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公元907年～1125年）或称辽国、契丹，是中国五代十国及北宋时期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统治中国北部的封建王朝。辽国原名契丹，后因其居于辽河上游之故，遂称辽。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47年定国号为“辽”，983年曾复更名“契丹”，1066年恢复国号“辽”，1125年为金国所灭。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建立西辽，1218年被蒙古汗国所灭。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深入宋境。萧挞凛攻破遂城，宋廷朝野震动，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因同平章事（宰相）寇准、毕士安坚持，无奈亲至澶州督战。双方于十二月初达成停战协议，宋廷方面由曹利用负责与萧太后谈判。于次年初与辽订立和约。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因澶州又名澶渊，遂史称“澶渊之盟”。

　　北宋朝（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的时代，与南宋合称两宋。

　　重和元年（1118年）春，宋徽宗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两国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打辽的南京和西京。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朝给辽国的岁币改缴金国。此即为海上之盟。但宋朝军队却被打得大败。最后金兵掠去燕京的人口，并克扣营、平、滦三州。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两路南下攻宋。赵佶吓得立刻传位其子钦宗赵桓。钦宗患得患失，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后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启用李纲来保卫东京。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是金朝并未死心，二度南下。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太原沦陷。十一月，开封外城沦陷，金军逼迫钦宗前去议和。闰十一月卅日，钦宗被迫前去金营议和，三日后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银。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钦宗被废，贬为庶人。七日，徽宗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另立张邦昌，建立一个名为“大楚”的傀儡政权。徽钦二宗被金人掠到五国城，史称靖康之耻或靖康之祸。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最后两人客死异乡五国城。北宋灭亡

　　西夏是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

　　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又因其在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

　　1227年,西夏为蒙古(元)所亡。

　　金朝（1115年－1234年），或称大金、金国，是位于今日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创建人为金太祖完颜旻，国号金，建于1115年，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后迁都中都，再迁都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天兴三年（1234年）时灭于蒙古与南宋联合进攻，共经历9位帝王。

　　1234年蒙古灭金

　　我自己整理的，有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起讫年份及疆域图。你有兴趣的话下载看看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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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俊明

      历史上盐山县有多少位进士？他们的科举名次是多少？都任过何职？……本文根据有关方志的记载并查阅一些历史资料，系统整理了一下。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文中相关的朝廷机构设置及官职，文后做了必要的注释。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的称号。进士分为三甲：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明、清时代还有“明通进士”之设。据《清通典选举》载：清雍正五年，准会试落卷内拣选文理明通者引见以教谕⑴即用。嗣于乾隆二年、十年、十九年俱照此举行，于正榜外另悬二榜，谓之“明通榜”。其取之士称明通进士。

