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姓节氏家谱节姓起源节姓名人节姓的来源节姓简介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27浏览：3收藏

节姓节氏家谱节姓起源节姓名人节姓的来源节姓简介,第1张

节[节，读音作jié(ㄐㄧㄝ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古帝伏羲氏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中国民间传说，自伏羲之后，大庭氏王才有天下。

伏羲之后，分衍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节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燧人氏，皆袭谥庖牺氏(即伏羲)之号。

其尊节氏之后有节氏后裔，是为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古炎帝神农氏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史籍《帝王世纪》中，较详细地记述了炎帝的诞生神话：“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曲阜)。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炎帝号为神农，“教民耕稼、蜡祭、医药、交易之事，开万世衣食相生相养之原。”后人称颂神农，“其功如天”，“盛德不孤，万世同仁”。商周之际的大贤人伯夷、叔齐兄弟曾经哀歌：“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东汉张衡作《东京赋》慨称：“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晋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有“羲、农去我久，举世叹复真”的惋惜；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更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的怨慨。可知炎帝时代曾令众多士人向往。《尸子》解释神农之神为：“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为之神。”

周武王灭殷纣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今安徽亳州市)”，代表当时人们对炎帝功业的纪念和褒扬。

炎帝的世系，据《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曰：“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八世所传，《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系》载：“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泼，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

据史籍《万姓统谱》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生于厉山，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氏。继无怀氏位，承太昊木德，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都鲁。在位一百四十年。”

在史籍《吕氏春秋·慎势览》中称，“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可能比较接近史实。如此，则上述所传八世，可能只是其中较著名而有影响者。

《万姓统谱》所载世系与《帝王世系》相同，但注明“已上七代，袭神农氏之号，三百六年，至榆罔失政，诸侯相伐，黄帝征之，天下咸归焉。”

据史籍《汉书·律历志》记载：神农氏“号炎帝”，“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

神农氏：部族首领称炎帝，姜姓，羊图腾。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其著名后裔有蚩尤氏、烈(厉)山氏、共工氏、四岳氏等。

蚩尤氏：炎帝之后(一日先仕于炎帝)，出自羊水，仕于黄帝。为主金之官，默观神农世衰，潜铸金类，以为利器，举兵逐榆罔(炎帝裔)，自号炎帝。后作兵伐黄帝，并曾请风伯雨师助战，终为黄帝击败于涿鹿之野，被杀。他是战神和兵器之神，而兵器的发明乃源自农具和其他生产工具。

共工氏：亦名共攻氏，炎帝后裔。性格暴戾，易于为非。相传因与颛顼争强为帝，曾与东夷族大战，不胜，而怒触不周之山，致使天倾地陷，造成人间大灾难。

烈山氏：又叫厉山氏，其首领为烈山或柱。

史籍《国语·鲁语上》中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在史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记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而在史籍《礼记·祭法》中则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一般认为烈山氏为炎帝后裔，仍为农神、谷神。烈山，本是烧山垦田之意。

炎帝神农氏，名石年，传说在位一百四十年(公元前3216～前3077年)，一说在位一百二十年，逝世后葬湖南茶陵(今酃县塘田乡鹿原陂，又名炎陵山、皇山)。

第二世，临魁，炎帝长子，在位八十年(公元前3076～前2997年)。

第三世，帝承，在位六十年(公元前2996～前2937年)。

第四世，帝明，在位四十九年(公元前2936一前2888年)。

第五世，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公元前2887一前2843年)。

第六世，帝来(厘)，在位四十八年(公元前2842～前2795年)。

第七世，帝哀(裹)，在位四十二年(公元前2794一前2753年)。

帝哀之后为节茎，节茎不愿为帝。节茎有三子，为节氏、戏氏、克氏。节氏和戏氏也不愿为帝，由克，即榆罔即位。

第八世，榆罔，名克，居长，在位五十五年；因德不及其弟轩辕，故让位。

轩辕即黄帝，姬姓有熊氏，从此帝系转入姬姓。

神农氏后裔繁衍发展，支族甚多。在商、周时期，分建很多国家(方国)。传说神农姓姜名轨，一名石年。神农之子，有神氏、农氏、列氏、厉氏和柱等。厉氏分衍出丽氏和赖氏。

节茎之后，有节氏、戏氏、克氏三支。克传帝榆罔(参卢)，其后衍生榆氏、露、赤狄和白狄；戏传器和小帝。

器的后裔为钜、伯陵、祝庸三支。

钜之后有封氏、钜氏、封父、富父氏。

伯陵生蜂氏和逢氏，逢生殳氏、延氏和鼓氏，鼓生灵契氏，灵契生氐氏。

祝庸氏胄胤更加发达：祝庸生术嚣，术嚣生条、勾龙(即后土)；勾龙平水土有功，后人纪念，尊为社神；勾龙之后有勾氏、勾龙氏、共工氏、信氏、垂氏；共工氏衍生共氏、龚氏；信生夸父；垂生噎鸣(即伯夷)。

伯夷之后为太岳氏、骀氏、怡氏；太岳即四岳，其后裔于商、周时期受分封，于是有了吕氏、申氏、隋氏、淳氏、向氏、薄氏、甘氏、州氏、文叔氏、岳氏、先龙氏等。

节茎的后裔节氏，就是今节氏的始祖，世居北海。在西周至战国时期，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省潍坊、博山、烟台地区。

二分布：

今山东省的潍坊市安丘县，河北省的故城县,河北任县大宋村等地，均有节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

北海郡：汉朝时期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分齐郡置郡，治所在北海(一说营陵，今山东昌乐)，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潍坊、烟台一带地区。隋、唐两朝的北海郡即青州，治益都，其时辖地在今潍坊等一带地区。

八历史名人：

节振国：(公元1910～1940年)，山东武城柳塘村人(今河北故城)。著名抗日英烈。

节振国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家乡闹灾荒，民不聊生，节振国随父亲逃到河北唐山赵各庄。长大后，他十四岁起在开滦煤矿赵各庄煤矿当了井下工人。

节振国在井下干了十年。他和其他矿工，受尽英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井下不断发生事故，工人的生命没有保障。当时英资本家规定，井下工作死一条骡子赔偿六十元，而死一个工人只给二十元。

