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符号，还是血缘、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赐姓是姓氏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氏族社会的神话传说时代就己经出现了。自秦汉以来，赐姓现象越来越普遍，唐五代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比较罕见的。这一历史时期的赐姓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赐姓即皇帝赐给臣民姓氏，是古代统治者用来维持和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唐五代时期皇帝对异姓臣民赐以皇族姓氏，或者赐予他姓，用以褒奖功劳，勉励勤能，笼络人心，具有重要的政治内涵。但其与先秦赐姓制度中封建性质不同，只是属于精神奖励的范畴。唐代在直接继承北朝赐姓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不仅赐姓范围广，规模大，而且形式更加复杂，与前代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五代时期延续了唐代的这一制度，其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根据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方式、目的和范围，论述如下：

（一）、赐国姓

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最尊贵的姓当然是皇帝的姓了，被尊为国姓。赐国姓是帝王对臣民的最高精神奖励，只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获赐者将被附入皇室属籍，成为宗室亲贵，属籍有宗正寺管理，这是天子对臣下的一种莫大礼遇。由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历来被史家视为唐代的延续和发展，是唐代的一部分，故当时所赐的武氏也被本文视为国姓。

1、安抚降将

赐姓盛于乱世，尤其是王朝勃兴之初，前代重要的政治首领、军事将领归附，帝王常以赐姓以示安抚。唐初武德年间是赐姓的一个小高潮，这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唐政权草创，急于统一天下，李唐王室对归附的各路“烟尘”首领或赐以国姓，或许以高官厚禄。如瓦岗旧将李世绩、幽州“总管”罗艺、石州“贼帅”刘孝真、江淮杜伏威、河北高开道、窦建德部大将胡大恩、榆林郭子和等人皆被赐姓李氏。赐姓对唐初政权的迅速稳定巩固和收揽人心是功不可没。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唐朝皇帝又再次采用了这一办法，尤其是平叛战争后期，更是频频使用。如安史部将张忠志举其地归国，“赐姓名曰李宝臣”（《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乾元二年，董秦斫贼营，归李光弼，“赐姓李氏，名忠臣”（《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等。向这些投诚立功的叛将赐姓，对战乱的迅速结束，尽快恢复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代时期，以后唐最有代表性，后唐庄宗就曾多次给后梁旧将赐以姓名。如赐朱友谦为李继麟，张从楚为李绍文，温韬为李绍冲，段凝为李绍钦，康延孝为李绍琛，袁象先为李绍安，霍彦威为李绍真，房知温为李绍英，杜晏球为李绍虔等。不仅赐以国姓，还将其中一些人收为假子，虽然说是“以利合而相资”，但却起到了兵不血刃之功效。

2、笼络羁摩外蕃。

民族问题始终是唐五代的突出问题。李唐出于开拓疆上、安抚蕃邦的政治需要，常向内附的少数民族权贵赐姓，从而使赐姓成为唐朝实行的民族羁縻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唐朝赐姓于蕃族权贵始于武德年间。根据马驰先生的考证，武德七年八月，东突厥可汗颉利遣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入见高祖，得以赐姓李氏，当是唐代赐国姓于蕃族权贵的最早记载。此后，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的风气便愈来愈炽。唐初有契丹酋长窟哥、奚族酋长可度者、靺鞨酋长突地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等率其所部内附，皆赐姓李氏。此后党项羌酋长拓拔赤辞率众内属，“拜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氏李”（《旧唐书》卷198《西戎》）。宪宗元和四年，奚王没辱孤归附，“赐以李氏”（《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对率众归附的蕃族权贵赐以国姓，表示不仅没有把他们当异类看待，还引为宗室，这无疑给刚刚内附、尚心存狐疑的部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这一做法还对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少数民族起到了很好的招抚作用。这正是唐朝民族政策的高明和正确之处，也是唐帝国辖区内及与周边各民族保持长期共存共荣的重要条件。如唐懿宗时，“（西川近边六姓蛮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真腊副王婆弥远来朝贡，被赐姓名为李宾汉等例，便是明证。