      据现有史料记载，宋、明、清三个朝代，盐山全县得中进士者共49人，正式进士48人，明通进士1人。现对盐山历代进士简介如下：

      一、宋代，1人。索湘：字巨川，沧州盐山人。宋开宝六年（973）中进士，授官郓州司理参军⑵ ，后历任河北转运副使、右谏议大夫、户部使⑶。

      二、元代，（现有史料未查到）

      三、明代，13人。

      1、王翱：字九皋，明代名臣。永乐十三年（1415年）乙未科进士，二甲第一名，官至吏部⑷尚书，太子太保，谥忠肃。

      2、曾会：明景泰五年（1454年）甲戌年科进士，二甲第三十三名。官至衢州府知府、福建参议⑸。

      3、王竖：天顺元年丁丑科，三甲第九名，官至户部郎中⑹。

      4、王铉：成化五年己丑科，三甲第一百三十五名。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⑺。

      5、张镛：成化五年己丑科，三甲五十五名，官至监察御史⑻。

      6、王显道：弘治十五年壬戌科，二甲六十四名，官至福建盐运司同知⑼。

      7、张绶：弘治十八年乙丑科，二甲六十四名，官至户部主事⑽。

      8、冯惠：嘉靖八年己丑科，三甲一百八十七名，官至太仆寺少卿⑾。

      9、曹梅：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二甲四十五名，官至南京户部郎中⑿。

      10、郑继芳：万历三十六年戊戌科，三甲二十八名，官至浙江巡按御史⒀。

      11、姜应龙：崇祯十年丁丑科，三甲七十四名，官至山东阳信知县。

      12、孙玮：崇祯十年丁丑科，明通进士，隐而不仕。

      13、王文栋：崇祯十六年癸未科，三甲一百八十名，官至山东莱芜县知县。

      四、清代进士，35人。

      1、褚士升：顺治三年丙戌科，三甲一百一十二名，官至河南通许县知县。

      2、韩重辉：顺治三年丙戌科，三甲二百六十四名，官至河南荣泽县知县。

      3、常自牧：顺治三年丙戌科，三甲第十三名，官至湖广郴州知州。

      4、赵奋霄：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三甲二百二十七名，官至江苏丹徒知县。

      5、刘振基：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三甲一百八十六名，官至南城兵马司指挥⒁。

      6、邵浺：顺治十八年辛丑科，三甲七十二名，官至陕州知州⒂。

      7、朱爚南：康熙三年甲辰科，三甲一百二十五名，官至广东博罗县知县。

      8、赵炯：康熙三十年辛未科，三甲三十一名，官至广西来宾县知县。

      9、赵尔孙：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三甲七十八名，官至翰林院检讨⒃。

      10、赵温：雍正元年癸卯科，三甲一百四十四名，官至四川剑州、邛州知州。

      11、赵履亨：雍正十二年癸丑科，三甲一百六十二名，官至井陉县训导⒄。

      12、赵东秀：乾隆十七年壬申科，三甲一百四十一名。

      13、尹元龙：嘉庆十三年戊辰科，三甲三十四名，官至福建海澄县知县。

      14、孙敏浦：嘉庆十三年戊辰科，三甲一百零九名，官至安徽婺源、来安县知县。

    15、杨恒占：嘉庆十六年辛未科，三甲第六十六名，官至山西襄陵县知县。

      16、孙鹏九：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二甲第八十九名，官至国子监助教⒅。

      17、孙述庭：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三甲第一百一十八名，官至山东即墨、寿光县知县。

      18、王庆元：会试第一名（会元），道光六年丙戌科，二甲一百零三名，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

      19、刘庆凯：道光六年丙戌科，三甲八十七名，官至泰安、武定府知府。

      20、孙葆元：道光九年己丑科，三甲第二十三名，官至兵部尚书，咸丰帝师，诰授光禄大夫。。

      21、李学殖：道光十六年丙申科，二甲第四十名，官至山东莱州府、陕西孝义厅同知⒆。

      22、赵培之：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二甲第二十六名，官至陕西永寿县知县。

      23、赵文瀛：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三甲第四十八名，官至河南西华县知县。

      24、孙鸣珂：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二甲第六名，官至江西道监察御史，四川夔州知府，河南归德知府。

      25、李桂林：咸丰十年庚申科，二甲第六十名，官至礼部精膳司主事。

      26、傅维弼：同治元年壬戌科，二甲第五十名，官至山东朝城县知县。

      27、崔澄寰：同治四年乙丑科，三甲第七十名，官至山西隰州知州。

      28、孙承烈：同治七年戊辰科，三甲第五十八名，官至吏部员外郎⒇、直隶印结局管局官。

      29、李念兹：光绪二年丙子科（《盐山新志》误为同治十三年甲戌科），三甲第四十九名，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四川雅州府知府、浙江湖州府知府。

      30、潘江：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二甲第一百零一名，官至广西府知府。

      31、高第甲：光绪三年丁丑科《盐山新志》误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三甲第一百一十名，官至户部员外郎。

      32、姜子珍：光绪十二年丙戌科，三甲第十三名，官至户部郎中。

      33、刘若曾：光绪十五年己丑科，二甲第三十四名，官至法制院院使（21）、直隶民政长官。

      34、唐烜：光绪十五年己丑科，二甲第九十四名，官至刑部主事、大理院推事(22)。

      35、崔炳炎：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三甲第七十四名，官至广东潮阳知县。

      盐山历代进士中，赵姓8名、孙姓7名、王姓6名、李刘两姓都是3名、张姜崔三姓都是2名，索、曾、曹、郑、褚、韩、常、邵、朱、尹、杨、潘、高、唐、冯、傅每姓各1人。

注：

（1）明清时代县设“县儒学”，是一县之最高教育机关，内设教谕一人，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

（2）宋代的官职，掌管刑讼审，为从九品。

（3）北宋设三司（盐铁﹑户部﹑度支）使﹐总管国家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

（4）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长官为吏部尚书。

（5））明代于布政使下设左、右参议，从四品，分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等事。

（6）郎中，郎中属员外级， 就是分掌各司事务，正五品，其职位仅次于尚书、侍郎、丞相的高级官员。

（7）按察副使：佐按察使之官。为仿汉刺史制设立，赴各道巡察、考核吏治，正四品官职。

（8）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又依十三道，分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监察御史则为都察院直接行使监察权的骨干专职官吏。既受都察院的管辖，又可以不受都察院的统制而独立行事，有事可单独进奏天子。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在明朝监察御史是正七品。

（9）盐运司，官署名，掌管地方盐务。盐运司同知，为从四品官。

（10）户部中下层官员，正六品。

（11）太仆寺，掌皇帝的舆马和马政，太仆寺最高长官为太仆寺卿，从三品，属官有太仆寺少卿2人，正四品。

（12）明清六部以下设司，司设长官郎中，正五品

（13）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均设有监察机关即都察院。监察御史如奉命巡按地方即为巡按御史，正七品。

