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Yú）姓源出有四：

　　1、出自姬姓，为周武王姬发的后代，以国名为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周武王克商后，大举分封诸侯，其第二个儿子邘叔被封在邘国。据《广韵》所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第二子（有说第三子）于邘（故城在今河南省沁阳西北于邘邰镇），称于邘叔。后来，于邘叔的子孙就以国名为氏，有的姓了邘；有的则去邑旁姓于，是为河南于氏，史称于姓正宗。

　　2、出自古复姓淳于氏，为唐代时避讳宪宗李纯所改单姓于氏。据《古今姓氏书辩证》等所载，淳于公子孙，以国名为姓，称为淳于氏。唐贞观年间所定皇族七姓，有淳于氏。至唐宪宗李纯时，为避讳（“纯”“淳”同音），复姓淳于氏改为单姓于氏。到了宋代，又有部分于姓恢复淳于姓，也有一部沿袭未改的，形成此支于氏。

　　3、出自北魏时的万忸于氏，为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恢复本姓于。据《路史》所载，鲜卑族的万忸于氏原为山东于姓人，后随鲜卑改之，孝文帝汉化改革，又复于姓。这一支于氏虽然是从鲜卑族的万忸于氏所改，一向也被当作外来的姓氏看待，但在实际上，他们仍然是汉族于姓的后代，只是在汉代之时，有一位名为于公的后代，随着拓跋氏离开了中原，并且为了适存于鲜卑族而改姓为万忸于氏，等到后来鲜卑族的拓跋珪在我国北方建立了北魏，才又“重回娘家”，复姓为于而已。居住在北方的于姓之人，多为这一分支。

　　4、出自赐姓或少数民族改于姓而来：

　　① 明朝时赐元人巴延达哩姓于名忠，清朝时，南方的部分尼玛哈氏改于姓。

　　② 又有达斡尔、鄂伦春、土、回、高丽等小数民族有改于姓者。

　　得姓始祖

　　于邘叔。为周武王姬发之次子（一说第三子），武王灭商后，大举分封诸侯，他把于邘国分封给于叔，起初于叔为于邘叔，其名得于封地。后来于邘国的子孙就以国为氏，有的姓了于邘，后来干脆去掉邑旁姓于，称为于姓，史称于姓正宗，是为河南于氏，后世于姓尊于叔为于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繁衍播迁河南泌阳县北部一带，是古于邘国所在地，当然也是于姓的发祥地。在于邘国灭亡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于姓基本上都生活在今河南省境，播迁基本是以河南境内为主，如方城、午汤、许昌、伏牛山等地。秦汉时期，于姓人开始以河南为中心缓慢向周边播迁，北迁山西、河北、东迁安徽、山东，西迁陕西、甘肃，此期于姓主要是以我国北方的中原地区为繁衍播迁的中心，并形成三大郡望，即河南、东海、河内，由此，东迁入山东的于姓也开始兴旺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军阀纷争割据，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于姓人跟随着逃难大军，大举南迁于东南广大地区，五胡乱华，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而战争又使中原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为躲避战乱，处于河南南部的于姓则就近南下湖北，后辗转于四川、湖南。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战乱减少，也由于国人根深蒂固的恋家思想，于姓迁徙有等于无，却繁衍昌盛起来，于姓相继在北方形成了几处大的望族。北宋末年，金兵攻陷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并掳走徽、钦二宗，有于姓人随往黑龙江。南宋后期，于姓开始由浙入闽，由闽入粤。元末农民起义军四起，社会动荡不安，江南人口锐减，由于山西表里山河的特殊优越位置，所受影响不大，朱明王朝建立，迁山西人于人口萧条处，则山西于姓也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其分别迁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江苏等地。此前有河南于姓迁顺天府（今北京市）（据《于氏宗谱》所载）。清代，河南、河北，尤以山东的于姓人为多，闯关东谋生并定居。至此于姓人已遍布天下。如今，于姓分布以山东省为多，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其次黑龙江、辽宁、吉林、湖南、陕西等省亦多此姓，上述六省于姓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于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八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

　　历史名人

　　于 公：汉代东海郯（今山东省炎城北）人，曾官廷尉，为县狱吏。执法公允，凡犯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他所洗雪的“东海孝妇”一案，以善于决狱而成名，更是千古美谈。并且为我国民间代代相传的因果报应的道德规范，留下了为善为恶“万应不爽”的典型。

　　于 吉：一作干吉，琅琊（今山东省胶南县）人，东汉时方士，据称在曲阳泉水上得神书《太平清领书》（实为自著），多巫觋杂语。后至南方以符水为人疗病，人多事之，遂为吴·孙策所杀，著有《太平清领书》传世。

　　于 禁：字文则，泰山钜平（今山东省泰安南）人，三国时魏国名将，因征战有功，封益寿亭侯，后被水淹七军，为关羽所掳，释放后，羞愧而死。

　　于栗磾：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黑槊将军，世间少有的猛将。请看魏书《魏书于栗磾传》

　　于 烈：北魏忠臣的楷模。深受拓跋宏等四代北魏皇帝的器重。

　　于 昕：北朝怀朔、武川镇将。在北魏击破柔然的过程中，立有大功。

　　于 濆：唐代晚期诗人，虽不为时人所重，但却具有显著现实主义创作特色，艺术上虽不够锤炼，但质朴无华，明快直切。《全唐诗》收其诗四十五首。

　　于 谦：字廷益（1398-1457），浙江省钱塘（今杭州）人，明朝大臣，成祖年间进士，曾历任监察御史、巡抚、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期间，平反冤案，赈济灾荒，颇得民心。英宗时，宦官王振专权，朝廷腐败。蒙古瓦剌贵族也先率军来犯，明军出兵阻击，全军覆没，英宗被俘，举国上下为之震动。一些朝臣主张南逃避敌，于谦力排众义，誓死保卫京师，并拥成王为帝（景帝）。后瓦剌军破紫荆关直逼京师，他亲自督战，击毙也先，大败瓦剌军。后官加少保，总督军务。英宗被释放后，于景泰八年发动“夺门之变”，夺回帝位。于谦被捕下狱，以“意欲谋逆”罪被叛处死刑，史称“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宪宗成化时，于谦被复官并赐祭，葬于西湖三台山麓。有《于忠肃集》。

