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喜温凉，恶酷热，多居住在海拔1500——3000米的温凉地带。民间有俚语：“彝入住高山”。由于历史上部族社会结构和内争外患，形成凉山彝族传统住宅的“聚族而居”、“据险而居”、“靠山而居”三大特点。杂姓村落和平坝、河畔村落是近代开始出现的。同时，凉山彝族村落多是三、五十户，大村落的居民仅百余户。历史上彝族聚居的腹心地域无集镇无街市。凉山彝族社会流行儿子结婚后独立门户，父母又与小儿子同住，所以凉山彝族住宅不尚深宅大院。传统住宅布局是以土墙、竹篱、柴篱园围成方形院落，院外四周植树，院门为木框木门，院内修建人字形顶一字形住房，屋门矮而宽，门两侧各留50厘米见方小窗，有的不设窗孔。

凉山彝族住房不甚高大，标准住房为长10—15米，宽5—6米的长方型建筑，屋檐及地35米左右。建筑以木为主，采用原木为柱为梁为横杆，穿榫呈现“树”型屋架．表现出凉山彝族历史上与大山与森林休戚相关的朴素原始的建筑美学观。住宅四壁或土或木，屋顶上面盖长约六尺宽七、八寸的云杉木板．俗称“瓦板”，加横木压石固定。雨水顺杉木纹路而下，通光透气。凉山彝族传统住宅又有“瓦板房”的别号。走进这类新房，杉木的清香仿佛引人进入原始森林的狩猪木屋。

凉山彝族住宅内分左中右三部分．入门正中为中堂，中堂靠右上方设火塘．用三块象鼻型雕花锅庄石架锅，塘火终年不熄，是彝族待客和家事活动的中心。火塘左边，用木板或竹篱隔成内屋，有中门相通．为女主人卧室并收藏贵重物品，入门右侧为畜圈。屋内上层空间设竹楼。竹楼左段储粮，中段堆放柴草，右段为客房或未婚子女居室。

凉山彝族民居也有不少变异建筑，主要表现在盖房材料，如瓦房、茅草房、压泥箭竹房、薄沙石板房。大户人家和不少村落还建有多层高碉土楼。现代凉山彝乡住宅变化最为显著．向砖木结构建筑发展，普通另设畜圈。一些富户开始修建砖混结构、花园庭院式的新房。古老的凉山彝族民居洞开了窗户，吹进了现代风。

彝族源于羌？

彝族，一个崇巫尚武的神秘民族；一个在长江流域创造了灿烂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一个曾经雄霸大西南――川、滇、黔的强大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优秀民族，它的族属问题，它来源于何处？这个问题在当今的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断。

有人认为彝族与古越族同族；有人认为彝族来源于西藏高原；还有“濮人”说、“僚人”说、“卢人”说，也有国外学者所持的“高加索人种”说等众多学说；但最为公认和流行的是“彝族源于古羌人”这一学说。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就是这一学说的主要创造者和支持者，他认为：“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李绍明等许多学者也均认同这种观点。但随着当今考古界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对彝汉古籍文献及西南地区彝族、羌族的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彝族源于羌”这一说法逐渐被证明是片面的、错误的。

要想弄清“彝族是否源于羌”？首先我们要知道何谓“彝”？何谓“羌”？现如今我们所用所写的彝族的“彝”，是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北京与彝族干部商议，将当时所用的“夷”字改为“彝”，取房子“ ”下有“米”有“丝”，有吃有穿之意，象征兴旺发达。从此“夷”改为“彝”。而在这之前的汉文古籍中均写作“夷”。在《说文》中这样解释“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古音读‘聂’。”这与今天彝族人民自称“聂”、“聂苏”、“诺”、“诺苏”、“能”的读音相吻合。而“羌”《说文》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也载有：“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从人，因以为号。”因此可知，夷“从大从弓”，羌“从人从羊”，且一东一西，何以谓彝为羌？