（14）北京分设五城兵马司。即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指挥司，正六品衙门。各设指挥1人，副指挥4人，吏目1人。负责治安、火禁及疏理泃渠街道等事。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卫戍区及公安局。

（15）明、清以知州为正式官名，为各州行政长官，从五品。

（16）翰林院检讨，官名，掌修国史、记载皇帝的起居生活、进讲经书以及草拟册立、制诏等文。检讨与侍读、侍讲，修撰、编修和庶吉士同为翰林院所属职官，统称翰林，位次编修，从七品。

（17）训导，学官名。 明清府、州、县儒学的辅助教职。《清史稿·职官志三》：“儒学：府教授、训导，州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在清朝之位阶约为从七品，主要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

（18）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又称“太学”“国学”，内设祭酒、司业、助教等，助教为从八品。

（19）同知为知府的副职，正五品。

（20）员外郎是清代中央六部的一个官职。六部中下设不同职能的清吏司，各司长官为郎中，副长官为员外郎，从五品。

（21）机构名。宣统三年（1911） 责任内阁所辖机构之一。其职官有院使、副院使各一人，其职掌为编纂法规，修明法令，审查复核各部所拟法律命令，解释现行法令及统一各项法制等事。

（22）大理院，官署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大理寺为大理院。置正卿、少卿为主官，下有刑科、民科推丞各一人，推事二十五人，其职权为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并为最高级的审判机关。大理院推事为正六品。

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金国的兵马又大举南下，直奔扬州。宋高宗异常恐惧，仓惶南渡。金人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活捉南宋开国皇帝赵构。

宋高宗南京而下，自镇江、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直至乘船逃入波涛汹涌的大海避难。

在《宋史》中记载，南宋的君臣逃入海上以后，女真人不敌宋军船只。

而《宋代宫闱史》则从一个侧面描述了女真人当时水战的情况：

在舟山海面，金兵袭御舟，赵构后来的皇后吴氏，挽弓搭箭射杀好几名金兵，使得金兵惊惧，宋朝的水兵便急忙开船入海。

吴氏对赵构说："只是方才看那金人的驾驶船只，势如奔马，可见敌善乘马，不惯乘船的话也是假的。"

金兀术攻占杭州后，派遣他的部将，领四千精骑急追赵构，这股金兵进军速度极快，从他们的战绩看，金兵即精于骑射，又能泛舟出海。

逃亡海上魄散九霄的南宋君臣才稍微安定，金兀术便派出这批女真将士，利用抢夺征集来的战船，经舟山出海，不畏艰险继续追击宋皇帝的船队。

在海上航行300余里后，遇到南宋的将领张公裕，全力率领水师出兵阻击，金兵舟小力弱，无法抵敌，连忙逃回明州。

漂泊温州与台州海面上的高宗君臣们才逃过一劫。

南宋的大臣吕颐浩在建议宋高宗航海逃避前预测："江、浙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

金国的将领完颜宗弼的大军在南宋军民的抗击下，遭遇到各种困难，最终也只能北撤。

韩世忠夫妇与金军相持黄天荡四十八日之久。

金兀术在将领的的建议下，一夜疏通河道，将火箭射向宋军，宋军的船队瞬间起火自焚，火光蔽天，宋军跳海而亡者不计其数，海面一片哀嚎，金兀术趁乱后带兵北返。

但其实由于女真各部落所居地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

曷懒路女真人是以渤海遗民为主，他们不堪契丹人的奴役和勒索，避居于长白山至日本海边。

曷懒路女真人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资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从海中获取。因此，生活在这里的女真人该是善使船、击水之人。

北宋中期，女真人一直在日本海上捕渔采物，经常驾船到高丽和日本沿岸劫掠。

金立国后，军帅完颜忽刺古上报："往者多捕海狗、海东青、鸦鹘于高丽之境。"

所以，金兀术派出阿里、蒲卢浑两将追击赵构入海，是有原因的。

一是此两将是居于海边曷懒路女真人，他们不但懂水知水，二人之前的辉煌战绩都和水有关；二是他们部族同女真本部融合的较早，非常值得信赖。

他们也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公元1128年，阿里在梁山泊打击败宋军船只一万多艘。随后，宋义军攻打范县被击败，金军获船七百艘。等到了长江，又连破宋兵，获舟二百艘。

而斜卯阿里的副将乌延蒲卢浑，是曷懒路乌古敌昏山人，也是金国擅长水战的将领，金海陵王时率金国水师进攻南宋。

渤海国几与李唐相连，他们积极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科技，是一个高度汉化的国家。

