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关注到最近有一部由央视出品的电视剧土司遗城龙海屯是有不少的网友在议论纷纷，这部纪录片还是有很多的看点的，讲述的是考古队员真实的还原了当时历史上明朝的战争史，中国的明朝也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朝代，明朝花了14年修建了现在的故宫紫禁城。紫禁城也是明清两代人的皇后。那么，这次央视拍摄的土司遗城龙海屯是高度的还原了当时明朝的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各种兵器以及战争面貌，具体的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吧！

近年来，古装题材的影视剧大量充斥荧屏。伴随着近年来古装片热度持续不减，观众对古装道具要求越来越高。为高度还原古战场，《土司遗城海龙屯》在道具的制作上参考大量资料，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著名的历史画卷《平番得胜图》上。

依照古图与博物馆文物，高度还原了平播战役的古战场，队列、阵法、军帐、传令方式、点兵发兵仪式等都能看到《平番得胜图》的影子。在战场武器道具方面，制作方依旧严苛，虎尊炮、迅雷铳等经典古武器在片中得到大量还原，甚至纪录片的后半部分给出了大量武器特写，先期曝出的剧照让人大呼过瘾。依照明代形制复原的罩甲、圆领、补服、飞鱼服、革带、马面裙、旗盔、铁护臂等，较为全面的呈现了一场明代服饰的盛宴。就纪录片来讲，《土司遗城海龙屯》做到了一次大胆尝试与创新。

根据简介，《土司遗城海龙屯》讲述的是一次大型考古发掘引发的对一座名为海龙屯的土司遗城以及其背后家族的揭秘。那么纪录片中的海龙屯究竟是什么？它的发现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自古以来，遵义地区一直有天神拿着赶山鞭，赶石铸城的流传，海龙屯，这座世代流传的天神铸造之城在80年代之前，却未曾有人发现过它的踪迹。对于这座神秘的城堡，《明史》有文记载：飞鸟腾猿，不能逾者。13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中央政权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中央委派官员担任世袭的土司管理当地人民。海龙屯正是播州杨氏土司一族在其核心区域设立的山地防御城堡，成为播州土司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中心。根据史料记载，海龙屯最早修建应早于1257年，明两府节使吕文德与杨文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龙岩即今海龙屯。当时的海龙屯与钓鱼城等数余座山城一起，构建起抗击蒙军的重要防御体系。

直到海龙屯传到杨应龙的手中，此时的土司制度，弊端逐渐显现，加之杨应龙的种种不端，杨氏遂成为明朝廷翦伯灭对象，一场惨烈的旷日持久的血战在海龙屯上演。著名将领李化龙奉旨率八路大军平播，四月中旬，杨应龙退守海龙屯。这座为抵御蒙军修建的防御工事终将迎来他的最后一场战争。经过两个月的大战，明军攻破海龙屯，杨应龙自缢，杨氏对播州的统治随之灰飞烟灭，此时，海龙屯下的尸体已堆积如山，这座防御工事从此荒废。

直到1979年，伴随着全国文物大普查，遵义市考古研究员葛镇亚受命寻找海龙屯，而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座传说中的城堡是否真的存在。历经两年的时间，直到葛镇亚在玉龙村听到当地村民口中说的杨玉龙，这座掩埋在深山的土司遗城终于向世界展示了它的真面目。

《土司遗城海龙屯》中，猿鸟难越的数道关卡、传说中的三十六步天梯、让人心惊的杀人沟，有着凄美传说的绣花楼，杨氏土司墓的开掘，屹立不倒的海龙屯是如何被攻下的等等这些谜题，将伴随神秘的播州杨氏一族的兴衰一道呈现在观众眼前。

据悉，海龙屯遗址正式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是从2012年4月开始，历时900多天，出土建筑构件、碑刻、瓷器、铁锁、瓦钉、钱币等文物上万件，其中一些器物如象钮银执壶的发现更是与当年1993年彭州发现的全国最大金银器窖藏产生了联系，一幅历史的画卷就此缓缓展开。