再者，羌何时南迁？南迁的是羌的哪一支？据司马迁《史记·秦本记》中的记载：“秦献公初立，（即公元前384年）欲法其祖，出兵灭狄嵵戎。羌无弋爰剑之孙卬则恐于秦国攻伐，率羌人南迁。”《后汉书·西羌传》也有：“至爰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夡，兵临渭首，灭狄嵵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觽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及秦始皇时……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觽狄，筑长城以界之，觽羌不复南度。”根据以上古籍得记载，我们因此可知羌人南迁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221年左右。而南迁的羌人是由“忍”的季父“卬”所率领的“其种人”。在南下之后，其后裔“各自为种”分为“越巂羌”、“广汉羌”和“武都羌”等三支部族。他们与由“忍”和其弟“舞”所率领得留在“湟中”的羌人远离“不复交通”。到了秦始皇派遣蒙恬“筑长城以界之”（约公元前221年左右）以后，“觽羌不复南度。”那么，当羌人南下以前，在今天彝族广泛分布的川、滇、黔等广大西南地区是否空无人迹？哪些民族又生活劳作于此？随着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和对甲骨文的破译，我们了解到：早在殷商、周朝甲古卜辞中就有“蜀”及周武王伐纣时“蜀人”参战的记载。1986年在广汉发掘出的“三星堆”遗址，以及随后在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发掘出的“金沙村”遗址等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和研究，也证明很早就有多个不同的民族（“夷”系统民族）生活于广大的西南地区。另据《西南彝志》记载：夏、商时，勤劳的彝族先民就已经建立了以岷江流域、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古蜀国；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古滇国等部落联盟制国家，并且羌人南迁时与当时生活于今茂汶地区的土著夷人——“戈基”或“果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羌族史诗《羌戈大战》就记述了那段历史：羌人首领“阿巴白构”率部南迁，同土著“戈基人”相战。戈基人非常强悍、勇猛，羌人不敌。在危急之时，天神“阿爸木比塔”托梦羌人用白石打，可胜；托梦戈基人用麻秆打，可胜。次日交战，羌人大胜。从此羌人代代传唱此事，并且将此做为祭神经。羌人白石崇拜由此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记载了岷江上游茂汶一带在西汉时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显然这里所记述的夷与羌是各自不同的民族。羌何以为彝之祖。

据彝族经典古籍《西南彝志》、《勒俄特依》和《送魂经》等彝经的记载。彝族父子连名谱系已有三百余代，如以25年一代计，仅父系社会就已有7500多年的历史。而羌人从公元前384年南迁起算也不过2390年左右。另外，古籍和彝经均说彝族发源于今云南境内，彝族死后送魂也是送入云南昭通、大理点苍、昆明滇池一带，未发现有往北方送魂者。故，从北方南下的羌人何以能“生”彝？彝怎为羌之裔。

最能直接证明“羌”是“羌”，“彝”是“彝”的是两个民族间各自不同的风俗、生活习惯和文化。根据《史记》和《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被发为俗。”；“不立群臣，无相长一。”的游牧民族。而彝族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被描述为：“此皆魋（椎）结，耕田，有邑聚。”或是“皆编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记为：“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囏，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巂、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巂东北有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絜白不受垢污。”从上面的古籍中的记述来看，二者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还有，彝族有着古老的文字——“古彝文”。根据现今众多专家学者的论证，古彝文有着至少9000年的历史。生活在各地的彝族支系都有彝文、彝经，包括迁入长江以北及更远地区的夷人先民都在当地留下了古彝文遗迹。而羌族却没有文字，更没有传世的书籍，只有口传的传说和神话、史诗。

综上所述，彝族和羌族是各自不同的两个民族。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羌人南迁之后，大部定居于今凉山州和甘孜州、雅安市之间，与土著的“夷”系统的各部族发生了战争和文化交流，相互间渐渐融合。特别是南下羌人分支中的“越巂羌”，同“巂”、“昆明”等夷人部族交错而处，来往密切，并相互通婚，繁衍后代，相互学习，并在生活习惯和生产劳动方式上逐步改变和融合，逐渐从事农耕。另一部分与藏族融合。一部分在茂汶及周边地区延续至今，成为今天的羌族。

