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祭惟见生刍，隐绝亦留行痕；明哲保身誓不仕，半隐济世善独身；执言祸世出桀纣，旁门有道亦右途;三蓬之下有冤魂，言而后死亡谋臣；河流腾涌入江海，诸水出入响回澜。

《水经注》说：“赣水出豫章南野县西，北过赣县东，《山海经》曰：赣水出聂都山，东北流注于江，入彭泽西也。”秦置南野县，野一作埜或壄，治今江西省南康市西南章水南岸，两汉属豫章郡，西晋属南康郡，隋废入南康县。至于南康县，西晋以南安县改置，属南康郡，治所在今江西省南康县西南一里，后迁今南康县。至于豫章，西汉初期建豫章郡，治南昌县，隋罢置洪州，又改南昌县为豫章县，“豫章”单指南昌一县，唐改钟陵县，“豫章”遂成南昌之别称。至于赣县，西汉时置，属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省赣州市西南蟠龙镇。至于聂都山，在今江西省崇义县西南，《明一统志》说：“在（南安）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相传昔有聂姓者开都以居民，故名，其山出矾。”至于崇义县，明正德十二年，即1517年由大庾、南康、上犹三县析置，属南安府。治所即今江西崇义县。至于彭泽，即今鄱阳湖，在江西省北部，又名彭湖、彭蠡，汉代始置县，在今江西北部。

《水经注》说：“赣水又北历南塘，塘之东有孺子宅，际湖南小洲上。”南塘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南，北通东湖。《舆地纪胜》说：“（东湖）在郡东南，周五里。后汉永平中，太守张躬筑塘，谓之南塘。”至于孺子宅，《水经注疏》说：“守敬按：《环宇记》云，徐孺子宅在洪州东北三联单里。《洞仙传》孺子少有高节，追美梅福之德，仍于福宅东立宅。孺子台在州东南二里。《舆地志》，台在东湖小洲上，郡守陈蕃所立。南唐徐廙续《豫章志》以孺子宅在州东北，陈蕃为迁于南塘东百步。湖南际小洲。是郦氏就后迁之宅言也。在今南昌府治之南湖。”至于孺子，乃东汉名士徐稚之字，豫章南昌县，即今江西南昌人，屡拒朝廷征召，终生不仕。《水经注》说：“太原郭林宗有母忧，稚往吊之，置生刍于庐前而去。众不知其故，林宗曰：必孺子也。《诗》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生刍亦谓“生蒭 ”，即鲜草，此处指吊祭的礼物，唐代杨炯作《泸州都督王湛神道碑》也说：“生刍一束，泣血三年，不逾圣人之礼，能行大夫之孝。”

《后汉纪校注》说：“（郭泰）高雅奇伟，达见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异士也。”郭泰乃太原郡介休县，也就是今山西介休人 ，字林宗，东汉名士，介休三贤之一。《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说：“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黄琼乃江夏郡安陆县，即今湖北安陆人，东汉名臣，官至司空、太仆、司徒、太尉，遍历三公。 无独有偶，《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又说：“稺尝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稺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稺乃徐稚，二字同通，故《文简集·卷三十八》说：“徐子高士，居贫食力。贞介益固，明哲允迪。君子道丧，群邪煽凶。我怀其人，冥冥飞鸿。”

《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说：“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建宁乃东汉灵帝刘宏的年号，即168年。陈蕃是汝南平舆，即今河南省平舆人，东汉名臣，与窦武、刘淑合称三君。汉灵帝即位之后，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与大将军窦武共同谋划翦除宦官，事败而死。故郭泰在野地里痛哭，忠贞之人遇害，国家就像花草树木凋谢、枯萎。郭泰还借先秦诗歌《正月》说：“见乌鸦将止息，不知道要飞落谁家屋檐头？”169年，郭泰死于家中，时年四十二岁，《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又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郭泰曾被太常赵典举为有道，即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也是汉代举士科目之一，所以后世称其为“郭有道”。郭泰去世之后，四方之士千余为其送葬，东汉书法家、蔡文姬之父蔡邕为逝者撰写碑文，且评价甚高。《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则又说：“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核论”即“覈论”，也就是言论深刻也忠实，故唐代李贤注：“覈，犹实也。”只是郭泰针对危言“不为核论”，《汉书·贾捐之传》说：“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 颜师古注：“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曰危言。” 如此以来，郭泰“不为核论”就有避危言而自保之嫌。所以《后汉纪校注》又说：“此子神气冲和，言合规矩，高才妙识，罕见其伦。”晋代袁宏作《后汉纪校注》，记述的是东汉大将军掾韩卓之语，仅从“规矩”二字可见端倪。所以《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论曰：“（郭泰）然而逊言危行，终享时晦。”

只是《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说：“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太学诸生三万余人最推崇郭泰和太学生首领、党锢之祸受害者贾彪，对名士李膺、陈蕃、王畅也褒扬有加，且言李为天下楷模、陈不畏强权、王为天下俊秀。于是，争相褒贬相互推崇，自公卿以下没有一个不畏惧贬议的，往往鞋子没穿好就互相登门造访。《中国史稿》说：“东汉后期，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腐败，农民起义的浪潮此伏彼起，官僚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对当权的统治者不断地发出抗议，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叫做‘清议’。”依据《资治通鉴》之言，郭泰并非缄默或避核论危言以求自保，游太学参与清议必有言行，所以太学生们颂李褒陈、王，引起公卿以下朝臣相互勾结、攀比以求赞语成风，其影响之巨令人啼笑皆非。所以金代刘祁作《归潜志》说：“朝政混乱，士风激厉，以敢为敢言相尚，故袁安、李固、陈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张俭之徒议于野，国势虽亡，而公议具存，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

