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位的大姓，拥有人口近一亿，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四，且源头众多、族派纷繁。

　　起源主要有五：

　　1、出自姬姓，分为三支。其一为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后裔。据《通志·氏族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春秋时毕公高裔孙毕万自毕国出奔晋，为司徒，并被分封于魏，传至魏文侯斯，与赵、韩三国瓜分晋国，公元前225年为秦所灭，其子孙四散，因是王者之后，便以王作为自己姓氏。其二源于太子晋。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周灵王太子晋因直谏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其后人由洛阳迁居于太原、琅邪，时人号称王家，因以为氏。其三为周平王太孙赤之后。周平王在位五十多年，去逝后由太孙赤继承王位，但不久便被推翻，不得已出奔晋国。其子孙也因是王者之族，改姓王姓，是为山西王氏。

　　2、出自妫姓，齐王田和后代。公元前404年，田和废齐自立国君，将姜姓齐国改为田姓齐国，后齐国被秦国所灭，国灭后齐国末帝齐王建居共（今河南辉县），生有三子：异、桓、轸。异生子安。项羽反秦时被封为济北王，项羽灭亡后，田安失去王位。其子孙为纪念这一时辉煌，改姓王，为河南王氏。

　　3、出自子姓，殷商王子比干之后。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殷商王子比干（纣王叔父）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比干被杀后，葬在当时的国都朝歌（今河南卫辉北）附近，子孙世代为他守陵，并改王为氏以纪念。

　　4、他族改姓或赐姓。西汉末，王莽建立新朝，始建国二年（10年）下诏说：“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虏，厥功茂焉。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五代时，幽州人刘去非追随刘守奇在后梁政权中任河阳行军司马，李存勖攻破后梁河洛地区，刘去非投奔后梁荆南兵马留后高季兴，后唐建立，高季兴表示归顺，刘去非因曾与李存勖作对，为保护自己改姓王，名保义。北朝时，西域胡人支颓褥迁居到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不久即死去，他的妻子带着儿子支收又嫁给北周王粲，支收改姓王，儿子即隋朝末年一度称帝的王世充。明朝汀州府（今福建长汀）经历王得仁，其家本姓谢氏，“父避仇外家，因冒姓王氏”。明朝都御史王一鹗本姓杨，大理评事王大崇本姓孙，都改姓王。

　　5、少数民族改姓王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下令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籍贯改为河南洛阳，姓氏改为汉姓，可频氏改为王氏。隋唐之际羌族钳耳宗、钳耳干兄弟，在隋炀帝大业年间“以王后兄弟并改姓王氏。”营州地区高句丽人改姓王氏在北朝至隋唐屡见不鲜。如《周书》卷二十《王盟传》记载：“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乐浪人”。《旧唐书》卷一百一十《王思礼传》记载：“王思礼，营州城傍高句丽人也”。同书卷一百六《王毛仲传》载，霍国公王毛仲“本高句丽人也”。唐高宗总章元年（668）设立安东都护府，所辖回纥人中有姓阿布思的，是回纥大姓之一，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安东都护府被取消，阿布思姓中一个叫五哥之的人投到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帐下，被裨将王武俊收为养子，从此改姓王氏。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在与汉族交往中也有不少把姓氏改成王姓。契丹人建立辽国，皇室耶律氏也有很多人改姓王氏。另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在长期与汉人接触过程中也有许多改姓王氏。

其中湖南邵阳蔡桥王氏源于源自三槐堂上梅王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支派），由王佑-旭-质-明远-崇伯…传至明远公的第十一世，始祖王祖清，于大明洪武四年（1371年）迁至湖南武冈，今为湖南省邵阳县蔡桥乡龙口村。自始祖祖清公以来，已修谱五次，其中四修谱于1936-1938年，五修谱于1993-1996年。

