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祖籍是哪里啊？？？地方不同，分支不一样，家谱字辈也是不一样的，我也姓罗，祖籍江西高安，属于豫章罗这个分支，爷爷辈就迁来重庆了，我爷爷是“时”字辈，我爸爸是“来”字辈，到我就是“贤”字辈了，

我们是用的旧版的家谱，是：盛应实用君，成彦伯公叔，以德懋宪光，秉兴克允福，亨运会时来，贤嗣序昭穆，富有本日新，德业世常录。

豫章堂罗氏神位的书写格式：按传统牌位书写格式为，竖着写：供奉罗氏音门历代宗亲之神位。也可以直接写罗门历代宗亲之神位。根据个人情况掌握。豫章堂即豫章罗氏的堂号，豫章罗氏是发源于江西南昌的一个江右民系家族，始祖是西汉时期的大将罗珠。

我国罗姓的家族共同标帜「像章」，天下皆知。

豫章，本来是树名：豫，就是枕木；章，就是樟树，都是高大而坚实的巨树。

或许正由于豫、章二树的高大坚实，我国的古人，是很早就已经拿它来作为地名的，「左传」的「定四年」 一段上有「蔡侯、吴子、唐侯伐越，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之语，所谓的「豫章」，应该就在现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地方。

不过，「豫章」的地名虽然早在春秋时代便已出现，但是到了汉朝初年，也就是大约两干一二百年以前；这个地名却被搬移到江南去了——当时，汉朝在现在的江西省地区设置了一个「豫章郡」，郡治设在南昌，一直到隋代才被庆治，所以长时以来提起「豫章」这个古地名，绝大多数人都只知江南有，而不知江北也会有过。

两千两百年前，汉朝大行郡县制度，为什么会拿「豫章」两个字作为郡名？

这就跟罗姓大有关连了！

原来，当时豫章郡的郡治所在地南昌城，是在大将罗珠的手晨兴建完成的，竣工之日，罗珠曾经在城内亲植豫、章之树，并且举家搬到南昌城定居落籍。后来，朝廷决定在此设郡，就由于罗珠曾为南昌城手植豫章，为了纪念罗珠的筑城之功，也为了豫、章两种树木已经成为南昌城的特有景观之一，使将该地命名为「豫章郡」，把这个地名，自江北搬到了江南豫章的首城，是由罗氏所建，豫章的郡名，系出罗氏而来；而豫章一地，又很早就是罗氏的主要繁衍中心；罗氏之以「豫章」为郡望。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关于罗姓与「豫章」结缘的经过，前清道光年间江西的一项「罗氏大成谱序」；有十分清楚的说明，是这样的：

「吾族世系，出于黄帝，延至周，妘郐公号匡正，分封罗国，世守宜城。至凌甫公，以功显秦王，遂迁国于枝江，守陇公徙长沙，以国为氏。

秦有武陵令均用公，次子讳珠，仕汉，与灌婴侯；定九江郡，筑城于南昌首府，工成告竣，手植豫章，因家其地。景帝间，吴连七国反，命太尉周亚夫，逮十八邑，请定为郡，始有豫章之称。其后罗氏为豫章郡望，派衍繁盛，星罗苍布，晋宋齐梁之间际，散居天下，虽以会归，惟柏林衍庆，有会归焉。」

「豫章罗氏」的源头在江西，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我国的每一个姓氏家族都是源远流长，在血缘方面上溯炎、黄二帝，罗氏的源流，当然也不会只能追溯到两千两百年前的江西地区而已。以下，便从开创「豫章」郡望的罗珠的身上， 说明他们在血缘上的来龙去脉。

罗氏的得姓始祖，是出生于商纣甲寅年，也就是公元前一O九八年的匡母生。他由于辅助周文王夫于灭纣与周有功，被封于宜城，是一个子爵之国，负责为周室镇守楚北。根据历来罗氏族谱的记载，当时匡正的封地，共有南漳县等八十里，由于当地有一条罗水，所以就定国名为罗——这个地方，就是今湖北省的宜城县一带，应该算是罗姓中国人的最后根源所在。

