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仙桃葛家湾＜葛氏宗谱＞

　　从湖北省仙桃市葛家湾“文纪堂”《葛氏宗谱》提供给我们的信息，看葛姓之源流。

　　葛氏系出赢姓，自赢天为伏羲东相，受采于葛。民风浑朴。历数传至虞（指：虞舜。笔者注）时，赢伯翳事舜有功，以葛赐伯翳姓，为顿邱始祖。

　　源流世系：

　　第一世：伯翳，秩伯爵，子二：源、伦。

　　第二世：源，受伯爵，子无记载；

　　伦，子三：桓、樗（chu）、相。

　　第三世：桓，受伯爵，子一：焕；

　　樗，子一：藩；

　　相，子一：煜。

　　第四世：焕，子无记载；

　　藩，子无记载；

　　煜，子一：垣。

　　第五世：垣，子一：铠。

　　第六世：铠，子一：廉。

　　第七世：廉，子一：东乙。

　　第八世：东乙：子二：启力、宜力。

　　第九世：启力，子一：仲名；

　　宜力，子一：仲顷。

　　第十世：仲名，子无记载；

　　仲，受伯爵，子一：亿先。

　　第十一世：亿先，子二：旻（min）、昊。

　　第十二世：旻，子二：诠、话；

　　昊，子一：发。

　　第十三世：诠，子无记载；

　　话，子无记载；

　　发，子一：祀。

　　第十四世：祀，子一：玢（读bin：玉名）。

　　第十五世：玢，子一：量。

　　第十六世：量，子一：圭。

　　第十七世：圭，子一：农。

　　第十八世；农，子一：萃。

　　第十九世：萃，子一：懿。

　　第二十世：懿，子一：云。

　　第廿一世：云，受伯爵，分居南阳，81岁而终，子一：开。

　　第廿二世：开，居河南城，子一：彦。

　　第廿三世：彦，子一：西阜。

　　第廿四世：西阜，子一：巍。

　　第廿五世：巍，子一：洁翘。

　　第廿六世：洁翘，为商司寇，后隐居不仕（笔者注：具体年代无考，但根据该谱所载人口繁衍平均30年为一代的情况推测，二十六代约为780年之内，从舜帝算下来，可知年代大约应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即前商时期）。

　　第廿七世：覃华，子一：荫夏。

　　第廿八世：荫夏，子一：扶元。

　　第廿九世：扶元，子一：继。

　　第三十世：继，子一：揖。

　　第三一世：揖，子一：宸。

　　第三二世：宸，子一：精。

　　第三三世：精，子一：监。

　　第三四世：监，为商司徒左牧，子一：宜。

　　第三五世：宜，子一。

　　第三六世：仓野（野的异体），子一。

　　第三七世：敦，子一。

　　第三八世：则，子一。

　　第三九世：江，子一。

　　第四十世：成木，迁居南京花城句容都吉阳里，子一。（笔者注：这里成木迁居南京句容的说法及其年代与前面所述的葛庐迁居南京句容，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或者两个都是真的。但若成木迁居是真的，则时间上按30年一代推算起来约在公元前9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比葛庐的东汉初要早900年左右。抑或是葛庐投奔早已在那里的葛氏族人也是有可能的）。

　　第四一世：盈陌，腴产饶富，子一。

　　第四二世：南离，受周子爵，年二十九而终，子一。

　　第四三世：蒙，子一。

　　第四四世：细，子一。

　　第四五世：豫，子一。

　　第四六世：会，子一。

　　第四七世：盘模，子一。

　　第四八世：芾，子一。

　　第四九世：熙，智诚绝伦，年髦力健。

　　第五十世：高烈，子一。

　　第五一世：原，子一。

　　第五二世：昌，周封司植（笔者注：司植，掌管农业的官），子一。

　　第五三世：载稽，子一。

　　第五四世：景，子一。

　　第五五世：倚封，子一。

　　第五六世：琅（琅的异体），子一。

　　第五七世：陵，子一。

　　第五八世：新莪，子一。

　　第五九世：猷，子一。

　　第六十世：藏，子一。

　　第六一世：儒，为周赧王司，子一。

　　第六二世：乔，子一。

　　第六三世：渠，子一。

　　第六四世：章，子一。

　　第六五世：钺，子一。

　　第六六世：雍，为周大夫（笔者注：66世祖与61世祖从任职时间上看有矛盾，61世祖为周赧王司，查周赧王时期为公元前314年--256年，就算61世祖是在周赧王初任职，则到66世祖时间至少也要过去一百二十多年，此时已是秦代，如何仍为周大夫？），子一。

