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对格式要求很高。能够排版家谱的软件比较多，各有优劣，下面介绍两种常用的软件，把我的经验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Word或者WPS。这两款是最常用的文字处理软件，大家都不陌生。使用这样的软件，好处是门槛低，容易上手，不好之处是这两个软件并不十分适合处理家谱的格式，在世系的绘制和修改上显得比较笨拙。

第二，修谱王。这是一款专门为家谱编修设计的软件。好处是：操作简单，易学易用，集成了常见的家谱格式，不用手动排版，改动也比较方便；不好之处是：需要联网，无法单机操作。

祠堂怎么建好

　祠堂怎么建好，很多人的老家都有祠堂，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那么祠堂怎么建好呢？

祠堂怎么建好1

　第一点，祠堂一定要选好地址场所，因为在古代是比较注重风水的，在古人看来，风水好的地方，是比较适合居住的，象征人事兴旺，盼望令后代富贵、显达。而一般祠堂设计的时候，是注意龙脉和生气来源，明堂宽大，方正，背山面水，水口收藏，无冲突，无争斗等现象。要求坐北朝南，左右互衬，四势均和。

　第二点，地址尽量是要避开居民楼，学校，工厂等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的，因为背山面水，更讲究地灵人杰，文运亨达，人丁两兴。

　第三点，地址选好后，在祠堂修建的时候也有一定讲究，就是祠堂内部结构，布局，尺寸都是十分讲究的，建祠堂是不同于其他民宅的，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的。

　第四点，祠堂修建的时候，也是要选择吉日吉时开工，祭祀的，在古代，巧用天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点，格定坐向，祠堂的坐向一般是不能随便立的，因为一个祠堂是关乎全村或者一个家族的兴衰荣枯，所以在坐向上也很讲究的。

　第六点，如果没有地利，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人工打造了，就比如堆山，掘池，填缺，放水，植树，种草等方面。

　第七点，现代的祠堂的修建，也是要从坐势，朝案等地方去布局，并且空间要很大，建筑要求高大，材质也要好，采光要足。

　总得来说，现代我们讲究祠堂设计时，还是要注重风水，注重建筑的地势，修建时间，而最理想的祠堂应该是在靠山面水的地方，有祠堂，有龙脉，地势前低后高，这样修建的祠堂会更好。

祠堂怎么建好2

　祠堂修建改造，古传法则论，24山家喜忌各有不同的严密要求，并具公式化。如上中下三座、左右偏房、中宫（坐山位）、屏风、祖牌、神台、天井、地坪、水沟、排水、建筑结构分布、高低大小尺寸、由内向外的能见度等等，统统这些都是很讲究的。

　得不到真传的人是不懂祠堂建造的，不懂装懂为人行事，一旦给人子孙留下祸根，就是天大的罪过。己知和所闻，东西两省历来凡建造祠堂的，十有七个是出事的，实例枚不胜举。

　“三年寻龙，七年点穴”、“三分峦头，七分理气”、“三分立向，七分做作”。住宅或坟墓建筑工程的学问与规范很多，最好在博学多才的明师指导下进行，才能完整化。

　如不严谨小心，一旦触犯规忌，就会异常引发争斗伤病或其它怪异事，造成人口不安。当找出这些鲜为人知的原因并处理后，才可平定。但唯恐工程难毁，事难处理而损失巨大。

　祠堂是历代祖上所居，不要轻意惊动神灵，钱不是万能的，修建祠堂的前提是：

　1、年久老朽，不得不修。

　2、原址失衰，污染破坏严重。

　3、人丁越来越衰退败弱。

　4、出孤寡，房份中有个别房头将败绝。如果不符合条件中的一条，最好不要乱建设，否则容易弄巧成拙，求福不成反惹祸。

祠堂怎么建好3

　农村祠堂，是后辈祭祀先祖的地方，同时，也是展现家族历史的地方，既庄重，又肃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宗祠或者祠堂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

　所以，兴起了祠堂建造热潮。我们都知道，建造祠堂，就需要建造门楼，建造门楼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代表家族的形象；另一方面向人们展示祠堂的庄重和肃穆。

　祠堂的门楼又称宗祠石牌楼也被称为宗祠石牌坊、祠堂石牌楼、祠堂石牌坊等，是家族姓氏祠堂建筑的重要附属物。对于它的建造必须包含庄重、大气、文化等内容，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工程。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宗祠石牌楼的修建往往暗含着家族先人的高尚品德和丰功伟绩，同时，也寄托着子孙后代对先人崇高的敬仰之情。宗祠门楼必须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不得随意建造。

　虽然说祠堂门楼的建造样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据考证：古朴典雅、庄严肃穆是所有祠堂门楼的共同特点。

　譬如，湖北大冶叶家坝村祖祠堂的那座宗祠石牌楼，位于街道入口处是为了旌表叶氏先祖而建造，结构为三门七楼样式，整体采用青石雕刻而成，雕工精湛，是当地牌坊中的精品之作，因此叶家坝宗祠也被称为湖北第一祠。

　受宗祠面积的影响，如今的'宗祠石牌楼的跨度都很小，多数宗祠门楼的造型一般都呈单门牌楼和三门牌楼的样式。较为复杂的已多见。

　但不管怎么说，简单的门楼也好，复杂的门楼也好都要建造的有气势，有内涵，有昭示后人的意义。否则，建造再好、花钱再多的门楼都是失败之作。

　综上所述，祠堂门楼的建造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庄重、大气，有内涵才显得祠堂门楼有灵魂。你可以咨询一下古建专家或借鉴一下别的祠堂的建筑风格，尽力将祠堂门楼建好。

