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在北宋以前，民间不允许私自修建自己家的家谱。可以修谱的是国家里面的一个特殊机构——谱局，皇帝的家谱就是由这个机构来整理的，皇帝的家谱称为“玉蝶”。如果平民百姓想要修家谱的话，必须得偷偷的修，而且主要是通过修家谱进入士族才可以。

谈到修谱的目的和意义，这就要说到先秦时期以及之前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修谱的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将名字记录上，方便传宗接代以及认识老祖宗。可是到了汉朝之后，儒家思想渐入民心。儒家的孝道文化使得人们对家谱看的越来越重要，慢慢的家谱的作用被认为是维系长辈和统治阶级的权威。家谱被看重最明显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个时候朝廷选拔人才，都会查看家谱，依据家谱来选拔人才，并非所谓的“广纳贤才”。随之就出现俗话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而在繁荣昌盛的唐宋时期，国泰民安，文化以及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关键是平民百姓的精神、生活和思想等各方面都有所提高。所以在这百姓安居乐业的时期，修谱最主要的目的是记下祖先的光辉事迹，树立榜样，教育子孙。在北宋罢谱局前，人们都偷着修谱；在罢谱局后，修谱发生在大街小巷。所以一些人物传记，著作才能够通过家谱保存下来。

在明清时期有句俗话“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的说法。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修谱的目的还是以孝道为主。如果你没有修谱的话会遭到街坊邻居的舆论及谴责，因为在他们眼里不修谱就是不孝。而在当时，修谱作为争当名门望族的必要条件，修谱成为了一种标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由于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以及文化革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个阶段的修谱的目的主要是在于追溯家族起源，寻找亲人等。

那么既然有“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的说法，为何现在很多人都不修家谱呢？纵观历史得出结论，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现在的人们都比较注重金钱以及名声。所以只有少数人修谱，而这些人修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光宗耀祖，以前修谱的“记世系，续长幼，教育后人”等作用已经走出了人们的观念。再者，修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个精力。除此之外，随着手机和电脑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现代化，无纸化将成为以后的发展方向，所以才会出现“无人修谱”这种现象。

吾族历史悠久，源渊流长。溯及德公，溯及姜尚，炎帝初祖，族源煌煌；名正言顺，有案在堂；山东郡望，煜煜煌煌；江苏淮安，长发祺祥；元末兴义帜，德公丧敌胆；远征湖北四川，英名光耀荆南；定居牧咸，子弟西迁；开发蛮荒，地以姓传。书香门第，瓜瓞绵延。叵奈夙素不重牒谱，世绪时续时断。族人命运多舛，族谱亦多劫难。

遥想秀錂公当年即以理清脉络、教化后人为已任，草创族谱，德善兄拨冗重著，然均未能付梓。茂裔侄据此独立奋志，终于完成稿本发至绍派，功不可没。族中三老曰，无庸置喙，个人精力经济毕竟有限，错讹遗漏，在所难免。

今者茂岑，古稀之期，风烛之年，面对现实，忧心如焚；高瞻远瞩，力排非议，诚邀族而忘私之士励志笃行，设誓破釜沉舟，以精善蓝本奉献族人。其志可嘉，令人感奋，我等遂许茂岑以驰奔。

一族之谱何以牵动成百上千年赤子之心？国有史，邑有志，族有谱，古来亦然，地义天经。

族有谱，犹水有源，木有本，不知身出何处，实乃数典忘祖!

族有谱，则人有范，光前圣，继嗣贤。门楣常盈书香，勋名彪炳史册!

族有谱，可明人伦、定昭穆、施教化。区别婚姻集团，指导交往礼仪。

族之有谱，四海宗亲，天下华人，足不出户便可以问祖寻根。中华民族素思结宗社、建宗祠、思宗亲。北京中华世纪坛，华夏民族大祠堂；陕西炎黄初祖陵，人民政府行公祭。

盛世修家谱，弘扬民族文化；清明立族志，佐益精神文明。

唯其如此，我族修谱，势在必行。因以激励族人敬祖尊贤，勉读劝耕；淳化民风，丕振家声；行善积德，友好睦邻；敬业乐群，守法奉公；文能著书立说，武能安邦卫国。

是以开篇明义也。

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

修谱之人，祖先之泽。一族纪史，千百年矣。百家之姓，从遥远亘古而来；千家之族，乃祖公后裔之继。人神连衡，楚辞之韵；尝咏全族，谱书生焉。千里寻亲，汉赋盛世之情；万里收族，唐诗宋词之义。于是先贤，席卷四海之亲；续修之举，囊括族亲之心。动天地而感鬼神，训典谟而诰誓命；恢弘义以言大道，睿文远而续谱书。