那么，彝族真正的源流在哪里呢？著名学者张增祺在其所著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中认为：“今天的彝族的族属源流非常复杂，彝族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共同体，他的族源中包含了古代横断山区若干不同族系的古代不了，甚至可能包括一些来自中亚迁徙而来古部落成份。”“古代‘昆明’是近代彝族的主要组成部分。”著名历史学家蒙默则认为：“彝族是大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从旄牛徼外南迁至云南的‘昆明夷’，与以‘濮人’为主的土著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昆明”为彝族之祖先在彝族传说中也有所反映，民国《贵州通志》引《兴义志》曰：“初，秦时有孟（传说中彝族的始祖）者事邛君，邛君邑之。西汉初，其种类繁盛，由泸入滇以西，地方千里，咸为所有，是为昆明夷，《史记》所云‘巂’、‘昆明’也。”这段地方志显然系出于当地彝族的传说，说明在彝族自身传说中同样是将其祖先追溯到古代的“昆明夷”。因此，我认为我们彝族是一个以“巂”、“昆明”、“ 什数”、“夜郎”、“靡莫”等众多古代“夷”系统部落为了主干，在不同时期逐步融合了其他迁徙而来的民族或部落，（如：羌族）逐渐形成的一个广泛分布于西南地区——川、滇、黔等地的民族，一个由多民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滇中、滇南和川西南安宁河流域地区，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作为彝区农村广大农民开展商品交换的主要场所——“里”或“赤”（街子）的数量迅速增多，且规模不断扩大，街子的周期不断缩短，商品交换的种类、范围和数量不断增多。随着交易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些街子逐步发展并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村镇，成为一个个的大小集市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在一些城市或集镇，如个旧、蒙自、开远、临安（建水）、开化（文山）、河口、德厚、平坝、马塘、江那（砚山）、平远、稼依、阿猛、丘北、八道哨、双龙营、曰者、腻脚、八寨、古木、珠琳等不少县城或集镇中，还出现了一些坐地或往来大小街子的彝族商贩。

         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商品的排挤下，和农业密切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最普遍的手工业——家庭纺织业受到了严重冲击，洋纱、洋布、洋火（火柴）等不断进入彝区，古老的棉、麻纺织机械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越来越多地停止了流动，蒙自、开远、宜良以及昆明周边郊县农村的石、木榨油机械也逐步失去了功用，越来越多的被闲置起来。另一方面，一些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出现了从农业中逐渐独立出来的趋势。如南华县哈苴村、建水县太平村、砚山县稼依、文山市德厚、丘北县腻脚等一些彝族地区出现了专业加工经营的造纸、白酒和食油等加工业，这些加工业的生产过程和工序也有了初步的分工，生产的产品基本都是运往外地销售。

          彝良县彝族大家族陇家的酿酒作坊酿的酒，过去主要是家族内农闲时生产自用。到了清朝末期以后，陇家将酿酒作坊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组织人员常年从事专业酿酒，所生产出来的酒通过彝良、奎香等地的商贩销往滇、黔两省的许多地区。同时，陇家还组织专业的马帮运输商队往来于四川叙永、云南昭通、宣威、昆明等地，贩运食油、食盐、布匹等。在文山州，类似这样的情况也开始出现。丘北县的八道哨、普者黑、腻脚，砚山县的维摩、稼依，文山市的古木、迷勒湾、老寨（今蒙自市老寨），马关的八寨、大栗树等地的酿酒、食用油加工业，丘北县舍得的羊毛毡加工业等，也不再只是单一的自产自用，而是以销售盈利为目的，逐步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生产。

        在交通运输十分不便的旧社会，马帮运输是城乡和地区物资交流的重要工具，文山、砚山、丘北、马关等县的彝族聚居区，随处可见长期或季节性运输的马帮，还有一些靠肩挑身背搞贩运的“货郎担”。通道沿线村镇，马店、食宿店随处可见。马关县大栗树乡的彝族李姓人家，一家人几代不分家，家庭人口多时达百人。家里除了种庄稼外，常年有数十匹规模的马帮队来往于文山、蒙自、个旧、开远之间，贩运地方土特产和洋货。家庭人口多，分工细。跑马帮的、收购贩运物资的、放牧的、在地里做农活的、在家办伙食管理家务的，样样分工细致，责任明确，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彝族火把节的来源故事