祠堂怎么建好4

　 修家谱建祠堂的意义

　祠堂，在古代又称“家庙”是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古老建筑。在历史上它是家族议事、供奉祖先、继承传统、团结家族的一个重要的聚集场所。

　在现代，祠堂文化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基因是获得文化归属感与共享感的直接媒介，对于大众的文化认同和归属及农村基层的文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也是很重要的一笔传统文化遗产。

　祠堂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远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便开始萌芽，到宋代形成了较完备的体系，明清时发展到高峰。

　祠堂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人们敬畏自然，尊崇祖先的反映，也是服从服务于多数历史朝代“孝道治国”的大政方略。盛世修志，盛世建祠。宗祠文化的繁荣也是侧面反映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现实。

　 祠堂文化的三大意义

　教化意义：祠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建构的目的是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收宗睦族，增强本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求宗族的兴旺发达，通过祠堂之筑、堂号堂联、仪式活动、配以宗谱家谱的修订和族规民约的制定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向后人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

　规范意义：指祠堂文化对族众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起的约束作用。

　维系亲情意义：指祠堂文化起着统一族众的行为与思想的作用，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族众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你好！

一般每一本家谱都有字辈，也叫行第、排行、字头。一般在谱的开头部分，各个辈分从前到后，会以“诗”的形式排列长幼顺序。如果按照字辈取名，同辈之间一般前两个字都一样，第三个字不一样。比如“张AB，张AC”。

以前会比较遵守字辈，按照字辈排行的字来取名，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年长的还要称呼比自己年龄小的“叔、公”。不过现在讲究社会公平，有些人排斥辈分，很多人没有按照字辈取名了，所以即使是亲兄弟，前两个字也不一定相同，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有任何问题请继续提问。

一般说来，作为圣裔的孔氏宗族常常自称“内孔”或“真孔”，而把同姓不同宗的孔氏称为“外孔”或“伪孔”。这里的里外、真伪，是以圣脉的流传作为对照的。

圣裔们所强调区别的“外孔”，其情况大致有二： 孔府档案属于私家档案，由于历代帝王对孔子后裔逐步封官加爵，官至一品，因此，孔府与皇帝关系逐渐密切，上下行文接连不断，全国各州府衙亦相继行文接洽关系。而用于孔府祭祀孔子的祀田达三十六万亩，分布在五省数百个县，因此县级政府与孔府间的关系亦非常多，再加上土地纠纷处理，更是文案复杂。孔府是一品官的衍圣公府，府内除三大公堂外，还有十大厅办事机构，各机构都有日常的工作文件，再加上祭林庙的各种帐册、府内生活的规定及帐册等，因此，资料极为丰富。

孔府档案以其历史长、数量多、内涵丰富而成为中国著名的私家档案。由于战乱孔府档案过去曾有损失，现存档案记录了孔府从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1948年8月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族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历代衍圣公府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的珍贵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孔府档案也为中国文献档案学提供了一个特有的典型范例，在档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件的保存原来较为分散，孔府凡属于上下及各州府县行文均保存在掌书厅书房内，由典籍官掌管，地亩册、契约、收租册，均保存在册房内；婚丧嫁娶及林庙祭祀酒席帐、祭品帐均保存在司房内；内务日常开支、工资帐和来往宾客帐均保存在帐房庶务室内；呈禀号簿、收文簿、发文簿、送文簿均保存在启事厅承启处内。以下族长衙门、百户衙门、管勾衙门、礼学、乐学、古乐传习所等，各厅房均有零星文件。1948年8月古物保管所成立后，把这些零星文件均收归书房保存。

1956年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来曲阜检查文物保护工作时，发现了这批历史文物档案。回京后，派专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专门整理档案，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主任李鸿庆专门整理文物。把文物分成33大类，以后由文管会继续整理；把档案分存后五间房，单独列项，专库保管，以便以后整理。1956年 8月开始，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家档案馆，派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 (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家常住曲阜进行分类整理，由金佳任组长，成员有郭鹏、丁家襄，参加整理的还有南京装裱工程先道。第一次整理工作截止于1958年9月。1959年夏季至国庆节，孔府进行复原陈列，将档案由后五间迁移至东大楼下保管，并批拨50方香樟木制成档案箱保护。1960年春中央委员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来曲阜检查档案工作，指示：“要片纸不丢，只字不损，把档案保护下来。”从此又加强人力糊耳装订，至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停止。1972年夏季又开始裱糊装订，建新帐登册，至1987年已编至9200余卷号。以后继续整理裱糊装订，现在还有部分残破卷页没有整理。 按照南京档案馆协助整理的分类，共分八个阶段(解放前孔府档案分类是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八个阶段时：明代、清代、民国、北洋军阀、国民党、敌伪时期、1946年解放、解放战争时期，始于嘉靖十三年，止于1948年8月。

每一阶段又各有分类，多寡不同，清代最多。每个阶段分类是：袭封、祀典、先贤、宗族、家谱、属员、庙庭官员、府内官员、学录、庶务、租税、林庙管理、徭役、刑讼、宫廷灾异、财务、文书等。

孔府档案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

宫廷政治方面的资料，记载了封建王朝登基、建储、巡幸、崩逝、柑庙配天、庆典朝贺等皇室大事，以及各种典籍制度。形式有奏折、京报、邸抄、公文簿册等。

祀典方面的资料，记载皇帝驾幸阙里，御祭孔子，赐给供器、匾联，遣官祭祀等。

袭封方面资料，记载孔氏子孙袭爵受封，设置孔氏职官以及家学、庙学职官、奉祀各先贤等。

宗族方面的资料，记载孔氏宗族支谱宗法族规、家庭事务，优免孔氏杂差徭役赋税等。

另外还有林庙管理、庄务管理、府务管理等。

我爷爷就是在大年初一去世的，那时我还在部队当兵，而且爷爷是在辽宁的大伯家去世的。实际上爷爷在之前就很重了，很多人都说根本过不了年的，可他硬是挺过了大年三十，在初一接近中午的时候去世，虽然只是初一，但却意味着爷爷又多活了一年。