　　于 准：清代山西省永宁（今属交口）人，清官于成龙的孙子，官至江苏、贵州巡抚。辑有《于清端公政书》等，于成龙的许多事迹都是他给整理的。

　　于 振：清代江苏金坛人。字鹤泉，号秋田。生卒年不详。清雍正元年（1723年）状元。此科为庆祝雍正帝登极大典特设恩科。雍正帝以于振为其登极首科状元，恩赐有加。除依例授职翰林院修撰外，还让他以修撰衔入值南书房。雍正二年，出任河南乡试主考官。雍正三年，赐居澄怀园。雍正五年，出任湖广学政。后因事遭贬，降为行人司司副。

　　于定国：字曼倩，系于公之子，西汉东海郯县人，汉初丞相，少学法于父，后为狱吏，宣帝时，任廷尉，决疑平法，后为丞相，被封为西平侯。

　　于志宁：唐代官吏。字仲谧（558-665），京兆高陵（今属陕西省）人，贞观中为太子右庶子，高宗时拜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封燕国公，以华州刺史致仕。

　　于休烈：唐代洛阳人，开元初举进士，累官至积贤殿学士。性恭俭仁爱，礼贤下士。本性真诚朴实，机警聪明。肃宗即位当了皇帝，于休烈从中都赶到京城被任命为给事中，后来又改任为太常少卿兼知礼仪使。中原遭到战乱破坏，文物书籍损失严重，于休烈将自己收藏的《五代论》献给国家，肃宗皇帝很满意，任命他为工部侍郎。于休烈在朝中任职三十多年，担任过许多重要显赫的官职，但家中却没有什么积蓄。一直保持正直俭朴，温文尔雅，从来也不将喜怒显示在脸上，他礼贤下士，鼓励提拔年轻人。虽然他官位高责任大，但工作勤奋，不知疲倦。他非常爱好读书，手中整天都拿着书本。

　　于慎行：明山东东阿人，字可远，更字无垢。隆庆进士。万历初历翰林院修撰，充日讲官。因劾张居正夺情，引疾归。后起官，历侍讲学士、礼部左右侍郎，累迁至礼部尚书。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起掌詹事府，后二年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寻病卒。在史馆以读书为事，明习典制，贯通百家，与冯琦并为文学名臣。其诗文弘丽，一时推为大手笔。著有《读史漫录》、《谷城山馆诗文集》等。

　　于成龙：字北溟（1617-1684），号于山，山西省永宁（今属交口）人，清代廉吏，其为官清廉，爱民如子，重视教育，兴修学校，康熙赞其“天下廉吏第一”，官至两江总督。

　　于敏中：字叔子（1714-1779），号耐圃，清江苏金坛人，于汉翔孙，清雍正癸卯年（1723年）状元于振之弟。少时资性过人，读书勤奋，雍正七年（1729年）考取举人。乾隆丁已年（1737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执掌山西试。不久担任山东、浙江学政，掌管所属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敏中担任浙江学政期间，考吏拔秀，罢庸补能，按期组织匀举，担任会试总裁，所拔多知名士。因其满腹经纶，文章冠绝一时，书法清秀洒脱，又通熟掌故，为乾隆皇帝所倚重。乾隆十八年（1753年）选任兵部侍郎，后改户部侍郎，加太子太保存，期间奉旨编纂《户部则例》126卷。乾隆二十五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历时近20年；还就任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文渊阁领阁事先培植职，朝廷谕书多出其手。清廷 开设四库馆，他受命为正总裁，与大学士刘统勋力主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还担任国史馆、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馆总裁。平定四川金川时，敏中负责军书旁午，以书旨功赏戴双眼花翎，画像挂列紫光阁。乾隆四十二年敏中奏准，以纪事本末体撰写《钦定临清纪略》16卷。翌年，又奉旨编辑《西清`砚谱》24卷。还著有《素余堂集》、《日下旧闻考》159卷。卒后赠文襄，赐祭葬。

　　于式枚：清末官员，民初遗老。字晦若（1853-1916）。贺县（今贺州）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充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1896年参加康有为倡设的保国会。1906年任广东提学使，广西京官联名上奏荐其兼任广西铁路公司总理，规划建筑广西境内铁路。1907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上奏反对立宪和召开国会，维护专制皇权，立宪派请罢。因得皇族和顽固派支持，擢升邮传部侍郎、礼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悲愤憔悴，稳居青岛，谢绝袁世凯聘为参议。1916年移居上海病死。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号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陕西省三原人。光绪举人。早年投身民主革命，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历任审计院院长、政府委员、监察院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又是著名书法家、诗人，善草书，1964年病逝于台湾，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行世。

　　于学忠：国民党爱国将领。字孝侯（1890-1964），山东省蓬莱市于家庄村人，早年为吴佩孚之干将，后离吴投张，转入奉系，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是张学良被软禁后奉系的重要将领。

1917-1918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又称护法战争。

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俗称旧国会)，一向被公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在被迫让出政权后，一直为维护约法和国会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当1917年5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利用督军团压迫国会接受对德宣战案之际，孙中山即与章太炎、岑春煊、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要求他们遵守约法、尊重国会。段被继任总统黎元洪罢职后，唆使北洋督军叛变独立，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孙中山又连续通电(或单独、或联名)西南各省，呼吁拥护约法和国会，起兵讨伐北洋群逆。7月1日，张勋拥清室复辟，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大计。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4日，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当时控制广东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为借助护法声浪，确保两广地盘，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湖南扩张势力，表示欢迎孙中山来粤护法。7月6日，孙中山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海琛、应瑞舰离沪南下，17日到达虎门，19日到达广州。在广东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当今变乱，“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认为“假共和之祸尤甚于真复辟”，只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得真共和之建设”。最早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的是海军总长程璧光，他于7月4日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孙中山南下护法后，程即于21日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率第一舰队共十艘军舰，于8月5日到达黄埔，同行者有唐绍仪、汪精卫等。当时控制滇、黔两省的滇系军阀头目唐继尧也为对抗段祺瑞，确保地盘，并向四川扩充势力，于8月11日通电加入护法行列。由于段祺瑞打败张勋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采纳梁启超建议，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以达到他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从而引起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纷纷南下赴粤。至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国会议员已达150余人。