工人们无法忍受非人的待遇，1938年3月，开滦煤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节振国也参加了运动，由于他精通武术，被推举为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队长。不久，日寇侵占了开滦煤矿，井下工人夏连凤被捕叛变，密告日寇节振国与有来往。日寇宪兵和伪警察直奔赵各庄来抓节振国。

1938年5月6日，大批日伪宪兵包围节家，搜捕节振德等工人领袖。当节振国闻讯赶回家时，他家大门外有许多日寇宪兵和伪警察，节振国怒火上窜。一个日寇宪兵刚要阻拦他进院子，节振国拍拍胸膛大喊一声：“我就是节振国！”

日寇宪兵一愣，节振国已大步冲了进去。

房内的日寇宪兵、警察看见突然闯进来一个身材不高却很壮实的年轻人，有些迷惑。日寇宪兵队长恶狠狠的对节振国说：“你的什么的干活？的，大日本皇军要你死了死了的！”

旁边两个日寇拿起绳子就要过来绑节振国，节振国看见屋里被折腾得乱七八糟，哥哥被绑着。他不由怒从心起，一步跨过去打开橱门，抄起一把菜刀，对准日寇宪兵队长的头一刀劈下，这家伙连哼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丧了命。旁边的日寇宪兵和伪警察还没反应过来，节振国已抄起日寇宪兵队长的军刀，砍杀起来，很快就砍倒三个日寇。他又用刀挑断绑哥哥的绳子，对大哥节振德说：“哥，快跑！”

节振国冲出后门，翻过一丈多高的石墙，脱险跑远了。节振德没能跳过高墙，被日寇打死在后门内，英勇牺牲。

节振国刀劈日寇宪兵的消息震动了冀东，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就连远在陕北的中央也知道了这件事，亲口称赞节振国是“民族英雄”。矿工们更是奔走相告：“节振国是好样的！”

节振国逃出赵各庄后，他在韩家梢、榛子镇一带，组织了一支以煤矿工人为主的抗日游击队，共有一百多人，节振国任队长。不久，节振国率队投奔冀东抗日联军，在双鹤岭找到了员李运昌，遂将游击队改编为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仍任大队长。

不到一年，工人特务大队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多次袭击日伪敌人，节振国威震冀东。

有一次，节振国听说赵各庄伪警察所运来许多枪支弹药，决定去攻打伪警察所。他率领部分队员赶到赵各庄警察所，一枪打倒了岗警，就冲进了院子里，他用双枪指着十几个手足无措的伪军，威严地命令：“缴枪！我是节振国！”

伪警察乖乖地缴了枪，队员们从屋里押出一个姓耿的巡官。之后工人特务大队迅速运走了这批枪枝弹药。

节振国向起来的伪警升胃话：“你们当汉奸帮助日本鬼子欺压老百姓，按理都该杀头！今天先饶你们不死。你们以后如果再敢为非作歹，可要小心你们的脑袋。”

他又指着浑身发抖的耿巡官对伪警们说：“他是鬼子的一条忠实走狗，不但欺压咱赵各庄的老百姓，而且还帮助鬼子做特务工作，死罪难饶。现在我代表抗日宣判这个汉奸的死刑！”说罢“当！当”两枪击毙了耿巡官。

还有一次，节振国得知赵各庄商会会长遵从日寇旨意，准备筹建一支汉奸部队，便在一天晚上带了十几个队员冲进赵各庄，架走了商会会长。节振国严厉地盯着商会会长说：“你跟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要组织伪军是不是？”

商会会长头上的汗珠滚落下来。

“我们正式警告你，你要再敢跟鬼子勾结，甘心当汉奸，我们随时都能杀掉你！”

“是！不敢了，不敢了。”

“听说你们为了筹建伪军，正向老百姓摊款是吗？”

商会会长点了点头。

“不许你这样做！从今往后，你悔悟了就没事，仍当你的商会会长，我们不管；要是还跟着鬼子干坏事，我们决不饶你！”

商会会长放回去了，鬼子的计划泡汤了。他们十分气恼，派汉奸特务到赵各庄侦察节振国的活动。汉奸特务们找不到节振国的踪迹，就胡乱抓一些工人拷打审问，还四处勒索。

一天夜里，几个汉奸特务正在赵各庄的一家戏院里看戏，忽然节振国和战士们出现在他们面前，几个汉奸特务吓呆了，只能束手就擒。

节振国跳上戏台，对台下观众大声说：“老乡们！请安静！大家坐下！我们是来抓汉奸的。这几个家伙在咱们赵各庄为非作歹，今天该跟他们算算帐了。”

1938年冬天，节振国加入了中国。

1939年，丰润县双庙的伪警察所按照日寇指令，要召集伪乡保长开会，向老百姓派款。开会的那天早上，伪警察所长正在屋里擦着一把手枪，忽然进来一个人，面带笑容地问：“这枪好使吗？”

伪所长以为问话的是哪个乡来开会的乡长，便随声附和：“好使！”

“我看好不好使！”那人一箭步冲过来拿枪在手，很快对准了警察所长的脑袋，说：“我是节振国！”

伪警察所长一下子瘫在地上，脸吓得苍白。

“别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今天来了不少人，为了避免大家误会，请你先命令你的部下缴枪！”节振国威严地说。

伪警察所长只能照办，伪警们全都缴了枪。

节振国又命令他给伪乡保长每人打一张收款的收条。节振国对伪乡保长们说：“今天免了你们的派款，是为老百姓解除负担。你们回去后不准提起今天的事，更不准再敲诈老百姓。如果不听，我们知道了决不会饶你们！”

节振国又对伪警察所长说：“你派人报告日本鬼子，就说八路军端了警察所，枪缴了，各区乡保长缴来的款子也抢了，让鬼子找我来要。”

节振国故意在门口放了几枪，然后离开了伪警察所。

1939年秋末，节振国到平西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翌年6月，他从平西回到冀东。节振国率领的工人特务大队越战越强，后改编为八路军第十二团一连，为开辟冀东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7月的一天，节振国奉命在金庄截击日寇。烈日高照，战士们埋伏在青纱帐内，汗如雨滴，不久，南面、东面同时出现了敌人，经过一阵激战，南面的敌人被击溃，东面的敌人在阵地左侧抢占了一块机枪阵地，战士们一时不能前进。