爷爷去世后，是在当日下的葬，正常来讲的话应该三天才能出殡出葬，但因为是大年初一，亲戚朋友都在过年拜年，而老人去世毕竟是一件白事，开年就死人被看作不吉利，所以一般都会简化程序在当日下葬。

不过也不一定，这个就要看家里亲人如何安排啦。前几年我村最老的寿星也是在初一去世的，年龄刚刚99岁，为了凑个百年的整数，他们对外就说是刚好一百岁。高寿去世，在我们当地被称为喜葬，加之又是百岁，孝子孝顺也一大堆，家里就商议不能草草下葬，要按照最庄重最得体的程序来，从初一开始一直到初三出殡。

殡葬这个东西各地风俗不一样，差异性很大，有些地方可能更讲究，但在我们当地，过年当天或者正月初十以内去世的人，一般都由直系的孝子孝孙参与，匆匆忙忙的把丧事办了。

另外，对于当年家中有去世亲人的，一般三年内都不应该在正月里串门走亲戚朋友，三年戴孝之身不吉利。

马上就要过年了，村子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家，村子里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也越来越热闹，但是对于家里有病重老人的家庭，就会特别的煎熬，一边要赶在过年前置办年货收拾家里，一边还要担心老人对身体状况，虽然都盼着老人能康复，但是去世又没办法避免，很担心在大年三十去世，那么如果真的有老人在大年三十去世的话，应该如何处理后事呢？

在我们村子还真有大年三十去世的，是我小学同学的爷爷。同学的爷爷病重了很长时间，一直传出要去世但是又坚挺过来，但是终没挺过过年，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去世。在我们这里有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嫁出去的姑娘不能回娘家的说法，所以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出嫁的姑娘们都已经回家，但是这老人去世了又不能不通知姑娘，所以就在大家都在吃团圆饭的时候，同学的姑姑们被叫了回来。大家都知道，大年三十这一天都在放过年的鞭炮，如果此时放去世的鞭炮的话，会让一个村子的人感觉到晦气，所以他家就在大年三十当天晚上先将老人简单收拾一下。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老人的儿子不能穿着孝衣去通知村子里的当家子，所以只能拖到下午过年气氛稍微小一点的时候才去通知，当然大家知道了他家老人去世，一般在吃完中午饭就去帮忙，毕竟死者为大。

听爷爷说，村子里隔几年就会出现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去世的老人，如果是在大年三十上午去世的，一般简单操作一下在下午就下葬，因为我们这里有白事不过年的说法，我同学的爷爷因为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去世，来不及在年前下葬，所以只能拖到第二年去办。如果是在大年初一去世的话，则要等到大年初二再张罗后事，我姑姑的公公就是在大年初一去世，当时没有通知任何人，甚至是连出嫁的姑娘都没通知，在大年初二才告诉亲戚朋友。

过年是一件大事，但是一个人的丧事一辈子也只有一次，虽然和喜气的过年有点不协调，但是对于有着“百事孝为先”的国人来说，在过年期间遇到白事该去帮忙也去帮忙，也并不会有人觉得很晦气不去帮忙。

我公公就是一五年大年三十死的，没有惊动任何村里人，偷偷叫来了八位先生帮公公穿好衣服放进冰棺里，也没待饭先生吃，没有鞭炮，没有哭声，没人守灵，就是老公一个所谓的孝子每晚守到天亮，不过每晚有几个村里人在堂屋打麻将十多点钟就去睡觉，各过各的年，跟平时一样，正月没有任何人给亲戚和村里人任何一个人拜年，初一，村里人像平时一样给公公每个儿子家拜年，正月初二下午三四点吧，开始上棺材吊香，也待任何一个亲朋的饭，初三早上公公出门去祖坟山，，初三早上公公的晚辈，和亲戚晚辈，都来送葬，也就是初三早上招待了一餐饭给送葬的先生和客人吃，

2010年大年初一凌晨四点左右我爸去世，当时只有我奶奶守着他，我爸58岁，我也没想到他走那么快。我家湖南娄底农村，按我们那风俗习惯，我姐与姐夫先到家，再通知族行的长辈，正值大年家里备有很多炮仗，我们族人不多，属几代移民过来的，每家放一万响炮竹，等着他们家开门就下跪，告知家父刚去世，剩下的事就是族人出主意怎么办，我们那里叫族人为（亲行）。风俗习惯在我那里家里长辈去世，晚辈见猫狗都要下跪的，现在没人这样做了，只见熟人才下跪。

后来他们都过来我家商量后事，初一当天就去请地师看日子看地，那个正月办事出手就是红包，都需要红包来办事，因为是新年。后来看好日子初六上山，左邻右舍都来帮忙了，也没什么忌讳，我们那里忌讳的是年前去世的，新年去世的就没什么忌讳，那是一个永远难忘记的新年。