很久以前，天上地下相通。有一年，天神思体古惹派思惹阿比到人间收税。由于人间闹灾害而歉收，人们交不起租税，人间有位能吃铜铁的大力士俄体拉巴把收税人思惹阿比打死了。

天神大怒，先发洪水想淹殁地上的人类，但洪水被人们战胜了。天神又放出各种害虫到人间来吃百姓的庄稼，俄体拉巴和大伙儿围在火塘旁商量治虫的办法，无意中发现一只掉进火塘里的虫很快就被烧死了。

于是，俄体拉巴就组织大伙儿举火把烧虫，最终战胜了虫害，夺得了丰收。久而久之相沿成俗，形成了彝族的火把节。

扩展资料：

彝族人的眼里，火象征光明、正义、兴盛，象征着能够摧毁一切邪恶的强大力量。火把节是彝族人民欢乐、爱情和幸福的节日。

彝族火把节一般都欢度三天，头一天阖家欢聚，吃酒祝贺。人们把牲畜肉煮熟后切成坨坨，祭祀神灵和祖先，然后用来下酒。晚上燃火把四处照燎，一般持续三个晚上。人们情绪十分热烈。人们以村寨为单位，高举火把绕着村寨和田地照燎，犹如千条火龙腾飞。

第二天及第三天，火把节进入高潮，整个凉山沸腾了。小伙子穿上民族盛装，缠着有英雄结的头帕；妇女们穿着百褶裙，聚集在广阔的草坝上，进行各种传统的体育竞赛。小伙子们进行摔跤、赛马、射箭比赛，妇女们则唱歌、跳舞，弹口弦琴。

中国网-少数民族风俗：彝族

彝族的风俗如下：

1、婚俗：彝族婚姻基本是一夫一妻制，一般在本民族内通婚，但也不禁止与其他族通婚。青年男女可自由恋爱，但结婚必须得到父母同意，还要经过说媒、吃合意酒、订婚酒等过程。

2、服饰方面：彝族男女喜欢用自织自染的土布做衣服，男子头缠青布包头，内穿白衣，外套是青色对襟领褂。

3、礼仪方面：彝族是一个文武并重，讲究文明礼貌的民族。彝族民间向来有打羊、打牛等迎宾的习俗。

彝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彝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族系可追溯到远古时期，那个时候彝族先民就已经在中国西南地区繁衍生息，而最迟距离现在的3000年前，彝族先民就已经步入了文明时代。

在夏商之际，彝系统的民族就已经在长江中上游流域独立存在，并且创造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之一，在之后随之时间的流逝，原本的彝系统民族还与其他民族交融，形成了以古滇国、古蜀国、古夜郎，和楚国等长江中上游文明的“四大文明古国”为根基的长江文明主体族系。

彝族人的信仰：崇奉多神，主要有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和崇拜祖先。

一、自然崇拜中，最主要是对精灵和鬼神的信仰。人们认为大自然中许多没有生命的物质都附有精灵，一个家庭中凡是祖先遗留下的一切东西如衣服、首饰、银子、用具等，都可附上精灵“吉尔”（含有“福气”之意），认为它具有保护家人的魔力。

二、另外还把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崇拜着各种自然神灵。认为天有天神，地有地神，日有日神，举凡山川、雷电，都有神灵主宰着，如《勒俄特依》中塑造出恩体谷药，使惹迭里等众神，开天辟地，创造万物，支配着宇宙中的一切。

三、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发展和深化。从彝族的家支家谱看，往往把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作姓氏。如凉山彝族有姓“拉（虎）马”、“吉妈（竹）”“切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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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称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地区和方言不同，彝族支系繁多，有许多不同的他称和自称，主要的他称有“夷”、“黑彝”、“白彝”、“红彝”、“甘彝”、“花腰”、“密岔”等。

主要的自称中，云南昭通、武定、禄劝、弥勒、石屏，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自称“诺苏”、“纳苏”、“聂苏”，这部分彝族约占总人口的1/2。云南哀牢山、无量山及开远、文山、马关一带的彝族自称“密撒（泼）”、“腊苏（泼）”、“濮拉泼”、“尼濮”等。

贵州的彝族自称“糯苏”、“纳”、“诺”、“聂”等。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按照广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

-彝族

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和彝文古籍充分证明了彝族世代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彝族也是西南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住民族。 彝族曾经发达于巴蜀，扩张及中原，曾又缩居西南，或内部迁徙；但始终以西南这块“土著地”为依托，以此为舞台中心，演绎了他们艰难曲折，生生不息的文明史。所以，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在“滇”地与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

