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重八老兄了，此老兄堪称“元素周期表之父”：

朱元璋得了天下后，为朱家子孙取名字定了很多规矩。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五行取名法，其命名的规律是：朱姓+辈分+五行，其中第三个字必须是带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偏旁部首。

他的下一辈有25个儿子加一个侄子，就给每一家都定了一份二十字的辈分表，比如太子家里就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一家一份就这二十个字，一辈接着一辈轮流用，用完了再回转着用。

而第三个字则是要求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采用金木水火土作为偏旁的字，如他的儿子都是木字旁的名字，如朱标、朱樉、朱棡、朱棣等，到了孙子辈就是是火字旁的字，如朱允炆，朱允熥、朱允熞等。每个皇族的名字只有一个是用来区别其他人的字，偏旁部首还必须一样，而且每五代偏旁部首就要轮回一次。

重八兄的初衷是很好的，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朱家的后代的繁殖能力，子孙后代每一代人口都会呈几何增长，一开始还能用通用常见的字，可是很快，悲剧了，朱家子孙发现字都不够用了。

怎么办？只能翻找各种古籍，什么生僻字、异体字、通假字都搜罗了个遍，还不行，就只有造字了。

这之后，就有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如镭、钠、镁、钴、铈、烷、烯等等。这些字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元素周期表。

而化学周期表直到1896年才由徐寿引进中国，当时并没有能对应的汉字。为了能翻译好这些元素，达到形声兼备，这个老哥翻看各种古籍寻找灵感。一不小就找到了朱氏家谱，这一个可不得了，这不再合适不过了吗。

于是，徐寿就将明朝家谱命名了今天的化学元素。只能说是朱元璋老兄及其子孙发明和创造了元素周期表的元素字在前，后人借鉴和抄袭了他们的名字在后，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的这种巧合。

从文物普查资料可知，番禺区的300多条村落，民田区的每一条村落几乎都有祠堂，每一个村落中每一个姓氏又都有祠堂，而且同一姓也有几间祠堂。初步统计，番禺现存的比较完整的祠堂490间，村落里每一姓氏，往往有一间宗祠多间支祠，祭祀的对象从自然崇拜的山神、水神、天神、地神到祖先崇拜的英烈先贤，或者家族的尊长。祠堂建筑普遍二进到五进不等，绝大部分是硬山顶，极少悬山顶或民居式建筑，时间上从元、明、清建筑形式到现代建筑风格一应俱全。<br> 番禺祠堂建筑年代早<br> 番禺祠堂建筑最早的是宋代，因为番禺古村落形成绝大部分是在宋代。祠堂最初作为祖先崇拜的产物，是某一家族中规模最大、质量最好、历史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建筑。经历元代，到明嘉靖年间（15221567年），番禺民间的祠堂建筑进入繁荣时期，到处祠堂林立，牌楼高耸，可以说番禺各地绝大部分祠堂始建于明代，到清康熙三年（1664年）为防范明朝将领郑成功从海上进攻，清政府采取禁海移民政策，令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绝大部分的祠堂被拆毁，到乾隆嘉庆年间（17961821年），由于禁海移民政策的取消和经济发展，番禺又兴起一轮修建祠堂的风气，现在我们看到的祠堂绝大部分是清代建筑，但用了不少明代遗存的建筑材料，如红砂岩石构件，短、粗、古朴的木构件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番禺的绝大部分是清代建筑风格为主并兼有明代少许建筑材料的祠堂，具有特殊的建筑历史价值，从建筑材料上可以反映明清历史的演变过程。<br> 番禺祠堂的功能<br> 一、番禺祠堂初始基本功能是祭祀祖先，通过对祖先的祭祀，以同姓血亲关系的延续为纽带，把全体家族成员联系起来，起着维系、团结家族的作用，形成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宗祠分布较为普遍的有沙湾、石楼、化龙、石基、钟村、南村、新造镇等，这些祠堂的初始功能一直在发挥作用，表现这种功能的实物不少，如祠堂内的世系周表，牌位塑像，族谱家谱等，我们从中可了解到某一家族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由于宗祠用于供奉祖先的较多，又有牌位塑像，人们长期在宗祠内烧香念经祈求老祖宗保佑，因此，祠堂往往香火不断，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场所。<br> 二、番禺宗祠的另一种功能为族人议事、婚嫁、文化娱乐的场所。祠堂有祠规、族规，在祠堂内，族长可以代表族人执行家法、族规，因此，祠堂在封建社会成为特殊的家族法庭，具有一定的威严性。这对于维护封建礼制，调解族人矛盾，建立和谐的邻居关系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祠堂的封建族规、家规也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的自由性，对女姓公民更为如此。随着法制建设的健全，这种家族法庭、男女不等现象已不复存在。<br> 番禺祠堂历史文化内涵丰富<br> 番禺祠堂建筑规模普遍为三进、四进的硬山顶建筑，二进、五进的较少，祠堂内往往有精美的木雕，精致的石雕，赋有动感的砖雕，或灰雕，其壁画艺术技巧活灵活现，往往以戏曲人物、花鸟虫草为题材，画面栩栩如生，给人一种动的感觉。祠堂的文化气息很浓，儒家的伦理纲常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春秋两季，特别是清明前后，所有的祠堂都成为主要的祭祀场所。以前祭祀很讲究程序，要“以世次为先后，以年龄为行列”，男子方可入祠，女的要受各种限制，或者要等男人祭拜完毕离开祠堂，女的方可进入，而且，不能走正门，只能从后门或侧门进出。当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到祠堂拜祭的则往往是女性，什么门都可以进出，观念在变啊！<br> 番禺祠堂的现状<br> 建国后，随着宗族制度的衰落，祠堂人为破坏不少，特别是“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借扫“四旧”之风，很多祠堂被当作工场拆除，没有被毁环的，经历风雨侵蚀，也破旧不堪，再加上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番禺农村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又有不少祠堂改作工厂或拆建为工厂，直正保留下来的祠堂不多。祠堂是我们祖先的“根”，我们没有理由不保护自己的“根”。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寻根热的兴起，族人的凝聚力在不断加强，珠三角乃至全国对文物古建筑祠堂越来越被重视，兴起一种祠堂维修保护热潮，这对建设和谐团结的番禺乡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后世王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如隋朝灭亡后，负责编纂《隋书》的就是唐朝的魏征。通常情况下，新王朝的史官都不会替已经灭亡的前朝说好话，能做到客观公正已实属不易。像唐朝的史料中都记载隋炀帝昏庸无道，李渊父子这才揭竿而起，替天行道。但后世的史学家通过考古发现，隋炀帝也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并不像唐朝史官所记载的那般无能。而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明朝史料的篡改就更严重了。

