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专业要选历史、地理科目。

考古专业的选科要求：

目前全国开设的考古学专业的院校并不多，根据北京、上海、山东等地方教育考试院公布的高校招生显示：全国各高校的考古学专业多与历史、地理相关。

因此，学考古专业高中应尽量同时选择历史、地理两门科目，剩下的科目可以结合个人兴趣、实力、职业规划等方面综合选择。

考古专业的选科建议：

建议历史一定要选。如果以后想做科技考古，可能物理/生物用处更大；做文物保护，就是化学用处更大；如果是从事传统考古，那可以选择地理。综合来看的话，传统考古建议历史、物理/化学、地理；文物保护建议历史、化学、生物/地理；科技考古建议历史、生物、化学/物理。

考古学专业简介及主要课程：

专业简介：

考古学，即考究古代的学科，属于人文科学，在中国是历史学的分支，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多从属于人类学。考古学专业培养学生具备历史学、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基础知识、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博、历史及人类学知识。

考古学旨在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

主要课程：

主干课程：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中国考古学史、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宋元明考古、田野考古等。

核心课程：中国考古学通论、考古学导论、考古学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文字学概论等。

京师范大学历史系06年考研复试办法专业名称方向学科综合考试科目参考书目课程与教学论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历史教学概论 《历史教育学》金相成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各方向 考古学基础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夏鼐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 张之恒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文献学 各方向 古代汉语 可以使用任何相关教材作参考书专门史 社会史（含环境史） 社会史理论与方法 《中国社会史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宋德金、周积明《中国社会史概论》冯尔康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文化史 文化史 《西方文化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庄锡昌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外关系史 中外关系史 《中外关系史》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卢苇《中华民国外交史》 石源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古代史 各方向 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上、下册） 北师大出版社 晁福林、施建中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各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含共和国史） 《中国近代史》 北师大出版社 郑师渠主编《中国现代史》 北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王桧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北师大出版社 郭大钧主编世界史 世界上古史 世界上古史 《世界上古史》 北师大出版社 周启迪主编世界中古史 世界中古史 《世界中古史》 北师大出版社 孔祥民世界近代史 世界近现代（含世界当代史） 《世界近代史》 北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刘宗绪主编《世界现代史 北师大出版 卢文璞主编《世界当代史》北师大出版社段炳鳞主编 《资本的年代》霍布斯鲍姆 江苏人民出版社《革命的年代》霍布斯鲍姆 江苏人民出版社

儒家

儒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时的孔子。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支，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

基本观点

伦理观：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恤民情、爱惜民力，民众要敬重师长、和睦乡邻。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分，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政治观：主张以礼义治国，恢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分，以达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

教育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育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宇宙观：对鬼神之说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形成仁、义、礼、智的德行。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苟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分。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先秦儒家"和谐"伦理观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发帖人：眼睛

发布时间：2006-04-20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战略举措。“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有着深远的文化历史。在先秦儒家伦理观中，有着大量丰富的关于“和谐”的思想。充分吸收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精髓，对于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先秦儒家“和谐”伦理中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个人自身身心和谐的思想，简要论述了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　儒家生态伦理　人际和谐　修养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正义、发展、公平为特点，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诸方面和谐的社会。这种和谐社会既有人类社会理想的共性，也应该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才不至于使和谐社会失去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和谐”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主要范畴，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宝贵遗产。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贵史料的儒家伦理思想中，不论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亦或是个人修行、人际交往的角度，甚至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意志里，无不渗透了“和谐”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和谐”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目的所在。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当能提供丰富的启迪和借鉴。本文主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三个角度来梳理儒家“和谐”伦理思想。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文化是以农耕为基础的文化。在农耕文化的初期阶段，“天”或者说自然的力量对于人类是有重大影响的。因此，认识自然，认识“天”，与“天时”保持一致，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应该说，古代中国人民对于天和自然的崇拜，对于历法的较早的科学认识，都是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农耕生产只有与自然相适应、与四时合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才可能有好的收获。这样一种生产实践，极大影响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势必出现大量的“天人合一”、“回归自然”、“天人协调”的观点。

