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评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沦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历代评价 《宋史》：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姜遵：朱学究（范仲淹）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 欧阳修：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蔡襄：公薨之后，独无余资。君国以忠，亲友以义，进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节，明白如是。 朱长文：范文正公置义田、义宅，至今四十年，而丞相、侍郎兄弟（仲淹次子、三子）继承其志，近益增广。九族之间，莫不被其惠。 王安石：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苏轼：①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②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

盖如饥渴之予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 苏辙：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 王十朋：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材兼文武，永履仁义。 楼钥：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 孙应时：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於无穷，非文正公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 朱熹：①范文正杰出之才。②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 吕中：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罗大经：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 元好问：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王恽：堂堂范公，三代之佐。致君泽民，尽夫在我……笃信力行，曾不易虑，受知裕陵，千载一遇。 张起岩：有际天人之学，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扩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务，有坚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然晔然震耀于世道者，则范文正公其人也。 徐琰：致君之志，动物之诚，放诸四海而准，百世而下，闻者莫不兴起也。是岂区区富贵利达，以炫耀于须臾者，可同日而语哉？。 方孝孺：古之至人，忘己徇民……孰若先生，唯民之忧。饮食梦寐，四海九州。 马中锡：夫范公一代奇才也……宜其见诸事为者，彪炳轰烈，撑扶天地。 毕瑜：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出则泽被生民，入则风生台阁，侃侃封章，天子动容，凛凛甲兵，西贼胆落。呜呼！休哉，千百世之下，闻公之风，诚足以廉顽而敦薄。 王鏊：昔在有宋，吾苏入参大政者，有两范公（范仲淹、范成大）。文正公当仁宗朝，开天章阁求治，更张庶治，将大有为焉。未一年，以小人不悦罢。文穆当孝宗朝，在政府两月，未及有焉，以言者罢。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后，莫盛孝宗，皆锐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许国，可谓千载之遇，而皆不能少其志。呜呼，道之难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于时，自昔然矣！文正子孙，今在吴中最盛，所谓岁寒堂者，有司春秋享祀不绝；而文穆之后无闻焉。文正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亚欤。观其使金受书之仪，举朝皆悚，有苏子卿（苏武）啮雪之操；缴还阁门张说词头，有阳城裂麻之忠；奏罢明洲海物之献，盖与孔戡之政同；其

在成都，演武修文，奖用名节，间与陆务观诸人赓唱，流风余韵，渐被岷峨；而吴中民风士俗，人情物态，尽悉备见其时。 归有光：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王夫之：（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陆以湉：此四人者（范仲淹、诸葛亮、陆贽、文天祥），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 钱君倚：范文正公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 全祖望：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仲鹤庆：茫茫潮汐中，矶矶沙堤起，智勇敌洪涛，胼胝生赤子，西塍发稻花，东火煎海水，海水有时枯，公恩何日已。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纪昀：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陈去病：独范文正以矫厉特异之才……盖惟心无所偏私，用能绝人之贪，而宇宙亦以清宁。 张寿镛：道学气节则文正范公为之魁。 蔡东藩：若夫韩琦、范仲淹二人，亦不过一文治才耳。主战主守，彼此异议，主战者有好水川之败，虽咎由任福之违制，然所任非人，琦究不得辞责。主守者遭元昊之谩侮，微杜衍，仲淹几不免杀身。史虽称韩、范善防，然卒无以制元昊，使之帖然归命，非皆武略不足之明证耶？ 毛泽东：①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②（范仲淹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江泽民：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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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列附。)

◎老子

康节尝言"老氏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体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体用。"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老子之体用也;存心养性，充广其四端，此孟子之体用也。〔广〕

老子之术，谦冲俭啬，全不肯役精神。〔闳祖〕

老子之术，须自家占得十分稳便，方肯做;才有一毫于己不便，便不肯做。〔闳祖〕

老子之学，大抵以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为事。故其为说，常以懦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其为治，虽曰"我无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则亦不之问也。其为道每每如此，非特"载营魄"一章之指为然也。若曰"旁月日，扶宇宙，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者，是乃庄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无所不通，不动道场，遍周沙界"者，则又瞿昙之幻语，老子则初曷尝有是哉!今世人论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为神常载魄而无所不之，则是庄释之所谈，而非老子之意矣。〔僩〕

