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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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辅故事》二卷晋世撰。
《湘州记》二卷庾仲雍撰。
《吴郡记》二卷晋本州主簿顾夷撰。
《日南传》一卷
《江记》五卷庾仲雍撰。
《汉水记》五卷庾仲雍撰。
《居名山志》一卷谢灵运撰。
《西征记》一卷戴祚撰。
《庐山南陵云精舍记》一卷
《永初山川古今记》二十卷齐都官尚书刘澄之撰。
《元康三年地记》六卷
《司州记》二卷
《并帖省置诸郡旧事》一卷
《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见存别部行者，唯十二家，今列之于上。
《山海经图赞》二卷郭璞注。
《山海经音》二卷
《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
《庙记》一卷
《地理书抄》二十卷陆澄撰。
《地理书抄》九卷任昉撰。
《地理书抄》十卷刘黄门撰。
《洛阳伽蓝记》五卷后魏杨炫之撰。
《荆南地志》二卷萧世诚撰。
《巴蜀记》一卷
《交州异物志》一卷杨孚撰。
《元康六年户口簿记》三卷
《元嘉六年地记》三卷
《九州郡县名》九卷
《扶南异物志》一卷朱应撰。
《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沈莹撰。
《益州记》三卷李氏撰。
《湘州记》一卷郭仲产撰。
《湘州图副记》一卷
《四海百川水源记》一卷释道安撰。
《京师寺塔记》十卷录一卷。刘璆撰。
《华山精舍记》一卷张光禄撰。
《南雍州记》六卷鲍至撰。
《京师寺塔记》二卷释昙宗撰。
《张骞出关志》一卷
《外国传》五卷释昙景撰。
《历国传》二卷释法盛撰。
《西京记》三卷
《京师录》七卷
《寻江源记》一卷
《后园记》一卷
《江表行记》一卷
《淮南记》一卷
《古来国名》二卷
《十三州志》十卷阚骃撰。
《慧生行传》一卷
《宋武北征记》一卷戴氏撰。
《林邑国记》一卷
《凉州异物志》一卷
《閟象传》二卷闾先生撰。
《司州山川古今记》三卷刘澄之撰。
《江图》一卷张氏撰。
《江图》二卷刘氏撰。
《广梁南徐州记》九卷虞孝敬撰。
《水饰图》二十卷
《瓯闽传》一卷
《北荒风俗记》二卷
《诸蕃风俗记》二卷
《男女二国传》一卷
《突厥所出风俗事》一卷
《古今地谱》二卷
《异地志》三十卷陈顾野王撰。
《序行记》十卷姚最撰。
《魏永安记》三卷温子升撰。
《国都城记》二卷
《周地图记》一百九卷
《冀州图经》一卷
《齐州图经》一卷
《齐州记》四卷李叔布撰。
《幽州图经》一卷
《魏聘使行记》六卷
《聘北道里记》三卷江德藻撰。
《李谐行记》一卷
《聘游记》三卷刘师知撰。
《朝觐记》六卷
《封君义行记》一卷李绘撰。
《舆驾东行记》一卷薛泰撰。
《北伐记》七卷诸葛颖撰。
《巡抚扬州记》七卷诸葛颖撰。
《大魏诸州记》二十一卷
《并州入朝道里记》一卷蔡允恭撰。
《赵记》十卷
《代都略记》三卷
《世界记》五卷释僧祐撰。
《州郡县簿》七卷
《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
《隋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
《隋西域图》三卷裴矩撰。
《隋诸州图经集》一百卷郎蔚之撰。
《隋诸郡土俗物产》一百五十一卷
《西域道里记》三卷
《诸蕃国记》十七卷
《方物志》二十卷许善心撰。
《并州总管内诸州图》一卷
右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一百四十部，一千四百三十四卷。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周则夏官司险，掌建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观祅祥。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教，以佐王扰邦国，周知九州之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及土会之法。然则其事分在众职，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实总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书盖亦总为史官之职。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之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
《世本王侯大夫谱》二卷
《世本》二卷刘向撰。
《世本》四卷宋衷撰。
《汉氏帝王谱》三卷梁有《宋谱》四卷，刘湛《百家谱》二卷，亡。
《齐帝谱属》十卷
《百家集谱》十卷王俭撰。梁有王逡之《续俭百家谱》四卷，《南族谱》二卷，《百家谱拾遗》一卷，又有《齐、梁帝谱》四卷，《梁帝谱》十三卷，亡。
《百家谱》三十卷王僧孺撰。
《百家谱集钞》十五卷王僧孺撰。
《百家谱》二十卷贾执撰。
《百家谱》十五卷傅昭撰。
《百家谱世统》十卷
《百家谱钞》五卷
《姓氏英贤谱》一百卷贾执撰。案：梁有《王司空新集诸州谱》十一卷，又别有《诸姓谱》一百一十六卷，《益州谱》四十卷，《关东、关北谱》三十三卷，《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亡。
《后魏辩宗录》二卷元晖业撰。
《后魏皇帝宗族谱》四卷
《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
《后齐宗谱》一卷
《益州谱》三十卷
《冀州姓族谱》二卷
《洪州诸姓谱》九卷
《吉州诸姓谱》八卷
《江州诸姓谱》十一卷
《诸州杂谱》八卷
《袁州诸姓谱》八卷
《扬州谱钞》五卷
《京兆韦氏谱》二卷
《谢氏谱》一十卷
《杨氏血脉谱》二卷
《杨氏家谱状并墓记》一卷
《杨氏枝分谱》一卷
《杨氏谱》一卷
《北地傅氏谱》一卷
《苏氏谱》一卷
《述系传》一卷姚最撰。
《氏族要状》十五卷
《姓苑》一卷何氏撰。
《复姓苑》一卷
《齐永元中表簿》五卷
《竹谱》一卷
《钱谱》一卷顾烜撰。
《钱图》一卷
右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计亡书，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
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书》称「别生分类」。《传》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秦兼天下，刬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得《世本》，叙黄帝已来祖世所出。而汉又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其《邓氏官谱》及《族姓昭穆记》，晋乱已亡。自余亦多遗失。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
《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
《七略》七卷刘歆撰。