　　（一）儒家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热爱自然，热爱生命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被表述为“天人关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当然，在儒家思想中，“天”包括了“自然之天”、“社会之天”、“伦理之天”、“人格之天”等多种含义，这里，我们主要从“自然之天”入手，来探讨儒家关于人和自然和谐的观点。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这段话中，儒家肯定了“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的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本源。儒家重“生命”而倡“仁”，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热爱生命。《孟子·尽心上》有“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对“爱”、“物”两字做了解释：“爱”：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物”：谓禽兽、草木。显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恰是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的体现。

　　（二）儒家强调按自然规律，“取物以时”、“取物有节”

　　《论语·述而》中有“钓而不网，弋而不射宿。”即钓鱼不要用网截住水流一网打尽，打猎射鸟时不要射鸟巢。这就是古代朴素的“取物不尽”、对动植物永续利用的生态道德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体现。《孟子·梁惠王上》也讲到了“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即强调了取物以时，按自然规律办事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三）儒家认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上要开源节流并重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2］ 荀子认为，人们抓住农业这个根本，并厉行节俭，天下就不能使之贫困；有充分的养生资源，按季节进行农事，天下就不能使人遭到祸害。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发展农业是根本的。但同时必须看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而要厉行节俭。这样才能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又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才能形成持续的发展。可贵之处是，荀子看到了人是从自然分化出来的，但又有不同于自然的特点，表现在能参（人能适应天时，顺应地利，参与自然界的变化）、能群（人能过群体生活，为社会进步有目的地生产，制定规章等）。因而，人在自然面前不全是无能为力的。如看不到人的能动作用，只求自然的恩赐，是不符合人类实际情况的。这种思想在自然的平衡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上是一致的，它在发展的同时做到了保护自然与节约，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可持续发展。

　　儒家生态伦理观归纳起来主要有：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人们应该根据客观规律能动地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础的关系，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认真处理的首要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因为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造成了生态严重失衡，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儒家的“天人合一”观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人依赖于自然、与自然关联的本质始终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作为人类家园的自然，人理应保护好它。一旦伤害了自然，也就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破坏人类本身，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点之一。儒家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人对于自然的认识具有能动性。而当前我国出现的大量生态问题，恰是人类没有充分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和尊重自然界规律的体现。因此，我们在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好地利用科学知识、认识客观规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合理、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且与节约并举，与自然界建立一种和谐相处、同步发展的关系，达到“天人和谐”的目标。

　　二、人际关系的和谐

　　儒家倡导的“五常”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以下，主要从仁、义、礼、智、信五个角度来谈谈儒家的“五常”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的意义。

　　（一）儒家以“仁”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思想

　　樊迟问孔子“何为仁”时，孔子答曰“爱人。”［3］ 爱人为仁，仁者爱人，就是要在人我相处时亲爱一切人，与一切人友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提倡的“爱人”，是指爱作为“类”的人。这里的“人”，不是特指社会中的某一阶层或某一部分的人，而是指与动物界相对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在位的“大人”还是无位的“庶人”，不论是自由的人还是被奴役的人，不论是“国人”还是“野人”，不论是中国之人还是“夷狄”之人，都以人道相待。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4］“克己”，即约束自己；“复礼”，即把外在礼仪规范反之于己身而践履之。“克己复礼”，也就是通过修养，克除自己不良的一面，使自己身心言行达到君子的标准，是爱人的前提。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其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它强调的是：第一，人我相处时，应首先要求自己在视听言动上合乎伦理道德和社会的各种规范；第二，人我相处时，当以礼为标准，而不是各行其是。

　　儒家由爱自己家人出发到爱所有人的 “仁者爱人”的理论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被视为人伦关系和谐有序的基本伦理规范。这些思想尽管带有等级森严的封建色彩，但却反映了古人追求和谐的人伦关系和尊重他人的利益、价值、意志与愿望的人本主义精神。如果剔除其中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糟粕，继承其中的精华，赋予它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人伦价值涵义，对于维护社会主义的道德秩序、改善人际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有重要的意义。