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问题。考虑到来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效法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代表举行国民议会的先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俗称“非常国会”)。25日非常国会开幕，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举之。《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军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为了适应护法戡乱的战争需要，军政府没有采纳《临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而采取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提出的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元首制，体现了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建立本党单独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意图。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同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外交:伍廷芳，财政:唐绍仪，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内政:孙洪伊，交通:胡汉民，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体现了中华革命党人主动与西南实力派以及国民党稳健派合组护法军政府的愿望。但是陆荣廷与唐继尧等追求的是建立护国战争时期军务院那样的合议制政府，按各方实力排定座次，实现他们称霸西南的野心。而军政府却采取了元首制，树立了孙中山在护法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反而成了配角。所以陆荣廷与唐继尧对军政府的组织原则及选举结果都非常不满，均不肯就元帅职。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李烈钧等国民党稳健派人士为求得与西南实力派的合作，也赞成合议制，故这四人也不肯就职。于是孙中山任命了一批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和原同盟会或国民党的激进分子代理各项工作。这样，军政府实际上成为中华革命党力图领导护法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府，从而决定了它必遭西南军阀的反对而难以长期存在下去。

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高潮的到来，也标志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段祺瑞继承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的衣钵，决心以北洋武力镇压西南护法，挑起第二次南北战争。其军事战略有两个重点:一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一是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8月6日，段派出心腹大将傅良佐(-1926)代替谭延？为湖南督军；派其内弟吴光新(1881-)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9月9日傅良佐率北洋军到湘后，即下令免除原同盟会会员、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的职务。18日，刘、林二人联名通电，宣告“自主”，与海军和西南护法各省一致行动。西南护法各省将湘督易人看作是北洋派进军西南的信号，桂系决定派出桂、粤联军80营援助湖南。10月3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湘省护法军组成以程潜为首的湘南总司令部，粤、桂、湘三省护法军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此时，段祺瑞也向北洋军下达了讨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分三路讨伐湘南。10月6日，北洋军和湘南护法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南北两军在湘南激战了一个多月。11月14日，直系军阀王汝贤和范国璋不愿为皖系卖命，径直通电议和，撤离衡山前线。20日护法军轻取长沙。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的计划宣告失败，桂系控制了湖南。与此同时，唐继尧为首的滇系为对抗吴光新率领的入川北洋军，也组成滇、黔联军，与孙中山派往四川的中华革命党组织的四川国民军(后改四川靖国军)相配合，与北洋军交战，于12月3日攻占重庆，赶走了段祺瑞新任命的四川督军周道刚(1875-)和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在其它各省，由中华革命党和国民党人领导组建的护法武装也相继而起，纷纷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规模较大的有湖北襄郧镇守使、鄂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等组织的“湖北靖国军”，在襄阳宣布“自主”；前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组织“陕西护法军”，在凤翔宣布“独立”。此外，在山东、河南、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甘肃，乃至东北等省区，都先后组织了“护法军”、“靖国军”，宣布“独立”或“自主”，护法战争的烽烟席卷了全国大部分省区。这种形势使孙中山非常振奋，他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护法北伐的进兵战略:令桂、滇两军肃清湘、川北军，出师合击武汉，其他各路护法军、靖国军也与桂、滇军会师武汉，然后占领南京，大举北伐，会攻北京。

北洋军在湖南的失败是直、皖两系矛盾分裂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激化了直皖矛盾。直系首领、代总统冯国璋一直同皖系首领段祺瑞争夺北洋派正统地位及北京政府中央大权。护法战争打响后，冯企图借助西南军阀势力对抗皖系，因而暗中主和；且对皖系利用直系军队打头阵的部署深为不满，正因此，王汝贤、范国璋二将在前线擅自停战撤兵，打乱了皖系夺取湖南的战略部署。对此，段祺瑞极为恼火，愤而向冯国璋提出辞职。冯索性暗示号称“长江三督”的湖北督军王占元(1861-1934)、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于18日发表联名通电，主张南北双方罢兵休战，和平解决南北问题。11月22日，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任王士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内阁再次倒台，直皖两系公开分裂。25日冯国璋颁布南北停战令。此举在护法阵营内部引起不同的反响。孙中山始终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在11月18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则要求乘胜攻取岳阳，巩固护法军在湖南的胜利。然而以扩张实力和地盘为目的的桂、滇两系，在分别控制了湘、川两省后，便不顾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宗旨，很快和直系军阀妥协。陆荣廷在11月24日，即冯国璋颁布停战令的前一日，就表示赞成“长江三督”的主和通电，带头发起南北停战。28日又授意广西督军谭浩明(1871-1925)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响应冯国璋的停战令，命护法军前敌各军停战。滇系军阀则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慷慨陈词，表示坚决护法，敷衍孙中山；一面又与陆荣廷沆瀣一气，彼此呼应，下令驻川滇军停战。

