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用途具体如下：

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等，是记载某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

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家族记载的家谱，曾在宗法制度、官僚铨选、婚姻制度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这使家谱脱离了其原始意义，而成为一种影响甚广、意义甚大的身份证明。

中国家谱就其发展时间而言，从周代开始，中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经三千多年；就其性质而言，有唐以前的官修家谱，有宋以后的私修家谱，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各具特色的性质不同的家谱，有其不同的功能，有其鲜明的时代印记。

1、圣水节习俗：

五大连池火山圣水节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于“神鹿示水”的民间故事，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是我国北方各族儿女的狂欢节，也是东北三省最大民俗节日，体现了多民族习俗和多元文化的融合。

2、冬储菜习俗：

每年10月都是东北秋菜采购的旺季，北方群众往往在这个时候购买大量的白菜和萝卜等，加工或直接储存，以备冬天全家人吃菜的需要。随着时代变迁，如今储存秋菜的民间习俗逐渐被科技改变。

吉林省著名文化学者，民俗学家曹保明说，这种习俗来自东北的地域文化，因为漫长的冬季大雪纷飞，东北人就需要把粮食和青菜储藏起来，这就是最早习俗的起源。

扩展资料：

事实上，东北冬储菜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东北个别农家，依然在房前屋后的菜地里挖出长方形的菜窖，把干燥后的白菜、带着泥土的萝卜一个个放进去，再封口加盖毡布。整个冬天每隔几天就要翻动、检查一下，以备整个冬天食用，甚至吃到第二年的春季播种时节。

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东北地区大多数乡镇都设立了窖储菜基地，大多基地已经改变以往地窖储菜的方式，改为冷库储存蔬菜和水果，而且还可以享受政府补贴资金。“政府采取了广泛的现代化储存青菜的办法，使得这种民间储存秋菜习俗得到了最终的改变和结束。” 曹保明说。

人民网——东北冬储菜：民间习俗逐渐被科技改变

人民网——2014五大连池火山圣水节6月1日开幕 为东北三省最大民俗节日

东北文化区的共同区域特点至迟从新石器时代就已形成，即以饰各类压印纹的平底形筒形陶罐为区域主要特征，同时共存有细石器。近年随着史前玉器发现和研究的进展，得知东北地区的史前玉器，分布面广，出现时间早，区域特征显著，从而已成为东北文化区又一特征性文化因素。

但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并非一条线，有已指出，辽西的查海一兴隆洼文化、辽东的新乐文化、松嫩平原的昂昂溪文化和三江平原的新开流文化可能各有渊源。这就提出了东北区内考古文化的区系划分问题 一般以为，东北文化区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要比现在行政区划的东北地区‘大得多。它西过大兴安岭与蒙古草原相连接，向西南已越过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的北部，南部和西南部以渤海、黄海和日本海分别通往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则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延伸。其地理范围，既包括现东北三省即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也涉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东南部与河北省北部及京津地区，还可联系到广大的东北亚地区。

东北古文化区内，山川纵横，海岸线长，地理环境多变化，考古文化的分区自然也较多。大贯静夫分为东西两区〔3〕;张忠培分作八个大区，即燕辽区、辽东区、吉长区、松嫩平原区、三江平原区、牡丹江绥芬河区、图们江区和浑江鸭绿江区，并以沈哈铁路分界，将东北区概括地分作面向海洋的东半部和面向大陆的西半部〔14〕。也可在张先生这一划分的基础上，分为东和东北、西和西北、南、中四大块。东部和东北部有号称白山黑水的长白山区、三江平原和广阔的黑龙江流域，这一区域有茂密的森林，历代保持了渔猎为主的经济形态，代表着东北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南部属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系的东端和环渤海地区的北翼，又可称燕辽文化区，这里的丘陵山谷属蒙古草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东北文化区内最先与农业区接触，而较早出现农耕的一个地区，也是东北文化区与中原文化接触交流的前沿地带;东北地区的西部和西北部以大片草原通往蒙古草原，从而与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接触较多，较早发展了牧业;中部为著名的东北大平原，有诸大山脉作屏障，有辽河、松花江等大小河川贯穿其间，是诸经济形态过渡地区和古文化发展和消长的舞台。特别是东北地区多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川，是为同黄河流域交流的天然通道和枢纽。这种自然地理形势的特点，使东北古文化的发展，既有区域的共同性，又可在这四大块中再分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系:燕南区、辽西区、下辽河流域、辽东山地、辽南半岛区、长吉地区即第二松花江流域、松嫩平原区、三江平原区、鸭绿江右岸和浑江流域、绥芬河牡丹江流域、图们江流域等共11个考古文化区。各区域都各有文化发展系列，自成一体，又有共同的文化中心，形成共同的区域特征，并分别同周围地区、特别是与中原地区和东北亚地区广为联系。

