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长达一千多年。

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

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绥靖政策，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被授予土官之职，形成了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推行，沿袭到清代前期，其中个别土司“世袭”到民国年间，元代楚雄境内被授予职司的土官主要有：威楚、开南等路军民总管高氏，姚安路军民总管高氏、武定路军民总管矣检，郑南州同知段氏等。

受封的土官多为彝族，也有白族、傣族。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入滇，土司们纷纷归降，朝庭保留了各路土司所世袭的土官之职，并按其官衔分封为：土知府、土同知、土府通制、土府经历等。最大为州府一级，最小者类同乡保长。

为了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中央王朝规定，土司应定期朝贡。土司向中央王朝进贡，是保持中央王朝与土司的联系，维持君臣关系的一种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封建王朝对土司的朝贡极为重视。

土司在政治上接受中央王朝的印信，在经济上有时也享受减免赋税的优待。减负优待或因天灾，或因战事，或为示恩宠。

在土司制度下，土司属下的百姓就是农奴，他们没有土地，除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当土兵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这种封建农奴制，就是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有的土司强征滥取，如火坑钱、锄头钱、烟火钱等。土家族人民深受封建统治和土司盘剥的双重压迫，生活于水火之中。

元代的土司制度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起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作用,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司制度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一是巩固了边疆。土司制度形成于元朝。元朝时期，中国版图空前强大，如何巩固边疆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元朝统治者表示，只要边疆民族表示臣服，就不再干涉其对本地的管理。如此一来，元朝不必耗费巨大的精力来治理边疆，土司疆界成为一道坚固的防线，保卫了国家的安全。明朝初年基本上延续了元朝的边疆治理方式，并将土司制度发展到极致。

二是节约了行政成本。历代中央政权都会考虑对民族地区的投入与产出的问题，也就是行政成本的问题。民族地区多是边远地区或高寒山区，在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粮食为主要收成、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时期，中央王朝能够从民族地区获得的税收和物产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他们对民族地区的主要期望是保境安民，税赋或者地方特产，如马匹和木材之类的物资还在其次。土司在向中央政权臣服之时，一般会表示愿意缴纳的税赋量，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如数缴纳，一旦遇上水旱之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土司都会向封建皇帝报告，请求减免税赋，皇帝通常都会应允，并且给予一定的物资帮助。土司进贡地方特产后，皇帝也不会只进不出，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儒家文化影响下，还会回赐比进贡物价值较高的钱财，以凸显王朝的恩威。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体现的主要是行政隶属关系，经济依附关系并不明显。土司“因俗而治”的管理模式，使得中央王朝不必在边疆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大节约了行政成本。

三是促进了各方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相邻的土司之间土地相连，在以土地为主要财富和生产资料的时代，土司之间往往会因为土地互起争端或者是相互妥协。土司与土司以及中央王朝之间形成三角关系，土司之间的争斗不得不考虑到王朝的权威干预，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博弈不得不考虑到其他土司趁机渔利。这种牵制使得多方关系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相安无事，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四是保护了多元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的积淀，在“同化”的过程中难免受到强势文化的侵袭而流失。土司制度“因俗而治”的方式给了少数民族很大的自由空间，保护其传统文化免遭重创。

土司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是封建王朝对土司的主要策略，使用这种策略从经济和政治上对土司进行有效管控。而土司也并非言听计从，往往形成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势，使得中央政权不得不考虑“改土归流”的进程。这个进程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因为中央政权一直没有解决土司制度的完美方案，以至于中央政权频繁更迭而土司制度却一直屹立不倒，于是有了“百年的皇帝，千年的土司”之说。

毕竟由于土司制度相对封闭，对内推行残暴统治，对外争战不休，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难于解除，最重要的是土司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一旦中央政权具备足够的力量，便对其实施干预。在明代，随着明王朝的稳定，地方官员已经意识到土司制度的局限性，“改土归流”的意见逐步得到采纳并初步实施。到了清代鼎盛时期，王朝实力雄厚，于是推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土司制度基本上被摧毁。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土司制度在民国时期仍然残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退出历史舞台。

“因俗而治”与依法治国的契合

我国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党和国家一直高度关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且给予各方面的政策倾斜和支持。近年来，民族地区在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土司制度的历史定位和作用，即土司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对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制定相关民族政策有一定借鉴作用。

