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会欧洲和日本的大家族都有各自的族徽，他们也相当重视家族史和家族谱系的传承，比如相继统治好几个国家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甚者将族系追述到罗马时代，至于说他们不重视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民主时代，你也知道重视家族的都是传统上的大家族了，而现代社会许多贵族家族也已经基本平民化了，有好多欧洲传统贵族已经放弃了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反倒是平民社会的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好多人翻箱倒柜刨根问底的研究家史想把自己和某个历史名人套上关系，比如布什和克林顿都能把家世联系到英国王室身上，而在英国本土那些只有血统已经很淡的家庭是根本不会做这种无聊事情的。

另外关于徽章文化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徽章文化的，而欧美日本徽章文化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你看各种他们的公司企业无论大小和历史长短，还有体育的各种俱乐部，甚至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美国军队的各级单位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徽章

我给大家介绍王氏家谱，您在为宝宝取名的同时，想先了解一下百家姓中王氏家谱的相关资料吗。为你精心介绍了王氏家谱,姓族谱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很好的帮助您了解王氏家谱,姓族谱。

王氏家谱--王姓族谱:

王氏家谱--王姓族谱王氏家族是当今中华民族中的第一大族，数千年来探天人之道，穷古今之变，畅时事之运，励志自强，建功立业，英豪遍神州，美名扬天下。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传记的家族发展史书，它产生于上古时代，完善于封建时代。先秦时，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后有《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等谱牒著作。至魏晋南北朝时，门阀盛行、谱学大兴，形成了一门研究姓氏、贵族门第的宗法修谱学说。隋唐宋后则私家修谱盛行，遍布各家各族。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存世的，也至少有三万多种，是除国史、方志之后的又一种史书，其内容价值。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研究认识。

南北朝时兴谱牒之学，但大量的古代姓氏族谱已佚。今藏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及个人手中的王姓族谱家谱，绝大部分为近代重修和续修的，因此，这些家族谱应归于近现代文献中。现存的王姓家谱、族谱中，基本是一宗一族、一房一支所修的，属私修谱牒。私修谱牒盛行于宋代。至清代以后的家谱族谱，基本都是私家修撰的做法。

据不完全统计，就王氏一族，现传世之家乘谱牒，也有几千部以上，近来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所载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就存有王氏家谱五百多部。那么王氏最早的一部家谱是谁？于何时修撰的呢？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但王氏家谱是目前在历史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家谱。目前我们所考证家谱一词最早见于六朝时刘孝标著述的《世说新语》一书中，此书曾大量引用过《王氏家谱》，唐初李善的《文选注》也引用了《王氏家族》，那么至少可以断言，王氏家谱必定形成于南北朝之前，东晋员外郎贾弼就曾为天下十八州七百多个著名家族作谱传。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东海王氏都名列其中，由此看来自晋以来王氏修续家谱已在各地王氏族人中广泛发展开来。

梁武帝时，王僧孺任天下家谱总编纂官，并奉诏改定《百家谱》，编汇巨部宝典《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东南谱抄》十卷，是各姓家谱之集大成者，当时，社会公认两个以研究姓氏谱学而著名的家族，一个是贾氏、一个就是王氏。 世称“贾王之学”，后世更称家谱之学为“贾王之学”。

王氏既是研究谱牒学的世家，那么编撰自己完整的家谱世表也就是理所当然了，隋唐五代王氏谱学通行于世，被天下诸姓奉为修撰家谱之样本，现所知北周王褒曾撰《王氏江左世家》二十卷，南齐王逡之撰续《王氏家谱》四卷，《百家拾遗 》一卷，《南族谱》二卷，唐王玄感撰《姓氏论》十卷，王方庆撰《王氏家谱》十五卷，《家谱》二十卷，《王氏著录》十卷。

宋元以后则私家修谱之风大兴，以至今日散布于全国乃至海外各地的王氏族人基本都有自己保存的王氏家谱。就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收藏的王氏家谱。就有一百一十二部之多，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王氏家谱也有一百一十九种。此外，近年来成立于山西太原的中国家谱资料中心，也藏有王姓家谱计二百六十余部，如把各地王氏家谱汇集一起，其版本之多流传之广，真可称世界家族史书之最。在诸多存世的王氏家谱中，现可查到的存世最久、论述最详、最具文化特色、可称之为学术宝典的当为宋翰林学士汪藻撰修的《琅玡临沂王氏谱》。

