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那良志

摘编丨何安安

2020年，对于故宫来说，是极为特别的一年。而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回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发展历史，也就有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义。

作为初代故宫人，那志良1908年生于北京，17岁便进入故宫成为一名职员，一直到1998年去世。他将自己毕生的时间都花在了守护故宫文物之上。那良志既是故宫文物的典守人，又是故宫博物院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由那良志创作出版的《故宫五十年》，以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为开端，再现了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涵盖了故宫文物清点造册、国宝疏散后方、文物出国展览、文物运台等诸多重要历史事件。其中，有关抗战期间百万件国宝在战火中南渡北归、西迁东还的部分经过，更是首次在大陆披露。书中所记录的内容，都是那良志亲历、亲见、亲闻，因此显得尤为珍贵。

以下内容节选自《故宫五十年》，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故宫五十年》，那良志著，博集天卷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4月版。

故宫博物院在北伐成功以后，虽然有过一次“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提案，经同人的努力，不久也就过去了。于是院务便积极展开了。展览方面的情形，在前面已经谈过了，现在我们要谈的，是文物集中、审查文物，及文物流传等。

首先谈文物集中，在谈这一步工作之前，先要把宫中文物贮存情形，略为说一说。

宫里的各宫殿，除了外廷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与内廷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等地的正中大殿，是有一定的陈设外，其他各处，也与一般家庭一样，除了起居室、卧室比较整齐，别的地方也是颇为凌乱。库房里堆得满满的，有时乱杂得无法走路。故宫博物院对于这种情形，不得不加以整理，采用了两个办法：

一、凡是与礼制有关，或是供人参观的地方，一切仍旧，不加变动。 二、其余地方，由各馆把所属文物分类集中，存入各馆的集中仓库去，整理编目。

我被派的工作是集中玉器，和我一同工作的，一位是胡文光，一位是崔仪。胡先生的儿子在国民军里任司书，服务的一连，正好负守卫故宫之责，遂由连长介绍他的父亲到故宫来任一名书记之职。刚一来的时候，大家知道他认识不了许多字，有些看不起他，但他有他的长处：第一，他自己了解自己的缺点，努力学习，每天很早到院，到了之后，便不断地写字；第二，他不畏辛苦，在延禧宫修建库房时候，建筑商要求每天七时开工，六时收工，胡先生担任这一组的工作，自始至终，毫无怨言。那时，故宫博物院还没有加班费的事。结果下来，大家都很敬重他，称他为胡大哥。崔仪先生本是在总务处担任照料参观的工作，因为他做事勤慎，也由古物馆把他调来，加入玉器的集中工作。我有这两人的协助，工作非常顺利。

故宫博物院旧照。

集中文物，先要由经办人根据清室善后委员会所出版的点查报告，查出在某宫殿中有需要的东西，先写好提单，送秘书处，审核之后，通知馆中，可以定期去提，才能决定提取的日期。这时，馆里面开一通知单给秘书处，载明哪一天去提，组长是什么人，参加工作的是什么人，需用工人若干名，秘书处根据通知，代开一正式组单，把他们派去的人，也写在上面，然后通知警卫方面，派员参加监视，并通知总务处派定工人。

到了工作之日，组长凭那一张组单，向秘书处管钥匙的人，领取工作地点及经过各门的钥匙，然后会同全组人员，入内工作。把想提的东西找到之后，与提单核对，如果有附件、破伤等情形，在提单上注明，把提单交给秘书处的人，秘书处的人把东西交给古物馆，算是完成了提取手续，大家同监视着，送入古物馆的库房。

接连着提取几天，便停止下来，改做整理编目的工作。入库整理，也照样有那一套手续，通知秘书处、开组单、会同监视人员一同入内。并不是提到古物馆，古物馆的人就可以自己保管了，还要用出组手续会同监视人员及工人一同工作。

瓷器的集中工作与玉器不太相同

整理玉器，第一步手续是刷洗。一般的情形，玉器上都是积尘已多，要把灰尘洗去，同时把太监们在上面贴的小黄签去掉。取下的小黄签，像那些只写着“二百三十七号”或物品名称的，大半都丢弃了，有些仍然在洗完之后，贴了回去，例如在永寿宫提来一个雕漆盒，里面有屉

（金字四三号）

，屉上分成十几个小格，原来是每一格里装一件玉器，可是有几个格子是空的，在这几个空格子之中，各贴有小签，写着：

宣统十二年八月初三日赐皇帝用一件。 宣统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赏朱益藩。 八年八月初二日赏耆龄用。 八年八月初三日赏载润用。

第一条所说“赐皇帝用”，讲不通，可能是说皇帝拿出去送人了，不知道是送给什么人。我们觉得这个雕漆盒没有影印或展览的价值，这黄签还是暂时保存的好，想不到这件东西已运到台湾，小签仍然无恙。

又提过一个“描金红漆八瓣盒”，是在民国以后买进去的，上面还贴着制做商号所得的奖凭缩印本，这个奖凭的话，是：“农商部奖凭，第壹叁贰号。出品地：直隶省。出品者：隆和。品名：漆器。前项备赴美国巴拿马赛会展览出品，业经本部审查评定，给与四等奖凭，以示鼓励。此证。农商部部长周自齐。中华民国四年七月三十日发给。京都宣武门内、西单牌楼北、路东、隆和号。电话西局三百二十七号。”像这样的浮签，也都保留起来。

