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始祖叫李综的，在明朝成为贡生（就是地方上秀才中成绩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以作为国家未来人才的储备教育）。

后来授予行人职位（掌管传旨、册封等事）

然后又升迁到御史职位（负责监督巡视的是监督官员的一个职位）

然后又任职苏州府知府（府在明朝相当于今天的市，知府=市长）

然后又在山东任职左参政。（山东当时是布政司，为今天的省级别地区，下辖：济南、兖州、东昌、青州、莱州、登州几个府衙。）（左参政为副省长）

然后“二始祖巩景泰癸酉科”可能是没断句的问题，我的理解为

你们家二始祖，李巩，在明景泰时期的癸酉年间考试中了举人，任职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令。（浙江省绍兴市萧山县县长）

杭州知府张印立

张 未 弛

明朝最后一任杭州知府姓张，名印立，字参我，乃是山东省临朐县大郝庄人，为邑乡贤张显儒之长子。崇祯十年，进士及第，后官至杭州知府。明祚既倾，挂冠归朐，居宝瓶山下之郝庄隐逸终生。此间先后数十年，其轶闻野说，漫布朐境，流传民间；虽不见经传，却久传不湮。故今记之，而飨诸君。

寒窗苦读嵩山寺

崇祯初年，张印立与来仪共读书塾。塾中学子甚众，而学业优异者，惟来仪与张印立也。塾师喜之，厚望寄之，倍付心血以授其业，但等考期，博取功名。

崇祯三年，乡试开科。塾师料其学业已成，功力已就，遂命邑庠同赴省城，以应乡闱。结果，来仪一举夺魁，考取解元；而张印立名落孙山。归，塾师怒，责罚戒尺二百；从此发愤，下帷嵩山龙泉寺，苦读寒窗三载，未归家门一次；磨穿石砚两方，写秃毫笔数十。崇祯六年，再赴乡试，与邑内张涵、冯士标同科中举。及至崇祯十年三月，张印立独领风骚，先于同科举子，考取刘同升榜进士。塾师甚悦，褒其有志；复责来仪，再应会试。迨至崇祯十三年，来仪方同冯士标考取庚辰科进士。

清朝初年，张印立重游故地，遂作《龙泉寺诗》曰：“嵩山山下海门开，万古幽萝映绿苔。榻下龙窥丹灶火，池中月浸紫霞杯（bai）。渔郎不识花津远，桂子方从鹫岭培（pai）。自是千秋文豹地，半檐风日任徘徊。读其诗，思其意，“想其芸窗攻苦，月锻季炼，炉火纯清之候，实有触发于寺中”者也。此乃清道光三年进士刘清源先生在《重修龙泉寺碑文》中，对张印立下帷绝编，寒窗苦读的评述。

衡王府内求功名

张印立进士及第后，初仕北直隶藁城县知县，继转南京户部浙江司主事，两督饷楚中江右，再任南京户部陕西司郎中。恰于此时，不幸忽至，萱堂急逝，回家守制。及至满孝三年，吏部却未起用，皆因人多阙少，候补无期。张印立苦闷家中，邻人出谋曰：“当拜婶母！”婶母朱氏者，乃衡王之女、郝庄仪宾张宗孟（号太岩）之室也。及至邻人怂之再三，张印立遂借春节拜年之机叩拜其婶。朱氏早有所悟，道：“后日初三，大侄子随我去青州，见见您姥爷（衡王），求他进京启奏圣上，谋个官阙，重新起用！”印立再谢。

正月初三，朱氏乘轿，张宗孟和张印立叔侄二人各自乘马跟随轿后，奔赴青州衡王府。及至府中，朱氏引见，张印立叩谒衡王。礼毕随衡王入客厅。仪宾张宗孟言明其意。衡王颔首，并出题探其才学功底。张印立即席作答。

衡王颇为赏识，曰：“外甥学底深厚，足可胜任知府之职。这样吧！天下州府任你选！”