《晋中经》十四卷荀勖撰。
《晋义熙已来新集目录》三卷
《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四卷王俭撰。
《今书七志》七十卷王俭撰。
《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殷钧撰。
《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刘遵撰。
《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刘孝标撰。
《七录》十二卷阮孝绪撰。
《魏阙书目录》一卷
《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一卷
《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四卷
《陈德教殿四部目录》四卷
《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二卷
《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四卷
《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四卷
《香厨四部目录》四卷
《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
《法书目录》六卷
《杂仪注目录》四卷
《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荀勖撰。
《文章志》四卷挚虞撰。
《续文章志》二卷傅亮撰。
《晋江左文章志》三卷宋明帝撰。
《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约撰。
《书品》二卷
《名手画录》一卷
《正流论》一卷
右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其先代目录，亦多散亡。今总其见存，编为簿录篇。
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自史官废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是农历辛未年，中国农历的羊年。
大业六年（六一零）隋炀帝第二次巡游江都，大业六一一年二月，炀帝自江都（今江苏扬州）乘龙舟，入永济渠，赴涿郡（今北京市），下诏攻高丽。命元弘嗣往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船工昼夜赶工。总征全国各地的水陆兵，不论远近，会集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全部奔赴涿郡。五月，炀帝至涿郡临朔宫。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发河南北民夫供应军需。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船队前后长达千途里，往还在路上的民夫经常有十万人。
隋炀帝建东都于洛阳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
大隋官职表
——————————尚书省——————————
尚书令，正一品
左、右仆射各，从二品
——————————中书省——————————
中书令，正二品
中书侍郎，正三品
中书舍人，正五品
主书，从七品
主事，从八品
——————————门下省——————————
侍中，正二品
黄门侍郎，正三品
左散骑常侍，正三品
起居郎、城门郎、符宝郎，从六品
左补阙、录事，从七品
主事、左拾遗，从八品
典仪，从九品
——————————六部——————————
吏部
——掌管官吏选拔、任免、升降、考试等
尚书，正三品
侍郎，正四品（功勋记录）
侍郎，正四品（掌科举、官员考核）
尚书左丞，从四品
尚书右丞，从四品
主事、正六品
刑部
——掌管司法行政和审判
侍郎（处罚）
侍郎（检掌登记各地刑事）
尚书左丞，从四品
尚书右丞，从四品
主事、正六品
工部
——掌管各项工程建设和后勤有关工作
侍郎（尚书未在时处理建房、封房事务）
尚书左丞，从四品
尚书右丞，从四品
主事、正六品
以上三部左仆射统之
兵部
——掌管武官选拔和军事行政
尚书，正三品（军事管理）
侍郎，正四品（战场管理）
尚书左丞，从四品
尚书右丞，从四品
主事、正六品
礼部
——掌管礼仪、祭祀、科举、学校、教育等
侍郎，正四品（主管安葬）
侍郎，正四品（主管祭祀）
尚书左丞，从四品
尚书右丞，从四品
主事、正六品
户部
——掌管户口、经济、财政等
侍郎，正四品（失踪人口审核、校对）
侍郎，正四品（户籍管理）
侍郎，正四品（请假处）
尚书左丞，从四品
尚书右丞，从四品
主事、正六品
以上三部右仆射统之
——————————御史台——————————
御史大夫，正三品
御史中丞，正四品
御史台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察院。
台院 侍御史，从六品
殿院 殿中侍御史，从七品
察院 监察御史，正八品
——————————都水台——————————
都水使者，正五品上（开设水贴，检查在水贴外水的情况）
监丞，从七品上
主簿，从八品下
录事，从九品下
——————————宗正寺——————————
管理皇族、王族招收晋升
宗正卿，正三品
——————————大理寺——————————
最高司法审判
大理寺卿，正三品
——————————鸿胪寺——————————
管理外交事宜
鸿胪寺卿，正三品
——————————平准署————————————
审理商铺申请，开设商铺
平准令一人,正八品上
——————————外官——————————
郡守，从三品
长史，正五品
司马，至正六品
长安县令，从六品
其他县令：从七品
县丞，从八品
县尉，从九品
迁都洛阳
东都洛阳平面图
杨广初继位，便决定迁都洛阳。《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五·地理中》：河南郡旧置洛州。大业元年移都，改曰豫州。《元和郡县志》：“隋仁寿四年，迁都”，《隋书·宇文恺传》载曰：“炀帝即位，迁都洛阳”[24] ，《隋书·地理志》：“大业元年徙入新都”《旧唐书·地理志一》：隋大业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资治通鉴》载曰：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