夫始迁之公，迁徙之缘，唐宋迄今，明清尤盛。开基之贤，南雄珠玑，洪洞古槐，湖广填川。东往西口，北闯关东，海飘南阳，气象万千。拓村立寨，结庐之藩；天厚一族，种桑种粟。开荒造田，不复出焉；开济明豁，事各缪形。谣歌成章，兆基立业乎五谷；叙事详赡，五曜霄映神攸赞。择选于兹，定居山谷。阡陌交通，沉淀千载。神州九土，地位显赫，为官兮千里而来；布衣之士，筚路缕蓝，或涉远举家而去。沧海波振，周流八级辞厚土；念祖其考，千载之族有恒念。盖世之谋，彰往考来；篇辞引序，碑碣志状。言高旨远，仰慕江山之仙境；万物有序，山环水抱之桃源。颂族之根，百世基业，兴欣卷怀，沧海桑田。详之以远，其考憾矣！

夫远古之帝脉，帝谱横贯千载。帝世之谱，国史族史；方志郡史，家国之魂。秦皇汉武，著谱牒于前；唐宋康乾，载谱书于后。家族记忆，源于谱牒；文史学者，手不释卷。兴旺之论，清晖以远；谱牒坟典，鼎立之融。嗟乎！魏晋相如，蔚若秉灵；谱赋之心，包括宇宙。杨雄幽思，含章挺生；甘泉冠首，唤神赞礼；挥洒笔墨，梦肠收内；桂椒之芳，暗中音律。顺天应人，左思三都；貌寝口讷，辞藻壮丽；思构十年，皆著疏之；名人弘扬，洛阳纸贵。刘勰文心，醉翁研谱；仲淹划粥，谱序典雅。理学朱熹，开馆授谱，草民敬仰，谱意晓然。谱序之传，四海之作；家弦户诵，文章千载。三奏九曲，序文璀璨之无穷；弘阔久远，谱牒文史之富有。

千山万水归来，无限江山。三五年之风云，十余载之修炼。寻找一村之祖，遥望一族之远。稽阅村史，浓郁诗意；鞠躬尽瘁，思绪万千。夙兴夜寐，远近相随，事出于沉思；朝乾夕惕，上下相倾，义归于翰藻。千家万户之情，精理为文；悲喜交至之叹，秀气成采。铭记字辈，子孙相承；耕读传家，宗祀不绝。一村之中，依依家园；风土人文，演绎变迁。宗亲之家，彩云相随；书香之味，天动神移。时光流逝，先祖先贤，羽化为神，嘱咐子孙。新撰之谱究其广，藏谱之家载其远；逢涌原泉润鸿业，名载入谱垂青史。修谱之族，千年之遇，经纬族史，栋梁铸成。

修谱之人，千头万绪，九鼎之慧锤心智；千秋之谱，超遥行远，金玉声五载有别。主修编修，初乃孤家寡人；临风玉树，智勇张弛有道。续谱初心，主撰助修，措筹资金，家承百年之业；三五人兮，振臂一呼，招兵买马，语流族史之美。集一族之人财，集全族之资源。几多磨难，耗尽家财；心底无私，本无异念。填表清人，百世可知非如此。一路编修，主修肚量可行船。祭拜祖山，临千岩竞秀之深；察考碑记，处崇山万壑之险；草木葱茏，识溪水潺潺之音。仰慕先贤，毕恭毕敬拓印碑文；录记族史，览辞铸藻千秋谱哉。续谱之歌，犹叹其艰，仁孝炳耀之虔诚。茫茫遐荒，依依寻亲，忠孝人物有风范。

嗟乎！稽之上古，千载之谱。展谱发志，无韵离骚；文之伟哉，牒书炳然！全族之亲，遇见奇人，吾自祖先；翰墨书香，遇见奇书，族之谱书。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祖传圣物，谱之成我！夫人之一生，奇人奇书，先祖之传，存乎心间。夫子之采，曲阜孔家内容宏富；夫吴越王，钱氏家训文体完备；三湘双峰，曾氏家书自成体系。寻览族史，焚香夜读谱牒；涵泳玩索，俯仰荣华所见。天地日月，文曲武魁，笔绘一族之星。顺理成章，泛览辞林，彰显一族之史。撰谱之心，外延广阔而内涵深邃；融入族史，贯通古今而褒赞祖先！