我是湖北中部的。关于在大年三十的有人去世了，我这几年也看到过好几起。因为毕竟生老病死，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人力就可以控制的。就比如今年，我有个亲戚的家的老人就是在大年三十的去世了。我们这边其实对于大年三十的去世还不是特别避讳，但是我们这边是对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去世是比较忌讳的。首先我先说说，我们这边关于大年三十的如果有人去世了是怎么处理的。在我们这里如果有人在大年三十的上午去世了，这种情况基本上都还好处理的，就比如我亲戚假的老人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里一般都是如果火葬场还在上班，那么就自己找个车拉去火葬场火化，然后回来后。就找到村里的几个青壮年，抬过去坟上发丧。是不会通知亲戚，也不会让他们过来。因为大家家里都在准备过年，这种事情是不好影响到别人的。然后如果是大年三十的下半天，或者晚上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一般都是来不及了，我们这边是如果是这个时候去世了，是不能发丧的，必须要等到大年初三后，烧完门神纸后才能发丧。在这期间，就必须把去世的人的尸体放在家里，一直过去这几天才能进行发丧。

说一下我们这里的处理情况，一般老人在大年三十去世，会有两种方式处理。

1、第一种是自家人马上准备老人的后事，一般当天夜里就下葬了，不会等到新年再下葬。

村里的说法，人死为大，但大年三十人死了也不会将不好的气息留到新的一年去办，都是在新年钟声敲响前把老人后事儿办妥当，让儿孙们高高兴兴过个新年。

小时候经历过一次，邻居家老太太在大年三十病重去世，本来一直病在床上，家里孩子想着让老太太撑过了大年再说，没想到老太太没能撑过去，但死在大年三十，如果年后再办，考虑到大过年的对别人不好，毕竟村里有“白事叫必到”的风俗，而且留在新年之后办后事说法不好听。

所以老太太的后事就简单操作一下，在夜里新年钟声响起前，就在祖坟上埋了。

2、第二种不动声色，过了大年初二再办后事。

相对于大年三十去世后，不会留在新年后办后事当天就下葬来说，这种秘而不宣年后再办在我们村还算比较少，但也有人这样操作。

按照老传统，人死后要在家停堂三天，这三天老人的儿女都在家守灵，不出门不与外人来往。但老人大年三十死去，总不能除夕和大年初一喜气洋洋的时候向其他亲戚宣告死讯，跪地守灵吧。

所以一般我们村都是提前给老人穿好寿衣，把老人安放到侧屋中躺在床上，好在冬季天冷不存在尸体腐烂现象。堂屋依然摆放祖宗家谱等，大年初一依然迎接亲戚拜年，等到大年初二一过，向外界宣告老人死讯。

有时候自家人不方便，还会请来舅舅来主持后事，因为过了除夕和新春，后面的事都按照正常流程来办。

这就是我们这里老人在大年三十去世后，家人处理后事的两种方法，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同时也讲究福气彩头等。

（文/阿冰）

我，贵州某个小山村

七岁那年我祖母去世，刚好是大年初一。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凌晨四点钟，我奶奶急急慌慌的起床说祖母病重，我也着实吓着了。我赶忙起床，祖母家离我家不远，当我到达祖母家的时候，祖母已经去世了，也已经天亮了。在我们那里，不管是过年还是过节，只要有人过世，该操办就操办。

我们那里讲究人过世以后要烧三天还是五天，家庭条件很好也有烧七天，也就是说去找一些专门做道场的人去超度，以敬家人的哀思以及对过世的亲人的敬重。我祖母烧的是五天，刚好是大年初一到初中，按理说过了初七不是年，这新的一年街坊邻居都在操办祖母的丧事，可没有办法，我们哪里的习俗就是这样，死者为大。

小时候祖母对我特别好，我们是农村，在90年代的农村不像现在，那时候的农村棒棒糖就是最好的零食，（说到这里有点小辛酸，就一根棒棒糖我和弟弟一人舔一口，你舔一会我舔一会。这样的童年并不像别人所说的是一种美好和幸福，它不美好，也不幸福。）我家里又是重男轻女的家庭，都觉得女孩没用，可我祖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她一直都很善待我，给我小零食，经常一毛两毛的塞给我。