伯丰问："程子曰'老子之言窃弄阖辟'者，何也"曰："如'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是它亦窥得些道理，将来窃弄。如所谓'代大臣斫则伤手'者，谓如人之恶者，不必自去治它，自有别人与它理会。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萤，中"虫改田"〉曰："此正推恶离己。"曰："固是。如子房为韩报秦，撺掇高祖入关，又项羽杀韩王成，又使高祖平项羽，两次报仇皆不自做。后来定太子事，它亦自处闲地，又只教四老人出来定之。"〔〈萤，中"虫改田"〉〕

老子不犯手，张子房其学也。陶渊明亦只是老庄。

问："杨氏爱身，其学亦浅近，而举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学也不浅近，自有好处，便是老子之学。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其学也要出来治天下，清虚无为，所谓'因者君之纲'，事事只是因而为之。如汉文帝曹参，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肤，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将去。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它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僩〕

问："杨朱似老子，顷见先生如此说。看来杨朱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国，以此取天下。"曰："大概气象相似。如云'致虚极，守静笃'之类，老子初间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无状来。及至反一反，方说'以无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之类。"〔僩〕

杨朱之学出于老子，盖是杨朱曾就老子学来，故庄列之书皆说杨朱。孟子辟杨朱，便是辟庄老了。释氏有一种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国，也未在。后来到中国，却窃取老庄之徒许多说话，见得尽斑。新唐书李蔚赞说得好。〔南升〕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杨氏。

问："老子与乡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声，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伦理。乡原犹在人伦中，只是个无见识底好人。"〔淳〕义刚一条见论语类。

老子中有仙意。

◎列子

列子平淡疏旷。〔方子〕

◎庄子

"庄周曾做秀才，书都读来，所以他说话都说得也是。但不合没拘检，便凡百了。"或问："康节近似庄周"曰："康节较稳。"〔焘〕

庄子比邵子见较高，气较豪。他是事事识得，又却蹴踏了，以为不足为。邵子却有规矩。〔方子〕

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相道及，林作："其书亦不相及。"如何"曰："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氏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义刚〕夔孙同。

问："孟子与庄子同时否"曰："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或云："庄子都不说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所以孟子说陈良云云。"曰："如今看许行之说如此鄙陋，当时亦有数十百人从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庄子书中说惠施邓析之徒，与夫'坚白异同'之论，历举其说。是甚么学问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显理"曰："便是禅家要如此。凡事须要倒说，如所谓'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树，口衔树枝，手足悬空，却要答话'，皆是此意。"广云："通鉴中载孔子顺与公孙龙辩说数话，似好。"曰："此出在孔丛子，其他说话又不如此。此书必是后汉时人撰者。若是古书，前汉时又都不见说是如何。其中所载孔安国书之类，其气象萎薾，都不似西京时文章。"〔广〕

老庄

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广〕

"庄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会得，只是不把做事。观其第四篇人间世及渔父篇以后，多是说孔子与诸人语，只是不肯学孔子，所谓'知者过之'者也。如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语，后来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庄子较之老子，较平帖些。"曰："老子极劳攘，庄子得些，只也乖。庄子跌荡。老子收敛，齐脚敛手;庄子却将许多道理掀翻说，不拘绳墨。方子录云："庄子是一个大秀才，他事事识得。如天下篇后面乃是说孔子，似用快刀利斧斫将去，更无些碍，且无一句不著落。如说'易以道阴阳'等语，大段说得好，然却不肯如此做去。老子犹是欲敛手齐脚去做，他却将他窠窟一齐踢翻了!"庄子去孟子不远，其说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闻。今亳州明道宫乃老子所生之地。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然当时南方多是异端，如孟子所谓'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如说'南蛮窸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当时南方多异端。"或问：'许行恁地低，也有人从之。"曰："非独是许行，如公孙龙'坚白同异'之说，是甚模样也使得人终日只弄这个。"汉卿问："孔子顺许多话却好。"曰："出于孔丛子，不知是否只孔丛子说话，多类东汉人文，其气软弱，又全不似西汉人文。兼西汉初若有此等话，何故不略见于贾谊董仲舒所述恰限到东汉方突出来皆不可晓。"〔贺孙〕前广录一条，疑闻同。

