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变法失败的原因

　　1） 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他的7次上书大多被压下了；康有为组织学会也受到压制，遭到封闭解散的命运。办报受到遏制，《强学报》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是八个字：容忍：她想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控制：西太后对维新派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去掉光绪身边的参谋；二是让荣禄到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围的军权；观察：看看光绪要干什么。动手：只要变法触及到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就动手镇压。

　　2）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的局限性。康有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

　　3） 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策略错误侵犯了一些大官僚的利益，如开国会、设制度局，一些老臣的职权被剥夺，又没有安排措施，他们当然坚决反对。精减机构撤销六个部，罢免“六堂官”也操之过急。

　　2． 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 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定“辛丑和约”后，西太后下令实行新政；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间办工厂；法制改革及准备立宪；派5名大臣到欧洲考察；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有些改策超出了维新变法的内容。

　　2） 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为以后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一些对清政府抱幻想的人转向支持孙中山。

　　3） 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

　　（1） 变的理论更深入人心。守旧派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老祖宗之法”不能变，受到了维新派据实的批驳，并认为变是古今之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 守旧派说“君权天授，不可动”。维新派送说：“君权民授，既可公举，也可公废”，君与民只是人的分工不同，对君主专制提出了挑战。

　　（3） 改变了人们对西学的态度，不止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向西方学习。

　　（4） 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而五四运动是这种开端的进一步发展。如办报刊、办学堂等，经过维新变法，大大发展起来了。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在戊戌变法时就开始了，出现了上百种白话文报刊，进而掀起了一个白话文运动。

　　（5） 道德革命，维新派主张社会在转型，百姓的道德观念应该转变，社会中应提倡新国民道德。

　　（6） 历史学的革命，旧的历史是帝王的家谱，是史料的堆砌，梁启超认为历史应指出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并提出了历史学的学术革命问题。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一个完整的改革运动，虽然被西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打下了思想基础，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李阳冰原文_翻译及赏析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唐代文学家、书法家。字少温，汉族，谯郡（治今安徽亳州）人。李白族叔，为李白作《草堂集序》。初为缙云令、当涂令，后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世称少监。兄弟五人皆富文词、工篆书。初师李斯《峄山碑》，以瘦劲取胜。他善词章，工书法，尤精小篆。自诩“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也。”他所书写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甚至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李阳冰与李白的来往唐上元二年（761），晚年的李白穷困潦倒，从金陵（今南京）来到当涂，投奔从叔李阳冰。起初，李阳冰不知道李白的窘境和来意，当李阳冰送李白上船告别时，见到李白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后，才又把他挽留下来。诗中首先对李阳冻的才华进行了赞扬，说：“吾家有季父，杰出新地英，虽无三台位，不借四豪名。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弱冠燕赵来，贤彦多逢迎。鲁连擅谈笑，季布折公卿。”他认为李阳冰为人耿介，才高出众，从小就受到家乡贤士的器重和赏识，许多贤达名士都愿意与他交往，说他既不依附权贵，又具有英豪之气。接着他又在诗中对李阳冰在当涂的政绩进行了颂扬与评价。说“宰邑艰难时，浮云空古城。居人若草，扫地无纤茎。惠泽及飞走，农夫尽归耕。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雅颂播吴越，还如太阶平。”他认为李阳冰在安史之乱后来到当涂，临危受命，治理有方，惠泽遍施，政绩卓著。最后才在诗中陈述了自己无所依归的困难处境，说：“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从诗里看出李白分明是在冬天由金陵来当涂访问阳冻的，因为在金陵靠朋友的周济已不能维持生活，所以才来当涂求靠。而李阳冰则气度轩朗，竭力相助，待友以仁，使李白晚年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和归宿之地。