《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仁寿四年，炀帝诏杨素营东京，大业二年，新都成，遂徙居，今洛阳宫是也。其宫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其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这一系列的证据都表明杨广迁都洛阳，但是汉魏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于是杨广另选地质，重新营建新都洛阳，《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已末，幸洛阳。癸丑，诏日：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没有分职，以为民极也。”《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尙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又是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君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船、凤帽、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次年，东京修建完工。“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城，赐监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船万骑，入于东京。”
杨广营建的洛阳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分外郭城、宫城、皇堀、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的布局和整齐的划一里见方的里坊布局建制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曾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即位之初其所以决定迁都洛阳，是出于对洛阳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决不是单纯出于荒*逸乐，更不是什么迷信谶纬。[25]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大业律
大业三年（507年），杨广颁《大业律》。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修建运河
隋朝大运河
杨广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修通济渠，西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循阳渠故道，东段走汴渠故道入淮水[26] ，他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人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渠宽四十步，两旁皆筑工整平坦的御道，夹种杨柳。从长安到江都，修建离宫四十多座。接着，他派人到江南造龙舟和杂船数万艘。而后，杨广又下命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27] 后统名为隋朝大运河。
在杨广以前，如曹操、邓艾、桓温、刘裕，对河淮交通，均常施力，隋炀帝以后，如唐如宋，亦须时常浚汴，始能利用，充其量，隋炀帝不过加工较完满之一员，其过度推崇者，一方面由昧于水利之历史，别方面则根于事经创作便可享成之依赖心理。[28]
杨坚曾于开皇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仁寿四年（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业元年（604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阳渠故道、汴渠故道为通济渠，同年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大业四年（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27] 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代江苏镇江）到达会稽（现代浙江绍兴）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代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朝大运河以会稽、洛阳、涿郡为三点，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汴河）、永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杭绍，不再绕道洛阳。[29]
隋炀帝画像 (9张)
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会稽，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京七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后世元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京绍大运河的大部分河道不是隋朝大运河的河道。 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
军事
南北统一
隋朝版图
开皇九年（589年），20岁的杨广被拜为行军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
北周武帝功业方隆，平齐之后，正将饮马江南，乃不半年而殂折。[30] 陈叔宝昏庸，又缺乏贤良将相，隋文帝即位之初，便处心积虑，以平陈为目标（如韩擒虎、贺若弼之任命）。贺若弼济京口，韩擒虎济采石，令陈军措手不及。[31] 隋军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杨广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开皇十年（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心血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
攻灭吐谷浑
邵峰饰演的杨广
吐谷浑汗国是在青海、河西一带的强国。始祖是辽西鲜卑慕容涉归的庶长子慕容吐谷浑，吐谷浑与慕容廆不和，率众西迁，最后在青海一带定居。吐谷浑于329年建汗国，典章制度类同晋制，风俗与柔然、突厥相似。大业四年（608年）隋臣裴矩指使高车袭击吐谷浑，吐谷浑向隋朝清求援军。杨广乘机出兵，于隔年灭吐谷浑，步萨钵可汗逃亡。此战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隋廷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但是，同一年，杨广派伏顺去管理，却不能到达而返回。随后，吐谷浑返回故地，并进攻隋朝河右，隋朝无力防御。[32] 随着这次征伐，隋朝长安诸县及西北诸郡，都要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并且遭遇寇盗抄掠，凡是人畜死亡没有到达的人，郡县都会征破其家。因此百姓失业，隋朝西半部先穷困了。[33]
讨占城