远古时期，在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城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哲，其31代才是笃慕。此外，凉山彝族还传说彝族上古有12个王朝，其中11个王朝是母系王朝。

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砻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洱海等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在巴蜀地区，彝族建立古蜀国后被秦所灭。公元前12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芒国”（今洱海地区）和“昆明国”（今金沙江畔）,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9—8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卢、罗部落国家，公元前2—1世纪末，彝族先民建立了古滇国并创造了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彝族先民还建立了古莽国、古棘候国、邛都等国家。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20年“西南夷”时代。在此期间，西南彝族地区分布着众多部族、国家，它们各霸一方又相互迁徙交融，处于群雄割据混战时期。在西南众多国家中，中部以古滇国最强（抚仙湖及滇池周围地区），东以夜郎国最强（贵州西北部），北以邛都最强（凉山地区），西以哀牢国最强（哀牢山及怒江一带）。 汉建元六年，汉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发现夜郎有水路可通南越番禺（今广东），于是武帝乃派人携带大量物品买通了夜郎。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土著诸部的反抗，“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遂停止对当地的扩张活动。此后，张骞西域归来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汉朝又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受阻于嶲、昆明人。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贪婪的欲望，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张活动。元狩三年，汉朝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彝族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汉元鼎六年，汉军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汉军的到来遭到了当地部族的强烈反抗，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南中地区还有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汉朝曾以诛南彝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国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汉军虽然杀死众多嶲、昆明人，但他们仍然不投降，直至几年后，才把那里的部落征服，滇王降。至此，汉朝除云南西南部彝族建立的哀牢国外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东汉王朝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地区发展。哀牢国贵族欲收复故地，率兵攻益州郡西部，“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吞并西南夷的第三阶段。

西南地区诸国，跟西域各国一样，大部分都是分散弱小的国家和部族，无力抗拒汉人的到来，但如僰人等，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当他们辛苦开垦出的肥沃土地和财产不断被侵夺，又不甘心退入山林河谷，便起来反抗。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至王莽时，以僰族为首的各部族反抗王莽的民族压迫政策最为激烈，王莽派兵镇压，几年都平复不下去。僰人因为发展水平高，被称作“夷中最仁，有人道”。

汉王朝为了方便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扶持了以原“滇王”（益州）为中心的政权，并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原各国国王和大臣大多数都被分封与原对应的官职。事实上，汉朝虽然武力征服了西南夷地区，从政治上达到了以“滇王”为中心的统一政权，但始终没能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局面。

两汉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南中地区出现了不少被称为大姓和夷帅的昆明族、叟族的奴隶主贵族，他们都是称霸一方掌握着统治权力的大族豪强。对于这些地方土著大姓，中央王朝也不能不为之屈服。汉朝后期，由于错误的估计了西南的形势设立益州郡，想派遣汉朝官员来西南地区任职，触犯了当地贵族的利益。“诸夷反叛，执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汉朝期间西南各部落贵族等之间相互发生争夺战争，以“夷帅”孟获为中心的各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 三国时期，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3月，诸葛亮大军开始行动。首先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而后以僰道为前进基地，兵分三路南征彝区,彝族以孟获为主要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孟获为西南各部落联盟的领袖，并与蜀国结为盟友。

西晋时代魏国灭了蜀国之后宁州的建立。西晋王朝当时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地区，将南中七郡中的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单独划出，于公元270年正式设立，治所仍在味县。

公元339年，爨氏（彝族）兴起赶走了晋朝势力，使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统治南中地区。爨氏政权在战争中统一了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等地区。然而爨人，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一座伟大桥梁，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光辉灿烂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后期，爨氏内部政权分裂为东爨、西爨两国政权，西爨瓦解，东爨开始衰弱。 隋末唐初彝族先民地区有乌、白分化，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领导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主要是今彝族（包括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等）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其中蒙舍诏国力最强，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南），至唐玄宗时，“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唐朝封其为“云南王”。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凭借自己强大国力统一六诏后开始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与吐蕃结为盟国,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征调全国各地兵十多万征讨（史称“天宝战争”），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朝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及东南亚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攻袭剑南西川。后吐蕃改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出兵二十万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略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南诏国建立标志着西南地区政权统一的开始。