　　旧辈分排序：祖添政尔汝，宗廷万思朝，永远春长在，忠良福自生，步席怀先泽，诗书教象贤。

　　新辈分排序（四修普时湖南省武冈王隆中（注）将军所撰的五言诗十二句）：忠厚承家训，慈惠征瑞祥，岐晋宏基业，汉周显文章，治陈太平策，学宗知行良，根本勤培植，福禄尔炽昌，圭璧联辉远，诗书贻泽长，邱怀先德在，永奉为典常。

注：王隆中

王隆中，名文慰，字接星，号怀宣（槐轩），1874年3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县（今洞口县）石下江镇穿石村。父王师梓曾任清五品同知府，德高望重，深得群众敬重。

　　王隆中在武冈县读书，后入保定军官学校习武。1904年留学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与程潜同为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回国后，王隆中任第四十九标参谋官、教练官，严格练兵。1911年9月，因标统黄鸾鸣奉派往北京阅操，王隆中以教练官代理标统。10月22日，王隆中率第四十九标打开小吴门，攻克巡抚衙门，革命党人推焦达峰为都督。 25日，焦达峰决定派兵援鄂。王隆中听说巡防营管带甘心典请求要武汉前线杀敌。王隆中集中部队官兵问：“焦都督决定派兵援鄂，甘心典想去，我们怎么办 ”官兵说：“援鄂应该让新军去。”“我们四十九标不可落人之后。”王隆中忙到都督府去请缨，焦达峰、陈作新极为赞许，决定第四十九标首批援鄂。27日，焦达峰下令升王隆中为湘军援鄂军独立第一协协统。28日，王隆中率部北上，谭人凤、焦达峰亲临湘江欢送，王表示：“灭此朝食，与诸君同为黄龙之饮；建立民国，俾万邦共睹赤日之光。”30日到了岳阳，与在此的第四十九标第一、三营（三营欠前队）汇合，王隆中任命三营管带卿衡为标统，第一营管带梅卓敏称病请假，王隆中任命督带官梁锡球升任管带，鲁涤平为第三营管带。11月2日，守卫汉阳兵工厂的鄂军宋锡全协叛逃入湘，在岳阳被王隆中缴械。

　　6日，王隆中率湘军步兵第一协到武昌。9日，渡江至汉阳，驻黑山十里铺、锅底山、琴断口、三眼界一带，担任汉水警戒。二营管带王振宇在晚饭后骑马到标部去被马摔在地上，王借口跌伤向王隆中请假，王隆中以左队队官杨万贵升管带。12日，湖南第二批援鄂军甘心典部到达汉阳。15日夜，黄兴下令收复汉口。16日黄昏，王隆中率部渡河向汉口前进，敌人机枪齐发，弹如雨下，官兵伏在地下，待敌人机枪一停，又跃起前进，战斗成胶着状态。上午11点，甘心典部从博爱书院堤岸后退。王隆中率部坚守阵地至日暮，才撤回汉阳，此役四十九标伤亡200多人。此后，王隆中率部与敌连续作战，兵员损失不少。23日，王隆中以部队疲劳过度为由将部队撤离汉阳，退到武昌两湖书院。25日，王隆中以武昌民军援助不力为借口，率部撤出战场。黎元洪派人劝其以大局为重，重返前线。王隆中不允，黎亲自前往劝说，仍为王隆中拒绝，并在第二天率部退往湖南。黎元洪非常气愤，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严正申斥王临阵逃脱之罪，要求将他明正典刑。