　　（二）“义”是儒家处理个人与他人、物质与精神关系的道德规范

　　它体现了社会行为的原则性与崇高性。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里仁》有“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孔子看来，“义”是高于生命的道德意志。他强调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丧失这种道德意志。同样，“义”也不可为富贵、贫贱左右。孔子并不反对追求富贵，摆脱贫贱。只是如果得到富贵与摆脱贫贱有损于人的道德意志，那就不可为之。这种贵义思想在孟子那里就成了“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

　　在儒家看来，“义”就个人而言，要求人们始终坚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丢弃的道德意志。儒家把“义”看得十分重要：认为没有“义”就无从体现“仁”。这种贵义思想发展至今成了中华民族崇尚革命气节与民族气节的优良传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生死、富贵、贫贱问题仍是人们需要冷静反思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尤其要吸取儒家义利观，以正当方式追求幸福生活，从而实现有价值的人生。再次，“义”就社会而言，要求人们以社会利益为重，切勿因个人利益而破坏他人、社会利益。儒家以社会利益为重的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和谐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社会利益的实现是个人利益满足的前提；同时，个人对于自身行为的选择也必须以社会利益为前提，而绝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三）儒家的“礼”指的是道德生活规范和礼节仪式

　　儒家关于“礼”的思想主要可总结为：第一，要求人们的道德生活要符合社会制度的规范。遵从“礼”，就是要遵从社会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第二，要求人们的道德生活讲求礼节仪式。这是人际情感交流、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形式。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不学礼，无以立。”孟子也曾说过“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圣也。”［6］

　　儒家提倡“礼”的道德规范，主要是要求人们遵守国家宗法制度这一社会规范。其通过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的等级制度，使整个社会群体的行为各安本分。作为适应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状况的统治思想，对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社会秩序的维护有重大意义。虽然这种维护封建制度的道德规范在其出发点和目的上与我们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提倡的道德规范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儒家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循一定的礼节和仪式的道德规范对于我们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礼节仪式是人们道德生活的反映，其根本目的在于规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行为，从而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进而有利于整体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中如反对铺张浪费，讲究人际交往的真诚、宽容、谦让、礼貌等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儒家的“智”指人的聪明才智学识

　　有智才能知人善任，明辨是非。儒家“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首先，讲究对人对事不偏不倚地认识；进而对道德原则和规范进行深刻理解，明辨道德是非原则。孔子说过“知者不惑”。［7］孟子也言“是非之心，智也”；［8］“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9］

　　在儒家“智”的道德规范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人对事的认识要讲究不偏不倚的中庸认识法。同时，对于道德的认识亦是如此。要想个体行为不偏不倚地合乎社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就必须身体力行学好这些规范。同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也要求个体重视智慧、崇尚道德，强调文化修养、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性。个体只有不断学习更新知识能力以及自我道德修养能力，才能达到智商与情商和谐发展。因此，强调个体道德主体性发展，培养自我道德修养能力仍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儒家“信”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与人交往要诚实不欺、遵守诺言

　　“信”被儒家视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0］“民无信不立”。［11］他认为个人在社会中与人交往不讲信用，必然会为社会所唾弃。同时，儒家认为信与义是相互联系的，信是有原则的信。如孟子说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是友爱的前提。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信任、理解，没有友好关爱，更无从谈社会和谐。毋庸讳言，如今社会上存在相当程度的诚信缺失现象，如弄虚作假、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等。对儒家诚信观中如“诚者自诚实”、“信由心出”等诚信思想的借鉴，有利于疏解当今诚信问题。

　　此外，吸收儒家的孝悌思想，保留其敬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注入互尊互重的朋友情感，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家庭伦理关系；吸收儒家忠恕的思想，将心比心地处理人际关系，平等地对待他人，包容不同于自己的观点主张、行为方式，在社会主义中体现宽容精神与民主自由精神的契合；吸收其志勇思想，树立正确远大的人生目标，并以勇敢的气魄胆识践行；吸收其直、节思想，公正无私，保持高尚的人格、气节；吸收其俭、廉思想，廉洁自律、勤俭节约。