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十个月。 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在乌蛮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的扶持下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减税粮、宽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损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广泛支持（大理国历史取自汉族史书记载，所以大多名称都引用汉族称呼）。

段思平为南诏“乌蛮”贵族，由于家族衰败在南诏晚期已成为没落贵族，后融入“白蛮”，成为“白蛮”大姓，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 4 个月之后，清平官高智廉命其子善阐（昆明）侯高升泰率领滇东乌蛮军队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位给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高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 ，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 ，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 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相当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颇为发达 ，每年有数千匹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对外贸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大理 300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

大理国同一时期，贵州西部一带的彝族先民建立自杞国，《土俗记》言：“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雄兵十余万，大国也。”

公元1235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忽必烈亲率中路军，于十月过大渡河，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凉山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元军抵金沙江，用皮筏渡江，到达今天的云南丽江，既历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采纳姚枢等人的建议，改变了过去蒙古军的屠城恶习，下了止杀之令，并派使者到羊苴咩城劝降。大理相国高太祥主张坚决抵抗，杀了使者。忽必烈于12月进军龙首关，直逼羊苴咩城，大理王段兴智、高太祥背城出战，惨遭大败。12月12日，羊苴咩城被攻破，高太祥被杀，段智兴出逃，大理国灭亡。

至此，存续300余年的段氏大理国宣告灭亡。此后，云南以一个行政省的形式被纳入元朝版图。它也是大理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自唐以来，大理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时代的结束，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 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自杞国首当其冲。

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等地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明朝西南彝族奢香，彝名舍兹，生于四川古蔺，14岁嫁给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协助丈夫处理政务。其夫死时其子尚幼，她便代行夫职——摄贵州宣慰使。当时云南一带尚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还未完全划归明朝。奢香袭职摄政后，审时度势，以国家统一为重，坚持不卷入使西南分裂割据的旋涡，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主动贡马、献粮、通道，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向诸土酋宣以大义，晓以利害，进行劝说开导，从而使割据分裂势力失去支持。奢香死后，朱元璋发布诏书：称“奢香胜过十万雄兵”，诰封其为“顺德夫人”。

早在洪武年间，四川南部地区的彝族首领阿奇降明，受任为永宁宣抚司，世守其土。天启时传至奢崇明与子奢寅雄长诸部。奢氏父子日益强大，奢崇明（四川彝族）早有“复国”之心。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征兵进援。奢祟明疏请提兵三万赴援，得安家银四万两，乘机招纳武士，打造军器，扩充兵力。奢崇明派遣部下何若海据永宁，与水西等彝人联络。遣刘训入成都，何天锡赴重庆，密谋起事，但在西南地区大战中战败。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做了最后的努力，自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二人合兵全力进攻永宁，但遭到朱燮元所率明朝川黔诸军的包围，全军覆没，奢崇明、安邦彦战死。 清初，清军吴三桂进军西南，击败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及乌撒土知府安氏，设黔西、大定、平远、威宁四府，改置流官。雍正初，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改属云南，设流官。镇雄后降为州，与乌蒙同属昭通府。清军乘乌蒙彝族部落内部互攻，进兵乌蒙，但遭到彝族激烈抵抗。自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至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间，清军在乌蒙、东川、镇雄等地，严厉镇压，屠杀甚众。彝族一些奴隶主被迫渡金沙江逃往四川凉山地区。彝族在凉山周围地区的建昌、马湖、越嶲、峨眉分置重兵防守。一七二八年，清兵镇压彝民后，将建昌卫改为西昌县，越嶲设厅，并隶于宁远府。原马湖府撤销，所属屏山县改隶于叙州府。乾隆时，又在叙州府设雷波厅与马边厅。嘉庆时，在峨眉县彝族居地设峨边厅，隶嘉定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提出实行改土归流。清朝称其为“改土归流”实则原建昌卫地区仍设长官司、宣抚司，任命彝族土司土目。彝族各部首领仍各据一方，四川和云南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原来的奴隶制度。