物品上小签的丢弃，有些是应该的，有些是不应该的。例如上面只写着“二百三十七号”的，我们既没有他们的原账册，这个号签是无用的，应当丢弃。至于品名小签，是太监随便写的，他们既不懂古物，自然是有许多错误。可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之时，就是根据了这个签入了账，以后故宫博物院的规定，名称不经审查，不能随便更改，俨然成了这件东西的定名，如果有人问到当时为什么有此错误登记，连个证明都没有了。

玉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玉器洗刷完毕，用较小的纸写上点査号数，贴在器上，登记完毕，依次放入库房的大柜子里面。一年之内，日积月累，也提了不少东西，后来在斋宫成立玉器专门陈列室时，费时不多，便能完成，就是因为有了这准备工作。

瓷器的集中工作，与玉器不太相同，在宫中，有几个存贮瓷器的大本营，设备很好，没有集中到一处的必要。例如：

一、景阳宫景阳宫在内东路，也就是后来的铜器专门陈列室的地点，后殿里有十个大木柜，以天干的字编号——甲、乙、丙……每个柜里，都做成许多小抽屉，与中药店的药柜一样。抽屉外面，刻有这屉内所藏瓷器的品名件数；抽屉里面，还分出小格来，分装瓷器。这一处共存有宋元明瓷器三千七百多件。原来贮藏得很好，自然仍存其旧，不必集中了。 二、景祺阁情形与景阳宫相同，有同样的木柜，柜里的抽屉也是一样。这里共贮存宋元明瓷器三千四百多件，也没有集中。 三、皇极殿与宁寿宫两旁配殿这一带所存都是清瓷。国家在景德镇设有御窑厂，终年在那里烧，烧好之后，就往宫里送，宫里怎会用那许多瓷器？就选了这个地方，一桶一桶地堆起来，堆得高及天花板，总数有几千桶之多，瓷器的集中库房，是无法容纳的，只好仍存原处，不予集中。

画珐琅开光提梁壶。来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此外便是端凝殿北小库了。这里所存的瓷器，都是“瓷胎画珐琅器”，也就是俗称古月轩的瓷器，古月轩瓷价值之高，是人所共知的，外间看到一件，视同拱璧，这里有四百多件，真是了不起的收藏。可是，这个地方，阴暗潮湿，房顶也漏了，并且有许多件是放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他们也在集中，这里只是一个集中站而已。古物馆自然把它们一齐运到集中库房去了。其他散见各处的瓷器，大部也都集中了。

《四库全书》最初钞写四份后续钞三部

书画的集中工作不难，因为大批字画，已经由清室集中到钟粹宫与斋宫了，一律新箱，大铜锁，这些箱中的字画，虽不能说件件精品，也不至于显然赝品；另外在景阳宫也发现有几箱，却都是整箱赝迹，打开一看，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可能他们在集中时，也会加以选择，把这“至劣”之物，集中在景阳宫了。

图书馆把寿安宫辟为书库，设有以下各书库：

善本书库殿本书库经部书库史部书库子部书库 集部书库丛书书库方志书库重复书库满文书库 佛经库普通书库观海堂藏书书库

图书馆的馆址，也设在一起，他们的工作比较方便，书籍提到，分别入库之后，便可以自行编目，不再有出组的手续了。

他们也有不能集中的图书，是《四库全书》《四库荟要》，及《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原存文渊阁，建于乾隆四十一年

（1776）

，是专为贮存四库全书用的，这一部大丛书，共收经、史、子、集四大类的书三千四百五十九种，分成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合计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三册，完全是钞本，真是一件伟大的工作。最初是钞写四份，除文渊阁的一份外，沈阳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皇帝行宫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各有一部。以后又续钞三部，分存在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这七部书的存佚情形如下：

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第一部，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 （1781），四十七年 （1782）存入文渊阁里。这是最好的一部，里面还不免有挖补之后，忘记把字补了进去的，其他数部，竟有整幅空白，忘记作图的事，公家办事，总是不免马马虎虎。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第二部，民国三年 （1914），曾由东北运到北平，民国十四年 （1915）又运回沈阳，现在已无法知其下落。 文源阁《四库全书》的第三部，咸丰十年 （1860），英法联军之役，被毁灭了。 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第四部，民国四年 （1915）运到北平，现归“北平图书馆”保管。 文汇阁续钞三部之一。咸丰四年 （1854），太平军陷扬州，完全被毁。 文宗阁续钞三部之一。道光二十一年 （1841），鸦片战争，遭英军毁损一部分；到咸丰三年 （1853），太平军陷镇江，完全被烧毁了。 文澜阁续钞三部之一。咸丰十年 （1860），太平军陷杭州，建筑物倒了，书也散失。当时藏书家丁甲、丁丙兄弟，冒险收了八千一百四十册。光绪六年 （1880），重建文澜阁，丁氏弟兄送还阁中，以后续收补钞，大体复原了。抗战时曾运到四川，现在已不知其下落。

《文澜阁四库全书》（局部）

《四库荟要》，是在《四库全书》中，择其重要的，选出四百七十三种，钞成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分成二千零一函，共缮两部，一部存在御花园里的摛藻堂，一部存在圆明园的味腴书室，便于皇帝随时取阅的。这两部书，比《四库全书》缮写得工整，书匣使用木料及制作，都比《四库全书》讲究。圆明园的一部，毁于英法联军之役，现在仅存摛藻堂这一部，有很好的木柜贮存在那里，也没有集中的必要了。