　　第六七世：雯，子一。

　　第六八世：教明，博经解文，名震京苏，子一。

　　第六九世：诞，子一。

　　第七十世：龙，子一。

　　第七一世：御，子一。

　　第七二世：璞，子一。

　　第七三世：闵，子一。

　　第七四世：绩，结庐数里，名号逸士，子一。

　　第七五世：苏，子一。

　　第七六世：颖，子一。

　　第七七世：龚，字元甫，拜汤阴县令，子一。

　　第七八世：观，子二：芄、艾。（笔者注：如果此谱记载是准确的，那么，至此我葛氏才结束七十七代几乎是单传的局面，好危险！）

　　第七九世：芄，子二：兴、弥。

　　艾，“未详”（笔者注：原谱记载如此，我认为可能是有后，因情况不明无记）。

　　第八十世：兴，颖川太守，子一：邕；

　　弥，“未详”。

　　第八一世：邕，山阴令散骑常侍大尚书，子一：。

　　第八二世：玄，字孝先，号怀冰，封祁侯，配孔氏（注：这是第一个有配偶的记载。此与前面葛氏名人中所叙述的葛玄也对上号了），子一。

　　第八三世：绥贵，配曹氏，子一。

　　第八四世：和，晋中大夫，配闵氏，子一。

　　第八五世：洪，字稚川，平服交趾，封侯爵，职勾漏令，配鲍太史之女（注：这也和前面所叙述的葛洪对上号了，由此说明，仙桃葛家湾这部宗谱是“南葛”谱系），子一。

　　第八六世：逢吉，关内侯，配苏氏，子一。

　　第八七世：淇，配袁氏，子一。

　　第八八世：逵，配吴氏，子一。

　　第八九世：琐，配王氏，子一。

　　第九十世：廷谅，配施氏，子一。

　　第九一世：强，封服远侯，配周氏，子一。

　　第九二世：职，封服远侯，配蒋氏，子一。

　　第九三世：田，配却氏，子一。

　　第九四世：福顺，唐羽林大将军封国谷侯，配黄氏，子一。

　　第九五世：立方，唐学士，配郭氏，子二：炳、同。

　　第九六世：炳，子一：琮（cong）；

　　同，配费氏，子二：从周、从夏。

　　第九七世：琮，子一：涛；

　　从周，封陈留郡王，子未详；

　　从夏，配李氏，子一：蕙谷。

　　第九八世：涛，唐避孙阳之乱徙江阴，子一：庸；

　　蕙谷，配徐氏，子一：苍野。

　　第九九世：庸，宋初赐爵，子一：高士；

　　苍野，配倪氏，子一：兰岩。

　　第一百世：高士，富甲江阴，子一：详；

　　兰岩，配涂氏，子四：庚明、启明、越兴、鼎兴。

　　第百一世：详，子一：惟甫；

　　庚明，子孙分迁繁衍；

　　启明，居江阴；

　　越兴，居会稽山阴，子二：澄、瑞。

　　鼎兴，？后周显德初年徙江西南昌府丰城县彭…，殁于宋淳化五年（公元990年），配唐氏，生于梁贞明元年（915年）殁于宋至道元年（995年），享年81岁，子二：德延、德褒。

　　第百二世：惟甫，子一：宓；

　　澄，子未详；

　　瑞，字大木，？，子二：长子不详，次子植；

　　德延，？，配陈氏，生于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殁于宋详符九年（1017年），夫妇具葬青山冈，子一：继芳；