问："老子与庄子似是两般说话。"曰："庄子于篇末自说破矣。"问："先儒论老子，多为之出脱，云老子乃矫时之说。以某观之，不是矫时，只是不见实理，故不知礼乐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识得'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应如此。它本不知下一节，欲占一简径言之;然上节无实见，故亦不脱洒。今读老子者亦多错。如道德经云'名非常名'，则下文有名、无名，皆是一义，今读者皆将'有、无'作句。又如'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只是说'无欲、有欲'，今读者乃以'无、有'为句，皆非老子之意。"〔可学〕

庄子老子不是矫时。夷惠矫时，亦未是。〔可学〕

◎庄列

孟子庄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处。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实。〔人杰〕

因言，列子语，佛氏多用之。庄子全写列子，又变得峻奇。列子语温纯，柳子厚尝称之。佛家于心地上煞下工夫。〔贺孙〕

列庄本杨朱之学，故其书多引其语。庄子说："子之于亲也，命也，不可解于心。"至臣之于君，则曰："义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他看得那君臣之义，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须著臣服他。更无一个自然相胥为一体处，可怪!故孟子以为无君，此类是也。〔大雅〕

◎老庄列子

庄子是个转调底。老子列子又细似庄子。

"雷击所在，只一气滚来，间有见而不为害，只缘气未掤裂，有所击者皆是已发。"蔡季通云："人于雷所击处，收得雷斧之属，是一气击后方始结成，不是将这个来打物。见人拾得石斧如今斧之状，似细黄石。"因说道士行五雷法。先生曰："今极卑陋是道士，许多说话全乱道。"蔡云："禅家又胜似他。"曰："禅家已是九分乱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语参杂在里面。如佛经本自远方外国来，故语音差异，有许多差异字，人都理会不得;他便撰许多符咒，千般万样，教人理会不得，极是陋。"蔡云："道士有个庄老在上，却不去理会。"曰："如今秀才读多少书，理会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会庄老!"蔡云："无人理会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动得人，恐非佛教之比。"曰："公道如何"蔡云："缘他带治国、平天下道理在。"曰："做得出，也只是个曹参。"蔡云："曹参未能尽其术。"曰："也只是恁地，只是藏缩无形影。"因问蔡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是如何说"蔡云："只是无名是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气了。向见先生说庚桑子一篇都是禅，今看来果是。"曰：""若其它篇，亦自有禅话，但此篇首尾都是这话。"又问蔡曰："庄子'虚无因应'，如何点"曰："只是恁地点。""多有人将'虚无'自做一句，非是。他后面又自解如何是无，如何是因。"又云："庄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说得困弱，不如庄子。"问："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较深厚。"蔡云："看庄周传说，似乎庄子师于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这自说道理，未必是师列子。"蔡问："'皆原于道德之意'，是谁道德"曰："这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圣人道德。太史公智识卑下，便把这处作非细看，便把作大学中庸看了。"曰："大学中庸且过一边，公恁地说了，主张史记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说甚么事，都只入这意来。如大路看不见，只行下偏蹊曲径去。如分明大字不看，却只看从罅缝四旁处去。如字写在上面不看。却就字背后面看。如人眼自花了，看见眼前物事都差了，便说道只恁地。"蔡云："不平心看文字，将使天地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这一个道理，但看之者情伪变态，言语文章自有千般万样。合说东，却说西;合说这里，自说那里;都是将自家偏曲底心求古人意。"又云："如太史公说话，也怕古人有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当如此。将临川何言江默之事观之，说道公羊谷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这般事。尚书序不似孔安国作，其文软弱，不似西汉人文，西汉文粗豪;也不似东汉人文，东汉人文有骨肋;也不似东晋人文，东晋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读来却宛顺，是做孔丛子底人一手做。看孔丛子撰许多说话，极是陋。只看他撰造说陈涉，那得许多说话正史都无之他却说道自好，陈涉不能从之。看他文卑弱，说到后面，都无合杀。"蔡云："恐是孔家子孙。"曰："也不见得。"蔡说："春秋吕氏解煞好。"曰："那个说不好如一句经在这里，说做褒也得，也有许多说话;做贬也得，也有许多说话，都自说得似。"又云："如史记秦纪分明是国史，中间尽谨严。若如今人把来生意说，也都由他说，春秋只是旧史录在这里。"蔡云："如先生做通鉴钢目，是有意是无意须是有去取。如春秋，圣人岂无意"曰："圣人虽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为之说，不得。"蔡云："左氏怕是左史倚相之后，盖左传中楚事甚详。"曰："以三传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则谷梁及七八分。或云，三传中间有许多騃处，都是其学者后来添入。"〔贺孙〕