直系的主和政策引起皖系与北洋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在段祺瑞及其心腹徐树铮的策动下，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13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召开两次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西南。冯被迫让步，于1917年12月15日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让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10日，又以参谋部、陆军部名义下达局部讨伐令，令北洋军进攻湖北荆州和襄阳。1月14日，吴光新率北洋军攻占荆、襄。桂系与湘军看到直系屈从主战派，也向岳阳发动进攻。1月27日护法联军攻克岳阳，俘敌1300余人。如联军乘北洋军兵力集中荆、襄之机直捣武汉，将会使护法战争出现重大转机。但桂系以保守湘境为满足，按兵不动，并提出“北不攻岳，南不攻鄂”为议和条件，从而丧失攻取武汉、会师北伐的大好时机。南军夺取岳阳后，北洋主战派气势更凶，胁迫冯国璋于1月30日下达对整个西南的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和张敬尧统率所部分路进兵。2月中旬，各路北洋军约10万人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3月18日，北洋军“后起之秀”、署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率部攻占岳阳。3月23日，冯国璋被迫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立即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战场接连失利。26日，吴佩孚占领长沙。北洋政府旋即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命吴佩孚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湘南进军。4月24日，吴佩孚率中路军占领衡阳，湖南大部分地区沦于北洋军之手。进攻湖南的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及其部下、署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本为直系军人，挥师南下后连克岳阳、长沙、衡阳，战功最大，而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派嫡系张敬尧，使曹、吴大为不满，直、皖矛盾再度尖锐。吴佩孚秉承曹锟意旨，占领衡阳后即停步不前。5月底，曹锟擅自回师天津。6月15日直系与桂系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

桂、滇两系军阀不仅在护法战争中勾结直系罢兵议和，破坏孙中山护法宗旨，而且还拉拢国会中的政学会分子和国民党稳健派破坏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企图攘夺护法运动的领导权。1918年1月，由桂系军阀发起，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试图成为与军政府抗衡的另一政权机关。2月，又由国民党稳健派人士出面，正式提出改组军政府的主张，并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其中心用意在于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若干总裁合议制，以排挤孙中山。4月10日，滇系军阀唐继尧率先通电西南各省支持这一主张，提出护法各省现宜遥戴黎元洪或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渲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5月4日，在政学系及益友社操纵下，不顾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的坚决反对，非常国会竟强行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当日孙中山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看透了西南实力派名为护法、实为争夺地盘的面目，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救国的目的，遂于次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是的。《空降利刃》是由张蠡执导，贾乃亮、邢佳栋、李纯、张赫领衔主演的军旅空战剧。《空降利刃》正在江苏卫视火热播出中，现在已经播出有一段日子了。 

《空降利刃》讲述的主要是我国现代空军在实战化训练的大背景下，其中空降兵的某特战旅组建蓝军分队，在研究强敌的同时，还不断的砥砺自身，最终让空降兵在战斗力上实现了极大的提升。而且，还出色完成了每一项特战任务的故事。

据悉，《空降利刃》中贾乃亮饰演的张启，空降特种兵，本是一名飞行员，却因为一次驾机晕厥不得已停飞，后来进入空降兵某特战旅，组建了一支特殊的蓝军分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为部队的优秀教员。

《空降利刃》女主角李纯饰演空降旅女军医“林俊娇”，她是部队中的一朵红花，与贾乃亮饰演的“张启”有一场精彩女追男的爱情戏。

据悉，该剧没有使用配音演员，贾乃亮李纯都是原音出演的，更能表现军人的风采和形象气质，显示军人形象的有血有肉。而且看过贾乃亮现场采访的都能够听出来，《空降利刃》里的声音就是他本人的声音，而李纯也是使用了原音来出演的。更能让演员融入角色。

剧中贾乃亮饰演的张启组建蓝军，开启魔鬼训练的场面，也是真实反映了新时代军人的热血情怀，让我们对军人精神有了也是有了更深的感悟。

《民国演义》（蔡东藩）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5i5b

书名：民国演义

作者：蔡东藩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年份：2015-3-1

页数：600

内容简介：

第一部以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开始，至民国九年（1920）江苏督军兼长江巡阅使李纯自杀案为止，有三集，以四十回为一集，合共一百二十回。

第二部续以民国九年（1920）江苏督军兼长江巡阅使李纯自杀案起，至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止。有两集，以四十回为一集，合共八十回。（以民国史演义中第二部的序言为参考），但实际上现在流行的民国史演义中，却只到一百六十回（即只有一集），至民国十年（1921）九月，孙中山宣言北伐为止。

作者简介：

蔡东藩，浙江省山阴县临浦（今属浙江萧山）人，名郕，字椿寿，号东藩，民国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14岁中秀才，后又进京朝考，名列优贡，分发福建候补知县，因不满官场恶习，数月即称病回乡，辛亥革命之后，曾先后在杭州及绍兴等地教书。1916年开始蔡东藩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人物之众、篇制之巨。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蔡东藩这套演义重史轻文，尽管略输文采，但却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为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

许廑父，名与澄，字弃疾，别署颜五郎，萧山浦沿许家里村人。幼入私塾，曾就读于杭州宗文中学（现杭十中），上海中国公学。续写了《民国通俗演义》最后40回。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钝；江苏如皋人。提到如皋冒氏，就不得不由人想起明末清初著名人物冒辟疆。

毛泽东主席曾说：“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冒辟疆名襄，号巢民，入清后不肯出仕，隐居在家乡，筑建了一片园林，名为水绘园。其园极具匠心，临水而建，不筑围墙，至今仍是如皋著名园林。冒辟疆著有《影梅庵忆语》一书，是一部颇有名的笔记体著作。冒辟疆与爱妾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因涉及顺治皇帝，演绎了一段十分凄怨的历史故事，至今在学人中还是考证的对象。

冒姓是如皋大姓，冒氏的书香门第自是源远流长，冒广生就是冒辟疆之后人。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冒广生在广州出生。冒广生幼时即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11岁那年，他随母亲去探望七外祖父周星誉。七外祖父是冒广生的外祖父周星诒的哥哥，排行老七，时任两广盐运使，居广州。七外祖父能词，写有一本《东鸥草堂词》，冒广生时常诵读，一些词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回肠荡气，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时家中常有戏曲班子来家演戏，戏曲中的唱词对他影响很大，培养了他对词曲的兴趣爱好。因此，他常试着填写一些词曲。