李白寓居当涂后，与李阳冰在县署和山间时相过从，屡有聚会。他看到当时的李阳冰，是“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落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天庭。”说阳冰不仅书法有独到之处，而且所写的诗文也十分艳丽华美。为了表达对李阳冻的敬慕，他还专为李阳冰写了一篇《当涂李宰君画赞》，赞云：“天垂元精，岳降粹灵。应期命世，大贤乃生。吐奇献策，敷闻王庭。帝用休之，扬光泰清。滥觞百里，涵量八溟。缙云飞声，当涂政成。雅颂一变，江山再荣。举邑舞，式图丹青。眉秀华盖，目朗明星，鹤矫阆凤，麟腾玉京，若揭日月，昭然运行。穷神阐化，永世作程。”这篇赞文不仅表达了李白对李阳冰怀着十分敬慕的心情，而且为李阳冰这样有谋略、有胆识、有政绩的人，在国家动乱、世道衰微的情况下，不能大显身手、施展抱负而惋惜。

艺术成就李阳冰主编李白诗集《草堂集》并为序。李阳冰在唐代以篆学名世，精工小篆，圆淳瘦劲，为秦篆一大变革，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对后世颇有影响。自秦李斯创制小篆，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惟真草是攻，而篆学中废。李阳冰尝叹曰：“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李阳冰曾刊定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为二十卷，但对原书的篆法和解说都大加改动。此后，许慎的原本渐渐消失，而李氏刊本则盛行。直至宋代初年，徐铉奉诏校订《说文解字》，对原书内容进行了整理，才大致恢复许著原貌。

李阳冰以篆书为己任，始学李斯《峄山碑》，承玉筋笔法，然在体势上变其法。线条上变平整为婉曲流动，显得婀娜多姿。《金壶记》称“阳冰尤精书学，豪骏墨劲，当时人谓曰笔虎。”张旭的笔法也曾得到李阳冻的传授。暮年所篆，笔法愈见淳劲。自称：“斯翁（李斯）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称其为：“以瘦劲取胜，若《谦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

人物成就阳冰善词章，“秀句满江园”；工篆书，“笔法妙天下”。论者以“虫蚀鸟迹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崇高华岳语其峻”，赞其书法，谓“唐三百年，以篆称者，唯公独步。”

李阳冰所书的石刻很多。其中如浙江缙云的《城隍庙记》、福州乌石山的《般若台题记》、广西桂林的《舜庙碑》、湖北武昌的《怡亭铭》、陕西西安的《颜帷贞庙碑额》等。尤其安徽芜湖十二中学校园的《谦卦碑》，是李阳冰在任当涂县令期间，应友人之请所书而刻于石的。此碑为篆书，气势犀利，风骨遒劲，笔法雄健。唐时散落民间，明初芜湖王氏于当涂城内获得，将碑转至芜湖秘藏家中。至明嘉靖四年（1525），始由芜湖关监督张大用从王氏家中移立于学官，并为之题跋云：“阳冰篆书祖秦相斯，而笔力过之，舒元舆辈论之详矣。是刻藏芜湖王氏，国初得之当涂县治，风骨雅健，卓越有古意。”可惜这“题跋”碑石在“文革”动乱中毁坏无存，而《谦卦碑》至今仍存。

作品

《三坟记》，唐大历二年（767年）刻。李季卿撰，李阳冰书。《三坟记》为李阳冰代表作。在唐代篆书中，李阳冰是成就最高的。谓之“铁线描。”《三坟记碑》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修长，线条遒劲平整，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光滑洁净，婉曲翩然。

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然予曾于陆探微所画《金滕图》后见阳冰手书，遒劲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清康有为认为《三坟记》以“瘦劲取胜”。当代书法家王南溟先生曾撰文评介李阳冻的小篆：“线条或如垂柳之摇曳，或如流云之舒卷，洋溢着一种抒情的气息，代表着小篆书法在唐代复兴的文采风流。”传世刻帖有《三坟记》、《城隍庙碑》、《谦卦铭》、《怡亭铭》、《般若台题名》、《吴季札墓志》等，均为后世翻刻本。

石刻书法

李阳冻的诗文阮客身何在，仙云洞口横。人间不到处，今日此中行。——唐代·李阳冰《阮客旧居》阮客旧居

阮客身何在，仙云洞口横。人间不到处，今日此中行。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 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简单的说：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太后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太后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帝帝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太后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於1895年於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 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犟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开始

1897年末， 山东发生曹州教案， 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 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犟意图瓜分刚败於日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太后的手里。面对列犟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 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 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太后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於9月28日斩於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变法的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变法的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抚射衔道义；