儒教自开辟以来，二帝三王述天理，顺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礼之道;后世圣贤遂著书立言，以示后世。及世之衰乱，方外之士厌一世之纷拏，畏一身之祸害，躭空寂以求全身于乱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御寇庄周杨朱之徒和之。孟子尝辟之以为无父无君，比之禽兽。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当汉之初，时君世主皆信其说，而民亦化之。虽以萧何曹参汲黯太史谈辈亦皆主之，以为真足以先于六经，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后汉以来，米贼张陵、海岛寇谦之之徒，遂为盗贼。曹操以兵取阳平，陵之孙鲁即纳降款，可见其虚缪不足稽矣。〔僩〕

鼎[鼎、鼑，读音作dǐng(ㄉㄧㄥ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鼎湖，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在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荆山铸鼎。这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

又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阳，荆山脚下的焦岱湖就被人们称作“鼎湖”。这在典籍《说文》中记载：“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汉朝时期的汉武帝抱病后，就居于鼎湖宫。

中国历代古籍中所指的荆山，皆是指关中地区的荆山。例如据史籍《汉书•地理志》等众多古代地理志记载，荆山当在岐山和黄河之间，也就是今天的渭北荆山原。“荆山之阳”在荆山原南，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

因此，夏禹当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荆山“铸鼎”，绝非在今湖北省武当山东南的荆山，也非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的荆山，亦非今安徽省怀远县的荆山，更非今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因为夏禹、黄帝的势力范围从来就未到过岭南地区。

荆山原上，葬有汉高祖刘邦的父亲(汉太上陵)、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唐献陵)、唐武宗李炎(唐端陵)和唐敬宗李湛(唐庄陵)。

古代，居于荆山、鼎湖地区的住民，有以帝王铸鼎之史为姓氏者，称鼎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夏、商、周延传的国鼎，属于以国家象征为氏。

在典籍《说文》中记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但是，在史籍《史记·封禅书》中却记载：是“黄帝铸鼎于荆山。”

不过，在史籍《左传·宣三年》中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比较起来，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本书还是崇尚比《史记》更加古老和原始的记载，即鼎为夏禹始铸。不过，不论是谁先铸造的大鼎，以鼎为国家之表，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实际上，代表国家象征的鼎一共有十二座，而不是人们流传的“九鼎”。这在典籍《周礼·天官·膳夫》中即有记载：“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鼎有十二，牢鼎九，陪鼎三。”也就是说，当君王即位登基之时，一共要抬出十二座鼎，其中代表荆、梁、雍、豫、徐、青、扬、兖、冀九州大地的鼎为九座，称为“牢鼎”，义示“九州大地江山牢固”，而代表君、臣、民的鼎有三座，称为“陪鼎”，义示“君为臣之陪，臣为民之陪，民为国之陪”。

由于“鼎”代表了国祚、代表了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在两周时期，辅佐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主政大臣，亦称作鼎鼐(国相)、鼎台(宰辅)、鼎臣(宰相)等。

在鼎鼐、鼎台、鼎臣等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位称号位姓氏者，省文简称鼎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城郭鼎门，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在春秋战国至秦朝时期，人们称城郭的东门为鼎门，因为当年大禹铸九鼎之后，鼎是从城池的东门运入城中的。例如，在史籍《后汉·郡国志》中就记载：“雒阳东城曰鼎门。”

在古代居于城郭东门区域的住民中，有以城门别称位姓氏者，称鼎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门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大力士夏育，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鼎官，是周王朝时期的官名。在史籍《前汉·东方朔传》中记载：“夏育为鼎官。殿前举鼎者也。”