现在已经过去快20年了，我祖父至今还健在，倘若我祖母也还健在的话，我一定一定有好多话要说，说说这些年来的悲伤与坚辛，无论是来自工作还是生活。

不好意思说偏了，说到自己的心事了。下面就是我们小山村的远景图，各位不要见笑哦

这问题，能让人想起很多事。

1997年还是98年，

我姥姥除夕当天去世的。

当时我才十来岁，

老爸带着我们弟兄两个，

在家里等老妈回来过年。

那时候还没有电话，

其他的更别说了。

老妈一进家门开始哭，

我爸看到后就明白了，

然后开始安排家里的事儿。

把我和弟弟托给爷爷奶奶照顾。

亲戚该走的提前走，

年也没法过了。

经过和舅舅他们的讨论，

决定排七（也就是死后第七天安葬），

也就是初六安葬，

（初五我们叫破五，破五后，

才能离家，才能动土）

因为大过年的，根本没办法通知人，

通知了，也有人到不了。

放炮也跟别人的心情不一样。

那时候没有火化，

甚至是电也不稳。

只能用最传统的方式，

点煤油灯守夜。

过年期间，温度还是很低的，

需要开着门，至少两人守夜。

就这样，白天的时候，

各家留一个人，该忙忙，

晚上，

一般都是五六个人一直在那儿呆着，

有亲戚，有朋友，甚至还有邻居～

大学时候，也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

那是我爷爷的婶婶，

也是在快过年的时候去世，

去世的时候，已经104岁。

过年的时候，

都是亲戚朋友过来守夜。

也是过完年安葬的。

今年9月28日，我爷爷去世，

是我近距离接触了这个葬礼全过程。

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

也都是从三十来岁开始直接参与。

人，什么时候都有可能，

我们身边没有发生，

不代表就没有人经历。

爷爷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

家里已经得到了信息，

平时跟我爸关系好的叔叔伯伯，

甚至是邻居，

都在家门口等着。

因为医生说过，

当天晚上可能是最后的时间。

他们在我家呆到凌晨三四点，

不往屋里坐，

就在院子里，

打着瞌睡，说着话。

我父亲还有叔叔姑姑还有医生，

都在屋子里盯着。

我给他们拿了几次烟，

也一直坐在门口。

～～～～～

爷爷去世后，

屋里人没有断过，

除了老爸的朋友之外，

还有我和弟弟的同事、朋友，

也过来坐一会儿。

可以说，事情都是邻居做的，

买菜做饭，扎纸活，买棺材，

借板凳桌椅，刷锅洗碗，备材料～

火葬，立坟，打墓！

琐事太多，还有专业的职客，

告诉你该怎么办，磕头还是鞠躬！

～～～～

我们的几千年的深厚底蕴，

让我们觉得人死为大，

也让我们去体会：视死如生。

不管是过年的时候，

还是闲暇时候，

过世的礼节远大于出生。

在农村，在老家的礼仪，

繁琐，但是不失隆重。

在工作当中，我只参加了一次葬礼，

是我前同事的父亲过世，

是带着我们吃了一次饭，

我们每人出了份子钱。

我感觉是太简单了，

简单的有些不适应。

也是各有各的苦衷吧。

我说一下吧。

2019年大年初五大概是上午七点，我们村一个泥瓦匠病逝了，其实年前就一直卧床不起，然后听邻居说腊月29还去了一趟乡镇医院，但是已经病入膏肓了，是回天乏力的。去医院也是象征性的治疗，子女也是尽最后一份孝心。因为我们有点亲戚，我爸因为要忙别的事情，就让我代他去参加葬礼。我们这有个传统，村里边死人有一个村里主事的总管去安排，有迎客的，挖坟的，收礼的，记账的。我被分到迎客组，开始站在门口迎客。大概到九点多挖坟组大概其八个人开始去挖坟，中午十二点开始去烧拿着纸活，把棺材放在坟里。在装坟的时候发现现在已经不在用人工抬了，有一个农村四轮改装的一个机器，可以吊装，可以托运，省了好多力气。好多人都要进行参与，男的出力，女的哭坟，最后把逝者入土后结束，给死者一席之地。

过年时好多人都在家的一个时间，这个时候把事情办了是最重要的，风俗和节气的概念在人们心中弱了很多，所以过节的时候大家一起聚聚，回顾一下老风俗，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的爸爸就是96年，年初一早上在家里坐着自己看电视脑冲血跌倒过世的，因为是过年当时是因为在农村的思想还是很封建思想的，我爸跌倒出事时我那时候才读初三，当时村里就只有我堂叔有一台货车叫我叔送我爸去镇医院他景然不愿意去，后来请了一台三轮摩托车送去医院抢救，当时我也是懵了只记得对着医生说不管怎样一定要救过来，医生说已经检查后说已经救不了，医生教我们打个点滴接他回家因为农村人如果在外面过世了是不能入村的，因为是年初一去世最后几个叔叔决定在年初三举行白事，平时我们一家人在村里的人都是相处非常不错的，按平时的风俗如果有人过世很多村民会主动帮忙办事的，但因为是年初三没人敢来帮忙我们也不敢叫别人来帮忙就我几个叔叔一起把后事办好了当时我也感觉到那种无助，所以现在我是非常讨厌过年。

　　“洪武政令”对整个社会的亚细亚式的控制，实在是太紧了。它从最基层的一丁、一户、一甲、一里开始。朱元璋有一条诰书说：

　　里甲要明，户丁要尽。户丁既尽，虽无井田之拘，约束在于邻里。除充官用外，务要验丁报业，毋得一失，不务生理。是农是工，各守本业，毋许闲情。臣贾微商，供报入官，改古之制，常年守业。消乏不堪，复入报官，更名其业，不许在闲。5

　　这里说的很清楚，除去没有“井田”之外，要通过里甲制度恢复亚细亚式的统治。但又比古时候加强了一步，即经商也要“常年守业”，只有亏赔太甚的商贾经呈报批准后，才可改业。这种立法的用意本来是好的，即禁绝一切游手好闲和为非作歹之人。但对商贾抓的太紧，久而久之，经济联络网枯竭，整个社会就失灵活了。但朱元璋一直抓的很紧，被郑振铎先生援引过的一种明万历刻本书《朱氏家谱》中，载有《户帖》一纸，中有洪武3年11月26日的圣旨说：“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6“做军”，是一种多么大的威胁呀，所以洪武年间，里甲井然，元人敢于干犯律条，正如另一条诰书所说，“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7商贾在外，二年不归，邻里便须询问本户，以免托商在外非为。

　　抓紧“丁”、“户”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役使人民“配户当差”。“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些在宋朝已经很模糊了的东西，金、元以来渐趋严格，明初达到最严格的地步。特别是“军户”，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超经济强制。“军户”之中，除原来元朝军户传袭下来的，加上元末农民起义部队“从征”的，再加上平定张士诚、陈友谅等“归附”的之外，最严重的是可以随时由“民户”中垛集当军。一旦当军，世袭永充；当军之地，又往往是距家极远的边塞；这对于农民说，简直是最大的侵害了。加以当时刑法严厉，有剥皮、称竿、抽肠、刷洗、铲头、枭令、挑筋、去膝、刖足、鞭背，……。用这样的严刑，去保障超经济强制的贯彻。