　　接武在文章。

　　　　——题北京袁崇焕祠

　　坦腹纳震泽；

　　亡怀偃惠山。

　　　　——题无锡梅园

　　泉声得清净；

　　山色观庄严。

　　　　——题杭州灵隐寺

　　高风振千古；

　　印学话西泠。

　　　　——题杭州鉴亭

　　坦腹纳震泽；

　　高怀偃惠山。

　　　　——题杭州诵豳堂

　　锦屏临海浪；

　　法雨飞天花。

　　　　——题普陀山法雨寺

　　云龙远飞驾；

　　天马自行空。

　　　　——题桐乡福严禅寺方丈室

　　异花天上坠；

　　灵草雪中春。

　　　　——赠友印联

　　拔地孤峰秀；

　　开门三径通。

　　　　——赠友印联

　　德成言乃立；

　　义在利斯长。

　　　　——赠杨舍

　　恪勤在朝夕；

　　怀抱观古今。

　　　　——赠友

　　结想在霄汉；

　　即事高华嵩。

　　　　——赠仁丈

　　斯文在天地；

　　至乐寄山林。

　　　　——题乐山凌云寺月榭

　　复生不复生矣；

　　有为安有为哉。

　　　　——挽谭嗣同。联嵌谭之字“复生”及康名“有为”

　　大翼垂天四万里；

　　长松拔地三千年。

　　　　——自题

　　一卧沧江惊岁晚；

　　独凭栏槛俯崔巍。

　　　　——题新加坡槟榔屿某山亭

　　一檐虚待山光补；

　　片席平分潭影清。

　　　　——题西湖三潭映月

　　大隐壶中有天地；

　　幽栖物外领湖山。

　　　　——题西湖丁家山康庄

　　天入长江生远浪；

　　风吹落木下清秋。

　　　　——题镇江甘露寺

　　江淘日夜东流水；

　　地耸英雄北固楼。

　　　　——题镇江多景楼，在甘露寺内

　　全以山川为眼界；

　　别有天地非人间。

　　　　——题西湖丁家山康庄

　　花开花落可天意；

　　避地避世忘人间。

　　　　——题浙江一天山桃源亭

　　身经亿万百千劫；

　　丘也东西南北人。

　　　　——题上海西郊愚园天游书院

　　以古今大文为述作；

　　与天地清气相娱乐。

　　　　——集《兰亭集序》题南京灵谷寺佛祖殿

　　左江右湖，兼领庐阜；

　　荻花枫叶，且官浔阳。

　　　　——赠傅道尹

　　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

　　知周乎万物，仁育乎群生。

　　　　——题天游学院

　　大树飘零，草木犹知名姓；

　　遗园明瑟，山林常忆将军。

　　　　——题扬州徐宝山公园

　　死得其所，光第真光第也；

　　生沦异域，有为安有为哉。

　　　　——挽刘光第

　　十日死两贤，天下事已知矣；

　　千钧系一发，后来者其念诸。

　　　　——挽黄兴、蔡锷

　　丸泥欲封，紫气犹存关令尹；

　　凿坏可乐，霸亭谁识故将军。

　　　　——题新安千唐志斋

　　牧野鹰扬，百世功名才一半；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贺吴佩孚五十寿辰

　　微君之功，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挽蔡锷

　　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如荠。

　　庄严旧日节楼在，今落吾家可隐栖。

　　　　——题青岛故居

　　笄女萧娴写散盘，雄深苍浑此才雄。

　　应惊长老咸避舍，卫管重来主坫坛。

　　　　——赞萧娴临写《散氏盘》

　　道德犹有经，自东粤西湖，同奉遗教；

　　天地不能久，唯妙门玄牝，竟传长生。

　　　　——题杭州黄龙洞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

　　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

　　　　——题开封龙亭

　　龙舸渡迷津，发大慈云，只要众生回首；

　　山门开觉路，入欢喜地，更进十炷安心。

　　　　——题台北龙山寺前殿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怀。

　　　　——题杭州人天庐

　　吾徒有复生奇才，说经锵锵有声，溯源知所自；

　　乡贤绍船山学术，高轩隆隆辱过，捧杖叹无缘。

　　　　——挽刘人煕

　　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虽周公之才美，使骄吝不足观矣；

　　闻过则喜，见善则拜，若诸葛之公明，能集思庶广义焉。

　　　　——赠吴佩孚，劝其勿刚愎自用

　　我则死耳，皇上如何？临刑片语从容，圣眷难留三尺下；

　　君虽终矣，帝无可鉴！异日大冤昭雪，孤旌持表六人中。

　　　　——挽刘光第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

　　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题北京袁崇焕祠

　　遗侠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天马开张，人龙奇逸，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管乐有才，关张无命，天不欲平中国之乱也呜呼。