跟周天子的其他诸候和附庸一样，匡正所开创的罗国，爵位也是世袭的，自他以下，第二世为奕芳，三世为祥，四世甲应；五世文波，六世德；七世操；八世进贤；九世慎；十世璇；十一世辇，十二世赞，十三世静，十四世洪统；十五世彦一，曾于周平王东迁时统宁一百卅七营官兵拒楚，使周室得以易地延续，十六世班，就是本文第一四五篇「赖罗传三姓联宗」曾经提到过的，那位大败入侵的楚军于鄢水，保全了罗国的了不起人物。

班的儿子，是十七世的震，此后，十八世为博古，十九世为乾，廿世为晖；廿一世缙，廿二世敬，廿三世家斯；到了廿四世的万通，罗国的国势已渐衰微，周定王十一年（公元前五九八年），楚庄王为报鄢水之耻，派出大军灭了罗国，万通出亡罗到下邑，国的宗室也自此星散。

国亡之后，逃亡下邑的万通传子二十五世的苍；二十六世为乱；廿七世利达；廿八世秀扬；廿九世学，卅世程正。

卅一世凌甫，是罗氏家族发展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不但复兴了罗国，开始「以国为氏」而姓了罗，而且为罗氏编纂族谱，使得罗氏的世系，迄今源源本本，有条不紊。

罗凌甫的名字是乘，他对维氏家族的不朽贡献；明载于历来的罗氏家乘如下：

「凌甫公，讳乘，恨罗国被楚所灭，计能灭楚者秦也，故事于秦，至周显王三年，秦奉献么爵于上卿，封陇西邑为公采邑，公不受，恳秦助兵复国，自楚灭罗至此二百三十年，始克恢复故物。

后见罗国在宜城山中偏僻；乃迁都于南郡枝江，今荆南道枝江县有罗国之政治。公迁国后见宗人散徙，罔知所宗，追寻源流，取上祖祝融居穴正，微子之音，匡正公乃封于宜城，陇西之郡，以从郡叶音，以国为姓，自祝融之后历世源流，朝为家谱垂于诸后也，罗氏之有谱自公始也。公薨于周显王二十八年庚辰，享寿九十有七，墓在枝江城北。」

罗凌甫为罗姓编纂族谱，是周显王十四年（么元前三五五年）的事。当时，他曾亲撰了一篇谱序，迄今仍存，留待下文介绍。

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

罗姓称豫章世家的原因：

当时豫章郡的郡治所在地南昌城，是在大将罗珠的手晨兴建完成的，竣工之日，罗珠曾经在城内亲植豫、章之树，并且举家搬到南昌城定居落籍。

后来，朝廷决定在此设郡，就由于罗珠曾为南昌城手植豫章，为了纪念罗珠的筑城之功，也为了豫、章两种树木已经成为南昌城的特有景观之一，使将该地命名为「豫章郡」。

把这个地名，自江北搬到了江南豫章的首城，是由罗氏所建，豫章的郡名，系出罗氏而来；而豫章一地，又很早就是罗氏的主要繁衍中心；罗氏之以「豫章」为郡望。

迁徙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罗国与赖、傅两国毗邻，人员交往密切，难分彼此，因此，有赖、罗、傅同宗之说，已召开过十届代表大会的“世界赖罗傅宗亲联谊会”便是此历史的产物。

史上不同时期，曾有过其他姓氏溶入罗氏的记载，尤其北魏孝文帝时，曾有过大规模的官方改姓，有许多少数民族如叱罗氏、破多罗氏、斛瑟罗氏、解瑟罗、武罗等改为罗姓，其中北魏时，鲜卑族、代州人屈蛇节侯罗结、带方公罗斤、罗敢、罗伊利、济南王罗拨家族、南阳郡公罗协等便是典型代表。

罗 火神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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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姓起源于河南罗山一带，最初是织网捕鸟的部落，并将网和鸟作为其图腾标记。据记载，罗姓的祖先祝融是黄帝的四世孙，祝融专门掌管火种，后人尊其为“火神”。今天湖南衡山的最高峰叫祝融峰，就是为了纪念他。武王伐纣时，罗人功勋卓著，罗部落被封为罗子国。春秋时期，罗子国为楚武王所灭，其遗民被迁往湖南汨罗和湖北枝江。为纪念故国，罗人便以国名“罗”为姓氏。