中唐以后，赐姓常伴以赐名，如李献忠(本阿布思，铁勒同罗部首领)、李崇信(本护密国王纥设伊皋施)、李奉国(本东突厥舍利部大人，舍利葛旃)、李忠信(本名悉诺逻，为吐蕃苏毗王子)、李遮甸(本吐蕃阿史那都支可汗部别帅)等。再如唐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温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资治通鉴》卷246）皆是赐姓名于蕃部权贵。除了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外，其家眷往往也蒙受“恩宠”，如高昌王鞠文泰之妻宇文氏“请入宗亲，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唐会要》卷95《高昌》）武则天时，贺兰州都督契苾明之妻凉国夫人及母临洮县主都被赐姓武氏。（《全唐文》卷187《镇军大将军行左鹰卫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凉国公契苾府君碑志序》）

五代时处乱世，与盛唐不可同日而语，对外蕃更多是疲于应付，赐姓笼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如后唐庄宗“赐（奚王）扫剌姓李名绍威”（《资治通鉴》卷281）。明宗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李，名赞华等例。

3、褒奖有功。

褒奖有功是赐姓的主要功能之一，往往能起到高官厚禄等物质奖励所不及的效果。因功赐姓则是赐姓的主要部分。如唐代协助临淄王李隆基（即玄宗）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子薛崇简、助昭宗反正的孙德昭等皆因有拥立大功而被赐姓。李茂贞，“本姓宋，名文通……朱玫之乱，唐僖宗再幸兴元，文通扈跸山南，论功第一……赐姓，名茂贞。”（《旧五代史》卷132），是立有护驾之功而被赐姓。而以战功赐姓的将领则更多了，如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李元忠（原名曹令忠）、李元谅（原名骆元光）、李茂勋（出自回鹘阿布思之族）、李全略（原名王日简）、李国臣（河西人，本姓安）、李光颜（本铁勒部酋长）、李国昌（沙陀酋长，原名朱邪赤心）、李思恭（党项族人，原名拓拔思恭）等，皆是在征伐、平叛等重要的军事战争中立过大功的军将，以战功卓著而被赐姓。

五代时期，天下之争夺更是惨烈，“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以军功赐姓的例子也很多。如后唐庄宗时，元行钦、夏鲁奇俱以骁勇善战而被赐姓名为李绍荣、李绍奇。这方而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因功赐姓是赐姓功能的最好体现。

4、以示恩宠

是否赐姓完全由皇帝的意志决定，故格外受帝王宠信的臣下，也常被赐以国姓。如唐初邴粲，与高祖李渊交厚，得以赐姓李氏；张元悊因“与太宗有故，赐姓李氏。”（《全唐文》卷232）同时一些谄媚、投机的小人，因为能博得皇帝的欢心，往往也能享受到赐姓的殊荣，从而使赐姓的神圣和权威性大打折扣。武则天时，“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言惑众……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资治通鉴》卷205）傅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绩、侍御史来子珣等一干阿谀得进的小人、酷吏也并被武则天赐姓武氏。这一时期甚至连李唐皇室中的一些人也被改为武姓，所谓宗室蒙乱，“（惟）千金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资治通鉴》卷204）五代更是荒唐，“晋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以俳优得幸于晋王，……晋王赐姓名”（《资治通鉴》卷271）。马绍宏，本一宦官，因得宠于庄宗，也得以赐姓李氏。

（二）、赐他姓

唐五代赐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形式多样，除赐国姓外，还有赐予他姓的情况，这是赐姓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与其他历史时代颇不相同。如武德中，“（史大奈）从平长安，以（功）多，……赐姓史”。贞观时，“阿史那忠以功擢左屯卫将军，尚宗室女定襄县主，始诏姓独著史”，遂自称万年史氏。（《新唐书》卷110）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资治通鉴》卷246）赐以汉字单姓以代替少数民族复姓，是古代姓氏变化的形式之一。天宝年间，玄宗以外家姓赐宁远国王阿悉烂达干曰窦。（《新唐书》卷221）“天授中，诏改纥骨氏十七代孙绍，左司员外，姓元氏。”神龙初，桓彦范“赐姓韦氏，令与皇后同属籍”。（《旧唐书》卷91）“（太后）乃度（怀义）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子薛绍合族。”（《旧唐书》卷183）以上所赐窦、韦两姓是唐朝外戚之姓，一旦受赐，就与外戚同族；而元姓、薛姓为当时的高门显姓，社会地位很高，俱为世人所重。故赐予这些姓，也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与赐国姓的意义和效果并无什么不同。

