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天下大乱，御府所藏书画，纷纷通过权臣和宦官流出宫外，如奸相贾似道便堪称“国盗”，收藏品之富令人咋舌。贾氏败落之后，他的藏品及一些宫廷绘画大量地散失于民间，导致元代书画交易逐渐繁盛。加上元初诸帝，他们不但在幼时就得到汉文化的启蒙教育，即位后更是常乘兴挥毫赐臣。尤其是元仁宗酷爱书画，王振鹏在《龙舟竞渡图》中说：“储皇（元仁宗）简淡无嗜欲，艺圃书林悦心目。”早在做太子时，他就“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

皇家对艺术的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元代书画的发展与鉴藏之风的兴起。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书画鉴藏家，如鲜于枢、周密、乔篑成、王芝、张谦、张斯立等，赵孟�亦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并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交谊。

赵孟�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为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因四世祖受赐居湖州，遂为吴兴人。据《元史》赵孟�传云：“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禧王子�，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高宗无子，立子�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赵氏不仅是一名出色的书画家，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鉴藏家，收藏和鉴定了众多的历代名迹，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称他“鉴定古器物、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其鉴定水平非同一般。

出色的书画家，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鉴藏家，收藏和鉴定了众多的历代名迹，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称他“鉴定古器物、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其鉴定水平非同一般。

一、法书名画的收藏与来源方式

赵孟�“曾祖师垂，祖希永，父字仲父，仕宋皆至大官”。作为皇族末流，家道中衰，少年丧父，他只在南宋末做了真州司户参军的小官，俸禄颇微。不久即与母居于里中，其母时常开导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赵氏从此便发愤读书，直到三十三岁由程钜夫举荐入朝，开始了为官时期的收藏经历，他的鉴藏活动始终与其经济相挂钩。

了真州司户参军的小官，俸禄颇微。不久即与母居于里中，其母时常开导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赵氏从此便发愤读书，直到三十三岁由程钜夫举荐入朝，开始了为官时期的收藏经历，他的鉴藏活动始终与其经济相挂钩。

为官的最初的几年，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时得朋友接济资助。戴表元题孟�所著《琴原律略》曰：“故子昂穷，余知之又穷，而人之好司农者方盛，故私其书，而劝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进京后不久，孟�骑马跌堕于河，事后“帝闻孟�素贫，赐钞五十锭”，以解其窘境。

三年后，奉诏至京，进国史院。这十年间（1286-1297年），官俸品秩均在四、五品之间，所得俸禄并不可观。虽然不是很富有，但赵氏还是会去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画，如《式古堂书画汇考》录有赵孟�的跋云：“此宋人写本十帙，不知的出谁手，而笔法精劲，校雠不苟，殆典午氏之忠臣欤。余为购而藏之，以当识荆。若夫纸墨之精、收藏之善，特余事耳。时大德改元嘉平八日，吴兴赵孟�题。”大德元年为1297年，当时赵氏四十四岁，正在任江南儒学提举。同时，他还于大德九年（1305年）在苏州得唐人国诠《善见律帖》一卷。至延�五年（1318年）再次赴京任职时，途中又获月江学士所赠的《独孤本定武兰亭》，足振其作为书画藏家之声名。赴京后，仁宗将赵孟�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的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这也为其鉴藏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孟�在艺术上的出类拔萃，其晚年名声显赫，夏文彦《图绘宝鉴》盛赞其“荣际王朝，名满四海”。期间又正值书法创作高峰期，书画活动甚为频繁，求书购画者门庭若市，生活条件变得异常优越。而经济的富足，使他的收藏有了物质基础。延�四年（1317年）七月，赵氏以五十金购得宋人王居正之《纺车图》，可见其出手之阔绰。

赵孟�收藏的名迹还有很多，据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亦有王维山水、周�《春宵秘戏图》、李成《看碑图》、李思训《摘瓜图》、董源《河伯娶妇图》、崔白《兔》、黄筌《唐诗故实》、徐熙《戴胜梨花》等。藏品之丰厚可见一斑。