　　11月底，王隆中率部回到长沙后，士兵骄纵，全军上下要求推翻湖南都督谭延闿，举王为都督。旧标统黄鸾鸣斥责说：“你们败归，已属宽典，不自知耻，而犹妄逞乎？”谭设宴为王庆功，表示愿意让都督于王，王隆中表示：“我是粗人，愿服从谭都督。”谭于是任命王隆中为湖南陆军第四师师长，下辖七、八两旅，以卿衡、陈强分任旅长，朱光斗、鲁涤平、杨万贵、胡兆鹏分任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团团长。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嘉奖辛亥革命有功人员，授予王隆中陆军中将军衔、二等一级文虎勋章、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奖状。不久，第四师兵有奸劫民家者，营长禁之不服，适都督府马弁至，捕为首者至府。令稽查长常治行刑，不意第四师数百人将之掠去，殴常治重伤。同年3月，《大汉民报》因发表《致湖南军界请公逐王隆中书》一文，触怒了王隆中，王隆中率部捣毁报馆，围捕报人，报纸只好停办。此时，贵州杨荩诚部留落湘西，贵州督军刘显世认为杨部是土匪，不许入黔，谭延闿从中调解，报请北洋政府任命其为宣抚使，领兵回贵州，贵州仍不允许其进入。谭延闿任命王隆中为宝靖镇守使，进驻辰州、沅州、靖县。杨荩诚率部回贵州，兵败退入湘西，王将其残部遣散。

　　同年5月，黄兴在南京裁军十多万，谭亦仿效，请程潜去做实力最强的湘军第四师师长王隆中的工作。王隆中深明大义，竭诚赞成裁兵。是年9月，谭延闿正式组成了裁兵委员会，将湘军各师官兵一律裁撤，官兵分年资与革命功勋，一律优给退伍年金。9月28日，王隆中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13年，王隆中赴北京任职，被授予将军府将军，并任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兼西北巡视使。1914年，王隆中奉派出国考察俄、德、法等8国军事，1915年返国任四川慰劳使。1915年12月，护国军兴，赵恒惕将王隆中从北京迎回长沙，欲让他出山，王婉言谢绝，独居长沙城内兴汉门武冈同乡会馆，仅挂名省政府高级顾问。

　　1920年，王隆中任贵州宣慰专使。1922年，王隆中赴粤谒见孙中山，授军政部参议。1926年4月25日，叶开鑫任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5月8日，叶开鑫入长沙，委王隆中为湘南招抚使，准备收编唐生智的军队。但叶开鑫部很快被唐生智打败，收编之事也就无从谈起了。1930年，蒋介石派贺耀组请王隆中到南京任职，王谢绝。1938年8月，王隆中病逝，终年64岁。

南赣乡约读后感

乡约是中国古代介于国法与家规之间的生活规则。从乡约的组织者来看，乡约有民办与官办之分。《吕氏乡约》是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它是民办乡约的典型。官办乡约的典型则是王阳明1518年推行的《南赣乡约》。

破山中贼

1517年正月，新任南赣巡抚王阳明来到了赣州。明朝的南赣巡抚专职负责整顿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带的社会秩序。对当地社会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盗贼横行，王阳明曾在一篇奏章中写道此地已到贼民不分的状态，“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

由于无力承担日趋繁重的赋税徭役，大批邻近地区的编户齐民逃亡到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带，他们涌入官府控制较为薄弱的山区谋生，或耕地，或开矿，或种植蓝靛、甘蔗等经济作物。为了争夺经济利益，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时有冲突。移民的开发行为向来被官府视为非法的“盗垦”“盗耕”，因此移民与官府的对抗在当地也颇为严重，其中作乱者就是官府所称的“流寇”“流贼”。

由于流贼多因山结寨，官军不易攻入，有时为了讨伐他们，竟要开林为路。历任南赣巡抚花费了极大精力平寇，而取得卓著战绩者并不多，但王阳明上任后，平定了多个气焰嚣张的流贼，其中之一是盘踞在赣粤边境的浰头贼。贼首是一个叫池仲容的人，据说他力能格虎、轻捷如猱，他不仅放纵部下烧杀劫掠，而且还自立为“金龙王”，有割据一方的企图。面对官军多次征讨未取得成功的情况，王阳明改用计谋智取。

1517年11月，池仲容听说王阳明剿灭了南安的三巢贼后大为恐慌，他猜测官军接下来就要对付他了，于是积极准备武器与粮草迎战。此事恰被王阳明派来送牛酒的使者知道了，他诈称武器是用来对付仇敌卢珂的，并非要与官军作对。王阳明假装相信了他的话，并捕获卢珂，作势要将其处死，但私下命令卢珂弟弟回乡准备兵马，听候他的安排。

