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菜九段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原载《读书》1997年3期刊发时有删节，现全文刊布）

古史杂识之 皇帝的家谱

菜九段

菜九读《史记》成痴，也不知不觉接受了司马迁的主张，以为但凡立了大功的人，其后世或者不会默默无闻。按这个逻辑，像司马迁本人及李广家族因蒙受了不小的屈辱，其后世就没有理由不发达起来。在李广家族，自有李唐皇室自承为其后人，而司马迁的后人就无声无息。菜九对此心有不甘，决心从皇帝的家谱中找到有利于菜九痴迷的证据。本来古代正史就被后世诮为帝王之家谱嘛。或者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从司马氏皇室及李氏皇室的家谱从看出若干破绽。

先来看看司马皇室的家谱。《晋书·宣帝纪》将世系一直上溯到秦末汉初司马昂，其曰：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昂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司马昂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隽，隽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

而在《三国志·魏志》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的传记里，仅仅说了个河内温人也。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隽字符异……父防，字建公。司马彪本人就是司马懿的侄子，他就没有把司马氏的族谱上溯到《晋书》提到的那么远。而与司马懿是同时代人的陈寿，也没提到过司马氏有如此显赫的祖先，那么，这个显赫祖先说法显然是后出的。大概司马氏后人觉得自家的皇帝之位是从曹氏手中不那么光彩地夺得，面子上不那么好看，为了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就把家谱上溯到司马昂。但比较一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在司马迁的笔下，重黎及程伯休甫都是提到的，但后者的情况就与司马皇室的说法有异，司马迁说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然后分为在卫在赵在秦的三支，司马迁本人是从在秦一支延续下来的，而司马昂这一支则是从在赵一支延续下来的。但司马皇室的家谱没说的那么详细，从其续家谱的出现距司马迁数百年时间跨度来看，多半是抄袭了司马迁的家谱。于是问题来了，其上溯到司马昂或为冒认，或为有所讳，或者兼而有之。说其冒认，是因为其没讲清楚是从司马昂以下哪一支衍生而来，因为据《汉书·高帝纪》的说法，司马昂死得不明不白，其是否有子嗣传下来就很可疑。如果有子嗣传下来，又是其哪一子，没交代，看来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不清。司马迁序家谱，自司马错而下，总能还出几个名字；而皇室的家谱，司马昂上面光秃秃，下面也是光秃秃，到了八世后才突然冒出了个司马钧，这个连司马彪都没有提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如何不言而喻。可以这样说，只有被司马迁提到的人才出现在皇室的家谱中，而司马迁没提到的人，皇室家谱也还不出来，这就摆明了是照抄太史公的家谱。

联想到司马迁所说的“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的说法，会不会因为司马皇族与司马迁有什么瓜葛，觉得没什么面子，有意略去这一节不说，而将家谱挂靠到司马昂那一支名下？联系到李唐皇室的作法，这种可能是有的。从司马昌到司马迁传了四代也不过百年的光景，而从司马昂传到所谓的司马钧仅仅八代就传了三百年，好象不那么谐调。司马迁有外孙杨恽，其有女儿是肯定的，没有司马迁儿子的记载，但《汉书·司马迁传》称王莽时封司马迁之后为史通子，则其族香火未息也是可以肯定的。按司马迁家族的传承速度，从司马迁往下两百年，则有传八世的可能。这样的推测可能过于大胆了，但如果两者没有一点关系，司马皇族抄司马迁的家谱干什么？总不能因为所谓的司马昂家并没有家谱传下来，就只好到司马迁那里去抄。而真要抄的话，至少前面应该抄抄对，却偏偏抄个错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家谱是刻意做出来的。所以菜九总存了这样一个念头，即司马皇室的家谱是冒认司马昂为祖先，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司马迁的后人。这个连史学大家、司马皇室后人司马光都没议过的问题可能太匪夷所思了，但至少可能对一半，即《晋书》的提法不可信。

说来也怪，李唐皇室的家谱也是出自《晋书》。在《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是这样记载的：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