杨广于大业元年（605年），令刘方攻占城，随着军队班师后，占城王商菩跋摩遂在比景、海阴、林邑三郡故地复国。此战隋军死者十之四、五，主帅刘方也病死于班师途中。
征讨契丹，大宴突厥
大业元年（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句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大业二年（606年），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杨广招集全国乐人招待他。隔年杨广到榆林，令宇文恺作大帐，邀请启民可汗及契丹、奚、霫族族长参加大宴并看散乐，隋炀帝还赠送大量丝织品。[34] 杨广又命宇文恺临时造出大殿，称“观风行殿”。当地外族以为是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
然而隋朝后期突厥崛起，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始毕可汗率军将隋炀帝包围在雁门。[35] 隋炀帝造成隋末大乱，突厥崛起空前强大，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于突厥，隋朝中原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臣服于突厥，被纳入突厥的势力范围。突厥达到“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强盛程度。[36] [37]
征讨琉求
杨广于大业三年（607年）和大业四年（608年）两度派朱宽前往流求（疑为今日琉球或台湾），务求“慰抚”该国，但流求不从。大业六年（610年）又派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人前往攻打流求，击杀其主欢斯渴刺兜，俘男女数千人而去。在隋军征战期间，流求人曾到隋军当中，进行贸易活动。[38]
总之，杨广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后套一带）。[16]
三征高句丽
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古称辽东，很早即入中国版图，后被高句丽占据。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又攻隋的辽西。杨坚派大军三十万攻高句丽，后因士卒多病，高句丽亦遣使谢罪，遂罢兵。
《开创盛世》鲍国安版隋炀帝
杨广即位后，又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征调士卒一百一十三万余，陆军集中于涿郡（今北京），水军集中于东莱（今山东莱州）。另调民夫二百万，以运送衣甲、粮食等。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肤溃烂，腰以下生蛆，死者甚众。
高句丽坚守各座城池，隋军无法攻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战舰绵延数百里，走海路进攻。[39] 来护儿选拔精甲四万，到达平壤城外，中埋伏而惨败，士卒逃回的不过数千人。[40] 开战前，杨广下令隋将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有关作战决定，必须先向他报告后再听从命令。这使得隋军在战场上很被动。隋将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要先派人驰报远在后方的隋炀帝，这就延误了军情。高句丽的军队也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整和反击。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杨广没拿下辽东城。[41] 三十万五千隋朝陆军渡辽攻高句丽，也遭到惨败，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也丢失殆尽。[42]
隋军虽曾攻至平壤附近，最后却大败而还。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进攻高句丽。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隋炀帝仓皇撤军。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进攻高句丽。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高句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杨广就此撤军。
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引发了大规模隋末农民起义。
文化
开创科举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真正成型于唐朝。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 “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
大业二年（506年），杨广增设进士科。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43]
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507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509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但对于隋朝是否开创进士科，是否开创科举，历来有争议，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陈直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44]
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学者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45] [46]
何忠礼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47]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 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45] [47]
何忠礼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47]
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科举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藏书事业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 《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赵文瑄饰演的杨广
