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从童年开始便多灾多难，在母腹中只呆了七个月就早早来到了人间。后来，天花又把他变成了麻子，猩红热又弄坏了他的眼睛。但他凭着顽强、坚毅的品德发愤读书，学习成绩遥遥领先于他的同伴。

后来因父亲欠债使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他就边自学边研究天文学。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又经历了多病、良师去世、妻子去世等一连串的打击，但他仍未停下天文学研究，终于在59岁时发现了天体运行的三大定律。他把一切不幸都化作了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以惊人的毅力，摘取了科学的桂冠，成为“天空的立者”。

2、美国发明家爱迪生

在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时候他失败了很多次 ， 当他用到一千多种材料做灯丝的时候 ， 助手对他说：“你已经失败了一千多次了，成功已经变得渺茫，还是放弃吧！”但爱迪生却说：“到现在我的收获还不错，起码我发现有一千多种材料不能做灯丝。”最后，他经过六千多次的实验终于成功了。

我可以试想，如果爱迪生在助手劝他停止实验的时候放弃了，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呢？可能我们还要点只有豆粒般大小的油灯在夜里照明。其实爱迪生的每次试验失败都可以看作是挫折。这么一算，爱迪生发明电灯也就是遇上了六千多次的挫折，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目啊！

3、中国作家张海迪

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4、司马光警枕励志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5、达·芬奇画蛋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从小爱好绘画。父 亲送他到当时意大利的名城佛罗伦萨，拜名画家佛罗基奥为师。老师要他从画蛋入手。

他画了一个又一个，足足画了十多天。老师见他有些不耐烦了，便对他说：“不要以为画蛋容易，要知道，1000个蛋中从来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去看形状也就不同了，蛋的椭圆形轮廓就会有差异。

所以，要在画纸上把它完美的表现出来，非得下番苦功不可。”从此，达·芬奇用心学习素描，经过长时期勤奋艰苦的艺术实践，终于创作出许多不朽的名画。

“湖广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它朝。不特如此，四川古来都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一部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就刘纬毅所著的《中国地方志》中载，我国现存历代地方志共有8273种，倘按方志所属省区来划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种(其它分别是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或许与四川人恋乡又远离中央政权不无关系。如果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亦即巩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维护亚宗法社会的生活原则，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谍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100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喜庆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36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23部。而这23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23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13部，占23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占5%，广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这说明湖北、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说他了，因为他们入川缺乏很多内在动力和本能的利益驱使，这种入川方式最难判断入川者的个人素质。而那种被逼上绝路逃荒或者由于家乡发展已至极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我们先谈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出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

一些四川的现代作家如李 人、阳翰笙、郭沫若、艾芜、马识途等，其祖上都过“湖广填四川”的艰辛历程。李 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从湖北黄陂县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卖布并且行医，到达四川华阳县定居的。而李 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医，出售湖北祖传“朱砂保赤丸”，而李 人的父亲李传芳及其妻子均会制作此丸。其实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带来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将祖传的家乡菜也实践到他所开的餐馆“小雅”当中——如凉拌芥茉宽粉皮之类。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对成都的贡献，不只是他的小说堪称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而且他对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这只从他的遗文《成都历史沿革》和《话说成都城墙》里就能不费力地感觉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芜的远祖则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携妻带子，远走他乡，于是在康熙中叶迁蜀，在成都府的新繁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其始祖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务正乾坤”的韵文字辈入川的，到了艾芜父亲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辈，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寻访祖先同姓，又带回用在字辈的头两句韵文“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按照粗略的估计，艾芜始祖入川已达十世左右。而作家阳翰笙的祖先和马识途与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胁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迁蜀，迁蜀后定居于高县罗场。作家、学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间从福建长汀州宁化县迁蜀，其“有”字辈的始祖背着两个麻袋移民到嘉州务农，到三代仍做长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属第六代。作家马识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北麻城奉旨迁蜀垦荒，到忠县境内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后干脆名为马家山和马家湾。我国著名地矿专家、作家韩素音之父周炜是清代大移民时从广东迁蜀的，“由广东行商来蜀，经营花板及丝绸，为高人赀富人”(陶尧生《爱国至忱，以死勤事——记韩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县。而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唐宗海，其先祖从湖南武岗入蜀广汉，最后迁至彭县三邑乡。观察上面诸多个案，可得出移民之艰辛不易，要想培养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从另一方来说，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人的人口质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只是如此，川剧发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明代四川土戏与昆剧入川形成的昆川混杂，秦腔入川及弹戏的形成，徽调入川及川胡琴的诞生，都给川剧形成空、高、胡、弹、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加上像魏长生这样的川剧创造者及其他表演艺术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赵熙创作《情探》等，均对川剧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陕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著称。比如清代33家当铺(《成都通览》载28家)，多为陕商经营。陕西严氏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故而严雁峰(他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严谷孙才有贲园藏书之富，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严氏刊刻的关于音韵学方面的书数种，流沙河先生还曾借去作过一个关于音韵方面的口诀表。严氏刊刻“丛书”的版片大约3万多片，可惜文革时保存不善，军宣队进驻文殊院时，军代表将存于该地的一些版片，拿来当作煮饭的柴火烧。曾蒙书籍装设计家盛寄萍先生遗赠，我得到一块严氏刊刻《曾子》一书的版片，闲时用手指轻扣这梨木版片，不胜陶醉之感。