在夏、商、周乃至战国时期，历代皆有护鼎之官，称作“鼎铉舒”，俗称“鼎官”。

夏育，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勇士，也是大力士，他在周王朝殿堂前将千斤重的鼎举了起来，还能将强健的大公牛的尾巴活活拽下来，国君为之惊叹，封其为鼎官。在史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重记载：“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在典籍《裴駰集解》中引《汉书音义》注释：“或云夏育，卫人，力举千钧。”晋朝道祖葛洪在《抱朴子·辨问》中解释：“夏育、杜回，筋力之圣也。”后世人将“夏育”、“杜回”、“鼎官”等作为大勇士的代称。

在夏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鼎官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官氏等。

第五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战国晚期秦武王属下大将孟说，属于以历史事件为氏。

秦悼武烈王嬴荡身高体壮，勇力超人。他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军，置于身边。当时的乌获和任鄙皆以勇猛力大闻名，秦武王就破例提拔为将，并给予高秩厚禄。

有齐国人孟贲，力大无穷，勇冠海岱：陆行不怕虎狼，水行不避蛟龙，一人同时可制服两头野牛。孟贲听说秦武王重用天下勇士，便赶赴咸阳面见秦武王。秦武王考验之下，孟贲比乌获、任鄙还厉害，因此当即被任命为大将，与乌获、任鄙享受一样的待遇。

周郝王姬延九年(秦悼武烈王四年，公元前307年)，雄心勃勃的秦武王嬴荡率领孟贲、乌获、任鄙等随从到东周都城洛阳观看九鼎，这九鼎代表九州，上镏刻有各州的山川、人物、土地贡赋之数。

秦武王逐个审视，在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鼎有人举过吗？”

鼎官回答说：“自从有鼎以来，没有听说也没有人见过举起这只鼎，这鼎重达千钧，谁能举得起呀！”

秦武王问任鄙、孟贲二将：“你们两个人，能举起这鼎吗？”

任鄙知道秦武王恃力好胜，婉言辞谢：“臣只能举百钧之物。这鼎重千钧，臣不能胜任。”

而孟贲则伸出两臂走到鼎前，说：“让臣试举，若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罢，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那雍州鼎被孟贲抬离地面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孟贲感到一阵晕眩，站立不住，幸被左右拉住，没有倒庄地上。

秦武王看了发笑：“你都能把鼎举离地面，难道寡人还不如你吗？”

任鄙劝道：“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试力”。

秦武王固执不听，卸下锦袍王带，束紧腰带，大踏步上前。任鄙拉着秦武王苦苦劝阻，武王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任鄙不敢再劝。

秦武王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贲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于是，深吸一口气，使出乎生力气，喝声：“起！”雍州鼎也被举起半尺，秦武王接着移动左脚，不料右脚独力难支，身子一歪，鼎落地面，正砸到右脚上。秦武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众人慌忙上前把鼎搬开，只见秦武王右脚足骨被压碎，鲜血流了一滩。等到太医们赶来时，秦武王已昏迷不省人事了，但仍然在自言自语；“心愿已了，虽死无恨。”入夜，秦武王气绝而薨。周赧王闻报大惊，亲往哭吊。

右丞相樗里疾护秦武王之棺回咸阳，立秦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为王，是为秦昭襄王。安葬完毕之后，樗里疾追究责任，将孟贲五马分尸；奖励任鄙劝谏之能，升为汉中太守；同时谏议秦昭襄王，追究左丞相甘茂耸恿秦武王入周观鼎之罪。

这件事在战国历史上称为“举鼎绝膑”。

孟贲死得冤枉之极，因此在孟贲的后裔子孙和族人中，有以“举鼎绝膑”这一历史事件为姓氏者，称鼎绝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鼎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汉朝中期的重臣匡衡，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匡衡，字鼎，后字稚圭，东海承县人，就是今天山东省的枣庄市峄城区，一说是东海兰陵人，即今山东省的苍山县鲁城乡，是著名的西汉经学家。