除了上述文渊阁的《四库全书》，与摛藻堂的《四库荟要》之外，在文渊阁及乾清宫所存的《图书集成》各一部，也是同样情形，没有被集中到寿安宫的库房里去。

文献馆保管之物，以档案为大宗，他们和图书馆一样，把档案集中到南三所的库房去，便可以自由地整理编目，不受“出组”规定的限制。

文物审查工作在故宫博物院是非常重要的事

现在，我们该谈文物的审查工作了。

文物审查工作，在故宫博物院，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已经说过，点查之时，担任“查报物品”职务的人，唱报名称的根据，是物品上原签，例如书画，外面的签上，都注有品名；或是宫里太监在器物上贴的小黄签，写有器名，万一这两项根据都没有，只有由他诌出一个名字来，如果他有一些古物常识，会诌得不离谱，如果他一点常识也没有，他报的名称，那真是不可想象，像什么古铜痰盂

（尊）

之类的都出来了。以上这三种情形，除了物品上的原签，大致不差外，其余的都有审查之必要，太监们的原签，也是靠不住的。

审查名称之外，还要鉴定真伪。有人说：“宫里的东西会有假的？”宫里的东西有假的，而且不少。这些假货是哪里来的呢？其来源可能是下列几条路子：

一、 大臣的蒙蔽

从前专制时代，皇上的万寿，大臣们都要送些寿礼，他们的师爷，便要早早地就张罗起来，希望得到一些真而精的东西，呈奉进去，博得皇帝欢心。不过，他们有一件事是放心的，皇帝根本不懂古董，把一张黑糊糊的山水画，填上宋人甚至唐人的款，装潢得好一些，给太监们送一些红包，便万事妥当了。宫里面怎会没有赝品？不过，这位师爷若是生不逢辰，正好是乾隆皇帝御极之时，那便要小心一点，否则主人在皇帝面前碰了钉子，自己的饭碗，也会发生问题，因为乾隆皇帝多少是懂得一些古董的。我曾看过一个奏折，是一位外放的大臣，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来几幅宋朝人米芾的字，他以为这是“宋四家”之一的字，应该是宝贝，缮折进呈，结果，皇帝在上面用朱笔批了四个大字：“假的不要”。碰了一鼻子灰。清代十个皇帝，有几个懂古物的？假货怎能不充斥内府？

康熙时，有一位著名的大臣高士奇，也是一位收藏家，在他的著作《江村书画目》里，把自己的画，分做九类，其中一类是叫作“永存珍秘”，注明是真品而值昂的，自己保存，从不示人。有所谓“进”的，用以进呈；有所谓“送”的，用来做馈送之需，都注明“赝迹且值极廉”。高士奇本是一位画士，康熙南巡，欣赏他的作品，把他带回京来，官运亨通，位至列卿，精于鉴赏，又深得康熙的知遇，他还拿赝迹进呈，其他的人，那些根本不知什么叫真，什么叫伪的，怎会不以伪品充贡呢？

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清代官员、史学家。

二、太监的抵换民国以后，太监的盗换，已然是毫无顾忌的事，中正殿之失火，也就是盗换太多，一火了之。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时，发见有内务府报告失火情形及修理火场价单各一纸如下：

谨查五月十三日 （即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德日新失慎，延及延春阁、静怡轩、广生楼、中正殿、香云亭六处，经臣等会同王怀庆、薛之珩、聂宪藩等，督饬消防队当场救护，遂即会商清理人底办法。……现在清理完竣，所有检拾熔化佛像经板铜锡等项，共五百零八包；金色铜片及残伤玉器等项共四十三箱。复经臣等前往详勘，恭查残缺佛像，亟应量加修饰，敬谨供奉，焚毁经板情形较轻者，拟交中正殿尊藏保管，其熔毁铜锡玉器等件，择其完整者四十九件，交进；其余残缺不齐者，交由中正殿司员，妥为收存。谨此奉闻。

事实上，焚毁不止六处，除报告中所列六处外，还有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积翠亭、玉壶冰等处。所毁房屋以多报少，则火后烬余，也必定以多报少了，蒙蔽恶习，已成习惯。关于此事，慎言著《故都秘录》里，所记载的是当年溥仪相信英国教师某人之言

（按当是庄士敦）

，想要大肆点查古物，宫监盗卖已久，惧罪纵火所致，其说颇可信。惧罪能出以纵火一途，所盗卖之多，可以见了。盗卖之外，兼以盗换，宫中怎会没有赝品？

基于上述原因，审查委员的聘请，是相当重要了，各按照所保管的文物性质，分别聘请专家。

古物馆所聘请的委员，有：

丁佛言 关冕钧 郭葆昌 容庚 廉南湖 福开森 王禔 邓以蛰 朱文钧 吴瀛 陈汉第 沈尹默 俞家骥 柯昌泗 溥侗

图书馆的专门委员，是：

卢弼 陶湘 洪有丰 刘国钧 朱希祖 朱师辙 傅增湘 陈垣 张允亮 俞家骥 赵万里

文献馆的专门委员，是:

陈垣 孟森 胡鸣盛 马裕藻 汪申 朱启钤 傅斯年 顾颉刚 罗家伦 梁思成 陈寅恪 钱玄同 朱希祖 徐炳昶 吴承仕 周明泰 齐宗康 蒋廷黻 吴廷燮 姚士鳌 鲍奉宽 郑颖孙