时光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1890年他17岁时，回家乡如皋参加县试，考了个第一，接着参加州试，又是第一，中了秀才。第二年他回广州，正式师从广东番禺的著名学者叶衍兰学词。叶衍兰是近代学人叶恭绰的祖父，清咸丰六年的进士，曾官军机章京，晚年在广州越华书院教授诗词。1893年冒广生过20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词抒发感情，词牌为《念奴娇》：除非明月，问有谁能证，刹那今古。廿载红尘经小谪，添得丝丝愁缕。醉帽寻花，狂筵舞柘，心事书空语。钵池流水，昨宵新涨春雨。记得银烛湘帘，酣饮拓戟，水绘壶觞聚。二百年来如梦景，莫问骚坛盟主。名士冠裳，美人裙屐，眼底都非故。荒园寥落，不知愁在何处。

词中似有少年不得志的惆怅，也似有对先世遗景与名望如今不再的哀痛，但总还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老成之味。第二年他又回乡参加科考，再一次考了第一名，中了举人，一时名声大噪。此时，即使他心中确有愁苦，也会消减一些了。1896年，冒广生离开广州北上，先到上海，与梁启超相识。梁启超初见冒广生，见冒广生英姿飒爽，神清气朗，如其先祖冒辟疆，颇为赏识。

不久冒广生离沪来到风景如画的苏州，与外祖父周星诒生活在一起。这次居地的改变对他一生倾心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特别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来外祖父周星诒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曾官福建建宁知府，罢官后便归田于苏州，与当时学者如谭献、俞樾、王鹏运、郑文焯、文廷式、曹元忠及书画家吴昌硕等人多有往来，常相聚唱和谈艺。冒广生来到这样一个文人荟萃的家庭氛围里，受到极好的文化薰陶。外公的书斋名叫瑞瓜堂，藏有数万卷古籍图书与金石书画，冒广生如入宝山，在此得天独厚的藏书楼中，研读了大量珍本古籍，并且从外公学习校雠之学。

此时，冒广生已经学会填词了，还集成了一册。一次，执晚清词坛牛耳的谭献从友人处借来冒广生词集，读着读着，感到词中有“幽忆怨断之音”，十分喜爱，打算予以评定，不料友人来信索还，只得归还词集，心中甚为遗憾。后来冒广生编成《小三吾亭词》一集，谭献仍然有了评语，称“鹤亭词格甚成就”。另有当时词坛中临桂派领袖王鹏运也有评语，称其词：“托体风骚，含情绵邈，拟之国朝，当于竹、水云间分踞一席。”竹是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水云是指清代著名词人蒋春霖，王氏将冒词与此二人词作相比，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可以看出冒词在当时大词家心目中的地位。

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冒广生入京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之中。冒广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冒广生竟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以尽同志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冒广生留在北京，当时曾被荐应试经济特科，不料因他在试卷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卢梭而被除名。那次的阅卷大臣正是张之洞，他十分惋惜冒广生才华出众而不能录用，在试卷上批了一句说：“论称引卢梭，奈何！”其后两年中，冒广生来往于苏州、扬州、广州等地，有时助阅童生的试卷。一次在扬州阅卷时，他评选了第一名考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刘师培。

1900年，冒广生终于在刑部任了个郎中的小职，恰逢当时名闻遐迩的京都人物赛金花在北京因虐婢致死案，锒铛进入刑部监狱。清代刑律规定主人虐婢致死不用抵命，最重只判个流放的罪名，于是赛金花被判处远戍三千里。冒广生对赛金花深表同情，原来他曾和赛金花有过交情：有一次赛金花约他在陶然亭相会，他兴冲冲赶去亭中久候，却没见赛金花践约前来，事后赛金花还把陶然亭称为“放鹤亭”来取笑他。这次赛金花触犯刑律，冒广生看在故人交谊上，就跟同官商量，把应该充军到东北或西北一千里，如黑龙江、伊犁等地，改为南放一千里，从原籍徽州算起，可以流放到上海。这样，赛金花就来到了上海。后来赛金花在上海租界名声大噪，门庭若市，全赖冒氏当年帮的忙，此是后话。两年后，冒广生又兼任北京五城学堂的史地课教习。在五城学堂，他与林琴南同事，又同拜吴汝纶为师，一时三人同处京城，以文章名世，时称“海内三古文家”。其时吴氏已60岁开外，林氏则50许，冒氏仅29岁，可谓忘年之交的文章挚友，齐名京都。也在这一年，冒广生考上了经济特科，从刑部调到了农工商部，仍为郎中。任官之余，冒广生不废词章之学，并着手写词话。1908年，他在《国学萃编》期刊上发表了《小三吾亭词话》5卷。何以名为“小三吾亭”呢？原来在冒氏先祖冒辟疆营建的水绘园中有一个景观名叫“小三吾”，得名

于唐代诗人元结三个景观，即浯溪、台、亭，冒广生借此景为书名，可说既是对先祖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冒氏书香颇有渊源的一种自炫。《小三吾亭词话》以晚清词人为对象，对与自己交往颇多的词家作品作了收录与点评，其中也保留了一些难得的晚清词人作品及其行踪、词学思想。