后梁时期，成汭因犯后梁祖讳，梁太祖赐其姓周氏，这是因避讳而赐他姓。后唐明宗曾赐“蕃将惕隐姓名为狄怀惠，则骨姓名为列知恩，舍利则剌姓名为原知感，骨姓名为服怀造，奚王副使竭失讫宜姓名为乙怀宥。”（《旧五代史》卷42）则是取感恩、怀顺等实际意义。

（三）、赐恶姓

帝王赐姓并不都是褒扬，还有出自贬损，那就是赐恶姓，即用恶字赐为姓。这种赐姓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人身攻击意味。赐恶姓是动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姓，就如同“赐死”一样，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往往与危及统治利益的人和事有关，或是出自帝王感情好恶。

赐恶姓在唐代主要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武则天夺得皇后之位后，遂将高宗的原皇后王氏和宠妃萧良娣分别改姓为蟒和枭，蟒意为大毒蛇，枭意为枭首。垂拱年间，李唐宗室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起兵反对武氏专权，后被镇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子孙、公主通通被更姓虺氏，虺意为毒蛇。武则天甚至连她的族人也不放过，“乾封元年……诛（武惟良、惟运），改其姓为蝮氏”，（《资治通鉴》卷201）“蝮”意为毒蛇。此外，唐玄宗在平定太平公主乱后，“改窦怀贞姓为毒，改新兴王晋之姓为厉”（《资治通鉴》卷210），毒为毒药，“厉”意为恶鬼。这也属赐恶姓的范畴。

赐恶姓是不仅对其本人的极大侮辱，其子孙后代也要都担负恶名。作为家族徽号的姓氏虽然一直受到人们的珍视，但在皇权的*威之下，却变得如此无足轻重和脆弱不堪，可见专制制度势力之强大。

（四）、其他种类的赐姓

其他种类的赐姓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首先是继嗣赐姓。继嗣传宗，为宗法社会恒有，但由于宗族的排他性，异姓入族继嗣必须要改姓，因而就出现了利用皇权进行干预，赐姓继嗣的现象。比如武则天把同父异母兄及其堂兄都诛杀后，发现本支没有继嗣，遂动用皇权赐姓的优势，“以姊子贺兰敏之为士镬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资治通鉴》卷202）武则天以周代唐后，不甘心再还政于李氏，于是先后以皇子李显、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德宗时，“诏以（李）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曰李承绪”（《资治通鉴》卷233），为其续嗣来追念李怀光的功勋。

其次，臣下主动要求赐姓。赐姓是皇帝主动的行为，体现皇权的权威。然到唐中期以后，藩镇拥兵自重，跋扈不臣，大唐王朝是内轻外重，这从赐姓行为中也能得到体现，即臣下开始主动要求皇帝赐姓，并常带有胁迫意味。一些节帅藩镇出于种种原因，上表奏请赐姓，而朝廷对他们有所顾忌，一般情况下都会迁就他们的请求。如代宗时，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本姓鲜于氏，“大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称其从外氏姓，叔明意丑其事，遂抗表乞赐宗姓，代宗以戎镇寄重，许之。”（《旧唐书》卷122）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原名安重璋，“本安兴贵曾孙”，因“耻于逆臣（安禄山）同姓，”表请赐姓，“赐李氏，名抱玉。”（《旧唐书》卷132）

再次，追赠赐姓。追赠是在臣下死后追加的荣誉，在唐代，赐姓也被列为追赠的内容之一。如李君羡，贞观被诛，天授中，武则天追尊武姓，诏复官爵。可见赐姓对臣下来说确实是很高的荣誉。

此外还有因特殊技艺而被赐姓的例子。如是光乂著有《十九部书语类》，“开元末，授集贤殿编撰，后赐姓齐”（《新唐书》卷59）南唐歙州著名工匠李延珪，善于制墨，史称“自宋以来，推为第一”，其本姓奚，被南唐主赐姓为李。（《十国春秋》卷32）