《后汉书》所载与《资治通鉴》之述显然矛盾，只是郭泰一味地“不为危言核论”，那“徒议于野”又何以“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呢？有论者说，郭泰不仕不隐，可其具有济世情怀。所以翦伯赞作《中国史纲》说：“反宦官政治斗争先锋的知识青年（即太学生），其领导之一就是郭泰，在政治斗争中积极表现，他一方面与诸人在太学中进行政治斗争组织、宣传，另一方面又从社会上吸引小所有者的子弟进入太学，以扩大自己的阵容。”《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就说：“（郭泰）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又说：“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司马光议论郭泰不避讳其明哲保身的处世之态，且还赞扬亦不出仕而隐居治学的申屠蟠为识时务者，其回头时间之快足见其远见卓识，且常人所不能及！而郭泰、申屠蟠言逊而求自保也事出有因，东汉党锢之祸致使政治昏暗、朝纲紊乱，直言者不只“身被*刑”，还“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岂能不避之求生乎？所以《论语·宪问》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余作文随文脉而引用史料，不免有时间上的冲突或颠倒，可细究郭泰之生存轨迹，其出世与入世之变必有前后之分。郭泰早年师从东汉大儒屈伯彦，博通坟籍，必定影响其处世思想，可党锢之祸致使士人遭戕，不得不改弦更辙。所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说：“与党人乱中求治相对的是，郭泰一类乱中自保之人，为了保身而避谈国事，如此行为选择的背后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准则。”

《全晋文·卷二十》说：“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诞膺一德，藏器高栖，确尔特立，贞一足以制群动，纯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当之矣。”所以《水经注》说：“桓帝问尚书令陈蕃：徐稚，袁闳谁为先后？蕃答称：袁生公族，不镂自雕。至于徐稚，杰出薄域，故宜为先。桓帝备礼征之，不至。”较之于郭泰，徐稚是个绝对的隐者。《朱子语类》说：“汉儒专以灾异、谶纬，与夫风角、鸟占之类为内学。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义理之学为外学。”朱熹站在学术角度评价徐稚，是否公正此处不议，可孺子乃东汉大儒不虚。有论者说：“与其说道家渊源于黄、老，或老、庄思想，毋宁说道家渊源于隐士思想，继而演变为老、庄或黄、老思想更为恰当。”只是隐士不过形成一种文化，而道家自老庄之后逐渐成就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如此以来，东汉时期的隐士能践其行，道家思想的动力要大一些。儒与道有隙，却也相融相倚。只是徐稚始终以隐者自居，背离儒家入世之道，较之于不仕不隐的郭泰来说，至少令圣人失望。圣人之道，尤其是自董仲舒之论盛行之后，再有《白虎通》成为行为规则，固然有可弃可挞之处，可弃儒从道，站在治国安邦平天下的角度来说就不可取了。“达则兼善天下”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上》，与《太史公自序》所言之“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契合，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处世之道，郭泰避世而不弃世恰合圣人之道，如此说来其可赞矣！只是行文至此当重提司马光之语，《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说：“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天下有道与无道可言人祸而非天咎，入世与出世却不为人所愿，故汉代刘向作《列女传·鲁公乘姒》说：“不达人事而相国，非有天咎，必有人祸。”如此以来，徐稚所为亦不当出不逊之言矣！

《水经注》说：“赣水总纳洪流，东西四十里，清潭远涨，绿波凝净，而会注于江川。”

《水经注》说：浙江又东迳余杭故县南、新县北，秦始皇南游会稽，途出是地，因立为县。只是《水经注疏》说：“守敬按：秦县属会稽郡，汉因，后汉属吴郡，吴属吴兴郡，晋、宋、齐、梁因。据下陈浑事，新县指浑移筑之南城言，故县即今县治，在苕溪北。新县在苕溪南，则是苕溪迳故县南，新县北也。《注》以为浙江，误。”苕溪系水名，有二源：出浙江天目山之南者为东苕，出天目山之北者为西苕，两溪合流，由小梅、大浅两湖口注入太湖，夹岸多苕，秋后花飘水上犹如飞雪，故名。郦氏与杨氏所处年代有异，《水经注疏》勘误当有实据，所以依守敬说。至于新县，《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史记·始皇本纪·集解》引顾夷曰，秦始皇至会稽经此，立为县。《御览》一百七十引《吴兴记》，始皇三十七年，将上会稽，涂出此，因立为县。”至于新县之名古来存有争议，《水经注》又说：“王莽之淮睦也。”只是《水经注疏》说：“何焯曰：进，宋本《汉书》作淮，俗本误。全云：义门之言是也。《梁书》，刘神茂反侯景，拒谢答仁于下淮。《陈书》，留异出下淮抗御沈恪，皆其地，改作淮。赵戴改淮。会贞按：《方舆纪要》，下淮在桐庐县东五十里，与富阳接境，非余杭县地。守敬按：残宋本、明朱本并作晋睦，晋、进音同，究难定为孰是。”依《水经注疏》勘校之说本进睦县，有史料说：“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即9年，改余杭县为进睦县，故治在今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东汉建武元年，即25年复名余杭，属吴郡。”

《水经注》又说：“县南有三碑，是顾扬、范甯等碑。”郦氏所言之“县”，依然本其说为新县耳。《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书钞》一百二十九引《晋中兴书》，言顾扬为馀杭令。”至于范甯，即范宁，南阳顺阳，即今河南淅川县李官桥镇人，东晋经学家，徐兖二州刺史范汪之子，范晔之祖父。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即647年，范甯始从祀于孔庙。《清史稿·志五十九》说：“郑众、卢植、服虔、范甯守一家言。”郑众、卢植、服虔都是东汉经学家，唐宋时期，郑、卢二人就配享孔子、从祀孔庙。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皇帝下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分别为肇圣、裕圣、诒圣、昌圣和启圣，且更启圣祠为崇圣，肇圣位中，其余分左右和次左、次右，配飨从祀如故。雍正二年，皇帝以奉神主祭献的礼仪于神庙祭祀诸位贤人，有废除的有恢复的，过去缺少的应加上，至于谁应当配享崇圣的祭祀礼仪让朝臣们查核商议。皇帝认为范甯等人守一家言，其他诸儒是否符合条件应当再议，最终确定恢复祭祀的人有六位，范是其中之一。