汪藻字彦章，饶卅德兴人，历微高二宗。一生方直不容朝中，学多识广，曾参与修攥《九域图志》、《微宗实录》等书。绍兴八年著《世说叙录》两卷刊行于世并为书中二十六个著名家族编修家乘谱牒，《琅玡临沂王氏谱》在此书中名列第一。

这部家谱是一部琅琊王氏汉隋六百年的家族文化史。谱书中详述了显贵无比的琅琊王氏，汇《汉书》正史有传的六十三人，及《世说新语》等笔记资料的野史传记王氏人物为一体，世代相传、累世相积、编撰而成。此家谱分三个大部分，其一是世系表，将后汉王融、王祥至隋王猛等二百四十七人依世系排为十二世；于每世中书出该世王氏名讳；下注其父名，兄弟数人者只在长兄名下注父名，余人不注，条理清楚，一见分明。二是家谱正文是根据世系表而编纂的，分世祥述每世表中诸人、字号、父讳、行次、时代、官职、封爵、享年、谥号等，对著名人物则有小传。其三为附录，考证王氏来源并与诸王氏之关系等。

此部王氏家谱修撰严谨，一切均以史为据，没有充足的史料，绝不推断演译，是一部存世最早、最完整、最具史学价值的王氏传家宝典。这部家谱的雕印本现藏日本，1962年中华书局曾翻印发行，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亦曾影印出版。

汪藻的《世说新语》中，紧排《琅玡临沂王氏谱》之后就是《太原晋阳王氏谱》此谱是后汉南北朝间太原王氏十世、五十余人的家谱总汇，也是天下王氏第二大显贵家族太原王氏数百年的光辉记录，此谱记太原王氏始自后汉王柔、王泽二兄弟，传记三国大司空王昶，西晋大司徒王浑，东晋尚书令王坦之，大将军王恭及两晋三位皇后。

这部家谱还把《世说新语》中琅玡太原二望王姓名人一一列出说明，并将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不直呼其名的王氏人物，加注名号，把两族共计四十六人的别称字号，统一排列出来，对历史研究，提供了方便，使此谱价值大增，该谱版本亦流传日本。能于《琅玡临沂王氏谱》和《太原王氏谱》所媲美的王氏家族宝典则非《开闽忠懿王氏族谱》莫属了，此谱是开闽王氏家族之总谱，始修于北宋熙宁九年，以后各代续修增补，至清咸丰六年汇合成王氏族谱，是福建广东台湾以及香港、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王氏后裔的传家宝典，现福建师大图书馆存有。该谱汇集了开闽王氏历次修谱的序、跋、碑文、墓志、祭词、家训、家规等，以忠懿王世系为主，附列各支脉来源，谱中称闽之王氏出琅玡其远祖乃周灵王太子晋，三十八代传至唐宰相王綝，即王审知五世祖，綝有子名王晔，唐贞元中守定城，为光州王姓始祖，王晔玄孙王审知唐末与兄王潮入闽建国，称闽王，传三世，立国三十七年。子孙亡国后散居各地，所以称开闽王氏，该谱共修记二十四个支系，至清代修谱时已传至二十九世，其后世王氏子孙遍布东南沿海地区及海外，现今闽台及海外王姓族人多认为是开闽忠懿王之后裔。

在历代修续的王氏家谱中，宋代修续的王氏家谱最为规范，其中多请名人作序题跋。宋《衡阳渔溪王氏谱》是著名诗词大家欧阳修作序，文正公王旦的墓志铭也是欧阳修所撰，苏东坡则写下了著名的三槐堂铭，朱熹，宋漮等大家亦为王氏诸谱作序。这些诗词经学宗师大手笔的序言使王氏家谱名辉倍增，为历代王氏后裔所珍藏。至元明以后王氏家谱则和诸姓家谱一样由开始的贵族化逐渐演变为平民家族文献了。