节振国看见冲在前边的战士被机枪打倒，心如刀割，他发现敌人机枪阵地西边是一块高粱地，还有棵大槐树。他快速冲进高粱地，绕出槐树，一排子弹打死了敌机枪手，日寇逃窜了。

五十多具日寇的尸首倒在阵地上，节振国正和战士们打扫战场，收缴武器。槐树旁边青纱帐里一个受伤的鬼子小官手拿短枪瞄准了节振国，节振国忽然觉得左胸像扎了钉子一样酸麻，他支撑了一下，然后扑倒在地，壮烈牺牲了。那一年，他只有三十岁。

1940年8月，延安出刊的《中国工人》杂志，向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介绍了节振国从刀劈日本宪兵开始的英勇抗日业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节振国的英雄事迹被编成小说和现代京剧、拍摄成**在全国放映。他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明玉珍本姓“明”，但有一说明玉珍姓“旻”。

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明氏家谱》记载：“吾氏源自姬姓之百里孟明，以字为氏，故明乃吾之姓也。吾氏世居平原而后迁吴兴蕃衍。吾祖玉珍公祖上由吴兴迁清河居数百年而后迁四川峨嵋，玉珍祖称帝重庆，号大夏。”平原郡和吴兴郡之所有姓氏，俱无“旻”姓之说；在当时吴兴郡的八在姓氏中，只有“明”姓，由此可见，“明玉珍本姓明。”

韩国《明氏大同谱·壬申谱序》记载：“惟我明氏出自后稷而传及百里奚之子孟明，以名为氏。”韩国《明氏大同谱·乙丑谱序》记载：“至元明之交，有讳玉珍，以布衣起于随州。”这些记载证明“明玉珍本姓明。”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和清雍正二年（1724年）两部《明氏家谱》均记载玉珍公家训曰：“余家乃泰伯之裔，寔自后稷肇基，而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名位显赫，载之史册，彰彰可考。”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姓氏专著，在泰伯及而后的后稷之裔孙中，均无“旻”姓之说，因此，“明玉珍本姓明”。

正德元年（1506年）四川甘大滨、甘大江、甘大汉所修撰的《甘氏家谱》详细记载：“我族祖宗渊源，始于姬姓，至秦穆公时，有百里奚、孟明视父子二人考之于史：百里奚乃秦穆公之右相，其友蹇叔为左相，辅秦。百里奚子—名视，字孟明，故称孟明视。秦穆公赐孟明视为上大夫。孟明视为秦国开疆拓地，战功卓著，名振西戎。其后子孙遂以百里孟明之“明”字为姓。传至魏时，有明亮公，为阳平太守，代代相传，至元朝末年有玉珍公。因群雄作乱，继而红巾军起义，玉珍公率部攻重庆，后立为夏王。”同时还清晰地记载了从明玉珍起上到明亮公28代明氏名讳近800年的历史记载证明“明玉珍本姓明”。

民国六年（1917年）继兴堂撰《明氏族谱》，序中说：“我永阳明氏之先系溯源于金陵之章公。历参知政事之镐公，楚北之始祖以芳公自金陵分迁者也。宅永阳之讳通公自楚北分迁者也。”谱中“永阳明氏溯源说”一文写道：“粤稽明氏系成周泰伯之裔百里奚生孟明视，子孙以王父字而得焉，此明姓所由来。自是书缺有间，由汉唐而历五季下若魏亮、若晋汲、若齐僧绍、若隋克让、若梁山宾与公遐。他如晋之明豫也、唐之崇俨也、宋之自才也,与夫元之明善也。清誉流传者有之，惠声卓著者有之，或以政才称，或以抗节显，或以奇术鸣，推之穷达异，隐显不一，人才之盛，载在史册，班班可考。概不敢遵为宗派者，非故略也，世及无由考信耳。” 1《大同谱》与《明氏族谱》都称在孟明（春秋时百里奚子，名视）时“以名为氏”。 2都提到僧绍、山宾、参政镐等明姓人物，评语亦同。

《中华明姓总谱》编委会在编纂《中华明姓总谱》之时，针对明玉珍是姓“旻”之谬误，查遍了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家正史以及姓氏专著，并写了《明玉珍姓“明”不姓“旻”》的论文，证明“明玉珍本姓明。”