审查的情形，图书馆、文献馆方面，可能是专门委员随时到院，在各库房中做指导的工作，因为我个人不在这两馆工作，而来台职员中，除了已故的梁廷炜先生是在图书馆工作外，没有其他的人来台，不知其详。这里只把古物馆方面的情形，简述一些。

古物馆保存古物，品类不少，成立了审查委员会的，只有铜器、瓷器、书画三项。

铜器的审查会是由副馆长马衡先生主持，他是北大教授，讲金石学，容庚、唐兰都是他的学生，他把容庚先生约来同做审查工作，院里职员，由吴玉璋先生经管其事，这一组因为文物量数比较少，人员配备整齐，很快便把全数审査完毕。

瓷器的审查工作，由郭葆昌委员主持，时常来参加工作的委员是福开森先生。郭先生的研究瓷器颇有声望，把故宫的瓷器找出一个系统来，是他的功绩，虽然现在有人批评他有一些错误。他曾替袁世凯到景德镇烧过一窑洪宪瓷，他曾与工人一同工作，亲自入窑查看，所以他对瓷器的了解，比别人要深刻一些。院里职员，由李鸿庆先生经管其事。瓷器的数量太多了，完全审查完毕，不是一时办得了的。

《秋山图》。巨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书画的审查工作，参加委员比较多，关冕钧、郭葆昌、廉南湖、福开森、邓以蛰、朱文钧、吴瀛等委员，都是常常到的。审查的手续，是在审查之日，由院中经办其事的朱家济、牛德明等先生，先把准备审查的画挂好，手卷、册页，放在桌上。委员来后，自己先看一遍，等委员到得多了，大家一齐走近一画，共同研究，把决定的意见，由朱家济先生登记在簿子上，然后再去看第二张。这个办法，产生了一个毛病出来，有一个人先开口说出了“真”，别人也就不好再说“假”，大家本是为了来看看画，谁还和人去争执，就这样定了案，朱家济先生本是家学渊源，对于古画颇多经验，每次审查结束，他总不免生一阵气。

传拓和刊印都是文物流传的主要方式

现在，我们谈文物流传。

文化的宣传，流传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故宫博物院的流传工作有二：一是传拓，一是刊印。

在印刷术没有发明到照相影印之前，对于铜器的形制、铭文，流传方法，只有传拓。著名的散盘，外间难得拓本，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时，便有人出高价想得一张铭文拓片，后来只好由院中传拓，公开发售，每张要卖到五十元，买的人仍是很多。现在，各部门都在发展起来，传拓工作，也扩充到嘉量、宗周钟、曾伯琦壶、颂鼎、大鼎等。这时珂罗版的印刷已普遍了，就钤拓一张之后，把它们影印出来，像散盘、嘉量、宗周钟等，还有与器形原大的印本，每份只售六角。拓片的生意渐渐不成了。

故宫所藏印章，也是不少，一部《金薤留珍》，就有一千多方，以前曾经钤拓过二十四部，费时费事不少，现在把原来钤拓本影印起来。又有毓庆宫藏汉铜印、避暑山庄藏汉铜印，也都钤拓一份，再根据拓本影印出来。

刊印方面，自己设立了照相室，自己设立了印刷所，非常方便，当时出版刊物，定期性的，有：

故宫月刊是古物方面综合性的定期刊物，每月一册，以法书、名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也加入一些雕刻、文具、漆器、珐琅之属。

故宫周刊性质同上，每周出版一次，大小与一般画报相仿，是用四开铜版纸，两面精印，内容比月刊广泛，凡是本院文物，无论古物、图书、文献，以及宫廷建筑等，各方面的材料都有。

故宫书画集仅印法书与名画，不掺杂其他文物，原则上也是每月一册。

史料旬刊每旬出版一次，专载各项档案中的重要史料。其属于专刊性质的，种类更多，法书方面的，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褚遂良倪宽赞、陆柬之文赋、颜鲁公祭侄文稿、唐明皇鹡鸰颂、唐人月仪帖等；名画方面，如卢鸿草堂十志图、刁光胤写生花卉、赵干江行初雪、李公麟白描免胄图等；图书方面，有各种书目、射阳先生存稿、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文献方面，有三藩史料、清代文字狱等。

《快雪时晴帖》。王羲之。

其他如各种明信片、书画单页、日历、贺年片等，名目繁多，不一一列举。

现在谈参观地点的扩充。

故宫博物院在院外所属地点，也开放参观了几处：

一、 太庙

太庙是明清两代供奉列圣功臣的地方，列为大祀。凡是登极、亲政、监国、摄政、大婚、上尊号、袝庙、郊祀、万寿、册立、凯旋、献俘、奉安梓宫、每年四孟，及岁暮大袷，都要祭告，殿外松柏林立，许多白鹤栖息在这树林之内，故宫博物院把太庙辟成公园，白鹤栖息的松林，用铁丝圈起来，不要游人扰乱它们的生活。

二、景山

景山在神武门的对面，一座土山，上面有五个亭子，正面一个，两旁各有二个，排列得很整齐。这里在元时，为“御苑”，又叫“后苑”，范围比现在为大。《顺天府志》卷三引《析津志》的话，说：