王氏家谱--王姓族谱之家谱祖训

三槐世第，及至于今，英才辈出，卓尔不群。孝悌为先，忠信为本，惟耕惟读，恩泽子孙。

不奢不侈，颗粒成廪，婚丧从俭，持家以勤。嫁女择媳，勿尚重聘，积德行善，不惟俗伦。自强自立，处事以忍，广结贤良，不谋非分。当差有事，尊上宽仁，努力进取，友朋谨慎。勿以诱善，祸及自身，勿以亲恶，招惹公忿。酗酒无度，伤其身心，聚众赌搏，财帛散尽。贪婪飘荡，荒废青春，胡作非为，辱没先人。恋衙投宦，必爱人民，忌才害贤，毒族害群。耸人告讼，不如兽禽，利令智乱，灾难必临。祖灵在天，察尔甚真，阴诛阳谴，追究必深。祖灵阴佑，和顺永存，后裔繁昌，福寿盈门。一荣一辱，天地一新，世德世业，纠察昭昏。一谦受益，一满招损，神灵有鉴，莫辱斯文。阴受其殃，阳恶是因，安贫乐道，其心也欣。焚毁朝夕，何堪明晨，纨绔堕落，愧对乡邻。不肖为贤，浪子如金，振兴美族，直上青云。秉公惩戒，繁荣后昆，恭愿后裔，永传家珍。百世不竭，积厚且纯，张德扬惠，守规遵训。

王氏家谱--王姓族谱之族谱家训

王氏家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 推美引过,德之至也 扬名显亲,孝之至也 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 临财莫过让 此五者,立身之本

一团结宗族，捍卫国家，不容有违背涣散之行为。

二服从祖训，端本孝弟，不容有悖偷蔑礼之行为。

三保护祠产，维护公益，不容有侵蚀欺诈之行为。

四崇尚道德，遵守法令，不容有作奸犯科之行为。

五注意教养，勤求职业，不容有放弃贻误之行为。

六禁食鸦片，严禁嫖赌，不容有伤风败俗之行为。

七律己治家，忠信笃敬，不容有卑劣偷惰之行为。

八刻苦耐劳，节俭朴实，不容有奢侈游荡之行为。

九合敬同爱，排难解纷，不容有歧视推诿之行为。

十振作精神，见义勇为，不容有废弛敷衍之行为。

以上是王氏家谱，王姓族谱的详细介绍，您在为宝宝取名的同时，还可先了解一下百家姓中王姓起名,王姓起名大全和姓王的名人及王姓起源的相关资料。然后再根据名字大全和免费起名为您的宝宝取个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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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经常出现认祖归宗，他到底有多重要呢？对于家谱你又有多少了解呢

家谱文化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炎黄同心，华夏一脉；血浓于水，叶落归根。中国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更是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

家谱文化的意义

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颜氏家训、柳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都是德育很好的教材。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分别使用谱牒内容，使得史书更加准确与完备。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谱牒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特有现象。为了保护族谱文化承传，专家学者正在呼吁“中华家谱”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了解一些家谱知识都是必要的。

家谱文化的源流

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于丽黎介绍说：“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珍藏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我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我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中国一直都说认祖归宗，外国人都来认祖寻亲的，我们不该认祖寻亲吗？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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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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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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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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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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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家谱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家谱学基本理论，包括发掘、整理、利用家谱的一般方法、原则等；（2）谱主家族演变史，包括谱主中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姓氏、宗族的演变维系等；（3）家谱资料的专题利用，包括利用家谱资料研究历代人物（帝王家族人物、军界人物、政界人物、商界人物、医界人物、技艺界人物等）的传记、各种职业的演变发展，以及利用家谱进行地方史、民族史、文化史、民族学、地方语言、地方习俗等多个学科的研究。 中国家谱学始于汉朝，到隋、唐发展最盛。家谱修订与研究一直持续到建国前。建国后，家谱学一度未得到充分重视，特别是在“文革”时，家谱损失严重，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日益重视家谱研究，有关部门曾对全国家谱进行普查。

1984年，国家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编家谱总目。一些大学图书馆已有馆藏目录，如《河北大学图书馆家谱书目》，收173姓，835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家谱目录》，收130余姓，400种；《吉林大学图书馆家谱目录》收藏近1000种；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170余种；天一阁收藏403种；此外，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有可观的收藏。据学者估计，我国现存家谱至少在6000种以上。

1988年7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和组织了首届中国家谱学研讨会。港台学者也十分重视家谱研究，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族谱201种；台北文献馆收集家谱2154种。