　　　　——挽潘若海

　　殷干酷刑，宋岳枉戮，臣本无恨，群亦何尤，当效正学先生，启口问成王安在；

　　汉室党锢，晋代清谭，振古如斯，于今为烈，洽似子胥相国，悬眼看越寇飞来。

　　　　——挽戊戌六君子。　正学先生：明代方孝孺

　　龙比烙刑，岳于惨祸，昔贤乃尔，君又何忧？魂魄若有知，应同正学先生，矢口问成王安在？

　　汉庭党锢，晋世清流，前代如斯，今复再见！国家方多难，当效子胥帮事，留眼观越寇飞来。

　　　　——挽刘光第

　　逄比孤忠，岳于惨状，昔人尚尔，于汝何尤，朝局总难言，当偕孝孺先生，奋舌问成王安在；

　　汉唐党祸，魏晋清流，自古维昭，而今尤烈，海疆正多事，应共子胥相国，抉目看越寇飞来。

　　　　——挽谭嗣同

　　沧桑多迁，陵谷多易，教宗多劫，国土多沦，亭阁鸡虫看得失，无一物当情，历尽成柱坏空，觉来栩栩；

　　天地不大，毫末不细，大椿不寿，胡菌不短，微尘世界何爱惜，观我生自度，仍行慈悲喜舍，想入非非。

　　　　——题杭州人天庐

　　毕生不茹荤，信乎房琯，为永师后身，为排袁而三黜，虽败犹荣，若老谋能成，今何至乱世；

　　重暮遘移朝，不似杨彪，为曹丕屈节，曾荐我而冒险，无言竟逝，叹孤忠莫白，古之伤心人。

　　　　——挽瞿鸿禨

　　维新首戊戌，惟公为变法第一人，为国忘家，忠主遗身，求才若渴，嫉恶如仇，苍苍者天不遗一老；

　　削剡荐贤豪，为我系诏狱者二载，上无补国，下不救民，生来报德，死不莽丧，茕茕在疚永负是翁。

　　　　——挽徐致靖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此州折画桥，览沿堤老柳，十顷荷花，食莼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

　　霸业销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阴，山青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题西湖三潭映月

　　沧桑多迁，陵谷多易，教宗多劫，国土多沦，亭阁鸡虫看得失，无一物当情，历尽成住坏空，觉来栩栩；

　　天地不大，毫末不细，大椿不寿，朝菌不短，微尘世界何爱惜，观我生自度，仍行慈悲喜舍，想入非非。

　　　　——题杭州人天庐

　　傀儡曾遣登场，维新变法，备历艰辛，廿年出奔已矣。中间灰飞劫易，几阅沧桑，寿人笙磬忽闻，北海归来如梦幻；

　　歌舞业经换剧，得失兴亡，空劳争攘，一世之雄安在？此时雾散烟消，徒留感慨，老子婆娑未已，东山兴罢整乾坤。

　　　　——六十自寿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共有17子、15个女儿，并有47个孙儿女。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1]之一。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打起保皇的旗帜，坚持立宪，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因而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基于此，多年来我国大陆史学界对康有为的研究，多侧重于他在戊戌时期的思想与活动，而对他在戊戌政变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一般地给予了简单的否定，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为了全面正确地评价康有为，本文拟就康有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不当之处，请史学界的同志们指正。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海外。在民族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为了拯救“四万万生民”，继续变法维新事业，铸造出一个超迈“大秦”即欧洲的新中国[2]，康有为不避辛苦，“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3]，希求日、英帝国主义出面迫使西太后归政光绪帝。这一幻想破灭后，他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接着乘义和团运动之机，策划了两湖与两广的武装“勤王”。此后，他在相继寓居新加坡、槟榔屿和印度的大吉岭期间，一方面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先后完成了《礼运注》、《中庸注》、《春利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孟子微》以及《大同书》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撰述,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则在“保皇”的旗号下，既同封建顽固派展开斗争，又极力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君宪救国”的理论及其实现的途径。