当然，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大小区系的形成和区内外的文化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有所变动的。如从青铜时代始，北方地区的游牧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加大，或者说，东北地区的渔猎文化大幅度吸收来自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先进文化因素，从而在东北区出现了农、牧、渔猎在南、西、东部各有侧重的格局，不过东北区的文化传统仍广为延续，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直筒高到春秋战国时期燕文化的“燕式高”，都有源于当地新石器时代筒形罐的线索，就是重要实例。 一般以为，渔猎文化被农业所替代是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所以，新石器时代以后仍然保持的渔猎文化被视为较农业文化为后进的文化。其实，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史前文化发展进程中，渔猎文化一直与农业并存，而在东北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以至青铜时代，渔猎经济甚至长期保持着主导地位。与农耕文化相比，渔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自身的某些优势。对此，苏秉琦曾提出渔猎文化的三大特点: 对旧石器时代上百万年文化经验的直接延续。苏先生曾论述:“人类智慧积累上百万年，万年太短，有名有姓的记载更少，大多数还是未知数。”就是指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积累及其继承。在这方面，渔猎文化因直接延续了旧石器文化的经济类型，也必然更多地保持和发扬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传统，这与农业文化对旧石器时代的革命性变革，在文化继承方面，既有着根本的差别，对上百万年现成文化积累的直接延续，也是其优势所在。 2渔猎文化虽也具有产生定居生活的条件，但随动物群而流动仍然是主要生活方式，这同农耕文化固守本土的习俗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培养出开放而不封闭的文化心态，突出表现为对各种文化，特别是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诸文化先进因素的大幅度吸收并融为一体。有文化人类学家提出，因获取食物的随时性程度的不同，渔猎人较农业社会少墨守成规而更强调独立性与自力更生，鼓励个人的创造性活动，也是很有启示胜的观点叫。

3渔猎人与大自然和谐的本色。形成以人与神沟通为主要内容的宗教祭祀活动发达，并导致以通神独占权为跨人文明社会的主要道路和特点。满族善于处理民族关系而最终统一全国，就是源于渔猎民族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本色。

与此认识有关的是，有学者也提出，依靠渔猎经济的提高也可以实现由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转变，更有人以为，渔猎文化也可以产生上古文明。 西辽西古文化区是否属于东北文化区，是认识东北文化区的一个关键，这是因为：1辽西文化区长期以来与中原区发展同步，有时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诸文北”，在跨进文明门槛过程中甚至“先走一步”，如果辽西区属于东北区，则对东北区的文化与文明发展水平就应重新评价。 2为考古文化区的辽西区不同于行政区划的辽西区，它包括了燕山以南的海河流域。如果辽西区属于东北文化区，那么东北区的南界范围达燕山以南的京津、冀西北等区域就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

3辽西区划为与黄河流域有关的燕辽文化区，更多的是以辽西区所处位置在长城地带南端，而将辽西区与北方区一起看待，并着眼于其间的农牧关系。如果辽西区属于东北区，那就不仅应将它同中原区相区分，而且北方长城地带东部和西部的区分，也具有了不同文化大区之间区别的意义。 其实，辽西区中最发达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都具有东北文化区的基本特征，如红山文化具有饰压印纹砂质灰褐陶筒形罐与泥质红陶和彩陶共存，磨制石器与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农牧渔猎多种经济共存的文化内涵，其中的饰压印纹筒形罐、细石器以至玉器的发达，都是东北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特点;