更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带来的农作物种植上的革命，对改变四川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闽粤入川移民功劳甚剧。如红薯在1733年间经闽、粤入川的移民带入四川，比如乾隆《双流县志》上载有当年成都、双流开始种植红薯的情况，“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经过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种植红薯就颇成规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称为苕国。如此一来，加上原先的水稻种植，使得四川人的粮食逐渐富裕起来，且廉价的红苕还可用来喂猪，对改善民众的膳食及营养结构均不无好处。但顺带说一句，玉米、红薯之引入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确实极大地利用旱地，较以前保证了农民食物问题，但这是一柄双刃剑，旱地开发过多，毁林开荒的事情就不断发生，以至于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清代以后，全国森林遭破坏越来越加剧，除人口剧增(道咸以后尚有减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红薯广泛裁种对土地的需求量加大，从而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叶，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间，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其增长均在3%以下，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合理的物价上涨指率。而四川的燃料价格却在三十年间平均上涨约118%，平均每年上涨3·93%，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指率(吕实强《近代四川农民的生活》)。这说明代移民造成的毁林开荒——与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不无关系——加之伐薪烧炭的事情日趋严重，才造成炭价上涨。前经营炭帮和木柴帮的商号和人数那么多，其原因盖源于需求大、利润厚的缘故。同时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减少，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内的岷江等内河航运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红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看似与炭价上扬、内河航运能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没有联系，真实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