“因俗而治”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也体现了封建王朝统治者高明的政治策略。然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国家法律体系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彝族的习惯法调解制度，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刑事案件上也是采用调解的方式，不希望国家权力的介入，这与国家法律精神是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法律与民族风俗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契合点，要保证国家法制体系的权威，也要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

土司时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也相当重视，比如要求土司子弟及近亲到京师学习封建礼教文化，有的还在民族地区开办了教育机构。虽然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封建统治的维护，但是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如今，造成我国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受教育条件的不平衡。“因俗而治”与依法治国的契合互补，就需要在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对优秀的民族文化加以传承和发扬，克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风俗。

你是谁，分歧我的家族，，跟你们说吧，从藤蔓里面挑出来的是阿莫，也就是现在的阿莫惹古的祖先，阿莫，用彝语翻译，看不见，不知道不知道来历的，所以后人称阿莫为斯惹（神仙的意思）所以他九个儿子的名字前面都有一个斯，跟你们讲清楚，把阿莫挑出来的是一个土司，具体名字不详，后来阿莫，就成为了一代枭雄，所以同志们，不要分歧我的家族了，对你们又没有好处，

历史 灰尘注：前面我更新完了曾昭抡博士的《滇康旅行记 》，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凉山的人文与风光。1941年7月1日，跟随民国曾昭抡博士和他的“川康科学考察团”出发，看民国时的大凉山人文与风光。本文 摘 自曾昭抡博士《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

天主教与凉山夷区

“永安公”（即天主堂）是西昌城最考究的建筑。筑成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哥特式（Gothic)的教堂，一部分窗上玻璃作深蓝色；这种华丽庄严的建筑，不期而然地会令人肃然起敬。一个星期天，我们特别去参加该处的晚礼拜。进去只见灯烛辉煌，歌声扬起，景象至为严肃。做礼拜的时候，祷告用拉丁文，唱诗班纯粹由女修道士担任，更加显得庄严。

散了礼拜以后，特去谒见在此主持西昌教区的包主教 （灰史灰尘注：法国神父包明扬，1887年生于法国，1927开始任西昌教区第三任主教，1950年回法国，1998年去世） ，和他谈谈大凉山的情形。包主教是法国人，在此工作已数十年，对于宁属情形最为清楚。自称现年五十五岁，来此已三十年，以前到别省去过。看他样子，比真正年龄还要老些。颔下须长尺余，业已斑白。本教区内，教民一共不过一万人，全是汉人。倮当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信教的，即有亦不过挂名。关于凉山问题，他自己二十多年没有去过，不知目前情形。昭觉以东，恐怕很危险。对于这些“夷家”，他以为没有多少办法，昭觉原有天主教堂一所，民国八年夷人陷城后被毁，嗣后即未修复。现在剩下来的，不过一块石头。

听到我们要入凉山，包主教说，“我很佩服你们，你们真勇敢。”法国溃败以后，旅居外国的法国侨民，大都不胜懊丧，包主教也不是例外。一面和我们讲话，一面低头沉思；嘴里再三地说：“国家已把我们忘记，如何是好。”

这些天主教的教士，对人并不肯完全说实话。包主教虽说近来他们没有人去过凉山；后来德副主教却告诉我，五六年前，天主堂还有人去过昭觉；他们由西昌骑马去，第一天在滥坝夷人家，第二天便到了。天主堂里还藏一张凉山的地图，是将西洋人的工作拼合画起来的。这张地图，平常素不肯给人看，问到此事，常会推托业已遗失。其实也没有什么出奇。上面所载情报，许多不过是猜度（例如说凉山产有白金）。