　　德褒，字盘训，幼工字画南郡皆称，配杨氏，夫妇具葬东山，子未详。

　　第百三世：宓，庆历（1041年--）进士，仕至太子占喜大夫，子一：思书；

　　植，字正始，子：通、（其余？）；

　　继芳，配蒋氏，夫妇具葬青山冈，子四：桢、祥、安、泰。

　　第百四世：思书，煕宁进士，仕至朝奉郎，赠鲁国公，子一：次中；

　　通，植长子，字汝智；长子竣（）？

　　桢，？配李氏，与夫同年同月日生，后夫5日殁，子一：高；

　　祥，字嗣春，生于至道三年二月十五，天资奇敏十岁能文，于天圣年间登进士调蒲圻县后又调柳州府，配刘氏；

　　安，字嗣康，生于咸平元年，配杨氏，继何氏；

　　泰，嗣宁，配沈氏，子一：茂。

　　第百五世：次中，绍圣进士，赠吴国公，子一：立象；

　　竣，通的长子，字子恭，子二：怀敏、怀俊；

　　高，伤命于至和元年，配朱氏守节抚子尽天年而终，子二：元、杰（夭）；

　　茂，字如松，生于（宋）天禧五年，美秀俊雅，府郡庠生在学，年十九而觞。

　　第百六世：立象，吉安府正堂，子一：郧；

　　怀敏，号云岭，精五经七书，补幕府参谋，出师战灵寇败死，配章氏，子二：常、纂；

　　怀俊，子未详；

　　元，字人（大？）魁，生于送宝元三年，殁于大观二年，配王氏，生于宝元？年，殁于大观？年，子五：淳、美、敬、约、逊。

　　第百七世：郧，子一：日华；

　　常，字居敏，举宋仁宗至和进授颖卅团练，配谢氏，子三：敏修、攸修、敬修；

　　纂，字居简，配林氏，子未详；

　　淳，字舜温，生于宋嘉佑五年，殁于绍兴九年，配李氏，子三：栋、重、登；

　　美，字舜良，配雷氏，子一：儒；

　　敬，字舜恭，生于绍兴四年二月十六日，配黎氏贤淑无嗣；

　　约，字舜俭，配黄氏，子一：名辅；

　　逊，字舜让，配毛氏，继易氏，具外出不知所终。

　　第百八世：日华，子一：钧；

　　敏修，字孚庵，宋宣和进士授诏卅牧，配黄氏，子二：邵、宓（mi）；

　　攸修，配韩氏；

　　敬修，号盛唐，贡生，配盛氏，子一：邛；

　　栋，字良才，早夭；

　　重，字良贵，生于元丰六年，殁于绍兴廿年，配熊氏，子四：处敬、处义、处仁、处智；

　　登，字良用，生于元丰八年，殁于绍兴二十五年，配魏氏，嗣子：处义；

　　儒，字显佐，配雷氏；

　　名辅，字良弼，配熊氏，子二：处确、处素。

　　第百九世：钧，祖立象致仕未归，公遂落籍（江西）吉水，殁葬庐陵城北，子一：俊彦；

　　邵，字秉恭，配黄氏，子二：燖、烬；

　　宓，字秉良，宋淳熙年间进士，知枢密院事擢右丞相，配徐氏，子一：炽（chi）;

　　邛,字秉植，配杨氏，子二：焕、烜；

　　处敬，字必恭，生于宋元符三年，迁巴陵道塘？配陈氏，子孙蕃衍；

　　处义，字必谦，生于崇宁二年，殁于淳熙五年，配徐氏，与夫同年同月日时，先夫一年而殁，子二：远、浩（奉登公禋祀）；

　　处仁，字必爱，生于崇宁五年，到省城应试舟中溺水而亡，配张氏；

　　处智，字必达，生于大观四年，配丰氏，子一：宽；

　　处确，字必识，配王氏；

　　处素，字必朴，配张氏。

　　第百十世：俊彦，子一：宗臣；

　　燖，字叔溢，配曾氏，子一：勅（chi）；

　　烬，字叔亮，通五经为当世名儒，享年八十三岁，配胡氏，子二：勃、勅；

　　炽，字叔敬，配夏氏，子未详；

　　焕，字叔章，配王氏，子一：劬（qu）;

　　烜，未详；

　　远，字可久，精医，著有十药神书传世，生于宋建炎三年，享年百三十一岁，历十七主；配聂氏，生于建炎二年殁于景定三年，享年百三十五岁，历十八主，子六：自坎、自银、自离、自晋、自济、自观；（笔者注：奇怪，这个葛远与前面所引资料中明代那个葛乾孙的字相同，都是“可久”，又都精医，但两个人字同而名不同，朝代也不同，到底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被误传？）

