1409

25

商阳甲

癸巳—己亥

公元前1408—前1402

7

殷盘庚

庚子—丁卯

公元前1401—前1374

28

殷小辛

戊辰—戊子

公元前1373—前1353

21

殷小乙

己丑—丙辰

公元前1352—前1325

28

殷武丁

丁巳—乙卯

公元前1324—前1266

59

殷祖庚

丙辰—壬戌

公元前1265—前1259

7

殷祖甲

殷廪辛

癸亥—辛丑

公元前1258—前1220

39

殷康丁

壬寅—壬戌

公元前1219—前1199

21

殷武乙

癸亥—丙寅

公元前1198—前1195

4

殷文丁

丁卯—己巳

公元前1194—前1192

3

殷帝乙

庚午—丙午

公元前1191—前1155

37

殷纣辛

丁未—辛巳

公元前1154—前1120

35

周武王（姬发）

壬午—乙酉

公元前1119—前1116

4

周成王（姬诵）

丙戌—壬戌

公元前1115—前1079

37

周康王（姬钊）

癸亥—戊子

公元前1078—前1053

26

周昭王（姬瑕）

己丑—己卯

公元前1052—前1002

51

周穆王（姬满）

庚辰—甲戌

公元前1001—前947

55

周共王（姬繄扈）

乙亥—丙戌

公元前946—前935

12

周懿王（姬囏）

丁亥—辛亥

公元前934—前910

25

周孝王（姬辟方）

壬子—甲戌

公元前909—前887

23

周夷王（姬燮）

乙亥—壬午

公元前886—前879

8

周厉王（姬胡）

癸未—庚申

公元前878—前841

38

周召共和

庚申—癸酉

公元前841—前828

14

周宣王（姬静）

甲戌—己未

公元前827—前782

46

周幽王（姬宫涅）

庚申—庚午

公元前781—前771

11

注1前文提到有关炎帝至榆罔帝是第十一世孙的说法，与炎帝神农氏的在位年代只是笔者按家谱记载抄承下来的，由于历史太久，各地的说法也不一致，因此不一定准确。

2成汤后有大丁、外丙、中壬三代帝王，在蓝氏族谱中未见记载。

3盘庚迁殷在盘庚继位十四年癸丑年（公元前13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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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垂华，中国商业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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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氏族谱有关问答

问：关于蓝氏族谱中的重大发现你是怎么认为它是准确的？又是怎样推算出来的？

答：本来我就是在家谱中发现一些异常情况，带着怀疑的态度去研究的。比如：我们的早期祖先，特别是公元前以前的越早他们的寿年就越高，历代的祖先生殁寿葬与当时的帝王在位年代又记载得如此清楚，还有我谱在始祖至108世的祖先生、殁年份只有干支年和帝王在位年代，而没有公元年份。因此，我首先从我本人起按直系关系一直查到始祖，再从这些祖先之间的出生间隔年数来看是否准确，结果我整理出一份直系出生间隔年表；第二是我以六十年干支记年法逐一查出公元前的公元年份，至于历代帝王在位年数，我也是在历代祖先的生、殁时间与帝王在位年代，用干支记年法推算出来的，年表推算出来后，为了更进一步确认它的准确性，我又用历代祖先的生、殁、寿年生（上）死（下）与帝王在位年代加以核对，结果，将这一百多代的祖先一一查对，无一例不相符。

问：仅凭你们的家谱记载，又没有什么文物古迹予以证实，怎么能相信你的准确性呢？

答：我也有想不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祖先是怎么这样清楚地从头至尾将历代祖先的生、殁、寿、葬记录得这样详细，特别是在几千年以前，又没有现代文字，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刚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后期，那时的生、殁、寿、葬同样有那么清楚，还有那葬地的坐向方位与现代的基本一致，那时候的科学怎么就有这么完备，还有那时候的人寿年会有那么高，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要回答的是，我们的祖先一定是凭什么依据记录下来的，否则他没有必要将每位先辈的生殁寿葬写得这么详细，我也看过外姓的家谱，他们就没有记载这样清楚，只是将每代人的名字记录下来了，如果他们要假造这样一个历史，也没有精力将这些年份推算得这么准确，特别是那时候还没有采用公历计年法，他们也没有象现在一样为了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而假造一些文物。

我这里还想说明的是，在我们的祖先中，在始祖昌奇公以下第69世有个尹亹(meng)公（公元前713-608年）他生于周桓王七年，为楚国大夫，他为寻找到蓝氏的始祖根源，曾编修出了蓝姓近2000年的家谱，而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4年，他比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要早六百年。

至于那时候的寿年与科学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如果站在反对的一方说，应该是那时候的人寿年会比较短些，因为那时候没有现代的医学技术，也没有现代人那么懂得保健知识。站在支持一方的观点是那时候的人口稀少，自然生态纯真，人的事业欲望少，记得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说唐尧禅让的历史典故就可以想象那时候人的心态，加上那时候又没有那么多如烟、酒和社会压力等这些致命伤。若要证实这一现象，那就要从各姓氏的家谱中找出是否有着普遍现象，或在出土历史人物中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实。

至于那时候人死后安葬的方位等科学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和科学，很可能那时候的科学就是重视这些事情，而现在只不过是继承了这些科学。

至于整个历史年表，我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出了三个帝王可以证实，司马迁的史记早期历史也没有历代帝王在位年表，而只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记载，在图说经典白话“史记”的殷本纪中的一个故事中说：“盘庚是商汤的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