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文侯讲诚信：

战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个国君叫魏文侯，由于他处处诚信待人，无论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都敬重他，魏国因此迅速强大起来。

魏文侯讲诚信有一次，他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定，次日下午到郊外去打猎练兵。到了次日，下朝后举行宴会，魏文侯准备在宴会一结束，就去打猎练兵。可是，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看快到中午了，雨还是不停，而且越下越大，魏文侯起身对席间的众臣说：“对不起，我要告辞了。

赶快准备车马，我要到郊外去打猎练兵，那里已有人在等我了。”众臣一见国君要冒雨出门，都走上来劝阻。这个说：“天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能出门呢”那个说：“去了也无法打猎练兵!”魏文侯看看天色说：“打猎练兵是不成了，可是得告诉一下那位管理山林的人哪!”众臣中有一位自告奋勇的人说：“那好，我马上去告诉。”

魏文侯把手一摆说：“慢，要告诉得我自己去。昨天是我亲自跟人家约定的，如今失约，我要亲自跟人家道歉才行。”说完大步跨出门外，顶着大雨往管理山林人的住处去。

2、“天王巨星”苏东坡：

苏东坡才华出众，加上长得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因此拥有大批的粉丝。虽然苏东坡“星途坎坷”，但这些忠实的粉丝却一直追随，对他不离不弃。

“天王巨星”苏东坡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喜欢到西湖游玩。有一天，苏东坡游览西湖时，忽然着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驾船追了上来。苏东坡不知其来意，一时愕然。女子激动万分地说，她自小就仰慕苏东坡，但一直无缘相见，现已嫁为民妻，今日亲眼看见自己的偶像，也了却了多年的愿望。之后，美女粉丝给苏东坡弹奏了一曲古筝，便驾船翩然而去。苏东坡无比感慨，为此，他写下一首《江神子》。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有一个叫李琪的粉丝，非常想要苏东坡的签名墨宝，但一直没有机会。多年过去了，李琪仍拿不到偶像的签名墨宝，眼看苏东坡就要调离黄州，她心急如焚。离开当日，黄州官员设宴为苏东坡饯行，宴席就设在李琪所服务的酒店。真是天赐良机，李琪决定豁出去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东坡酒兴正酣。

看到时机成熟，李琪便捧着酒杯跪拜在偶像面前，随即拿出自己的随身汗巾，求苏东坡签名墨宝。苏东坡倒也爽快，让李琪取来笔墨，挥手便在汗巾上写道：“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到此，即掷笔袖手，复与宾客谈笑。只写两句这可把李琪急坏了，于是她再次跪拜，求苏东坡再续。苏东坡大笑，接着写了两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书毕，在座宾客无不击节赞叹，李琪也了却多年心愿，激动得流下眼泪。

苏东坡59岁时被贬至惠州，当时，他的邻居温氏有个女儿叫温超超，年方16岁，貌美如花。在当时，16岁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温超超的眼光极高，任提亲的踏破门槛，她就是不肯嫁人。直到苏东坡被贬谪到惠州，她才算是找到了意中人，她高兴地对人说：“嫁人只嫁苏东坡!”于是，每天晚上，温超超不顾其淑女形象，愣是翻过高墙，来到苏东坡窗前听他吟诗诵读。

一个晚上，窗外的温超超被苏东坡发现了，慌乱之中，温超超马上就**跑回家中。苏轼跟踪寻到温家，问其缘故。温父无奈地告诉了苏东坡实情。苏东坡并不是好色之徒，他答应温父，要给温超超找到一个好归宿。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苏东坡就又被贬到海南儋州去了，此事也因此不了了之。到苏东坡遇赦放还，途经惠州时，温超超已经抑郁而终。

在京城的皇宫里，苏东坡的粉丝也不在少数。当时，皇宫中的皇太后、皇后、公主和不少宫女都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她们对苏东坡的一贬再贬非常愤慨，但始终无能为力。北宋元丰年间，“乌台诗案”案发，苏轼被逮捕下狱。

宋神宗当时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入狱，神宗为此闷闷不乐。后来，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搬出了当年宋仁宗“吾为子孙得两宰相”的祖训，为苏东坡说情。最终，宋神宗决定对苏东坡从轻处理。所谓的“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其实就是前任皇帝宋仁宗对苏东坡爱戴有加的一个体现。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宋朝疆域之外，也有苏东坡的粉丝。有一回，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在辽国，苏辙惊奇地发现，辽国人常常向他打听苏东坡的情况。后来，苏辙在给苏东坡的信中写道：“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由此可见，苏东坡在辽国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当时高丽国有两个兄弟，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们分别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轼和辙，正是苏东坡兄弟的名字，由此又可见，苏东坡被外国人崇拜的程度。