在云贵川等设置府县流官的改土归流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彝族土司统治彝民的政治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占有的土地需报粮入册。原来的庄奴、院奴向地方官交纳丁银，成为清朝的百姓。土司的子孙多为土目。乾隆以后，汉族商人、地主逐渐进入改土归流地区，向土目、头人购买田地。如兴义府典买全庄的汉族地主共一三一户，一三二庄，招收汉佃一二二八户。彝族农民纷纷控告土目，不认主佃之名，并对汉族地主纷起反抗。嘉庆初，白莲教起义期间，西南各地的汉族地主不断逃入彝族地区。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土司所管土地，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典卖与汉人者，或十分之七八，或十分之三四。彝族农民无地可耕，生计艰难。彝族人民七、八千人，曾以“驱逐汉人”作号召，渡江进攻大姚一带地方，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民国时期（1912—1949），云南成了彝族相对独立政权的一个省份。其间，彝族龙云、卢汉的统治长达22年之久，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龙云统治时期，云南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并历任了18年之久。由于云龙在任主席期间不断扩大彝族势力的影响，他的政权也成为了滇、川、黔三省彝族上层人物会聚的中心。在云龙的下属也形成了以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禄国潘等六人为中心的庞大彝族势力，维护了龙云集团长达22年的统治,龙云被称为“云南王”。在这22年中，云南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祖国西南边疆得到巩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同时，以龙云为首的彝族六大家族以及地方实力派自行组建指挥了一支武装部队，简称“滇军”。这支部队既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柱，也是敢于与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从这个角度看，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近代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云南彝族历史上有几件事是值得纪念的：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地方军与中央军编成统一的番号共同抗日。整编后的滇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辖3师6旅12团，4万多人，他们就是抗战历史上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的战将。六十军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被日军称之为“南蛮兵”，日本报纸承认，这是“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最猛烈的冲锋，实为罕见。”第六十军出征更后不久，龙云着手组建第二支出征部队，番号为“第五十八军”，孙渡任军长，下辖三个师，于1938年7月24日开赴抗日前线。紧接着，国民政府将第六十军中的183师和第五十八军中的12师，扩编为“新三军”，张冲任军长。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滇军出师三个军，出兵共二十多万（60%为彝族），伤亡10万余人。二，红军长征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调集滇军进行堵截消灭，而龙云主张自由与独立，对红军不堵截、不追剿，但在表面上为了应付蒋介石，又不得不采取假堵截、假追剿的方法。并且，通过红军地下党的联络，龙云以特殊的方式奉送给红军云南军用地图以及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三七等贵重药材。从始至终，自己的正规部队从未与红军正面接触，至使红军尽快地走出了云南。为此，蒋介石耿耿于怀，派杀手前往昆明暗杀龙云，龙云虽然脱险，却负上了一只眼睛的代价。三，在龙云、卢汉统领云南期间（1912—1949），正是外国传教士在云南最活跃的时期，上海——重庆——贵州——云南（昭通、大理）——缅甸（八莫），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条传教路线，而以龙云为首的彝族领袖对外国传教士采取方放宽政策，世界著名的“石门坎”当时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就在龙云的老家昭通和贵州的交界，彝族集团的六大家族之一陇体要还曾在“石门坎”的教会学校就读。与此同时，龙云还与外国传教士联手，在云南的教育、经济、交通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滇缅公路”的开通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21日卢汉（彝族）率第一方面军调越南受降，蒋介石乘机欲解决云南问题；9月30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趁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发动兵变，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发动“驱龙事件”，3日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空衔），4日晨龙云被困于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旋即接受命令下山，5日正式交卸，6日被挟持到重庆，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15日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形同软禁，从此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权，在重庆则与民主党派加强了联系。12月初，龙云秘密策动到重庆开会的滇军将领，要他们抗拒调滇军到东北作战，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在***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彝族人民踊跃参加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彝族人民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和70年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争中，许多彝族儿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1956年开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部分彝区实行民主改革，彝族奴隶上层贵族不甘心失败打响了反对民主改革的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经过2年又10个月的激战以俘虏、瓦解、毙伤叛乱武装60145人，缴枪70658支(挺)的胜利平定了这次叛乱。

解放以来，中国***根据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彝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地区政府。到1990年止，在 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部、广西西北边界地区内的彝族聚居地方，成立了彝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8个或包括彝族在内的自治州1个、自治县1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