屯委会徐孝恢先生告诉我们（ 历史 灰尘注：徐孝恢，系四川乡贤徐子休之子，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在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主任多年。“尝利用假期，遍游边地”，应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之邀，“计划设置四川松理茂懋汶屯殖督办署，合作开发西北”。1935年“为中央军校在成都分校训练屯垦队二百三十余员；嗣奉校长蒋公之命，视察川南”，“拟具计划与预算”，逢西安事变“事遂寝”。1938年应西康建省委员会之聘在康、宁、雅“考察经建资源”。1939至1946年任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垦务处处长，“训练屯垦干部八十余员”，兼任委员长西昌行辕经济建设计委员。1940年在西昌“奉委员长蒋公之命，于宁属筹设食粮增产委员会，任设计组组长，为滇缅战役储运军粮，同时受任西康省农业改进所副所长”，在宁属“设西昌、德昌、会理农场三所，冕宁、盐源合作苗圃两所，礼州缫丝厂一所，并督导宁区各县农林技术事宜”。1946年就任康农所所长。“鉴于农牧建设实有助于国防要政”，“本匹夫有责之义”，冬季即到康属各县，“视察金沙江东岸高原之气候土壤，及康族经营情况”，殚精竭虑，积极推进西康省的农业改进，“亟思扶助康民改进其产业”。认为“之所以欲锐意向康区推进农牧业务者，实欲代表中枢，施行惠行于金沙江东岸之康族，与正受藏军虐待之西岸康族，成一强烈对照”。“以技术立场”为国分忧，“谋国家领土完整”，大有 科技 救国。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味。由此可谓徐孝恢是一位有相当专业造诣又兼具政治头脑的技术型官员 ），天主教以前在照灯坪设有教堂，劝夷人信教。其所采手段，是给信教者一些东西，藉资引诱。不料倮夷只贪东西，并无诚意信教。每次来总是需索，同时又叫亲友们也来要。不久外国神父所带东西，一齐要完。他们贪求无厌，连答应他们等东西运来再给也不行，反而疑心神父将东西藏起来。结果将这位神父，拖在地上走，向之勒索东西，结果把他拖死在山上。随后教堂也被他们毁了，教士们遂不敢再入凉山传道，传教者虽说有本领，碰到这种民族，却也没有办法。

西昌与四川内地的交通

由西昌去四川内地，向来是采越西、富林、汉源的大道。这条路由西昌径向北行，经礼州至泸沽后，改向北东北去，经冕山，登相营至越西。自越西起，复大体北行，而微偏东北，经保安海棠、平坝，到大树堡（位在大渡河南岸）；在该处过河，即是富林（位在大渡河北岸，属汉源县管）。计由西昌到富林，共计八个马站的路，除第一天由西昌到礼州，是一个小站（路短而平），第二天路（由礼州到泸沽）亦系平坦好走以外；其余六天，大都是大站，这就是说，不是路程较远，就是山路难行。在第四天途中（登相营到越西一段路），翻过小相岭。这座山是我国西南角上一座有名的高山，自古有名的天险；传说海拔三千一百米，较大相岭（二八九六米）尚高。越西境内，倮夷为患颇深。县城本身，天未黑即无形中入一种戒严状态。第四天途中由中所坝到小古哨（未到越西县城前一座小村）一段，及第五天（由越西到保安）途中由黎溪站经连三湾到保安一段，尤其危险。前者下午五时以后，即不能走；后者更需结伴前进。由西昌到富林，普通虽都作八站走，但是如果稍赶点路，第一天由西昌到松林，第二天赶到登相营，可以省去一天。如此七天便到富林。

由富林路续向北行而微偏东北，经“汉源街”（一称“汉源场”，北距汉源县城二十五华里，为汉源县最大镇市之一，较县城尤为热闹）一天（一站路）到汉源（前清时称“清溪县”）县城。由该县城，折向东北走，三站到雅安。计汉源县翻大相岭，一站到黄泥堡。自黄泥堡（仍属汉源县）入荥经县，过该县县城，第二天到麻柳场（属荥经县）。最后由麻柳场入雅安县境，一站即到雅安县城。（如赶路走大站，可由汉源县城一天赶到荥经县城，又一天即到雅安，如此一共只需两天）。

按照以上所说，由西昌经越西、富林、汉源到雅安的大路，普通是十二个马站（西昌到富林八站，富林到汉源一站，汉源到雅安三站）。所经地方，以前全属四川省管；二十七年西康建省以后，一律划归西康。以区域言，大渡河以南（富林附近），属于宁属；以北（富林到雅安一段），则属于雅属。虽说有十二站，站数过多，其中好几站又太大。因此普通马帮走此路，多半不止费十二天，多的时候常到十六天，十三天差不多是最少的。他们到富林后（无论是北上或南下），多半休息一天。有些大站，分匀一点走，或者将一站分作两天，如此时间便占多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如上所说，将西昌到富林的路赶做七天走，那么十一天便可由西昌到雅安（许多滑竿和步行者，常是这样走）。要是由汉源县城两天赶到雅安，更可省去一天，如此一共十天就够了，雅安有大路通成都（此段路以前是四个大站，俗称三百六十里。现已辟成公路，为川康公路的东段。公路里程，共计一百五十三公里，合三百O六华里），按此由西昌到成都，旧路正常地一共是十六个马站。