3、孔子为何喜欢颜回：

在孔夫子的弟子中，颜回大概是家庭比较贫困的一个。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不能忍受这种贫苦，颜回却是自得其乐，对此，孔夫子就赞不绝口，连声说“贤哉回也”。就是这样一个出身贫困的孩子，学习却是相当刻苦。

孔子说：听我讲述而始终聚精会神不开小差的，大概就只有颜回一个(“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直到颜回去世之后，孔子还说：“死得可惜啊!我只看到他前进，从未看到止步。”颜回真可谓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典范了，这样的学生，大概没有一个老师不喜欢的，孔夫子当然不会例外。

孔子从教，注重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反对死记硬背，此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第七》)。在这一方面，颜回大概也做得不错。用子贡的话说，叫做“回也闻一以知十”。对于孔夫子的学问，他能够掌握其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一以贯之，不仅仅是举一反三了。孔子所谓的学习，其实也不仅是读书。

“学而时习之”的“习”，以我之肤浅理解，有实习或践行的意思。一个“仁”字，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颜回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颜回请孔子说得具体些，孔子就说了四个“非礼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说：我虽然愚钝，也要践行这些教诲。应该说，颜回确实做得比较到位。在他的同门中，几乎没有一个被孔子誉之为“仁”的，有人问了，孔子也答之以“不知其仁”。颜回却是一个例外，而且评价相当之高。孔子说其他人只是偶尔想到仁德而已，颜回则是长久不违仁德的，算得上是将一个“仁”字“落实到行动中，溶化在血液里”了。

对于孔夫子的学说，颜回佩服得五体投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孔子说：颜回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对他说的话，没有不感到心悦诚服的。这句话是批评还是褒扬颜回，大概谁都能够体会得出来。

由此透露一个信息，对于孔子说的，颜回只会洗耳恭听，点头称是。孔夫子大概也感觉到这未必就是好事，所以曾经偷偷观察，发现他私下与别人讨论时，对孔子的话也很能发挥，于是说“回也不愚”。但也仅此而已，对孔子说的话，颜回绝对不会穷根究底，提出质疑，更不会像子路那样敢于表示不悦，甚至与之辩说，即使孔子说的话自相矛盾，也不会表示疑惑。

4、文天祥：同胞兄弟志向径庭

文天祥有一个弟弟叫文溪山，当时还在惠州做官，他看着宋室江山大势已去，不思振作，却甘心媚颜事敌。就在文天祥被俘后的次年5 月，他投降元朝，后即赴燕京，骑马招摇于市。

文天祥在燕都狱中，听到这个消息，捶胸跌足，放声痛骂，大骂他的弟弟文溪山没有骨气。哭毕，援笔写诗一首：

去年别我施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兄弟一囚一骑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三仁生死各有志，悠悠白日横苍烟。

文天祥还有一个哥哥名叫文天祯，宝祜年间乡举，也曾做过官。后因弟文天祥死节，于是再也不愿为官，隐居山林。同是一母所生，兄弟三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却大相径庭，是和他们不同的道德信仰的人生追求分不开的。

5、屈原：

其实用大器晚成来形容屈原可能不太合适，但我认为屈原在文学上成就的顶峰确实是比较晚的时候。这于他一身坎坷的经历是有关的。早年的屈原一心想做忠君报国的忠臣可能在文学上不能投入太多的精力，而在政坛遭到排挤，被放逐后伟大的《离骚》才横空而出。

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楚襄王二十一年(62岁)，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汩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

- 魏文侯

- 苏东坡

- 颜回

- 文天祥

- 屈原

《黑暗传》以民间歌谣唱本表现，被称为汉族首部创世史诗，从明、清时代开始流传。《黑暗传》由神农架林区文化干部胡崇峻于1984年发现，曾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神农文化研究会主办、出版的《神农文荟》杂志创刊号首次发表了《黑暗传》的述评本和整理本，出版时间大约是1992年。它作为远古文化的"活化石"，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神话、历史、考古、文艺、宗教、民俗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2011年，《黑暗传》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黑暗传》由神农架林区文化干部胡崇峻于1984年发现，曾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神农文化研究会主办、出版的《神农文荟》杂志创刊号首次发表了《黑暗传》的述评本和整理本，出版时间大约是1992年。