其次尚有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15万吨，产蔗糖1万余吨，糖坊500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业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四川原来只有春蚕、秋蚕和四季蚕，并无山蚕。而山蚕是1741年大邑县知县、山东人王酉将山蚕从山东引入四川，从山东省取蚕数万，散发给民间，教他们饲养。山蚕喜吃柞树叶(又名栎树，俗名青杠树)，而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栎树，而山蚕所产丝谓之为柞蚕丝，其所织成的柞丝绸，是柞蚕丝织成的平纹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经营丝绸生意的丝绸帮商号及人数之众堪与日日不离的油米帮的商号及人数相埒的原因，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费得起丝绸服装打下了基础。福建、广东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经商传统或具备商业眼光，而且有敢于为先的风气，如他乡之人不喜种苎麻时，“粤东籍家多种之”(《温江县志》)，给扩大苎麻种植，增加经济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虽有烟草种植，但产量不高，面积不大，烟与烟叶的加工比较粗放。雍正年间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广种烟草，于是傅氏的烟草在成都很卖得起价，获利高，又能运销四方，于是民众便广泛种植，这样就为成都地区的民众增添了一项经济收入。为成都经济的尽快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大量的移民入川，于是他们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会馆，移民几年或十几年后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京师各省会馆的作用大抵如次：为官绅乔寓之馆，科举士子居住的管所，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而地方会馆自是不同于京师针各省会馆，但一般会馆不外是协助同乡应试举子，推进同乡工商业务，便于同乡间聚会联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会馆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吕实强认为四川的会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参加会馆者不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农民亦是会馆的基本会众；其次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不仅通都大邑，就是村镇乡场也往往设有；最后，川省会馆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发生的影响》)。这就使得四川的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盘，会众只要通过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就可解决问题)对于会馆会众的利益保护和约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叶袍哥众多、公口林立，对四川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变动，保路运动的爆发以及民国的军阀割据鸦片泛滥川省等，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譬如会馆会众的广泛性和会馆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联络在农业社会的情况下相对快捷，便于统一行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以应付各种不测之激变，这对后来袍哥发水电报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启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约族规，对维护一个宗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宗族对社会产生较大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便是族产中的族田亦即义田。因为古代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再且这一个社会在不能，更准确是说不想(当然统治者是不想，他们想的上如何愚民)实行义务教育亦即免费教育，同时又使同族大多数人不致失学的一个有效办法。譬如成都龙谭乡范氏宗祠，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3000亩(资料来源孙晓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产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只须向祖宗送红鸡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当然也有对违规的惩处条款。其是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人，正副总理各一个，掌管祀田(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田(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更为重要的推帐务主管一人，为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同时设学务主管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考上初中发给奖学金24银元，高中36元，大学100元，上京师和日本留学，每年发给140元。考上留欧美发给280元。每个学生毕业考取优等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鼓励。宗族祠堂在没有义务教育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实行义务的是义务教育(小学免费)，倒是现在义务教育实施不了，因为现代社会将祠堂的功能代替，但就是没有做好真正的义务教育。正是祠堂族产族田亦即义田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学校，立马就能够在各地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因此实行新的学校制度后，就能立马改为华阳范氏小学。近代成都的变化和前进与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中华族谱集成》，由张海瀛、武新立、林万青主编，16开双栏影印精装、外加锦盒函套包装，首批100册，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族谱共93种。开篇收录了明代凌迪知的《万姓通谱》。《中华族谱集成》是一部列为国家古籍规划项目的填补空白的大型史籍，由巴蜀书社于1995年限量印制、编号发行。其中收录张姓族谱21种，编为20册。兹将各册所收录的张氏族谱，介绍如下：第一册，收录明嘉靖《张氏统宗世谱》21卷，张宪、张阳辉主修，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原装10册。该谱以汉留侯张良为一世祖，上溯张氏开宗立姓之始祖张挥，下迄明中叶播迁各地之衍派117支。