　　三、个人自我身心和谐

　　个人自我身心和谐，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个人修养问题。社会的伦理规范，只有转化成为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时，才能起到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点，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上，不乏对自我身心修养问题的探讨。以下就从“修身”、“自省”、“躬行”三方面来探讨儒家的修身思想。

　　（一）儒家的“修身”贯穿于个人的一生

　　孔子修养说的核心即“仁—礼”：“仁”，是为美德的培养；“礼”，是为行为合乎社会规范。内在修养通过外在规范的践行才能表达为行为的合理性，才能达到内外和谐统一的仁人理想。“不学礼，无以立”；［13］“君子博学以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4］等都强调了以“礼”作为外在规范来克制、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达到“仁”的要求。归纳而言，即“克己复礼以为仁”：克己复礼，约之以礼，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礼，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儒家有关修身的修养方法，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根绝其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来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孔子认为时刻进行道德学习，以“仁”做为学习标准，且学思结合是一个人的思想能否合乎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关键。

　　（二）儒家的修身特别强调“自省”

　　孔子不但强调学习，更强调反思。《论语·学而》中有：“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里仁》有“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有贤于我者，就向他学习；而见到不好的人或事时，就要特别注意内心的反省，检查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毛病，从而改之。在孔子看来，思、内自省都是联系自己道德修养的精神性反思或反省活动。倘若只有学习，而没有联系自身品行的反省，是无意义也不会使自己品德提高的。对此，孟子也说过：“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5］这里的“诚”也就是反省自责而达到为己之善。“自省”的高境界可视为“慎独”。《礼记·中庸》中有“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指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事上违背道德。在独处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自觉按一定政治、道德准则思考行动，不做坏事。如果说，自省是通过外在规范来约束个体行为的话，那么慎独则是依靠主体的道德自觉性来达到修身的目的。

　　（三）儒家修身的目的在于“躬行”

　　强调知行合一是儒家修身思想的重要特征。孔子说过“敏于事而慎于言”；［16］“听其言而观其行”。［17］荀子认为“学至于行而止矣”。［18］其两者均把道德实践看作是道德修养的基本功和审评标准。《中庸》有“力行近乎仁”，同样也是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强调道德学问不是外在的知识，道德学问必须同道德实践相结合，同自身为人处世相结合，才是真学问。儒家认为，道德修养不仅仅是道德思想的培养，更是对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实行；也只有通过对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实行，道德修养才可能真正落实。

　　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是精神与物质同进步的社会。儒家思想重视个人身心和谐发展，追求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统一，为人们形成积极的修身、治学态度，健康的人生、价值观，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许多启示。如在自我修养上注重主观努力，把自我修养变成自觉的内在需要；在自我修养上做到身正力行、内省慎独，把外在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道德素养；在自我修养上讲求立言、立功、立德，既有所创造，又有所贡献，把自我修养与成就功业相统一。儒家思想在重视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外，还强调了功业的成就，并认为自我修养与功业成就是一个整体。《礼记·大学》中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要达到齐家而达到平天下的社会目的修身是为关键。那么怎样修身呢？就在于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了。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需倡导个人修养、自我完善与成就功业并进的人生价值观。自我完善，主要是人格、道德的完善；成就功业，主要是为国家、民族、社会做出贡献。而两者又统一于修身这一起点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中，个人修养要先行。一个人只有在思想、内心上具备了一定的素质才可能全方位的发展。由此可见，在如何提高人的自我修养；如何用先进思想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反省，不断改过自新；如何提高自身道德水平等问题上，儒家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

　　四、结束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和谐伦理思想的几大特征。其一，人与自然和谐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强调天与人的合一，有着与自然相协调的特点。其二，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体现了其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爱人”的人本主义精神，注重人际的亲爱、和平与和谐；同时，儒家思想对于忠、孝、节、义的强调，体现了适应中国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的特点。其三，对于个人自身身心修养问题的探讨则体现了儒家思想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有着重视人的精神境界的特点。这些思想无疑为我国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我们也不能全盘继承，而当站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角度，辨证分析，科学扬弃。如儒家有关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其对于家庭美德、人际交往的仁爱思想；其对于个体道德的完善、个人修养的养成等思想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作用。当然，作为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式的伦理文化，它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是与社会主义社会有着质的区别的，因此有其固然糟粕，必然不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和人际关系。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采取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将继承借鉴与发展创新相结合是我们对儒家和谐伦理思想的根本态度。