天体之初只是一团气体，一片混沌，弥漫在黑暗之中，开始没有水，经过不知多少代的神人的努力，后来出现了一个叫"江沽"的神人，才把水造出来，那时，天萌芽了，长出了一颗露水珠。露水珠却又被一个名叫"浪荡子"的神吞掉了。"浪荡子"一口吞掉露水珠后就死了。他的尸体分成五块，此后，才有了五形。地上才有了实体，有了海洋，出现了昆仑山。昆仑山吐血水，诞生了盘古。盘古请来日月，开天辟地，最后盘古垂死化身，躯干化成大地的一切:五岳山脉、日月星辰、江河湖海、草木森林等。盘古死后，大地上的金石、草木、禽兽又化成各种各样的神，这时还没有真正出现人类。神们互相争夺，闹得天昏地暗，直到洪水滔天，淹没了罪恶。洪水中又出现了黄龙和黑龙的搏斗，来了个叫吴天圣母的神，帮助黄龙打败了黑龙。黄龙产蛋相谢。吴天圣母吞下龙蛋，孕生了三个神人:一个主天，一个主地，一个主冥府。洪水中来了五条龙捧着一个大葫芦在东海飘流。圣母打开葫芦，见里面有一对兄妹伏羲和女娲，就劝他们结婚，这才生下各个创世的神，直到这时，才产生了有血有肉的人类。

由《黑暗传》的内容可以看出，汉民族的创世史诗和世界许多民族的创世史诗多有相通之处，尤其是"洪水滔天"。据查，《黑暗传》在明代有了木刻本，神农架的老人有的见过这种木刻本，可惜现已失传。但有的老歌师说《黑暗传》远在唐代就开始流传了，虽然它的年代还不能确实，但它悠久的历史已毋容置疑了。

1987年，湖北省文化厅和省文联等四家单位为发现、整理、注释《黑暗传》的胡崇峻颁发了"屈原奖"，他被誉为"中国的荷马。"

十几年来，胡崇峻孜孜不倦地在神农架四处奔波。在民间故事、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方面，战果辉煌。除《黑暗传》外，他搜集的民间叙事长诗还有《纲鉴》、《奇缘传》、《混元纪》、《荒年记》、《三国传》等十余部，搜集的道教、佛教唱本有《女娲尊经》、《三皇经》、《太阳真经》等，搜集的民间歌谣有《秦始皇歌》、《制作史歌》、《婚礼仪式歌》等，可谓蔚为浩繁。

《黑暗传》似乎是悄悄出版的，可是在网上，关于它的消息却几近铺天盖地。胡崇峻---这位蛰居在神农架深山的搜集整理者，在网上的信息条目超过了许多作家。其实，《黑暗传》虽在湖北发现和出版，但接着就引起了港台地区和新加坡及全球华人学者的极大兴趣。在前几年未出版时，国外及台湾等地区的读者及学人均纷纷来信，向其打听整理进展情况。汉民族也终于结束了被称为"没有自己的神话创世史诗"的历史。

可以想见这本书惠及子孙后代的意义吧。可以说，这本书是我们民族最早的"家谱"，是每一个人甚至全世界人民都应该知晓的。《黑暗传》是一种神话，这群生活在神农架地区的汉族人，有着令人无法相信的想象力。关于洪水滔天的故事，这或许大家都知道，洪水之后人都被淹死了，伏羲与女娲兄妹成亲，成了人的始祖，等等。但洪水滔天之前呢，《黑暗传》想出了好多好多世纪，好多好多远祖，关于这个远古的家谱，不只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它的无以羁绊的神奇的想象力，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相信每个读到它的人，都会被那绚烂恣肆的景象所迷醉，所倾倒，其文采甚至丝毫不比屈原的《九歌》逊色，甚至超过无数倍。

这本有着多个版本的奇书，谁是它的第一个作者呢肯定这将是一个千古之谜，说它是一个千口相传、不断扩大和完善的体系，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如此丰富、壮观、文采绝尘的唱本，却流传和保存在荒凉、僻远、贫瘠的鄂西北深山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看来，它就像那些珍贵的孤兽一样，只有荒凉与沉寂才是它生命的屏障。