于斯之时，履责续谱；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丰富一族之文史，钟鼓乐之有老谱。窥先贤迁徙之密，顶礼膜拜而修之。族亲信之，重建庙堂之梦想；主修之责，承担一族之广联。天马行空，纵横神州；恪守信念，山路漫漫。仰视前贤，俯冠来籍。残本孤本，原著为宝。考查之精，一人一家一村；核实之严，逐篇逐条逐字。学先贤之风范，蕴极深义；尊老谱之源泉，承载厚重。堂堂主修，周公吐哺之功德；千载一会，茫茫案牍之劳形。前世之缘，老谱既载之迹；今世之命，自然之道续谱。敬谱垂法，遵老谱之旧章。一村一寨书通告，一房一户拜长老。新撰之谱，能载远乎！血脉通连，垂名于后。

从古于斯，编谱之人；论文序笔，定位高远。全族之事，人皆有责。远亦忧，朝起朝落，族之基业，瞬间族业皆无。近亦忧，手无基金，统族之谱，而难于上青天。续谱兮，观望者众，募捐者稀，主修囊中羞涩，床头金尽。三人之行，必有师焉。敬于专家，仰于学者。吾之恩师，语言学家颜迈公；煌煌巨著，篆书字典振环宇。秉烛夜叙，字句篇章谋布局；纠正错讹，醍醐灌顶心智明。见贤思齐，礼贤敬德；恩师人格，垂范后生。嗟乎良材！乡曲豪俊，谱牒鸿儒，笔参学究，审阅拙稿。点评新谱，纠正错讹；精辟雕龙，篇章叠耀。厚积薄发，喟然叹曰：感己所感，言己所言。见贤思齐，礼贤敬德；苟无天才，人格千古。

夫谱之书，仁者乐也。北上广谱馆，弘我典籍之瀚。千古之情怀，咏谱千部之众。唐宋之谱，乃国宝也；元明两代，亦不多见；清代存谱，遂为主线。五百年间，谱牒浩荡；千年谱书，稀罕难觅。民藏馆藏，景行行止。续谱建庙，博我兮幽思；宗庙祭祀，壮我兮情怀。举豪杰之士，为家族之帅；凝众亲之情，聚全族之光。天高地阔，百年之变；傍及千家，谱难统矣。续谱之心，天人可鉴；汇集成册，死而后已。嗟乎！夫承老谱，熟读铭记。百感交集，诵谱有章，呼唤远古道义之取向。世界谱牒之学者，垂青族谱之坟典；学术之注本译本，勃然昌盛勿列举。

夫观老谱，承诏为遣词典雅。主修啼血，载名谱序荣耀焉。短短序文，俯拾即是富矿；字字珠玑，笔墨蕴藏天意。序未断句，文未标点；冷僻有之，通假兼之，文亦宜然，难可详悉。文之序，传之今，天书乎？今之人，读谱牒，追祖先。感之爱之，扑朔迷离，沉默远观，悲夫悲哉！古之主修，尊其古训；家史族史，亦不外传。文字精粹，文体活泼；概述一族，善用文言。垂世立教，千年本色；文言白话，相得益彰。盖有遗忘，留之脑海，藏之深山，沉睡林海。老谱精审，印刷之量，稀罕。珍藏稀少，研阅家谱，难矣！

谱者，族之所之也；谱序，主修之志也。以一族之事，聚先祖之德；系一人之本，扬族亲之风。人丁为谱，则情于中；修短随化，故载于声。昔伏羲之琴，神农之瑟。女蜗笙簧，暴辛音律。牧野清河，八音俱起。始祖爵荣，昭昭天宇；怀土依依，稽考祖山。千载之乎，《激楚》、《结风》；《阳阿》之舞，鼓琴吹笛。览物之情，古迹厚重，破屋壁采摭之谱。昭然义见，隶古竹简，旁求博考之经籍。夫先贤所传，乎一族之远近，唤绵绵之俊杰。谱第乎其始，祖述族贤遗风，麟凤至其嘉瑞。远思长想，族史遗文；三载不览，乡愁远矣。