张印立惊喜异常，“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否到苏、杭二州去？请外祖大人裁酌”。

“好！”衡王一口应允，“近日我正要赴京师朝拜圣上，顺便奏明此事，再让吏部通融一番，足可事成。大明江山乃是我朱家天下！要做个知府，还不容易？”张印立叩谢不已。

是年元宵节过后，张印立随衡王赴京觐谒崇祯皇帝，遂得杭州知府之职。据杭州市志办公室陈光熙先生提供的《杭州府志》记载：“张印玉，临朐人，进士，（崇祯）十七年任。”盖将“立”字误作“玉”也。

杭州府中挂冠归

张印立官居正四品知府，衙坐杭州正堂，却念念不忘候补待职时的苦闷滋味，遂勤于政事，“不负朝廷，不负百姓，不负所学”，而“牧民有声”（光绪《临朐县志·人物》）以致杭州府辖地方士民佩其为人，服其为治。

是年春天，巡检兵卒捕获盗窃公廪之贼。

张印立坐堂审问。

贼报姓名，“小人名叫何良，因家中断炊，老母待毙，故盗仓廪……”其情可怜！

张印立急忙询问，“家中断炊，究竟是赋税过重，还是天灾歉收哇？”

何良说：“去年天旱歉收，而田赋丝毫未减；加上贼寇猖獗，抢粮夺米，以致家家粮尽囤空，只靠树皮、菜叶度日。家母年逾七旬，已经饿得身肿眼瞎。我这做儿的，眼看不下，才起歹意，来盗官仓……”

“噢——”张印立微微颔首，“盗窃官仓，应是死罪！不过，念你家境唯艰，孝心可敬，本官免究罪责，回家好生侍候令堂去吧！”何良叩谢，起身欲走。

张印立说：“近日本官将欲下察民情，然后实情上奏，求减田赋，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届时，你可来领粮糊口。”贼感其言，涕零而跪，深谢而去。

张印立访察民情以后，果然上奏朝廷，获准减免当年田赋，允许开仓赈济灾民。此则史志所谓“张印立牧民有声”之来历。

崇祯末年，国运且尽，帝祚日危；连年天灾，饥民遍地；贼寇猖獗，义兵四起。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继之清兵入关，改称大清帝国。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兵下江南，围杭州。张知府率兵民守城，城守多日，却无救兵。张知府身心交瘁，寝食不安，闷坐府宅之内。戴氏夫人侍奉左右，抚慰照料。戴氏者，钱塘士绅戴太公之女，素习诗书，颇有远虑；由府学教授执柯作伐，而成张印立第四房夫人（当时前三房姚、倪、夏氏俱在山东）。

是夜更深，印立已寐；戴氏恹恹，忽闻窗处响动。

戴氏心惊，推醒夫君。二人屏息聆听，似有人走至窗下。正在疑惑，猛听窗处悄语：“知府大人，快快起来，清兵即将攻城，天亮您就无法脱身了！”

张印立惊询：“你是何人？”

“我叫何良，去年春天，我盗官仓，被老爷宽恕饶命，为报救命之恩，特来救你出城。”

张印立及戴氏慌忙起来。戴氏掌灯开门，只见来者身著夜行防箭服，跪地施礼。

张印立急问：“你缘何如此打扮？”

何良抬头仰面，“家母故去之后，本人孤苦无依，才落草为寇。因本人会些武功夫，故作军中斥候兵……”

张知府神色严竣，“起来说话！你进府宅，有人见过否？”

“禀大人，小人练的是飞檐走壁之功，爬城墙，兵丁不知；入贵府，乃是从房顶而来。衙役也未觉察。”

戴氏夫人低声说：“老爷快拿主意，脱身去吧！”

张知府唉声叹气，喃喃自语：“身为朝廷四品官，岂能偷生奔家还？宁为大明守城死，不愿世人骂万年！”

何良促之，“大人，杭州已是兵临城下，南京新帝已亡，但凭本府兵丁，则是朝不保夕；何况浙江巡抚已决计开城投降，天亮可就难以脱身啦！”

张印立吩咐戴氏，“收拾行李，叫醒孩子。”

戴氏说：“为妾一旦同行，必引歹人注意，还是你先走，我卸掉裙钗，隐匿闾巷，投孩子外公家中。”