金水军的人员在初期以女真族为主，金军进入两淮和沿江地区，遇到复杂的情况，为了增强航船能力，吸收了少量其他民族，如渤海、奚和汉儿，宋人参加极少。

金收国二年（1116）闰正月，渤海人高永昌聚众占据东京（今辽宁辽阳），意图恢复渤海国。

同年五月，高永昌兵败，逃命于渤海国，女真派遣兀室、讷波渤堇以及三千骑乘胜追击，将其斩之，渤海故地尽归女真。

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人。

黄天荡之战中，参战的金国将领，还有一位久居辽海地区的渤海族遗裔高彪，他在出河店之战曾代父从军，后随父归降女真，从灭辽攻宋。

南下攻宋，他随完颜宗弼袭宋高宗至杭州。

天会八年(1130年)二月，金人自临安北撤，快到黄天荡(今南京东北)的时候，三十余艘宋军战舰逼近南岸。

一艘载有二百余名宋军的战舰冲在前面，高彪看战舰将至，用飞钩拽住船舷，率领数十名勇士，跳上宋船，斩杀大部分宋军，其余宋军也被迫跳水。

天会十二年(1134年)，高彪又随完颜宗弼进攻和尚原、仙人关，高彪与斜卯阿里监护水运。

宋军用以舟师阻断了亳州河路，高彪率军击败宋军，追杀六十余里，生擒宋将萧通。

曷懒路的东女真人传承了渤海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由于渤海亡国，他们的造船技术停滞不前，使用海船通商通使的辉煌已经过去。

女真人航海史按大致可分成3个时期：北宋初期、中期和末期。

1初期献贡马

北宋初年，女真人希望打破辽国的围剿，加强和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上的联络，开始向中原上供名马，同时开战卖马的生意。

女真人去北宋卖马，通过的道路是渤海外交故道"朝贡道"。

为了同女真贸易，北宋免除登州沙门岛居民租赋，令专治舟渡女真所贡马。

2中期的海盗

五代北宋初袭扰辽地被绞杀后，女真应对不了来自辽国的挤压，况加之水旱，民以日困。

女真的眼光穿越长白山，投向海洋 ，他们开始海盗式袭扰高丽和日本海岸。

公元1019年，女真人乘坐大船50艘，从图们江口出海。他们沿朝鲜半岛东岸航行，袭击日本对马和壹岐岛，侵入九州沿海。

3末期的“海上之盟”

自北宋初年，女真尝泛海至登州卖马，到了北宋徽宗年，故道虽存，久闭不通。

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七月，金国境内苏州有高药师等汉人，"以大舟浮海，欲趋高丽避乱"，而大风竟把船刮到了宋朝的驼基岛。

北宋得知女真已经开始大举进攻辽国，宋徽宗开始派人下海。

政和八年（1118年）四月，历尽千险的马政见到阿骨打，金国派遣渤海人李善庆带上国书和同马政等人一起去大宋。

经过宋金两国使臣频繁跨海商议，公元1120年，两国在登州达成了“海上之盟”。

说到北宋，给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孱弱”，除了宋太祖赵匡胤之外，其余皇帝都是昏聩无能、重文轻武、毫无血性，对外作战一直都是败多胜少，随后就是割地赔款，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宋朝缺马，北方没有屏障，辽国一个冲锋就能兵临开封府城下。

大家都知道，在冷兵器时代作战，战马是决定战争胜败极为重要的因素，谁拥有战马资源越多，马匹的品质越高，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北宋在与辽和西夏的对峙中，其强大的骑兵都给北宋的边防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北宋政府要建立一支能够与其对抗的骑兵，首要任务是要保证有充足的马源，为了改善缺马的局面，北宋历代统治者对马政建设都做出了诸多努力和新的尝试，其中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有自身的创新。

北宋设置的养马机构，运转及职责

北宋统治者为了养好马，一共设置了三个机构，太仆寺、群牧司和驾部。

1、太仆寺

太仆寺的最高长官为太仆卿，太仆卿下面设有少卿、丞、主簿各一人，主要工作是记录京师及诸坊监的牧马数量、饲养管理、病马治疗和制定赏罚标准对官员政绩进行考核赏罚。太仆寺并非一直具有管理监牧事务的权力，在咸平三年设群牧司之后，太仆寺的这一权力，即转移给群牧司。这时太仆寺的职责就只剩下掌管宫廷中皇帝及诸后妃、王公大臣的乘舆、车络供应和有关祭祀所用的牲畜等。

元丰改制以后，群牧司被撤销了，养马的管理权又重新回到了太仆寺，元佑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宋哲宗发了规定，关于这个养马的事情，以前是由群牧司管理，现在专门属于太仆寺了，而且还是直接由枢密院管辖，不用经过尚书省和驾部，这个时候的太仆寺权力达到最大，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太仆寺的权力又被削弱，其管理外监事务的权力分给了驾部。