千年之族，一公之后；续谱之缘，情结百世。布衣之家，惟有谱书；呼唤先祖，怀先追远。村村相望，寨寨相属；千户百寨，魂连先贤。鞠捧老谱，故述往事；谱书声声，日月辉同。一族之修，阶段性矣。通晓大义，宗亲之合，博览群书，情正文正。百年一遇，三十年则小修；千年家族，六十年乃大修。修谱时段，目光短浅，弃族之统谱，一省之统谱，姓氏之统谱。错过此村，就没这店。全族之史，先贤承传之辞；全族受教，后嗣阅读之颂。人物迁徙，刻骨铭心。沉淀典故，汇总编纂；泽及当代，延及后人。

夫千秋谱书，一族之情结。固有格式，人丁铺就；欧式苏式，五层不变；亦可竖排，亦可横排。吊线图之丰采，故有千里之物。传承千载之谱，仅人丁之铺设；未编族史之典，难以长久之传。先祖之脉，古今奔溢；人丁之盛，八方繁衍。绵绵延申，源远流长。续谱苦乐，非常人也。数省数县，在天一涯；村村寨寨，在水一方。胸境广阔，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举笔求实，尽善尽美，乐哉善哉！今续谱之策，置泰山之巅；载族之典故，谱牒之精华；家风之榜样，质之所在也。撰绵延之谱，藏于千家；扬家族之德，传布子孙。此乃主修毕生之志也！

呜呼！城镇扩容，一日千里之势；村庄枯萎，亘古风水不存。厘清脉图，晰长序幼；梳理族史，全族受教。新编之谱，承载族兴族衰；跌宕情节，抒发亦喜亦叹。惜老谱，查县志；核碑记，补文献。载一典故，阐家训家风之义；记一人物，添族史文化之彩。先辈之续谱，未曾料及；本谱之举措，实为创新也。

嗟乎！夫天下之志，追求与信仰；家族之史，传承与光大。弦歌音响，人丁全录为本；始祖图腾，主修均记在册。谱书精粹，语言流畅而不散；造化之功，骈散交错而不板。援笔叙事，千年坟籍，谱书千载之采。白麟赤雁之歌，天人和一之曲，主修此生无憾矣！

201910张良材于沅州晃州潕水之滨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运气不会受影响。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据研究表明，中华古姓来源于图腾崇拜，系氏族徽号或标志。

按照过去的传统，取名字是要依照家谱来取得。举个典型的例子，清朝宣统皇帝是“溥”字辈，因此，和宣统帝是一个辈分的清朝皇族，名字里都有个“溥”字来表明自己的辈分。而宣统帝之前的光绪帝是“载”字辈，因此光绪帝同辈的清朝皇族，名字里都有个“载”字儿。

在古代，根据家谱来取名是一种广泛且深远的习俗，上到天子，下到百姓，都有这个习惯。甚至对于85后和部分95前来说，这种取名模式还客观存在，不过，大约也就是从90后这一代人开始，家谱取名开始遭到摒弃，尤其是95后、00后群体里，依照家谱取名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客观上来说，家谱取名在事实上已经遭到了摒弃，那么，这种摒弃背后的原因何在？

历史因素

新中国的成立，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很多封建社会的残留文化，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其影响力也日渐式微，这其中，也体现在取名方面。

比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里，很多人纷纷放弃了原本的名字，改用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名字，并且，那个时代的新生儿的名字里，也有很多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痕迹。这算是对这种家谱取名传统的一次有力冲击。不过，这次冲击对后世的影响较为有限，因为，80后的父母很多记得家谱取名的传统，因此在80后一代里，很多人都是按照家谱取名。

传统农村的瓦解

而真正敲响家谱取名这一传统的丧钟的，莫过于传统农村的瓦解，而传统农村的瓦解，是基于伟大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基础上的，在这二者冲击下，和传统农村一并成为历史的，还有大量传统农村的习俗，这其中，包括家谱取名模式——说到这说句题外话：从十多年前开始，过年便开始越来越没意思，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其实也是传统农村瓦解的一种体现。

家谱取名，本身是农耕经济、小农社会的产物。

如同小说《白鹿原》里所描述的那样：很多传统农村，往往一个村子里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家族，这种情况，在很多自然村的名字上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张家庄、李家屯等等。

而在古代，社会流动性很差，一个家族在一个村子里住上几百年的情况也比比皆是。而对于封建政权来说，族权稳定也是维持封建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封建政权的影响下，宗族内部也处于等级森严的状态，而为了区分长辈和晚辈，保证谱系清晰可查，于是，家谱取名应运而生。家谱取名保证了封建家族等级森严的可行性。