刘邦家谱：

1、曾祖父：刘清，战国末期魏国大夫，出生并活动于魏都大梁，之后其子刘仁迁丰邑中阳里，现丰县汉皇祖陵保存刘清之墓。

2、祖父：刘仁，迁丰邑，丰邑本属宋国，宋灭后入齐，前284年五国伐齐后，原宋国国土尽入魏国，为魏国东陲，刘仁迁丰，当在此年之后。

3、父亲：刘煓，字执嘉，即刘太公，刘邦登基后尊为太上皇，崩于公元前197年。

4、生母：温氏，一说王含始，被追谥为昭灵夫人（昭灵后）。

5、庶母：李氏，太上皇庶妻，封太上皇后，逝于公元前197年；生楚元王刘交。

6、兄弟姐妹

（1）刘伯，刘邦大哥，汉五年正月，追尊为武哀侯，高后时，追尊为武哀王。长嫂封阴安侯。

（2）刘仲，名喜，刘邦二哥，被刘邦封为代王，[244] 统辖今河北、山西一带，后因抵抗匈奴战败被革为合阳侯，死后追谥为代顷王。二嫂为顷王后。

（3）刘交，刘邦弟弟，排行第四，被刘邦封为楚王，[245] 死后谥元王。

（4）从父兄：荆王刘贾。

（5）从祖弟：燕王刘泽。（应该是远房兄弟，现已无稽可考）

（6）姊：宣夫人昭哀后。

7、后妃：曹夫人、吕皇后、戚夫人、薄姬、赵姬、管夫人、赵子儿、石美人（石奋之姊）

子女。

8、共生八子：刘肥、刘盈、刘如意、刘恒、刘恢、刘友、刘长、刘建。

9、女儿：刘乐，即鲁元公主，下嫁张耳之子张敖，母吕后。刘邦女儿有史可查者只此一人。

10、原配吕雉，公元前187年临朝，称制八年，公元前180年而崩，寿62岁，葬于咸阳东陵。生一子一女：刘盈，即是汉孝惠帝；女即鲁元公主。

11、妣曹氏，生一子：刘肥（高祖六年立为齐王，[247] 卒谥齐悼惠王）。

12、妣戚氏，生一子：刘如意（汉高祖七年封代王，九年徙为赵王，十五岁被吕氏毒死，谥赵隐王）。

13、妣薄氏，公元前155年四月崩，葬于霸陵，生一子：刘恒（初封代王，后即帝位为孝文帝）。

14、妣赵氏，生一子：刘长（公元前196年封淮南王，文帝六年谋反，废徙蜀死，谥淮南厉王）。

15、诸姬所生之子：刘友（初封淮阳王，后改封赵王，被吕后幽禁而死，卒谥赵幽王）、刘恢（公元前196年高祖诛梁王彭越后立为梁王，16年后，因赵幽王刘友幽死，便被改封为赵王，被迫娶吕产的女儿，而刘恢的宠妃被迫自杀，因此闷闷不乐，公元前181年六月，刘恢殉情自杀。死后废其嗣，文帝时追谥为“赵恭王”）、刘建（公元前196年，燕王卢绾逃放匈奴，次年被立刘建为燕王，立十五年死，谥曰灵。刘建本有子，吕后使人杀之，绝嗣后，除其国）。

崇阳文化

惠贻百代功炳千秋

——明清时期崇阳修志述略

汪和平

崇阳原为汉初设置的下隽县故治。历两汉、三国、两晋至南北朝，隶属关系常有变动，县名亦时而上隽，时而隽州。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置唐年县，实为崇阳正式建县之始。北宋开宝八年（975）改用今名，迄今已达千有余年。

本县不仅建县历史悠久，且山河壮丽，人杰地灵。宋元以来，号称“文献之薮”。但直至明初，崇阳迄无县志成书。相传元末邑处士严士贞著有《桃溪百泳》，以品骘境内山川胜迹，风土人物，被后人誉为崇阳县志的滥觞。

明宣德七年（1432），历任广西、福建、山东道御史及浙西分按杨（86页）因“与时寡合，引疾归田”。在宣德七年至十年间，他编纂了本县第一部县志——《宣德年志》。“本严士贞《桃溪百泳》，复搜罗典故，采访遗闻以成书”。其品定之八景，后来历届修志均奉为蓝本。杨（86页），永乐壬辰进士，博学多才，且为官清廉，守正执法，在朝野中品望极高。他赋闲修志一事，不仅开了崇阳编纂县志的先河，也为后人关心乡土文化树立了学习榜样。

成化八年（1472），浙江上虞举人俞绘来崇阳任县儒学教谕。他自任纂校，以《宣德年志》为基础，续成了《成化九年志》。旧志称其“博涉群书”。但他主编的这届县志早佚，后人无法窥其端倪。

正德丙寅至辛巳年（1506—1521），邑人艾杰、蔡乾又依据《成化九年志》编成《正德年志》。由于此志亦系续修，其体例与内容均未脱，宣德年志》窠臼。艾杰，成化丁酉举人，先任四川江安教谕，曾参与编修《蜀志》，完成后擢成都府学教授，颇具修志经验。蔡乾，正德丁丑进士，官四川佥事。致仕后与艾杰合作编修了本届县志。其成书时间，按蔡乾中试年份及正德年号推算，当在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间。

嘉靖己卯（1529）年，由邑人汪宗伊编纂，县学教谕徐行参校，修成了《嘉靖八年志》。但此次仍系续修。徐行认为这次修志是“收残断于燹毁之余”和“摭拾章句，……以少裨简阅之资”。然而他在志书中提出的“星野”说，后人颇讥为牵强肤浅。纂辑汪宗伊，当时虽年纪尚轻，未中乡试，但受父兄影响，酷好治史。嘉靖戊戌成进士，后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一生著作达十余种，其中包括《应天府志》、《南京尚宝寺志》、《南京大理寺志》、《南京吏部志》等书。

穆宗时期（1567—1572），邑人饶天民编纂了一届县志》，称为《隆庆年志》。饶系嘉靖己丑进士，累官至河南道御史。《隆庆年志》系其谪居后所修。

万历十二年（1578），知县周应中亲自主纂了《万历戊寅志》。周应中，浙江会稽人，进士。万历丁丑由真定（今河北正定）调任崇阳后，立即着手编纂县志，翌年成书。《万历戊寅志》与《隆庆年志》的时距，最长不过十年，最短可能仅五六年。

万历二十三年（1595），由知县陈洪烈总裁，邑人吴楚材、龚衍材编纂，儒学训导李如芝参校，修成《万历己丑志》。这次修志的原委、经过和方法，陈洪烈在志序中作了简要说明：“万历戊子春，余自（88页）山调崇阳。甫视篆，于一切风教懵然无所考。据索邑志验之，弗得。……余因谋之邑博李君，李君欣然命生徒，博采野史，参以众议，凡阅月而草创具。余复就乡大夫吴君商确义例，稍为增损。己又质之胡方伯取裁焉。大都笔削取舍，一秉诸是非之公。又阅月而论定。志成，卷凡十一，目凡五十四”。陈洪烈，河南光山人，进士。后人赞扬他“编辑志乘，垂为准则，及今遵之”。“续编邑志，论列崇邑利弊，切中要肯”。吴楚材，隆庆丁卯举人。曾任甘肃会宁尹。“邑志初苦挂漏，（经其）整理编纂，条绪始定”。龚衍材，贡生，旧志称其“学问渊博，文章古茂”。陈洪烈序中提到了胡方伯，即邑人胡定。万历丙辰进士，有诗句，累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其“文章经术，蔚然大雅儒宗”。他为《己丑志》审定文稿，并撰写一篇序言。