但《史记》所记的李氏家谱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记载可靠程度如何，写史者或出于某种造假目的而未考虑到情理的严密性，但不妨让我们这些心怀疑虑者替他们扳扳指头算计一下。司马迁记李广之先为秦将李信，即抓燕太子丹的那个人。李广本人于汉孝文帝十四年从军。在此之前，汉立国刘邦十二年减五得七年，惠帝七年，吕太后八年，至孝文帝十四年，共三十六年。李广的曾祖似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下第四代成年名将。考《史》《汉》二书，那个时期似无与西方作战的历史记载。这个曾祖仲翔的来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须知，司马迁本人与李广一家三代关系都好，他是李广或李敢的老部下，李广与其子李敢都做过郎中令，司马迁在成年前应该在宫中为郎，李陵的父亲李当户，也在宫中服役，应该与司马迁照过面。他们的家谱，应该以司马迁所说为准。至于其它人的话，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别有用心。

那么，是不是李唐与李广没有任何关系，菜九也不这么看。菜九以为他是故意把水搅浑，以扰乱视听。因为李唐皇室已将他们的祖先上溯到老子李耳，如果李广与他毫无关系，他用不着生拉硬套这层关系，授人以柄，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太有关系，且有难言之隐。比如，他就没有说自己是李广的哪一支所传就很令人起疑。由此联想到李太白叙家世，称其隋末一支，窜入碎叶云云，故意语焉不详，原因是有难言之隐。比如有人指认李白是唐初玄武门事变死难的李建成或李元吉之后，因在李世民后人当权的时代，这个身份还是不暴露为好，所以才这么说。而李唐皇室的难言之隐，可能是与李陵有关。李陵的作战下场与《晋书》家谱中的曾祖相类。而且李广有三个儿子都有名有姓，为什么到了李唐皇室这里，就连有名有姓的记录也弃之不顾，这就奇了。司马皇室抄《史记》的家谱，连司马昂子孙的姓名也还不出来，是因为司马迁没说过，他们也不便生造。而李广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说得更明白透彻。为什么不说，大概认为不便说。如果是李椒、李敢，就没什么需要回避的，而如果是李当户，则其后为李陵，就有点不好说了。为什么不好说？原来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说，自李陵一家被汉朝廷屠灭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以为耻”。或许这个引以为耻的情形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李唐皇室发达以后，可能就不愿意提那些容易引起人们不快联想的旧事，所以就将他们奉为老祖宗李广的家谱都改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晋书》是唐太宗时由房玄龄等人主持修撰的，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了一点稿，没准就是李世民授意房氏做了手脚。早年菜九看过一篇文章说胡有九种，其中有一种称之为李陵胡。说明李陵留在汉地的家小被灭绝后，其在匈奴所繁衍之子子孙孙蔚为大观。而李陵在匈奴所娶托跋氏所生子，即北魏太武帝之祖先。当年崔浩将拓跋皇族血脉上续到李陵，被唐人刘知己斥为无稽之谈，但刘知己的说法亦不足以服众。如网友独孤如愿于2004�10�15�1:52:57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称：“刘盼遂的三篇《李唐为蕃姓考》和王桐龄的《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经过一再论证，认定李氏出自拓跋族。其主要理由是：一，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唐僧人法琳曾冒丧生之险，当着李世民的面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是拓跋达阇的苗裔，自称陇西大族李氏之后，实属假冒。显然，法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敢口出狂言。”照这个说法，李唐一脉出自胡地、出自拓跋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法琳斥李氏与李广无关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毕竟拓跋氏与李陵有这样那样的牵连。

最后的看法是，司马皇室与李唐皇室的不实家谱都是在《晋书》中搞出来的。按说李唐不应该替司马皇室遮掩，但为什么两个明显站不住脚的家谱都留存了下来，这确实是个费解的谜。

