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姓名承载丰富的内涵名字，是一种文化

名字，传承了人的情、意、志!

名字，蕴含了人的精、气、神!

名字，不仅是一个符号，它还折射著不同家庭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情趣追求等，有时还反映一个人的形象、层次和品位。一个人的名字，既是个体生命的代称，又是个体的个性特征和社会特征的象征。反过来说，一个人的名字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因为人都是社会的，文字既然也具有社会性，借助于文字的人的名字，它的意义的好坏，就必然与社会文化的影响分不开。一定时期的社会和一定民族的社会，都有属于它的特定文化，人的名字型现出一种与当时社会的文化和当地民族的文化难以割离的联系。首先，从

人的命名谈起，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中国人的命名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

我们知道，姓氏和名字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人名。姓氏是属于家族的，只有你的名字是你的父母、其他亲属或你自己取的。从姓氏而言，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一般从父姓，当然也有从母姓的，它揭示一种血缘关系，一种家族关系。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传宗接代、家族兴旺，希望子孙繁衍、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家庭的“香火”传承，以姓氏继承的方式，表示家族的血脉相连。

中国人的姓名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一点，不光反映在一个人的姓氏上，而且在为他起的特定的名字上也反映出很强的传统文化色彩。比如除姓氏外，中国人长期有按“字辈谱”命名的方式。在一些家庭中，至今存在有一本本的家谱、族谱。从这些家谱、族谱中，不但可以看到一代一代的家族世系繁衍的情况，而且每一代人的人名中都有严格的字辈规定，形成序列明晰的字辈谱。例如江西九江某地的吴姓家族字辈谱排列极为明确：“伦常呈瑞家，敦厚作英雄，孝友祯祥集，熙康治理通。书香延祖泽，华耀正兴丰，信义胡钦敬，亲爱东咸雍。”这种序列由家族的祖先预先排定，然后一辈一字，世代相传，任何家族后代不得随意更改，每一代人起名的时候不但按姓氏，而且按字辈规定的要求来。

考虑，表达祖祖辈辈对子孙后代的期望。据此，我们中国人，尤其是长年居住海外的华夏子孙更热衷于寻根问祖，他们往往就是依据家族谱和字辈谱来寻找自己的根脉。这种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文化特色，表达着人们几代甚至数十代之间的血缘亲合关系，把人的个体生命延续的意识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的意识统一起来，保留下去，成为家庭乃至民族坚不可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名字有很深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道德、操行是对人们的基本要求，所谓“三纲五常”，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要求。传统的中国人的名字多用“仁”(如刘仁、高修仁等)、“义”(如卢俊义、蔡义)、“礼”(如周学礼、王恭礼)、“智”(如王智、贺智慧)、“信”(如李信、李信义)等字来起名，类似与“德”有关的人名如于谦、龚自珍、张自忠、沈德潜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道德向往和追求，而女人的名字又多含有“贞”“端”“惠”“芳”等属于“女德”一类的字。中国传统道德在人名上的反映，体现出中国人的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

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对个人的命名有影响外，一些老字号的商铺的命名也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在北京有悠久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还有如“居仁堂”“安仁堂”等店铺名字，一个“仁”字，不同的药店，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药店经营者心目中的分量。以经营烤鸭为特色的北京著名的餐饮品牌“全聚德”，不但在北京开了许多分店，甚至发展到了京外、海外，老字号的“全聚德”取“以德聚全，以德取财”的意思。作为一个餐饮品牌，信奉道德在经营中的至上作用，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中国人起名直接用一些汉语辞汇或者典故作为自己的名字，反映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的又一鲜明特点。

汉语辞汇，特别是一些典故成语，经过历史的发展演进，有了广泛的引申义和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文化的特色。于是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有了一种根据自己的姓氏，或者直用其字，或者谐用其音，借词意、典故意起名的倾向，它使中国人名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字文化的联系更多了一道有趣的景观。

如借用词语起名：

刘畅(谐音“流畅”)、刘洋(谐音“留洋”)

姚望(谐音“遥望”)、潘峰(谐音“攀峰”)

唐正(谐音“堂正”)、姚远(谐音“遥远”)

如直用词语起名：

高峰、高兴、高远、万里、万千、万山红远征、远方、远近、康泰、康健、康乐田野、田间、田中禾、成功、成城、成方圆如精简成语起名：

周而复(周而复始)、华而实(华而不实)

马识途(老马识途)、叶知秋(一叶知秋)

黄腾达(飞黄腾达)、郑清源(正本清源)

翼开来(继往开来)、邢成思(行成于思)

还有如借用典故起名：

吴三省(出自《荀子•劝学篇》：“吾日三省吾身。”)李德邻(出自《论语》：“德不孤，必有邻。”)

王朝闻(出自《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

盂浩然(出自《盂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张中行(出自《论语》：“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猬平!”)