明朝往事

明宪宗朱见深因为从两岁起就被宫女万贞儿照顾，所以在他长大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位比他大17岁的宫女。朱见深登基后，想立万贞儿为皇后，却遭到了生母周太后的驳斥。没办法，朱见深只好将万贞儿封为妃子。朱见深日夜宠幸万贞儿，却不看皇后一眼，所以吴皇后便有些生气。

万贞儿仗着有皇帝撑腰，也不把吴皇后放在眼里。在一次冲突后，吴皇后动手打了万贞儿一巴掌。吴皇后以为她作为一朝皇后，责罚一个妃子还不是家常便饭？没想到明宪宗朱见深却为此动怒，将她打入冷宫。吴皇后被废后，朱见深又想立万贞儿为后，但周太后还是不同意，最后立了王氏为后。

有前车之鉴在那摆着，王皇后也不敢跟万贞儿对着干，所以万贵妃更加得宠，于成化二年生下皇长子。朱见深大喜，晋封万贞儿为“贵妃”，即万贵妃。万贵妃以为自己迟早会当上皇后，没想到儿子不到一年便夭折了，而她从此也不再有孕。

按照清朝所编的《明史》，万贵妃为了防止其他妃子诞下龙子，便使用各种手段对她们进行迫害。一旦有怀孕的，便想办法让其堕胎。

后来宫女纪氏怀上了孩子，万贵妃又派人送去打胎药。幸得太监张敏等人保护，明孝宗朱祐樘才存活了下来。明宪宗将朱祐樘立为太子后，万贵妃对张敏等人颇为怨恨，张敏害怕被万贵妃报复便吞金而死。但福建同安县《张氏族谱》中记载的内容，却与《明史》上截然相反。

张敏家谱

原来这张敏正是同安张氏一族的家庭成员，

据《张氏族谱》记载，张敏死于成化二十一年，而并非《明史》记载的成化十一年。且张敏也不是吞金而死，而是自然病死的。

《同安县志》和《金门县志》关于此事也有记载，说成化二十一年张敏患重病后，皇帝还派太医前去给他看病。

而据《明史》记载，明孝宗的母亲也是万贵妃迫害而死。但奇怪的是，明孝宗继位后却没有拿万氏一族的人开刀，为母亲报仇。可见，万贵妃迫害明孝宗生母的说法也站不住脚。而这只是《明史》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由此可见清朝删改了多少明朝的史料。

皇族名字是按“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排下来的，宗室后代就不同了，每一支有每一支的字。

朱元璋采用了传统的辈份命名法，预先给太子和分封的诸王各支派都选取了二十个有美好含义的字做为辈份用字，一辈用一字，做为子孙名字两字的前一字。

后来成为帝系的燕王一派，所取的二十字是：“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但是到明朝末年，天启帝朱由校和崇祯帝朱由检相继即位，只传到了第十个字“由”。晋王一支的二十字则是：“济美锺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

宗室名字两字的后一字也有讲究。朱元璋的儿子是单名，名字中都带木字旁。为了避免宗室因庞大出现重名，朱元璋便同时规定，后一字必须带有五行偏旁，按火、土、金、水、木的顺序不断循环。按中国古代的五行理论，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又生火，和这个顺序是相符的。仍以明朝帝系为例，仁宗朱高炽是朱棣之子，“炽”字有火字旁；宣宗朱瞻基是朱高炽之子，火生土，“基”字便有土字旁。明朝各王府的宗室，也都和帝系一样，是按这个规则命名的。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200711258265496jpg

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1、明朝共16个皇帝，17次登基。各皇帝都姓朱，除朱元璋儿子名字都2个字外，其余都是3个字，分别为姓+辈分+五行字。

2、各皇帝名字第2个字（辈分）都严格按照朱元璋制定的家谱来起，因此只要记住他家家谱中的20个字，再明白五行“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道理，明朝皇帝的名字就可以张口即来。

3、朱家家谱20字：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