除书画外，赵氏亦喜好法书名帖的收藏。家藏有苏东坡的名迹《后赤壁赋》，如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余三见子瞻自书《赤壁赋》，《后赤壁》则惟子昂有石本。”还有今藏故宫博物院国诠书的《善见律帖》，该卷后有赵氏题跋：“余十年前于吴中获此卷，唐贞观间国诠书，有褚、薛余风，……皇庆二年，归之兰谷，请善藏之，次年四月廿九日，子昂书。”皇庆二年（1313年）的次年是延�元年（1314年），以此上推十年乃大德九年（1304年），是为赵孟�获此卷的时间，皇庆二年它已归藏家兰谷。此外，据传“王氏旧藏宋人小楷《史记》珍本一部，原是松雪翁物，计十帙。”可知收藏的法书字帖之精富。但赵孟�特别倾慕于《兰亭》，曾藏有多本。仅就“定武本”而言，其跋于柯九思本《兰亭》中指出：“《定武兰亭》余旧有数本，散之亲友间，久乃令人惜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独孤本”了。另有四卷北宋《淳化阁帖》，堪称迄今为止价格最高的中国书画作品之一，在元朝时就曾被赵氏收藏过。

以上是赵孟�的收藏经历，然要论他藏品的来源方式，主要有家藏、赠送、市购、交换等方式进行。

赵氏早年的书画藏品应源自家传，其家族向来富藏。远者如生活在宋末的族兄赵孟坚，便是著名的大书画家和鉴藏家，藏有落水本《兰亭》等众多名品。近者如赵氏的伯父，号称兰坡先生的赵与勤，乃继贾似道之后收藏古代法书名画首屈一指的藏家。据《云烟过眼录》记载，赵与勤共收藏晋宋间法书一百八十四帖。赵氏父亲赵与�（1213-1265年），官至户部侍郎兼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以较好的文化熏陶，对他的收藏也产生深刻的影响。赵孟�亦钟爱古字画，在出仕和居家期间都网罗过很多古玩书画艺术品。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临习历代书画名迹，如在宋咸淳八年（1272年），赵氏十九岁时所作的行书《读书乐趣》中有言：“……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他早年书有高宗体，正可透露家藏有先帝赵构法书的信息。还有《湘管斋寓赏编》中也说：“六传而至孟�，虽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原。”可见艺术藏品对他的影响。

当时以赠送方式获得藏品也十分流行。赵孟�交游广泛，又身居高位，接受师友的馈赠亦是常事。其时收藏家之间互相交换彼此的藏品，乃是收藏圈内极为普遍的一件事情了。以画换画，以珍玩交换，是赵氏收藏的一个重要渠道，如上文提到过的“独孤本”《兰亭》，即是独孤长老所赠。

随着元代书画市场继续发展，商业意识、市场观念在书画家和收藏家头脑中均更为强烈。这时期通过市购的方式进行艺术品交易亦十分频繁。例如周密《志雅堂杂钞》记道：“癸巳八月十四日，示余以乔仲山求售智永‘真草千文’，绝佳。欲钞七定。”乔篑成欲将此帖售与周密，“七定”便是智永《真草千文》在当时的销售价格。又如倪云林（瓒）“雅趣吟兴，每发挥于缣素间，苍劲妍润，尤得清致，奉币贽求者无虚日？”由宋入元的大画家龚开“家益贫”，只好按纸作唐马图，结果“一持出，人辄以数十金易得之，籍是故不饥，然竟无求于人而死”。这种风尚自然影响到赵孟�，他亦经常去市场上购买艺术品。曾在“甲申岁五月，余书铺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至第二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公权帖一卷，与钱塘康自修许易得第九卷，始为全书”。上文中称“得于书铺”、“与钱塘康自修许易得”，可知此帖乃得于江南，正可反映出杭州一带的书画市场和文人私藏的一些情况。

