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字记载的说法也不少。褚人获的《坚瓠集》里，看到其引《葵轩琐记》云：唐伯虎题妓湘英家扁云：“风月无边”。见者皆赞美。祝枝山见之曰：“此嘲汝辈为虫二也。”湘英问其义，枝山曰：“风月无边，非虫二乎？”湘英终以为美，不之易。但褚人获也不敢肯定是否典出唐伯虎，其下注云“《支颐集》作钱鹤滩。”日本人梦亭东聚半笔记半诗话的《鉏雨亭随笔》中，有相同的记载。

张岱的《快园道古》卷十二《小慧部灯谜拆字》中有云：“虫二”两字，徐文长赠一妓为斋名，取义“无边风月”。另，清人平步青《霞外捃屑》有云：越人好传谰语。如云徐天池游西湖，题某扁曰“虫二”，诘之，曰“风月无边也”。这两则中的徐文长、徐天池，说的都是徐渭。唐伯虎生1470，死于1523；徐渭生于1521，死于1593。这说明，唐伯虎的“虫二”较徐渭早。

更早的传说跟李白有关。湖南岳阳楼三楼，有东西两联，东联是短短的一副八字联：“水天一色；风月无边”，落款为“长庚李白书”。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的《巴陵胜状》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岳阳楼三楼的木壁上，本来曾有三个隐约可见的字迹：一、虫、二。人们一直不解其义。后来李白游岳阳楼，看出这是一副字谜对联，即“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并当即写下了这副对联。此事仍是传说，穿凿附会的痕迹明显。不过，李白到过岳阳楼倒是确有其事，有李白自己的诗为证。李白有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诗云：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公历) 2009年 10月 19日 21点15分

(农历) 己丑年(牛)年 九月 初二 亥时

八字： 己丑 甲戌 丁酉 辛亥

五行： 土土 木土 火金 金水

纳音： 霹雳火

此命五行土旺；日主天干为火；必须有土助，但忌金太多。

(1木 1火 3土 2金 1水，2:6 )

（取名时可根据以上情况进行相应纠偏补缺）

取名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1、 忌讳祖先和先贤的名字

汉族起名，一般避祖先的名号。其一是汉族传统极讲辈分。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打扰了辈分的排序；而且会被视为祖先的不敬。其二是由于汉族的特殊性决定的。汉姓，首先是承继父姓，然后起一个本人的名字，而某些少数民族或外国人，有本名、父名或本名加母姓、父姓。如法国人的姓名通常为三段，即本名，加母姓，加父姓。如果汉姓名的在承继了父姓以后，再加上祖先的名字，那么两者就没有丝毫区别了，这样你根本无从分辨李四这个人到底是爷爷还是儿子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们不仅要“尊祖敬宗”，而且要奉为至尊，即使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清代的雍正、乾隆时，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处人死罪并殃及九族。于是这种忌讳便被称为“国讳”。但就现代人而言，仅就名论，一般不以伟人、名人的名字为名。但有人因崇敬某一伟人或名人，特意取其名为名。如李大林、张大钊，便是取李大钊、斯大林之名为名。当然姓赵、姓关的人，也不应以“子龙”和“云长”为名了，否则便会今古不分。

2、 忌讳生冷字

名字是供交际使用的，否则，名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今的时代是计算机的时代，绝大多数计算机储存的汉字仅限于常用字。如果命名时，使用一些生僻字，一般人不认识，必须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命名使用生僻字，只能白白增加别人工作的难度、麻烦。

人们在使名时选用生僻字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落俗套。但一般人们认识的常用字，却不过三、四千字，而命名又主要是为了让别人称呼，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有人曾举例说，当你去某个部门申请工作时，主管领导看了你的履历表后，如果认不出你的名字，那么对你的印象肯定也是很模糊的。如果他在叫你时，把你的名字读错又经你纠正，这场面可能会使领导尴尬。领导会觉得失了面子而窘迫甚至恼怒，你也可能会国因为领导然连你的名字都不认识而生轻视之心。日后在上下级相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一些龃龉或不协调不融洽的现象。命名固然要避免俗套和雷同，但不能靠使用生僻字。使用生僻字，影响了形象，妨碍了交际，可谓得不偿失。

我国汉字的数量非常多，仅《康熙字典》就收有四万二午一百七十四字，另外繁简字、古今字、正俗字之间往往有非常细微的差别。旧时人们命名，喜欢翻看《康熙字典》这是不足取的。我们要使用工具书，最理想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它在每个字下还收录词语，这对于命名很有参考价值。使用这部工具书也要注意，里面的生僻字，使用时要注意避开。