匡衡自幼勤奋好学，但由于家贫，晚上连油灯也点不起，他见邻居家灯火通明，就在自己家墙上凿了一个小孔，让灯光透过来借以刻苦读书。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凿壁偷光”故事即由此而来。同乡里有一大户，家中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便自愿为其做佣工，不要报酬。富户感到奇怪，问他缘故，匡衡表示愿读尽其藏书。富户听后颇为感叹，遂取出藏书供匡衡攻读。

顽强的学习毅力使匡衡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后来他跟著名学者后苍学经，对《诗经》有深刻研究，特别对经学有精辟的见解，当时流传着“匡衡说诗，解人颐”。匡衡善于讲《诗》。一次他与别人讲《诗》时，相互驳难，别人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慌忙地穿着鞋溜走了。

由于才智过人，博古通今，经学绝伦，被大汉朝廷看中，后来匡衡功成名就，位列三公，在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成为一代宰相。匡衡开始只做了个小官，地位不高，加之汉宣帝刘询不大喜欢儒生，便被派到地方上任职。为此，当时长安城内很多学者给汉宣帝刘询上书，请求将其留在京城，但未被汉宣帝没被采纳。

汉元帝刘奭即位后，匡衡因知识渊博而被调回京都。汉元帝经常让其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他也曾上书给汉元帝，指出：百姓生活十分贫困，而许多官吏却贪赃枉法，大肆搜括民财，一味追求享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廉耻，大搞裙带关系，阿谀奉承等。匡衡建议朝廷压缩开支，考订国家制度，整顿朝纲。这个建议得到汉元帝的重视和采纳，却收效甚微。

匡衡后来历官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丞相。最后被晋封为乐安侯。但是在匡衡当了丞相后，却对专权宦官不敢揭露斗争。直到汉元帝逝世后宦官失宠，他才大着胆子上书弹劫宦官，因此受到朝廷众大臣指责和非议。匡衡因而在羞愧中辞去承相之职。

后来，匡衡明知百姓疾苦，却自己大量强行占有土地达两万三千顷。因此，汉成帝刘骜认为匡衡“言实不符，以权谋私，背法而不合春秋之义”，遂将其罢官贬为庶民，他于归家后不几年就病逝了。不过，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却在千百年来激励着历代莘莘学子们。

在史籍《西京杂记》中记载：“鼎，匡衡小名也。”在史籍《前汉·匡衡传注》中也记载：“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状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

在匡衡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小名“鼎”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封建制度，出自隋朝时期创建的科举制，属于以官职称号为氏。

隋朝时期，与隋文帝开凿大运河同时实行的另一项促进民族大融合的措施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隋文帝为了国祚兴盛，民族团结，规定不分出身和民族，皆按考试成绩选拔国家官员。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将科举制度推广和普及，希望通过这一制度解释江南 的不满情绪，给中下层读书人提供入仕之途。考生不分出身，地位一律平等。考试是在小屋中进行的，考生往往一连考上几天，中途不许离开这些屋子。

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是古代读书人成为国家官员的一道龙门。中榜者的名字被高高张贴，有很多人去观看。从隋王朝起采用的这套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官员提供了依据。从此以后，所有的历代朝廷官员包括地方长官都必须是科举合格者。由于一旦考中便可以衣锦还乡，享受荣华，所以有不少人考到白发苍苍。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论民族、出身，而是凭能力选拔官员，形成封建社会所能采用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为封建王朝吸收大量中下层社会的优秀人士进入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

在科举过程中，隋炀帝杨广将一甲殿试中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作“鼎甲”，盖因鼎有三足，而在一甲中皇帝只取前三名，故而称一甲为“鼎甲”，后世称“三鼎甲”。

科举制成了隋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措施和用人的支柱，在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基础上的人事体系逐渐完善，状元、榜眼、探花经基层历练后，大多成为帝王宫婿(驸马)、王公府婿(郡马)、朝廷重臣等。

在“三鼎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荣耀历史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八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宋、元朝时期的鼎州，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鼎州，亦称鼎城，古称嵩州，

秦昭襄王嬴则三十年(公元前277年），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建筑城池，称张若城，隶属于黔中郡。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张若城改称武陵城。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

鼎州既是古代南北的交通枢纽，又是上溯黔东，下达苏皖的运输要道，素有“荆楚唇齿”、“滇黔咽喉”之称，又是江南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