此外赵孟�也常与鉴藏家之间以物相交换而获得藏品。如杨凝式《韭花帖》上张宴跋云：“宣和书谱载杨凝式正书《韭花帖》。商旅船渡绍兴，以厚价购得之，故传之于江南，可与参政浙西回，携来相惠。”款为大德八年，此时该帖已由参政张斯立给了大学士张宴。其上有赵孟�私印五方，或许又曾归赵氏。另有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上，张宴写道：“辛丑岁，因到江浙，得于鲜于家。”鲜于枢则称：“至元癸未以古书数种易于东郓曹彦礼。”可以看出他们之间藏品相交换的情况。

除了收藏外，赵孟�有时还自己卖画。他的书法、绘画价位均很高，人称其“亦爱钱，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之书”。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致德辅近来吴门帖》提醒求书者“前发之《观音》已专人纳还，宅上至今不蒙遣还余钱，千万付下以应用”。亦有《致达观惠书帖》中记述因索书所赠凉笋“敬此奉纳”等，均属人之常情。

赵氏不仅收藏书画，且精于鉴定。由于对所藏的书画进行深入的鉴定研究和临摹，由此影响到他的画风，亦确立起个人独特的艺术理论见解。

二、书画鉴定临摹与对其画风的影响

很多人只知道画家赵孟�，却不知道他也是一位鉴定家。从书画著录和传世作品的情况来看，赵氏一生鉴定过的法书名画数不胜数。如元初尚可见到的很多古书画，流传至今公认的一些晋宋间的名迹，大都经过赵孟�的鉴定题跋。他的印章更是随处可见。史载赵氏“尤善鉴定古器物、法书、名画，年祀之久近，谁某之所作，与其真伪，皆望而知之，不待谛玩也”。可知其鉴定功力颇显。《谥文》则称其“鉴品古器、玩物、法书、名画，一经目，辄能识其年代之久近、制作之工拙，此又公学问文章之绪馀也”。赵孟�鉴定过的不少书画作品至今尚存于世。除上文名迹之外，还有宋赵伯�的《万松金阙图》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卷（现藏于美国王季迁处），古摹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作品。他鉴定过的书画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延�五年（1318年）四月，时藏元仁宗内府，赵氏奉敕题跋。唐陆柬之《文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五代杨凝式《夏热帖》卷、宋苏轼《治平帖》卷等名迹，其中有些原无作者款印，经他审定，信为瑰宝。

鉴定水平的高低与大量接触古玩字画息息相关。赵氏宦游南北、出入内廷，故所见甚广，对“三代钟鼎彝器，魏晋书法碑帖，隋唐古画，两宋砚印，寓目甚多”。特别是为官生涯及赵氏的身份，使他有条件鉴赏大量古书画作品。

赵孟�等二十余人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第一批被征召而作为江南士大夫。其后，赵氏受到元代皇帝的特殊宠爱。仁宗崇儒，主张文治，曾对他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这样的宠幸和对艺术的重视，为酷爱书画的赵孟�接触大内秘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能为秘书监的书画题写标签。《秘书监志》说：“延�三年五月初二日，木刺忽怯辟第一日，嘉禧殿内有时分，对速古儿赤也奴，院使呀不花与张彦清学士有来，叔固大学士对本监官阔阔出少监传奉圣旨：‘秘书监里有的书画，无签帖的，叫赵子昂都写了者么道。’”看来凡属秘书监所藏法书名画，赵孟�是必然看过的。当时秘书监所藏书画无数，“站车一十辆搬运”到大都的书画珍品，也只是元内府藏品的一小部分。据统计，1272年裱褙匠焦庆安统计的需重裱书画一千零九轴。1302年王芝负责裱褙的手卷六百四十六件。1316年秘书监奉旨裱褙的赵子昂书千字文十七卷，也被收入内府。1318年赵子昂奉为《快雪时晴帖》题签，合计已是一六七二件。因此《十百斋书画录》录有黄淮识云：“尝考仲穆生而颖异，甫周岁，便能分别数目。十岁，博习群书。及长尤喜书画，常随荣禄公入大内，多阅前代名家遗迹，盖见人之所不得见者。”这一记载应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赵氏鉴定过许多的书画名迹，如韩�的《五牛图》，画面上就有其题跋：“右唐韩晋公《五牛图》，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昔梁武欲用陶弘景，弘景画二牛，一以金络首，一自放于水草之梁武叹其高致，不复强之。此图殆写其意云。子昂重题。”又如题王子庆家藏阎立本《西域国图》：“画惟人物最难，器服、举止又为古人所特留意者。此一一备尽其妙，至于发采生动，有欲语之状，盖在虚无之间，真神品也。”