　　当时，不是没有反映的。如洪武19年福建沙县民罗辅等十三人便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们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8社会上暗暗流传着一些诗，一首咏布袋佛的“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另一首咏翡翠鸟的“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9甚至连皇孙和大臣，都感到紧张，希望放宽。朱元璋死后，据说太孙朱允炊及其弟允通指斥梓宫（棺柩）说：“今复能言否？复能督责我否”？言讫皆笑。10自然这可能是燕王的诬陷之辞，但也不排除是真的可能。所以一旦建文即位，大臣齐泰、黄子澄就主张“《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11。

　　在“洪武政令”的亚细亚式超经济强制之下，出现了三种国有土地：一种是“屯田”；一种是与“民田”相区别以强立名目征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一种是“庄田”，包括“官庄”和“皇庄”。其中“屯田”和“庄田”，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身上打着明朝的烙印；高额租赋的“官田”，则是明初的新事物，主要出现在东南地区的苏、松、嘉、湖、杭一带。

　　在明朝的屯田中，军屯是主干。这可跟曹魏屯田形成对比。曹魏先搞民屯，以民屯为主干，而军屯随后补充上去。明朝则不然，以军事管制作为振兴农业生产的有力手段，先办军屯，民屯、商屯是其补充物。军屯，是由专制主义强化了的、带有军事性、国防补给性的一种国有土地。土地上的劳动者是当军之人及其贴余。在非战争的地区和年代里，80％、即4／5的军人都要从事农业劳动，数量很庞大。所分配土地，军、余各一“分”。这一“分”，有一定的亩积，一般50亩，但亦有低至20亩者，亦有高至120亩者，大抵肥瘠与地之宽狭各不同。剥削的制度，前后有很多次调整。最初有人主张征30％～50％，是分成制；朱元璋不同意，确定收一斗，是定额制。洪武晚年，确定屯田一“分”，正粮12石，余粮12石，上缴公仓。正粮是劳动者必要劳动的收获，余粮是剩余劳动的收获。后来制度慢慢变化，正粮已不需上仓，余粮减半为6石，这个数字稳定并延续下来了。按一“分”50亩计，亩征为一斗二升。与法定的“没官田”租额相当，已经算是沉重的了。此外，军户还受国家的强度隶属，逃军要受重刑。并且，还要受军官（总旗和小旗）的侵害。总起来看，明朝军屯上的“军”和“余”是军事隶农，他们所上缴的“子粒”中，带有地租赋税合一的性质。

　　“官田”，是明初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基础上的一种产物，它是存在着“名”与“实”相矛盾的一种国有土地，或者说，它是一时打着专制主义强度烙印的一种私有土地。所谓“强度烙印”，指的是惩罚的烙印，主要是朱元璋对其顽固政敌之一张士诚原属下一些大地主的惩罚。所以这些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主要在苏、松、嘉、湖、杭一带。其实广义地说，“官田”所包甚广，“没官田”外，还有入官田、还官田、学田、草场、牲地、苜蓿地、陵园坟地、公占隙地很多名色，连贵族的庄田和百官的职田，统统都算“官田”，也就是国有土地。但就狭义而言，“官田”与“民田”的对比含义，仅仅不过在于“官田”租额特高，而差役较少；“民田”租额低，而差役很重。

　　国家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到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基础之上，即便在旧的历史时代，即便在人们认识“必然”的能力还很有局限、从而其“自由”还很小的时候，也不能够违拗着经济基础过甚，过甚了必然出毛病。明朝的历史，正说明这个问题。高额租赋官田制度执行的结果，引出的第一桩毛病，就是人们在“田皮”和“田骨”、或者“田面”和“田底”上玩弄花样，把“田骨”或“田底”放在那里不动，单把“田皮”或“田面”辗转转让或者租佃出去。三转手两转手，“官田”的身份就模糊不清了。引出的第二桩毛病，就是通过田主、地痞、豪绅、胥吏间的勾结，什么改册、诡寄、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使官册与实种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紊乱，以洪武的严刑酷法尚不能完全禁断，洪、宣之后就自必紊乱更甚了。

　　庄田，是一种贵族占田。朱元璋对一切卡的很严，独对诸王勋臣的赐田，从开始就放的松。勋臣汤和赐田万亩（百顷），见于史料12。亲王最高额至千顷；洪、宣之后，乞请渐多；万历、天启间，横赐日甚，故有福王四万顷数额的说法。明朝的庄田与西汉的“实食封”，有同处，有不同处。其同处在于二者都是独立王国，不受州郡里甲的约束；其不同处是西汉封王仅收国税，实际上是国家统一租税的再分割；明朝封王所收为“庄田子粒”，岁亩征银三分，后递增至七八分，约合粮食15斗、2斗、3斗不等。庄田佃户，不是通过自由契约而来，而是由州、县拨充，或由逃军、逃民为避罪避差役而前来投充，这些人身上的隶属关系很沉重，虽不承担国家差役，但王府所加的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都是很沉重的。

　　在上述三种“官田”之外，就是“民田”。民田上也有民田上的问题。这问题也是由于专制主义统治者意志强加在经济基础上的后遗症。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鼓励贫民积极开荒种地，曾有“永不起科”的谕令，这用意本来是好的，但日久年深，“祖宗之法”的约束力日渐松弛，一切田土均须丈量作数，于是便发生了“原额地少而丈量地反多”的反常现象，好心的官吏害怕把真相暴露，会造成“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于是挖空心思，瞒上不瞒下，“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原额之数”。13这样，便在北方各省出现了“大亩”和“小亩”的纠纷，河北广平府有大亩一亩折合小亩一亩八分者、二亩者、三亩以上者，甚至七八亩以上者。地主豪霸，从中作恶，遂致赋役纠缠日甚。这种现象，在江北淮安一带直到清初尚有此类的遗留问题，《山阳志遗》一书中记之甚悉。