要是不走雅安、成都，而要西入康属到康定的话，循旧日大道往北走到汉源县城后，与刚才所说路线分路，自该处（汉源县城）向西北行，翻飞越岭，经泸定到康定。该路由汉源到康定，共计五站路（由汉源三站到泸定，又两站到康定），俗称三百四十五华里，实约三百三十五华里。计由汉源一站到宜东。由宜东翻飞越岭，一天到化林坪一站到泸定，泸定一站（六十里）到瓦斯沟，瓦斯沟一站（六十里）到康定。如果赶路走，自宜东一天经化林坪，可以赶到冷碛，第二天经泸定到大烹坝，自大烹坝再一天便可赶到康定。如此可以省去一天；由汉源到康定，只要四天，总上所说，由西昌经汉源到康定，普通是十四站的路（九站到汉源，又五站到康定）。许多人由西昌到富林，只作七天走，如此便成十三站。要是汉源到康定，只走四天，那就一共仅要十二天。据说兼程地赶，全程十一天便可赶到。这条路因为是大路，沿途食宿比较方便，不一定非按站口走不可，所以赶路不大成问题。

以上所述由西昌经越西、富林、汉源到雅安的大道，可称为甲线。此线乃是以前西昌与四川内地交通的主要道路。但除此线外，尚有其他几条路线可走。

就中最捷的一条，可称为乙线。该路由西昌到平坝，最初六站半路，完全与甲线相同。自平坝折向东北行，径趋金河口，有驮马道可循，计需四天达到。这一段路，经过大凉山边缘，中有三天，完全是经过夷区：若无夷人保护，相当危险，所幸此区倮夷（黑夷），较凉山夷区为有组织，向来设有土司，只需找到土司帮忙，便无问题。此区土司，现为“岭（本地人读为冷）光电”先生。 （ 历史 灰尘注：岭光电(1913—1989),彝族，彝名牛牛慕理，生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胜利乡，暖带田坝土千户后裔，是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的杰出人物。斯补土司，统有7支百姓，占地60多平方公里，父辈有三兄弟，大伯、二伯早死，父亲年轻时已鸦片毒烟浸身，36岁即病逝。二伯父无后，按土司家规矩，其产业应由岭光电继承。伯父、父亲死后，因产业之事，妯娌时起事端，家势衰弱。1926年，因偶然事件引起彝汉纠纷，汉民诉于官府，官府以土司办理“夷务”不力，派地方军阀刘济南办理。刘见斯补土司家势衰弱，就以“改土归流”之名，实施民族压迫，敲诈岭家钱财，并将所属百姓强辩为“汉团”，强制改变习俗、衣着，把岭光电的堂兄扣押，岭光电因年龄尚小，又有汉民出面保护，才得幸免。1927年，岭光电出走富林，求川边军司令官羊仁安保护，羊为岭光电父辈好友，岭痛定思痛，用功学习，得羊的三姨太喜爱，认为干儿子（三姨太死时，直到岭赶到并将其抱在怀中才闭眼），即有羊家出资在西昌、成都读书。1933年考入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期。在南京中央军校读书期间，加入了军统组织。1936年军校毕业后，被任命为民国政府的官员的同时，又恢复了自己的土司（土千户）职务，1947年被选为立法委员，1950年凉山解放前夕，被委以二十七军副军长之职。解放后担任过四川省政协委员。岭光电热爱彝族文化，有强烈的彝族意识，同时又有着中华民族情怀。一生写了大量关于彝族的论著，其子尔布什哈与中山大学 历史 系温春来教授共同搜集、整理、出版了《岭光电文集》。）