时近年关，王阳明又派人将下一年的年历送给池仲容，使者以王阳明对其慰劳甚厚为由，邀请池仲容亲自去赣州感谢巡抚的恩德，池仲容不疑其中有诈，带着手下四十多人前去。闰12月23日，池仲容一行到达赣州城，只见街市张灯结彩，各营官兵皆已解散回家，池仲容更加放松了警惕，还派人回老巢告诉属下一切安好。就在这天晚上，王阳明释放了卢珂，令他回乡后准备带兵与官军一道剿灭池仲容的庞大势力。

1518年正月初三，王阳明估计卢珂此时已经到家，兵马也已准备妥当，便设堂审问池仲容，池仲容对自己的罪行一一招认，王阳明将他投入狱中。当晚，王阳明率官军直奔池仲容老巢，这次军事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史书记载“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斩贼首五十八，从贼二千余”。

王阳明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武力可以解决一时之纷扰，但欲长治久安，必以开导人心为根本。在平定浰头贼后，王阳明旋即于1518年4月在当地立社学，鼓励民众歌诗习礼，10月又举办乡约，以期“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

为善去恶

《南赣乡约》要求当地民众不论是否自愿都必须入约。乡约开篇即提出了对入约民众的希望，“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过“圣谕六言”，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为推广圣谕六言，朱元璋曾下令各乡各里选年老失明之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在路旁向众人宣读圣谕六言。圣谕六言在明代可谓深入人心，它不仅写进了众多明代家谱中，也逐步融入到明代乡约中，《南赣乡约》是最早将圣谕六言融入其基本精神的乡约。

从《吕氏乡约》起，历代乡约都倡导用推选的方式组织乡约领导阶层，《南赣乡约》也不例外。按照王阳明的设想，同约之人应推年高有德为众人尊敬信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推公正耿直果断沉毅者四人为约正，推通情达理善于观察者四人为约史，推身体健康品行清廉者四人为知约，推熟悉礼仪者两人为约赞。

约众聚会是乡约的古老传统，《南赣乡约》规定约众每月农历十五在约所聚会。约所是约众聚会的固定场所，今天在福建等地还能见到明清时代的约所，它们已成为乡土建筑的瑰宝。王阳明对约所的要求相当简单，甚至不必单独建筑一所房屋，而可“择寺观宽大者为之”。

聚会当天，王阳明在传统的读约之礼前，新设了宣读圣谕的仪式。约众跪在告谕牌前，听约正朗读皇帝圣谕，读毕约长将对众人说：“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约众亦附和其言。在一个贼民不分的社会中，宣读圣谕确有助于强化国家对当地民众的影响，树立国家的权威地位。

王阳明设计的聚会，在惩恶扬善的环节后，安排了聆听申诫的环节，约正向众人高声说：

人孰无善，亦孰无恶;为善虽人不知，积之既久，自然善积而不可掩;为恶若不知改，积之既久，必至恶积而不可赦。今有善而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为善而自恃，将日入于恶矣!有恶而为人所纠，固可愧;苟能悔其恶而自改，将日进于善矣!然则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为善;而今日之恶者，亦岂遂终于恶哉凡我同约之人，盍共勉之!

为善去恶是贯穿《南赣乡约》的宗旨。作为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所谓“知”即是知善知恶，所谓“行”即是为善去恶，知未能行，等于未知。《南赣乡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将精深玄远的心学思想化为人人都能看懂、人人都能做到的生活规范，它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一条化盗贼为圣贤的道路。

因地制宜

不能因地制宜的乡约必然是失败的乡约。《南赣乡约》共有十六条，它根据当地民风民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如第十条为防止民众向盗贼传递官府情报，规定“军民人等若有阳为良善，阴通贼情，贩卖牛马，走传消息，归利一己，殃及万民者，约长等率同约诸人指实劝诫，不悛，呈官究治。”又如第八条针对民众无法偿还高利贷而被迫逃亡为贼的情况，规定“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偿不及数者，劝令宽舍;取已过数者，力与追还”，如果债主恃强凌弱，约长可率同约之人向官府报告。