熹宗时（1621—1627），知县魏光前续编的《天启年志》，是崇阳在明代编纂的最后一届县志。此志成书不久，即散佚于明末战乱。魏光前，河南遂平人，贡生，天启七年始调崇阳任职，而同年却是熹宗朱由校的最后一个年号，可见志书是魏到职的当年修成的。因此，我们不妨确切地称这届县志为《天启七年志》。

清康熙九年（1670），邑人王应斗、汪际炱负责纂辑，完成了《康熙庚戌志》，这是崇阳在清代首次修志。王应斗，天启壬戌进士，累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后加兵部侍郎总督湖北山寨义旅。明亡，清廷以特起巡抚征召，辞不复出。汪际炱，顺治己亥贡生，曾任四川泸州训导，“其学根底经史，博洽精详，为邑文献”。总裁、知县高景之，在序文中说他决定修志时，“与邑博刘君商谋始事。……又得岁选汪君……并肩组修。遂不摇旁喙，一矢虚心。再阅月而草创具。寻质之王中丞（应斗）汇正焉”。王应斗在序文中也说：“博士刘君，岁荐汪君暨二三文学，相与旁搜逸闻，补辑旧编……不数月而书成”。可见这届县志的具体编纂者，一个是汪际炱；另一个是邑博刘君，即县儒学训导湖南平江人刘体仁。只是由于王应斗的声望和资历很高，最后定稿时由他把把关罢了。

《康熙庚戌志》是新修还是续修？汪际炱在志跋中说得明明白白：“受委之后，即谒王中丞公。公曰：此续《陈志》（注：指《万历己丑志》）也，规制备于陈矣”。“先取陈志酌其规制。其字之鲁亥，提掇之乖体，其年号、地名，声称之错简，昔虽乏细校，即今厘正之亦易”。可见《庚戌志》还是一届续志。

雍正十二年（1734），本县《雍正甲寅志》修成。负责编纂的是邑庠生陈爽，任笔削校订却系县志总裁、知县李五（89页）。从《康熙庚戌志》以后，崇阳间断六十三年未修志，其间虽曾多次拟议，但迄未行动。李五（89页）到职后，决心办好这件事。他认为崇阳县志之所以长期无人增修，是因为“长自道旁筑舍”的缘故。于是他果断地延请陈爽主笔，“馆之以萧寺，授之以壶飧，俾得专心敬事，无摇旁喙……草创既具……予稍为校正焉。觉六十余年已事了然咸在，而志于是乎成”。

乾隆六年（1741），崇阳人士敦聘原通城知县郭彦博主纂，修成《乾隆辛酉志》。从雍正甲寅至乾隆辛酉，时距仅六年，为什么又要修志？县志总裁、知县黄衮在其所撰的《重修崇阳县志序》中作了具体说明。他说：“《庚戌志》者，康熙九年邑令高君景之集邑中多士，视前明时邑令陈君洪烈本而续之者也；《甲寅志》者，雍正十二年邑令李君五（90页）属庠生陈爽视庚戌本续之者也；今辛酉所刊，则予在任，邑中绅士迎请原通城令郭君彦博视甲寅本而修之者也。辛酉距甲寅才六年耳！本无事更张。顾李君善政多端，独其所续志，崇人事（90页）焉。”正因为本县人士觉得前届志书的质量不理想，所以决心重修。对于清代修的前两届《崇阳县志》，黄衮认为都只能算是续。“唯今辛酉所刊，乃得云修”。现在看来，《辛酉志》分天文地理、建置、食货、官师、选举、人物、礼制、纶音、艺文、通纪等十卷，六十四目。其门类划分、资料内容与现存的《康熙庚戌志》基本相同，有的条目未更一字，未增一字。有的条目只是在后面续记了少许事实。其卷一最后注明：“以上全录《庚戌志》”。归根结底，它还不是名字相副的重修。

乾隆十七至十八年（1752—1753）冬，知县曹学诗延请邑庠生吴世雄执笔，编纂了一届县志，后称《乾隆壬申志》。但书未成而曹已离任。他以后在序文中回忆了这个问题：“壬申腊尽，政务少闲。思欲延请绅士，确访乡评、博采旁搜，续全邑志。而余以丁内艰解任，……未意厥志”。曹学诗，安徽歙县人，进士。乾隆十四年始任，颇有政绩。本届县志壬申腊月底组班，实际成书于癸酉年。由于《壬申志》与《辛酉志》的时距仅十年，又系续编，不仅体例类目因袭前志，内容也无多大变动。后人对此颇有非议，认为纯属猎取过于繁冗，兹删去十之八九矣”。

从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崇阳迄未修过县增，时距几达九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841—1842），崇阳知县金云门自任总裁，组班修志。鉴于当时对《乾隆壬申志》的评价不高，便决定重修。由邑人刘镇鼎定稿，编成《道光壬寅志》。全书共八卷，金云门作序。书未刊出，就发生了“钟九闹漕”事件，志稿散佚不传。所以这是一届没有刊印的志书。刘镇鼎，嘉庆癸酋拔贡，“少负隽才，耽风雅”，是崇阳当时的名士。

同治五年（1866），崇阳修成了清代最后一届县志——《同治丙寅志》。此次的修志班子庞大，分总修、督修、监修、纂辑（即总编辑）、分编（各卷主笔）、分校、采访、参考、参订、督刊、各里采访、绘图缮书等人员。总修由知县高佐廷自任，纂辑由傅燮鼎负责，连同分别从事各贡具体工作的共达139人。修志成员绝大多数为卸任或候选官吏以及举人、廪生、监生等。傅燮鼎，本县人，副贡生，候选教谕，纂修过通山《九宫山志》，编有《雪浪余音》诗集。他纂修的这届县志，创新较多。全书分疆域、建置、食货、礼乐、职官、选举、纶音、艺文、杂记等十个门类，计十二卷，六十一目。共约32万余言。与以往历届县志比较，《丙寅志》的体例更完善，内容更充实，史料更准确，详略更得体，从资治、存史和教化的作用衡量，它确系本县旧志中的上品。