最后，因嫌恶而赐姓。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帝王觉得臣下的姓不吉利，于是就赐姓改之。如五代时，江西的危全讽等被杨渥打败，信州的危仔倡投奔了吴越王钱鏐，吴越钱氏偏安一隅，觉得危仔倡的姓氏字面不吉，怕不是好兆头，就更其姓为元氏。（《十国春秋》卷78）哀榆，仕于南唐，朝贺时皇帝嫌“哀”字不祥，于是就赐姓衷氏。

二

纵观唐五代时期的赐姓制度，有几个方而的变化值得注意，首先是赐姓的范围扩大了，获赐者除了官僚贵族外，还有寒人武夫，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少数民族首领或酋长参与进来，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范围。其次是赐姓的形式多样。有赐国姓、他姓、恶姓。臣下主动要求赐姓，更是唐五代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大大地改变了以往赐姓中一调的现象。再次，赐姓的目的也不同。或安抚笼络，或褒奖有功，或以示宠信，或发泄私愤。最后是赐姓与赐名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自唐中期以来便逐渐多了起来。其实赐姓与赐名的同时出现，无非是把赐姓的外延扩大了，其内涵却是相同的，即其功能和作用与单纯的赐姓并无根本的差异。

这一时期的赐姓制度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即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性。赐姓是皇帝意志的体现，是一种驾驭臣下的政治手段。赐姓虽是一种荣誉，但臣下一旦获罪，所赐姓氏就会被剥夺，还复本姓。削夺属籍，决定了赐姓的不稳定。如唐初罗艺归附，“赐姓李氏，予宗正属籍”，然他在太宗时谋反，又被“复本姓罗氏”（《旧唐书》卷56）。李绩于唐初被赐姓，到武则天时，其孙李敬业起兵反武，被镇压后，还复本姓徐氏。贺兰敏之被赐姓武氏后，不久后得罪，“敕流雷州，复本姓”。（《资治通鉴》卷202）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即到了唐中期以后，一些握有兵权的将帅开始对赐姓的取舍提出要求。如安史之乱后，张忠志被赐姓李氏，到大历年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许之。”次年，他又“更请赐姓，……复赐姓李”。（《资治通鉴》卷225）尚可孤，鱼朝恩爱其勇，奏（帝）姓鱼氏……朝恩死，赐可孤姓李氏，名嘉勋，但到“建中四年，仍复本姓名”。（《旧唐书》卷144）李克用和李茂贞被削夺官爵和属籍后，旋即又恢复。后唐明宗即位后，同光朝赐姓名的将领如霍彦威、苌从简、房知温、杜晏球、夏鲁奇、米君立、李彦超等纷纷上表求复本姓名，明宗皆准所奏。这既是赐姓制度不稳定的表现，又是中央政权遭到削弱的必然现象。

赐姓在唐五代的盛行不仅有古老的传统，还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魏晋以来，姓氏文化中出现了别士庶，重地望的新内容，并成为主流的政治文化。门阀大姓成为时代主宰，士庶相争，谱学大兴，九品官人法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崇尚姓望之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数百年之久。唐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后，旧日的士族大姓已不占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他们以胡化的汉族为主体，尚武善战，与昔日的魏晋士族有很大不同，但在重视阀阅郡望这方面却是完全一致。如李唐皇帝自称出自陇西大姓，又拉老子李耳为始祖，凉武昭王李嵩为近祖，目的是很明显的。唐太宗制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考世系，分等级，以从制度上提高以皇室为首的关陇集团的姓氏等级。此后，武则天当政又制修《姓氏录》，使凡在当朝做官至五品的官员皆升为士流，这一切多是“尚姓”之风的表现。为了提高李姓及其功臣的社会的地位，唐统治者采取了赐姓等措施。赐姓的实行，除了其特殊的政治功能外，还在潜意识中制造人们对国姓的向往，制造获赐者的喜狂和名利双收；赐姓的剥夺，又在向世人宣示国姓的尊贵，这都在无形中抬高了国姓的地位，可谓一举数得。但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姓望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中晚唐时期，衰落的旧士族仍持声名，以致唐文宗感叹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也？”（《新唐书》卷172）这表面上是围绕姓氏门第的斗争，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的一种“尚姓”意识和风气。可见当时姓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那么赐姓给唐五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总的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赐姓者入籍联宗的功能有助于维护唐五代的统治。如李忠臣本一叛将，归国被赐姓。代宗永泰元年，吐蕃入寇，进逼关中，代宗急诏各道出兵，而“诸道多不时出兵”，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诸将请择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岂可择日后救邪！”即日勒兵就道。（《资治通鉴》卷223）藩镇尚且如此，赐姓之效可见一斑。沙陀酋长朱邪赤心被赐姓，不但朱邪贵族举族世代李姓，还俨然以李唐的继嗣传人自居。建立后唐的庄宗李存勖，奉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和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为七庙，赐姓也以李氏为国姓，其意很明确，他们已自视为李姓皇族了。由此可见赐姓联宗的魅力。