2、群牧司

负责全国内外监牧的管理，日常工作事务繁杂，责任也很重大，所以统治者对于机构人员的选择设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也体现了北宋政府对监牧事务的重视。

群牧司这个机构的最高长官是群牧制置使，也就是一把手，这个职位一般都是由枢密使或副使兼任，当时的兵部侍郎、知枢密院事陈务叟是第一任。另外还有群牧使、群牧副使、群牧都监、群牧判官以及并不常设的同群牧置使、同群牧使等职位。

群牧司的主要工作是对马匹的饲养、放牧、繁育、病马医治等事务进行管理，在收到皇帝所发布的相关命令之后。向所管辖的各个养马场进行转发，同时规定由群牧制置使和群牧使共同办理重要的牧监事务，专门派遣群牧副使、都监处理日常小事，群牧都监或群牧判官每年负责轮流巡视各州养马地，考核官员政绩和马的繁育情况。

3、驾部

驾部设驾部郎中、员外郎二职，主要负责管理监牧牧马数量、马匹繁育、饲养、边境买马及官员赏罚等事务，但实际上驾部的权力在元丰改制以前是很小的，基本上形同虚设，驾部判司一职由没有职权的京官充任，舆辇、车乘归太仆寺管理，传驿、给受由枢密院管理，监牧事务则由群牧司管理，驾部根本没事情可以做，到元丰改制后才享有实权，真正能干点事情了。

总而言之，从这三大机构看起来管理相当混乱，而且职能相互重叠，这个也是北宋所有官职的一种缩写，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赵匡胤采取增置官署，增加官员的一系列方法，分割各级政府机构的职权，限制官员的权力，结果，机构臃肿，繁复重叠，官吏人数不断增多，最终形成北宋三害之一的“冗官”。

养马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衰落原因

第一、实施效果

北宋的养马政策，可以为两个时期，从宋初设立到宋仁宗初期，这是养马政策的鼎盛时期，到了宋仁宗后期，养马政策则由盛转衰，宋仁宗初期之前，经过历代皇帝的努力之下，养马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首先，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管理制度，而且管理制度严格的贯彻实施了，让养马的政策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因此保障了养马政策的正常运作，为北宋牧马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养马的事情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宋真宗的时候，光是京城就有左右天测四监、天藏二坊，在地方上还设有“大名、广平、琪水、洛阳、原武、沙苑、安阳、镇宁、安国、淳泽、単镇”等牧马监，据《宋史》记载到淳化、景德间年间，养马的场地占地面积达到六万八千顷。从数量面积就可以看出当时北宋下的决心有多大，当然了养马政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随着养马政策的逐渐完善和发展，自己养的马成为当时北宋军马的主要来源，对于国防军事力量的巩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真宗时期所养的马匹共有二十多万匹，光是养马的人就有一万六千多人，虽马匹的数量不能和唐朝当时的盛况相比，但是纵观整个宋真宗以后历代皇帝都未达到如此成绩。

到了宋仁宗的时候，产马量就由盛转衰了，由宋真宗时候的二十余万匹减少到十多万匹，这个时候仍然有大臣用“兵久不试，言者多以为牧马费而亡补”要求减少养马地，碍于压力宋仁宗只好废除了广平、单镇、洛阳等几处牧马监。

虽然后面的宋神宗比较重视，专门设置了属于枢密院的河南河北二监牧使，但仍收效甚微。据《宋史》记载，从熙宁二年到五年这三年的时间里，河南和河北的十二个养马地，每年才产马一千六百多匹，而可用作战马的仅有二百六十多匹。

第二、衰弱的原因

1、政策朝令夕改

其实整个养马的过程，历经三次废除和恢复，每一次废除都会让养马的规模缩小，到了最后就没有办法在恢复了。特别是“澶渊之盟”之后，天下相对太平，不打战了，皇帝就认为养马耗费太大，废除了不少养马的场地，随后又恢复。

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主持变法，推行了保马法，将养马的地方租赁给农民，再次养马耗费大为由废除了不少地方，等元祐时期旧党执政，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之后，又恢复一些养马的地方，这个时候，始终都是由处于变法派废除，反对党恢复的局面，导致养马政策的效果在每一次的废除之后，养出合格战马的数量都会下降，逐步走向合格战马越来越少的局面。

2、财政愈发困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北宋后期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养马政策，先前说到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多种措施，实行一职多官制，通过科举考试和恩荫授与了无数官职。而且北宋时期，官员享有优厚的俸禄，这造成冗官的局面。加上天灾人祸不断，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北宋的军队增加了六倍，“冗官”和“冗兵”必然造成财政开支的激增，正是这些财政的问题，宋神宗才会不遗余力的支持王安石的变法。