　　四

　　由于产生了如上的一些田土赋役纠纷，在明朝从洪熙、宣德开始，直到嘉靖、万历，一些不同地区中不同等级的官吏，便不约而同地按客观现实中的问题，图谋各自范围内的调整。这证明有一度人们说官吏从来没有好的、或者说“清官”比“赃官”还坏、或者说统治阶级从来不可能进行什么“调节”或“调整”：都是些别有用心之谈，不忠实于历史的真实的。从著名的周忱和况钟开始，仅以《明史》有传的，就有孙原贞、顾鼎臣、王恕、欧阳铎、王仪……等一串不小的名单；加以万历年山东曹县的县官王圻和孟习孔这类更低一级的人物，可以证明不约而同来参加这场调整的人，真是为数不少。

　　在江南地区，他们的努力主要是把重租平下去。周忱曾支持他的属下况钟在苏州府把262万石的田租减到72万石。周忱还想减松江府的，把官田赋额减到和民田看齐的地步，为此蒙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明史·食货志》中很扼要地记述了这些调整的踪迹。如孙原贞在浙江，对嘉、湖、杭的租赋，就执行一种“重者轻之，轻者重之”的政策。他们又担心某些地主和其他官吏会对他们进行弹劾，故使用不明显的手法，“重者，阴予以轻。轻者，阴与以重”，在不知不觉中使租赋趋向于均平。于求“均平”的同时，也追求去烦划一，如顾鼎臣、王恕、欧阳铎在江南的调整中，就追求“征一”，“一条鞭”的精神便从这里露头了。既然追求“征一”，自必产生一个连带的问题，“田”（赀财的所有者）和“丁”（或“户”）（劳动力的所有者）中间按什么比例来配成这个“一”呢？顾鼎臣、欧阳铎、王恕的原则是：“以田为母，户为子”14。偏重剥削一点赀财的所有者，相对放松一点对劳动力所有者的剥削——这种精神，也从这里冒头了。

　　在北方，有些个别官吏，其调整的精神，也不亚于江南。例如在山东曹县，从万历3～4年到33～34年，有前后两任官吏，王圻和孟习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上文说过，洪武的要害，在于抓紧“户”和“丁”不放。从抓的紧紧的，到抓的死死的。可是转瞬间235年过去了，人们恰好跟洪武政令“对着干”了，孟习孔的“一串铃法”，第一主张取消户等（上、中、下三等）；第二主张取消丁则（九则），说“三等九则，多方支离”；第三主张按亩摊丁，大体40亩内外，派纳一丁；并且，第四以右贫抑富精神处理派丁事宜，“有人无地者，亦念其穷而去之”，“地少丁多者，配地而减之，将遗下丁额，尽添入地多丁少之户”15。试问：像这些人，像这些事，假如不是“调整”、假如调整者不是“清官”，又是什么呢？！

　　这样做对谁有利？王圻的《平赋答问》中说，穷乡细民，称此法便；只有那些企图诡避、需索、包揽的坏田主和恶棍之流，才称此法不便，阴谋破坏此法的实施。除穷乡细民之外，此法对端正的田主（土地经营者）也有利，从而对农业正常的经营和发展，也是有利的。江南有个退职的大名知府姚汝循，他并不完全赞成条鞭法的，但他也反映说，

　　条鞭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赖巡抚海公均田粮，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16

　　必须再次指出，所有这些参加调整和改革的人，中间都没有串连过，他们是从面对现实中“不约而同”地这样做的。并且，他们更不会认识到有一种亚细亚形式的残余表现在“洪武政令”中对整个社会进行锢闭，阻止封建后期人们财产私有制的前进脚步。他们绝不会懂得这些。这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去把宋朝时候本已消退到相当可喜程度的社会阻力，使它们又一次消退下去。

　　五

　　文章写到这里，就自然而然地要超越明朝这个人为的历史段落，因为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地丁合一”，实际上是一场前后连续的调整和改革的运动。清朝是明朝的取代者，二者在政治上是敌对的，但二者不约而同地处理劳动力强制的放宽问题，这就可见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仍在默默中起作用。生产力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分枝化、繁荣化，在这种现实下，假如依旧把劳动力死死捆绑到国家差役的柱子上，事情怎么能够推移下去呢？

　　清康熙50年，谕令此后滋生人口，永不抽税（丁银）。这样，“丁银”就成了个历史遗留问题，更方便于把它与田赋捻成一股。康熙55年，首先在广东省试行“摊丁人亩”、“地丁合一”。到雍正元年，又在直隶（今河北）推行，当时的奏疏和批示，现存留在《雍正朱批谕旨》之中，引出如下：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直隶巡抚臣李维钧谨奏：为酌议按地输丁之法，恭请圣裁事:……臣查直隶通属地粮共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两有奇，丁银共四十二万零八百两有奇，统为核算，将此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粮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轻重纳粮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之患。所有现在无地穷民，生生世世，戴皇恩于无既矣。

　　朱批：今览尔奏，分析甚明，筹度极当，实可准行。17

　　为什么奏疏中单单提到“无地穷民”这个词？这个词不是随便捡来的，而是表示“地丁合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其后果就是要把这些“无地穷民”从国家差役的超经济强制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应雇到社会分枝化的各个部门中去，这个倾向是与社会前进的脚步相适应的。假如明朝“一条鞭法”是嘉靖10年（1531）开始试验推行的话，“地丁合一”则是到道光年间（暂确定为1840）才全国范围普遍地施行了。18这样计算下来，中国封建社会这场最晚的一次调整和改革运动，前后已经经历了三个世纪之久。