回到菜九的初衷上来，还可以引用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李广遗裔之蕃昌》作结。其曰：“司马迁与李陵善。陵生降，堕其家声。故《史记》于其祖李广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广杀降致族灭之报。其实广之十六世孙暠，在晋，霸有秦凉。及薨，国人谥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孙相传三百年，国祚与汉相等。陵之子孙，至唐为黠斯称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广遗裔之蓖盛昌炽，远胜卫、霍。杜甫诗，李广无功缘数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后。广固无遗憾。迁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倘事情真如上文所料中，则菜九也无须抱不平矣。题外话是，司马迁一生，大概就是在李陵问题上没说老实话，他说自己与李陵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他与李家三代有如此渊源，又印象如此之好，怎么会不偏袒李陵呢。只是他的倾向在当时是允许的，就是没有想到由此得罪了皇帝。

晚清末年，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人？这是一个没在中国长大，却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热衷于推广东方文化的学者；这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却一直留着古董辫子的老古板。

辜鸿铭可谓一代“怪杰”，他精通八九门语言，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那个年代，学界，不，是整个中国，这个东亚都弥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洋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洋人的学说都是正确的，东方的东西都是落后的，糟粕的。可这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辜鸿铭却不是这样，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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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直到1885年，辜鸿铭第一次“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有两个地方对于辜鸿铭来说是有些特殊的。一个是他的祖籍，一个就是他任教北大，生活了五年的北京。

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实在不是我卖关子，而是一桩悬案。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材料，往往基于猜测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数说。“漳州海澄”一说大概依据槟榔屿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澄，如《槟榔屿华人史图录》即称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漳州海澄”，但并无历史文献加以证实；后三种说法——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较为流行。近现代史学者黄兴涛说：“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TomsonAmoy）。‘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评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黄兴涛的判断是对的，但依然缺乏考证支持。

闽人历来重视家谱，但辜鸿铭家族自数代前便已迁居南洋，其家谱在福建已不传。但换一种思路，遍寻与槟榔屿早期华侨有关的中英文史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实际上，20世纪最初数年，伦敦的阿诺德·怀特和任职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HA卡特怀特就一直在为包括英国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英属马来亚编辑一部资料可靠而翔实的志书《英属马来亚志》，而负责撰写其中人物志的HC罗宾逊（HCRobinson）为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不仅熟悉地方掌故，还热衷搜集本地望族的资料（如家谱一类）。该地方志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人物志在“KohSe⁃angTat”下列出了槟榔屿辜氏家族四代谱系。“KohSeangTat”即辜鸿铭的堂兄辜尚达，为槟榔屿辜氏家族第四代族长，靠鸦片起家，成为槟榔屿首富和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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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逊记录的槟榔屿辜氏家谱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家族的祖籍地：“来自 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关辜厝村 ”。 “同安关”为“同民安关”之简读。同民安关为阻隔福建南北的小盈岭的唯一关隘，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从同安前往泉州府的商旅士子的必经之路。到清朝为防范“海寇”而实行“迁海令”，将沿海之民内迁数十里，小盈岭关隘更成了“断绝山海之勾连”的重地，不仅设有驿站税口，还部署了兵卒把守。

“同名安关”本为“同民安坊”，为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于小盈岭隘口修筑，作为南安同安两县界标。坊额所嵌“同民安”石匾即出自其手书。石坊于清雍正年间圮毁，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同安马巷秀才林应龙倡议改建已颓塌之石坊为关，并撰《改建同民安坊为关劝捐序》，得到同安知县吴镛的大力支持，遂于同民安坊故址设关隘，以“卫民固圉”（吴镛《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

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 却不是出于什么考证，2004年2月10日，辜鸿铭在台湾的堂侄——原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太太严倬云女士回闽寻根时，为惠安螺阳辜氏宗祠题字：脉承惠安。自此，惠安也就成了比较靠谱的那一个。去年七月，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鸿铭纪念堂（即辜氏宗祠）内举办了纪念国学大师辜鸿铭诞辰 160 周年活动。

不论具体在哪里，其实于辜鸿铭本人而言并不多么重要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辈的迁徙难觅其究竟，所谓祖籍，也不一定就是“根”，时间长了，不过是一个乡愁时的符号。而北大，给了辜鸿铭一个乡愁的具象。