那么，作为这一伟大宝藏的发掘者，胡崇峻应该受到尊敬。这位衣着朴素、安贫乐道的搜集整理者，这位深居于大山中的伟大学者，为此书付出了他几乎一生的精力。在我与他的长期接触中，我发现他已经沉溺于此，无法自拔，他的整个生命都与《黑暗传》融在了一起。他住房条件较差(近几年尚有改善)，卧室门窗紧闭，发霉的空气令人窒息，没有玻璃的碗柜里跑着老鼠，皮鞋从来不刷。平时蔫蔫的，抽着闷烟，神情极不自然。可是，只要一谈起《黑暗传》，谈起民歌，谈起民间故事，就会神采飞扬，妙语连珠。以他的才华，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散文家和诗人(他的绝妙的散文及诗限于篇幅我不想在此引用)，但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迷上了《黑暗传》，并且准备了一生把此书整理行世。

胡出生在一个武官世家，祖上当过清廷的游击官，祖籍浙江，后家道中落，祖辈在四川贩骡马，以后便在神农架定居。为搜集整理《黑暗传》不能顾家，两任妻子都离他而去。他搜集有9种《黑暗传》的抄本，每一种都要经过无数次探访，还包括搜集到《白暗传》、《红暗传》以及与此有关的神农老祖的唱本，还有什么《玄黄传》、《黑暗大盘头》、《黑暗纲鉴》、《混元记》等等稀奇古怪的抄本，这对于丰富他的整理本，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5000余行的正式出版本，行行都蘸透他的心血，须知，那些唱本多是残缺本，有的几百行，有的千把行，如此零乱、重复的故事，就算梳理一遍也是艰难的。但我们如今看到的这部流畅的史诗，感觉是一泻千里，确是一部艺术化的家谱。我们应该为我们伟大的民族而骄傲。先祖们开天辟地的历史真是荡气回肠，威风凛凛，壮怀激烈。我们除了感谢胡崇峻外，还应感谢那座默默屹立在远方的山---神农架，以她的忠诚保存了我们远古血脉的记忆，让我们的民族有了回忆的温暖，并将把我们紧紧维系在一起。

2010年5月18日，中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新入选项目)，保康县、神农架林区两地打包申报的《黑暗传》榜上有名。列入民间文学项目第三十项，即保康县、神农架林区两地共同申报的《黑暗传》。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保康县文化馆、神农架林区群众艺术馆获得"黑暗传"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号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前三者都有自己民族的史诗。巴比伦创世史诗《埃努玛·埃立升》是用楔形文字记载在七块泥板上，这些泥板由英国考古学家于1845年在今日伊拉克境内发现。这些泥板可上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但上面反映的内容和文风表现以及记载的故事早在公元前1900年就已存在。

社会文明在公元前4000-3000年的埃及得到了辉煌的发展。公元前3500-2500年是埃及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和繁荣，伟大的金字塔在那个时代建造起来了，有关主掌生死和复活的神明俄塞里斯的传说也在那个时代广为流传。那个时代中国远处在氏族部落时期。遗憾的是直到公元70年左右，才由希腊人普卢塔克将悠久的神话传说著成《伊希斯和俄塞里斯》一书。这个古老的民族传说截至普氏记载时已流传了4000年!一个传说能流传数千载，足以证明该传说包含的价值和产生的魅力。

印度民族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那个时期中国正值汉朝的形成到灭亡，《罗摩衍那》全书分为7篇，共计48000行。《罗》影响极大，印度教信徒奉为圣书，作为印度儿童教育必修课长达几百年之久，并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亚洲许多国家广为流传。

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要数荷马史诗了。世界著名的古希腊英雄史诗《伊利昂记》(也译《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记》(也译成《奥德塞》)，传说是古希腊盲诗人荷马，青年和晚年时期根据流传颇广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整理创作的。《伊利昂记》大约形成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那个时期中国正值西周末期。《伊》全书15693行，24卷本，荷马史诗的内容异常丰富，千百年来被视为古代最伟大的史诗，马克思称之为"一种规范的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具有"永久的魅力"。

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竟然没有发现自己民族的宏伟史诗，这无疑是全世界史学家和文学界共同遗憾和迷惘的一件事情。一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20世纪以来，相继发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何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然而，国内外学术界仍很悲观:汉民族无史诗，世界上哪一个古老民族没有辉煌的史诗呢中华民族是压根没有史诗还是史诗已失传还是埋藏在什么地方没被发现呢