（一）抨击专制，颂扬民主

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大同书》，在构筑未来大同社会的图景时，首先对现存制度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对封建专制制度尤其展开了猛烈地抨击。《大同书》共分十部，其中一部的题目是“入世界观众苦”。该部列举了“乱世”的种种“苦道”，什么“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等等，计有38种之多，实则把现存世界描绘成一个无处不苦、无人不苦的大苦海。康有为在探讨这一系列苦难产生的根源时，其矛头则主要指向了封建君权。他指出，在君主制之世，“尊君卑臣而奴民”，“尊男卑女而隶子弟”，完全违背了人道。历代帝王，在夺取帝位时，“其残杀生民不可胜数”，名为皇帝，实为“民贼屠伯”；夺取帝位后，为维护其统治，则对臣民采取种种残酷已极的压制：“若夫名分之限禁，体制之压迫，诧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主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且大兴文字狱，“一言之失，死亡以之”。在专制统治下，“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务令其身体拘屈，廉耻凋丧，志气扫荡，神明幽郁，若巫来由之民，蠢愚若豕，卑屈若奴而后已。”他痛斥这种专制统治下，“背公理，害人道，未之有比者”，是实现大同的最大障碍，“不得不除之也”[4]。

在批判专制的同时，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与《礼运》大同思想和儒家“仁”的学说结合起业，具体地阐述了他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人，本皆天生，同此天性，自同为兄弟也。”[5]据此，他认为：第一，人与人完全是平等的。既然“人为天之生，人人直隶于天”，那就应“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我不能以非理加诸人，人亦不能以非理加诸我，我谓太平之世也。”[6]第二，世界是“公”的。即“凡直隶天下者皆公之”，“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7]第三，人人有自主之权。既然人人都是天生，人人都具有同样的气质、欲求，那就人人都应享有同样的权力。“总之人人有自主之权，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极点，无可訾议者也。”[8]依据上述民主原则，康有为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性质并设计了未来理想国家的蓝图。他认为。既然人人“同是天子”，故“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人一家所得私有”，[9]但群聚在一起的众民，公事繁多，又不能人人都从事公共事业，因此要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所公举，即为公民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用之司理，民为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役，故民贵而君轻。” [10]既然“君”是人们推选出为众小办事的公仆，因此，“君主专制”的存在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唯一正义而合理的国家政体，只能是民主的政体。康有为设想，未来“大同”世界的“政府”，名为“公政府”，主要是一种社会的经济文化管理机关，而非强制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公政府的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行政官员由议院议员举，这些官员“其职号有上下，但于职事中行之，若在职事之外，则全世界人皆平等，无爵位之殊。”[11]很明显，这完全是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建立在以“人人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构想。

（二）坚持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共和

梁启超指出：“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指康有为）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定，则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12]这段话清楚表明，康有为提出的完美的民主制度，并非立即能实现的，必须先经过向统治者要求民权，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阶段。为什么要这样呢？康有为提出两点理由：第一，社会的发展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躐等、超越。他认为，“思入无方，行必素位”[13]，理想可高，行事必须因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次序进行的。从政治方面讲，每一世都有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帝制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民主共和适于太平世。社会的发展及政治制度的演变，都只能按此次序进行，人为的抑阻或助长都是有害的，按康有为的说法即是：“为治有序，进化有级，苟不审其序，而欲躐级为之，未有不颠蹶者也。”[14]当时中国正在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化，故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实行共和。第二，中国人民尚未具备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受专制之毒已深，且民智未开，民众尚未有行民主的资格。在此情况下，急求较高的政府形式，与维持失去效用的过时制度一样危险，因为“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15]因此，在争得民主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现有的君权，通过变革，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必须坚持，但考虑到既存势力与环境，改变的方式又必须是缓慢平和的。