夏家店下层文化虽已具有更多龙山时代和夏商文化的特征并已拥有发达的锄耕农业，但该文化仍强烈地表现着东北文化的区域性特色，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筒形扁已有源于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筒形罐的可信线索，遗址中常有当时其他地区已少见或不见的细石器;有在高山上设防的习俗和石头建筑特别发达等。对赤峰地区史前到青铜时代的环境考古学研究表明，赤峰地区是由距今8000一6000年前的暖温性夏绿阔叶林区，到距今3000年左右才逐步演替为森林草原区直到现今的典型草原的，也很能说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区的自然生态与东北区的一致性L‘”1。这样，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内涵多元性中主导文化因素可知，辽西区首先是东北文化区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北文化区是辽西区诸古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同时，辽西区又是东北文化区首先与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接触的前沿地带，由于长期吸收邻区先进文化因素，既使辽西区在发展中长期处于东北区的前列，又使其文化面貌有了较大变化，但其本质还是东北区特点。这样，位于北方长城地带东端的燕山地区即辽西区，既然被视为东北文化区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与同处于长城地带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为中心的西部应有所区别，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对待当时长城地带民族文化关系中，这是一个具有导向意义的区分 如前述，由于古文化发达的辽西区作为东北文化区组成部分的确认，重新看待东北区在中华文化、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提到日程，这也是东北文化区提出的根本意义所在。目前所知，东北文化区作为与中原文化区和东南沿海文化区具有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古文化区之一，与中原文化和东南沿海文化同步发展，频繁交流，在大幅度吸收中原和东南沿海区的先进因素的同时，也积极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坛庙家遗址群，不仅是辽西区率先跨进文明门槛的标志，许多文化因素也为中华传统文化所长期延续。近年对龙的形象和玉器的研究表明，这两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东北区都出现早，成系列，并影响到中原地区。可见，东北文化区不是边远文化区，也不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进人文明社会的次生文明区，而是与中原区和东南沿海区并行交汇，在某些重要发展阶段如文明起源和某些重要方面如传统文化因素的形成等，东北区更先走一步，从而成为在中华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三大区域之一

四 是关于东北区与中原区和北方区的联系与区别

东北区主要是辽西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与渔猎文化善于吸收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中先进的文化因素有很大关系。这主要指的是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和北方地区的游牧文化的关系。

关于东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集中表现为距今6000年前后，红山文化对仰韶文化由吸收到相互碰撞。早在红山文化发现之初，学界就已注意到该文化所具有的南北两种文化的双重特性。近年的发现和研究更证明，红山文化从它的形成起，就大量吸收了仰韶文化的一些先进因素，如简化玫瑰花图案彩陶和泥质红陶钵、盆等，并由此而发展了具自身特征的龙鳞纹图案彩陶。在它们接触地带的桑干河上游，还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彩陶器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共生现象。正如苏秉琦先生对这两种文化接触时的主要角色、路线和对接点、后果的论述:“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形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划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和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他还进一步推断了这一南北文化交流对中华文明起源、传统文化起源的特殊意义:“这是两种经济类型和两种文化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活动中心范围既不在北方草原的牧区，又远离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关中盆地，而是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交错地带。这里自然条件的优势，大概正如古文献关于九州第一州冀州记载的所谓‘赋上上错，田中中错’，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土质肥沃，而是多种经济补充造成的繁荣昌盛，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圆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填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家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或5000一6000年间的历史转折，它们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