3、 忌讳姓名字体的单调重复

有些人命名，喜欢利用汉字的形体结构做文章。例如：石、磊、林、森、聂、耳这三个名字即是此例。这种命名的审美效果颇佳，可惜我们的姓氏能如此利用 的微乎其微。而且即使石、林、聂三姓，也不可能人人都使用这种方法。

有些人取名时喜欢将姓名用字的部首偏旁相同，并将此作为一种命名技巧来推广，如李季、张驰，这种技巧实际上不值得提倡。如果姓名三个字的部首偏旁完全相同，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单调之感。特别是当你在书法签名时，就会更强烈地感觉到，偏旁部首相同的名字，如江浪涛、何信仁等，不论如何安排布局，都有一种呆板单调之感，不会产生点事纵逸、变化多姿、曲折交替，气韵贯注的美学效果。我们既然是用汉字取名，就不仅要考虑意义上高雅脱俗的抽象美，而且要注意书写时变化多姿的形象美。

上述例子说明名和姓存在形体结构的搭配问题。如果形体结构没有变化，姓名就显得呆板，拘谨。

在运用字形命名时，过去有两种技巧，一是拆姓为名，另一是增姓为名。所谓的拆姓为名是指取名时截取的一部分作为名，或者把姓分割为两部分作为名。如商汤时的辅弼大臣伊尹，其中就是取姓的一部分“尹”而构成的，此外现代著名音乐家聂耳，著名作家舒舍予（老舍）、张大弓、计午言、董千里、杨木易也都属此类。另外还有雷雨田、何人可等也是将姓拆为两部分作为名的。古人有些人将名剖分为字，如南宋爱国诗人谢翱，字振皋羽，字即由名拆开而成。明代的章溢字三益、徐舫字方舟、宋玫字文玉，清代的尤侗字同人、林佶字吉人都属此类。还如清代的毛奇龄字大可等。还有些人是将姓名剖分为号，如清代的胡珏号古月老人，徐渭号水月田道，则又分名入号。

所谓的增姓为名是指在姓的基础上再增添一些笔划或部首构成一个新字成为名，如林森、于吁、金鑫、李季等。

4、忌讳多音字

我国的姓氏多半属于单音字。也有个别姓氏属于多音字，如：乐字。这种姓氏显然在交际时会造成麻烦。如果说姓氏的多音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么名字的拟定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麻烦的。山东某地有一个学生名叫乐乐乐，老师上课时却不知该怎么叫他，老师居然让这个名字给难住了。这个名字的三个字都是多音字，可有八种读法，读者有兴趣可以自行排列一下。

看来这个学生的父母是成心跟整个社会过不去，一个名字居然有八种读音，在交际场合如何使用呢？到头来别人想叫不敢叫，唯恐叫错了被人耻笑，吃亏的还是自己。别人叫不上来，可以不叫，可以避开。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别人不叫，不使用，那么这个名字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所以对于多音字应尽量回避。如果要用，最好通过联缀成义的办法标示音读。例如：崔乐天、孟乐章。前者通过“天”说明“乐”当读lè，后者通过“章”说明“乐”读yuè。最后一个用意义告诉你应读什么。

汉语有相当一部分多音字常用的只有一个音。这样的多音字在命名时就不必担心使用时会产生误读。

5、忌读“绕口”字

命名有时可以得用叠音的方法。例如：丁 丁、方 芳、辛欣等。如果不是叠音的姓名，名和姓的发音方法就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否则，读起来不顺口，达不到的效果。有些名字读起来费劲、吃力，弄不好就会读错、听错。原因在于取名用字拗口，几乎成了“绕口令”，如沈既济、夏亚一、周啸潮、耿精忠、姜嘉锵、张昌商、胡楚父、陈云林、傅筑夫等。这些名字，有的连用两个同声母字，如亚一、姜嘉等。有的连用两个同韵字，如既济、夏亚、啸嘲、胡富、励芝等。前一种是双声，后一类是叠韵。有的三个字同韵，如张昌商、胡楚父、陈云林、傅筑夫等。所谓“绕口”字，主要是指双声字、叠韵字和同音字。由于声母相同，连续起来发音费力；韵部相同的字连读，发音也较困难；所以，双声叠韵是造成“绕口”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忌用“拗口”字起名，主要是指不用双声、叠韵字起名。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好办得多了。

符合音美标准的命名，应当是名和姓的声母不同组，韵母不同类。例如：彭涛、冯企、娄韵、齐飞、余声、万鸿等。这些命名，由于命名和姓的声韵异组异类，因而声音有了变化，读起来比较顺口悦耳。