杨广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杨广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裴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48-49]
尊崇儒教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509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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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期指隋初至唐开元年间。据《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开皇三年即在黄河沿岸的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在卫州境内置黎阳仓。大业二年又在洛阳附近增置洛口仓、回洛仓，形成了隋代著名的六大官仓。现将这六大官仓的位置、规模介绍如下。
(一)洛口仓。一名兴洛仓，位于洛州巩县(今县东北旧巩县)东面洛水东岸，因地处洛水人黄河之口，故有是称。大业二年置，筑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容八千石，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守卫④。全仓储米约有二千四百万石，是隋代最大的一个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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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通鉴》卷180，隋大业二年十月、十二月。
洛口仓由于处洛水和黄河交会之地，离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又不远，隋时东南运来的漕米，很大部分都贮藏在这里，由此往西可运往洛阳、长安，当用兵东北时，又可由此运粮渡黄河，经沁河，折入永济渠而运往东北。故而洛口仓可以说既是东都洛阳的外围粮仓，又是用兵东北的军粮转运站，在隋一代地位极为重要。唐前期也是“积天下之粟”①的重要粮库。
隋末李密占洛口仓后，即扩建洛口城，周四十里，后即以此为根据地与困守在洛阳的隋朝的残余势力作长期的争夺战。史载李密开洛口仓散米，赈给起义军队伍，众至数十万，连同起义军家属一起受到洛口仓米救济的近百万人。来领取赈米的人，“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辅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②。可见隋朝在洛口仓储藏的漕米数字是十分惊人的。李密之所以能在隋末战乱中长期坚守在此与隋王朝抗衡，与洛口仓的充裕储粮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来李密部将邴元真以洛口城降于王世充，李密只得投奔李渊③。其后李世民攻王世充，也是先取洛口仓，切断洛阳的粮源，进而包围洛阳城④。这些都说明当时洛口仓因储粮丰富在河洛地区有着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回洛仓。大业二年十二月置于洛阳城北七里，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⑤，是隋代东都洛阳的粮库。隋末为李密和隋军剧烈争夺的目标。入唐以后，其地位才为含嘉仓所代替。
(三)河阳仓。《隋书·地理志》偃师县有河阳仓。前云开皇三年于洛州置河阳仓即指此。《读史方舆纪要》卷48河南府偃师县云：“河阳仓在县北”。偃师县故治即今市东南老城，市北为邙山山脉，地势高燥，适宜修建粮仓。从洛阳城中流出的通济渠在偃师市西入洛水。河阳仓就是为从洛口仓转运粮食入洛阳城所需要而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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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陈子昂集》卷9。
②《通鉴》卷186，唐武德元年九月。
③《隋书》卷70《李密传》。
④《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⑤《通鉴》卷180，隋大业二年十月、十二月。
(四)常平仓。开皇三年置，位于陕州(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西南四里，其地临焦水，西俯大河，地势高平，故又名太原仓。唐时仓城六里①。在隋代和唐前期，自洛阳往西至陕州一段漕运，因三门峡的关系，都采取陆运，自陕州至长安一段则利用河、渭水运，所以史称陕州太原仓“地控两京水陆二运”②，是“蓄巨万之仓”③。
(五)广通仓。开皇三年置，大业初改名永丰仓，位于今陕西华阴市东北三十五里渭河入黄河处④，在今潼关附近。关东漕米运入关中，都先集中于此，地位重要，是关中地区最大的粮仓。隋开皇五年曾出广通仓米三百余万石以解决关中地区严重旱灾所造成的政府机构和驻军的缺粮问题⑤。大业九年杨玄感造反，进攻洛阳不克，部将李子雄以为“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振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义宁元年时也有人向李渊建议，“自龙门济河，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从取也。”不久李渊进军关中，华阴令以永丰仓降李渊，关中诸县多遣使请降⑥。历史事实说明，隋唐之际能否占有永丰仓是能否占有关中地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六)黎阳仓。开皇三年置，位于卫州黎阳县西南大伾山麓⑦(今河南浚县东二里大坯山北)，西濒永济渠，东临黄河，水运极为便利。从河北地区剥削来的租米，都先集中于此，然后再由永济渠或黄河运往洛阳、长安。用兵东北时，由江淮运来的军粮，也先储藏在这里，然后由此运往东北，是河北地区唯一重要粮仓。隋唐二代统治阶级对黎阳仓的管理一贯是很重视的。隋末几次征辽，都曾派人在此督运漕粮。杨玄感据黎阳反隋，经济上即凭借了仓内的储粮。徐世劫曾对李密说：“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后李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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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和郡县图志》卷6，陕州。