“那就让书童护送你等。天下太平之时，再去山东老家吧！”洒泪而别。

张印立脱掉官服，露出青丝便装，说：“何义士在此稍候。我去去就来！”说着，手捧官印，直奔知府正堂；将官服、官印摆放公案之上，然后退入堂中，伏身三拜。府内大小官员及衙役侍卫只来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张印立起身，站于堂烛之下，环谓众人曰：“鞑子围城，却无救兵。可知国运且尽！而如今，城池将破，败局难收。诸位纵然以死相殉，亦难扭转乾坤，于国于家并无分毫裨益。故请诸位速去安顿眷属，救护百姓。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了！”言讫，众人一哄而出。

张印立匆匆回到私邸，正遇何良出来。

“大人，事不宜迟啊！”何良催促，“北门外兵力极少，您去叫开城门，从那儿可以突围！”

“再叫开北门？贼兵乘势而入，岂不让百姓更罹其害？”

何良说：“大人，如今清兵已破外城。百姓欲逃无门，求生无路。您一旦叫开北门，恰给百姓开了逃生之路，总比堵在城中被杀被辱要好！”

“那就奔北门。”张印立断然发话，忽又想起戴氏母子，“我的眷属……”

“尊夫人已同令郎走了。”

“噢！”张印立松了一口气，方才出堂，领何良去侧院马厩，各骑一马直奔北门；他们出府入巷，只见人们行色慌慌，东躲西藏。

张印立叫开北门，在何良的带领之下，冲过吊桥，落荒而去。原来何良身为斥候兵，既知军中口令，亦有腰牌兵符，所以逢军遇勇，一路畅行，没费多少口舌，便领张印立越过围城兵营。约摸离开杭州七、八里地，何良带住马缰，“大人快走！恕不远送！”说着抱拳揖别。印立还礼。尔后两人各奔南北。一路之上，张印立马不停蹄，直奔山东。及至归朐，坐骑疲困，数日而亡。张印立心中恻隐，深感此马千里奔命之苦，遂依孔子埋马葬狗之习，命家人葬之村西，称曰：马子冢。时隔不久，王、蒋二书童受戴氏差遣，自钱塘归来问安。

张印立念其孤苦无依，而留居郝庄，视若螟蛉，成其家业。此则大郝庄王、蒋二姓之由来也。

至于戴氏母子，则于杭州失陷之后，投族亲以存身。今之浙江张氏，尚有印立后裔。

负明挂冠空余悔

张印立挂冠杭州，弃官而归，本来已触犯“大明禁律”。按照常规：当予治罪。然因明朝已经灭亡，也就无人过问此事。而张印立扪心自责：“未为大明守城死，实感胸中独惭然！不及逢萌东都去，为避纲纪绝人寰。”于是乎！杜门谢客，隐居家中；或出游石门山及沂嵩峰峦之下，寄情山水，吟哦风月；或足不出户，著书立说，撰成《程朱理学析注》十卷、《宝瓶文集》二十六卷以自娱。（不含《西湖杂咏》三卷诗集。）可惜！后因家中失火而焚毁。

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临朐人冯溥曾托人捎信，劝张印立出仕满清。张印立心灰意冷，泚笔回函：“命中注定无官运，强而求之亦碍身。负明挂冠空余悔，岂能再做两朝臣？”婉辞谢绝。

总裁骈邑志

清康熙十一年，临朐知县屠寿徵欲修《临朐县志》，遂请张印立、孙席庆、尹所遴纂修。初，张印立谢绝不就，以免恋栈之嫌，而绝贪腥之论。怎奈屠知县恳求再三，两顾舍下。张印立遂至县庠文庙，荐贡生尹所遴任主笔纂修，荐副贡张侗、副监张嘉宾、张奇峋等辅佐订正。而其本人同原江西袁州府同知孙席庆只作总裁之职。此间，张印立居住邑西郭家楼（后称张家庄）之张府别墅，每天步行进县城北门至县衙，裁定篇目，审阅志文，时则提笔斧正，时则撰文点评，尤其对故交同窗——兰阳知县来仪死节之烈推崇、钦敬，撰长文以评之。此志文成四卷，分目四十有余，较临朐第一部官修县志——嘉靖《临朐县志》更为具体、系统，是临朐县第二部官方县志。志书既成，知县屠寿徵赠一对联：“总裁骈邑志，宰治杭州城。”其中，“骈邑志”系指行世至今的康熙《临朐县志》。