在片中，除了上述宏大的历史画卷，《土司遗城海龙屯》还详细展示了当代考古的方方面面，墓葬发掘的过程，古代器物的出土细节，甚至创新性的引入实验室考古内容，究竟这些尘封百年的古物如何在实验室中被发掘出其中的价值？有关考古的神器洛阳铲也不止一次在片中被提到，近年来盗墓题材的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洛阳铲，究竟这个神秘的工具如何使用？作为考古功臣的小铁铲，在发掘杨氏一族的墓中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土司遗城海龙屯》中，等待观众去发现。导演团队四年磨一剑，主创团队力图实现的学术与观赏的结合究竟能发挥出多大的功效，很快我们将知晓。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甘南迭部俄界，当时甘肃军阀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驻防岷县、甘南，卓尼土司杨积庆的两万藏兵也长年在此防守巡视。如果双方联合起来对红军进行夹击堵截，腊子口天险不仅不能顺利突破，而且将使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

当红军长征到甘川边界时，杨积庆就得到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电报，要他在沿迭部达拉沟一线各峡谷关口部署堵截红军，坚壁清野。协同鲁大昌的十四师将缺衣少粮、疲惫困乏的红军围歼于深山峡谷之中。此时，杨土司假意受命，虚张声势调兵遣将，将手下的二万藏兵分布各处。指示下迭部仑官杨景华：红军来了不要堵击，把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峡木桥修好，让红军通过。严饬群众不得向红军放冷枪，秘密与红军联系，粮食不必坚壁清野。杨景华接土司手令后，即刻召集迭部各旗总管、头人，按土司命令分派任务，由尼傲总管率部抢修达拉沟、尼傲峡栈道。由杨景华到崔谷仓与红军接头开仓放粮，给红军每人一斗粮（小斗，10市斤），支援红军粮食30多万斤。

党中央和红军在甘南藏区不仅没有受到阻击，而且得到了大批粮食、军鞋等物资补充，9月14日，主力红军和党中央机关到达迭部最大的佛教寺院旺藏寺。毛主席住在旺藏寺附近的次日那村阿尼家的二楼厢房里。藏区同胞从土司到百姓都为红军“打下腊子口，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巨大而珍贵的支持。

1936年，当年红四方面军沿红一方面军线路进入甘南藏区后，杨土司仍然是让路护道、开仓放粮，使红四方面军顺利再克腊子口，在临潭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当红军离开藏区后，杨土司又部署手下，收留、安置未能随大部队走的伤病员、小战士200余人，使其不遭国民党毒手。

杨积庆做的这一切，被国民党鲁大昌部所知，鲁大昌阴险诡诈，视杨土司为大患。密谋策划，派其心腹营长率队潜入杨土司住地博峪，利用土司内部矛盾，策动土司手下团长姬从周、方秉义叛变，将杨土司一家包围，杨土司等人挥枪抵抗，然而终是寡不敌众，与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7人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这天是1937年8月25日，卓尼县志史称：“博峪事变。”

杨土司和藏族民众和中国***、工农红军结下的深情厚谊彪炳史册，永励后人。 卓尼的最后一代土司是杨积庆先生的次子杨复兴，1949年杨复兴率部起义，终结了土司制度，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两代土司成为了甘南藏族人民的优秀代表、民族团结的楷模，留下了一段动人的历史佳话。

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致信杨积庆先生次子杨复兴先生，对当年杨土司让道济粮表示感谢。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杨成武将军题写碑铭：“杨积庆烈士之墓”。卓尼县在县城修建的“杨积庆烈士纪念馆”，现已成为全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土司制度是最值得研究的政治制度之一，它始于蒙古执政的元朝，在明朝时期开始完善，最终在清朝时期被废止，它是一项由少数民族开始实施，适应于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制度，它因地制宜地解决了地域多样性发展，从元朝时期的“土流兼制”，明朝时期的“卫司分立”，到清朝时期的“卫司合一”，土司制度在时代中的流变，最终经过清朝“改土归流”的革新，形成了以“政治制度”与“政治符号”相结合的土司制度。