②《旧唐书》卷185《姜师度传》；《朝野佥载》卷2。
③《旧唐书》卷185《姜师度传》；《朝野佥载》卷2。
④《元和郡县图志》卷2，华州。
⑤《隋书》卷24《食货志》。
⑥《通鉴》卷182，唐大业九年匕月；卷184，义宁元年八月。
⑦《读史方舆纪要》卷16；宋张舜民《画墁集》：“予尝登大侄，仓窖仍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上，李密坐据敖仓，便谓得计，亦井蛙耳。”
有黎阳仓，“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①。其后，窦建德陷黎阳，尽有山东之地”②。可见黎阳仓在河北地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隋书·地理志》云济北郡卢县有成回仓。卢县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五十里，西北两面临黄河。成回仓应是黄河运道上的一个粮仓。由于史载阙略，详情不明。
唐王朝建立以后，漕运频繁更甚于隋。因此，除了沿用洛口、广通、黎阳、河阳、太原等仓外，又在漕运沿线增置了几处粮仓，其中最大的就是这次发掘的含嘉仓。
含嘉城约建于隋大业元年营建东都的同时。据元《河南志》和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东都宫城、皇城之东有东城，东城的北门名含嘉门，门北即含嘉城，城北即外郭。含嘉城在建成之初是否即用作为大型粮仓，似乎还有疑问。首先是史笈中没有含嘉城在隋代已经是东都重要粮仓的记载。其次是从隋代在洛阳一带的战争史实来看，当时东都洛阳城内似乎并没有像这次发掘出来的大型粮仓存在。例如隋末李密占有回洛、洛口仓后，东都城内严重缺粮，隋军一度夺回城外七里的回洛仓，就急忙派人将仓米运入城内。时洛阳城中布帛山积而粮食奇缺，占有洛口等仓的李密有着充裕的粮食而少布帛。为此，困守在洛阳城中的王世充曾以布帛与李密换取粮食。唐武德初，李世民又围攻洛阳数月，城中乏食，“绢一匹直粟三升……虽贵为公卿，糠核不充，尚书郎以下，亲自负载，往往馁死”③。如果当时洛阳城中已有这次发掘出来的那样大型粮仓存在，就是被围上数月，似还不至于出现上述情况。
含嘉城正式作为大型粮仓可能开始于隋末唐初。隋末将回洛仓的储粮运入城内，起初就可能储藏在这里。入唐以后正式沿用作为东都的大型粮仓，随着储粮增加而不断修筑了许多粮窖，才形成了这次发掘出来的规模。《唐两京城坊考》载洛阳城中有一条从含嘉城中流出南注入漕渠的支渠，名为泄城渠。这条人工渠道很可能就是因为运粮需要而修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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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鉴》卷184隋义宁元年九月；《旧唐书》卷67《李绩传》。
②《旧唐书》卷1《高祖纪》。
③《旧唐书》卷53《李密传》：《通鉴》卷189，唐武德四年三月。
含嘉仓在唐前期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是洛阳的粮仓，并且还起着关东和关中之间漕米转运站的作用。隋时东南漕米都先集中在洛口仓；唐前期则规定东都以东的租米都先集中在含嘉仓，由含嘉仓再陆运至陕州，循河、渭入长安①。因此，当时含嘉仓代替洛口仓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粮仓。同时，原先在洛阳城北七里的回洛仓，入唐以后，不再见于记载，很可能已经废弃不用。河阳仓在隋末已废，后虽曾复置，但为时也不久，地位也无关重要。这样含嘉仓又代替了回洛仓、河阳仓成为洛阳地区的唯一粮仓。《通典》卷十二《食货》载，天宝八年(749)时全国主要大型粮仓的储粮总数为12656620石，含嘉仓即有5833400石，占将近二分之一，是诸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唐初统治阶级从隋末战乱中吸取了教训的缘故。隋末东都的粮仓不集中，洛口、回洛等仓为人所据后，东都终因严重乏粮而被攻破。所以到了唐代将租米都先集中在含嘉仓内，以保证洛阳城内的粮食供应。
此外，较为小型的粮仓尚有：
龙门仓，开元二年置，在河中府龙门县(今山西河津)黄河岸边，是集中汾水流域租米的粮库。这里又是古代黄河上重要津渡，漕米即由此渡河运往长安。天宝年间仓储粮有23250石②。
武牢仓，位于汴河和黄河的交会口。开元以前的汴口仍在隋代的板渚口。江淮地区漕米通过通济渠运来，第一站就到武牢仓。《旧唐书·李密传》云：“兴洛、武牢国家储积”。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柏(一作栢)崖仓，在河清县(今河南济源县西南河清)，咸亨三年(672)置，废于开元十年，仓可容米二十万石③。唐高宗以后，洛阳至三门峡一段曾一度采取黄河水运，所以在咸亨至开元年间，在黄河北岸的河清县置柏崖仓。
渭南仓，咸亨三年置于渭南县(今陕西渭南县)东，为渭河和关中漕渠沿岸的继运站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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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六典》卷3。
②《通典》卷12《食货》。
③《唐会要》卷88；《玉海》卷184，《食货》。
④《唐会要》卷87。
上述这些粮仓都是按当时的漕运路线设置、分布的；各仓的地理位置与当时的分段运输法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江南来的漕船至汴口即可将租米卸下，输入武牢仓内，再由河船经黄河入洛水，将漕米贮于巩县的洛口仓；由此而西至陕州太原仓，可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溯洛水经河阳仓，入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一路由黄河经柏崖仓再陆运至陕州。由陕州太原仓再水运经永丰仓、渭南仓，直至长安的太仓。所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①。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漕运系统。
隋代六个大型粮仓中，洛阳附近就集中了三个；在唐代，最大的含嘉仓又在洛阳城中。这个时期的重要粮仓之所以多集中在洛阳附近，和当时的漕运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
原来这条全程二千公里的大运河，有些河段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给航运带来很大的困难，其中最困难的是自洛阳至长安的一段。