此君善汉语，深通汉情，对汉人颇有好感。目前在屯委会任职，多半时候住在西昌。平常满身军服，已不易辨其为夷人。凡在西昌找得岭君函件介绍，或派人护送者即可不虑安全问题，此种情形，较之凉山夷区，已经文明得多。清末以来，汉人经商，以及马帮，常有走此路者。虽较危险，但较越西、汉源的大道，要捷得多，不过自交通频繁而言，实远不及甲线。

金口河隶属四川省峨边县，位在大渡河北岸。自平坝来，一直在此河南岸走。到了此镇附近，方始渡到北岸。此处有小河一条（即名“金口河”，镇以此河得名），自北向南来，流入大渡河。金口河的镇市，位在该项小河的西岸，紧逼河岸，正当两河会合之处，历来为峨边倮夷出入的口子，因此地位非常重要。峨边境各村镇，以沙坪为最大，其繁盛竟超过县城。次则为金口河（近来乐西公路修通以后，金口河有夺取沙坪地位的趋势）。

自金口河乙线折向东行，在大渡河北岸山脚，紧沿河边前进，一站（俗称九十里）到沙坪（位在大渡河南岸）对岸的马嘶溪（亦称“河坝”）地方。由该处前行，路续沿河边，溯河而下，后来渐趋上山，计行三十里到新场。自新场前行，路离大渡河较远，改向东北东往峨嵋去。计自新场五里到四碑岗五里到石剑坪，已是峨嵋县境。又十里到对水沟，再十里到大为场，更十五里到龙池，为峨嵋境一大镇。自龙池十里到板石溪。又十里到杨村镇（亦称“杨村铺”），再十里到土地关，更十里到黄茅岗。黄茅岗位在峨嵋山背后，即在“金顶”（峨嵋山绝顶）舍身崖的悬崖底下。由黄茅岗前行，五里到石堤坎，又十五里到高桥，再十五里到冠峨场，更十五里即到峨嵋县城。共计由马嘶溪到峨嵋，实测路程一百六十五华里，为两站路，以龙池为中途宿站，新高桥为两天餐站。自峨嵋县城续向东北东走，经苏稽（峨嵋县境第一大镇，为四川一处最重要的丝业及绸缎业中心）到乐山（嘉定），计程八十华里，为一站好走的路。

总上所说，由西昌循乙线到乐山，共计十三站半路。普通多半赶一点路，作十三天走到。这条路线，乃是西昌与四川内地最捷的交通路线，比由西昌走大路到雅安（十六站），要省去三天。

自西昌北行第三条路（丙线），就是最近修筑的乐西公路。这条公路的路线，大体如下所述。自西昌径向北行到泸沽，完全与甲线相同。由泸沽前进，两线分路。甲线向北东北去登相营；丙线则大体续向正北走，经冕宁县城到大桥（仍属大桥县）。自大桥改向北东去，经拖乌后，在菩萨岗翻过小相岭山脉，出冕宁入越西县，由菩萨岗复改向正北，经铁宰宰到擦罗（属越西县境），自擦罗前行，改向东北走到南瓜店。南瓜店以后，路复向正北而略偏西，直趋位在大渡河南岸的“农场”地方（仍属越西县）。在“农场”过大渡河，入汉源县境，向东北东行，溯此河而下，进抵富林，在该处与甲线交叉，由富林前进，丙线不过大相岭去雅安［14],而改向北东北行，循旧道盘上蓑衣岭，沿途大部遥临渡河而下。自蓑衣岭陡盘下山，大体向东南走，经寿永场（属峨边县），到金口河（但路在山上走，并不经过该镇本身），回到大渡河边。由金口河起，路从改向北东，一路在山上走，下临与之平行的乙线，经吉星岭、弦岩（在此处附近，下望可见沙坪），到新场，与乙线合。总计循此线自西昌到乐山，全程五百十四公里，合华里一千O二十八里。 汽车 普通分作四天走。

上述乐西公路的路线，大部分系与一条旧道相同。由西昌到擦罗一段，就是下文将要述及的丁线。由富林经蓑衣岭到金口河，再由该处到峨嵋、乐山的大渡河北岸，全程大部也是一条老路（此段路中间并不经过夷区）。比较地可以视作新路线的，只有由擦罗经农场渡河到富林这一节路（当然这路也不完全是新的）。旧日的路，大都从擦罗到安顺场，在该处过河（参阅下文所述的丁线）趋富林。安顺场在“农场”上游三十华里，仍属越西县管。大渡河在此处附近，作一个将近九十度的大转弯。所以“农场”位在大渡河的南岸，安顺场却在河的西岸。安顺场乃是在 历史 一处很有名的地方。清末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石达开是在此被擒的。