　　宽，字可厚，配黄氏，子四：自乾、自复、自巽、自泰；

　　浩，字可大，配徐氏，子三：自震、自坤、自兑。

　　百十一世：宗臣，子一：延直；

　　勅（注：此字为别字借用，原字为“朿”字右边加个“力”旁，电脑和辞典中都找不到故用“勅”字代替），字熙爵，配左氏，继范氏，子一：齐；

　　勃，字熙绩，配陈氏，子一：楚；

　　勅，配周氏，子未详；

　　劬，字熙谟，进士，配臧氏，子一：泰；

　　自坎，字清元号智叟，迁武昌蒲圻县新店，配谢氏，继杨氏，子一：伯士；

　　自银，甘肃守备，（其余未详）；

　　自离，配熊氏，子四：德卿、真卿、俊卿、懋卿；

　　自晋，徙通城麻布市，配李氏，子二：伯六、仲三；

　　自济，配朱氏；

　　自观，子二：令卿、御卿；

　　自震，配陈氏，子一：名卿，迁咸宁；

　　自坤，配杨氏，子三：华苑、美清、洪清；

　　自兑，迁荆州；

　　自乾（谱无载）；自复（谱无载）；

　　自巽，配苏氏，迁浙江，子未详；

　　自泰，迁清江，配李氏。

　　百十二世：延直，子一：文龙；

　　齐，事实未详；

　　楚，字点天，配陆氏，子三：广汝、广渊、广润；

　　泰，字晓溪，配何氏，子二：广济、广潮；

　　伯士，蒲圻县平予，配骆氏，子孙蕃衍；

　　德卿，真卿，俊卿，三人俱迁蒲圻；

　　懋卿，迁丰城县；

　　伯六，仲三，随父迁通城后情况不详；

　　令卿，未详；

　　御卿，居桃源县城南；

　　名卿，配刘氏，子一：兴情；

　　华苑，未详；

　　美清，配谢氏，子一：光化；

　　洪清，配孙氏，子二：兴仁、兴让。

　　百十三世：文龙，子一：幼敏；

　　广汝，德佑年间进士（1275-）任德州正堂，配叶氏，子二：翘然、卓然；

　　广渊，广润，隐梧桐岭；

　　广济，进士，配康氏，子未详；

　　广潮，情况不详；

　　兴情，迁淦州；

　　光化，配余氏；

　　兴仁，配邹氏，子一：英；

　　兴让，幼贫奇英迁湖南长沙（笔者注：此句费解，原文如此）。

　　百十四世：幼敏，子二：天声、天瑞；

　　翘然，卓然，均未详；

　　英，未详。

　　百十五世：天声，子三：以义、以礼、以智；

　　天瑞，字思舜，生于元至元十九年三月初三（1282年），配罗氏，子四：仕贤、仕贵、仕昌、仕安。

　　百十六世：以义，居庐陵县；

　　以礼，配方氏，子一：道亮；

　　以智，配李氏，子一：清隐；

　　仕贤，仕贵，仕昌，以上三祖子孙繁衍，系庐陵巨族；

　　仕安，生于元至治三年，殁于明洪武二十八年，配陈氏，子二：子覃、永年。

　　百十七世：道亮，迁江南六合县，配黄氏，子一：应期；

　　清隐，授湖广武昌府正堂；

　　子覃，生于元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殁于明宣德三年，配涂氏，子一：浚哲；

　　永年，生于明洪武五年十月十九日，殁于永乐二十年，配唐氏，子三：浚川、浚渊、浚源。

　　百十八世：应期，配冯氏，子一：显祖；

　　浚哲，生于明洪武十八年腊月初十，殁于宣德九年，配李氏，子一：延广；

　　浚川，生于明建文元年，配邹氏，子一：清保；

　　浚渊，浚源，情况不详。

　　百十九世：显祖，迁湖广汉川县麻河，配云氏，子二：荣、华；

　　延广，名蔓，生于明永乐九年十月初一，配罗氏，子二：荣英、荣美；

　　清保，情况不详。

　　百二十世：荣，居汉川城，配刘氏，子四：春旸、春旺、春昭、春明；

　　华，居汉川麻河，配王氏，子二：春芳、春莠；

　　荣英，生于明正统九年五月初五，配罗氏，子二：长生、载生；

　　荣美，生于明正统十三年五月十三日，配李氏，子一：同生。