《晋书·卷七十五》说：“温薨之后，始解褐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温者乃桓温，东晋权臣，官至大司马。范汪曾任东阳太守，故称范东阳，范甯之父，东晋大儒，与桓温有过节，后世不得志。桓温死后，范甯方去布衣为余杭令。《后汉书·张曹郑列传》又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郑玄乃东汉经学大师，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注儒家经典。《晋书·卷七十五》又说：“中书郎范宁，国宝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谀，劝孝武帝黜之。”国宝乃王姓，东晋宰相，范甯的外甥，直谏罢黜之，舅甥遂结怨。王国宝与东晋宗室、权臣司马道子合谋谗间毁谤，范甯由中书郎改任豫章太守。范晔追述祖父，言其慕郑玄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连仲尼之门徒都不可及，亦赞范甯承先哲之学风，研究、传授先儒经训也孜孜不倦。《晋书·卷七十五》又说：“初，宁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释，遂沈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谷梁传》其名有“谷”、“榖”，后世以前者为恰，意为百谷之合称，又称之为《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系战国谷梁赤撰写的儒家经典，至于《晋书》所言之《春秋谷梁氏》亦通顺。《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初，《谷梁传》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方成书。古来先哲对史籍注、疏、集解或正义或索隐，皆为注释或考证以求完美，所以范甯作《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又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又做《谷梁补注》。《春秋谷梁传序》说：“（孔子）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于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范甯为《春秋谷梁传》作序，述圣人作春秋之由，却亦赞其为师者之师，所以雍正皇帝赞范“守一家言”。

《晋书·卷七十五》又说：“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王弼乃山阳高平，即今山东省微山县人，魏晋玄学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何晏系南阳郡宛县，即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玄学家。范甯认为魏晋玄学之兴起，致使时人以清谈为尚、视玄理为宗，儒学日渐颓废，王弼和何晏就是罪魁祸首。所以范甯著《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且直书立言：“《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所以雍正将郑众、卢植和服虔置于一处并谈，且定为一论。范甯还言王弼、何晏之罪绝于桀纣，理由是二人贪图浮誉，凭借富贵人家的傲慢与荒诞，画魑魅以为机巧，煽动世人以不拘礼法为习俗。如此以来，王、何二人就罪孽深重。范甯则又说：“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郑声乃郑乐，乐自然是礼乐，至于“利口之覆”，无异于殷败周衰，所以君子读《春秋》必没身不殆哉！

陈寿作《三国志·王毋丘诸葛邓钟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王弼少时好老子，却非范甯所言其视圣人之道为粪土，《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王弼评孔子与圣人之别，尚未及弱冠之年，有人问无是万事万物之源，圣人却不说，而为什么老子讲个没完，其言圣人知道无难解释才不说，而老子没体味到有的境界才无休止地说无。如此以来，王弼就不是一个绝对反儒者，且将孔子置于老子之上，可见拙见不虚。《四库全书总目》说：“《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纪晓岚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绝不会虚言，其所言之“汉儒”乃沉迷于谶纬之道而将儒学异化的儒生们，王弼趁后汉时期儒学颓废之机“自标新学”而攻之，亦是反范甯之说!谶纬之学是两汉时期将经学神学化的一种儒家学说，以古代河图、洛书神话、阴阳五行学说，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作为理论依据，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自汉哀帝、平帝至东汉时期，出于官方极力倡导，再是儒生们随声附和，谶纬之说遂盛行于世，继而成为官方学说。《彖辞》说：“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易·说卦传》说：“乾，天也。”乾为天，刚健中正，象征龙，即德才两全的君子，又象征纯粹的阳和健，表明兴盛强健。乾卦依据万物变通之理，以元、亨、利、贞为卦辞，示吉祥如意，教导人遵守天道的德行。所以王弼之说大讲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关联，且强调以刚健之德性统率其形体方能居万物之首。王弼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之说，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赞其立新说排击汉儒。有论者说：“王弼抛弃两汉‘天’主宰万物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借用老子的‘道’与万物管辖的体用式的思维方式，为儒学重构了贵‘无’论的形而上思想体系；借用‘无为’的理念，提出使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发挥其正常及对打效用的方法；准确把握老子思想的精髓之后，重新理解了儒家经典《周易》，其目的是借用道家思想为儒学张目，也就是援道入儒。”

至于何晏，《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五》说：“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此亦为范甯之言，且依然将王弼与何晏并论，其言王、何二人“弃典文，不遵礼度”自当提及魏晋玄学。魏晋时期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所以称之为“三玄”，而《老子》、《庄子》被视为“玄宗”。魏晋玄学的兴起不弃王弼、何晏，也不能忽视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任何一种社会思潮之兴起都有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动因，王弼之徒援道入儒只是一种手段，而醉心于清谈、不拘礼节的嵇康之徒恰是其冠以“名教与自然”的理由，可其终极目的是以变通之法挽救颓废的儒学。王弼寿短，何晏也死于太傅司马懿的刀下，至于奏响广陵绝响的嵇康更没逃过司马家族之手。范甯批王、何自有己见，此处不赘述，却不能不言其论之谬也。只是不能不再用鲁迅先生之语，其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表面毁坏礼教的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鲁迅先生评嵇康、阮籍之徒其出发点与范甯之说南辕北辙，而余评说必不弃苕溪，且瞻前顾后，去异说而力存正解，儒脉曲折，当用中庸之道度之，“叩其两端而竭焉”岂不善哉？