1911年初，冒广生来到天津协助梁启超办报纸。辛亥革命后，冒广生离开天津，又入北京，在北洋政府中谋求职务，1913年先赴温州任海关监督兼外交交涉员。任职期间，冒广生对地方文化十分关心，改建了当地的名胜王谢祠和诗传阁，又网罗温州文献，编成《永嘉诗传》百卷，收入自唐以来两千余诗人的诗作两万余首。冒氏还发挥其对版本研究的特长，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和地方文献。1917年，冒广生又撰写了《戏言》一文，对古代戏的发展作了简要的梳理与考证，对戏曲中的角色、器乐、剧具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尤其是联系温州地方戏进行考索与评价，使文章成为具有地方戏研究性质的重要文献。这一年，他应聘为财政部顾问，又因曾在清廷任过农工商部的郎中，北洋政府委任其为农工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于是他离开了他十分钟爱的温州，开始了对全国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几年以后，冒广生又被委任镇江海关监督，他仍然对地方文化十分感兴趣。任职期间，他又自出百金与当地人士共筹款600银元重刊了著名的《至顺镇江志》，在书中保存了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史料。该书曾被清代大学者阮元称赞为“备录故事，多详兴废，物产土贡，胪陈名状……明以来绝无著录，洵为罕觏之秘籍”。冒氏出金组织重刊，为繁荣地方文化做了有益的贡献。不久他又调淮安，来此地仅一年光景，便刊刻了《楚州丛书》。楚州是唐宋时淮安的称谓，丛书则收录了自汉代以来到清代的诗文、碑释、画鉴、书法及专著、方志等共23种。其中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射阳先生文存》弥为珍贵，是其后故宫发现《射阳先生存稿》原书以前最完整的辑本。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冒广生来到南京，当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正网罗人才，冒广生接受了考试委员一职（见《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载顾音海的《冒鹤亭及其收藏》）。

抗日战争时期，冒广生来到上海，一心从事著述。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皆有深入的研究和著述，如经学方面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记义证》、《纳甲说》、《纳音说》；史学方面有《唐书吐蕃世系表》、《蒙古源流年表》；诸子方面有《管子集释长编》未完稿，校释方面有《淮南子》、《晏子春秋》、《文子》、《列子》、《春秋繁露》等；词曲方面有《四声钩沉》、《倾杯考》、《宋曲章句》、《新云谣集杂曲子》、《疚斋词论》等，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抗日战争胜利后，冒广生应聘为国史馆纂修，起草人物传记多篇。他在南京和当时名流多有往来，如柳诒徵、汪辟疆、尹炎武、于右任、程潜等。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在上海流行。1943年冬，冒广生也读到了这本书，一时勾起他的回忆，决定写些他所了解的一些有关《孽海花》的人物、事迹的掌故，文字着重于书中人名索隐，间附订误琐闻，详载各人籍贯、科分、职业，后来这些书稿收集在魏绍昌先生所编的《〈孽海花〉资料》中，名为《〈孽海花〉闲话》。

一天，冒广生的儿子带来一人，说是要拜访先生，相谈后才知来者原来是游学欧洲归来的钱钟书。谈话间，钱钟书看到冒氏写的《后山诗任渊注补笺》，十分钦佩。后来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记到此次的会见，评价冒氏的《补笺》一书时说：“其书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若夫刘彦和所谓‘擘肌分理’，严仪卿所谓‘取心析骨’，非所思存。”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上海百废待兴，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深博，政府亦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氏生活一时陷于困境。

不久，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此事，于1950年7月来到冒老的住所——上海延安路模范村的一所旧宅里，一见面，陈毅市长就说：“仰慕已久，仰慕已久!”又关心地问冒老的生活起居和著述情况，宾主一同笑论诗词。临走时，陈毅对冒老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清苦，我先给您一些钱用，你要保重身体，安心读书写作，生活问题一定会妥善安排的。”冒老十分感激，静心在家中著述研究。不料几天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为此冒广生专为陈毅市长书写扇面，另请上海画坛巨匠吴湖帆先生作画，以答谢陈毅的知遇之恩。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时，交遇知音。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住在儿子家。来京后，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来到冒老住所采访，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来探望他。他一时奇怪，是谁呢？陈毅元帅来时是不会先通电话的，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一辆黑色轿车在大门口戛然而止，只见轻车简从、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稳步缘梯拾级而上，儿子舒湮忙迎上去。总理问：“冒老在家吧？”“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总理握着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老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总理在沙发上坐定后，呷了一口茶。当时北京仲夏燥热，总理却装束齐整，连领口也未解扣。舒湮刚刚打开电扇，总理却摆手阻止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然后开始了话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原来峋芝是总理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结为至交。入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最高军事参议院性质的统率办事处任秘书。冒老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老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老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言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谈话中，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要走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冒老要起身相送，总理坚决阻止他下楼，冒老只得站在楼梯口与总理挥手告别（见《大地》1998年6期舒湮的《再忆周总理话家常》）。

果然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老去中南海。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主席早已等在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让入书房后，二人叙谈良久，话题谈到时局时，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冒老一时感到如沐春风。后来又谈到诗词上去，这时冒老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四大本赠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

临走前，毛主席问冒老：“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老坦言说：“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冒老起身辞别，主席亲自送冒老上了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冒老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老终生难忘。

冒广生回到上海，身体渐不如前，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皆因病未能成行。

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先生在上海病逝，遗体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