元朝时期，蒙古大军攻克鼎州，在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后在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其时有原南宋鼎州住民以故居地名称“鼎州”为姓氏者，称鼎氏。

第九个渊源：源于 ，出自元朝时期散曲家玉元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元朝时期，有著名的元散曲家阿鲁丁，他后来后改汉名为玉元鼎。

玉元鼎是元朝至治、天历年间人（公元1321～1330年），曾为翰林学士。

在史籍《吴文正公集·玉元鼎字说》中记载：“学者阿鲁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刺，从太祖皇帝出征，同饮黑河之水，为勋旧世臣家，名载国史。”

玉元鼎所作的散曲，今存小令七首，套数二套；或写景状物，或吟咏闺情，词皆流美，用韵响亮，风格明丽委婉。元朝史籍中的《松雪斋文集·古今历代启蒙序》即为王元鼎所作，略云：“金陵玉君元鼎，取自三皇五帝以来事迹，编为四言，又韵其语，欲以教童蒙，使之诵习，俾知古今。携以见示，求为序引。盖自唐李翰已有《蒙求》矣。然不若王君所编为包括古今，该备治乱，不悖于先儒之论议，于小学不为无补。然余疾读一过，犹以事迹之繁非童子所能悉者，虽成人亦可读之以为历代史记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题卷首而归之。”元朝学者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还记载了玉元鼎曾与当时的杂剧演员顺时秀交往甚密，并说玉元鼎是一位嘲风弄月、惜玉怜香的风流文士。

玉元鼎的后裔子孙主要分布在云南地区，以先祖名字汉化为姓氏，有称玉氏者，也有称鼎氏、元氏者。

第十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都克达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独鼎部，以姓为氏，满语为Dukda Hala，世居留福村(今俄罗斯兴凯湖勒富河流域)，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都氏、山氏等。

②满族瑚鼎氏，满语为Huding Hala，世居和罗山秦(今俄罗斯霍尔河流域南岸)，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鼎氏、胡氏。