《水经注》说：“浙江又东北迳重山西，大夫文种之所葬也。”此处之“浙江”系古水名，也就是今钱塘江。《水经注疏》也说：“赵云：按《史记·索隐》韦昭云，浙江在今钱唐。浙音折，晋灼音逝，非也，盖其流曲折，《庄子》所谓淛河，即其水也。制、折声相近。会贞按：《水经》，渐江水出三天子都，《海内东经》浙江出三天子都是渐江，《山海经》谓之浙江也。制、折古字通。《庄子》之淛河，乃浙江之异文。《史记·秦始皇、项羽本纪》并作浙江，与《山海经》同。”三天子都即今安徽黄山山脉之古名，西起祁门、黟县，以黄山市区为中心，东连歙县、绩溪等地，横亘在皖南山地的中枢，是长江下游与钱塘江的分水岭。至于文种所葬之地，《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文种葬种山，一作重山。”《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也说：“种山者，句践所葬大夫种也。楼船卒二千人，钧足羡，葬之三蓬下。”张宗祥校注：“《汉书·贾山传》‘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注引晋灼曰：‘东北人名土块为蓬颗。’此言葬之苟简也。”越国大夫文种死前留有遗言：“后有贤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后世。”三蓬释义为犹言数抔土，亦合张氏之勘校、注解。只是仅凭“钧足羡”三个字可知，越王勾践没有草率又简略地葬文种，何况，其还动用了楼船卒二千，那三蓬也就不是小小的三抔黄土。《舆地纪胜》则说：“（卧龙山）府治据其东麓，越大夫种所葬处。”卧龙山即今浙江绍兴市城区西隅府山，清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1688年更名为兴隆山。《吴越春秋》则又说：“越王葬种于国之西山。”只是元代徐天祜注曰：“西山即卧龙山，又名种山，一曰重山。” 《太平御览》说：“种山之名，因大夫种，以语讹成重也。”南宋建炎五年，即1131年绍兴始称府，府署设于卧龙山麓，遂称府山，又因位于城西，亦被称为西山，至清代又改名。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种止勾践曰：‘夫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勾践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前496年，越王勾践不听范蠡劝阻执意发兵吴国，结果只能率残兵退守会稽被吴军围困。文种献策利诱吴国太宰嚭，吴王夫差信谗言，不听从伍子胥灭越之谏言放虎归山。文种亦名文仲，居春秋末期楚之郢，即今湖北省江陵附近，后定居越国，与范蠡联袂助越王勾践灭吴。只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范蠡功成身退，且劝说文种随之。文种不听范氏之言，可其称病不朝。有人诬告文种欲作乱，越王勾践遂赐剑令其自裁，其理由是灭吴之术用三余四不可留也。《越绝书》说文种伐吴有九术，《东周列国志》则与《史记》同言七术，后世作史多出入，可其献术于越王灭吴不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出言之后身体力行，且以书信劝诫文种，理由是越王勾践阴险狠毒像长颈鸟喙，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其共乐。有人说文种自恃功高又贪恋权贵才死于非命，而司马迁坦言其死唯缘于越王勾践残忍的背后是不惜冤杀功臣以维护王权。只是《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说：“太宰嚭遣大夫种书曰：‘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大夫何不释吴而患越乎？’大夫种受书读之，太息而叹曰：‘杀之，越与吴同命。’”嚭者乃吴国伯嚭，夫差任其为太宰，越灭吴之后为勾践所杀。“吴”与“吾”本无通假之例，可有人说王先慎谓“吴”当为“吾”。王先慎乃湖南长沙人，清末官教谕，著有《韩非子集解》，其释义倒也合乎情理。只是文种不像太宰嚭利益熏心祸乱吴国，深知兔死狗烹之理，却依然一心事越，遂杀掉送信的使者，决心与越同命。所以《吴越春秋·勾践伐吴》说：“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勾践问大夫文种相国范蠡是个怎样的人，其言仁、忠、信，且道出了范之忧。文种生年不详，其死后七年孔子才离世，二人当置身于同时代。文种之言甚合儒家行为思想或道德规范，《礼记·乐记》就说：“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 郑玄注：“五常，五行也。”郑氏所言之“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至于“五行”，乃金、木、水、火、土。郑玄释义“行”又说：“行者，顺天行气也。”不赘述郑氏之论，再说文种之遗言，其曰“自章后世”未过其实。如此以来，文种之死也就有了新解。

只是有论者说：“赵晔在继承《史记》的基本叙事框架下，对文种进行一番儒家化的改造，在其身上隐隐寄托了王道政治理想，这使得文种之死在君臣权力矛盾之外，多了王霸之道对立的意味。”《后汉书·儒林列传》说：“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赵晔系东汉史学家，乃会稽山阴，即今浙江绍兴人，作过县吏不得志，遂弃官去蜀地拜杜抚为师学韩诗二十年，有《吴越春秋》传世。杜抚乃犍为郡武阳，即今四川眉山彭山区人，师从东汉博士薛汉，《后汉书·儒林列传》说：“后归乡里教授，沈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至于《韩诗》，乃西汉儒生韩婴为解《诗经》而作的《内外传》，后成就韩诗学派，之于后世影响至深，且追随者甚多。又有论者说：“而《吴越春秋》依傍正史，兼采异闻，有许多的演绎成分，虽有史料，然近乎小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吴越春秋》则说：“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杂记亦作杂纪，指正史以外的史料，包括记载异闻逸事等笔记。姚华作《论文后编·目录上》说：“史传之外，别有托传，始东方朔；有行状，始胡翰。碑志杂记，皆其遗裔也。”如此以来，赵晔作《吴越春秋》就是半真半假，只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种见书，称病不朝。”“书”者乃范蠡给文种的书信，说出其该离开越国的理由却未凑效。文种是不是真的贪恋权贵而与越同命，司马迁没说，赵晔作《吴越春秋》也没有说，却道明其不去当缘于与越王对话，言勾践只知臣勇，而不知臣仁、忠、信。如此以来，当取《吴越春秋》之“真”，方能正解文种之死。《吴越春秋》就说：“尽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获罪。臣非敢爱死不言，言而后死，昔子胥于吴矣。夫差之诛也，谓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范蠡亦有斯言。”要是赵晔此处不虚，文种与越王勾践的对话就不假，那“种遂自杀”也死得明白，否则，“葬之苟简”的三蓬之欲又有何益哉？

《水经注》说：“浙江又东注于海。”

曹 操 （155-220），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出生自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嵩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任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汝南许劭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刘备，公元二二一年至二二三年在位。蜀汉昭烈皇帝，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县）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少年孤独贫困，与母亲贩鞋子、织草席为生，后与关羽、张飞于桃园结义为异姓兄弟。剿除黄巾军有功，任安喜县尉。经常寄人篱下，先后投靠过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为军师，率军攻占了荆州、益州、汉中。于公元二二一年正式称帝。在替关羽、张飞报仇时，大举进攻吴国，被东吴陆逊用火攻打败，不久病死于白帝城，享年六十三。世人也称他刘先主。后来杜甫作诗说：