二

从明宣德七年至清同治五年的434年间，崇阳总共编纂了14届县志，平均每31年一届。其中明代平均26年，清代平均37年。一个偏隅避处，户不逾万的山区小县，两个朝代编纂出这么多志书，实在是了不起的历史奇迹！其主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上讲，明清两个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需要借鉴历史，了解地情。因而对编修地方志极为关注。洪武年间，敕各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亭堠、道路、仓库等图志。永乐十六年，谕令天下郡、县、卫、所修志，并颁发了《纂修志书凡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对编史修志都极为重视，常常亲自过问。康熙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几次诏全国各省、府、州、县修志，限期完成。在《康熙庚戌志》的几篇序跋中，知县高景之说明崇阳修志是由于“天子首敦文教，搜罗古今，诏诸司咸以志上”。刘体仁也说：“今年冬初余暇，乃奉上檄征邑乘甚殷”。可见当时崇阳县某些志书的编纂，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已。但这一客观条件，全国皆然，不是促成崇阳多次修志的主要原因。

从宋从起，本县英才继起，代不乏人。据旧志记载，明代280年间，崇阳籍进士达30人，举人119人，贡士260人，仅正德辛未一榜，就中了汪必东、汪文盛、龚永懋三名进士。而一榜两人的尚有嘉靖己丑（汪宗元、龚（93页））、嘉靖乙未（汪宗凯、饶天民）、嘉靖丙辰（胡定、汪廷钱）万历己丑（陈忠爱、王仰）四次。汪文盛、汪宗伊父子两代7人中，竟有文盛、宗元、宗凯、宗伊等4名进士和文明、文正、宗召等3名举人。整个明代，杨（93页）、戴书、汪文盛、饶天民、汪宗伊、刘景韶、胡定、饶仁侃、陈忠爱、熊则祯、王应斗等人，不仅擢高科、登显仕，且其学问、勋业、品德、文章均名重当时。为此，明崇阳县学教谕伍福在《重修儒学记》中赞叹：“崇阳山川英淑之气，氤氲开合，钟灵毓秀，奇才辈出”。清初知县金绵祖认为：崇阳“山围水绕、灵秀攸钟。故其冠盖相望，比户可封，非他邑所敢较”。《壬申志》主编吴世雄也说：“吾崇自宋及明，人文甲他邑。凡登显仕，以勋猷气节彪炳史册者，斑斑可考。国初文治鼎新，崇士继起，亦复有人”。可见明清之际的崇阳，人才特多，不乏操觚之士，是志乘频修的根本原因。

明清两代的崇阳显达人士，大都热爱家乡，他们不仅以大量诗文讴歌赞美崇阳，还十分重视地方掌故、文征的搜集和整理。很多人在宦海沉浮中，归老故园，支持参与或主持修志。象杨（93页）、饶天民、汪宗伊、胡定、王应斗等人都是如此。崇阳的先人，还极其重视县志质量。某届县志修得不好，哪怕间隔期短，也决心重修。

还应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部分崇阳知县颇有远见卓识。他们莅任后，不仅善于利用旧志掌握县情，还把纂修新志作为自己的职责。一届县志能否顺利完成，与地方主管官吏的关系极大。正如古人所说的“恪遵上檄，各率所先，则群视群守，邑视邑令”。前面提到的周应中、陈洪烈、魏光前、高景之等人，都是下车伊始，立即着手修志。他们有的认为：“志以载事，所为存风教而备鉴戒也”。有的则说：“服官无他奇取，不愧其名而止。今天下府、州、县之长，其名曰知。谓夫山川、风俗、钱谷、刑名暨文武经画之类，罔不洞悉，斯无忝厥职耳！顾见闻有限，非征诸载籍，何由得知？则国史而外，莫重于志”。还有的觉得修志是为地方立言，而“立言一道，大之国史，小之邑乘，往者过，来者续”。正因为他们对县志的资治、存史、教化作用如此重视，在任内热心领导并自参加修志，这也不能不是促使崇阳多次修志的另一个因素。

三

由于历史原因，大部旧志均已散佚。目前县内只保存一部《乾隆辛酉志》和一部《同治丙寅志》，还有《康熙庚戌志》的几个残本。这些文献，虽然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保留下不少错误观点和封建糟粕，但它们记录了崇阳两千年来有关自然、社会方面的大体情况，为我们今天了解崇阳的过去、认识和振兴崇阳，提供了古代信息，也为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县志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使我们既得以考古镜今，又不至数典忘祖。饮水思源，我们今天能不感谢过去崇阳修志事业的开拓者？能不感谢为编纂历届县志而呕心沥血、兀兀穷年的先贤？能不感谢当时热心主持修志的地方牧守？他们共同为崇阳人民留下的县志遗产，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它将惠贻百代，功炳千秋。

千古文明遭浩劫 ——记金城山的兴衰

鲁达人

崇阳县东二十华里，武长公路的南面，白霓镇的西南面，有一座秀丽的小山——金城山，酷似一座古城，又其上土色金黄，所以命名它为金城山。山的东面，白霓河折回西流，河上有一座上刘日孚（明进士、官至都堂刘景韶的儿子）修建的余耕桥，石墩木梁，两旁均有凉舍，以供行人休息。现已改建为水泥桥。山的西面，白石港流经山麓，有刘景韶修建的余恩桥（即刘家桥）。抗日战争中被倭寇炸损，现已移至下流白石港村近旁，亦改修为水泥桥。东西两河，东西两桥，互相辉映，大有谭登元为金城山所集的成语对联“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壮观。

山顶空旷平坦，面积约六亩左右。远在北宋时期，与张耒之、（107页）补之、秦观并称为“苏门四学士”的江西诗派领袖、大书法家的黄山谷（即黄庭坚，江西修水县人），幼年，因省视嫁到崇阳白霓堰下的高姓姑母，曾攀登此山，四顾群山环峙，林壑优美，于是结庐读书其上，并将读书堂命名为“浩然堂”（载同治版，崇阳县志）。山谷临池学书，常洗笔砚于白石港中流的石矶之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誉为崇阳八景之一的“金城墨沼”。

相传山谷去崇时，曾留下一大石砚。后来有一位居心叵测的金县令，一见此砚，即垂涎三尺，去任时，将其盗去。舟行至陆溪，风浪大作，颠簸欲沉。舟子大呼乘客抛掉所有笨重物品，及至将此砚推入江中，风浪顿时平静。此俗谓“海王索宝”也。