终于，一个石破天惊的日子到来了--1982年，神农架林区文化馆干部胡崇峻在神农架的深山老林中采撷到一朵民族文化的瑰丽奇葩--汉民族首部创世史诗《黑暗传》。

1982年8月，胡崇峻在搜集民间歌谣时，在神农架林区松柏镇敬老院张忠臣老人处，得到一本长达3000行的《黑暗传》手抄本，手抄本以七字一句的民歌形式叙述了史前至明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分为四大部分:天地起源，盘古开天，洪水滔天和再造人类，三皇五帝出现。胡崇峻当即认为手抄本价值重大。接着，他又走访了近200名神农架深山里的民间歌师和会讲故事的老人，竟然搜集到《黑暗传》的八种文本，计三万多行。他将搜集到的资料片断刊发在《神农架民间歌谣集》上。第一个发现《黑暗传》真正价值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守华，他于1984年1月便撰写了《鄂西北古神话的新发现--神农架神话叙事山歌<黑暗传>初评》。文章认为:《黑暗传》的发现证明汉民族有神话史诗一类的作品在民间口头流传。

不久，中国神话学会会长、著名学者袁珂先生读到了刘守华的论文和《黑暗传》的片断之后，兴奋地说:"《黑暗传》的发现是个新的突破，汉民族也有了自己的史诗。"袁珂指出:"《黑暗传》极为珍贵，贵在数百年前就有人将神话传说和历史联为一片， 作了初步的熔铸整理。"

1984年7月，在全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上，刘守华向全国学术界介绍了这一民间文学的重要成果。中共湖北省顾委副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尔重撰文说:"《黑暗传》比《离骚》的铺叙与想象能力，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其内容之丰富，文采之光华，能使《昭明文选》《文苑英华》之类的著作为之逊色。"刘守华在回答《中国文化报》记者采访时说:"汉族首部创世史诗《黑暗传》，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有极大的价值，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重视。"

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史诗多数部感兴趣于整个宇宙的创造，且大都说到先有宇宙--一团混沌无形之物，再从中分离出一个或者一对神明，神抵人数不断增加，每一位神都在宇宙系统中发挥作用。创世神以植物、兽类和人这些形态给大地带来生命。许多神话史诗都写到了"洪水滔天"--人类曾被洪水毁灭了一次。这一主题在全世界的史诗和神话传说中都可见到。包括《圣经》里的《创世纪》，印度人、古希腊人、中美洲马雅印第安人和美洲约鲁巴人的神话中，都不乏其叙。最详尽的有关洪水滔天的神话属巴比伦的创世史诗《埃努玛·埃立升》。

《黑暗传》一书前后是百姓行业附会，书中正文是古代庸国及其遗民(今土家族)的记录。《黑暗传》也不是什么唯一的史诗，同样的史诗苗族和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有，其中苗族的史诗中一部分也已经出版，很多大事件和《黑暗传》一致，人名不同而已。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注释：

①⑥ 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社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④ 吴虞《吃人与礼教》。

⑤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⑦ 李之河、傅杰《论陶渊明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年3、4期合刊号。

⑧ 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郐(会)[郐(会)，读音作guì(ㄍㄨㄟˋ)，不可读作kuài(ㄎㄨㄞˋ)，更不可读作huì(ㄏㄨㄟ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妘姓，出自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后裔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据《连山氏祝融、炎黄子孙姓氏起源族谱世系》记载，颛顼帝之孙祝融约在公元前2125年建都于郐(今河南新密曲梁乡大樊庄村溱水东岸古城寨)。

其第二代后裔约在公元前2093年有因居邑名称而为姓氏者，分衍有祝融氏、郐氏，后再分衍有祝氏、融氏。

其第三代后裔即典(太典)，亦称烈山氏，将都城迁往烈山(今河南密县南部、湖北随州曾都区厉山镇九龙山烈山)，分衍有厉山氏，后迁厉山(今山东菏泽厉山)，后再分衍有烈氏、列氏、厉氏、历氏。

其第四代后裔即少典，亦称公孙氏。母亲即为蟜氏女安登，又称任姒，厉山氏，姜姓，后迁往姜水(今陕西岐山横水河、宝鸡一带)，在公元前2027年生长子即炎帝神农氏，后生次子少典氏。