蜀主窥吴向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外，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父孙坚，自称为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之后。曾任长沙太守，封破虏将军。兄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孙权15岁被举为孝廉、秀才，任阳羡(今宜兴)长，代行奉义校尉。公元200年其兄孙策遇害，孙权承父兄之业，保有江东。曹操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公元203、205年，先后两次出兵镇抚了山越(即秦汉时的百越)，稳定了江东六郡的局势。公元208年，率大军亲征黄祖，夺得江陵，复与刘备联合，获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公元211年，移治于秣陵，次年改为建业(今南京市)。公元211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亲率大军伐吴。孙权一方面以陆逊为大都督迎战，一面向魏文帝曹丕称臣，被曹丕拜为吴王。次年三月大破蜀军。公元229年，曹丕死，孙权即正式建立吴国，称帝，都建业。公元252年病逝。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人称卧龙，汉末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父诸葛珪曾为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为当时名士。诸葛亮兄诸葛不共戴天瑾仕于吴孙权，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亮从弟诸葛诞仕于魏，为吏部郎，累迁扬州刺吏、镇东将军、司空。兄弟三人“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关羽，刘备的义弟，五虎大将排名第一位。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省临猗西南）人。因战乱而逃亡至涿郡。其后与张飞一起追随刘备。曾在汜水关前斩华雄，虎牢关前战吕布而闻名天下。官渡之战前被俘，被曹操拜为偏军，封汉寿亭侯，为曹操杀了袁绍名将颜良、文丑。后千里走单骑，骑坐赤兔马，提一口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回到刘备身边。后攻曹仁于樊城，水淹七军，收降曹操大将于禁，杀庞德，让华陀刮骨疗毒，威名远扬。但终因骄傲轻敌，刚愎自用，兵败麦城，被孙权所杀，死时五十八岁。一生重情义，智勇双全，武艺绝伦。后人有诗叹道：

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

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

昭然垂千古，不止冠三分。

张飞，刘备义弟，五虎大将中第二位。字翼德，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少时即与关羽共事刘备。曾在虎牢关与关羽、刘备一起迎战吕布。长坂坡桥头上一声吼，吓退曹操百万军。葭萌关夜战马超，巴西大战张飞，一支丈八蛇矛勇冠三军。刘备入川以后拜为本骑将军，封西乡侯。公元二二一年为替二哥关羽报仇，同刘备起兵攻伐东吴。临行前，因鞭挞士卒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死时只有五十五岁。后人有诗叹道：

安喜曾闻鞭督邮，黄巾扫尽佐炎刘。

虎牢关上声先震，长坂桥边水逆流。

义释严颜安蜀境，智欺张飞定中州。

伐吴未克身先死，秋草长遗阆地愁

周瑜，生于公元一七五年，死于公元二一○年，东吴大将。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访庐江东南）人。出身官宦之家，仪表英俊，聪颖过人，多谋略，人称周郎。孙策死后与张昭共同辅佐孙权，任大都督。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吴蜀联合，火烧赤壁，大破曹军，名传华夏。后进取南郡时，被曹仁的伏兵射伤。为人器量狭小，阴狠刻毒，见诸葛亮比自己高明，便处处加以暗算。后被诸葛亮三次激怒，箭疮发作而死。

王允

《三国志平话》卷上“王允献董卓貂蝉”、“吕布刺董卓”两节。东汉末年，汉献帝懦弱，董卓弄权，丞相王允对朝政十分担忧。一日，他独自一人在后花园闷坐，忽见一妇人在焚香祷告，王允走近问之，原是府中歌妓貂蝉。貂蝉告诉王允，她本是吕布之妻，自在临洮府失散后，至今不曾见到丈夫。王允闻之，遂定下一计，欲通过貂蝉来离间吕布与董卓之间的关系，借吕布之手来除掉董卓。几天后，王允在家中宴请董卓，让貂蝉女在席间献歌。董卓对貂蝉顾盼眷恋之念，王允乘机答应将貂蝉送与董卓，择吉日亲送貂蝉进府。次日，王允又请吕布赴宴，让貂蝉出来斟酒，使夫妻团圆。同时王允答应吕布，择吉日送貂蝉到太师府去，与温侯完聚。过了几天，王允将貂蝉送到董卓府中。当夜董卓与貂蝉饮酒取乐。吕布自曲江回，听见歌声，便问手下人。手下人告诉他，这是貂蝉在陪太师饮酒。吕布大惊，又见貂蝉推衣匆匆而出。吕布大怒，提剑入室，将董卓刺死。

赵云（-229）三国时蜀国将领，字子龙，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以勇敢善战著称。初从公孙瓒，后来归顺刘备，为主骑。公元208年，曹操取荆州，刘备败于当阳长坂，弃妻子南逃。赵云身抱刘备弱子刘禅，奋力救出甘夫人，当他身负重伤，冲出重围，见到刘备时，刘备把婴儿扔在地上，说：“为一孺子，险折我一员大将！”刘备念其功，封为牙门将军。不久，又随刘备夺取成都，平定益州，历任翊军将军、中护军、征南将军，封为博昌亭侯。建兴五年（227年），随诸葛亮驻汉中。第二年，随军取关中，分兵拒曹真主力，寡不敌众，退回汉中，一年后病死。他曾以数十骑拒曹操大军，被誉为“一身是胆”。

黄忠(145-220)，蜀国五虎大将最后一位。字汉升，南阳（今河南省南阳）人。最初在刘表属下任中郎将镇守长沙攸县。当曹操南下时，仍忠守长沙。后刘备派关羽攻长沙时，城破被困，降了刘备。刘备平荆南四郡后，随其进取四川，常打先锋，勇冠三军。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取汉中时，黄忠在定军山用计斩曹军大将夏侯渊，大败曹军，被封为征西大将军。使一口大刀，箭法精良，百发百中，年岁虽大，却常不服老。刘备为汉中王后，拜忠为后将军，后赐关内侯。220年，黄忠病逝于营寨中，享年七十五岁。后人有诗叹道：

老将说黄忠，收川立大功。

重披金锁甲，双挽铁胎弓。

胆气惊河北，威名镇蜀中。

临亡头似雪，犹自显英雄。

马超，生于公元一七六年，死于公元二二二年，蜀国五虎大将第四位。字孟起，右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人，出身于凉州豪强家庭。

东汉末年随父亲马腾起兵打仗，任偏安将军、封都亭侯。父亲马腾被曹操用计杀害后，领兵为父 报仇。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进攻曹操，与许褚大战于潼关，后被曹操用反间计打败，逃回凉州，又被扬阜等杀败，逃往汉中归附张鲁。后投归刘备，攻取成都时立下大功，拜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封乡侯。用一杆长枪，有神威将军的美名，是三国时期的名将。勇有余，谋不足。后病死。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卓年幼时已勇武非常。汉桓帝末年，卓官拜羽林郎。当黄巾起义时，朝廷任命卓为中郎将，以平民变。但兵败，被革职。后因西凉韩遂起兵，朝廷再命卓为将讨之。