其次，赐姓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存在着多元的地域文化，而且存在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唐五代时期继承巩固了秦汉以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的成果，掀起了民族融合的又一高峰。这个时期，各民族以汉族为中心交流频繁，相互影响，民族不断同化，一些古老的少数民族消失了，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姓氏在民族融合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是衡量民族融合进程的一个标尺。历史上也出现过以改变姓氏来促进民族融合的现象，最著名的当数北魏孝文帝改革，把一百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以少数民族汉化为主。从姓氏变化来看，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唐五代赐姓相当一部分是赐给少数民族权贵的，遍及突厥、回鹘、奚、契丹、靺鞨、吐蕃、党项、沙陀及西域中亚等各族。这些民族内附后，在广大地区与汉族人杂居生活，他们“心仪华夏”，往往因其部落酋长的赐姓而纷纷改从汉姓，甚至举族随之改姓，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所以可以说，姓氏汉化的程度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成果。

最后，赐姓对后世及国外的影响。唐五代赐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末五代更是把赐姓和假子制结合在一起，融入了更多的亲情成分。直至明清，赐姓还是长盛不衰，被继续沿用，可见赐姓的魅力之久，只不过后世赐姓的规模不如唐五代时期罢了。唐朝曾征服过三韩，为其地置都护府，予以统治。因此朝鲜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极深，包括赐姓制度。据史载，新罗第三代王朴儒理尼师，在其九年春，改六部之名，乃赐姓。可见赐姓在汉化极深的国家还是很有影响的。唐元和十一年，“南诏（主）劝利德磋巅，赐姓蒙氏”（《资治通鉴》卷239）。

总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赐姓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对前代特别是汉代以来赐姓的总结，并对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姓氏的重视，突出地表现了古代人们思想中长时间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门第思想。从民族的意义上讲，姓氏又反映了一种民族融合运动趋势和民族认同心理。这些都能在唐五代赐姓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赐姓亦是姓氏的一个重要来源。帝王将某个新的或现成的姓氏赐给某个族群作为它的成员的姓氏，就是赐姓。

赐姓制度可以秦代为界分为前后两种类型。秦代是中国姓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线，秦代之前姓是姓，氏是氏，两者泾渭分明，秦代之后姓、氏合一，姓与氏已无区别，源自先秦时代的氏已被等同地视为姓。

我们在前文曾指出，姓源于原始氏族的图腾，是随人类社会的进化而历史地形成的，姓是氏族成员内部约成俗定的产物，并不是由氏族之外的某个人物赐予或恩惠的，它是氏族血缘同一性的标志。既然姓是氏族血缘这种"自然关系"的标志，因此，就不存在所谓"赐姓"，姓是无待于赐予的，而是一个氏族"与生俱来"的。

但史籍中却多有关于"赐姓"的标志。如《尚书•禹贡》说："锡（赐）土姓。"《左传•隐公八年》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昭公八年》说周王使帝舜的后代胡公主祀帝舜，并赐之姓曰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帝舜赐予为之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董，氏豢龙，《国语•周语下》说帝虞"命姓授氏"之事，赐禹姓"姒"，氏曰"有夏"，赐四岳姓"姜"，氏曰"有吕"，《国语•楚语下》说："民之彻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如果说从来不存在什么"赐姓"制度，古人的这些说法莫非全是空话了吗？