由于土著与新民(即移民)之间为争夺经济利益而时常发生冲突，《南赣乡约》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分别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了约束。王阳明对土著说，以前你们屡遭新民侵害，现在官府既然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他们强占的田产也已责令退还了，你们不得再怀前怨，以致彼此不安。王阳明对新民说，官府因你们尚有一念之善，因此对你们的罪过宽大处理，你们应当彻底改过自新，勤耕勤织，平买平卖，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甘心下流了。

婚丧之事是百姓重视的大事，往往花费极多，容易产生经济纠纷。《南赣乡约》第十四条针对民间男女成婚，女方责怪男方聘礼太少，男方责怪女方嫁妆不厚，以致婚期延误的情况，要求约长晓谕约众，各家应根据其经济条件，随时婚嫁。《南赣乡约》第十五条也倡导节俭办丧事，举办丧礼的意义在于尽人子之孝，不可讲究排场，若有约众办理丧事时浪费奢侈、不遵礼制，约长可直接在纠恶簿中书写此人不孝。

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不仅影响了其后的南赣巡抚以乡约教化这一地区的民众，也启发了众多王门弟子或在其生长之地或在其为官之地以乡约介入社会的改造。

嘉靖年间，季本在揭阳主簿任内推行乡约，王阳明称赞此举“足见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1534年，季本调任吉安府同知，王阳明的另一位弟子聂豹，是吉安府治下的永丰县人，他知道季本到自己家乡做官后，邀请他在家乡推行乡约。1536年，《永丰乡约》正式实施，它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在基层社区的影响，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申明约法、崇尚礼教、经理粮差、安靖地方，它将保甲、社仓、社学整合到了乡约中，而在王阳明治理南赣时，保甲、社仓、社学和乡约是彼此分开的。

聂豹日后回忆乡约举行当天，现场有数千人观礼，但秩序井然，他写道：“是日也，穆穆于于，老安少怀，不谓复见三代之隆，予于是而乃知王化之有所基也。”或许我们难以说清乡约的实际效用到底有多大，但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确实在乡约的创制与实践上耗费了大量心血，王阳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81集：王阳明心学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的功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言、立德、立功的圣人，他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内圣开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开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王阳明，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被门人称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是个狂绢少年，这种狂绢在他十五六岁时已表露出来，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学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少年王阳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格竹，宋代的理学家大师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真理蕴含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讲具体事物之理研究一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能恍然大悟，而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呈现。

父亲官署后院的那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寻求天理的载体，他独对幽篁，如老僧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感受着竹林的风吹草动，体察竹子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他整整七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期待着恍然大悟，最终眼前的这片竹林已不是往日的那片竹林了，然而，伴随着天旋地转，积劳成疾的王阳明无法坚持，终于败下阵来，显然，他没有通过格竹而领悟到天理。

杜维明：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那么这个老师说读书登科，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状元，也许就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很直接的一个反映，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当然，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也感觉到高兴，也很震撼，说你居然想做圣人，当然到了阳明的心里面，圣人是什么，很难说，就是说第一等人，这是他的志向。

王阳明，名守仁，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据王氏的家谱记载，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曾即兴创作《蔽月山房》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潇洒开阔的诗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多首，现已经发现的散秩诗有40多首，他善诗文，工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被全世界争相收藏，其书法规矩古法又出新意，诗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含蕴，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

从十一岁离开家乡余姚，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团火一样，激励着这个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蕴含的真谛，也渴望去发现外面的位置世界，王阳明开始实施下一个行动。这一次，他远赴边塞，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荆关与倒马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缘边各族部落的情况，听他们说备边防御的良策，他便览山川形势，长城逶迤起伏，绵延万里，胸中豪气顿生，建功立业、勒石记功，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