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江西和南直隶。其中江西44支，南直隶52支。而江西又集中于饶州府，计有43支；南直隶又集中于徽州府，计有40支。这种状况同修谱者的籍贯是分不开的。该谱主修张宪、张阳辉都是徽州府人；同修共有32人，其中徽州府21人，饶州府10人。可见该谱就是以徽州府和饶州府为主编修的。谱谱对117支衍派的渊源作了具体记载，追根溯源，太原尹城为始祖张挥受封之地，明嘉靖年间修谱时，太原仍有庙存焉。该谱还绘有《张氏古今迁居地理图》，前有序文，称“统谱今以自尹城、自鲁国、自曲沃、自陈留，而再襄国、再吴郡、再金华之迁派，参考《方舆胜览》、《禹贡九州》、《皇明大一统志》诸图书，列于图而志之。譬之江河之行地，脉络贯通。俾观谱者，知某邑古今属某部，某人古今迁某处。因地以著姓，缘族以笃亲，未必不由是图而启其统宗之恩也欤”！该图还在山西部分太原县境绘有“台骀公庙”，即张氏之祖庙。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二册至第六册前部第二册，收录清光绪《旌阳张氏通修宗谱》上中下三卷，上卷又分之一、之二；中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下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张庆彬等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永思堂刻本，原装二十册。该谱对张氏起源、播迁及衍派，记载甚详。该谱以大卿公为一世祖，取名《旌阳张氏通修宗谱》，旨在联络散居于各地的大卿公之后裔。该谱上卷之一为谱序、凡例、家规、得姓郡望、统宗古今迁居地舆图、嘉会派源流、本源宗支（共121派），上卷之二为本源纪；中卷之一至四为嘉会、塘冲、进坊各房以及各支之世系；下卷之一、之二为列传；下卷之三为墓图、墓志铭、祭田以及通修宗谱跋等。第三、四、五、及第六册的前半部，收录民国《锡山张氏通谱》四十二卷，张轶欧、张鉴等修，民国十二年（1923）锡山宗祠寿康堂铅印本，共七十四册。该谱是北宋哲学家关中学派创立者张载之族谱。张载（1020——1077），字子厚。汉留侯张良之后裔，唐太宗时员外郎闻斯公之十四世孙。张载的先世世居大梁，其祖父名复，宋真宗时任给事中。其父名迪，宋仁宗时任殿中丞、知涪州（今四川涪陵）事，后做官陕西，徙居凤翔眉县（陕西眉县）横渠镇。张载，嘉佑进士，官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后以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午夜取烛以书。在自然科学方面亦有很高造诣，所以能提出一些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命题，从而创立了与洛学并行的关中学派，因世居横渠，人称横渠先生。其子名因，字文益，官员外郎；其孙名京，字正之，官兵部郎中；其三世孙名楷，字楚昭，官乐平令，随宋室南渡，徙居江南，因与主和宰相不合，弃官家居，占籍歙县。至横渠公八世孙德庆公，始由歙县徙居锡山，故该谱以德庆公为锡山张氏之一世祖。该谱卷一为谱序、凡例、家规等；卷二为列传、行状、墓志铭等；卷三为像赞；卷四为诰敕；卷五为皇帝赐诗及皇子皇孙和文属公之诗；卷六为严泰公和文恪公之诗集；卷七至卷八为各支序传、墓志铭、坟茔图等；卷九至卷四十二，为各支世系。该谱以德庆公为始祖，旨在联络由锡山徙居姑苏、徐州、宜兴、荆襄、虞山、昆陵等地之张氏后裔。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六册后部第六册的后半部，收录清光绪《张氏通谱》八卷，清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光绪《张氏通谱》八卷，张而昌修，张铣寿校订，清光绪二年（1876）岭东使署刻本，分装八册。该谱以张栻为一世祖。栻公（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宋高宗时宰相张浚之长子，唐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之裔孙。浚公力主抗金，因收复中原壮志未酬，无颜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乃嘱咐死后葬于潭州宁乡（今属湖南），栻公遵嘱而行，并定居于此，死后亦附葬于此，故曰栻公生于蜀而长于湘，称得上是湖南人。他幼承家学，秉承父志，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年30时以荫补官，协助其父主持抗金北伐之事，历任直秘阁、吏部郎兼起居郎侍讲、秘阁修撰等职，先后知严州（今属浙江）、袁州（今属江西）、静江（今属广西）、江陵（今属湖北）诸州府，前后居地方官十余年。每到一地，都能“问民疾苦”，访求“利病”，改革弊政，提倡兴学，多有政绩，受到民众的拥护。淳熙八年（1180），因病过早地离开人世，年仅48岁。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却很大，至今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中还有专门祭祀他和朱熹的祠堂。绍兴三十二年（1162），栻公28岁，遵父命至衡山文定公书堂正式拜胡宏为师，攻读理学。因学习勤奋，见解非凡，深受师长器重。胡宏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学成，在潭州（今长沙）城南建城南书院以传师说。乾道初（1165——1173），他应湖南安抚使刘珙之邀，主讲于岳麓书院。其时胡宏师已谢世，胡宏的门下弟子求学于岳麓书院者络绎不绝。当时就有“道林（寺）三百众，（岳麓）书院一千徒”的时谚。岳麓书院遂成为影响最大的学术中心。就连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亦闻名而从福建不远千里来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讨论“未发已发”等心性问题。两人抵足夜谈相与论辩，颇为相得。学术史上称曰：“朱张会讲”。后来朱熹在回顾这次会讲时说：“敬夫所见，造诣卓然，非所可及”。又说：“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可见朱熹受张栻的影响之大，且得益不少。张栻死后，其诗文由朱熹编定，名曰《南轩文集》刊行于世。张栻以湘学派大师，名垂青史。该谱卷一为序，计有旧序、纪源、公派语、魏公本传、魏公行略：卷二、卷三为世系；卷四为墓图、祠图、祠田、公牍等；卷五为优免公牍、旌典；卷六为碑文；卷七为列传、节孝、像赞；卷八为艺文、寿文、祠堂总录、跋。该谱以一世祖和二世祖合立为总表，即将浚公长子栻与次子杓并列，称曰大宗合表。杓公，字定叟，历官广西经略、江西安抚使，进端明殿大学士，随宋室南渡，定居钱塘。余姚、杭州、鄞县张氏，多为其后裔。栻公有二子：长曰焯，次曰炳。该谱从三世起，均为焯、炳二公之后裔。焯公居宁乡龙塘，被尊为龙塘开基祖。其后裔有世居龙塘者，亦有居官湖北、江西，入籍当地，若干年后又复迁回湖南者。炳公曾东迁浙江，其后裔又迁回湖南。今湖南宁乡、益阳、安化、新化、湘潭、长沙、沅陵、辰州、泸溪、永顺、龙山、衡阳、邵阳、祁阳、永州等地，均有焯房与炳房之后裔。从三世至十二世，分立房谱。溯其源，共祖其祖；分其支，各亲其亲。此为该谱之一大特色。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张云逵等修，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原装四册。定阳张氏出自陇西，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张颐由陇西徙居山西汾州府介休县西关。该谱以张颐为一世祖，其子名进禄，字锡爵。又由西关迁居城中，生齿日繁，至清代，为一盛族。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七册第七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张氏宗谱》、民国《清河世系》及《清河张氏支谱》三种。光绪《清河张氏宗谱》十三卷首一卷，张廷辉主修，光绪四年（1878）余庆堂刻本，分装十四册。该谱以成业公为一世祖。