利用君权，就要保皇。从戊戌出亡，康有为即提出了“保皇”的口号。1899年7月，他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英文名中国维新会；此后，他即以“保皇”作为团结组织群众进行各项活动的一面旗帜。那么，康有为的保皇思想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反对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的统治。康有为说：中国积弱，“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16]而且“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17]戊戌政变，支持变法的光绪帝被囚禁，那拉氏、荣禄等顽固派执掌大权，他们对内镇压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外投降卖国，因此以归政皇上为旗号，反对那拉氏的反动统治，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二，为了继续依靠皇帝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说：“观从古变法之举，皆出于大有为之君。……未见无英武神圣之君，而能成变法立治之规模者”[18]。“试观各国开议院之难，英、法皆君民相争，杀人如麻，百年而后定，俄国则争数代，至今未得。（吾）皇上躬欲开之，绝无位之心，但以救秘从众为念，此真尧舜之主也。若有全权行之，三月而成规模，三年而有成效，十年而中国大强矣。”[19]第三，挽救中国的危亡。康有为草拟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明确规定：“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20]“若使皇上复位，新党辅改，中国才可保全，人民必可乐利，此可以戊戌百日之效而推之也。”[21]总之，康有为的“保皇”即与旧时的“尊君”不同，也与单纯地维护“清朝”有别，他是要通过“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22]，即是使君主专制政政制变为君主立宪政制，从而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一方面宣称“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创造新自立国”，一方面又力主“请光绪帝复辟”[23]；这个看来自相矛盾的宗旨，实则正是体现了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的真正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光绪为首的英、日式的君主立宪的新国家。这个国家可以称为“清朝”，也可以称为“中华”，但无论怎样称呼，它都与原来的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发生了质的区别。当然，康有为把实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那只能是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同时，他以“保皇”来对抗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更是错误的。

否定一切形式的革命斗争，是康有为始终不变的思想。戊戌时期，他即以变法作为抵制群众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毅然拒绝了孙中山关于联合起来共同开展革命斗争的建议。当民主革命运蓬勃兴起之际，他于1902年迫不急待地发表了《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公开信，以种种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前一封信中，康有为集中反对各省革命自立的主张，说什么“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代史，乃得其所以致亡之由，即诸予所日慕之望之之自立也”，[24]中国各省如果摆脱清政府而宣布自立，则必具印度之后而亡国。在后一封信中，他指出：第一，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亦无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况今之枪炮远非古代之刀矛可比，如实行革命，必“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第二，在列强加紧侵略的形势下，中国如举行革命，“内乱相残”，犹如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终必招致列强的干涉而灭亡。第三，以起自边地、无新式枪械、缺乏训练的革命军，与合全国之力、有新式枪械、训练有素的官军相杭，革命“必败灭，必无成”。况“革命未成，而国民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爱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第四，满洲、蒙古与汉族皆为同种；政治专治是延袭汉、唐、宋、明之旧，非满洲独创；满汉早已平等，“汉人爰者匹夫可以为宰相”；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是“大怪不可解之事”。况且皇族中尚有舍身救民的光绪帝，只要“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诸君可不稍俟之。”[25]当时，在清王朝已成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严重障碍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派毅然掀起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反清革命斗争，无疑是正义的，进步的，康有为站长在革命派的对立面，坚决反对革命，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他反对革命的观点，则暴露了他无视群众、害怕暴力、害怕大动荡、害怕帝国主义的极端软弱性。

二

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保皇派内部分化加剧，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宣告破产的前夕，为了抵制革命，推动正在兴起的立宪动动，1904年，康有为开始了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在此期间，他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历史使命感，以“考救政治，比较中西”为“专职”[26]，以“遍尝百草”的神农自许，对各国的文明果实，“左捋右撷，大嚼横吞”，“考其性制色味，别其良苦，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希图用此“神方大药”，医治祖国的“沉疴”[27]。通过考察，他在经济上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和《金主币救国论》，中心在使中国工业化和解决财政困难；在政治上通过所撰各游记，进一步阐述了君主立宪的理论。