一、显赫家族

现代罗姓人数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八六，排第二十名，主要分布在南方，仅湖南、江西等六省的罗姓就占全国罗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相对比较集中。历史上罗姓在某些地方成为世家大族，如“豫章五姓，罗第一”。后魏外都大官罗结子罗斤官拜长安镇都大将军，孙罗敦、罗拔和曾孙罗伊利、族人罗提、罗弥，世代均为大官，家族显赫达一百二三十年。宁乡（今属湖南）望族是罗弘信家族，他的儿子罗绍威、孙子罗周翰三代都是唐朝魏博节度使，罗绍威的三个儿子都娶了公主而成为驸马，其家谱称“父子名列廊庙”。庐陵戡村（今江西吉安）罗氏人才辈出，北宋时罗政和为三舍入邑之师，儿子上行和孙子曾等七人均为进士出身。清朝太学正助教罗用俊，儿子罗钦顺、罗钦德、罗钦忠先后中进士，人称“罗氏三凤”；扬州画家罗聘，其夫人、儿女均擅长画梅，称“罗家梅派”，裔孙罗庸是当代知名教授。湖南湘乡罗泽南家族，曾祖、祖父和父亲均为通奉大夫。罗战死后，父赏六品顶戴，子兆作、兆升赏举人。清末浙江上虞望族是国学大师罗振玉家族，曾祖罗敦贤任扬州盐司、河督幕僚，祖父任泰兴、赣榆、高淳、江宁知县和高邮知州，父罗树勋任江宁县丞、海州州判、徐州经历、清河县丞。罗振玉的胞弟罗振常、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四子罗福葆、五子罗福颐都是成就巨大的古文字家和金石学家。此外，历史上的罗姓名人还有西汉巨商罗裒、东汉罗衍、晋代的广益刺史罗友、隋末的幽州总督罗艺。唐有文学家罗隐，诗人罗邺、罗虬。宋有端明殿学士罗点、刺史罗。元有医学家罗天益、小说家罗贯中。明有学者罗汝芳、名将罗通。清有农民起义领袖罗汝才、哲学家罗钦顺。现当代有革命先烈罗亦农、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荣桓和舍己救人的罗盛教等。

二、罗姓名人

湖海散人罗贯中

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小说家，太原（江西吉安）或钱塘人，约为公元1300～1400年间人，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张士诚的活动有过关系。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因他与张士诚的关系而终不得志，便埋头从事“稗史”（即小说）的创作，写有17种通俗演义，如《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杂剧剧本《风云会》等，最著名的则是《三国志通俗演义》。

罗贯中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据说一天，罗贯中的家里人都出去了，他一人留在家里写《三国》。一个乞丐来行乞：“秀才行行好，小人断粮几天了。”他这时正写到“群英会蒋干中计”中周瑜领蒋干察看后营粮草，听说“断粮”，头也没抬就连连念道：“营内粮草堆积如山，即可以取之！”说完，仍只顾埋头写书，乞丐便毫无顾虑地拿了些米走了。一个小偷趁火打劫，进屋把米粮全部盗走了。妻子回家发现后，着急地问：“家里没吃的了，你到底管不管啊？”恰巧他刚写完“出陇上诸葛装神”，听妻子说“没吃的”，不禁搁笔哈哈大笑起来：“陇上麦熟，何不食之？”其实麦子还未吐穗，妻子只好借粮米来度日。其后，他还用“水淹七军”、“火烧连营”的办法来对付麦田里的野猪，弄得人们啼笑皆非，都说他写《三国》着迷，简直快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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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元末明初杰出小说家，今山西太原人。他一生相传作过"十七史"演义，现存

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

传》等，其中代表作《三国演义》（简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罗 聘：清代著名画家，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画人物、佛像、山水、花果、

梅、兰、竹等，无所不工。其笔调奇创，超逸不群，别具一格，为"扬州八

怪"之一。其子允绍、允缵，均善画梅，人称"罗家梅派"。

罗 存：画家，今河南开封人。喜作小景山水画，极有韵致，时人评价他的画作，"披

图便知登高望远，鱼鸟往还，浩然有江湖之思"。

罗 隐：唐代文学家，余杭人。所作散文小品，笔锋犀利，鲁迅谓其所著〈谗书〉"几

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罗 邺：唐代诗人，余杭人。有"素有英姿，笔端超绝"之誉，号"诗中虎"，为唐代"三

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