厚载门，禁中之苑囿也。内有水碾，引水自玄武池，灌溉种花木，自有熟地八顷；八顷内有小殿五所。元代诸帝，尝执耒耜以耕，拟于籍田也。

明代才有景山，是把凿紫禁城护城河的泥土堆积而成。元时宫城，并没有护城河。有人说这不是一座土山，里面藏有煤，所以叫“煤山”，这是不可靠的。明时虽有景山，山上无亭，山后却有寿皇殿、观德殿，位置在山后偏东之处，不是现在的寿皇殿。

清乾隆十四年

（1749）

，改建寿皇殿于景山中峰之北；乾隆十五年，又在景山上左右五峰之顶，各建一个亭子，当中一个名万春亭，左边两个，是观妙、周赏；右边两个是辑芳、富览。山上遍植松柏，翠色参天。山下有倚望楼，山的东麓，有一株古槐，明思宗殉国时，就缢死在这株树上，故宫博物院在这里树碑一座，上书“明思宗殉国处”。

景山常常被作驻兵之所，张勋复辟之时，在山巅架炮与崇文门驻守的段军互相射击。冯玉祥军队在北平时，时有警报，为安抚人心，也曾在景山架高射炮，冯军去后，高射炮并未携走，我们好奇，上山看看高射炮是什么样子，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车轮，架着一个竹筒，上面覆以油布而已。

景山也开放参观了，参观故宫完毕，有许多人都到这里浏览一番，九九登高之日，来的人更多了。

三、神武门楼

神武门是紫禁城的后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外廷三大殿已与内廷隔开，成立了古物陈列所，神武门变成故宫博物院的大门。这里陈列了一些鸾驾仪仗，也开放参观了。

与历史文化无关的东西存之无用

现在谈到修缮工程。

宫中建筑，本来非常牢固，有些看着破旧的，是年久失修之故。故宫博物院想把内东路各宫殿，一律辟成古物馆的专门陈列室，便大事修缮。所谓东六宫的，是：钟粹宫、景仁宫、承乾宫、景阳宫、永和宫、延禧宫。延禧宫因为破坏不堪，在这里修建一个新式的库房之外，其余五宫及斋宫，都加以修缮，辟为专门陈列室，前面已经说过。内西路的咸福宫也经修理，辟为乾隆御赏物陈列室。

另外比较大的工程，是景山上五个亭子的修缮及神武门前马路的改道。景山上的五个亭子，高耸在山上，破旧不堪，太不雅观，一律加以油漆彩绘，远远望去，好看多了。神武门前的路，本是北平东西城交通要道之一，路面既窄，又是土路，两面汽车对开，仅能勉强通过，遇到阴雨，泥泞不堪。自从故宫博物院开放参观以后，常常拥塞不通。故宫博物院与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合作，在景山的北上门，与万岁山门之间，开辟一东西大道，于是北上门变成了神武门前的又一道门了。原来的路，堵塞不用了。

最后应当提到的事，便是处分物品了。

处分物品的动机，是觉得宫中有许多与历史文化无关的东西，存之无用；还有一些东西，存之日久，已将腐毁。不如把它们处分掉，为博物馆筹一笔基金。这个拟议，经理事会通过，并呈经政府核准之后，就开始筹备起来。

处分的物品，是金砂、银锭、茶叶、药品、布匹、衣服等，由理事会主持，秘书、总务两处执行。

故宫博物院旧照。

金砂是由金店里派人来熔成金块，然后与银锭一齐出售，金银有一定行市，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各物，本打算整批标售出去，可是没有人肯大批买去，因为大部是腐坏不堪用的。例如茶叶，七间大殿里堆得满满的，其中除了少数的普洱茶、茶膏，还可用外，其余的完全无用了。不得不采零售办法。记得出售不久，我也用了三元买回一箱碧螺春茶叶回去，回到家中，父亲一看便说这茶叶已无用了，告诉我不要再买，后来我看到同事及外面的人，每次都买几箱回去，我心里想，这些傻瓜，花钱买废物。再一打听，他们买了回去，把茶叶往垃圾箱一倒，拿着空锡筒到打磨厂去卖，每个可赚一二元，因为这锡罐都是上好的锡，赚了钱还得一个小木箱，真是何乐而不为。原来我才是傻瓜呢！

绸缎的销路不坏，买过的人，不少是上当了，因为绸缎放日久了，已不牢固。记得有一次，由库里提出一批牙白色的料子，是丝织品而较厚，有人看出，用它做西服裤子最合适，传说出去，总务、秘书两处的人争着抢购，半天时间，已经抢光，三馆人员，得到消息，已来不及了，大家不免有怨言，谁让自己不是近水楼台呢？但是，他们花了手工钱，做成之后，穿了不到一个星期，裤脚下便都破了。衣服的情形，也是如此。

药品根本不多，也被近水楼台购完，有一位同事深以未买到宫中的“万应锭”为憾，另外一个人安慰他说：“希望老天爷保佑您不生病，比存药好的多呢!”