赵氏鉴定过的书画名迹除题跋外，往往钤有诸印记，最常用的有“赵子昂氏”（朱文方印）、“赵孟�印”（朱文方印）、“松雪斋”（朱文长方印），有时也钤“大雅”、“赵”（朱文长方印）、“水精宫道人”（朱文大长方印）等。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赵孟�也曾有过鉴定上的失误。例如，他在鉴定《思想帖》、《眠食帖》、《快雪时晴帖》、《七月帖》、《裹�帖》等法书时，均轻言为王羲之真迹，但在元初是否还有如此多的右军真迹，确实令人怀疑。正像“又右军《大道帖》十字，是米南宫所临，至元中子昂跋为世间神物，有能龚片石刻以传远，仆愿供摹拓之役，是亦不知为临本也，盖世断无晋人之迹。”又比如关于《眠食帖》，据《孙氏书画钞》记载：“此即右军豹奴帖之半耳，后人见有眠食二字遂题，若赵若冯皆一代伟人，不知何以亦有此误耶？”指出了赵孟�鉴定的不足之处。此外还有《裹�帖》与《大道帖》等法帖。《庚子销夏录》卷一称：“赵松雪自负赏鉴者，如右军《思想帖》，乃双钩本也，……子昂跋谓右军真迹，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势，观者咨嗟叹赏神物之难遇，是不知为双钩本也”。这些均反映出鉴定之难和子昂之失。

然而，大量的书画藏品，毕竟为赵氏提供了临摹的实物来源，亦对他的绘画风格和艺术思想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赵孟�从小就临摹古人的书画作品，长大后对书画更是加以刻苦的揣摩和研究。正如《跋赵文敏贴》所云：“盖文敏之书，根于英姿敏识，而成于清机绝鉴，非可以一蹴而就，犹记寒夕宿斋中，文敏谈余，试濡墨复临颜、柳、徐、李诸贴，既成，命取真迹一一复校，不惟转折向背无不绝似，而精彩发越，有或过之，予问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据记载，赵孟�曾临摹过北宋郭熙《溪山鱼乐图》、宋徽宗《水墨草虫图》、韩�《牧马图》等历代名迹。临摹使他的画作形神兼备，《研北志》指出：“唐人临摹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气韵，米元章得其气韵而失其形似。气韵形似俱备者，唯吴兴赵子昂得之。”赵氏的山水画继承了五代北宋以来董源、巨然、李成、郭熙等人的传统，在绘画风貌上追求深秀、苍润、含蓄的特点，力图改变南宋后以斧劈皴为特征的挺拔刚健之画风，为元代绘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重江叠障图》，画面的山石形态和皴染采用了李成、郭熙的山水画程式，并用简逸秀润的笔法，表现出了辽阔绵延的江水与重叠逶迤的群山，画境淡雅清新。故元仁宗称他“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