　　注释：

　　[1]《论语·阳货》。

　　[2]《荀子·天论》。

　　[3]、 [4]、[11]、[14]《论语·颜渊》。

　　[5]《孟子·腾文公下》。

　　[6]、[9]《孟子·离娄上》。

　　[7]《论语·子罕》。

　　[8]《孟子·告子上》。

　　[10]《论语·为政》。

　　[12]《孟子·离娄下》。

　　[13]《论语·季氏》。

　　[15]《孟子·尽心上》。

　　[16]《论语·学而》。

　　[17]《论语·公治长》。

　　[18]《荀子·儒效》。

　　参考文献：

　　《中国伦理学通论》（上），焦国成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天人合一 儒学与生态环境》，张云飞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刘蔚华、赵宗正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先秦儒家的道德观》，符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儒学价值的新探索》，陈光林主编，齐鲁书社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墓葬史是考古学专业术语著作。

考古学成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独立的学科，应该从十八世纪开始，具体地讲，1760-一1840年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中国最初的考古学属于“舶来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学术知识的传播，西方的考古学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到了中国。

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学生曾巩的《金石录》提出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这一名称金石学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类考古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金石学研究涉及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书学等方面。在汉朝就已经出现，但在宋朝和清朝最为发达。宋朝石鼓文的出土和清末甲骨文的发现是金石学的重要里程碑。

相关教材

通论：

阿尔斯霍夫斯基《考古学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年。

宋百川编《考古学通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

孙英民《中国考古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009年。

杜斗成、段小强编《考古学通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汉字是含有表音倾向的表意类型文字，字形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分析字形有助于对本义的了解。

六书：秦汉间的学者分析汉语古文字结构的特点而归出来的六种条例。先有汉字，后有六书的造字理论。

《周礼·地官·保氏》：

保氏（官名，掌教育）以六艺教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六书”为“六艺”之一，此处没有说明“六书”的具体内容。）

《汉书·艺文志》：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郑众注《周礼》，以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许慎《说文解字叙》：

清代以后，六书的名称大致采用许慎的（只有形声有时也称谐声），次序采用班固的。这样，六书的名称和次序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六书分类：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日月是也。

象形就是用描绘事物形状来表示字义的造字法。（象形字）在文字的创造时期，象形是最基本的原则，会意和形声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象形文字以图画为基础，但图画绝不是文字。上古汉字基本上是一种象形文字。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会意字，常常是两个象形字的结合。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最能产的造字方式）

形声，由表示字义类属的部件和表示字音的部件组成新字。形声字是由意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意符表示形声字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声符表示形声字的声音。

例如：以贝为意符的形声字：财、货、贿、赂、贪、赏……都和财物有关。

有的形声字有 省形 和 省声 的情况。

意符和部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意符对声符而言，部首对所统属的各个字而言。由于形声字的意符同时又是形体构造上的偏旁，所以原则上意符都可以作为部首，但是部首不一定都是形声字的意符。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类相受，考老是也。（王力：非造字法，用字法）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王力：非造字法，用字法）

通过造字法去掌握汉字，可以提纲挈领，以简驭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它是汉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因生活和交流的需要，在劳动中不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现在一般认为最古老的汉字是出现在公元前13—前11世纪商代的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

图画字或“象形字”就是汉字最早的样子。

从商代的甲骨文到现在的楷书，汉字的形体逐渐演变。这种演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就是古汉字阶段和隶书楷书阶段。

-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主要用于占卜，应用在商代后期。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年历史。 象形程度较高，字形的方向相当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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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素养课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化史、文物学概论、中国考古学通论、田野考古学概论、文化遗产学概论、文物绘图、文物保护法规、古文字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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