张印立，一生坎坷，仕途不畅，尤其杭州挂冠，使其遗恨终生！及至晚年易箦，尚留遗训曰：“终生一憾，杭州挂冠；有负明惠，忆之赧然！”“愿吾子孙：尽忠朱明，勿事鞑清，全我名节！”言辞切切，足可窥其负明之悔，仇清之忱！亦可知其为全名节，不作贰臣之凛烈！

(本文原载2007年3月21日《潍坊晚报》12版“史海钩沉”。作者张未弛乃是明朝进士、杭州知府张印立直系13世孙。)

分类：  草堂话谱

晚清十帅家谱（三）

励双杰

 第四部，小帅邵友濂《 余姚邵氏宗谱 》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光绪十三年木活字本，邵曰濂、邵友濂主修，二十四册。

名声煊赫号称上海第一家的“斜桥邵家”静安寺路大府第，那可是邵友濂任补江苏省苏松太道兼江海关道时任上所修。小帅邵友濂，光绪元年出使俄罗斯署理俄罗斯钦差大臣，在曾纪泽与俄罗斯重新订约取回伊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光绪十七年又接替刘铭传，成为台湾的第二任巡抚。他的长子邵颐元配李氏，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女儿，我曾在《合肥李氏宗谱》中提到过。次子邵恒娶的是中国第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后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的第四个女儿。邵恒长子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闻名国内外文坛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集邮家。当年，邵洵美在上海文化界人士中有“海上才子”之美誉。而由于他慷慨豪放，交游广阔，他的“洵美沙龙”里几乎汇集了当年南北骚人墨客中的“半朝文武”，因此又被尊上了一个“文坛孟尝君”的徽号。

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他的家族也是不简单的。

邵氏始迁祖邵忠，为邵雍十世孙。邵雍，字尧夫，行百六，号康节，学者称百源先生，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谱何不以邵雍为始祖而以忠为始祖？与邵友濂同时代却又相友善的学人俞樾在为《余姚邵氏宗谱》所撰的序言中说：“康节之孙讳溥者，从宋高宗南渡，始家于浙，又七传而迁于余姚。此谱以迁余姚者为始祖，其以前者昭穆难稽，姑从盖阙，自始迁祖以下备载无遗，考订支派，补辑文献，是吾族者必详，非吾族者必摈，有条不紊，体例秩然”。由此可见任主修的邵曰濂、邵友濂兄弟的学识和严谨，毫无世之通行修谱必上溯三皇五帝的陋习。

始迁祖邵忠，行千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三子，长元诚，行亚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亚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号桂轩，行亚六。而析为亚一、亚三、亚六三房，本谱即三大房所修。邵友濂即出自亚三房，为二十一世，世系记载：行三，原名维埏，号小村，配龚氏，续配杨氏，均无出，又继配翁氏，生一子，即后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婿邵颐。修谱之时，邵友濂尚有台湾布政使的任上。

俞樾在序中又说：“溯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十三人，登进士榜二十二人，至本朝而科第蝉联，指不胜屈，蔚然为浙东望族。”据统计，仅清代，余姚邵氏一门中进士的就有二十六人，难怪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如元代官东流县尹勅使琉球加一品衔的邵全、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谥庄毅的邵番、福建邵武府知府邵悳久、江南凤阳府知府邵元吉、太仆寺正卿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康僖的邵锐、福建盐场大使邵时泰、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邵时健、山东济南府德州库大使邵时直、广东按察司佥事整饬岭西兵备道邵时敏、四川成都府知府邵经济、巡按江西等处地方监察御史邵基、锦衣卫镇抚邵墀、刑部左侍郎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的邵陛、南京淮安府海州知府邵甄、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邵稷、太医院御医邵雷、南京刑部郎中邵程、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邵守检、北直天津卫怀远将军邵汝楫、山海关千总邵洪祉、监国时总兵威武将军邵继先、鲁王时鲁将军邵一梓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到了清朝，更是不得了，浙东重要史学家邵廷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邵远平、著名天文历算学家邵昂霄、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内阁中书邵存懋、江苏徐州府知府邵大业、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知州邵宏堂、麻哈州知州邵自励、都察院左都御史邵自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武英殿功臣馆纂修邵葆锺、云南鹤庆州知州邵葆槎、翰林院编修攺补内阁中书邵瑛、江苏巡抚邵名甲、漕运总督团练大臣谥文靖的邵灿、河南候补道加盐运使二品项戴邵琦、在任殉难的台湾府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同为本谱主修的邵曰濂，同治七年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等等，指不胜屈，正所谓“世间崛起，绵绵不绝”是也。