赵孟�的绘画具有开创性，对元四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倪云林（瓒）视赵画为宝，谓“赵荣禄高情散朗，殆似晋宋间人，故其文章翰墨，如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虽寸嫌尺褚，散落人间，莫不以为宝也”。元大鉴赏家柯九思亦称:“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高标雅韵化幽壤，断嫌遗褚轻黄金。”给以极高的评价。我们以赵氏的《水村图》、《双松平远图》为例，董其昌在《水村图》卷后题:“此卷为子昂得意笔，脱尽董、巨案臼。”可知赵氏临摹古人又有创造，黄子久、倪云林的山水画基本从这里变出。比《水村图》更为典型的是《双松平远图》卷(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画面上近处双松，松下几块石头，隔水对岸一片低缓山丘，左边有赵氏对山水画理解的题跋：“仆自幼小学书之余，时时戏弄小笔，然于山水独不能工……”此图构成已开倪瓒一河两岸，空旷洗练的先河，画面上简括到几乎没有效染，笔势更杂着飞白。事实上，赵氏的另一创造就是将书法引入绘画，开创了“简率尚意”的画风。如在《枯枝竹石图》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其用笔的顿挫自然，山丘树石是以淡墨枯笔写出，墨色的浓淡合理运用，形成了枯润雅逸、松秀淡泊的画面意境。

而他的书法，初学以王羲之《兰亭序》、智永辑羲之《千文》为宗，后学王献之、钟繇、李岂、宋高宗等，虽泛滥百家，然一直以二王为本，追溯东晋之风。他临摹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字帖，集前代诸家之大成。诚如文嘉所言：“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赵氏对王羲之十分崇拜，曾说：“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于献之，超轶特甚。”其临摹的《千文》，流入市场，几乎可以乱真。《辍耕录》有这样一段记载：“仆廿年来写《千文》以百数，此卷殆数年前所书，当时学褚河南《孟法师碑》，故结字规模八分，今日视之，不知孰为胜也。田君良卿，于骆驼桥市中买得此卷，持来求跋，为书其后。因思自五岁入小学学书，不过如世人漫尔学之耳，不意时人持去，可以鬻钱，而吾良卿又捐钱若干缗以购之，皆可笑也。元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题。”可见其摹写的逼真程度。故何良俊推崇他为王羲之后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自唐以前集书法之大成者，王右军也；自唐以后集书法大成者，赵集贤也”。赵氏的书法作品很多，有《千字文》、《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临兰亭序》等，成为了继欧、颜、柳以来的第四位影响后代的大书法家。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宋代以来苏、黄、米、蔡“书札体”独领风骚的局面得到改观，而王羲之式秀丽平正、蕴藉沉稳的平和书风得以复兴。

对古画的深刻领悟，使赵孟�提出了古意说。张丑《清河书画舫》载其《自跋画卷》有云：“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赵氏认为当时画坛“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因此，只有简率高雅之笔才是佳作。他的人物画自谓“刻意学唐人”。表现题材主要取自历史人物、道释人物，以描写古代的高人逸士为多。技法效仿唐人，用线强调劲秀含蓄，画面雅致，如《松荫会琴图》、《幽篁戴胜图》、《秋郊饮马图》等，画面格调都十分古雅。故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说：“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己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实为对其艺术的中肯评价。

三、赵孟�与鉴藏家之间的交游

元代的私人收藏较之宫廷显得要活跃得多。文人士大夫和画家大都热衷于收藏和鉴别书画。而赵孟�在当时是作为一名书画家兼鉴藏家而远近闻名，且又官居高位，因此众多的鉴藏家乐于与之交游。其中较著名的文人鉴藏家有郭天赐、鲜于枢、乔篑成、柯九思、倪瓒、龚开等人，他们既擅长书画，又精于鉴定，并将书画收藏与创作有机结合起来，使文人士大夫的收藏达到一个新的起点，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鉴藏之气。