（一）君主立宪是西方国家盛强的根本

康有为早年，从书本上得到了有关西方国家的知识，曾经热情讴歌西方文明，真诚希望以西方国家为榜样，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经过考察，他深刻感到西方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在精神道德方面并不比中国优越。他说，早在1899年初至美、欧，已感到“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这次游历后，更加深了这种认识。在意大利，康有为即见其到处存在着盆困、欺诈和盗劫现象，而这种“褴褛之情，颠连之状”，在其他各国也是屡见不鲜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未游欧洲者，想见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神仙、才贤，岂知其污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28]但是，他同时看到，近代以来，西方确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其进步之速，“古无可比”[29]，并远远超过了中国。而西方富强的原因，则是兴民权，立宪政的结果。康有为虽然以地理环境的不同，作为议院制度产生于西方而未发生于中国的根据[30]，是错误的，但他明确指出：“英延条顿部落军议之旧俗，伏流千年而发于三岛；又以三岛之国会旧俗，伏流万里而起于美国；其反动力则刺激于法，遂为地球独一无二之新政体”。“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强。欧美得其播种之先，故次强。”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皆宪政国也，昔皆贫困，今德之强盛几冠薄海，而日本亦超越为第一等国矣。”如果中国将此先进制度移植过来，其发展必将反过来超过欧美[31]。

在考察中，康有为对欧美各国的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奥地利与德国相比：奥地利与德国本同种同俗，奥领土面积比德大。可是只几十年的时间，德国加强武备，奖励工商，迅速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与其接邻的奥地利却仍衰弱不振。究其原因，奥地利内部不统一，民权甚盛，奥王无专制之威，“民难听从”，故发展受到限制[32]。德国则不同，它“以宪法之民为体，而以英伦之君权为用。”[33]即德帝有非常之权，政府内外诸大臣及守令皆听其指挥，其行政权“无所往而不可矣”；然君主的行政权绝不能出法范围之外，故民不蒙专制之害，“故利无不兴，弊无不除，民反以收其利，德之所以日强而成霸者，为此故也。”[34]其次，英、美、法相比：英国采取君主立宪制度，内部仅有三政党，进步、保守二党相攻，“而以小党弥缝之”，故政得其平；及其一党当政，其党魁专制之权无异君主，因此英国亦能在法律范围内举其政而致强[35]。美国独处北美大陆，没有其他国家与之争，“民得雍容，以收立宪民主之效”[36]法人欲以美国之政理行之法国，“但法人行之则太速也。法当时全国之民，读书识字者尚少，岂独不知政学，乃至不能识国会布告之法。以若斯之人格，而听其握选举之权；握政议之权；又令司法之官，皆听民举，则又握法权焉。彼惟有纵其悍戾贪横之性，以仇异已。强者肆其杀戮，贪者肆其劫夺而已。”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法人“不少受益，徒遭惨戮。坐睹德、英、美之日盛，而振作无由。”[37]再次，看中南美各国及土耳其：中南美各国独立后均建立了共和国，但是军人为争总统而造成的内乱从未停止过。只有墨西哥的爹士在国家混乱中当选总统后，“以民主共和之体，略兼专制而行之”[38]，统治墨近三十年，造成中南美国家中不曾有的安定和进步；而爹士于1911年被武力驱逐以后，墨则又回到以前为争总统而起的反复变乱状态。1908年7月，康有为游土耳其，适值土青年党掌权，颁新政，召国会，以欧美为榜样，“举旧制之法律道揆尽弃之，一朝而易二百余条空文宪法，然则青黄不接之时，欧美之时效非突人所能骤受，于是国人不知措手足，惟乱舞搓搓而已。”[39]通过上述比较，康有为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于宪政中，君民共治，君民交益，即君主立宪，“当国争之时，实为适宜之法，今德为大进第一骤兴之国，可为证矣。”第二，在宪政体制中，“政党愈少者，政愈举而国愈强；政党愈多者，政愈不举而国愈弱”[40]。第三，“各国立宪不过以法治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而已，非荡无纲纪，人人可平等自由也。”且“旧制行之数千年，实人心国命所寄，纪纲法度虽有积弊，只可去其太甚，以渐行之。如尽去之，人心国命无所寄，则荡然不乱耳。”[41]总之，只能在渐进中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不能得民主共和。