　　注释：

　　1参看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卷2页101。

　　2明代垦种田土，依据《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的粗略统计，中叶时为422万余顷，明初“失额”数字当较中叶为小，故实际数字可能较422万余顷为大。其中屯田数字为90或70或65余万顷，即以最小数字计，当为垦种田土总额之十分之一点五。（按最高数字，则应为十分之二）。其中官田，史书中多记载为“七分之一”，则亦接近于十分之一点五。详细数字，请参看伍丹戈先生《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页20～30。

　　3《明宴录·仁宗实录》卷1上与卷6下。

　　4见《天下郡国利病书》龙刻本卷32、《四部丛刊》本第11册。《皇明经世文编》亦收此文。

　　5《续诰》第2，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6见郑振铎：《元明之际文坛概观》（《文学》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

　　7《续诰》第4，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8《续诰》第79，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9见《七修类稿》。

　　10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页16。

　　11参看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卷2页101。

　　12《明实录·洪武实录》洪武四年十二月。

　　13《天下郡国利病书》卷4（北直隶3）引《广平府志》。

　　14本段所引片断原文，均节自《明史·食货志》。

　　15《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6（山东5）。

　　16同卢书卷14（江南2）。

　　17《雍正朱批谕旨》李维钧册。

　　18见王庆云：《石渠余记》器3。

1、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从童年开始便多灾多难，在母腹中只呆了七个月就早早来到了人间。后来，天花又把他变成了麻子，猩红热又弄坏了他的眼睛。但他凭着顽强、坚毅的品德发愤读书，学习成绩遥遥领先于他的同伴。

后来因父亲欠债使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他就边自学边研究天文学。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又经历了多病、良师去世、妻子去世等一连串的打击，但他仍未停下天文学研究，终于在59岁时发现了天体运行的三大定律。他把一切不幸都化作了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以惊人的毅力，摘取了科学的桂冠，成为“天空的立者”。

2、美国发明家爱迪生

在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时候他失败了很多次 ， 当他用到一千多种材料做灯丝的时候 ， 助手对他说：“你已经失败了一千多次了，成功已经变得渺茫，还是放弃吧！”但爱迪生却说：“到现在我的收获还不错，起码我发现有一千多种材料不能做灯丝。”最后，他经过六千多次的实验终于成功了。

我可以试想，如果爱迪生在助手劝他停止实验的时候放弃了，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呢？可能我们还要点只有豆粒般大小的油灯在夜里照明。其实爱迪生的每次试验失败都可以看作是挫折。这么一算，爱迪生发明电灯也就是遇上了六千多次的挫折，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目啊！

3、中国作家张海迪

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4、司马光警枕励志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5、达·芬奇画蛋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从小爱好绘画。父 亲送他到当时意大利的名城佛罗伦萨，拜名画家佛罗基奥为师。老师要他从画蛋入手。

他画了一个又一个，足足画了十多天。老师见他有些不耐烦了，便对他说：“不要以为画蛋容易，要知道，1000个蛋中从来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去看形状也就不同了，蛋的椭圆形轮廓就会有差异。

所以，要在画纸上把它完美的表现出来，非得下番苦功不可。”从此，达·芬奇用心学习素描，经过长时期勤奋艰苦的艺术实践，终于创作出许多不朽的名画。

三柏李氏的由来，是因为李氏始祖李穆在吴阳定居时曾经种下三棵柏树，因此得名。

李穆，字贵和，号文庄。他出自大唐宗宝，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九代孙，原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钱山村，于南宋嘉定时中进士，十三世纪由闽入粤，先任龙川、后任石龙（今化州）县令。任职期满，归途经吴川入海，屡遭台、风海盗之害受阻，暂卜居吴阳。

其下有三子，故李穆手植三株柏树于傍潭，视其枯荣，决定去留。后三柏参天，枝繁叶茂，便了却归念，定居吴川西南之极浦。

李穆在南宋朝嘉定，即公元1208元年中进士，任石龙县（化州县前身）知县。公元1214年任期满，入吴川吴阳，第4代到三柏。原地无名，种上三棵柏树后，产生三柏李。

如今中山、黄坡、振文、樟铺等地有三柏李氏村子超过150条。三柏李今有32代人。加上平泽李、华山李在吴川人口超过18万人。按照吴川大约120万人，平均10个吴川人就有至少一个是三柏李吴川人。

自此，李氏在这里繁衍生息40代，历经800春秋，至目前人口达80万之众，人们称其后裔为三柏李氏。李穆则为之三柏李之开基祖。于是，每年二月十六日，岭南三柏李穆公商孙，聚在吴阳镇参加一年一度的三柏李氏文荘始祖祭祀活动。

扩展资料：

李氏宗祠

李氏宗祠建于1937年，砖木瓦结构，上下两进，下进有木楼阁，中为天井，该神祠解放前曾是革命同志的联络站，本村也因此成为革命老区。解放初期乡农协会曾在此办公，后为村民学校，那津大队成立时为大队办事处。

时过七十余年，宗祠遭风雨袭损，鼠蚁所伤，已残破不堪，成为废墟。烈祖是发始之天，宗朝为报本之地，族无祠则子孙不知祖宗之本源，神祖也无所依存。故立祠朝宗恒念祖训，是弘扬祖德和睦宗亲，保存乡粹资治后人之举措，决定重建宗祠。

为实现众子孙多年之要求与愿望，在公元2011年初，经本房各村领导和知名人士商讨，决定重建宗祠并成立重建筹委会。公元2011年八月二十日午时重建动工，次年五月土建完工，后陆续装修，数月后竣工。

祠堂建于原址，基本按原模样而建，红砖水泥钢筋结构，宽约十二米，深约廿四米，坐北向南。公元2013年十一月廿四日卯时入火大吉。

—那津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