二郡望：

鼎　州：亦称武陵、朗州，即今湖南省常德市。公元前三十万年，常德地区就有原始人群在沅、澧二水流域的平原山川生活、聚居。澧县澧南乡、张公庙镇、津市市窑坡乡、石门渫水下游一带以及鼎城区灌溪镇岗市等处有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四十多处，经挖掘出土的石器有石片、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原始人利用这些简陋的原始工具采集果实，猎取野兽。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发掘证明，距今九千年前，常德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原始人已掌握了石器磨制和陶器制作技术。距今七千多年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代表之一。这时期生产工具已有河卵石加工磨制的斧、凿等砍伐用具和鱼网坠，并已掌握了原始制陶技术，生产简单的饮食器皿。距今六千五百多年的安乡汤家岗遗址，反映了常德当时以母性为主导地位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生活。距今无前多年的安乡划城岗遗址，是常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有力证明。这时期生产工具大为改进，石器钻孔、切割和抛光技术比较成熟，陶器普遍采用慢轮修整。商周时期，常德境内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全市共有商周时期遗址五百五十多处，出土物有镞、簪、鱼钩、熔铜炉等。春秋战国是历史上社会变革时期，常德境内有上千战国墓，有澧县鸡叫城、桃源菜菱城、临澧宋玉城等战国时期的城址。常德(今常德市、县)在历史上有过临沅县、武陵县、常德县等名称，先后隶属于武陵郡、建平郡、武州、沅州、朗州、嵩州、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武陵道、常德专区等县以上行政机构。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蜀郡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今常德城东筑程以守。常德有城，自此开始。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置三十六郡，在黔中郡内置临沅县。黔中郡治在沅陵西境，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区内。西汉初时，仍称临沅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驻义陵(今溆浦)，临沅县属武陵郡。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部州，武陵郡属荆州。新莽时期(公元9～23年)，改临沅县为监沅县，改武陵郡为建平郡。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监沅县复称临沅县，建平郡复称武陵郡。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武陵郡治移驻临沅县，此为设常德郡治之始。同时分临沅县沅水以南之地另置沅南县。东汉阳嘉三年(公元134年)，荆州刺史改治汉寿(今常德县断港头乡)。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武陵郡为后蜀攻占。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与孙权分荆州，武陵郡属刘备，临沅县仍属武陵郡。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吴夺取荆州，武陵郡属吴。三国时仍之。两晋时期，临沅属荆州武陵郡，郡治在临沅县，州治在武陵。南北朝宋、齐时代，临沅县属郢州武陵郡。南朝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合荆州、郢州各一部没武州，临沅县属武州武陵郡。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武州改名沅州，临沅县属沅州武陵郡，陈代的郡治、州治均设于临沅县。隋朝初期实行州县二级制。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临沅、汉寿、沅南三县合并，改为武陵县，是为武陵县之始，直到中华民国二年改名常德县，武陵县一名沿用了一千三百三十四年。同年，武陵郡改名嵩州，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置为朗州，治所在武陵县(今湖南常德)，辖武陵、龙阳二县，州治在武陵县。隋炀帝大业初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仍辖原武陵县、龙阳县。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武陵郡置朗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朗州属江南西道。唐天宝元年(公元724年)，又改朗州为武陵郡，改属山南东道。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为朗州。五代时期，武陵县隶于楚的朗州。宋朝初年，武陵县隶于朗州，属荆湖北路。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武陵县西境置桃源县。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朗州为鼎州，改澧州为澧阳军州，均隶属荆湖北路。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节度使。“常德”取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谴将帅，修戎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为法，是有常德也”，“常德”之名始于此。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改鼎州军为常德府，武陵县为其属县。自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始，为荆湖北路安抚使治所。元朝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常德府安抚司。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常德路总管府，属湖广行中书省，领武陵县、桃源县、龙阳县、沅江县。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864年)，明太祖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湘北，又改常德路为常德府，仍领上述四县。明朝时期，武陵县为常德府治，隶属湖广布政使司。清朝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常德为湖南布政使司岳常澧道常德府，至清查朝末期，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县；直隶澧州辖石门、慈利、安乡、安福、永定五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改武陵县为常德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于常德城设置武陵道。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撤销武陵道，常德县改隶湘江道。民国十一年，撤湖南道制，仅存省、县两级，常德县属湖南省直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湖南分为九个行政督察区，常德县属第二区，专员公署驻常德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全省改设十个行政督察区，常德为第四区。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7月29日，中国人民 解放常德城。1949年设常德专区，专署驻常德县。辖常德、临澧、澧县、安乡、南县、华容、桃源、慈利、石门等九县。1950年由常德县析置常德市，由澧县析置津市市，常德专署驻常德市，辖两市、九县。1952年原益阳专区所属益阳市及益阳、沅江、安化、汉寿、桃江(驻桃江镇)五县划入常德专区，辖三市、十四县。1953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改由省直辖。1958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划归常德专署领导。1959年常德市交由常德县领导；益阳市交由益阳县领导；津市市交由澧县领导。1961年常德县领导的常德市、益阳县领导的益阳市、澧县领导的津市市均交由常德专署领导。1962年将益阳市及益阳、华容、沅江、南县、安化、桃江等六县划归益阳专区，常德专区辖两市、八县。1963年撤销津市市，并入澧县，常德专区辖一市、八县。1970年常德专区改称常德地区，地区驻常德市。辖常德市及常德(驻常德市)、临澧、澧县、安乡、汉寿、桃源、慈利、石门等八县。1979年恢复津市市，常德地区辖两市、八县。1988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88]18号)文件，撤销常德地区和常德县，常德市升格为地级市。常德市设立武陵、鼎城两区。武陵区的范围包括原常德市和常德县的武陵、斗母湖、河洑、石门桥四个镇和丹洲、康家吉、南坪岗、河洑、芦获山五个乡；原常德县其余的三十六个乡镇为鼎城区的行政区域。常德市辖桃源、石门、沣县、汉寿、慈利、临沣、安乡七县。津市市由省直辖。截至2004年12月31日，常德市辖两个市辖区、六个县，代管一个县级市；全市共有十个街道、一百零四个镇、一百零六个乡。

仲淹(989－1052)，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 。唐宰相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通行有《四部丛刊》影明本，附《年谱》及《言行拾遗事录》等。

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可是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王夫之对范仲淹有苛评：“（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