对上述记载应具体分析。细绎诸段文字，叮知其中所谈包括"赐性"和"命氏"两种情况。《尚书•禹贡》的"锡土姓"、《左传•隐公八年》的"因生以赐姓"、《国语•周语》的"命姓"及赐禹姓姒、赐四岳姓姜是"赐姓"，但姓非由赐而得，禹之姓姒、四岳之姓姜并非由赐而得，而是源于图腾，姒、姜诸姓与图腾之间的渊源关系前文已述。但"赐氏"或"命氏"制度却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左传•隐公八年》的"胙之土命之氏"，《昭公八年》的周土封虞舜后代胡公于陈地并赐之姓曰陈氏，《昭公二十九年》之舜赐为之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回"豢龙"，《国语•周语》之舜命禹氏曰"有夏"、命四岳氏曰"有吕"，《周语》之"彻其官者，物赐之姓，以监其官"等，都不是赐姓，而是赐氏，姓不可赐。而氏却可赐。我们在上文曾经说过，只有贵族才有氏，氏是权力、地位等的象征，因此上述所列举的命氏事件均与赋予土地、官职、权力等活动同时进行，《左传》所谓"胙之土命之氏"、周封胡公于陈地而赐之姓曰陈、舜命禹氏曰有夏、四岳曰有吕（夏、吕均为地名或国名），都是因封地而赐氏，而舜赐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曰"豢龙"，《周语》所谓"物赐其姓，以监其官"等则是因任命官职赋予权力而赐氏。《左传》说舜赐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曰"豢龙"，实际上，"董"亦当为氏，而非姓，因为"董"原本有董理、料理、管理之义，现代汉语中的"董事会"、"董理"等词取"董"字的这个意思，而"豢"也无非是"管理、料理"之义，因此，此族以"董"为姓当源于其以"豢龙"为氏，或许董氏是豢龙氏的一个支族。

综上所述，先秦之所谓"赐姓"，实际上是指"赐氏"，或者说，先秦只有赐氏而天赐姓，赐氏是在一个新的族群从其母体族群分化出来之时，由官方赋予它一个正式的与其地位、财富、权力相当的名号，因此，赐氏活动总是伴随着新的"氏族"的形成，伴随着这个新形成的族群对权力、财富的占有。赐氏是一种具有实际的政治、经济后果的行为。

秦代之后，由于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经济、政治权力由天子一人所独揽，已不再存在受天子册封、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的诸侯国（汉代曾一度出现封建制的反动，但很快就被荡除，封建制在秦代之后只是昙花一现），权力不再是靠世家大族独断专行，而是由国家官僚行政系统实施，也就是说，权力与家族分离了，因此，原本作为权力之象征的氏到这时已丧失了意义，它除了仅仅作为家族血统的标志之外，已不具备象征权力的作用了，也就是说，氏蜕变成了姓，或者说，姓氏不分、姓氏合一了。秦代之后，仍常有皇帝赐姓的事情发生，但这时的赐姓已大大不同于先秦的赐氏，赐姓不像赐氏那样伴随着土地、权力等的赋予，而仅仅是赐予一个家族某个名号，即准许它用某个字为姓而已。因此，秦代以后的赋姓主要是具有一种象征的、荣誉的意义，而不再具有如先秦赐氏那样的实际价值了，只是一种精神鼓励，而非物质奖赏。

秦代之后赋姓与先秦赐氏的另一个区别是，先秦赐氏导致一个前所未有的氏号的产生，如舜赐其驯龙之官为豢龙氏，就标志着豢龙氏族和豢龙氏号的产生；而秦代以后的赋姓则只是将一个现成的姓赋予一个人及其后代，而这个人原来亦有姓，例如，天子可能把他的姓赐予他的亲信，特准后者随他的姓。由此可见，秦代之后的赋姓并不导致新的姓氏的产生，而只是导致某些家族姓氏的改变而已。

秦代之后的赋姓活动最常见的是皇帝将自家的姓赏赐给臣下，作为对后者的奖赏，而臣子能随皇帝的姓，虽不得不抛弃祖先的姓氏，有改宗忘本之嫌，但与皇族攀上本家，却仍是光宗耀祖、造福后人的幸事。