这样就算了，宋真宗和宋仁宗还大兴土木，增加皇室开支，造成了北宋面临全面的财政危机，自宋神宗庆历年间财政每年入不敷出，亏欠在三百万以上，到宋英宗的时候呢，竟然财政赤字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五百七十万。

宋神宗的时候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王安石曾经生动的描述当时的财政情况：“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为了减轻财政困难，于是宋仁宗的时候，由于以前的的皇帝都曾经废除过养马政策，减少牧马数量的措施，用来减少财政支出，缓解财政危机，虽然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推了保马法等措施，但由于王安石过于激进，导致所有变法内容全部被废掉，像保马法等比较好的变法措施也被取消，这直接导致养马政策走向灭亡。

3、制度上的弊端

关于人事任用上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养马政策上存在着问题，北宋所有职位都有这个问题，除了几个大佬岿然不动之外，其余的经常性换来换去，这也导致政策法规得不到贯彻实施的重要原因。

这些管理人员每届任期为三年，满三年就要外调，如果愿意留下还要经群牧司调到其他牧监。每个牧监的马官经常更换，形成了“官非其人，且不久任，无以成效”的局面。新调任的官员往往不熟悉实际情况，等到可能才刚刚熟悉懂得监牧事务的管理事宜就又被调走，如此反复，使得监牧事务一直缺乏有专门知识、工作经验的人管理，有的官员甚至以此为其仕途的跳板，根本无心管理，致使监牧管理混乱。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北宋官员太多了，一职多位的现象得不到改善，大家都不想认真做事，只是赚钱攒熬资历等着升迁。

4、农牧争地现象严重

大家都了解，北宋疆域相对于其他的大一统朝代来讲，疆域面积很小，但是北宋的商业及农业又高度发达，这就造成了人口激增，在疆域不变的情况下，年年人口增加，哪里有这么多的土地来耕种，况且还要划出这么多地方来种草养马。

据统计：从元祐元年到宋徽宗大观四年这段时间内，每年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千分之六左右，人口增长虽然没出现忽高忽低的现象，一直都是平缓的增长。这增长率看起来是不高，但是架不住北宋时期人口基数大，常年累月这样增加，疆域又没有扩大，这就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了，这人口增长过快，加上天灾人祸，所以北宋时期的造反事情那是相当的多，而且北宋对于造反都是采取招安的政策，招到军队去了，又造成军队数量扩大，又增加军费开支。

随着人口的增加，农牧争地现象愈发严重，大量的牧地被农田所占，而且当时种田的收益远远高于牧马收益，为缓解财政危机，当时的统治者把放马用的草场土地租给百姓种植农作物，然后向百姓收取租金，用收来的租金去买马。

结语

赵匡胤在结束五代十国混乱局面的情况下，建立了北宋，关于北宋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而我则认为，北宋灭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少北方的屏障燕云十六州，导致无天险可守，辽国骑着战马一个冲锋就到了开封府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宋朝廷也用尽了能想到的所以办法，植树、挖河渠、养马等等。

但是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去弥补这一短板，必然会造成财政的困难，“三冗”之所以会形成，就是宋朝无力扩张疆域，没有多余的土地来安置这些多出来的官员、百姓和军队，如果有燕云之地，就等于掌握了主动权，先不说这十六州能安置多少官员、百姓和军队，就单说这养马的开支就不需要了吧，“冗费”的问题就能解决不小。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没有马，就需要养马，养马就需要草场，就会占用原来的耕地，“澶渊之盟”之后宋辽相安无事上百年的时间，宋朝得到了一个稳定的发展，随着发展人口就会增加，没地的百姓就容易造反，只要造反就招安，这里就造成了“冗兵”，“冗兵”一出现就激化“冗费”，任何问题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表面上看，好像毫无关系，实际上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就是为什么终宋一朝，所有的人都对燕云之地念念不忘，皇帝及大臣们为了改变局面，试过了无数的办法，终究还是不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

北宋在与西夏辽国的战争中始终失利的原因，是因为北宋军队的骑兵非常脆弱，无法在战场上与敌人抗衡。因此，悲观主义的北宋太子不得不采取“进退两难”的策略来对付敌人。但是没有枪，步兵就可以对付骑兵，所以北宋在外战中总是失败的，更有趣的是，为什么北宋花钱太多，没有学习汉代，光阳光阳，发展骑兵部队。

汉族骑兵，事实上，宋代并没有考虑到骑兵的发展，但宋代骑兵的发展却缺乏先天条件和后天条件。缺乏马匹用地，合浦平原和祁连山上的右和羌是中原时期的主要马匹生产国。在唐高宗时期，全国有76万匹马从这两个地方施肥，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一条马路就有32万匹马。《新书唐·军》录共有十三批货物，羊群的链子都动了，马，牛，羊驼，羊共六十五万零六百匹，马三万二千五百七匹。）