朱自清(出自《楚辞•卜居》：“宁静洁正直以自清乎”)

郑板桥(出自《杨柳枝》：“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周树人(出自《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人名文化，是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由于汉语言文字在表意、象形、谐音、隐喻等方面套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使得中国人的汉语名字在传意、抒怀、寄情等方面有了丰富的空间，也使得中国人的名字更多了一些情趣、品位。一个人的名字，往往体现出一种文化修养的高低，寄寓了人们追求的志趣方向。所以中国人的起名颇有学问，中国人起名也就难怪颇爱有讲究，颇多想像，颇费周折。

名字借用表达一定意义的词语、典故，成为一种文化，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化。

一个人起名，借用汉语成语、典故起名，使名字具有了文化内容，而名字作为某个人的特定代称，随着社会生活中这个人名的特定意义的引申，被赋予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因而又具有了一般词语的广泛文化意义，这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走进中国的语言文化宝库，这种由人名形成的典故或成语几乎俯拾皆是。比如说“毛遂自荐”。毛遂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平原君门下的一个食客，当国家有难时，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担当大任，为国分忧。后来“毛遂自荐”便成为一个人名典故，毛遂成为在社会需要时那些能够自荐勇为、脱颖而出的人的总的代称。还有如“华佗再世”，华佗是汉朝末年一个著名的医生，曾发明了麻醉治疗法。由于他医术高超，治愈了很多疑难病症，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后来人们把具有高超医术的人都赞誉为“华佗再世”，华佗的名字也就成为许多有精湛医术的人的代称。此类人名典故，对人或褒或贬，在汉语词典中确实不少，比如“再作冯妇”“吴下阿蒙”“项庄舞剑”“柳毅传书”“管宁制度”“苏武牧羊”“韩信点兵”“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些人名典故，都是一个人名一个故事，本来这个特定的故事为特定的这个人所为，后来因为社会的流传，慢慢地被引申，被赋予特定的文化意义，使这个人的名字成为社会上具有此类特性的人的代称。这个人名由某个特有的人的代称，被社会发展为一类人的泛称。

除了人名成语、人名典故之外，这类人名词语以各种汉语形式出现，反映了人名词语的丰富多彩。

如人名俗语有：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因为《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作为乡下老妪，没见过多少世面，头一次进了贾府大观园，闹出不少笑话，于是此语把刘姥姥这个形象引申为见识很少的那些人的代称。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此语出于对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的智慧的肯定，形容很多人在一起，只要善于集思广益，有了集体的智慧，就能够有诸葛亮的才智，能成就大事。这里用集体的力量来作为有智有谋的诸葛亮这个智慧化身的代称。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的人名和赤兔马一起成为人中才俊的代称。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在这里，韩信这个人名，成为那些做什么事情总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人的一种总的代称。

还有许多人名歇后语，更直接地表达了由人名引申出来的社会文化意义，如：

周瑜打黄盖---"个愿打，一个愿挨;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徐庶进曹营---言不发;

刘备借荆州——只借不还;

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著;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

另外，还有好多的名字，或由于其使用者本身确有的故事，或由于人们的传说被定型为某种特定的个性，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语汇，如：

阿斗：刘备的儿子，三国时蜀汉后主，降魏后乐不思蜀，个性定型为“扶不起的阿斗”，其名也就被用做无能无知的人的代称。

张飞：三国时蜀汉名将，人称“猛张飞”，被用做烈性、勇猛一类人的代称。

蒋干：《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他劝降周瑜，反中周瑜“反间计”致曹军大败，所谓“蒋干献计”，被指为那些遇什么事总喜欢自作聪明的一类人的代称。

柳下惠：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所谓“柳下惠坐怀不乱”，世传他不好女色，人们尊称严守道德规范的那些人为“柳下惠”，也是对这些人用柳氏之名代作一种美誉……

综上所述，人名作为一种人的特定称呼，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符号，从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称谓成为一个社会化的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语汇，它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化的特色和丰富性。同时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人名之所以能有这种文化性的演变，总是与特定人名所代指的特定的人——不论他是历史中的人，还是文学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也不管对他是褒是贬一总是与他特定的个性、特定的行为所具有的广泛社会意义或典型的社会代表性有关。一种美德、一种高尚的品行通过一个人的人名固定在一定的人名文化中，同样，一个人的人名也能成为一种丑恶、虚假、罪孽的代称。每个人都想有一个好的名字，一个人总想让自己的名字能流芳百世，那么就看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用自己的言行赋予我们自己的名字什么样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