张成业，名绍祖，唐朝宰相张柬之的后裔，宪宗朝元和进士，官拜江东提刑，居婺州即金华府，后因唐亡弃官迁居衢州府开化县之音铿，是为音铿张氏始祖。今浙江钱塘武林张氏、处州丽水张氏、衢州西安张氏、婺州金华张氏，大都是唐相柬之公之后裔。该谱即浙江衢州开化县音铿张氏宗谱，只是唐相柬之公后裔中的一支。但在这一支中，因人才辈出，显赫青史，遂为天下望族。该谱取名《清河张氏宗谱》，旨在说明音铿张氏乃是清河张氏始祖岱公之后裔。该谱对张氏起源、衍派播迁，记载甚详。该谱卷之首为新序、目录；卷一为凡例、圣谕、祠规、家训、旧谱序等；卷二为诰敕、谢表、列祖遗像、像赞、里居图等；卷三为历代仕宦录、历代宰相录、忠义录、孝友录、文学录、武备录、贞节录、隐逸录、道术录、古今通派考、历代源流考；卷四至卷十为各派世系图；卷十一为各派堂记、寿序、寿诗、艺文杂著；卷十二为各派坟图、墓志铭、祀产；卷十三为各派支传、行实、名贤录、跋。前引《张氏古今通派分迁地舆图考》（以行省为单位记载张氏播迁各地的230个衍派）即出自该谱。据该谱记载，尹城派始祖挥公，封国太原府太原县，此为天下张氏通派之祖。从张氏开宗立姓始祖挥公算起，至成业公，共历118世；至清光绪三年（1877）止，共历161世。民国《清河世系》不分卷，张晋昭修，民国八年（1919）刻本，原装一册。该世系以张润为一世祖。张润，字清源，生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世居吴江。该世系即世居吴江的张润后裔世系。民国《清河张氏支谱》不分卷，民国铅印本，原装二册。该谱为吴郡张氏支谱。吴郡张氏本出张嵩第四子张睦。张睦，字选公，后汉蜀郡太守，始居吴郡。裔孙张显，齐庐江太守，生绍。张绍，官梁零陵郡太守，其孙名后胤，字嗣宗，国子祭酒，新野康公，以名儒为王者师。五传至张镒，字季权，为唐德宗时宰相。自新野康公后胤，吴郡张氏始扬名天下。自张镒相德宗，吴郡张氏遂与始兴、河东齐名。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八册第八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家乘》、乾隆《清河张氏宗谱》两种。光绪《清河家乘》不分卷，张景云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世美堂刻本，原装四册。该家乘以张宝为一世祖。张宝，字维善，其先世为清河人。自宋南渡，徙居杭州。元末，张宝徙居钱塘南壁里，以孝行举贤良方正。明万历三年（1575），七世祖始修清河家乘。万历四十三年，九世祖重修。入清以后，又五次重修，光绪时刻印。乾隆《清河张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张日佐等修，乾隆十七年（1752）崇本堂刻本。该谱尊舟十一公为一世祖。舟十一公名保望，字周臣，号舟十一，官奉议大夫、秀州通判，世居杭州。唐末战乱，徙居浮邑洞壶。保望公、即舟十一，乃是唐高宗时名相张文瓘的七世孙。文瓘子名洽，官魏州刺史；孙名宥，官扬州长史；三世孙，名衮，官虢州刺史；四世孙，名载华，官御史中丞；五世孙，名正则；六世孙，名知实，字冠仁；七世孙，名保望，即被该谱尊为一世祖的舟十一公。舟十一公有子四：长名雄，字君宇，官承奉大夫，迁居休宁杭溪，为杭州张氏始迁祖；次子名伟，字君度，依父居洞壶黄竹洞梅岭；三子名彻，字君胜，又字克明，迁星源甲路，是为甲路（即甲道）张氏之始迁祖；四子名英，字君沮，迁居黄墩，是为黄墩张氏始迁祖。杭旻、洞壶、婺源、黄墩，均为舟十一公子之孙。当然也是名相文瓘公之后裔。由于文瓘公和舟十一公，均出自清河东武城张氏，故该谱名曰《清河张氏宗谱》，意为不忘其所出。该谱上接唐相文瓘公，历经宋元明，下迄清乾隆十七年，历时一千多年。该谱卷首为旧序、谱说、谱诫、姓氏说、张字说、世原、基图、遗像，卷一为世表类，有源流世表、始迁世表，卷二至卷十二为各支世表，卷十三为帝制类（诰、诏）、世训类（家训、家规、家礼）和艺文类，卷十四为懿行类（传、述略、赞）、祝庆类（寿文、诗、词）和哀挽类（祭章、挽诗、挽歌、行述），卷十五为墓图、墓志、墓铭、墓表，卷十六为祀祖类（祀序、会序）和公据类（禁示、给照、议约、合刊族议、刊谱捐银名数、领谱号），最后是“清河张氏宗谱跋文”。整部宗谱体例完备，条理分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于研究江浙和安徽一带的张氏家族史和地方史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九册至第十一册前部第九册、第十册以及第十一册的前半部，收录清乾隆《甲道张氏宗谱》四十二卷续二卷，张图南、张元泮等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该谱以舟十一公之第三子彻公为一世祖。张彻，字君胜，又字克明，号大三，唐僖宗乾符（874——879）年间，随父徙居歙之黄墩、广明，其后彻公又徙居星源甲道（即甲路），是为甲道张氏始迁祖。彻公有三子十孙二十二玄孙，有五世孙七十六人。五世孙为“延”字辈，所以该谱卷一绘有“张氏七十六延迁派旧图”，这个迁派旧图是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绘制的。从明正统到清乾隆三百多年间，七十六个支派，瓜瓞绵绵，辗转迁徙，丁口和衍派遍及东南各地，成为江南望族。仅进士就多达104个。其中宋代76名，元代7名，明代11名，清代10名。从五世祖延丕公起，开始编修本宗世谱。延丕，字彦直，官宋代户部郎中。其后，十世祖珏公和琮公，二次编修。珏公，官宋代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琮公官宋代中奉大夫、南阳县开国男。历宋、元、明及清乾隆，多次编修。加以人才辈出，收录广泛，记述翔实，所以该谱规模宏伟，部头号甚大，原装达四十四册之多。该谱第一卷有凡例、修谱新序、七十六延分迁旧图；第二卷是八支源流序、簪缨录等；第三卷至第三十六卷，为世系图表；第三十七卷为文翰录、谱纪、传；第三十八卷为墓志铭、行状等；第三十九卷为续传、像赞、祭文等；第四十卷为寿文、记、杂序；第四十一卷为诗、杂著、书扎等；第四十二卷为墓图、领谱号、谱跋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一册后部第十一册的后半部，收录清道光《京江张氏家乘》十六卷，张九征初修，张永清、张永泓续修，清道光五年（1825）敬思堂刻本，共十二册。该谱以四一公为一世祖。四一公乃清河派岱公后裔，原籍中州，元末由中州徙居丹徒。有子一，名善甫。善甫公生有三子：长曰仲实，次曰仲敬，三曰仲升。仲升公七传至九征，九征公乃清初名臣张玉书之父。该谱乃是张玉书之家乘。玉书（1642——1711），字京江，号素存，顺治丁酉科举人、辛丑科进士，授庶吉士，历官内翰林院秘书院编修、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丙午科浙江正主考、辛未科会试大总裁等。三十五年（1696），随康熙帝亲征葛尔丹叛乱，参预帷幄，颇得信任。次年，任《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曾奉命数次监治黄河，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康熙四十九年（1710），受命与陈廷敬主持编修《康熙字典》，次年病故，谥号文贞。该谱由张九征初修。九征（1592——1655），字公选，号湘晓，顺治丁亥进士，历官行人司行人、吏部文司主事、文选司郎中、河南提学道佥事等。曾纂修有《京江张氏家乘原稿》，其后由四世孙张永清、张永泓续修定稿，所以该谱完整地搜集了张九征、张玉书父子的有关资料，对研究清初的历史，很有价值。该谱卷首为谱序、凡例、目录、修谱子孙名次；卷一至卷三为皇帝任命张九征张玉书父子官职的诰敕以及张九征张玉书父子的谢恩疏等；卷四至卷九为各房世系图表；卷十至卷十二为传略和行述；卷十三至卷十六为载籍、艺文、祠墓仪制等。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二册至第十四册第十二册，收录清宣统《韦庄张氏宗谱》十八卷首二卷，张坤照主修，宣统三年（1911）承德堂刻本，原装二十四册。该谱以张孝先为始迁祖。张孝先，字怀祖。仕元，时值江淮多警，乃卜居常州韦庄。张孝先有二子：长明之，元至正进士，钦点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提举，赠奉直大夫；次新之，迁居上张，即老二房世系。明正德五年（1400），张孝先五世孙张仲玉，首次修谱，明崇祯时续修。入清后，又先后七次续修。所以该谱亦称《韦庄张氏九修宗谱》。该谱保存了许多元代资料。