当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时，卓应进之请入京协助。但卓未至而何进先被杀害。当京城大乱时，卓乘势以勤王的名义入洛阳。为了树立威信，卓决定废少帝而另立陈留王为天子。大部分王公大臣敢怒而不敢言，唯独执金吾丁原反对。董卓遂以利诱其部下吕布杀原。原死后，董卓吞并其军，至此京城兵权唯在卓手。

董卓大权在握后只懂*乱宫廷、残害百姓。他喜用残酷手段对抗异己。当山东诸侯联军讨卓时，他决定焚烧洛阳，迁都长安。有千年历史的洛阳便成为一片颓垣败瓦。

初平三年，司徒王允、吕布设计暗杀董卓，结束其残暴的一生

吕布，东汉末年董卓部将。字奉先，五原（今内蒙古包头）人。素以勇武著称，使一枝方天画戟，箭法高超，号称∶“飞将军”，三国时代最优秀的武将。原为荆州刺史丁原的义子，后投靠董卓为义子。王允用连环计使吕布杀了董卓，得到了美女貂蝉。公元一九八年在徐州被曹操擒杀。一生有勇无谋，反复无常，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后人有诗叹道：

洪水滔滔淹下邳，当年吕布受擒时。

空余赤兔马千里，漫有方天戟一枝。

缚虎望宽今太懦，养鹰休饱昔无疑。

恋妻不纳陈宫谏，枉骂无恩大耳儿。

具体数量无从统计，知名的有张仪、关羽、王勃、薛仁贵、卫玠等。

1、张仪

张仪（？－前309年），姬姓，张氏，名仪，魏国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万荣县王显乡张仪村）人。

魏国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早年入于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

出山之后，首创“连横”的外交策略，游说六国入秦。

得到秦惠王赏识，封为相国，奉命出使游说各国，以“横”破“纵”，促使各国亲善秦国，受封为武信君。

公元前310年，秦惠王死后，秦武王继位。

张仪失去宠信，出逃魏国，担任相国，次年去世。

2、关羽

关羽（？—220年），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人，被称为“美髯公”。

早年跟随刘备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和刘备、张飞情同兄弟，因而虽然受到了曹操的厚待，但关羽仍然借机离开曹操，去追随刘备。

赤壁之战后，关羽助刘备、周瑜攻打曹仁所驻守的南郡，而后刘备势力逐渐壮大，关羽则长期镇守荆州。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与曹仁之间的军事摩擦中逐渐占据上风，随后水陆并进，围攻襄阳、樊城，并利用秋季大雨，水淹七军，将前来救援的于禁打的全军覆没。

关羽威震华夏，使得曹操一度产生迁都以避关羽锋锐的想法。

但随后东吴孙权派遣吕蒙、陆逊袭击了关羽的后方，关羽又在与徐晃的交战中失利，最终进退失据，兵败被杀。

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民间尊其为“关公”，历代朝廷多有褒封，清代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

3、王勃

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文学家。

古绛州龙门（今山西运城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王杨卢骆”、“初唐四杰”。

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

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

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

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

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

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

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4、薛仁贵

薛仁贵（614年－683年3月24日），名礼，字仁贵。

河东道绛州龙门县修村（今山西运城河津修村）人。

唐朝初年名将，北魏河东王薛安都六世孙。

薛仁贵出身于河东薛氏南祖房，于贞观末年投军，征战数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句丽，击破突厥，功勋卓著，留下了“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脱帽退万敌”等典故。

唐高宗时，薛仁贵累官至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封平阳郡公。

永淳二年（683年），薛仁贵去世，年七十。

册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

著有《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今已佚。

5、卫玠

卫玠（286年—312年6月20日），字叔宝，河东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北）人，曹魏尚书卫觊曾孙、太保卫瓘之孙。

晋朝玄学家、官员，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

卫玠是魏晋之际继何晏、王弼之后的著名清谈名士和玄学家，官至太子洗马。

永嘉四年（310年），迁移南方。

永嘉六年（312年），卫玠去世，时年二十七岁，葬于南昌，后迁葬江宁。

——张仪

——关羽

——卫玠

1 求一句王弼的话的文言文翻译

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 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 乃知自然之不可革。

这里的明是借指圣人的贤明，高明。

光明就可以让人去探索黑暗和微小的东西，却不能完全消除这种自然现象。颜子那样的肚量，孔子也事先就有。但碰到了他（指颜子做了自己的学生）却不能不高兴，失去了他也不能不哀痛。却又常常笑话这种（易被外界事物引起感情流露）人，认为他们不能用事理压制情感。现在才知道了自然就有的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2 晋书王弼传 全文 麻烦给发一下

《晋书》里没这个！

是《全晋文》里的！

《全晋文王弼传》

王弼传

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元者。杖f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於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缉偿光锻叱蹬癸拳含哗。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补台郎。初除。觐爽请闲。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时爽专朝政。党与共相进用。弼通俊不治名高。寻黎无几时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弼在台既闵J鹿σ嘌欧撬？L。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性和理。（艺文类聚七十四作性好弘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其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弼与钟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於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颜子。可以无大过矣。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注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为人湺？蛔R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於是恨黎。与融亦不终。正始十年。曹爽废。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无子绝嗣。弼之卒也。晋景闻之。嗟叹者累日。其为高识所惜如此。（魏志钟会传注。 案。世说文学篇注引弼别传。其文小异。）

3 关于王弼：王弼的名言和小故事有什么

名言：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故事：

十四五岁时，王弼对儒道两家的学说已有独到见解，常有惊人之语。 王弼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从祖父，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 。原来，王弼的祖父王凯，与王粲是堂兄弟，两人为了躲避战乱，离开中原老家，向南到荆州去投奔刘表。刘表当时是荆州的“一把手”，有权有势，连刘备都曾跑来与他攀本家。刘表见两个有才华的青年来投奔他，心中大喜，欲在两人当中择一佳婿，把女儿嫁给他。

他发现王粲貌丑，而王凯貌美。那时的人们很看重男子的相貌，所以刘表就把女儿嫁给了王凯。王凯生王业，王业生王弼。王弼爱读书，而王家有万卷书可读，真是天公作美。王弼的祖辈都是研究古文经学的高手，所以，王弼从小受家学的影响，爱钻研，爱思考，古文经学，孔子老子，他都研究。