北大任教六年，辜鸿铭居住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6号。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据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辜鸿铭的故居“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从24号院门进去找寻,24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还留有一片植有草木的停车场,也不知这里是否就是辜鸿铭当年踩过的土地。现在的柏树胡同,没有柏树,更没有椿树了,倒是有不少槐树,而辜鸿铭故居连同其门牌号码也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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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辜鸿铭的确是一位我们不应忘却的历史人物。查辜鸿铭的年谱,1907年他随同张之洞进京任职外务部,到后来任教北大,最后于1928年去世,期间除了在上海、青岛、日本短住外,他生命后期的20年差不多都在京居住。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国际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都拜访过椿树胡同(现为柏树胡同)他的“晋安寄庐”。但由于从五四运动开始,辜鸿铭作为保皇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其学者地位和价值长期被忽略,其故居自然难以保护留存,现在胡同铭牌上能留一名,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辜鸿铭的辫子是民国初年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对这道“风景”作了生动的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梁实秋对此描写得更生动：“先主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有人说辜鸿铭的辫子情结代表了他的保守、顽固。这只是说出了部分道理。实际上，辜鸿铭保守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文学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他把“文明的西方”称为“四夷之邦”，他的“另类形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另类反动”。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们且不去评价辜鸿铭的如何“另类”，单就他的勇于抗争、勇于坚守，便是今日中国人所不及的，因为抗争和坚守在今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中已经绝种了。

但他的“另类形象”为时人所不容，也遭来许多嘲弄。当年，辜鸿铭拖着辫子在北大讲课，引来学生哄堂一片。辜鸿铭却对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类似的话后来他在台湾也说过。在台湾讲学过程中，“当他老兴勃发时，便会叨叨不绝的谈些令人捧腹的话，衣冠很奇特，老是穿着一套蓝布长衫；戴着红顶的瓜皮帽子，还留着一条长辫，初看起来，谁相信他是一个中国留学外国的老前辈呢？他有时还痛骂着人家：‘你们以为穿着西装，留着时髦头发，便够摩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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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辜鸿铭的教学，同样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的古怪离奇的风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师，肯定要被“下课”的。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辜鸿铭在北大第一次遇到胡适，就发生了冲突。要知道，胡适是杜威的弟子，获得36个博士头衔，他的新潮思想使得年轻的留美博士一夜爆得大名，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可辜鸿铭与胡适一见面，劈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胡适说：“在北大教书。”辜鸿铭说：“我们是同事。”又问，“是教什么的？”胡适说：“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于是改用拉丁语和胡适说话。胡适说：“对不起，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他还批评胡适学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胡适挺窝火，从此，这两位大师就结下梁子了，经常打口水仗和笔墨官司。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总是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上课是不用教材的，即使有教材，那也是摆设。因为他头脑里装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他的思想太活跃了，死的教材怎么能让他看得上？他上第一节课，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穿着脏兮兮的长衫，引来学生爆笑不止。他在第一节让学生翻开page one（第一页），一直到学期结束，他还是让学生翻开page one。他讲英国诗，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幽默诙谐，嬉笑怒骂。讲到得意处，他要么唱段小曲，要么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因此，他的课总是最受欢迎。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每次上课都要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给学生布置的英文作业，也挺绝，居然让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

作为教师，他形象和作派是不合格的，但他教给学生最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比循规蹈矩的教师，要优秀，更遑论那些照本宣科、了无思想的教师了。辜鸿铭之能够在中国大学之翘楚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自然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没有蔡元培，即无辜鸿铭。今日中国大学教授何其多，但大师却无一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蔡元培式的教育家当大学校长，恐怕是重要的原因。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如今，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辜鸿铭的小辫子和他爱小脚的奇怪癖好，却忘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这个长相并不十分中国的固执老头对这世界发出声音，他反对崇尚利益的西方哲学，让东方文明在西方世界开花，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恺在用中文写成的《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评价说：“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如今想想，只剩下疏狂之举被后人铭记的辜鸿铭，何尝不悲哀呢？如果说常人的乡愁是一个具象，那辜鸿铭的乡愁，大概是一个叫“中国”的理想之乡。

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结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假如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假如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假如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