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 第7个 普法年，国家自1986年起连续开展了七个五年普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自1986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普法规划以来，我国普法宣传工作已经走过32个年头!

　“五年普法”的由来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开展全民法制宣传教育逐渐成为各方面的共识。那时，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或人大常委会已作出向公民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并付诸实践。

　1985年6月，中宣部和司法部在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随后，中宣部和司法部拟定了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为确保全民普法规划更好地实施，1985年8月20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草案)》的议案。三个月后的11月8日至2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京举行，把这个议案列入了议程。

　我国普法“一五”规划的诞生和实施，历程艰辛。当时，我们提出的全民普法规划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考虑到这项工作光靠司法行政机关、公检法机关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没有全党动员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司法部提交了“一五”普法决议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时，多数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赞成，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普法规划难以实现。有一天，彭真同志叫我过去，他对我说：“我看了常委会的简报，有些人认为普法规划难以实现。中国有80%的农民，文化程度很低，很多都是文盲，要在五年之内普及法律知识，的确不容易做到。人大一旦形成决议，如果实现不了，那便是违反决议。你的看法如何”我说：“规划是能够实现的。因为群众有学法、用法的迫切要求，而且，普法的标准不高，是普及法律常识而不是法律知识。另外，所谓基本普及是指60%的公民学懂了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十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基本常识。”彭真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决议草案可以提交大会表决。一旦表决通过了，你们就要努力工作，保证实现。”

　1985年11月2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由此开始了在亿万人民群众中普及法律常识、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宏大工程。

　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向全体公民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的通知。“一五”普法规划用法律形式加以肯定，这就有了权威性。党中央和国务院发了文件，号召力就更大了，可以动员全党来贯彻这个决议了。随后，我们分头召开了全民普法贯彻实施会议。首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普法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省委宣传部长、司法厅长都来参加了。当时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同志十分支持。开会时，他正在外地，被我打电话请回来。我作工作报告，他作大会总结。这个会议开了以后，全国层层贯彻，一直到县到区到乡镇……

　普法让党政领导干部知道必须依法办事。从“一五”普法以来，领导干部就一直是普法的重点对象，而法制讲座则是在领导干部中普法的重要方式。通过对领导干部的普法来推进依法行政，是普法的一个硕果。

　中央领导同志听法制课最早是从1986年开始的。

邓力群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

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教育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中国***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他晚年担任中国政协副委员，继续为统战工作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左王”称谓，乃民间舆论所赐，对此，今日凤凰网首页有所回顾，“文革顶住‘批邓’压力，率先批‘两个凡是’”的邓力群，1980年中期后逐渐与老领导邓小平产生分歧：“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一刻，他还曾撰文重弹‘姓社姓资’之声”：“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

文章说，全国人 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其实在此之前四年，二邓之间已生罅隙：“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邓力群坚持左倾思想，名声很差，结果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

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左王’。”

过去的“左”与时下的“左”有不同，这是仍愿为去世之人默哀者众口一词的观点。@摘星手010即有言：“邓力群病逝，他领导的书记处研究室常与邓小平改革方针作对，终被撤销。但他1949年在一野兵至酒泉时，孤身来到迪化（乌鲁木齐），说服包尔汉归顺中央。1975年主持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辅佐整顿，批邓时大包大揽，说这篇文章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延安老革命的胆识和误区，都令人扼腕。”

张闻天，这位具有思想家特色的革命家，便是现代中国具有高尚人格精神的典范。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诞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张家电（今属上海市川沙县）的一个农民家中。青年时代，他就十分关注人格问题。

1921年，他在《对少年中国学会问题的意见》一文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与道德问题”时说：“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主张和行动，如其希望对于他人有丝毫的影响，有一分的效力，非有高尚的人格不可，没有人格的人们，不配淡什么运动、主张什么主义，即便配谈，配主张，也休想对他人有什么影响和效力。

“可以说，他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他伟大人格且以他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来教育、激勋和彩响当时和今后无数的人。正如邓力群同志所说：”张闻天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忘我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尚的品德，科学的态度，朴实的作风，为***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他是***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这就是张闻天人格的写照，也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真理在谁手中，就跟谁走”——坚持真理，修正储误是张闻天人格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