而历史上，在统治者内部，也有过利用辈分优势挑战君主权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出现在奴隶制时代：当时西周的周懿王在位。周懿王为人暗弱，因此很多诸侯开始藐视天子，其中齐哀公是典范。齐哀公多次不来朝拜周懿王，理由倒也简单：周朝王室和齐国公室数代联姻，论辈分，自己比周懿王高太多，哪有长辈朝拜晚辈的道理？

不过，这个漏洞在后世，被统治者有效修复：那就是君臣大义是最大的，一切都要让位于君臣大义。

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很多企业大量兴起，这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工厂，这个趋势，从90年代延续至今。并且，随着伟大的高考制度不断发挥重要作用，很多优秀的农家子弟，通过高考读大学或者函授大学毕业后考研留在了城里，并且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这些，导致传统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并且，聚族而居的局面也随之瓦解：因为一个山东的农家子弟，可能毕业后在江苏的都市安家落户，和原本的家族隔着天南海北，久而久之，产生的效应便是家谱取名等习俗的无法落实。

因此，家谱取名遭到瓦解，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业化社会的深入以及传统农村的瓦解。

新生代的转变

80后和90后的父母多是60后和70后，而60后算是恢复高考后，享受到高考红利最早的一群人。60后进城以后，对于老家族谱取名传统还会有所坚持，这便是80后群体中，还有家谱取名的缘故之一。

而随着作为城市土著的80后、90后成长起来，并相继成家以后，对父辈们注重家谱取名的执念，早已一笑置之，因此，80后和90后给子女的取名，大多结合自身的认知情况以及个人的好恶来取名，比如：

文艺派。有的喜欢文学的文艺青年，给子女的取名，往往考虑《诗经》和《楚辞》作为取名的范围。因此，婉兮、清涟这样的名字时常会出现；

小说派。随着言情小说、玛丽苏小说的盛行，很多喜欢读玛丽苏小说的朋友，给子女取名，往往会根据小说中的人名，来给自己的子女命名，比如典型的“子轩”这类名字，就是其中典型。

游戏派。还有的游戏达人，根据游戏来给自己的儿女取名，比如前些年新闻就有提到，有人给自己的儿女取名叫“王者荣耀”。

总之，新生代思想的改变，导致00后和10后新生代的名字，可以直接反映出其父母的爱好和眼界乃至志趣。

家谱取名能否“文艺复兴”

不过，客观上，还有极少数10后，其父母给他们的命名是依照家谱取名的模式。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比例已经不大，可以用所谓的百里挑一来形容。

而当下，根据我国的《婚姻法》，00后女性已经达到法定的适婚年龄，并且客观上存在00后嫁人的现象，而随着00后和将来长大后的10后陆续开始为人父母，相信，家谱取名的现象会更少，而00后和10后的思维、观念和85后、90后又存在巨大代沟，因此，00后和10后会给下一代取什么名字，还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不论怎么取，基于传统农村瓦解的大背景，家谱取名都不会有所反弹了。甚至再过几十年，可能家谱取名会如同化石一样， 成为遥远的记忆。

一是因为太难听，会觉得名字怪怪的。

就拿我们村里来说，我爷爷辈的人，名字中间的那个字是“桂”，所以他们那一辈老人都是叫张桂双、张桂全、张桂汉等等。到了我的父辈这一辈，按照族谱来说的话，名字中间的那个字应该是“进”，所以叔叔辈的人们都是叫做张进来、张进民、张进生等等。姑姑辈的名字更是可笑，都是叫做什么张进花、张进霞、张进田等等。

到了我们这一辈的时候，我们父辈人多多少少都受了一定的教育，所以就觉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就要改变。我们这一辈人的名字中间如果按照族谱的话应该是“佃”字，这个字用在名字中间，不知道用意何在？所以很多家长觉得不好听，就在我们这一辈开始给很多孩子改了名字。但是，也有的孩子没有改，就比如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叫做张佃英，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呢？

除了难听以外，就是因为太难起名字了。

现在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名字都比较看重，觉得孩子的名字里面包含着孩子的命运，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给孩子起个特殊的名字。如果按照族谱来起名字的话，会有诸多限制，当然民资也不会太好听。所以现在的很多人都抛弃了族谱的限制，想怎么起名字就怎么起名字，所以才会有了起名字公司这样的新鲜行业。

我的一个同事就是这样，按照族谱孩子名字中间应该是个“川”字，但是一个女孩子，如果名字中间是这个字的话，实在是有些不好起名字。所以最后同事没有按照族谱来，自己给孩子另外起了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