书画鉴藏风尚的形成，与文人士大夫们鉴藏书画的活动范围是密不可分的。元初杭州的书画鉴藏风气十分兴盛，为南方鉴藏活动的中心，形成了文人士大夫鉴藏书画的集会之地。正如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八《跋鲜于博几与仇彦中小帖》中说：“异时论至元间中州人物极盛，由去金亡未远而宋之故老遗民往往多在，方车书大同，弓方四出，蔽遮江淮，无复限制，风流文献，笔墨交相景恭，惟恐不得目睹也。故游仕于南，而最爱钱塘李仲芳、高彦敬、梁贡父、鲜于伯几、郭�之……”。此外，临安（杭州）还设有专门的裱画室，《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的《欧阳率更子奇帖》卷后有郭氏跋：“乙酉获于广陵，甲午三月命工重装于钱塘，金城郭天锡�之审定真迹秘玩。”从侧面反映出临安及江南地区书画市场繁荣的程度。这自然吸引了大量知名的文人来到杭州，如遗民龚开；词人周密、仇远、邓文原；书画名家鲜于枢、李息斋；收藏家王芝、乔篑成等，莫不自四方汇集于钱塘。赵孟�和他们经常一起流连山水，聚观藏品，审定欣赏，并在一些书画作品上留下题跋和印鉴。

除此以外，赵孟�还与当时道释名流多有往来。如在大德三年离江南赴京途中，孤独长老相送并赠之以定武本《兰亭帖》，赵大喜过望，展玩不已，于舟中一跋再跋而至十三跋之多，这就是赵孟�著名的《兰亭十三跋》。赵氏夫妇晚年与中峰禅师多有交往，来往诗札不断，于中峰处获益良多。

这些鉴藏家之间常以书画为纽带，相互交往，共享藏品。如大德二年（1298年），赵孟�在杭州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时年四十五岁。是年二月，赵孟�一行十四人聚于鲜于枢家，并同观郭忠恕《雪霁江行图》、王羲之《思想帖》。又据《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赵孟�跋《思想帖》：“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霍肃清臣、周密公谨、郭天锡右之、张伯淳师道、廉希贡端甫、马�德昌、乔篑成仲山、杨肯堂子构、李�仲宾、王芝子庆、赵孟�子昂、邓文原善之集鲜于伯几池上，右之出右军《思想帖》真迹，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之势，观者无不咨嗟叹赏神物之难遇也。”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有诸公品题，该帖得于鲜于枢家，上有鲜于枢、周密、屠约等人题跋。张宴作长跋，并钤有“张宴私印”两枚、“端本家传”三枚，可见其钟爱之至。赵孟�亦钤有“赵氏子昂”、“大雅”二印，说明他亦曾拜观。

他们还时常举办各种书画雅集，如霜鹤堂之聚。以雅集聚会、品评优劣，或赏奇析疑、砥砺学问，或吟诗作画、感叹人生，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文化交游网络。这样浓厚的学术空气及良好的人际关系，无形中促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以品鉴古书画为主的特色文化圈。耳濡目染之中，无论是对赵孟�审美能力的积累还是鉴赏水平的提高，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

四、结论

元初的书画鉴藏活动十分兴盛，除了经济和政治环境等客观环境外，特别是与赵孟�这类喜爱书画的鉴藏家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赵孟�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及为官生涯，为个人的收藏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他收藏和鉴定过的法书名画不计其数。通过对赵氏藏品的来源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时获取藏品的途径多样化，这亦是鉴藏氛围浓厚和商业经济发达所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收藏外，赵氏也会卖画，且书画价位很高。

赵孟�喜好收藏，并精于鉴定。他与元初公私法书藏品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的法书名迹大都经过其鉴定与题跋，并具有相当高的可靠性。此外，赵氏独领风骚的艺术成就与他书画鉴藏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对藏品深入的临摹和研究，由此影响到他的画风，逐步确立起自己独特的艺术理论见解，特别是提出了古意说的理论思想。再者，赵孟�还与当时的文人鉴藏家广泛地交往。他们举办各种雅集活动，围绕藏品翰墨往来，鉴真驳伪，无形中提高了他的鉴藏水平和审美眼光。对其进一步提高书画艺术水平大有裨益。