杜维明：儒家里面，主要讲修身，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分外和内，向外修身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推到天地万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内，就怎么能够正心，怎么样能诚意，怎样致知、格物。

在边塞考察一个月之后，游侠王阳明回来了，心急如焚的王家总算安定下来，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郑重呈给了父亲王华，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他研习兵法，每逢家宴便收集核桃练习排兵布阵，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绢的心灵，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阳明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诸氏，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心的方向。1489年，婚后的第二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径江西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凉。娄凉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俞兆鹏：娄凉说收敛放纵之心是居敬之门，这是入门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话以何思何滤，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种各样杂念，这种思虑，那种思虑，也不要依靠外界来帮助你提高道德品质修养。

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在那个时代，要治国安邦，要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十九岁时，父亲责成他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经典教义，明朝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代前期，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经集注》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已经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蕴，后人不繁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践履。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最具影响力的是朱学，朱子的学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是朱学，有个基本的这个朱学我们叫渐教，就是佛家里面有顿教和渐教，他是一个逐渐的，就是逐渐地积累你的知识，然后积累了知识以后，先知后行，你先有知识，积累了知识，多半人都准备科举，就跟我们的现在人高考一样，准备高考，那么你要读很多书，你要背很多的文本，然后你学做人，战战兢兢，亦步亦趋，按照一个规定来做。

按照父亲的指示，王阳明开始准备参加科举，十年后，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弘治十一年的会试，考取进士，终于如父亲所愿踏入仕途。出入官场，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常有战事，又值星变，朝廷下诏求言。长期有着边塞情结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于是王阳明上《陈言边务疏》，终于实现了自己十五岁以来就有的上疏愿望。在上疏中，他提出八项对策，蓄材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弗恩激怒，捐小权大，严守乖弊。十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疏极为切中事理，但是，王阳明遗憾的发现，自己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渺无回音，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虽然已届而立之年，王阳明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缩，自己的思想与学问亦无从施展，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

这是宛委山南路的阳明洞天，距离浙江省绍兴市约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筑室于阳明洞旁，他暂时放下程朱理学与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竞秀的自然风光，他打坐勤修，试图在佛道之中找到疗救精神危机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静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问题，在阳明洞，过去种种，一一浮上王阳明心头，骑射兵学，虽是实用，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可怡悦心智，如果要离世，祖母曾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怎么办呢。一天王阳明突然领悟到对亲人的眷恋之情，是在孩提时候就有的，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断孩提时就具有的人伦之情，便是毁灭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

杜维明：假如我祖母这一念能忘，我还是不是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儒家和其它学术之间最为关键的一个课题，儒家的思想史入世，就是有一些情不仅不能忘，不能切断，而是你之所以作为人的必要条件。

对于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只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物理空间，是他弃绝佛老而回归儒学，在离开阳明洞前，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归孔孟，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洞中所悟，隐然已非程朱理学的规矩，而要开始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阳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周月亮：要出来建功立业，必须是走在儒家的这条金光大道上，那别无选择的，练完以后，他觉得那个颠簸精神没有意义，就是那个要不朽，就是立功、立言、立德。

1505年对王阳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三十四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主张弃书册，废文字，去闻见，静中体验心体，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时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道新的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学，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

明孝宗死后，武宗继位，时年十五岁，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转圈山镇，紊乱朝纲，打击排斥正直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言官戴宪等人疏谏，逮系诏狱，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识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要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建议宽恕言官，刘瑾大怒，将他投入诏狱，廷杖四十打的昏死过去，许久之后才复苏过来。虽然没被打死，但之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王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经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规模很小，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名，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但这个草棚难以遮风挡雨，于是王阳明移居东峰一处洞穴，称之为阳明小洞天，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岗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国年前的摩崖石刻43幅，是国内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处，它们或许是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叹王阳明非凡的人生经历，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在明朝，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多为苗族、黎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留蹿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居夷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杜维明：假如是一个儒者，你在一个一无所有，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你还能做到儒者吗，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顿悟，叫做吾性自足，作为一个人我就圆满了，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的那种顿悟或者彻悟有很大的不同，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他重新在脑子里过一遍，叫五经臆说，就是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感觉，这种吾性自足的感觉，和我念的儒家的经典有没有矛盾，他经过这五经的检验之后，他觉得没有矛盾，所以后来才发展处就是儒家的心学。