自洛阳以西至陕州的一段黄河，南北两岸受中条山脉和肴山山脉的约束，河身处在峡谷之中。在今三门峡地方，河床为屹立在河中心的两个大石岛分成三股，好似为黄河开了三座大门，故称为三门。黄河在这里不仅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而且布满暗礁，出现许多漩涡。运船至此，稍有不慎，就有覆舟之灾。因此，隋初向洛阳以西运米，为避开三门之险，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开始陆运，通过肴、函山路至陕郡，再入黄河水运。并规定如有人能自洛阳运米四十石，经底柱之险而至京师者，免其征戍②，以示奖励。开皇十五年曾凿底柱，就是想通过三门进行水运。唐贞观十六年(642)曾以两艘载重六百石的船只试上三门；其后，显庆元年(656)，总章三年(670)和垂拱四年(688)几次开三门河道，修凿栈道，企图走三门水路，但结果都未成功③。所以，这时期洛阳至陕州一段租米运输，仍以陆运为主。《新唐书·食货志》载：“江淮漕租米至东都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但陆运费用浩大，如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陆运使，从含嘉仓至太原仓置八递场，每场间隔四十里，每递用车八百乘，八十万石至一百万石的租米，需时二月方能运毕。可见维持这一段陆运在时间上、物力上需要付出很大的耗费，是漕运中最困难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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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53《食货志》。
②《隋书》卷24《食货志》。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三门峡漕运遗迹》附录一《三门峡漕运简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自陕州至潼关以黄河通运，尚属顺利，潼关以西情况又不同了。秦汉以来，潼关以西的关中地区即以渭水为漕运航道。《史记·留侯世家》就说：“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隋初“因渭水多沙，深浅不常”，就在渭河南岸平原，也就是秦岭的北坡上开凿了一条广通渠。秦岭和渭河之间是一个堑断地带。秦岭沿着断层上升，渭河则沿着断层下降，因而在秦岭、渭河之间相对高度悬殊很大，平原狭窄，坡度很陡。从秦岭流下来注入渭河的支河流短湍急，每逢盛夏大雨，秦岭北坡冲刷下来的泥沙都填淤在渭河河床内，因此造成“渭水多沙”。自在渭河南岸开凿了漕渠后，这些泥沙都流人漕渠，造成漕运阻塞。隋初开凿的漕渠，末年已经淤塞。唐高宗咸亨年间关中漕运仍由渭水①。《通鉴》卷二○九中宗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关中一段可能改用牛车陆运。至开元年间裴耀卿改革漕运时，仍“浮渭以实关中”。可见自唐初至开元年间并未采用隋代修凿的漕渠，而是渭水和陆运交替使用，困难仍旧不小。
隋唐二代为了避开这二段险路，就把洛阳建为陪都，如逢关中地区有灾情就将政府机关迁往水运方便、“舟车所会”的洛阳去。隋开皇四年九月关内饥，杨坚即赴洛阳，至次年四月才回长安；十四年关中大旱，杨坚又率户口就食洛阳。仁寿四年杨广即位，开始营建东都洛阳，次年大业元年即成，即以东京为首都。杨广在位十三年，耽在长安的时间，前后不到四个月，在洛阳的时间占三分之一，其余时间都在北巡南游②。所以隋代自开皇四年以后对关中漕渠和三门峡漕运治理很少。唐贞观初，李世民因“洛阳土中，朝贡道均”为理由，企图营建洛阳，但未实现。这是因为当时政府内外高级官员仅六百四十二人③，每年需从水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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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会要》卷87。
②《隋书》卷1、2《高祖纪》，卷3、4《炀帝纪》。
③《通典》卷19《职官》。
运往京师的租米不过二十万石①，所以问题不大。到高宗显庆初，一品至九品内外文武官员激增至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至开则天、中宗时代，中央机构日益庞大，形成官员“内外盈隘，居无廨署”②。神龙时，京师”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奉禀之费，岁巨亿万……河渭广漕，不给京师”③。唐高宗在位二十七年中竟有一半时间住在洛阳，大多数原因是长安一带旱饥，就食洛阳。当时的洛阳“帑藏积累，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而长安“府库及仓，庶事实缺，皆籍洛京传输”④。武则天临朝称制，改东都为神都，在位二十年内，除二年居于长安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其中固然还有其他政治原因，经济因素恐怕占很重要的地位。大足元年(701)在洛阳城内立德坊南漕渠上凿新潭，安置诸州运米的租船⑤；开元十四年七月一次[氵+廛]水暴涨入漕渠，漂没租米船数百艘⑥。这些都证明当时每年到达洛阳的租船数目很大。这次含嘉仓出土有调露、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的铭砖，都是高宗、武则天时代运入含嘉仓租米激增的一个佐证。
据上所述，为什么在隋代和唐前期在洛阳附近集中最大的粮仓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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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53《食货志》。
②《通典》卷15、卷17《选举》。
③《新唐书》卷126《卢怀慎传》。
④《唐大诏令》卷79，仪凤三年十月幸东都诏。
⑤《旧唐书》卷49《食货志》。
⑥《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典[典、笧、琠，读音作diǎn(ㄉㄧㄢ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少典氏，出自远古时期帝君少典氏后裔，属于以先祖国号为氏。
少典氏，传说中的上古第一国君，天字辈，讳烈山氏，又号厉山氏，乃祝融氏祝融氏支派的少典国君，于黄帝纪年前丁亥557年(公元前3274年)诞生在厉山的少典国，因称为少典氏，妣有娇氏之女安登(任姒)。三十岁生长子炎帝神农氏(石年)、三十三岁生次子勖其。
在史籍《史记·少典》中注：集解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娇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闲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又案：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修，吞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