冒广生墓在“文革”时被毁，“文革”后其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先生墓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天津历史名人 天津名人 查为仁(1695～1749)清代诗人。字心谷，号莲坡，又号莲坡居士。天津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曾建查氏园林别墅水西庄。查为仁于此广置图书金石鼎彝，结纳国内著名文人、学者。杭世骏、江沆、厉鹗等著名文学家、经学家、诗坛领袖等都曾寓居水西庄，或吟诗作赋，或挥毫书画，或埋头经史，或著书立说，或鉴赏金石、书画、图籍，产生了大量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作品，使天津古代文学艺术事业以水西庄为中心进入了极盛时期。其文人之盛，与扬州马氏玲珑山馆、杭州赵氏小山堂南北并称，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文化胜地。查为仁本人也大展才华，与厉鹗合笺《绝妙好词笺》被收入《四库全书》。著有《庶塘未定稿》9卷、《外集》8卷、《莲坡诗话》3卷等。 梅成栋(1776～1844)清代诗人。字树君，号吟斋。天津人。道光年间倡立辅仁学院，主讲席10余年。曾在天津水西庄与文人名士结成梅花诗社，有许多诗作在士林传诵，是当时天津诗坛公认的领袖。著有《欲起竹间楼存稿》、《四书讲义》、《管见篇》、《吟斋笔存》等，辑有《津门诗抄》。 张明山(1826～1906)民间艺术家。名长林。天津人。泥人张第一代。幼初入塾，即喜为粘土之戏。经成年累月地细心揣摩与刻苦实践，对捏塑泥人技术终获独得之秘。操作时优游自得，若不经意，而得心应手。为人捏像只须对坐谈笑，抟泥入手，顷刻而成；且能藏泥于袖，悄悄抟塑人像，形神毕肖，栩栩如生。其作品有古装仕女、戏曲角色和各行业人像，驰誉遐迩，被称为南北塑像者之冠。其作品曾获巴拿马赛会一等奖和南洋各地展览会奖状、奖牌20多件。 孙菊仙(1841～1931)京剧演员。原名濂，字宝臣，号学年。天津人。早年是武秀才，曾参与镇压太平军。30多岁以后由业余爱好京剧而下海从艺，师事程长庚，唱老生，噪音宽亮，唱腔淳朴苍劲，能以气行腔，吞放自如，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孙派，与汪桂芬、谭鑫培齐名。孙戏以《完璧归赵》、《逍遥津》、《骂杨广》等著名。孙菊仙不仅演技高超，品德也为人敬仰，不以名角自居，不卖高价票，90岁高龄时，还在津京两地为慈善事业举行义演。在上海演出时，被旅沪天津人亲切地称为老乡亲，后来叫响，他便以老乡亲为艺名。晚年终于天津故居。 张兆祥(1852～1908)画家。字和庵。天津人。师从孟绣村，多才多艺，通晓西洋照相技法和诗文书画，尤擅写生，画花鸟，并吸收郎士宁西洋画法，开一代画坛新风，自成一派。其作品传世甚少，尤为宝贵。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石榴花》，色彩浓艳，风姿绝伦，堪称珍品。其弟子陆文郁等人也在画坛名噪一时。 严修(1860～1929)教育家。字范孙，号梦扶。天津人。清末翰林。任贵州学政时，倡新学，以奏请开经济特科名于世。1897年任满辞归，热心于乡里兴学。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后又辟私宅为敬业中学堂(今南开中学前身)，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等多种教育机构。之后，在私宅创办女子小学、保姆讲习所(幼师)、蒙养园，对天津新式教育的兴起，起到了启蒙与促进作用。1918年与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晚年倡组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讲义理、训诂之学。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多种，辑录出版有《严范孙先生遗著》、《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等书。其书法俊逸潇洒，妩媚多姿，为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 华世奎(1863～1941)书法家。字启臣，号璧臣。天津人。清内阁阁丞，民国成立之后，以遗老自居，终生不剪辫子。同严修组崇化学会，主其事。其书法走笔取颜字之骨，气魄雄伟，骨力开张，功力甚厚。手书的天津劝业场五字巨匾，字大1米，苍劲雄伟，可谓其代表作。书法作品小至蝇头小楷，大至径尺以上榜书，结构都很凝重舒放，晚年更加苍劲挺拔。居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之首。 周学熙(1865～1947)实业家。字缉之，别号止庵。安徽东至县人。1894年中举。初官于浙江，后为山东候补道员。1900年入直隶总督袁世凯幕下，主持北洋实业。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回国后曾作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民国后两度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任期内在天津先后创办商品陈列所、植物园、铁工厂、高等工业学堂、教育用品创造所、滦州煤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华新纺织公司以及天津中国实业银行等，成为一个典型的企业集团，奠定了北洋实业的基干，本人亦成为与南方张謇齐名的著名实业家。著有《止庵诗存》、《止庵诗补集》。 张相文(1866～1933)学者。字蔚西，号沌谷。江苏泗阳人。光绪丙戌岁试补博士弟子员，后弃科举，殚心新学，尤喜中外地舆科学。1899年入上海南洋公学专攻史地，后转该校教习。1901年编写初、中等地理教科书。1907年任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堂长，出版《地文学》，将生物界纳入地理学，有开创意义。与张伯苓、吴鼎昌等创办中国地学会，任会长，编辑《地理杂志》月刊。1920年从事佛学研究。性喜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塞外，考证秦长城之旧址所在，发现成吉思汗陵寝故址及其碑志，纠正当时历史学家之误，对学术界颇有贡献。著作有《佛学地理》、《南园丛稿》等书。 梁启超(1873～1929)学者，政治家。字卓如，任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任公。广东新会人。1890年入京会试得识康有为，拜为师，并接触西学。1895年从康有为入京，协助其发动公车上书，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文，风靡大江南北，与康有为并称康梁。1898年再次进京，办理保国会，参与新政，多次上书请废八股、设编译局、奖励工艺制造。7月光绪皇帝召见，命其筹备京师大学堂，主持译书局。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创办《清汉报》、《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参加保皇会。辛亥革命后回国，在津创办《庸言》月刊，后在袁世凯政府任职。察觉袁的复辟野心后，于1915年定居天津。同年袁谋称帝愈急，梁启超策动其学生蔡锷回滇起义，亲自在寓所草成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送沪发表。袁倒台后梁启超赴欧考察，1920年回国办《改造》半月刊，并在清华、北大任教。此后即脱离政界在津专心著述，完成《清代学术概论》、《墨子校译》、《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并在南开大学及寓所书房饮冰室讲学授课。著述收入《饮冰室合集》，共148卷，约1400万字，涉及哲学、史学、文学、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许多学科，时间上囊括古今，地域上兼及中外。尤其在先秦和明清、近代的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留下了一大批颇有见地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伯苓(1876～1951)教育家。名寿春。天津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海军士官生，亲睹甲午之战，愤然立下教育救国大志。1903年随严范孙赴日考察教育，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1917年，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考察教育，研究私立大学的组织方式。1919年，由江苏督军李纯赠50万银元，张伯苓在天津西南八里台一带购地400亩，建造校舍，创办了南开大学。1923年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又建南开小学，从而完成了南开由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后来，又于1931年成立南开经济研究所，次年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1936年在重庆成立南渝中学。1938年任国民参政员并当选为副议长，1945年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出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和严范孙创立的南开大学、中学、小学，是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培育了周恩来等众多英才，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襄(1876～1965)学者。字纶阁，号？室。天津人。从20岁起酷好考古研究，是中国较早鉴识和收藏研究甲骨文的学者。所著《？室殷契类纂》、《？室殷契文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还著有《流沙坠简勘误记》、《秦前文字韵林》、《古文源流臆说》、《古陶今？》等书。王襄的书法也颇具功力。1949年后任《甲骨文会集》编委，天津文史馆馆长，天津市政协委员。 李叔同(1880～1942)艺术家，佛学家。原名文涛，法号弘一。天津人。童年读诗书，喜好旧诗词，擅长书法金石。1905年赴日本学习西洋画与音乐，并与曾孝谷、欧阳予倩组春柳剧社，主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名剧，开中国话剧运动的先河。回国后曾执教于天津、上海、杭州、南京。全国教音乐、西洋画的教师，多得其亲传，丰子恺、刘质平等名家皆其得意高足。李叔同前半生既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之一，又是诗人、音乐家、画家、书法篆刻家，均有名作问世。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专研戒律，被尊为南山律宗大师，律宗第十一世祖，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僧。所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曾影印成书。 马千里(1885～1930)教育家。名仁声。天津人。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毕业。曾在南开中学、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既是周恩来的老师，又是邓颖超的老师。马千里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抵制日货委员会主席，发动群众罢课罢市，请愿示威。大革命前后，马千里积极支持***的革命活动。资助周恩来赴日留学，周恩来旅欧时常与马千里通信往来。马千里还将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在自己创办的《新民意报》上发表。1921年，马千里创立天津达仁女校，积极支持邓颖超、刘清扬等组织女星社，开展妇女解放运动。还曾担任药王庙小学校长、河北省立一中校长、南开校友总会主席，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曾兼任天津红十字会干事长和副会长，一生忘我工作。 刘奎龄(1885～1967)画家。字耀辰。天津人。南开中学首班毕业生，自幼学习郎世宁画法，研究五代、宋、元诸家，尤其是明代吕纪、清代沈铨的画技，并将西洋画之色彩、透视比例融合于中国传统工笔国画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其作品纤细逼真，神态自然，以《孔雀图》最为著名，深得徐悲鸿赞扬，在中国近代画坛独树一帜。 刘凤鸣(1889～1978)民间艺术家。回族。天津人。15岁开始随外祖父马顺清学习刻砖技艺。马顺清是天津著名刻砖艺人，在清道光年间，将天津砖刻发展为独立于建筑之外的民间艺术，并开创了堆贴法，扩大立体空间，使作品层次分明。刘凤鸣继承和发扬了马顺清的贴砖法，创造了天津刻砖的独特风格，被誉为刻砖刘，以立体和半立体透雕见长，在方砖上所刻山水、花卉、人物、鸟兽形象生动逼真，构思精巧，极具艺术欣赏价值。 杨石先(1896～1985)化学家、教育家。安徽怀宁人。蒙古族。1931年在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1947年任南开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化学会理事和天津科协主席。是中国有机农药研究事业的开拓者，曾在1956年参加周恩来亲自主持的科技发展规划制定工作，担任综合组组长，先后发表过40余篇论文，研制成功10多种农药，并培养了大批人才，是中国教育界一代名师。 哈荔田(1911～1989)医学家、教育家。河北保定人。回族。出身中医世家，早年师从国医泰斗施今墨，三四十年代便享誉津门，在中医诊治和理论研究上造诣颇深，尤擅长妇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创立了天津首家公立联合诊所，又遵照周恩来亲自指示，创建天津中医学院，为教育和培养中医人才、弘扬中华传统医学付出毕生辛劳。其医术之精、医德之高蜚声中外，所诊治过的患者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高层领导或海外政要，无不交口称赞，临终之前还坚持为群众义诊