可见，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结合，尽管是中原区和东北区的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结合，却是一次十分成功的结合。在红山文化中，具有仰韶文化特征的因素与当地文化因素融为一体，成为红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交流形式则由吸收到碰撞，引起红山文化后期社会的突变，使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先走一步”;以花与龙的结合为这一南北文化交流的标志，把中华文化传统追溯到5000年前的文明初现日利钥。所以，“当仰韶与红山一旦进一步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史面貌为之一新”，成为5000年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东北区与中原区的关系，还可追溯到距今7000一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那就是在华北平原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中，经常出现具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饰压印蓖点之字纹的筒形陶器。这种关系在红山文化之后的延续情况，表现为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继续向燕南地区深人，分别在拒马河流域与中原文化接触〔23〕商周时期辽西区的魏营子文化与燕南区的张家园文化多有共同文化因素，都被视为周初封燕前和封燕时的当地土著文化〔川，或即包括了“土燕”文化;东北区特有的曲刃青铜短剑文化因素，也不断在燕南地区燕文化分布区内出现，并经常与典型的燕文化因素共存;特别是战国时期的燕国，虽已成为列国之一，却仍表现出与东北地区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前述燕国特有的“燕式扁”，与东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的筒形罐到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筒形扁不无关系以外，最饶人兴味的是，战国时期的燕国仍大量使用当时列国业已消失的鉴餐纹作为宫殿瓦当装饰，当有来自于东北辽西地区的古老传统。

关于东北区与北方区之间的关系，已强调了其间的区别是基本的:两区大约以大兴安岭一线为分界线，表现为经济类型不同，东北区以渔猎为主，而北方区以游牧为主。这种区别如前述，自然要包括长城地带东端的燕山地区与其以西的冀北、晋北到内蒙古地区之间的区别，因为它们分属于东北区和北方区。

东北区与北方区之间区别的进一步认识，可以从它们分别与中原区的文化关系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来加以说明。北方区与中原区之间的文化关系，长期以来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南北之间的进退、交替为主要趋势，典型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都曾出现于长城地带西部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与当地文化共存或替代;东北区则不同，它以大幅度吸收外来因素与本文化融为一体为主，从而强烈表现出自身文化发展的稳定性:所以，辽西区没有典型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而是在红山文化中看到大量仰韶文化因素(主要是彩陶器形和花纹)被吸收为本文化特征，并用仰韶文化彩陶技法绘制出龙鳞纹等。同样，辽西区也不见典型和较典型的龙山文化，辽西区的龙山时代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最早期，这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商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错、进退之间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游牧与渔猎两种文化在对待先进文化态度上的差别。东北区在文化关系方面的这种优势，还可以从中原仰韶文化与辽西红山文化和大汝口文化之间关系的差异来加以说明，那就是苏秉琦先生所分析的:大汉口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虽间隔较与红山文化为近，但仰韶文化的彩陶在大汉口文化中是个别的，仅是“外来品”，没有落地生根，而在红山文化中，则融为一体，成为当地文化因素之一。

明确了东北区与北方区的区别，十分有助于加深对这两个文化区间关系的认识。因为东北区与北方区东西之间文化交流是极为频繁的。如，红山文化彩陶中有一种以三角形和方格形组成的几何形纹，这种花纹也见于内蒙古河套地区，还可能与中、西亚发达的几何形彩陶有关;小河沿文化的饰绳纹筒形罐多次出现于筒形器并不发达的庙子沟文化，有以为，小河沿文化筒形罐以绳纹代替之字纹是受到庙子沟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三袋足器的突然兴起应来自三袋足器起源地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27〕。从大约商周之际前后始，内蒙古中南部的游牧文化向东扩展的趋势明显，魏营子文化的花边高可能与朱开沟文化有关!2“i;“北方式青铜器”迅速向东推进，在辽西甚至辽东地区很快出现商周之际前后的典型北方式青铜器，直到鸭绿江口[洲。

吃带硬币饺子交好运:过年吃饺子是北方人的习俗。东北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大年三十晚上辞旧迎新,一定要吃饺子。夜饭后吃冻梨:由于东北天气严寒,一些水果冻过之后,另有一番滋味。年三十点长寿灯:东北人在大年三十都要点长寿灯,今夜通明。大年三十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东北过年的习俗: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