这样研究到十四五岁，王弼对儒道两家的学说已有独到见解，常有惊人之语。周围的人看他一副哲学家的样子，不迂腐，不呆板，都喜欢与他交谈。王弼喜欢老子的学说，还喜欢庄子的逍遥放任，常常游历山水，养成了旷达的性格。 这时候，他的音乐才能也显露出来，他觉得音乐很美，大自然很美，但社会很龌龊，很复杂，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社会与自然界总是这样不和谐呢？他苦苦思索着，一头扎进了哲学领域寻找答案。

4 市面上有几种版本原文王弼老子注

虽然《老子》有多个版本，但王弼《老子注》就一个版本，似乎没有版本之异。朋友看的难道是盗版的？

下面是我的另一段关于版本的简介，供朋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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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又名《老子》，我国春秋时期伟大思想家老子所著，全文共5000余字，代表了中国古代最高的哲学思想。《道德经》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版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道德经》版本，是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的战国竹简本；其次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帛书本；在历史上流传最广的《道德经》版本，是汉代河上公的《河上公章句》和曹魏时期王弼的《老子注》；在初唐至五代时期，有付奕《道德经古本篇》；在两宋至元代时期，有王安石《老子注》、苏辙《老子解》、范庆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和吴澄《道德真经注》；明代有薛蕙《老子集解》、释德清《老子道德经解》、沈一贯《老子通》、焦竑《老子翼》；清代有王念孙《老子杂志》、俞樾《老子评议》、高延弟《老子证义》、刘师培《老子补》等；民国时期有马叙伦《老子校诂》、劳健《老子古本考》和严灵峰《老子章名新编》；建国后有朱谦之《老子校译》、车戴《论老子》、张松如《老子校读》、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任继愈《老子今译》、兰喜并《老子解读》、饶尚宽《老子译注》、刘笑敢《老子古今》等。

千百年来，为《道德经》作注疏者不计其数。元代的正一天师张与材曾说：“《道德经》八十一章，注本三千余家。”。据学者调查，流传至今的古代《道德经》注本约有一千余种。另据近年专门举办的《道德经》展览会统计，各种关于《道德经》的现代出版物大约有4000种之多。

《道德经》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1842年巴黎出版的斯坦尼斯拉斯·朱理安翻译的《老子道德经》法文本；1870年莱比锡出版了维克多施特劳斯的《老子道德经》德文译本；1884年伦敦出版了鲍尔费的英文译本《道书》；1891年理雅各的《道书》译本在牛津出版；1898年美国芝加哥出版了保罗·卡鲁斯的《老子道德经》译本； 1904年沃尔特·高尔恩《老子译本》出版并多次重印；1921年出版了卫礼贤《老子道德经》；1934年伦敦出版了亚琴·章利英译本《道和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对《道德经》在西方的传播有较大影响，并被多次重印；由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英文《道德经》，在西方有一定影响的主要是胡泽龄的译本，1936年在成都出版；1948年林语堂在纽约出版了《老子智慧》；1959年初大告在伦敦出版了《道德经》；学者认为译文质量较好，有重大影响的译本是詹文锡1963年在纽约出版的《老子之道》和1977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出版的林保罗的《老子道德经及王弼著英译》；1973年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出版以后，在海外又掀起了一股研究老子的热潮，研究老子其人其书的各种注本及英文译本被大量出版，不可胜数。

5 文言文《知见有余》的翻译

〖原文〗王中郎甚爱张天锡①，问之日：“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②？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日：“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③；因时修制，荀、乐之风④”王日：“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日：“阳消阴息⑤，故天步屯蹇⑥；否剥成象⑦，岂足多”〖注释〗①王中郎：王坦之字文度有才学，官至中郎将，中书令张天锡：字纯嘏官至凉州刺史②轨辙：法度，方法③王、何：王弼、何晏，三国时人二人喜谈玄理，具有老庄思想④荀、乐：荀凯、荀勖、乐广，都是西晋大臣⑤阳消阴息：事物的发展变化⑥屯蹇（zhūn jiǎn）：卦名指艰难困苦⑦否剥：卦名指事物的消长盈虚〖译文〗王坦之非常喜爱张天锡，问他道：“你观察渡江的每个人，治理江东的法度有什么特别之处！后来的才俊之人，和中原的人相比如何？”张天锡说：“研究求索幽深玄妙的学问，自然在王弼、何晏以下，但根据时势修订制度，具有苟颧、荀勖、乐广等人的风采”王坦之说：“你的知识见解丰富，为什么被苻坚所制服？”张天锡说：“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国运不昌，遇到艰难险阻；事物的消长盈虚，岂能过多讥笑？”。

6 文言文《知见有余》的翻译

〖原文〗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①，问之日：“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②？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日：“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③；因时修制，荀、乐之风④。”王日：“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日：“阳消阴息⑤，故天步屯蹇⑥；否剥成象⑦，岂足多

讥？”

〖注释〗

①王中郎：王坦之。字文度。有才学，官至中郎将，中书令。 张天锡：字纯嘏。官至凉州刺史。

②轨辙：法度，方法。

③王、何：王弼、何晏，三国时人。二人喜谈玄理，具有老庄思想。

④荀、乐：荀凯、荀勖、乐广，都是西晋大臣。

⑤阳消阴息：事物的发展变化。

⑥屯蹇（zhūn jiǎn）：卦名。指艰难困苦。

⑦否剥：卦名。指事物的消长盈虚。

〖译文〗

王坦之非常喜爱张天锡，问他道：“你观察渡江的每个人，治理江东的法度有什么特别之处！后来的才俊之人，和中原的人相比如何？”张天锡说：“研究求索幽深玄妙的学问，自然在王弼、何晏以下，但根据时势修订制度，具有苟颧、荀勖、乐广等人的风采。”王坦之说：“你的知识见解丰富，为什么被苻坚所制服？”张天锡说：“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国运不昌，遇到艰难险阻；事物的消长盈虚，岂能过多讥笑？”