如果名和姓同组，甚至完全相同，只要处理好韵母的关系，效果也很好；反之，名和姓同类，甚至完全相同，那就要在声母上下一番功夫。例如：彭宾、冯凡、娄林、张晨、余宽、方川等。

6、 忌读不雅的谐音

有些人的名字，表面上看非常高雅，但由于读起来会与另外一些不雅的词句声音相同或相似，便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嘲弄和谐谑，成为人们开玩笑的谈资，产生某种滑稽的喜剧效果。这种语词可分为两类：一是生活中某些熟语，一是贬义词。例如：宫岸菊（公安局）、蔡道（菜刀）、卢辉（炉灰）、何商（和尚）、陶华韵（桃花运）、李宗同（李总统）、汤虬（糖球）、包敏华（苞米花）等。

上述谐音使姓名显得不够严肃，不够庄重，在大庭广众之下容易授人以笑柄。另外有一些名字易被人误解为贬义词，如：白研良（白眼狼）、胡礼经（狐狸精）、沈晶柄（神经病）等。

这种谐音往往变成绰号。父母起名时，如不慎重 ，很容易给儿女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到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7、 忌讳过于时髦的字

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总会涌现出一些极为时髦的字眼儿。如果命名时追逐这样的字，

必然使人感到家长文化素质差，简单是俗不可耐，而且这样的名字，也容易重复。五十年代的“建国”，七十年代的“卫东”，可以说遍及大江南北；“李建国”、“马建国”、“陈建国”、“王卫东”、“刘卫东”、“赵卫东”……又可谓千人一面。由于政治狂热情绪的蔓延，把政治色彩溶入姓名中，曾一度成为最时髦的事情。诚然，名字的确需要色彩去点缀，但姓名的色彩需要五颜六色。人人都去追逐时髦的字眼儿，也未免太单调乏味了。由此不能不让人深思，虽然我国几千年封建历史，并且讲究“忠”、“孝”之类的字眼儿，如果剔除范字，“忠”、“孝”之类的字眼儿使用频率并不高。这说明古人命名也不喜欢赶时髦。历代儒家大师，那些拼命向人们灌输“忠孝仁义”的大儒们，哪一位名字里有“忠”、“孝”之类的字眼儿？孔子讲了一辈子“仁”，他为儿子起名却用了鱼类的名字��鲤。追逐政治上的时髦字眼儿，只是政治上幼稚和肤浅的表现。这是追逐时髦的一个极端。

其二，中国人还是不要起过洋化的名字。中华民族的子孙是一个文明古国的传人，我们的民族有着自己的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文化价值，所以不应该轻视自己。特别是在命名上，要显示要保持民族特色。民间认为，选用近于洋化的名字，如约翰、玛丽、丽莎、安娜等，有时还是一种时髦。但在日后的社会变迁和人我交往中，可能会给对方心理上造成一种轻视和不快的印象。当然，这是文化方面不同的一种误解，但这种误解也可能会影响人去获得的机遇，为一个名字而付出这样的代价，无论如何都不划算的。

8、 忌讳过于夸赞的字

名字好听与否，不在于用词多么华美，而在于用词用得恰当到好处。但有的人可能会犯下错误：给男孩子起名，总是离不开一些过于生猛的字，如豪、强、炎、猛、闯、刚等，虽然斩钉截铁，读起来刚强有力，用男子汉派头，但也容易使人联想到浑噩猛愣、放荡无检，使气任性，不拘礼法，误认为是一些赳赳武夫，所以，自古以来，一般贵族士大夫在给男孩子命名时，都尽量避开这些字。因为中国文化认为，我之刚烈坚强，并非那些喜怒形于词色、遇事拔刀而起的血勇之人，而是一些内蕴浩然之气，遇事不惊不怒，谈笑风生的伟丈夫。有人给女孩子命名却又总是在一些春兰、秋菊、珍珍、艳艳之类的词里绕圈子，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到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就会使人产生飘浮的感觉。如女子名字中常喜欢的花、萍、艳、桃、柳等字眼就是。花虽俏丽明艳一时，独占秀色，出尽风头，但 场风雨过后，就会零落成泥碾作尘。杨柳亦属柔软脆弱之物，成语中的柳性杨花、残花败柳等，就表示出对这种事物所具有的象征意味的情感评价。桃花令人引起红颜易衰的联想。萍与柳又都是飘零和离别的象征物。所以，民俗中认为，取名时应尽量避开这些表面上明丽的字眼。