修筑乐西公路以前，好几条可能的路线，都考虑过。以路程远近来说，当然以上述乙线为最捷。西昌、富林与金口河三点，好像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三个角，直角坐在富林。现在的乐西公路，是由西昌北行到富林，是由该处往东折去金口河，走的是三角形上造成直角的两股，丙乙线径趋金口河，大体说可是走这三角的弦，当然要捷得多。据说当初对于乙、丙两线的去取，专家当中，曾经有过一番争辩，后来之所以卒于采取丙线，并不是因为乙线要经过夷区，也不是因为山势太陡，而是因为这路所需桥梁太多。至于这种选择，是否聪明，现在还有问题；因为现在的乐西公路，翻过冕宁大山，该处（拖乌、铁宰宰一带）冬天积雪甚厚，难于通行。无论如何，现路从富林到乐山一段，跟着旧路绕道蓑衣岭，不但无谓的向北兜一大圈，而且翻过高山，浪费了许多路。即令不采乙线而采丙线，若不绕此岭而径沿大渡河北岸走，路也要近得多，而且这条沿大渡河的路，以前计划修筑川滇铁路时，曾经测过；计有富林到乐山，一共不过一百三十余公里，比起现在乐西公路上的二百六十三公里来，要近一半左右，相差百余公里之多。据说修路时之所以仍绕蓑衣岭，因河边路要穿过三座大森林的缘故。现在看来。这着未免失算了。

上述甲、乙、丙三条路，实系由西昌通到四川内地的三条主要路线。此外尚有通过凉山夷区的路，比较很少人走，将于第五章中叙及之。至于下述丁、戊、己三路，主要是通到康定去的。因其与上述三线多少有关联，所以在此略述一下。

丁线起初一段（由西昌到擦罗），完全与上述丙线（乐西公路）相同。在擦罗与丙线分路，西北行去安顺场。到安顺场后，不过大渡河而沿该河西岸北行，溯河而上，到泸定对岸，即由该西北趋康定。此路由西昌到康定，据说一共十三站。论及路程来，要比走甲线到康定捷些。不过时间上并不省（两路要十三天）；而且此路因为比较是小路，马帮少走（运货多用背子），沿途人烟稀少，所以无法赶路（非按站走不可），有时反不及走大路快。如果要循此路去四川，可由西昌十一站到泸定，再折向东行，循旧日雅康大道六站到雅安，一共十七天可达，比甲线多五天。

丁线与丙线的一种共同特点，是中间在冕宁、越西两县境内（大桥与擦罗之间，拖乌、铁宰宰一带），需经过一段夷区。安顺场一带，也是倮夷区域。因为这种关系，以前汉人对此，视为畏途。石达开的被擒，也是吃了夷人的亏。民国以来，此区夷人（仍是黑夷），已渐归化，其风俗习惯亦逐渐汉化，成为所谓“熟夷”，比较不大骚扰。西康建省以后，地方当局，雇用此等熟夷放哨，行旅更感安全。即在乐西公路修通以前，此路亦已不较汉源、雅安大道之危险。

戊线由西昌到安顺场，完全与丁线相同。自安顺场不经泸定，而径向北西北去，经摩西面、榆林宫，直达康定。据说由西昌到康定，循此路也是十三站，路程较丁线又要捷一点。二十八年的时候，康省建设厅，筹划开辟康滇公路。当时所拟路线，南段自昆明经武定、元谋到会理，采旧日昆会大道路线。中段即采西会大道，此段则采此处所说的戊线。后来交通部兴筑乐西、西祥两路，这种计划就放弃了。

最后一条路线（己线）。由西昌随丙线到冕宁县城后，折向西北，连翻高山数座，到达康属九龙县城，再由九龙北行，经木居城子，榆林宫到康定。此路不但路绕得很远，而且异常险阻，又需经过几百里人烟极稀的康人区域，所以走的人很少。其重要性比起其他各路来，可说是不足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