东北人还有除夕夜吃鱼的习俗。鱼必须是鲤鱼,最初是以祭神为名目,后来就和“吉庆有余”“连年有余”相联系。鱼既是美食,也是供品。东北的民歌唱道：年到年到，糕糖祭灶，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顶大毡帽，老太太要块大黏糕。

俄罗斯文化对东北地区——主要是哈尔滨这个城市——从城市街道、建筑风格、市民的生活方式、家庭装饰、家具餐具、餐饮习惯一直到艺术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哈尔滨，原名阿勒锦，清代称为哈拉宾，至今仅有一百多年历史。而它的城市建筑、商业和贸易的兴盛，却与一个多世纪之前直至20世纪上半叶，大量俄籍犹太人、波兰人与白俄贵族的到来有着密切的关联。1896年，俄国获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许可，哈尔滨逐渐成为东清铁路的中心。20世纪初，俄、英、日和捷克等国，在哈尔滨设立了总领事馆，德、法、意等国设立了领事馆，使得哈尔滨在后来的50年间，迅速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由于多国移民的聚集，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然而，在欧洲、俄罗斯与韩日等多种文明，与东北本土文化（黑龙江省本地的少数民族、关内的移民以及明清被贬斥流放的内地知识分子所共同创建的边地文化）的混合、交融与碰撞中；在一个世纪以后所收获的如此纷繁、杂糅、丰富的东北文化结晶与果实中，俄罗斯文化始终从中呈现出一条清晰而鲜明的脉络，它为中国这个古老的母体，移植并输入了斯拉夫民族强壮的新鲜血液。 旗袍来自于“旗人”即满族的服装，但随着满族入关、300年后清朝皇室最终退位之后，作为旗袍发源地的东北，尤其是哈尔滨，旗袍已逐渐退出日常生活，成为某些社交和吉庆场合女士们的礼服。从20年代起始，中间隔过了中苏交恶的六、七十年代，跳到80年代之后直至21世纪，市民的着装风格与审美趣味，越来越巧妙地吸收了俄式服饰的某些特点。从男士的呢子大衣、船形毛皮帽及高腰靴子、男式小立领的衬衫，到女士夏季五彩缤纷的连衣裙和秋冬的大围脖与大披肩，包括头巾的系法与前额盘卷的发型，在许多细微之处，都能见到俄罗斯服饰文化的悄然渗透。在某个大雪纷飞的冬天，黄昏的街头，从积雪被清扫干净的台阶上，走来一位戴着俄式宽檐礼帽的中年男子，他黑色的呢子大衣上飘落着白色的雪片，鼻子被冻得通红，身上微微散发着酒气。或者在夏季，一扇绿色的木栅栏门鲜花盛开，樱桃树上熟透的果子落在草地上，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满了白色的被单床单，在风中轻轻飘舞……此情此景，你会怀疑自己走进了俄罗斯小说中的某个场景。

无论东北文化中具有怎样浓烈的俄罗斯情结，无论啤酒、烈性酒和面包等表象事物给予我们多少文化的假象，东北人依然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貌似混血，而在骨子里依然以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作为精神支柱的。当俄罗斯文学丰厚的乳汁注入这片黑土地的时候，黑土地并不会轻易改变它的颜色。宗教作为一道精神的分界，划开了民族间根本的文化差异。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东正教、基督教教堂，以及大量的基督教徒所信奉的基督教文化，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东北移民族群的性格特征与文化属性。俄罗斯情结更多的仅仅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上，那是物质的、感性的，几乎从未真正进入过思想与精神领域 肇东国画：肇东国画以它的群体优势在国内画坛上崛起，并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引起人们的关注。80年代中期以来，肇东国画先后在北京、郑州、洛阳等国内十余个城市和新加坡、美国、日本、前苏联、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香港、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以及荣宝斋、燕山书画社、文宝斋等画廊展览展销300余幅，多次在省和国家展出中获奖，有100余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黑龙江美术馆、深圳美术馆、陕西美术馆、中国西安民俗博物馆收藏，有200余幅作品在国内外50余种报刊中发表。