此外，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至今不衰。据说山谷深夜读书，时有蛙声咯咯，嫌其聒耳，于是将山蛙捉住，用朱笔在顶上点上一点。这样一来很快就出现了百蛙齐喑的情况，聒耳之声也就平息了。现金城山的蛤蟆，顶上都有一红色斑点，就是朱笔点了的遗迹。

上述这些，虽是神话传说和后人的附会，但可以看出：黄山谷刻苦攻读的精神十分惊人。另一方面，神化了黄山谷，也表现了崇阳人民对他的高度崇敬。

山谷去后，崇阳人民为了纪念他，将其读书草庐——浩然堂改建为山谷书院。乡贤先达相继在此讲学。谭登元、傅会友等人，曾经担任过讲师。凡崇阳士人中的精萃，多就学于此间。宋明时期，人文蔚起，“多士文章归上国”，大都出自山谷书院。书院的东北面，建有文昌阁。阁分三层，内有黄山谷画像和骚人墨[各的诗词，身临其境，令人肃然起敬。阁外上层，有竖写的“文昌阁”三字，下层门顶，有“山谷读书处”横额，字迹苍劲古朴。书院和阁楼，都藏身于碧梧翠竹之中，农荫蔽日，清幽可人。知县曹学诗在《金城墨沼》的诗篇中这样写道：“前贤息游地，白云媚修竹。”其景色之秀丽，可见一斑。

满清末页，科举废，学校兴。有志之士，率先将书院扩建为“金城高等学校”。校舍规模较大（如附图），雄伟壮观，可容学生百人以上，即五、六年级各一班。好学之士，负笈从师，多集于此。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战士金华衮就是这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民国六年，石瑛、刘元瑞在金城组织人学会，张难先先生在此主讲教月，学员计诚足为此山生色。

抗战时期，日寇陷崇，金城山沦于敌手。驻扎在白霓桥的敌人，把这座山作为他们的军事据点，建筑了（109页）望哨、地堡和沟通战壕。千古文明，横遭浩劫；崇阳文化的摇篮，变成了倭寇杀人的基地。滔天之罪，令人发指！日寇投降后，金城山上只剩下一片瓦砾，荒烟蔓草，荆棘纵横，使人触目心惊。

崇阳历来私塾概况

文史征集组

西周以前，学在官府。自春秋孔子私人讲学培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后，战国时期，私学大盛。继此以后，如马融、郑玄、关(张载)、闽(朱熹)、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诸子，各设讲台，诲人不倦，在我国历史上都一直享有盛誉。这种私塾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到清代和民国，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发展得更为普遍。私塾学馆，一般只有一个教师，采取个别教学方式，教材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也不受限制。其中有经馆和蒙馆之别。蒙馆即学生启蒙这习阶段，初时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儿经》、《女儿经》及五言、六言杂字等。这些书，文体简单，读来顺口，易记易背。还要填红写字。民国时期，多有读共和国文的，也有附教加、减、乘、除简单的算术和珠算的。经馆是在读完蒙馆的基础上开始读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或《幼学琼林》、《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的。另外，每天中午还要临帖习字。有的老师也有附带教算学的。读经馆的学生，多属青年，通常是三八课文(每月逢三、八就给学生出作文题)，日间上课，晚上自习。

在未废科举之前，崇阳的私塾，有义塾、乡塾、族塾、氏塾之分。废科举之后，就统称经馆、蒙馆。

一、义塾

道光22年(1842年)知县金云门设四义学于四乡。29年(1849年)知县姚国振增城中义学一所。城中旧义学设西城后街，新义学设南城上菊仙祠(按金云门字菊仙取名)；东乡义学，一设回龙寺，一设白泥(霓)桥；南乡义学设唐封寺；西乡义学设罗汉寺。

二、乡塾

高堤书馆，在雨山麓，明宏治间(1488—1505年)汪恭创建。

龙潭义塾，在青山保圣山庙，太学生陈直心倡置田产创建。

梓溪义塾，在石屋保第六牌，明经熊祯祥倡建。

石屋义塾，石屋保公建。

美林义塾，肥田上牌公建。

碧田义塾，碧田畈公建。

四圣义塾，四圣保熊洪猷，王国太、陈启芳、陈清泉倡建。

大源义塾，林桂轩创建，有田缮学。

知县高佐廷喜见石屋、肥田新建乡塾作诗贺之、傅燮鼎亦有和诗。均分别附后：

高佐廷诗

为贪鹤俸漫乘车，十载风尘老簿书。

不有潘花惭作宰，幸同陶柳俨同居。

云屑咫尺高攀凤，雷雨飞腾预种鱼。

石屋肥田佳子弟，课功为报月何如？

傅燮鼎和诗

科名努力希前哲，植品根基始少年。

气节千秋关见地，诗书万卷胜求田。

举头天上笑看榜，放眼人间勉着鞭。

讲席是谁堪领袖？四山桃李为公妍。

另外傅燮鼎还为石屋、肥田二义塾作序如下：

石屋、肥田二保，新建乡塾，月会课文，复有公产积垂永久，正合范文正公学田之举，洵邑中善事也。碧田、大源亦将踵行，从此比户弦歌，人文蔚起，仁让之风遍行四境，古道可复，诚厚幸矣。邑人请登诸志乘，诗纪其事。予闻之，为之欣然色喜，尤愿各塾子弟，互相砥砺，文章气节，彪炳千秋，不特仕宦科名，光增闾里，以慰予期望之意也可。

三、族塾

彭家义塾，在城下畈。

甘家义塾，在蔡家墩井勘上。

四、氏塾

关西义塾，在碧云峰，旧为碧云庵。由杨一鹗捐田创建。

刘氏义塾，在雷骆畈，刘方裔子孙创建。

陈氏义塾，在杨林畈。

邓氏义塾，号凌云轩，在城皇畈。

艾氏义塾，在乌石畈。

丁氏义塾，在罗楼湾，丁志善后裔创建。

汪氏义塾，在浮溪桥，汪长水后裔汪子桂创建。

果育义塾，在壳头东岸与西岸韵雪义塾相并，余果卿之子余千金创建。

清代的县学，不是真正读书识字的学校，只是祀孔的场所和教谕训导的衙门。所谓义塾，就是学生上学免交老师学费的学校。但是全县城乡只是二十所义学，对全县入学儿童来说，实是为数寥寥，供不应求，怀水车薪，无济于事。