少典是国号，非人名。黄帝即少典氏后代之子孙，故而在《左传》中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就是说其后代子孙而称为子。
少典氏第十一代后裔炎帝神农氏(天字辈)起辈序，其后第一代地字辈→第二代玄字辈→第三代黄字辈→第四代宇字辈→第五代宙字辈→第六代洪字辈→第七代荒字辈→第八代日字辈→第九代月字辈→第十代辈盈字辈。
在少典氏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国号为姓氏者，称少典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典氏，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典丝，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典丝，是西周时期设置的官位，隶属于天官府司。
在典籍《周礼·春官》中记载：“典丝，掌丝入面而辫其物，以待兴工之时，颁丝于外内工。”
实际上，典丝专职负责掌管丝的入贡，鉴定丝的质量和等级，并按等级分发给纺织工匠进行丝的加工。典丝之下辖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贾四人。后世的北周政权仿周制，朝廷亦设有织丝中士、织组中士，职同典丝，官秩正二命(正八品)，隶属于冬官府。
在典丝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典丝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典氏、丝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典礼，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典礼，是西周时期设置的官位，隶属于天官府司。
在典籍《礼记·王制》中记载：“命典礼考时月，定时，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
实际上，典礼就是专职负责制定与掌管各种礼仪的官员。到明朝建文时期，明建文帝亦曾仿周制设有典礼，为郡王府的属官之一，负责掌管王府的礼仪制度等。明成祖夺位后废黜。
在典礼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典礼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典氏、礼氏、李氏、历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典瑞，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典瑞，是西周时期设置的官位，隶属于春官府司。
在典籍《礼记·春官》中记载：“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辫其名物。”
实际上，典瑞就是专职负责掌管玉瑞、玉器库藏的官员。玉瑞，是郡王的私印、私符。典瑞与后世掌管天子印符之官“符玺郎”职位相当。后世的北周政权时期，典瑞为中士，管制正二命(正八品)，隶属于春官府。隋朝时期，典瑞隶属于郊社署，共有四人。
在典瑞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典瑞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典氏、瑞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典书，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典书，亦称典书丞、典籍丞、典书令，是西周晚期设置的官位，掌管王朝的经书典籍。
实际上，典书是中央 指派在各王国中的官员，专职负责王国的教令，是垂直管理制度的官吏。在汉朝初期，汉高祖刘邦设为尚书，后也改为典书，设于各王国中。到唐朝时期，亦设有典书令，并在弘文馆、秘书省、崇文馆、司经局等内，均设有若干人，专职负责掌管各馆、局的四部图书典籍。
在典书、典籍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典书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典氏、书氏、籍氏。
例如在春秋时期，晋国有上大夫苟林父，苟林父之孙名伯黡，负责管理晋国的典籍文献。其后代以伯黡的职官为姓氏，形成典氏、籍氏两支族裔。
第六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典仪，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典仪，亦称司会，是西周时期设置的官位，隶属于天官府司。
实际上，典仪就是专职负责掌管禁中诸仪式之司会的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宾仪、司仪、礼宾。在南北朝时期以及隋朝时期均设有典仪之官。后世的唐朝时期，于门下省设置有“典仪赞者”，负责赞唱之节和殿廷班位，起初官位甚轻，后升为“士”，官秩晋级为从九品。
在典仪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典仪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典氏、仪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典同，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典同，是西周时期设置的乐典官位，隶属于春官府司。
在典籍《周礼·春官》中记载：“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
实际上，典同就是一个专职负责调试各种乐器的乐官。周人尚乐，乐为重礼，因而此官非同小可。
在典同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典同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典氏、同氏、侗氏。
第八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典祀，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典祀，是西周时期设置的官位，隶属于春官府司。
在典籍《礼记·春官》中记载：“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城，掌其政令。”
实际上，典祀就是专职
《隋书》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八(4)
本文2023-11-29 12:01:31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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