　　始迁祖自吴入楚，散居湖广各地。道亮公徙江南六合县，亮公孙显祖公复迁汉阳府，汉川县麻河葛家门。亮公五世孙，春旸公次子铭公移居汉川葛家塘。道亮公五世孙春莠公子鸾公仍居麻河渡。东旸公徙仙桃市大福乡葛家湾村。毓秀公徙汉阳府汉川县道人桥葛家台。光霞公徙安陆府天门县俞家畈。我族自伯翳而后子孙繁衍，辗转迁徙，遍布神州。然代远年湮，无从详考，自始迁祖起，详纪以示后代。

　　四、观葛家湾《葛氏宗谱》的几点思考

　　第一，历经4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在那样艰苦原始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传抄并保留一部从得姓之初一直到现在一脉相连的完整的宗谱，可以说，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姓氏所没有的，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伟大！这使得我们后裔，不得不对我们的先人所做的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部完整的宗谱，就为我们弄清葛氏源流提供了最宝贵的基础。

　　第二，正是有了这部宗谱，使得我们完全可以该谱为纵线，来收集其历史上的各分支了，这就明确的多，省事的多了。比如，该谱中主要分支线索有：

　　1、第21世祖葛云，“受伯爵，分居南阳”。可考的问题是，既然是分居南阳，那说明他还有兄弟辈，如查明他在祖籍的兄弟的分支谱系，就接上头了。

　　2、第40世祖葛成木，“迁居南京花城句容都吉阳里”。可考的问题是，他的迁居南京句容的时间约在公元前900年左右，比葛庐南迁要早900多年，而且所迁的地点吉阳里又非常具体，那么现居句容的葛氏族人就可以到吉阳里访查一下，是否在葛庐之外另有成木后代，二者的关系便可弄清楚。

　　3、第74世葛绩，“结庐数里，名号逸士”。可考的问题是，我怀疑，这个74世祖葛绩可能就是前面所引资料中葛洪所说的那个把官让给弟弟自己渡江的“曏祖浦庐”，因为从时间上推算七十四代也差不多正是东汉开国时期。是否是后人在资料传写的过程中把曏祖渡江结庐误读为人名浦庐了？当然我的这一推测也有疑点，那就是如果74代祖就是那个渡江的先祖，那么为什么在这部谱中没有对他佐光武帝起兵并且让官不做渡江这么重要的事件只字未提呢？

　　4、第77世葛龚，字元甫，“拜汤阴县令”。谱上和前面所引的资料中都记载了他，这就相互印证了谱和资料的真实性。那么，以谱为纵线查分支的想法就是正确而又简便的。

　　5、第82世葛玄，与前面葛氏名人所引资料中的葛玄对上了号，第85世葛洪也与前面所引资料中的葛玄对上了号，对不上的是，谱中葛玄的儿子是第83世葛绥贵，在资料中却是葛系，谱中孙子是第84世葛和，在资料中是葛悌。到底孰是孰非，还需要从其他资料考证。

　　6、第97世祖葛从周，封陈留郡王，子未祥。该祖的后代情况可从古陈留郡考。

　　7、第98世祖葛涛，唐避孙阳之乱徙江阴。可考江阴的葛氏情况。

　　8、第101世葛庚明，子孙分迁繁衍。迁哪里去了？有其后代可据此接上。葛启明，居江阴。江阴的葛氏后代据此可接上。

　　9、第102世葛澄，葛瑞，子未详。有其后代可据此接上。

　　10、第103世祖叫葛宓，第109世祖又有个葛宓，是谱在辗转传抄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写错，还是祖孙两代重名？