爱国民主人士张伯驹，是我国近现代的文化名人。他在民国战乱不断、国难当头时期，为了避免国宝流失，不惜倾家荡产，用生命良知捍卫和保护了国家一些珍贵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先生将118件国宝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年轻时期张伯驹与夫人潘素）

史料介绍，张伯驹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是河南项城人，追溯亲缘，他还是袁世凯的表侄。其原名叫张家骐，号丛碧，还有游春主人、好好先生等名号，

民国七年（1918年），张伯驹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并由此进入军界，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等职。1927年起，他开始投身金融界，当过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等爱国民主运动。

北平解放后，张伯驹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民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是被公认的现代中国收藏鉴赏名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

新中国成立前，张伯驹与张葱玉、邓以蛰、张大千、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启功等人一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工作任务为“书画审定”，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做了大量工作。

当末代皇帝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出现时，张伯驹立即谏言故宫博物院，尽早开展征集，建议：“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经其考订，在回收的1198件书画中，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有价值之品约有四五百件之多。当得知马霁川有展子虔《游春图》时，他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在故宫博物院表示无力收购的情况下，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自家举债将它买下。一件《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得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一处宅院和妻子的金银首饰堵缺。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珍贵书画，无偿捐献出来。政府为此决定奖励他人民币20万元，却被张伯驹婉言谢绝。

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自为捐献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张褒奖令。

1962年，张伯驹调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后，看到该博物馆的藏品根本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相比。于是再次慷慨解囊，无偿地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

（晚年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一生酷爱收藏，他认为，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下面选看几件张伯驹捐献给国家的国宝级文物：

《平复帖》为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张伯驹历尽艰辛从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手中买下的。它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

《上阳台帖》是李白传世的唯一书迹，内容为所书自咏四言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一行。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

《百花图》是宋代杨婕妤的作品，为素绢本，画卷长3米24，有寿春花、长春花、荷花、西施莲、兰、望仙花、蜀葵、黄蜀葵、胡蜀葵、玉李花、宫槐、莲桃、灵芝等花卉十四种，另有天空、红日、祥云三种，计十七段，每段各有题咏。这幅画卷被认为中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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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25日，恰逢张伯驹85岁寿辰，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前来探望，潘素抱起张伯驹，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第二天，张伯驹病逝。)

一年前，偶得张伯驹、黄君坦、张牧石题“杨绍箕孤植小筑图诗书小手卷”，曾写下《高山仰止张伯驹》；前日拍得已故书画家、齐白石弟子王漱石旧藏潘素画、张伯驹题《江天帆影》，又写下了《闲睨古今圭壁双辉——喜得张伯驹、潘素璧合之作‘江天帆影’》。其实，关于张伯驹、潘素二人的书籍、文章很多很多，我的书柜里就有七本。但我觉得，这相关传记类作品有着太多演绎的成份，它们离真实已经太远。近年来，我注意搜集资料，特别是亲身经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案头堆起已有盈尺，今天整理成文，希望尽量呈现出真实的张伯驹与潘素。

张伯驹出生贵胄门第，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潘素原名潘妃，苏州望族之后，后流落风尘，张伯驹见之钟情，赠联云：“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红袖添香夜读书，张伯驹造就了潘素，同时，也因为潘素，张伯驹才成为了真正的张伯驹。

昨夜星辰昨夜风——张伯驹的四次婚姻

张伯驹在见到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关于这三位妻妾之事，许多书籍和文章都三缄其口。去年，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首度露面，讲述“父亲张伯驹的姻缘”，这应该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张伯驹十五六时由养父张镇芳包办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在嫁给张伯驹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张伯驹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张伯驹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张伯驹的生活，所以她和张伯驹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1939年他故去时，张伯驹都没回天津家里。

张伯驹的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此时王韵缃已管理张府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张伯驹的父母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最终没能成行，而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娶了潘素。1948年邓韵绮与张伯驹离婚，1952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张伯驹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