第十三册和第十四册的前半部分，收录民国《横峰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宗铎等修，民国四年（1915）笃亲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横峰张氏是明清时期桐城望族之一，原本姓胡，元明鼎革之际，胡长乙于明洪武二年（1369）由饶州徙居桐西横峰，编户受田时，寄籍清河张氏户下，更姓为张。该谱以长乙公为一世祖，长乙原名太，字长乙，号校圃。在追溯其渊源时，仍以胡姓为本，记述其先人业迹。清雍正二年（1724），长乙公十世孙立选，首次修谱。该谱以长乙的五世孙八人，分作八大房，各房之下又分若干支。其后又先后五次重修，民国时刻印。该谱旨在联络长乙公更胡姓为张姓后，徙居各地之后裔，故名《横峰张氏宗谱》。第十四册后半部分，收录清光绪《姚江历山张氏宗谱》八卷十二集，张谦、张震祥等修，光绪十年（1884）敦伦堂刻本，分装十二册。该谱系唐朝名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之后裔。九皋公十二传至浚公。张浚（1097——1164），字德远，宋汉州绵竹人。北宋政和进士。南宋建炎三年（1129），以传檄勤王有功，知枢密院事。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绍兴五年（1135），拜为宰相，部署沿江、两淮诸路军马大举北伐，自任总督兵马大元帅。绍兴七年，因郦琼兵叛，引咎辞职。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近20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完颜亮南下攻宋，重新被起用。孝宗即位，授少傅，封魏国公。孝宗隆兴元年（1163），再次拜相，督师抗金。次年，为主和派排挤，被罢相。居家期间，搜集整理修谱资料，理出了其先世世系。因抗金复国大志未酬，无颜见祖宗于地下，遂遗命死后葬湖南宁乡。赠太师，谥号忠献。著有《中兴备览》。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兵部尚书张宏，在浚公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纂修成族谱，并奏请理宗皇帝，赐玉玺印于该谱之首，此即该谱首页玉玺之由来。浚公五世孙，宋谏议大夫元瑜公，官工部尚书，晚年致仕，迁居姚江云柯里。其后裔分为五支：八卢城庙后桥为第一支；历山三墙为第二支，西堑为第三支，逊马桥为第四支，化龙堰东堑为第五支。该五支都分别编修有房谱。清光绪十年（1884），张谦、张震祥等在各房房谱的基础上，修成宗谱取名为《姚江历山张氏宗谱》。该谱第一集为凡例、祠规、目录、各房藏谱目录、总序、各房谱序、世系总图、历代诰敕、像赞、祭田等，第二集为历代先祖传，第三集为魏国忠献公行状，第四集为艺文志，第五至第十五集为各房世系并附补遗及卷外，第十二集为家乘一览记、备考等。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之前部，收录民国《姚江三墙门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振鹭等修，民国五年（1916）树德堂铅印本，分装二十八册。该谱乃是《姚江历山张氏宗谱》的一个支谱，是宋谏议大夫、工部尚书元瑜公后裔中的第二支。元瑜公迁居姚江云柯里，其后裔分为五支，历山三墙门为第二支。历山始迁祖斌二公，乃三墙门始迁祖斌六公之兄。斌二公，仕元授山东济南府正提举，入赘历山邹副使家，定居历山。斌六公授广东广州府副提举，不忍与兄斌二公远离，遂定居芦城之西。在两家相距适中之地，建一桥，曰树德桥，俗呼张家桥，此即三墙门取名树德堂之由来。元明以来，人丁兴旺，支派繁多，遂购地建祠，名曰三墙门张氏树德堂祠。本堂神主自元瑜公为一世祖至其后裔分为五房，奉祀中堂。春祭定为二月四日，冬祭定为冬至前后十日。该谱卷一为谱序、祠图、树德堂楹联、祠堂记、墓图、诰敕、像赞、跋等，卷二为史传，卷三为宗献公行状，卷四宗贤列传，卷五为艺文志，卷六为杂记，卷七至卷二十七为世系图，卷二十八为补遗。该谱收罗宏富，记载翔实，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第十六册之后部，收录民国《鹤颈漕张氏宗谱》十六卷，张道生等修，民国五年（1916）追远堂铅印本，原装十二册。该谱以张荣为始迁祖。张荣，宋武功大夫，高宗绍兴间，因抗金有奇功，做官泰州。晚年致仕隐居于四明之鄞县，居县南鹤颈漕。四传而人丁兴旺，遂析为四宅：板桥、楼下、樟江、普塘。其后各宅又析为若干支，明末达六百余支。清乾隆时，裔孙张汉州，搜集资料，编修四宅谱稿。咸丰时，合族议定编修族谱，光绪时修成《壬辰新修宗谱》。民国初，张道生等重修，取名《鹤颈漕张氏宗谱》。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七册至第十八册第十七册，收录清光绪《张氏六修族谱》二十一卷，张秉铨、张谷南等修，光绪二十三（1897）冠英堂刻本，分装二十一册。该谱以栻公的八世孙仁秀公为一世祖。仁秀公（1346——1408），字廷光，官朝议大夫，有二子：长曰敏，次曰时杰。敏公（1973——1448）有三子：长曰纲、次曰维、三曰纬。该谱乃是维公后裔之谱。维公（1396——？），字均荣，有四子：长曰琦、次曰珂、三曰圭、四曰呈。该谱卷一为发源系图，发源系图以唐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为一世祖，十二传至浚公，浚公九传至仁秀公。该谱为仁秀公次孙维公之世系；卷二至卷十二，为维裔圭房世系；卷十三至卷十四，为维裔珂房世系；卷十五为维裔琦房世系；卷十六为维裔呈房世系。卷十七为像图、祠图、墓图；卷十八祠墓祭田碑记；卷十九为祠礼仪注服制图、优免荫恤节孝案稿；卷二十为列传、行略、家传；卷二十一为宗范、祠规、艺文、跋。第十八册，收录清同治《张氏宗谱》和民国《续修张氏族谱》两种。同治《张氏宗谱》十八卷。该谱以张德一为始迁祖。宋元鼎革之际，张德一携弟国四，由江西饶州徙居楚黄州黄陂县南乡盘龙城，其后，张国四又徙居陂北朱家坡。清雍正年间，其裔孙张元泰等始修宗谱。同治年间，张祥麟等又编修支谱。刻版时，将雍正宗谱与同治支谱合而为一。遂成《张氏宗谱》十八卷，亦称同治《张氏宗谱》。民国《续修张氏族谱》六册，张家骐等修，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该谱是唐初名将张士贵后裔之族谱。清康熙十七年（1678），张藐山首修世居盂县之张士贵后裔族谱。这次修谱以元代的张秀为始迁祖，对其五世三大股、七世二十八小股，均以序登录，纪事分明。但对张秀的先世，则记载甚略，故称《张氏近系族谱》。其后，张义生又据旧谱、墓碑以及采集资料，理出了张秀的先世谱系。张秀，乃是隋末唐初张士贵之后裔。隋末，张士贵从唐高祖李渊起兵，屡立战功，进封虢国公。太宗时，再立新功，迁左领军大将军，谢世后陪葬昭陵。其后，子孙袭爵，累世从戎。至宋明时期，子孙多以文才扬名，为盂县巨族。张秀之前的先世谱系，称为《张氏远系族谱》。乾隆五十七年（1794），张宗泗将《近系族谱》和《远系族谱》合而为一，并增补唐宋以来列祖列宗名人传略四十五篇，光绪元年（1875）刻印成册。民国初，张家骐等，以乾隆刻本为底本进行续修并付印，此即《续修张氏族谱》。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九册至第二十册第十九册，收录民国《中湘十亩丘张氏五修支谱》二十四卷末一卷，张万遂等修，民国二年（1913）大忍堂刻本，原装二十册。该谱以张明为一世祖。张明，字导文，生于明正统五年（1440），世居临淮。张明由临淮徙居湖广长沙张公岭。张明生有八子，其第七子名张教，又由张公岭徙居中湘十亩丘，是为十亩丘张氏支祖。张教五传至张子秀，张子秀于明清鼎革之际，徙居湘潭。该谱主要是张子秀后裔的族谱。第二十册，收录民国《花桥张氏四修族谱》二十卷，张效良等修，民国十七年（1928）孝友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册。该谱以张汉诚为始迁祖。张汉诚，字梦麟，原居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元至正末年，徙居湘乡花桥。汉诚生有四子：嗣湖、嗣江、嗣源、嗣洪。后来，嗣江和嗣源之裔孙，遍及湘乡、湘潭、巴陵、永宁以及湖北、四川、陕西等地，丁口兴旺，人才辈出。有以武功报国者，有以文才蜚声者，有以勤俭起家成为当地豪富者。该谱所载主要是嗣江和嗣源两房世系及业绩,实为此两房谱。%D%A