本文节选自《故宫五十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作者丨那志良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王心

源于姜姓，出自帝舜晚年赐伯夷吕氏，属于以帝王赐氏、部族名、国名、居邑名为氏。

炎帝的后裔共工氏从堂孙伯夷，是颛顼帝之师，尧帝时期的辅政，负责掌管礼仪。舜帝时正式任命他为秩宗。

大禹代行天子之政时，伯夷尽心辅弼，成为大禹的心腹之臣。为了嘉奖伯夷，舜帝在晚年赐伯夷姓姜，赐氏为吕，并封他为吕侯，此后形成了吕氏部族。

伯夷的后代早年活动于甘青山岳地区，由于崇拜山岳之神，形成了四岳部落。在尧、舜、禹时代，四岳成为部落联盟的山岳祭司。

姜氏与姬、媙等二十个古姓均起源于公元前两、三千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与姜姓同为神农氏后裔的还有齐氏、甫申氏、吕氏、纪氏、许氏、向氏等姓氏。吕氏与申氏皆为四岳部落之后，属古羌族人的一支，是姜氏的重要分支。

原始社会末期，吕氏部族从羌族人中分出，与亲族申氏部族由甘肃东部向东迁徙，一直迁至上申川之北的吕川(今陕西志丹杏子河)。杏子河发源于今山西省靖边县的白于山，东流注入延河，后流入黄河。吕氏族人顺着延河河谷，东渡黄河，与申氏族人同时迁至今山西中部的吕梁山。今山西乡宁县东南四公里地有吕乡废城，是古吕氏族人进入山西的落脚点。吕氏族人在夏、商王朝时期世有其国，后又东迁至汾水中游肥沃的平原地区，至今仍存有古吕城遗址。

在商朝末年，人群中就已有了吕氏，其后人吕尚为吕侯的支系子孙，他后来辅佐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灭了殷尚王朝。这一时期是吕氏族人的真正发端。吕尚，就是称姜尚，人们习惯以其祖姓姜来称呼他，这是正确的：吕，是氏，是族、邑之称，是一种封号；而姜，才是他真正的姓。

到了商朝末年，吕国成为周族人的同盟，其首领吕他帮助周武王打败了商王纣的同盟军越戏方。周武王为了奖赏吕人的功劳，在建立西周王朝后封吕他为吕侯。到周穆王姬满执政时期，吕侯为国相，受命为周王朝制订了有关刑罚的文告《吕刑》，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刑法条文之一，用以对付被征服的苗民，其刑为五刑：墨(脸上刻字)、劓(割去鼻子)、剕(剔掉膝盖骨)、宫(阉割生殖器)、大辟(卸掉四肢)，具体内容有三千条之多。

后周宣王姬静(姬靖)立志复兴周朝，大力经营南蛮、百濮、荆楚和淮夷，改封吕侯为甫侯，将吕国和申国从山西南迁到河南的南阳一带，以镇守南方。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地理志》记载：“申在南阳宛县，申伯国也，吕亦在宛县之西也。”在史籍《括地志》中，确切指出在吕国在“南阳县西三十里”。唐朝时期南阳县治设在今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其西“三十里”即今镇平县境。这一地带即春秋以前的古吕国、战国时期的吕邑、秦汉时期的涅阳、吕城遗址。

吕国南迁之后，到周幽王姬宫湦执政时期，申、吕二国的国势渐衰。

到春秋初期，楚国开始逐渐强盛，向北吞并了汉水流域诸国。到周庄王姬佗九年(公元前688年)，吕国与申国、缯国等诸侯国被楚文王熊赀所灭。到楚灵王芈围执政时期(公元前540～前529年)，吕国部分遗民被强行迁至今湖北省的蕲春地区。

南阳吕国被楚国灭亡后，吕国子孙均以故国名为姓氏，形成吕氏的主脉。到春秋末期吕侯支系孙吕尚所建的齐国被田氏家族灭亡后，其裔孙分别以吕、齐为姓氏，称吕氏、齐氏、姜氏等，散居于韩、魏、齐、鲁之地，史称吕氏正宗，是为南阳吕氏。

吕氏族人大多尊奉伯夷为得姓始祖。 第二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河南新蔡吕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古时，在今河南新蔡地区有一吕国，史称“东吕”，实为南阳吕国分出的一支。

南阳吕国被楚文王熊赀所灭后，楚文王将其遗族的一支东迁至今河南新蔡县西南，建立了一个小国，为楚国的附庸，史称东吕国，以区别于南阳之吕国。

后来，东吕国被宋国所并，继而又沦为陈国的属地。在陈国被楚国灭亡后，其地则完全归了楚国。

到楚平王熊弃疾执政时期(公元前528～前516年)，楚平王曾下令蔡平侯姬庐复国(蔡国曾为楚灵王芈围所灭)。蔡平侯将蔡国从上蔡迁至东吕国故地，该地遂改名称为“新蔡”。

东吕小国灭亡后，其国贵族子孙大多以故国名为姓氏，称吕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东吕，是为新蔡吕氏。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魏氏的封地，属于以居邑名为氏。

据史籍《姓源》、《通志》中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支吕氏，系魏氏家族的分支。

春秋初期，山西古吕人的居地被晋国所吞并之后，晋侯将此地作为封邑，赏给姬姓公族大夫魏氏。魏氏后裔虽系晋之公族，但因封于吕人故地，因而仍袭用吕的故号。后来的晋大夫吕錡、吕相便属于魏氏家族的后人。

在晋惠公姬夷吾执政时期，属下有大夫吕甥，他的封邑即在吕地，。在史籍《读史方舆纪要·霍州吕城》中记载：“州西三里，故吕乡，晋吕甥邑也，今有吕陂，在霍州西南十里，亦以吕甥名，隋因置吕州。”