秦末楚、汉之争时，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有一个齐人娄敬，此人能言善辩。刘邦取得江山之后，商议建都大事，由于刘邦手下都是东方人，众人皆议提建都洛阳，只有娄敬力排众议，说服刘邦建都长安，以得天下形势之要，从而奠定了汉家数百年基业。刘邦建都长安后，心中高兴，于是特许娄敬姓刘，改名刘敬。

唐代皇族姓李，唐开国后，许多追随李氏家族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开国元勋也得以赐姓李氏。如燕郡王罗艺、吴王杜伏威、曹国公徐世（责力），以及邴元紘、胡大恩、祁子和、董忠臣等，均因赐姓而改姓李氏，于是，这几支的罗、吴、杜、曹诸姓从此之后就改姓李了。

又如天宝年间的功臣安重璋，因安禄山反叛，遂上书玄宗说"耻与逆臣同姓"，玄宗嘉其忠心和气节，特批其"徙籍京兆，举族以李为氏"。安重璋家族因此得以改姓为李，可谓"弃暗（安）投明"。

盛唐之世，中外文化交流盛极一时，不乏异族人仰慕中华文明大唐繁华，一心归顺唐王朝，由于其异族色彩的姓氏与汉族姓氏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改为汉姓，而唐天子也大开方便之门，为一些投诚归顺的异族首领等赐姓李氏。如唐太宗时，鲜卑拓拔赤辟率部归唐，太宗赐姓李氏；太宗时还以契丹首领库克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并赐姓李氏；唐玄宗时，沙陀族首领朱邪赤心归唐，玄宗亦赐其姓为李氏。现在李姓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姓之一，或许与唐代许多异姓改为李姓不无关系。

宋代皇帝在赐姓方面也十分慷慨。宋神宗时，西藩木征率河、洮二州投靠宋朝，神宗赐其本人及其诸弟皆姓赵，并分别赐名为思忠、继忠、济忠、绍忠、醇忠、存忠等，可见其赐姓不过是为了获得被赐姓者的忠心。另外，西羌的降赞归附宋朝，宋王朝亦赐姓赵氏，后来建立西夏国的赵元是即是其后人，西夏的历代皇帝均以赵为姓。

明代皇帝姓朱，他们也把朱姓作为"无形资产"到处"收买人心"，如蒙古人就一度得赐朱姓。皇姓确实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但也不能滥用，否则会贬值，因为物以稀为贵，如果普天下人都姓了皇姓，则皇姓也就不足为贵了，因此，历代皇帝还常拿别的姓氏赏赐给臣民，而并不总把皇姓随便予人。如汉代的扶嘉，原不姓扶，汉祖刘邦为嘉奖他扶翼汉室的功劳，因赐姓扶氏。西汉名将李陵的后裔后来归顺魏朝，因是在丙殿被魏帝召见的，故赐姓曰丙。历事唐朝五代皇帝的员半山之祖，本来姓刘，自梁人魏，由于其德操颇像战国时的伍员，遂赐姓为员，其后人即以员为姓。唐时回鹘国的宰相原叫爱邪勿，唐朝皇帝赐其姓为爱，名弘顺。后唐时契丹耶律阿保的长子耶律突欲投靠后唐，唐明宗赐姓东丹，后来又赐姓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郑和，本不姓郑，而姓马，是阿拉伯血统的元代功臣赡思丁的后裔，郑和是被明军掳入皇宫作太监之后才赐姓为郑的。蒙古人脱欢之父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归附明朝，朱元璋赐其姓为薛，脱欢后来嗣父为官，得赐名为斌，薛斌之子在其父死后又得明成祖朱棣赐名为绶。蒙古人都帖木儿，于永乐年间率部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吴，赐名允诚。蒙古王子也于永乐年间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金，赐名为忠。

由于赐姓，导致不少家族的姓氏发生改变，使后人的姓不同于先人的姓，这是在根据姓氏寻根问祖时必须注意的，因为现在同姓李氏的人在唐代之前可能并非都姓李，他们在一千多年之前并非本家，有的还可能源于西域少数民族血统。总之，赐姓、改姓的现象提示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姓氏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或异姓交融，或同姓分化，姓氏的历史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一脉相传的历史，人们在与同姓的陌生人初次相见时，常情不自禁地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事情或并不尽然。

（来源：姓氏名号面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