但自安石动乱开始以来，中部省份的马匹数量一直在下降。代时石景堂皇帝封建时，曾试云游十六国齐旦人初，进口，北宋防御北游燕不仅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附近的马游燕河还有齐旦巴格达街，P、毫无疑问，这增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北宋，一个不富有的人，抚养着马迪。北宋增加了自唐末以来一直被图波等占领的西江走廊，加上右侧的焚化炉和青塘，彻底丧失了中唐边疆的两大马场。

失去了养马的土地，但泰霍和太宗必须发展骑兵，该怎么办？没有高品质的马场，但他们不得不撤退到中部地区建立马场。在全国各地共设立了81名皇家马监督员，目的是在这些地区饲养战马，但与北方广阔的牧场有关。在农业区和城郊边界饲养的战马在质量上很难满足战区的需要。据宋沈宗时期河北太监统计，每年新增马匹1600匹，可供骑兵使用的马匹只有240匹，战马生产率为15%。

北宋除了养马外，还通过交流城从国外买马。宋太宗时期，由于经常与辽国作战，边疆一下子就开了33个马场。根据市政府的马匹政策，我们每年可以在边境购买大约5000匹马。然而北宋有自己的马，可以追溯到边疆的程蔡很少养马，一方面，马匹数量少，时间短，宋朝富有），但并没有一年的征服和结束，太宗与吐蕃的不良关系逐渐在几个地方关闭了当乡赛马场。因此，北宋的马源极为缺乏。

金朝建立后，不断发起了反抗辽朝的战争，虽取得小胜，但单凭金朝之实力并不能消灭辽，辽朝是日益新兴的金朝在发展壮大道路上的拦路虎，如何消灭辽朝以图壮大，成为金朝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早在金朝建立初，铁州人杨朴就向太祖建议说：“愿大王册帝号，封诸蕃，传檄响应，千里而定，东接海隅，南连大宋，西通西夏，北安辽国之民，建万世之镃基，兴帝王之社稷。”基本上确立了金朝初期的地缘战略。据此，金朝与北宋发生政治联系就成为必然。

就北宋而言，辽朝占据燕云十六州并借助有利的战略要地不断南侵，无疑是在宋朝统治者心头插下一根刺，北宋朝臣收复燕云的呼声从未停止。宋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桩库，每岁过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怜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从我，即散其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宋太宗即位后，曾驱兵收复燕云十六州，但皆以失败告终。宋神宗继位以后，也“有取山后之志”，一日“语及北虏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近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尽以箭疮发云。盖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盖已有取北虏大志。”宋徽宗时期，童贯经略西北收复了宋神宗时的故疆，认为“辽亦可图。”李良嗣投宋后，对宋徽宗说：“天祚皇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群小，远近生灵，悉被苛政。比年以来，有女真阿骨打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县。加之溃卒，寻为内患，万民罹苦，辽国必亡。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顺伐逆，王师一出，必壶将来迎，愿陛下速行薄伐。脱或后时，恐为女真得志，盖先动则制人，后动则制于人。”但是，收复燕云以图恢复，单靠北宋的力量，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于是，北宋“联金复燕之策”出台。

金朝和北宋之间有了共同的利益，皆把辽朝作为自己最大的敌人，一心消灭之。政和七年（1117 年），辽朝苏州地区汉人高药师、曹孝才、僧即荣登为了躲避辽金战祸，率其亲属老幼 200 多人乘坐大船去高丽避难，中途遭风浪被漂至宋朝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文登（今山东文登）一带，并向宋人透露了辽金战争形势，“女真兵马于辽人争战累年，争夺地土已过辽河之西，今海岸以北自蓟、复至兴、沈、咸州，悉属女真矣。”“朝廷因欲交女真图契丹，闻之甚喜。”这一消息，进一步 了宋徽宗“联金复燕”之计。“国初时，女真常奉贡，而太宗皇帝屡市马女真，其后始绝。今不若降诏，遵故事，以市马为名，令人访其事体虚实。”于是，高药师等七名校将持“市马诏书”由登州泛海赴金，高药师等人“虽已到彼（指金朝）苏州（今辽宁金县）界”，但“望见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政和八年（1118 年）八月，马政、呼延庆和高药师等再次赴金。金太祖和宗翰见宋朝突派使者，颇为惊疑“请问遣使之由”，马政等回答曰：“先是贵朝（指金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时，常遣使来买马，今来主上闻贵朝攻陷契丹五十余城，欲与贵朝复通前好。兼自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行吊伐，以救生灵涂炭之苦，愿与贵朝共伐大辽。虽本朝未有书来，特遣政等军前共议，若允许，后必有国使来也。”这就是有名的“联金复燕之策”。北宋“联金复燕之策”正好与金朝建立初确立的“联宋灭辽”战略不谋而合。“阿骨打遂与粘罕（宗翰）、阿忽、兀室共议数日”，于是决定“联宋攻辽”。马政等提出：“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邑”，金人只表示“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于是，金和北宋联合攻辽。