在浙江余姚，明清二朝，再无第二家可与邵氏相抗衡。

以邵氏之显赫，家谱中收录历代文人墨客为邵氏所撰文篇颇多，如翁大立、黄宗羲、全祖望、钱大昕、卢文弨、张廷玉、陈有年、俞樾等等。本谱之书签即由曾纪泽所署。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沅帅曾国荃的侄子，他们家族的家谱，还得在后面说到。光绪六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邵友濂襄理曾纪泽与俄方谈判，至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达成，中国终于收回了伊犁地区的大片土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与洋人叫板而改订的条约。邵友濂与曾纪泽的友情也于此可见，请他给家谱题个书签，那自是不在话下。

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目录，光绪三十三年修本《余姚邵氏宗谱》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二部）、浙江图书馆（二部）、杭州大学、山西社科院、美国等处各有收藏。而递修的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贻编七卷首一卷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三部）、中科院历史所、人民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缺贻编卷一）、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四川图书馆、余姚梨洲文献馆（三部，其中一部缺卷11，一部缺卷12）、山西社科院（缺一册）等亦均有收藏。

虽说《余姚邵氏宗谱》存世较多，我又是邵友濂的余姚同乡（按：后余姚划出姚北地区归拨于慈溪）但这一部到我手上，却也是不容易的。话说2002年秋，余姚城内一个叫小辉的旧货商找到了我，说有一部《邵氏》家谱，只是现在到他手上的，只有第一册，问我多少钱能要。谱没见过，价自然不好多说，何况我与小辉并不相熟。小辉做事够辣，拿到第一册后，与我谈价未果，又与原物主谈，因为价压的厉害，人家不肯，要他把第一册还出来，他就把这一册拆散，只还了人家半册，本来完完整整好好的一套谱，现在成了残谱，如何卖得出好价？原物主斗不过他，只好把谱低价给了小灰。小辉拿到了谱，又来找我，说人家要把谱以150元一册的价让给杭州人，你如果能加点，让我有点利润，我就帮你把谱拿下来，因为我把第一册扣下了，他不敢不听我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辉是啥样的人，加上他在前几天确实说过第一册就在他的手上，这么一说，我就信了，因为是本土的家谱，可遇而不可求，高一点也正常，就要他想办法拿过来。当天晚上谱就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册的装订线明显不同，是用的棕色细线，应该是裁缝做衣服的那种。事隔月余，在宁波范宅古玩市场，我又用60元的价配到了家谱的原置谱箱，我问那卖谱箱的，里面的谱呢？他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来，才明白小辉之果辣，真令人佩服得一塌糊涂，自叹不如。

当然，那时的价不能与现在相比，何况台湾第一、二任巡抚刘铭传、邵友濂的家族家谱共藏一处的，除我之外，别无分店，还是有理由得意一下的。

后来，我还在余姚城郊的一个旧货商家中，看到过一部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缺了十册，还存十六册，有二片谱夹。人家要价并不高，但这十几册谱实在是蛀得厉害，手还没摸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就没有要。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62 页： 邵友濂：字筱村，杭州人，尝随曾纪泽使节至英俄，荐擢道员，历官至台湾巡抚。乙未命偕张荫恒行成于日，日人拒之。移湖南，至未任，乞休归，卒。友濂精密，为纪泽所称，而实无才。官台湾日，颇受制武弁，故台防军士之骄为各省所未有。一夕，方演剧晏客，突有人登台，摔一仱下，亟问此何人，左右对曰，省防某领统子也，仱为所喏，而中道事他人，久欲杀之，不可得，今闻在此，特摔之去，不取污抚署地也。友濂默然。越日，是仱死，通衢间身分为五矣。予在台日，闻诸胡缉之，盖所目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