李白是唐代诗坛上的一颗巨星，被历代文人称为“诗仙”，杜甫的诗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就是对李白诗歌高度成就的十分形象的概括。

李白，字太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O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15岁时，学习剑术。20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从友人学习纵横术。李白勤奋好学，“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在 20岁以后，李白游历了蜀中不少名胜古迹。蜀中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李白开阔的襟怀，豪放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热爱。由干受纵横家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希望建功立业；但他受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又热切地向往着求仙学道的隐逸生活。这种矛盾的生活理想，在他身上最后形成二者兼顾的愿望，即“功成，名遂，身退”。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很大，自视甚高，不愿走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一终南捷径。 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用寓言形式记叙这次会晤。此赋通过“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形象，抒写了他远大的抱负。

李白在求仙访道的同时，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他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散金三十万，周济生活困难的人。李白一生写了许多歌颂侠士的诗，赞美那些在国家危急关头，勇于舍身赴难而不居功、不贪恋爵禄的豪侠。如《侠客行》赞美侯赢、朱亥“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古风》第十首赞美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并说“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他景慕这些历史人物，反映了他的性格、抱负和理想。 ”李白在游历中，很注意向乐府民歌学习，加上阅历的增长，使他的诗歌创作日益提高，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如《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天开，碧水东流直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再如《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雄伟壮丽的祖国山川景色，经过诗人别出心裁一番吟咏，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李白在学习乐府民歌时，创作了不少乐府诗。《长干行》第一首开头六句是：“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游戏）。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后来“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便成了比喻小儿女相亲相爱的著名成语。