清朝提出因俗而治

清朝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后，就制定了对边疆各族进行招抚的政策，并不时的警戒各领军统帅加以抚恤，以示朝廷怀柔之意。

顺治五年规定： 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一

在清朝连续不断的招降下，各地的土司纷纷归附，其中贵州贵阳府、安顺府、都匀府、镇远府、思南府、思州府、黎平府等大大小小数十个长官司都在顺治十五年进行了归顺，并被准许世袭。

同年12月，清军进入云南后，顺治帝再次晓谕云南各将：““云南远徼重地，久遭寇乱，民罹水火，朕心不忍。故特遣大军，用行吊伐。今新经平定，必文武各官同心料理，始能休养残黎，辑宁疆圉。

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楚雄府、姚安、澄江、广南、顺宁、缅宁、曲靖等府也都在顺治十六年前后进行了归附。

为了争取西南区各土司的支持，清朝开始实施因俗而治的理念，开始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原地区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了变通。清初顺治二年，全国实行剃发制度，若不按规定进行剃发者都以军法从事，然而此命令，在西南少数地区却并没有完全执行。

顺治十五年，王弘祚在《滇南十义疏》中，提出“除汉人士庶衣帽、剃发遵照本朝制度外，其土司各从其俗，俟地方大定，然后晓以大义，徐令恪遵新制，庶土司畏威怀德，自凛然恭奉同伦同轨之式矣。”

清朝的“改土归流”革新

清朝土司制度的重要特点就是“卫司合一”，不论从明朝的《土官底簿》还是《明史土司传》，西北地区都没有被列入土司，说明明朝并不认为西北地区属于土司地区，西南土司与西北羁縻卫所是有区别的，因而明朝在卫所与土司上有分立的，但进入清朝后，西北地区也有了土司的称呼。明朝羁縻卫所的官职是靠战功晋级，而到了清朝，卫所战功升职制度改为土司世袭制度，卫司合一使得清朝的土司急剧增加。

清雍正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在“改土归流”地实施中，因地域的多变与复杂性，并没有进行到底。

1顺治、康熙朝的小规模改土归流

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出于地方政权稳定之需，小规模的改土归流实际已陆续进行，尤其以贵州省为甚。

在清军进入贵州之时，贵州黎平府辖下的赤溪湳洞司杨鸣鸾、分管三郎司杨世勋等都得以承袭。康熙43年，石阡府苗民长官司改土归流，康熙45年，都匀府凯里司杨氏土司以土酋大恶案改土归流，入清平县。

顺治15年，贵州马乃土司龙吉兆，私造兵器，收养亡命之徒，联合鼠场营龙吉佐、楼下营龙吉祥，攻打广西泗城州土寨，安南卫之阿计、屯水桥、麻衣冲、下三阿、白屯等寨等处，云贵总督赵廷臣多次招命都不听从。同一时期，水西土司安坤因领洪承畴军队进入贵州而没有得到表功而心生怨恨，联合土司罗大顺，攻打云南；土司安重圣是水西土司安坤的外甥，水西土司反叛时，安重圣即联合自己的妻兄郎岱土司陇安藩暗中相助，使得清朝坚定了武力平叛改土归流的决心。此叛乱到康熙四年才最终平定。

清朝初年云南在吴三桂治理下，经营多年，土司相对贵州而言比较安分，较重大的改土归流在清初并不多见，但较小的改土归流仍有多起。

湖广地区位于中原与西南地区之间，是进入西南地区的通道起点，因此清朝仅在康熙年间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改土归流。五寨、筸子坪两个长官司是清朝管控苗疆地区的前沿据点，康熙39年为了加强对苗疆兵力的控制，将镇筸参将升为总兵，沅州镇移驻镇筸。镇筸参将原来一直驻扎在五寨长官司司治之处，设立镇筸镇后，就与拥有自治权的五寨长官司同城，形成了一个地方有两个军事指挥中心的局面，显然不利于统一调度，因此康熙46年，巡抚赵申乔奏请裁革，废掉两长官司，不准袭替，增加通判，吏目各一员；康熙48年，改为凤凰厅。