7 文言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1)D 不可用小人的想法度君子之腹虑：思想，意念（2）B B什么也不做，袖手旁观；A安稳，安然/出乎意料；C读zhòng，名声很大/ 读chóng，名字相同）；D官名，汉以后三公及州郡长官的僚属/行事，办事（3）①谓：对…说；畴昔：往昔；尽：消失，没有句子翻译为：庾敳对郭象说：“你虽是当代有大才能的人，但我往昔（看重你）的心意已经全没有了”②以：认为；说：劝说；冀：希望句子翻译为：后来（刘舆）认为他生性节俭而家中富足，就劝东海王司马越找人跟庾敳换一千万钱，希望他吝啬不肯换，这样就可以趁机陷害他（4）由第①段“未尝以事婴心”，第②段“静默无为”，第④段“纵心事外”“慨然答应换钱”等内容可推知：超然物外（答“飘逸超脱”也可） 答案：（1）D(2)B(3)①庾敳对郭象说：“你虽是当代有大才能的人，但我往昔（看重你）的心意已经全没有了”②后来（刘舆）认为他生性节俭而家中富足，就劝东海王司马越找人跟庾敳换一千万钱，希望他吝啬不肯换，这样就可以趁机陷害他（4）超然物外（答“飘逸超脱”也可）参考译文： 庾敳字子嵩身高不到七尺，而腰宽十围，文雅有深韵任陈留相，从不把事放在心上，从容畅快处众人之中，安然独立（庾鼓）曾读《老子》和《庄子》，说：“正与我的心意暗合”太尉王衍很敬重他 庾敳升任吏部郎当时天下多事，多次发生事变，庾敳常常静默而不为之干扰参与东海王司马越大傅军中事务，转任军谘祭酒当时司马越府中有很多俊才，庾敳在他们当中，常常袖手旁观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擅长《老》《庄》之学，庾敳和他很相知，常说：“郭子玄水平不低于我庾子嵩”郭象后任太傅主簿，处理事务专擅权势庾敳对郭象说：“你虽是有大才能的人，但我往昔看重你的心意已经全没有了” 庾敳名声很高，被权贵推重，但聚敛积累财物，谈论的人都讽刺他都官从事温峤弹劾他，庾敳更器重温峤，认为温峤如森林中高耸的千丈松树，虽然大而多节，但用来修盖大厦，就有当栋梁之材的大作用 当时刘舆受司马越信任，士人多被他诬陷，惟有庾敳纵情事外，刘舆找不到理由毁谤他后来认为庾敳生性节俭而家中富厚，劝说司马越让庾敳与他换千万钱，希望庾敳吝啬不肯换，这样就有机可乘司马越在大庭广众之中向庾敳问这件事，庾敳已经颓然大醉，头巾掉在桌子上，他用脑袋去顶头巾，慢慢回答说： “下官家中有二千万钱，随你去取吧”刘舆于是敬服他司马越很高兴，就说：“不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石勒叛乱时，庾敳和王衍都被杀害，庾敳当时五十岁。

8 王肃字子庸年十八从宋忠读

王肃不仅在经典的注释上与郑学针锋相对，并取得官方学术地位。同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为他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孙之口，伪造《孔丛子》、《圣证论》。这些言论虽然大多出自前人之书，看似抄录，却有不少改动，有许多他自己的话。他用圣人的话来立论，是儒家经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种手段；是借圣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

他在《孔子家语》《孔丛子》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论述治国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而在尊崇孔子儒学的名义下，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包含进去，成为新时代新思想的融合体，这也是王肃在学术上压倒郑玄，能够列于学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出经学向玄学过渡的时代思想特色。

王肃除了注释经典，伪造《孔丛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还针对时事，频频向统治者建议，又表现出儒家入世的积极态度。王肃的学术活动不仅使人们怀疑郑玄经学的权威性，更影响了王弼、何晏等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维护传统的儒家学说，把道家的天道观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融合到儒家中来，反映出汉魏之际的儒学向道家学说靠拢，可以说是学术风气转变的先导。[15]

政治主张

王肃曾以散骑常侍领秘书监近十年。当时魏武帝曹操置秘书令，由少府统管，此体制对发展图书事业多有不便，他出任秘书监一职后，上表认为：秘书职相比尚书、御史、谒者三台更为亲近君主，中书郎地位在尚书丞、尚书郎上，秘书郎就应该在尚书郎下，否则应该在侍御史之下；秘书郎俸禄都是四百石，升职应该等同于尚书郎，外出就应该任郡太守，这是陛下尊崇儒术的圣旨也。自王肃为秘书监后，才不属少府管理，提高了秘书监的地位，以致后世称此职为为美职。[16]

王肃一生仕宦，为帝王近臣，身居庙堂之高，言路通天，多有奏议，屡屡议政献策于内廷，为魏政权建设功绩颇显。其治国安邦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如“轻徭役”、“安百姓”、“慎刑罚”、“重信用”、“倡节俭”、“简宫室”等等，既是当时社会状况所必需，也体现了王肃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些主张，对东汉末遭受战乱、陷于民不聊生境地的老百姓是有益的，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安定起到了作用。[15]

1、曹魏：张辽、徐晃、张合、于禁、乐进、李典、夏侯敦、夏侯渊、曹仁、曹洪、许褚、典韦、张燕、曹休、曹真、曹纯、文聘、毛玠、吕虔、郭嘉、荀攸、荀彧、程昱、贾诩、司马懿等。

2、刘蜀：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魏延、马岱、关兴、关平、关索、张苞、张绍、李严、严颜、吴懿、吴兰、李丰、法正、诸葛亮、刘封、吴班、胡班、向宠、蒋琬等。

3、孙吴：甘宁、太史慈、程普、黄盖、凌统、韩当、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丁奉、徐盛、陈武、潘彰、蒋钦、周泰、朱治、吴景、孙静、孙翊、顾雍、虞翻、张昭等。

基本信息

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位于汉朝之后、晋朝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个时期，先后出现了曹魏、蜀汉、东吴三个主要政权。

220年，汉朝丞相曹丕迫使汉献帝禅让帝位，定都洛阳，国号“魏”，史称曹魏，标志着汉朝时代的正式结束。221年刘备称帝，定都成都，史称蜀汉。229年孙权称帝，定都建邺，国号“吴”，史称东吴。

190年，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崩溃，军阀四起，天下大乱。到208年的赤壁之战时，曹操被孙刘联军击败，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雏型。此后的数十年内，蜀汉诸葛亮、姜维多次率军北伐曹魏，但始终未能改变三足鼎立的格局。曹魏后期的实权渐被司马懿掌控。263年，曹魏的司马昭发动魏灭蜀之战，蜀汉灭亡。

266年2月8日，魏国权臣司马炎迫使魏元帝禅让帝位，建国号为“晋”，史称西晋，三国时代结束，晋朝时代开始。280年，晋灭东吴，统一全国。至此，三家归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