宣和二年（1120 年）三月，金朝兵分三路攻打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天辅五年（1121 年）正月，金宋再次邀约夹攻辽，而此时北宋由童贯率领 15 万大军往南方镇压方腊起义。四月，金军再次向辽发起进攻，军事进展顺利。六年（1122 年），金军攻取了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辽天祚帝仓皇逃往西京，接着又狼狈逃往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中部）。金军一举攻下辽四京，灭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看此形势，北宋才派童贯率师北伐燕京。宋金联合攻辽之后，双方签订了海上之盟，宋朝获得了燕京一带土地，金朝占据了主导和优越地位。宋金重新建立新的关系体系，但金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以后宋金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朝灭亡后，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由原来的辽、金、宋三者并存，转变为金与北宋直接对峙。地缘形势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北宋与金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联合灭辽的盟友关系破裂，宋金对峙局面形成，宋金之间敌对关系的开始。灭辽之后，金军实力增强，并对宋朝的了解增近，“契丹军虽寡弱，若止挡南军（指宋军）”仍然绰绰“有余”，“南朝自来畏怯”，“中国兵弱”等，于是金“有南牧之意矣。

天会三年（1125 年），金人以宋朝招纳叛臣张觉、招诱燕京逃去人户、“岁交金币并不如期”且“物货粗恶”等为借口，发动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以移赉勃极烈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自西京入太原；以六部路军帅挞懒为六路部统帅，斜也副之，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阇母副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以宗望为主帅自南京入燕山。 十月，宗望攻檀州、蓟州，十二月，燕京守将郭药师降金，金兵进入燕京。西路军先后攻下朔州、代州，进围太原，东路军宗望攻下中山、真定、信德府。天会四年（1126 年），宗望大军渡河取宋之滑州，并围攻宋都城汴京。宋徽宗仓皇逃跑，钦宗即位，向金妥协求和。宋割让太原、中山和真定三镇，并许以岁币。金军撤围。

天会四年（1126 年）八月，金军再次兵分两路灭宋。金太宗诏左副元帅宗翰和右副元帅宗望伐宋。两路军分别自西京、保州南下，计划在开封会师。九月，宗翰军猛攻太原，宋太原知府张孝纯在城破后降金。十月，金兵攻下河东重镇平阳府。然后从泽、潞进兵，下太行山，破怀州，到河阳与宋军隔黄河对峙。渡河攻下西京（洛阳），分兵扼守住潼关，以断绝西北援军来路，于是东向直指汴京。东路军宗望在十月攻克了河北重镇真定，从大名府方渡河南下。十二月，金两路军会合在开封城下，钦宗投降。天会五年（1127 年），金诏降宋徽宗、钦宗为庶人，并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北宋灭亡。

北宋军队未能击败辽、金两国，这真的不是武器的问题。

根据小编的了解大宋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像重六七十斤的重甲，这是欧洲人当时不敢想的。

归根结底，古代战争仍然依赖于人。

如果人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是最好的刀和弩也很难将敌人击败。

北宋军队正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

太祖是太宗时，北宋军队的战斗力还很强，尤其是宋军刚刚摧毁了北汉王朝之后，其战斗力实际上比辽军队更高。

失败的原因只能说是太宗没有足够的指挥能力。最后让辽军反打。可以说，宋太宗两次攻辽都失败，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打仗。

唐太宗逐渐失去了北伐的想法，从这一点开始，宋军的战斗力开始直线下降。

首先，北宋早期的军队数量没有后期多。事实上，总共有20多万人，中央禁军有10万人，地方湘军有10万人。

直到真宗后期，宋军的中央禁军队才上升到30万人，地方军队上升到30万人。

仁宗时期，宋夏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国家继续招募士兵。直到那时，北宋军队才积累到100万。

当时担心失业士兵会成为影响社会秩序，所以政府选择用金钱来支持这些军队。在宋徽宗时期，北宋的军队分布与前一时期有很大不同。

虽然北宋的军队数量庞大，但训练并不令人过奖。禁军的主要任务是站岗，因为大多数都驻扎在大城市周围，宋代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

因此，军事力量薄弱的军队经常有各种娱乐场所。

士兵们每天都生活在美梦中，禁军的战斗力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接着是湘军。根据宋政府的想法，湘军受到的待遇比禁军差。

因此，湘军大部分是难民，根本不是青壮年劳动力。来了之后不需要操练，就像当地的工程队一样，这样的肯定没有太多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