据明末清初的老人说，乾隆、嘉庆时期，崇阳人口曾号称三十万(是按姓氏宗谱得来的概数)，教育这三十万人口的子弟，主要靠全县的各种私塾。当时农村私塾，有只读夜校的，有全日读书的，有读杂字的，有读农村应用文的，有读五经四书的，有凶年恶岁就停办的，有全年不受水旱干扰的，有专教幼童少年的，有专教青年成人的。总括起来，则是蒙馆和经馆两大类。前者农民子弟可以受到初步识字教育，后者则专门为富裕人家而设馆。还有一种专馆，那是豪门大户或富商巨贾，专门请先生来教他家的子弟的。这种专馆，除先生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带去读书外，其他人的子女是不能参加的。以上各类私塾，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曾多次提出普及义务教育，并要求把私塾作为推进义务教育的辅助。从此，私塾教育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据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的统计，全县有私塾六十九所，在塾学生有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年龄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八岁。据调查，民国年间，先后在城内外教私塾比较有名气的老师，有如下多人：王赞英(廪生，馆址在西门王祥顺)、刘育群(秀才、西门岭上程家学堂)、陈尧阶(秀才，东后街)、吴玉麟(秀才，北门)、刘泮香(西门甘氏祠堂)、冯柏泉(秀才，石屋)、熊祖舜(秀才，西门)、曾鹤候(南门)、吴仙桂(东门黄永兴)、傅震寰(南门沈氏书楼)，黄冬瑞(老县门口)、刘元瑞(秀才、北门外油草冲何公祠)、熊荫祖(拔贡，驳岸上)、周永皋(浮溪桥)、王用予(秀才，小港尧家)、徐哨清(拔贡，荻州)、傅少溪(廪生，肥田畈，系辛亥革命元老龚国煌先生的业师)、魏铁山(秀才，大集山)、周元魁(秀才，朴树下)、夏恪卿(朴树下)、邓明堂(秀才，蔡家墩大屋邓家)、王睡仙（肥田畈）、甘源清（石垄）、王克己（华陂畈王家）、程赛芳（秀才，西庄寺前）、舒吾庵（举人，东堡）、杨燮舫（秀才，桂口）、林翰池（大源）。

以上这多塾师里面声名最为噪烈、收入最为可观的，要算刘育群先生。当时从他读书的学生如甘翔鸥、汪彦国、尧祖舜、周彰武、汪文清、龚光国等，都是本县数一数二的殷实户，除蒲、八、腊三季送礼外，每人每年所交先生学费都在光洋八十至一百元以上，但是家庭贫困的学生所交学费却不多。“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于是旧时县府的秘书刘瑞禾、科长李少怀、潘子怀、王荣怀以及度量衡技师毛第元等，都是刘先生的拜门弟子。先生律己修身，治学甚严，然性开朗，喜诙谐，每于讲课之余，与同学们谈笑风生，时常叫爨人丁琪把平日桂口家乡人和城内一些大商号送来的蚕豆、花生、糖果、糕点，分给学生共食，不摆老师架子，师生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对私塾提出了改良。改良暂行办法规定：一、无论现行私塾及今后的私塾，必须先向该管政府呈报后，方得设塾；二、凡距公私学校两华里以内者不得设塾；三、私塾设备最低限度，要具有总理遗像、遗嘱；四、塾师须在私塾师资训练班毕业并领有毕业证书者。从此，崇阳私塾又迅速下降。据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统计，崇阳私塾下降到三十一所，学生只有七百五十五人。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上年，崇阳私塾又有发展，由一九四七年的三十一所增加到七十一所，在塾学生也由七百五十五人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五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私兼顾政策，对私立学校一般采用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善的方针，使之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并实行在城市奖励私人兴学，在农村鼓励群众办学的政策，因而不仅大批私塾维持下来，且大大提高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由解放前的七十一所，到一九五一年发展到一百七十三所，增加了一点五倍，在塾学生也由一千二百六十五人增加到二千四百四十六人，将近增加了一倍。

一九五一年，中国***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继续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各级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切实实行教育事业中的公私兼顾的原则，因而崇阳私塾逐年减少，公立小学，民办小学，则逐年增加。

（1）尧帝第九子刘源明（因封刘国此始姓刘）妣古氏、巫氏——（2）刘永和妣宁

氏——（3）刘纪安妣王氏、刘纪乐妣甘氏——（4）刘岁纪妣黎氏——（5）刘正成妣李氏、刘正定

妣王氏、刘正坤池氏——（6）刘长历妣瞿氏——（7）刘德科、刘德亮妣薛氏、刘德仁——（8）刘

仁宏妣孟氏、刘仁发——（9）刘廷光妣雍氏、刘廷绅、刘廷九、刘廷贵——（10）刘爵南妣尚氏—

—（11）刘行矩妣晏氏、刘行清——（12）刘复胜、刘复旺妣易氏、刘复松——（13）刘茂光、刘

茂清妣丁氏、向氏、刘茂文、刘茂华——（14）刘孔扬妣廖氏——（15）刘日永妣宏氏、刘日贵、

刘日胜——（16）刘德荣妣吕氏、刘德康——（17）刘聚义妣言氏——（18）刘宗妣熊氏、刘孚妣

江氏、刘汉妣汪氏、刘累妣赵氏、汪氏——（19）刘正益、刘洪益、刘永益、刘万益、刘大益、刘

宗益、刘顺益、刘昌益妣黄氏——（20）刘歆妣徐氏、刘锡朋妣古氏——（21）刘永妣林氏、刘

杭——（22）刘琳妣奉氏——（23）刘狱、刘麓妣罗氏——（24）刘洪州妣袁氏——（25）刘绅妣

熊氏——（26）刘茂高妣余氏——（27）刘道山妣贝氏——（28）刘叨明、刘叨亮妣曾氏、刘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