　　11、从第103世葛宓、第104世葛思书、第105世葛次中、第106世葛立象，到109世葛宓，与前面葛氏名人资料中所引的葛宫、葛书思、葛胜仲、葛立方，葛邲五代比较，我觉得有某些相似之处。请看：第一，他们都是江阴人；第二，经历相象，第103世葛宓为庆历（1041年--）进士，葛宫举进士；葛思书与葛书思名字一字不差只是颠倒，葛思书为煕宁进士，葛书思登进士第；葛次中与葛胜仲名字一字之差，均为绍圣进士；葛立象与葛立方名字又是一字之差；葛立方孙葛邲，隆兴进士，绍熙四年（1194年）拜右丞相，而该谱第109世葛宓，淳熙年间进士，知枢密院事擢右丞相，二人名字相似，官职相同，只是登进士的时间记载不同；第三，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同，都在宋煕宁、绍圣年前后。为此我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一家人，只是名字有一方在传写中写误了？

　　12、第109世祖葛处敬，迁巴陵道塘？配陈氏，子孙蕃衍。古巴陵姓葛的后裔可据此续接。

　　13、第110世：葛炽，葛烜，子未详。有此二公谱的可接上。

　　14、葛远，字可久，精医，享年百三十一岁，配聂氏，享年百三十五岁，，而前面所引资料中说明代有个葛乾孙也是字可久，明医。奇怪，这两个人字同而名不同，朝代也不同，到底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被误传？有此谱的可据以考证。

　　15、第111世葛勅，配周氏，子未详。有此公谱的可接上。

　　第111世葛自银，甘肃守备。因远离家乡而情况不明，甘肃有姓葛的可据此续接家谱。

　　葛自济，配朱氏。葛自兑，迁荆州。葛自乾（谱无载）；自复（谱无载）。葛自撰，配苏氏，迁浙江，子未详。葛自泰，迁清江，配李氏。其后代均可据此续接谱。

　　16、第112世葛齐，事实未详；葛伯士，“蒲圻县平予”，配骆氏，子孙繁衍；葛德卿、真卿、俊卿，三人俱迁蒲圻；葛懋卿，迁丰城县；葛伯六，仲三，随父迁通城后情况不详；葛令卿，未详；葛御卿，居桃源县；

　　葛华苑，未详。以上诸公后代均可据此续接家谱。

　　17、百十三世：葛广渊，广润，隐梧桐岭；广济，进士，子未详；广潮，情况不详；兴情，迁淦州；光化，配余氏；兴让，迁湖南长沙。以上诸公后代均可据此续接家谱。

　　18、第114世：葛翘然，卓然，均未详；英，未详。以上诸公后代均可据此续接家谱。

　　19、百十六世：以义，居庐陵县；仕贤，仕贵，仕昌，以上三祖子孙繁衍，系庐陵巨族。以上诸公后代均可据此续接家谱。

　　20、百十七世：葛清隐，授湖广武昌府正堂；其后代均可据此续接家谱。

　　21、百十八世：葛浚渊，浚源，情况不详。其后代均可据此续接家谱。

　　22、百十九世：清保，情况不详。其后代均可据此续接家谱。

吕氏的字辈排行：

山东武城吕氏字辈：“连元岭一宝春化福云昭”。

山东莱州吕氏字辈：“诜希宝臣峰启泽永康长绍堂志兴润桂占金清绪世再延香”。

山东青岛吕氏字辈：“维贤可继世”。

山东沂水、莱芜吕氏字辈：“纪文全志兴”。

山东曹县吕氏字辈：“法付太亦”。

山东烟台吕氏字辈：“应瑞永道贻序兆”。

山东日照吕氏字辈：

一支派：“咸鸿福益友全成乃作之相传怀纪广存德庆吉祥”。

二支派：“贤世立永昌全成乃作之相传怀纪广存德庆吉祥”。

三支派：“京东海青秀家邦定吉祥忠能传延世宣布绪刚强”。

其他源流说：

源于任姓，属于任氏分封之国，据《左传》：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言此十国皆任姓也。

任姓，黄帝最小儿子之姓，分封在任国，任氏势力扩张，建立起来十个小国，毕为其中之一。

西周初期，有谢氏、章氏、薛氏、舒氏、吕氏、祝氏、终氏、泉氏、毕氏、过氏这十个姓氏，都是任氏后裔的封国，是由任氏分支出来的。又据《左传》上有一句话说：“不敢与诸任齿”，其中所谓的“诸任”，指的就是这十个姓氏，为西周贵族大姓，因此不甘与其争辩，可见当时任氏氏族的显赫。