吕邑最后被晋国完全吞并，吕甥的后裔子孙以先祖食邑名称为姓氏，称吕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山西吕氏。 源于鲜卑族，出自南北朝时期鲜卑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魏书·官氏志》及《通志·氏族略》等记载，南北朝时期，原鲜卑族拓拔部中有叱吕氏、叱丘氏、列比邱氏、副吕氏(富吕氏)、等氏族部落。

在北魏王朝孝文帝拓拔宏于太和十九～二十年(公元495～495年)迁都洛阳入主中原后，大力推行汉化改革政策，其间叱吕氏、叱丘氏、列比邱氏、副吕氏(富吕氏)等氏族部落均改为汉字单姓吕氏，后逐渐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洛伊吕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有褒氏，出自上古时期的古褒国，属于帝王赐改姓为氏。

褒国，是上古时期居于今陕西汉中地区的一个古国，其地域包括汉台区、勉县、留坝一带。

褒国的开国国君叫作有褒氏，其人聪明睿智、勤劳勇敢，曾因佐理大禹治水，不辞劳苦，任劳任怨，历经十余载，终于帮助大禹完成了治理洪水的任务。大禹以有褒氏辅佐有功，将其分封到今天陕西汉中以北，建立了诸侯国。

褒国享国时间悠久，历经夏、商、西周三朝。传至其末代国君时，名叫褒珦，是周幽王姬宫湦执政时期(公元前781～前771年)的王室大夫，他因耿直直谏而得罪了昏庸的周幽王，结果被囚入牢狱。其子褒洪德为救其父，献上了褒国的美女褒姒于周幽王，以赎其父之罪，周幽王好色贪婪，见褒姒后大喜，结果褒珦得复官爵。

后来，周幽王在褒姒身上引出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随着西周王朝的灭亡，褒国亦随之衰败，到了战国时期，褒国被巴国所灭，其国王族后裔及其国民皆称褒氏。而后，巴国又被秦国所灭。

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将褒氏族人赐改为鲜卑姓氏为俟吕陵氏，亦称叱吕勤氏、俟吕陵氏、叱吕引氏、叱闾神氏、俟吕氏等，后在五代后周时期，被北周武帝宇文邕再次赐改为汉字单姓吕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汉中吕氏。

在陕西的历史上一直有座古褒城，故址在今勉县褒城镇及汉台区河东店镇之间，古称褒城县，至今仍有其遗址。直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全国区划调整时，褒城县方被撤消，所属地域化分给勉县，南郑县及汉台区。原县治改为红庙乡，后改为褒城镇，与汉台区河东店镇一水之隔。 源于姬族，出自春秋时晋国大夫瑕吕饴生，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典籍《五音集韵》中记载：“汉复姓有瑕吕氏。”

瑕吕氏，出自春秋时晋国大夫瑕吕饴生。瑕吕饴生，亦称阴饴生、瑕吕饴甥、瑕吕饴、吕甥等，是当时晋国著以辩称著名的大夫。

瑕吕氏的姓氏来源比较复杂一点，据史籍《左传·僖公十五年》中记载：“秦乃许晋平。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晋于是乎作州兵。”

据清朝时期著名学者江永所撰著的《春秋地理考实》中记载：“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所列春秋山川国邑地名。悉从经传之次。凡杜预以下旧说。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证。皆确指今为何地。俾学者按现在之舆图。卽可以验当时列国之疆域。及会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简明。不事旁摭远引。故名曰考实。于名同地异。注家牵合混淆者。辨证尤详。如谓隐公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郞。其地在今废鱼台县。去曲阜二百里许。而九年经书城郞。及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郞。庄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郞者。别为鲁近郊地名。则公羊传所谓吾近邑。左传记公子偃。自雩门出。先犯宋师。与哀十一年师及齐师战于郊。檀弓作战于郞者。皆无疑矣。僖公三十年传。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杜预以焦瑕为晋河外列城二邑。与传所云晋惠公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者不合。永则谓之武所言。乃于河外列城举焦。于内及解梁城者举瑕。以该所许之邑。引水经注云。涑水西径郇城。又西南径解县故城南解梁。卽斯城也。又西南径瑕城。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许。杜预于成公六年绛大夫言郇瑕氏之地。沃饶近盬。合郇瑕为一。于僖公十五年瑕吕饴甥。以暇吕为姓。余皆失之。其订讹补阙。多有可取。虽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传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则较胜之矣。”

春秋时期的周襄王姬郑七年(公元前645年)，秦、晋两国之间在韩原(今山西河津)爆发了著名的“韩原大战”，结果晋国大败，晋惠公姬夷吾被秦军大将公孙俘。两个多月后，秦穆公嬴任好才允许晋国派使者来讲和。于是晋惠公派人从国内请瑕吕饴生来秦国，以他是机智来救回自己。

瑕吕饴生奉命到了秦国，于是吕甥与秦穆公之间在王城(今陕西大荔)开始了一场事关晋惠公是否能安全返晋的对话。

秦穆公先声夺人，直截了当地问道：“晋国近来团结吗？”

瑕吕饴生却摇了摇头，坦然回答：“不团结！”

这种直率出乎秦穆公的意料，他问：“为什么呢？”

瑕吕饴生回答：“老百姓耻于国君被俘，哀悼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不怕征税练兵，他们叫嚷着一定要报仇。那些做官的爱戴自己的国君，并且知道自己战败而污辱国君的罪过，不愿征税练兵，以等待秦国早日释还国君，他们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即使是死，也不愿有贰心。因此，晋人不团结。”