清末，历任有：

淞沪捐厘总局提调宁波政法学堂监督杭州关监督。

民国后，历任有：

辛亥后，曾担任上海货物税公所所长，

浙江省财政厅厅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1928年）、江苏沪海道尹。

为北洋政府理财

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1911-1931年），张寿镛先后当了十多年的财政官员，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理财，遍尝官场生涯甘苦辛酸，终于长揖辞官，以办学、编书为乐。

在北洋政府时期，他的第一个差使是办上海税务。这在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为时仅三个月就卸任了。接着，从1912年到1915年，他应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请，当了浙江省财政司长（后改称厅长）。由于他是浙江人，而且与朱介人相处较好，得以发挥他的才能，当时，浙江省的年税收入连国税在内只有1600万元，辛亥革命时发了200万元军用，尚且有百万元外债，财政十分困难。在他任中，把每年税收平均提高两千二三百万元。除上缴国税、收回军用票、清偿外债外，及至他离任那年，还库余80万元，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他采取几个措施：第一是治乱。包括制定税则章程，他不顾属吏谩骂，严禁贪污和苛捐杂税。第二是兴业。照他的说法是调查土宜，振兴物产，也就是利用浙江当地资源来发展生产，从发展生产中来增加国家税收。从那几年中，因收入上缴偿债，用在地方建设上的就不多了。可是他还是办了些好事，如修建马路，开辟西湖市场等。

从1915年到1918年，他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那时已进入军阀混战年代。湖北的财政比浙江更难治理，他以在浙江时的办法，而且管得更严更细。曾做调查土宜、振兴物产方案计两三万字，当时，湖北督军是军阀王占元，为扩充地盘和势力，掠夺民财，增发官银局钞票。张校长不肯附和，就离开湖北。

1920年，张寿镛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江苏督军是李纯，因张校长不是他的亲信，被挡驾了，后调派为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当权者强调鲁人治鲁，实际上也是变相挡驾，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动辞职离去。

此后，北洋政府数度调他去北京任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以及执政府秘书、上海南北和议秘书等，一度还在北京筹办劝业银行。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