9、 大姓忌讳简单名字

目前我国人名出现单名热，而单名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大量的重名现象。以四千个汉字计算，如果所有的人都使用单名，一个姓氏只能有四千个人使用单名，第四千零一个人就开始重名。这样，重名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相反，我国尽管人多姓少，如果采用双名，如果避免使用时髦的字眼儿，避免使用滥调，重名的概率是很低的。

从审美效果看，双名无论是字形的搭配、字音的谐调还是字意的锤炼，都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至少它选择的余地比单名要大得多。

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要完全避免重名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小姓即使重名，也没有多大的影响。譬如褚姓，在一个单位里能有一位姓褚的，已属罕见，再出现一位重名者，简单是奇迹。大姓则不然。“张王李赵遍地刘”，这样的姓氏如果再取单名，热必造成大量的重名。

人们会注意到，凡重名者几乎都是大姓。一个单位有两个“刘伟”，如是异性，人们便以“男刘伟”、“女刘伟”相称；如果同性，便以“大刘伟”、“小刘伟”或“胖刘伟”、“瘦刘伟”以示区别。与其让别人随意加字，何不当初再增一字改为双名呢？在目前的单名热中，大姓不可热，还是冷静地取个双字名为好。只要充分发挥双名的优势，取一个既雅致又响亮的名字并不是什么难事。

一般地说，小姓的命名相对地要容易一些，选择的余地比大姓要大许多。一些被大姓滥用俗了的字眼儿，和小姓组合在一起，效果就大不一样。例如：风伟、褚健、库斌、萨华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姓的命名就可以马虎一些。除了选择的余地大一些，小姓和大姓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差不多。

10、 忌讳不及其余的地方

名字的“禁区”有的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有的则是字义的限制，有的从属于自身的社会观念和审美意识。一些字便成了名字的“禁区”。

某些表示秽物和不洁的字一般不入名号。但某些人或某些地区有给孩子起“贱名”、“丑名”、“脏名”的习俗，为的是让孩子不为妖魔光顾，便可消灾免祸、长命百岁。其实这是一种迷信。某些表示疾病和不祥的字，一般不入名、号。

人体的部位器官名称不入名与。但有的也入名，甚至常入名。春秋有重耳，秦汉时有赵王张耳，战国楚怀王名熊心，当代有著名作家刘心武。不过，这些人体器官的字都是与另字相配合而另有新义的。心与他字组合而成的词，与人体器官的意义已大不相同。

某些令人恶心的动物的名称不宜入名。但有些动物却常常入名，如金豹、文虎、平鸽、小燕等。

大部分元素名称不入名，但又有五种常入名，如：金、银、铜、铁、锡；取名为金玉、铁生。

表示辈分的称谓字，一般不入名，“子”入名的为数也不少。

文艺作品典型人物的姓名也多为后人不取。某些典型人物的姓名与其代表的特定含义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固定含义融合在里面。

除以上几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字、词和姓名不便或不宜入名。姓名禁忌，实际上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包含着政治、文化、习俗、心理等许多内容。

　　。《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

　　明刻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并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符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

　　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

　　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纵”罢官，坚持写作“*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为了证明屠隆就是《金瓶梅》的作者，要先从他的身世说起。屠隆是今宁波市仓水街屠园巷人。屠家在明代是宁波四大家族之一，屠隆从小天资聪颖，被誉为神童。他14岁时就考中秀才，备受当时的大诗人沈明臣青睐，随后名满宁波。此后，他从15岁考到33岁，18年未考上举人。34岁才勉强中举并做了一个小官。因政绩明显，不久后他就被提拔成郎中，随后遇小人被摘掉乌纱帽，只好回到宁波老家以卖文为生。屠隆一直活到万历三十三年，年64岁，最终死于花柳病，还被后世文人讥讽为中国第一个死于性病的文人。“屠隆从宁波至京师，一生游历四方，深知商业内幕和市井风情，又从京官沦为乞丐度日，对人生和人心有着透彻了解，因而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 此外，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万历年间的版本为戴松岳的论点提供了实物佐证，也是最关键的论据，“万历年间的《金瓶梅》版本由欣欣子作序，兰陵笑笑生著，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贤里写下这篇序言的。而这个明贤里就是宁波城中的鉴桥头乾溪里，经查家谱，欣欣子就是屠隆的族孙屠本畯。屠家最先是从常州迁徙至现在的宁波，常州当时又被称为兰陵，屠隆号笑笑先生，所以兰陵笑笑生就是屠隆。”

　　四、李开先说

　　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2]

　　五、徐渭说

　　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