得姓始祖：

吕姓始祖为伯夷的裔孙，为姜姓，是四岳的始祖。他因助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吕侯，建立姜姓诸侯国吕国（国都在今河南南阳）。春秋时，吕国被楚国所并，其后裔子孙以国为氏，称吕氏，史称吕姓正宗。尊伯夷为开国始祖。

以上内容参考  吕氏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1、《章氏家训》

《章氏家训》原名《太傅仔钧公家训》。《章氏家训》的作者并非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而是

五代十国之时的章仔钧，世称其为太傅公。故《章氏家训》的名字实为《太傅仔钧公家训》。

2、《朱子家训》

《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

3、《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

4、《曾国藩家训》

主要从为人处世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曾氏家训和家书等内容，是一本非常有史学价值的书籍。

5、《黄怀宁家训》

黄怀宁家训的主要内容有每人每年精读五本书，六亲兼顾，帮助人等。

扩展资料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是使国家更加富强的必不可少的一点。

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氏族、家族、家庭的变迁，然而，这些都是形成一个国家的基石。

在国家不安定和国法不明确之际，家训即可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法制制度，就拟定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

参考资料-家训

漳[漳，读音作zhāng(ㄓㄤ)]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妊姓，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据史籍《元和姓纂》记载，妊姓是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始祖为黄帝的长子。又据《左传》说，妊姓出自风姓，是太昊伏羲氏的后裔。黄帝二十五子，得姓十二，其一为妊，而谢、章、薛、舒、吕、终、泉、毕、过、祝十姓，都是出自最初的妊姓。因此，章氏推溯起来当然是五千年前黄帝的后裔，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姓氏。

章氏祖先原居零陵(今湖南邵阳一带)，后有一支族人迁至龙城(今湖南湘乡地区)，为与原章氏一族有所区别，遂改加“氵”偏旁而称漳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漳水流域，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漳水，河流名称。

在典籍《周礼·夏官·职方氏》中记载：“冀州，其川漳。”在奠基《山海经》中记载：“漳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淸漳水出焉。又水出南郡临沮。荆山，漳水出焉。”在《说文解字》中注释：“浊漳，出上党长子鹿谷山，东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河。南漳，出南郡临沮。”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称漳水者，著名的有五条：

一称浊漳水，发源于今山西省长子县，东北流向至襄垣县北，东南流入河南省林县北界，与清漳水汇合。

二称清漳水，发源于今山西省昔阳县，南向流入河南省林县北界，与浊漳汇合。

三称漳江，亦称云霄溪，发源于今福建平和县博平岭山脉东麓大峰山，东向于云霄县接纳顶溪和南溪后注入东山湾，流向台湾海峡，注入东海。

四称漳河，位于今湖北省荆门、宜昌、襄樊三市交界处三国时期古战场的中心地带，为长江中游北岸支流沮漳河的东支，流过今湖南省桃源县城，形成“桃源八景”之一后汇入沅水。

五称漳江，发源于今贵州南部的黔桂边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是水春河峡谷的中下游河段，至龙王洞入地下暗河。

古代，居于漳水流域近岸的住民，从先秦时期至两汉之际即有以漳水为姓氏者，称漳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唐朝时期古漳州，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漳州，为州名，即今福建省漳州市地区。

漳州是古老的文化名城，早于一万年前就有中国古先民在该地区繁衍生息。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漳州被列入秦朝中央版图，隶属于闽中郡。汉朝时期以梁山为界，分属南越、闽越两个地方政权，延至隋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归于一统。