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

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他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白自己此时的隐居是“养贤”而非遁世，是在等待时机。文章说，“奋其智能，愿为辅粥，使衰区大定，海县清一。”可见隐而不忘政事。 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在襄阳，“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韩荆州即韩朝宗，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以善写山水田园诗著名，二人一见如故。当他们分手时，李白写了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移家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续往来各地，寻找政治出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他又举家南下，住到安徽南陵去了。不久，李白被朝廷征召去长安，临行时写的《南陵别儿童人京》一诗，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狂喜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在长安，李白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而称李白为“滴仙人”。《蜀道难》描绘了由秦人蜀途中的山川，一开头就以“噫呈，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种充满磋叹的情调很快抓住了读者，中间以“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揉欲度愁攀援”等，竭力形容人蜀途中山川的高危险峻，再衬以“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的凄厉气氛，以及诗人的反复嗟叹，把蜀道的高危艰险渲染得十分突出而激荡人心。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进一步推荐，李白终于受到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浩诏令之类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李白曾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遗憾的是，这时的玄宗，已不是早年那个励精图治，能够任用贤才的开明君主，而是已经变成贪图享乐，不问政事的人了。他把“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请将”．深居官中，沉溺声色。玄宗曾一度受重李白，目的是要他写诗作词，供自己享乐。当玄宗觉得李白好言政事，不满足于当驯服的御用文人时，就疏远了他。 从李白方面来说，玄宗之所以疏远他，与他那傲岸性格有关。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这种无视封建秩序的叛逆精神，显然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相传，玄宗在便殿召见李自时，李白曾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是最有权势的一个大宦官，为解“脱靴”之恨，他挑拨杨贵妃说，李白《清平调》词中的“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二句，“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使杨贵妃由此深恨李自。他们都是玄宗最宠的人，在玄宗面前进谗言，自然会影响玄宗对李白的看法，何况对他进行中伤的，还有驸马张等人。 权臣贵成的谗毁，玄宗的疏远，使李白很苦闷，发出“行路难”的感叹。

天宝三载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没有挽留他，而是“赐金放还”。 李白在长安实际上只有一年半时间。这期间，他亲眼看到朝政的黑暗腐败，以满腔忧愤写下了许多揭露和批判现实的诗篇，如《古风》第十五首，谴责统治阶级“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又在漫游中度过了1O年。这时，他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广州梁国（在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所以他说：“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国”。以梁园为中心，李白往南到过越中，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欣赏大自然的美。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他在《梁园吟》中说：“东山高卧时走来，欲济苍生应未晚。” 这个时期，朝政更加黑暗，把持朝政大权的宰相李林甫，大兴冤狱，打击迫害正直贤能的官员。目睹国是日非，李白内心的痛苦也与日俱增。但他决不向权贵屈膝，在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他写道：“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的高尚人格。他还写了许多揭露和鞭挞黑暗现实的诗篇。《远离别》对玄宗宠信李林甫等奸臣，大权旁落，提出警告：“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北风行》批判了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而挑起的对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战争。

在长期的漫游中，李白和劳动人民有较多接触，写了一些反映他们的诗篇。《宿五松山下苟媪家》对“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深表同情。《秋浦歌》第14首歌颂冶炼工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对酿酒老头也充满感情，｛哭宣城善酿纪叟》写道：“纪英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例如对黄河的描写，就有不少名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独坐敬亭山》一首；“众鸟高飞尽，孤云独会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则把山写活了。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当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人安禄山，率所部兵15万，认范阳（今北京大兴）出发．进攻中原。仅30多天，洛阳就陷于乱军之手。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自号大燕皇帝。六月，京都屏障憧关失守。玄宗仓皇西选，于是京都长安也为乱军所据。 安史之乱初，梁园沦陷，李白带着夫人到江南避难。他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他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古风》第十九首中写道：“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诗人这时渴望报国杀敌，《赠张相镐》诗云：“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澄清洛阳水。”

天宝十五载，玄宗西逃成都，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永王李奉玄宗之命，以抗敌为号召，在江陵起兵。次年正月，永王经过寻阳，知道李白在庐山隐居，派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聘请李白参加他的幕府。李白的《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他以东晋名臣谢安自比，表示要辅佐永王，平定叛乱。但没想到，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永王即被肃宗的军队所消灭。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一带）。他这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二月，在经历15个月的流放，行至巫山时，遇到朝廷大赦，李白才重新获得自由。他随即雇船东归，名作《早发白帝城》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诗笔调明朗轻快，反映了李白遇赦获释的欢快情绪。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白从江夏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与夫人重聚。李白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中，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但他对时局的变化还是始终关心的。上元二年，当东南地区又告吃紧，朝廷派李光弼出镇临淮（今安徽泅县）时，61岁高龄的李白，仍不肯放弃这最后的报国机会，打算赶往临淮，参加李光弼的军队。可惜走到半路就病倒了，未能如愿。第二年，李白在安徽当涂与世长辞。

李白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在贫病中死去，但他以杰出的诗歌创作，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他继承了屈原和庄子开拓的浪漫主义传统，反对齐梁柔靡诗风，在诗歌革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诗留传下来的近千首，各体皆备，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尤以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成就最大。其诗气象宏大，格调雄浑，感情豪迈，境界开阔，清新自然，余味无穷。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