没想到是这样的“不团结”，秦穆公顿了一下：“那么，你们晋国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君呢？”

瑕吕饴生清了清嗓子，侃侃而谈：“那些老百姓们不知事理，只知忧虑，认为我们的国君必定要被您处死；然而，那些明事理的君子们，则认为您必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小人们又说：我们对不起秦国，秦国肯定不会放还我君的。君子们则说：我们已经认罪，秦国肯定会放还我君的。天下的恩德，再也没有比放还我君更伟大的，最严厉的刑罚没有比俘虏我君更残忍的。服罪的人怀念恩德，无知的人畏惧刑罚。如此一来，秦国不但就此收服人心，也可以称霸天下了。相反的，假如秦国扣押我们国君不放，就等于是以怨报德，我相信秦君是不会那样做的。”

秦穆公无话可说，借此下台阶：“你说得没错！释放晋惠公也是我的本意啊！”

此后，瑕吕饴生与秦穆公在秦王城签署了媾和协议，将原先晋惠公早就答应的划予秦国的河西之地给出，顺利地接回了晋惠公。

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得救，就是在于瑕吕饴生会运用“软硬兼施”的说话功夫。懂得运用这种“棉里藏针”的论述功夫之人，他能够根据对方心理特点软硬兼施，让对方不知不觉地被他说服。

在瑕吕饴生的后裔子孙中，有以他名字中的字为姓氏者，称瑕吕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吕氏。还有分称为生氏、饴氏、男氏等者。 源于兵器，出自先秦时期宋国、鲁国之兵器轻吕，属于以兵器别称为氏。

轻吕，是上古时期的兵器名称，即剑，长度如同短矢，即短剑，属于轻武器。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宋国、鲁国这两个诸侯国的军队使用“轻吕”这种兵器。而较长的剑则称“矤吕”。“矤”就是“张”的古体字。

这在典籍《扬子·方言》中有记载：“矤吕，长也，东齐曰矤，宋鲁曰吕。”

宋国在周郝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被齐国所灭，而鲁国在秦庄襄王嬴异人(嬴子楚)元年(公元前249年)被楚国所灭。

这两个诸侯国的兵卒后裔子孙中，在先秦时期就有以兵器名称为姓氏者，称轻吕氏、矤吕氏，后有省文简化为单姓吕氏、张氏者，世代相传至今。 源于姜姓，出自两周时期王室礼器大吕，属于以礼器别称为氏。

大吕，就是周王朝宗庙里最大的钟之别名，原是西周太师姜太公为其取的名称。以后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宗庙里的大钟皆称大吕，击钟者即称“吕人”，亦称“吕师”。

在吕人、吕师的后裔子孙中，有以礼器名称、或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吕人氏、吕师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吕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朝时期蒙古将领玉昔贴木儿，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为氏。

玉昔贴木儿，阿鲁剌惕氏，是著名的元朝将领。

在元朝初期，阿鲁剌惕·玉昔贴木儿被元世祖孛尔只斤·忽必烈召见，受命“怯薛”之内膳事，赐名曰“吕鲁”。到了元至元十二年(宋恭宗赵显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吕鲁官拜御史大夫。

元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吕鲁奉命统军征讨叛王孛尔只斤·乃颜，三战三捷，抓捕孛尔只斤·乃颜送至大都斩首。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复收孛尔只斤·乃颜余党哈丹图鲁干，官职再加为太傅。

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吕鲁辅佐皇孙孛尔只斤·铁穆耳抚军北边，后进位为大元帝国的太师。

在阿鲁剌惕·玉昔贴木儿的后羿子孙中，有以先祖之赐名为姓氏者，在明朝时期即汉化称吕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十个渊源：源于锡伯族，出自明朝时期锡伯族吕佳部落，属于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锡伯族吕佳氏，亦称罗佳氏，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锡伯族的一支，世居西克屯(今内蒙古克什克腾)、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等地，后为索伦部著姓之一，满语为Logiya Hala。

在清朝晚期以后，锡伯族吕佳氏多冠汉姓为吕氏、罗氏。 第十一个渊源：源于其他各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在今黎族、仫佬族、土族、蒙古族、土家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吕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氏，世代相传至今。详实情况，待本书笔者进一步考证之后，再予以补充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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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看这些，那时候妈妈带我去办了个图书证，儿童图书馆，很多书都是我自己找来看的，直到现在都有阅读的习惯。阿姨您还可以买些诗经啊、宋词啊之类的，好像现在注音版本都挺全，古诗的韵律美也能培养女孩子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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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策”就是“册”的假借字。

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

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

“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

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

”《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

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

”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

”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

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

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

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

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

”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

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

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

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

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

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

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

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

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

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

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

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

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

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

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

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

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

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

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

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

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

《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

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

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

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

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

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

《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

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

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

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

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

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

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

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

”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

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

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

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

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

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

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

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

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

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

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

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

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

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

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

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

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

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

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

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

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

”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

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

”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

”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

”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

”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

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

总计大约四万多件。

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

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

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

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

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

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

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

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

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

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

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

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

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

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

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

《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

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

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

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

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

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

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

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

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

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

”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

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

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

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

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

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

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

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

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

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

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

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

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

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

久而折断，复为簿帙。

”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

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

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

”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

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

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

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

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

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

”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

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

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

《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