王阳明的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界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冥思苦想，一天晚上，正直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狂欢，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杜维明：那么心即理呢，从这个陆象山开始，因为性即理，就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宋明儒学研究的人都接受了，荀子不接受，这是孟子的学说，就是性，我们人性本身，他是体现了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理，如果用孟子的学说来讲，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所谓心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外面的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内在的一种辞让，内在的一种羞恶。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构建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朱熹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他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少年时苦思不得的格竹问题，此时竟然涣然冰释，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当地百姓，为王阳明构建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为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经过近代返修，龙冈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龙冈书院因王阳明而盛名天下，成为圣学之地。王阳明在龙岗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圣贤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席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

杜维明：阳明就说我自己要孝，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把它付诸实践，他认为这个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知呢就是一种明觉精察，你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行呢，就是要落实你这个明觉精察的本身，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王阳明的心即理与执行合一的新说起初影响并不大，王阳明的讲学也只是局限在贵州一隅，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

商传：王学是在理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王学里面包含了一定的，我个人认为他有一定反理学的一些东西，因为他宣传个性，他要抒发个人的一些东西，和理学的东西克己复礼，要求约束自己，克制自己，这个一切就尊崇最传统的规矩去办，那显然中间互相是不同的。

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卧龙一去亡消息，千古龙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深处偏僻之地，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四十五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都察院左俭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览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横水通钢和沥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的玩伴，为什么会从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成穷凶极恶的盗贼。在那些山贼心中是否还有良知，盗贼能否返朴归真回归为民呢。

商传：保甲法是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于基层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心中贼更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她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谅，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十四年六月14日，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至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十年嗣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两三万军队，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十七岁他拜谒的精神导师娄谅的孙女。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这里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行宫，当年娄妃就居住于此，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井，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

这块巨石碑上的屏字，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宁王起兵前，娄妃曾经苦苦劝谏，宁王兵败之时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投水自尽，朱宸濠被生擒以后，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乞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明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失望者，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识到，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不如致良知来的简易明白，单刀直入。他自称致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的，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为圣贤，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杜维明：致良知很难了解，孟子里面说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因为侧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原来我们都具有的。但阳明的重大的贡献，就把这样一个一般讲起来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里面的一个范畴，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这个本体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和观念，怎么说呢，就是天地万物都是气，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这个气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良知良能不是就人有，这个动物有、植物有，无生物都有。

这是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故居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庄典雅之气度，故居大堂寿山堂内挂有当代书法家姜东舒所书的，真三不朽匾，这是历来对王阳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功绝顶的确切评价。正德16年11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已决意放弃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他专事讲学，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杖肩挑瓢笠诗卷，拜倒在阳明门下，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到后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种思想，当然跟阳明心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那种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变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这个社会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多，这个社会就祥和，这个社会就仁。

大道如人心，万古未尝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近代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无不推崇他的学说。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为之用也。

杜维明：日本幕府以来的以朱熹学为主的日本学说，日本这个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的冲击，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发展是打破了，这个朱熹所代表的一个制度非常严格、礼俗非常全面的一种架构，开发出他的那个创造的力量，这就是阳明学所代表的。

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的《聚贤听琴图》是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机，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水墨花卉》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

商传：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儒家思想，因为大儒，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但是呢，儒家并不是书呆子，并不是说坐在书斋里边读书的人，而是经世致用，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终老时，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阳明留下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无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洒脱，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岁的王阳明在平叛叛乱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只有内心澄澈光明，元气淋漓，才有这份勘破生死的境界，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亦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后人。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位圣人从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