其第五代后裔即石年，奔水氏听为妃，尊卢氏之女为妾，分衍有勖其氏。

其第六代后裔即临魁，分衍有堇氏、权氏、不浩氏、端氏、女娃氏、邛氏、柱氏、起我氏、巨駓氏。

其第七代后裔即承云，分衍有伊氏、宛氏、陈氏、仓氏、神氏、农氏、耆氏、庆甲氏、衡氏、芒昧氏。

其第八代后裔即明，分衍有监氏、夷栗氏。

其第九代后裔即宜，为越南开国之君，分衍有谷氏、伯坚氏、节氏。

其第十代后裔即来，分衍有赫胡氏

其第十一代后裔即裹，分衍有封胥氏。

其第十一代后裔即封胥，为赫胡氏之子，妣女娥氏。

其第十二代后裔即依卢，妣九方氏。

其第十三代后裔即启昆，妣有蟜氏附宝，北迁于有熊(今河南、山东间熊耳山)，分衍有有熊氏。

其第十四代后裔即黄帝，亦称有熊氏、轩辕氏，元妃西陵氏嫘祖，二妃方雷氏女节……

如此看来，郐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氏，比中华姓氏群体的始祖少典氏、神农氏还早两代，比黄帝轩辕氏更早十三代。

第二个渊源：源于妘姓，出自西周初期周武王给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后裔的封地，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清朝朱骏声所著《说文通训定声》中记载，“郐氏出自妘姓，为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后裔。”而据河北省政协《文史精华》主编石玉新所著《华夏姓氏考》中记载：“郐氏出自姬姓，以国名为姓。”

本书认为，史籍《说文通训定声》的记载是正确的，郐氏当源于妘姓，而非姬姓。不能因郐国为周武王所赐封国，就认定郐氏源于姬姓。

周武王灭商纣后，将祝融的后代封到郐(今河南密县)，后建立了郐国。到春秋时期的周平王二年(鲁孝公二十六年，郑武公二年，公元前769年)，郐国被郑武公所灭。

郐国被郑国吞并后，其君的后代中有人就用原国名“郐”作为自己的姓氏，称郐氏；也有人因失国而去掉“邑”偏旁，用“会”字作为姓氏，称会氏。

东汉时期著名的炼丹理论家、经典化学的鼻祖魏伯阳(公元100～170年)在自我介绍时说：“郐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乐权荣。”意思是说：我是古郐国的一位普通人物，是在幽静深山老林中所生的；但我胸怀朴素的大道，鄙视拥有权势和荣华富贵。

魏伯阳是会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为高门望族之子，他生动地述说了自己的籍贯、身份地位和志趣。“郐国”，是魏伯阳追述自己远古的籍贯，他采取了舍今用古的隐喻手法，舍去了籍贯当今的称谓，这是古今文人惯用的手法。

古郐国的都城至今尚存，在今河南省密县东部距县城三十五公里的曲梁乡大樊庄东北、溱水东岸的故城角寨子村。郐国在西周建国以后，是一个文化相当发达的诸侯国，在典籍《诗经》中记载有十五首“国风”，其中就有“郐风”四首。

注：今《现代汉语词典》中在“郐”字栏下只有一个读音“kuài”，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姓氏也都缺少正确注音，实在是有够缺失的，当及早进行修订。

二迁徙分布：

今山东省威海市的文登县，河南省新郑、密县均有郐氏族人分布。文登县的郐氏族人是在清朝初期从云南迁来该县安村，以姓氏命名为郐家村。

三郡望：

新密县：新密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八千多年前，祖先就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此出生，立宫建殿、建都定国，开创了华夏一统基业，缔造了华夏五千年文明历史。西汉高祖刘邦始置密县，迄今已有两千余年。境内名胜众多，风光秀美，轩辕丘古城寨城址、黄帝宫、郑公墓、汉墓锺华夏之灵，青屏山、神仙洞、香峪寺、桃花源毓溱洧之秀。轩辕丘古城寨址的发掘，被评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已被专家考证为黄帝古都轩辕丘所在之地。

四历史名人：

郐志刚：(公元1952～今)，字佰闲；江苏武进人。

毕业于常州商业学校，现任武进供销合作社联社嘉泽某事业单位经理。

郐东成：(公元1958～今)，著名中国第一网商门户的建立者。

河北省石家庄市富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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