台湾还编有《国学文献馆现存中国族谱资料目录》，台北王世庆等人编有《台湾公、私藏族谱目录初稿》。香港学者罗香林、林天蔚、萧国钧、黎树添等很注意利用家谱研究的成果研究香港的历史。罗香林的《中国族谱研究》，被认为是港台谱学的基石。台湾在五六十年代也出现了一批谱牒学著作，并成立了“谱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

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也很重视家谱研究。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家谱学组织，其图书馆收藏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家谱的缩微胶卷，总量达100万卷，相当于每册300页的400多万卷印刷书籍，其中中国家谱便有3000种。编有《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著录1974年以前所汇集的中国家谱3109种，1983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日本宗谱学专家多贺秋五郎对我国的宗谱经过长期研究之后，写成了一部专著《宗谱的研究》（日本东洋文库出版）。 目前，在国内外都尚没有系统、完整阐述家谱学的著作。

150多年来，中国到底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现存何处？确切的数字恐怕永远是个谜。我国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流失海外文物的调查工作，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这项调查工作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中，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而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它们大多是在旧中国时流失海外的。加上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可以推测，在全球，我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

旧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

早在1840年，列强就把中国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大流失的序幕。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园内四五十处殿堂内装饰了难以计数的紫檀家具，陈设了大量的国内外珍奇宝贝，有家具、锦缎、毡毯、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琥珀、水晶、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应有尽有。当时的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为英、法、美、日、西欧诸国博物馆和私家所收藏，其中尤以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宫最多。英军劫走的圆明园珍宝除部分被拍卖外，其余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现在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多达3万多件，包括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

据长期从事晚清史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研究，八国联军纵兵三日为所欲为，北京古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不管是皇宫禁苑还是居民宅院、商家店铺都没有能够幸免。紫禁城遭洗劫后，宫内收藏损失过半，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三海”——南海、中海和北海被劫后，收藏所剩无几。皇家行宫颐和园内陈设的珍宝几乎劫掠殆尽。经过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不止”。

同时，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掠去的中国文物也不计其数。据统计，1856～1932年间，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国曾考察我国西北地区66次，每次考察都掠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历次考察中，尤以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掠走的文物最多。斯坦因窃取的9000多个卷子和500多幅绘画，一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大英图书馆，一部分在印度事物部图书馆。伯希和窃取的6000余种经书和一些画卷，主要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历年的劫掠，加上国内某些军阀、奸商及无知国民的盗卖，中国文物被大量偷运出境，国外的中国文物日见丰盈。

1899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甲骨文自出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流失之中，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后又被西方列强的文化掮客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而去。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有近3万片流失海外，被12个国家和地区收藏。

1911年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各地盗掘成风，文物如潮水般地涌出国门。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监守自盗”，将六大箱共计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经变卖、哄抢，绝大部分已流失海外。1928年，清东陵慈禧太后陵寝被军阀孙殿英野蛮盗掘，墓中所藏国之瑰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因被变卖购买军火而散失。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人对我东北、华北、华中、华东等地文物进行了大规模地盗掘，大量文物被劫走。其间，美国人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机对中国文物大肆收购。

1949年解放以后，我国一度告别了大量文物外流的历史。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非法利润的刺激下，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掀起了一波波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

曾有人统计，从1982年起，江西余干县800多座古墓被盗；1987年1～6月仅半年时间，青海就有1700多村民盗掘古墓2000余座，抢走文物一万余件；1990年四川省有23952座古墓被盗；湖南邵阳市某县在二三年内被盗古墓的面积近全县2000平方公里的五分之一。我国文物资源丰富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一度竟成为海内外走私者买卖文物的金三角�又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据公安部不完全统计，1993～1997年，公安机关侦破文物案4943起，缴获文物5万余件。

近20年来，中国文物走私海外形成高潮，仅从香港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得不可想像。有报道称，香港做贮装文物匣盆的师傅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月挣五六十万港元不止。继伦敦、纽约之后，香港在80年代以后，凭借大陆大量的走私文物，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中心。

结合我国20年大规模的文物盗掘、走私活动，如果以查一漏九来估算，近20年中，外流文物至少有几十万件，甚至接近百万件。

据有关资料表明：仅就绘画而言，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1200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近500幅；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在瓷器方面，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0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