2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

从清朝初年“改土归流”的规模情况来看，清朝并没有对各大土司有明显地改流迹象。但康熙20年平定“三藩之乱”、康熙21年统一台湾，消灭葛尔丹势力，控制天山南北，稳定了北方政权后，清王朝必然要对土司们进行清算，此时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了，必然不能容忍王土之外，还有一块拥有士兵的自治地区。此时，“土司制度”已经成了构建“大一统”国家的主要障碍。

雍正四年春，云南总督鄂尔泰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

鄂尔泰提出云南、贵州的治边策略：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鄂尔泰《云南、贵州的治边策略奏疏》

雍正四年，改土归流从滇川黔开始，先将东川平定后，再进乌蒙、镇雄，当时乌蒙土府禄万钟、镇雄土府陇庆侯的兵权分别在禄鼎坤、陇联星手中，禄鼎坤归降后，惟禄万锺制于汉奸，约镇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鲁甸，被鄂尔泰所败。后将乌蒙改为府、镇雄改为州，都归云南管辖。

之后，四川雷波土司、阿卢土司、沙马等先后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中，贵州的抵抗最为严重，也最为惨烈。

根据《圣武记》记载：“尽歼首从，勒缴弓弩四千三百余，毒矢三万余，皮盔皮甲刀标各数百”，“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

湖广行省的土司是当时所有土司中势力最强的一支，兵多地广且能征善战，明朝时期就以抗倭、平叛、援辽而声名显赫，且传承数十代，历史悠久势力强大。

雍正五年七月初九日，署理湖广总督傅敏上疏曰：“湖南桑植、保靖二土司肆虐一方，汉土苗民均受荼毒，土人不时拥入内地，迫切呼号，皆愿改土归流

七月初九日，傅敏再上“改土归流奏疏“：臣等伏查彝陵乃诸土司前路，九溪乃诸土司后路，臣等着量密饬彝陵镇总兵官整饬营兵伍预备。但事关重大，乃仰请皇上密谕杜森敬谨办理，就近镇压。至其后路，议调衡州副将周一德暂署九溪协事，整顿兵马，以备不虞，并澧州、永定两营听其节制，严饬防范，则诸土司皆不敢动，而容美无所施其技矣。--傅敏《改土归流奏疏》

雍正5年12月，雍正颁布上谕：

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以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划，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共遵王化今幸承平日久，国家声教远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剿抚兼施一视同仁，所当加意抚绥安辑，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后可副朕怀也。但地方辽阔，文官武弁，需员甚多，其间未必尽属贤良之辈。且恐官弁等之意，以为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内附，已脱从前之暴虐，即略有需索，亦属无伤，此等意见，则万万不可。着该督抚提镇等，严切晓谕，不妨至再至三，且须时时留心访察，稍觉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时调换，并严禁兵丁胥役之生事滋扰，务俾政事清明，地方宁谧，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倘有不遵朕旨，丝毫苛索于土民地方者，着该土司立即参劾，重治其罪，即系平日保举之人，亦不可为之容隐。

这段上谕用词严厉，明确表达了如有不听从，就会使用武力解决的意思。在强大的兵力威慑下，湖广各土司无奈地交出权力，对于不识实务的保靖宣慰司彭御彬流放于辽阳，而暴力抵抗地桑植宣慰司向国栋流放于河南，整个湖广地区所有拒不服从归流的都受到了流放处罚，自此，湖广行省的土司无一留存。

土司制度是为治理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而设计的一种制度，但它并不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政治制度，而是中央制度下，一种纳入国家统一官职序列“因俗而治”的管理制度。

清朝声势浩大的“改土归流”并非为彻底废除土司制度，而是只对构成清王朝疆域统治有一定威胁的土司进行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