（二）批判假立宪，要求真立宪

作为一个爱国者，康有为始终坚持要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立宪政体。为此，他与清政府顽固派的假维新、假立宪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早在1903年，他就批评清政府的“新政”，未能抓住“以民权为国”这一根本，无以救中国[42]。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康有为受到鼓舞。但他很快发现，清政府在立宪招牌下所进行的改革，并非宪政，而是一般的国政，实则是“借立宪之名，以拒真立宪者之请”，肆意欺蒙，阻挠立宪。康有为指出，专制与立宪是有根本区别的。“专制主之君，立宪公之民；专制家天下，立宪公天下”；“专制之政举国决于数人，一君总裁于上，数相奔走于下耳。立宪之政，则全国人民公议而公任之。”全国人民公议、公任国事的体现就要召开国会，保证立法公于庶民[43]。他说：“议院者，合一国之民心，举一国之贤才，而议定一国之政，诚官制之第一本原也。”[44]因此，“真欲救国，必先立宪，真欲立宪，必先开国会。”“居今而谋救国之方，待强敌之策，安边防之道，舍国会无他术也。”[45]

康有为认为，要实行真正的宪政，必须改革现有的官僚机构并推行地方自治。他指出，民为国本。不论君主立宪或民主宪政国家，民众的利益都是最重要的。衡量一个政府优劣的标准，自应以服务民众的能力来判断。同时，处在一个竞争剧烈的世界，亦惟有强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又是以政治民主为前提的。康有为说：“为治者，官之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变法言治民，吾之变法先言民自治。” [46]他认为，未召开国会之前，首先应实行地方自治，由每一地区民众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乡、县、府、省级的议会；并由推举出的人员，处理本地区的诸如户口调查、道路、公共卫生、学校、灌溉等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将给平民提供问政的机会，提高国民的资格，从而为在全国实行宪政打下稳固的基础[47]。

（三）以虚君共和抵制民主共和

康有为在为争取建立宪政,与清朝封建统治斗争的同时,继续在同革命派进行斗争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考察,他进一步得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结论。但是，革命并没有因康有为的阻止而停滞，却仍然在继续向前发展，并终于促成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爆发。面对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康有为已感到“革命大势，若卷潮倒河”[48]，势不可挡。但他仍企图力阻共和国的建立。他指出，近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不同形式的共和政体，但“自美、法外，妄立共和政体者，未有不大乱无已者也”。有鉴于此，欧美不不少国家，“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于无君，犹且薰丹穴而求之，迎异族外国人而宗之为君。”[49]康有为认为，国外的经验证明，共和政体不宜采用，君主立宪政体最为适宜，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国则应吸取两种体制的优点，创造一种新体制，即“虚君共和”。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两种体制相比较，“其民权同，其国会内阁同，其总理大臣事权与总统同”；其唯一不同，是虚君共和政体在总理大臣之上有一无权无为“土木偶”神式的虚君，它的好处则能免去共和政体下为争总统而不断发生的政争与动乱，而且由于人民信奉，群臣敬畏，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50]康有为认为，虽然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有才能，但虚君又是“神”，固须有极高的资格地位，国内无一人可比，“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51]。据此条件，环顾宇内，只有清朝宣统皇帝和孔子后裔衍圣公能荣任此位。很明显，康有为虽然煞费苦心，自认创造了一种新政体，但从其内容中不难看出，虚君共和不过仍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别称而已。他企图以此阻止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必然是徒劳无功的。遗憾的是，康有为并未能从中吸取教训。民国建立后，在政治上，他虽然对袁世凯的卖国、专制、独裁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但他仍顽固坚持要推翻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并导演了宣统复辟的丑剧，结果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总体来看，戊戌政变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在此形势下，康有为倡导保皇，坚持君主立宪，始终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度，因而落在了时化的后面，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这是应予否定的。但是，康有为又是一位具有高强国富民的道路。他反对共和，并非要维护专制；反对革命，并非要保持腐朽的清王朝。他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指导，坚持通过渐进的和平方式，以逐渐实现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从而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这是应予以肯定的。康有为的悲剧在于，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始终以先知先觉的救世主自居，轻视群众，害怕动乱，害怕帝国主义，因而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同时，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当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充分暴露在面前时，不可能以科学的思想武器作出正确的判断，为避免其弊病，只能重到封建传统中去寻找“医方”，因而走上了回头路。所有这些，都应予以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