海伦剪纸：海伦剪纸有着较高的艺术成果。剪纸带头人傅作仁创作的大型剪纸《东方红》18幅，进京展出，其中《葵花向阳》等3幅作品被周恩来总理转赠铁人王进喜和东海舰队。北林风筝：北林风筝群体建立于90年代初，自1990年至1995年连续5年组织8个队参加北京国际风筝赛和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赛，获一等奖2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7项，团体奖8项。两次代表黑龙江省参加全国农民运动会，获得风筝比赛团体第一名。自1990年至1995年，北林风筝更是越飞越高，队伍不断扩大，花样不断翻新，每年春节在城郊旷野都有大批风筝爱好者追风斗艳，吸引许多游人驻足观看。

庆安版画：庆安版画起源于五十年代末解放军转业官兵业余创作的北大荒版画。庆安版画创作初期追随了北大荒版画风格。但庆安版画作者大都生活在农村，他们在平淡无奇的农家小院中发掘新的艺术创造天地，清新的田园生活和农家小院的温馨情调，成为作品赞美表现的主题。不规则构图、不受时间限制、扩大想象空间、扩大色板、烘托主板的艺术处理，形式悦目，富于美感，形成了庆安版画独特的艺术风格。

绥棱农民画：绥棱农民画从20世纪70年代诞生到今天已有30多年的历史,它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 审美观念和表现形式， 被国内媒体誉为“是我国继户 县之 后又一个农民画县”(1981年《中国农民报》)。《中国农民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农村报》、《学理论》、《奋斗》、《北京晚报》、《中国漫画》先后发表了绥棱农民画并附文介绍。绥棱县也因此被命名为国家级“民间艺术之乡”。

望奎皮影：望奎皮影历史悠久，于清朝同治年间传入望奎，历经百年风雨，从崔春芳、关兴久、张学文到谷宝珍，今天已经是第四代了，他们表演的皮影戏《三请樊梨花》 、《红月娥做梦》等剧目多次被省电台、电视台采录实况，《三请樊梨花》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号称皮影一枝花的谷宝珍，其精湛的表演被黑龙江电视台制作成专题片反复播放。望奎县画家张家纯，将我国传统的皮影艺术通过绘画形式表现出来，创造出皮影画，使之在景灯下的艺术效果定型在纸绢上，充分展示出中国皮影艺术的价值和迷人风采，先后在我省及大洋彼岸美国等地展销。

明水篆刻：篆刻艺术，历史悠久，名家众多，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古文化中的一枝奇葩。明水县的篆刻艺术，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只有一些从事钟刻技术的匠人。1976年后，经过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引导和扶持，明水篆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逐渐培育出一批小有名气的篆刻人才，并形成了浑厚灵秀、拙中见巧、隽逸奔放的艺术风格。明水篆刻的代表人物是康平。

兰西挂钱：兰西挂钱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都可以称之为独具特色的。从90年代初至今，挂钱的艺术创作始终没有间断，创作队伍不断扩大，创作内容不断丰富，创作方式不断创新，已形成了500余人的创作群体和县、乡、村、屯四位一体的创作网络。他们创作的近千幅挂钱作品曾先后在哈尔滨、北京、大连、西安、杭州等地举办过大规模的专题展览，先后4次代表黑龙江省分别参加了首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民间工艺品展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展览、中国民协和民委举办的民俗录像汇映大奖赛等，并被制作成“兰西挂钱”专题片，在香港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多次播放，有170多幅作品被国家收藏，部分作品赴日本、美国、南韩、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展出和展销。120多位作者的400多作品编辑出书在全国发行，30多位作者的46篇论文在全国有关刊物、学术交流会上发表或交流。兰西挂钱开创了全国“五个第一”，即第一个举办挂钱专题展览,第一个挂钱出国展览,第一幅大挂钱(520m× 290m)问世,群体带头人孙福生被国家公认为我国研究挂钱的第一人。他编辑出版的《中国挂钱图集》一书， 是中国文化宝库中关于挂钱艺术的第一本专著。兰西挂钱创作群体多次被国家、省、市授予“优秀创作群体”的光荣称号，被评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