唐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将福州西南境区拆出，建漳州，迄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历史。其后，在五代乱世之时，中原许多民众为避战乱灾祸，纷迁闽南地区，其居漳州地区者，有以居地名称为姓氏者，称漳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扎拉哩氏，亦称查拉里氏、贾拉喇氏，源于元朝时期女真扎剌儿部族，以部为氏，满语为Jalari Hala，世居瓦尔喀(今南自长白山、图门江以北，北自黑龙江下游乌扎拉地方以南，东海岸则自俄罗斯滨海地区南，包括赫席赫、鄂漠和苏鲁、佛讷赫托克索等地，一说为乌苏里江流域)、乌拉(今吉林永吉)、扎库木(今辽宁新宾下营子)等地。清朝初期，扎拉哩氏族有将领扎拉哩·阿布善，满洲正蓝旗人，世居瓦尔喀，参与郑成功的军队作战，在攻漳州过程中阵亡，被康熙大帝追赠为云骑尉。扎拉哩·阿布善的后裔子孙中，有悼念先祖战功事件者，以阵亡之帝为姓氏，称漳氏。满族扎拉哩氏，在清朝晚期以后，后多冠汉姓为张氏、漳氏、詹氏、年氏、白氏等。

据史籍《满汉名臣传》记载，满族卓佳氏，满语为Jogiya Hala，为满族脱谱姓氏。清朝中期，卓佳氏族有将领卓佳·常泰，满洲正蓝旗人，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从征蒙古准噶尔部，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又从征大小金川，他作战骁勇，皆立有战功，乾隆大帝对其很是赞赏，累官升迁至福建漳州总兵。在卓佳·常泰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作在为姓氏者，称漳氏。满族卓佳氏在清朝晚期以后，多冠汉姓为卓氏，唯有卓佳·常泰家族例外。

二郡望：

零陵郡：零陵、永州是两个重要的古地名。永州在隋朝以前称零陵。隋朝以后，永州、零陵成为一地二名。零陵得名于舜葬九疑。《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里所说的零陵，实际上就是舜陵，或者说是舜陵的别称或美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立零陵县，也有纪念舜帝之意。三国时期孙吴国置郡，为黄盖之族所建。唐朝初年废黜。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按“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废除州、郡、县制，实行州、县制。因郡西南有“永山永水”，将零陵郡改置永州总管府。从置永州总管府到现在，永州这一地名和行政区划名称，已经存在一千四百多年了。1949年10～11月，永州各县先后解放，永州专区于10月正式成立。1950年5月，永州专区改名零陵专区。1952年11月，衡阳、零陵、郴州三个专区合并为湘南行政区。1954年7月，湘南行政区撤销，原零陵专区所属各县，除新田划归郴县专区外，其余县全部划归衡阳专区。1962年12月底，恢复零陵专区，专员公署设零陵县芝城镇(今芝山区)，辖八县：零陵、东安、道县、宁远、江永、江华、新田、蓝山。原零陵专区的祁阳、祁东二县划归衡阳专区。1964年5月，划零陵、道县的十二个公社和九个国营林场，设置潇水林区管理局。1968年9月，改零陵专区为零陵地区。1979年，零陵县东风镇改名永州镇，由地区直接领导。1982年1月，改永州镇为县级永州市。1983年2月，祁阳县重新划归零陵地区管辖。1984年6月，撤销零陵县，恢复县级冷水滩市。至此，零陵地区辖永州、冷水滩两市和祁阳、东安、双牌、道县、宁远、江永、江华、新田、蓝山等九县。1995年11月21日，国务院以国函[1995]110号函批复湖南省人民 ，同意撤销零陵地区和县级永州市、冷水滩市，设立地级永州市。原县级永州市改名芝山区，原冷水滩市改名冷水滩区。地级永州市辖原零陵地区的九县和芝山、冷水滩两区，市委、市人民 驻芝山区。1997年7～8月，市委、市人民 先后迁驻冷水滩区。

龙　城：即今湖南省湘乡市。湘乡在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秦朝属长沙郡湘南县。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长沙郡。后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封长沙王的儿子刘昌为湘乡侯。自此始有湘乡之名。东汉时改长沙郡，原湘乡侯领地改为湘乡县。西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皇帝刘欣将涟水流域赐给长沙王子刘昌，封他作湘乡侯，这是湘乡建置之始。东汉建武初年，原湘乡侯领地置湘乡县，原荆州零陵郡，县治就在今市城。三国时期孙吴属衡阳郡，并为衡阳郡治所在。南朝宋永初三年(公元442年)并连道入湘乡县，县域扩大，仍属衡阳郡。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衡阳郡，将湘乡、湘西、衡山三县合并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