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却处于上升阶段 。鸦片战争战败后,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加之外国侵略 势力所造成的灾难,使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清政府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不得不联合和依靠汉族地主阶级一起维护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 。镇压1851年爆发的天平天国运动是晚清联合和依靠汉族力量的开始 。为了挽救败势,即位不久的咸丰帝先后任命林则徐、李星沅为钦差 大臣,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同时,又先后任命徐广缙、陆建瀛、向荣等人为督办军务的钦差 大臣,连同林、李两人,咸丰即位的前四年中共有五个汉族官僚享此殊荣,与同时期的旗员钦差 大臣(纳尔经额、琦善、胜保、托明阿、和春)人数恰好相同 。这自然更是清代空前未有的事 。”⑤咸丰帝已经认识到,要稳定大清基业,应付“内忧外患”,必须像镇压白莲教起义一样依靠地方汉族地主武装 。满洲 贵族中的一些要员也公开主张重用汉臣 。大学士、军机 大臣文庆就曾谏道:“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 。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 。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⑥于是,清廷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 。曾国藩的湘军(1853

　　年)、李鸿章的淮军(1861年)便应运而生,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 势力在几年内迅速发展起来 。1861年11月“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继续重用汉人 。她任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与道光朝甚至与政变前相比,汉族 势力开始急剧膨胀,“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湘军集团已经在督抚中人数占据了多数,为总督者除曾、骆外,尚有刘长佑(直隶)、左宗棠(闽浙)和毛鸿宾(两广),共5人 。李鸿章、唐训方、阎敬铭、曾国荃、沈葆桢、严树森、恽世临、郭嵩焘、刘蓉等人,也分别出任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省巡抚 。”⑦如果连同其他汉人,汉人出任督抚的人数就更高,以至于“(同治)三年五月,总督只有一个旗人,巡抚一个也无 。”⑧从满汉关系来说,由于湘淮军将帅拥有自行招募的私家军队,其权力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封疆大吏,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受到地方汉族 势力的挑战,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它透露出满汉 势力此消彼长的历史信息 。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冲击下几乎垮台 。为了迎合列强的需要,安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调和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矛盾,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目的,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 。鉴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动的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地方督抚对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要求变更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主张的支持,迫使清政府在1906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清末的君主立宪之争,始终贯穿着满汉 势力的争斗 。以慈禧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企图通过推行新政削弱地方督抚的 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满洲 贵族的统治地位;地方督抚则打算通过立宪增强地方的权力,拓展自己的 势力 。这样满汉地主官僚的关系更加紧张,明争暗斗进入了炽热化阶段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相继死去,宣统帝即位,由其父载沣监国摄政 。在内外压力下,“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1911年5月8日),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 大臣以及各部 大臣的‘上谕’:总理 大臣庆亲王奕匡力(宗室)、协理 大臣大学士徐世昌(汉)、大学士那桐(满)、外务 大臣梁敦彦(汉)、民政 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 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宗室)、学务 大臣唐景崇(汉)、陆军 大臣荫昌(满)、海军 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宗室)、司法 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 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宗室)、邮传 大臣盛宣怀(汉)、理藩 大臣寿耆(宗室) 。”○11内阁总理、协理和各部 大臣13人当中,满族 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9个满族 贵族中,皇族又占7个 。如与过去各部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反而大大减少 。所以,当时人们把这个所谓“责任内阁”,称之为“皇族内阁” 。清廷的“预备立宪”闹剧,不仅没有达到抵制革命、巩固其专制统治的目的,反而更加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增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怨恨和汉族官僚的离心 。对清政府彻底失望的立宪派人士,纷纷到革命派方面寻找出路 。曾经为“改良”还是“革命”激烈论战的资产阶级中上层和下层,终于走到了一起,清王朝彻底孤立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清政府被迫启用汉族官僚,袁世凯凭借其嫡系北洋军,取得了内阁总理 大臣的实权,在南北妥协之后,2月12日,宣统帝不得不宣布退位 。综上所述,晚清七十多年的历史中,满汉关系经历了满汉矛盾缓和、汉族地主 势力急剧上升、满汉博弈、满洲 贵族最后反扑及失败四个阶段 。为应付“内忧外患”,使很大一部分原属中央政府的权力转入督抚之手,形成清朝政权内轻外重的局面,渐显“督抚专政”之势 。“这种局面,咸、同后,日益加甚,到光绪末年,朝迁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 。而为督、抚者,都各专其兵,各私其财,唯知自固疆圉,而不知有国家,故康有为至以当时十八行省,比于十八小国 。”○12究其变化原因,晚清满汉矛盾的上升主要是与汉族 势力的迅速崛起分不开的 。汉满洲 贵族感到统治权力受到了挑战,而汉族 势力的上升,又是清朝国力的下降无法应付“内忧外患”,被迫启用汉族地主武装的结果 。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清政府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地方主义的膨胀,同时清政府没能处理好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最终为清政府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在分析晚清满汉 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时,也要看到满汉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 。乾隆朝以后,以及晚清初期满汉矛盾日益走向缓和就是例证 。晚清后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满汉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背景影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但是不久,就认识到了其缺陷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在劳动人民中满汉已经融合的现实,革命派纠正了其狭隘的“反满”思想的错误认识,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什么“种族复仇”,而是推翻清政府,去其专制,“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13清朝灭亡后,没有发生民族仇杀,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晚清满汉满矛盾的上升特别是满洲 贵族和汉族上层地主阶级及随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可以说,只是满汉民族融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一个小波折而已 。

僧格林沁统率清军约达近3万人，其中蒙古马队共近1万人。此外，还有副都统胜保率京营5000人驻守齐化门(即朝阳门)以东至定福庄一带，作为声援僧格林沁和护卫京师的后备部队。 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

战败原因不是武器问题，是战术问题：因为蒙古出生的僧格林沁出生内陆，少有西方近代军事交流。应该说他的骑兵战术在冷兵器时代是先进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横扫欧亚证明了这点，在**（火烧圆明园）里看到骑兵在平原一波一波冲锋直至全部阵亡。

英法联军其实属于殖民军，和欧洲的部队不可同日而语，英军大多数是印度兵（就是红头阿三），发军几乎全是外籍军团（**《外籍军团》有介绍），应该说凝聚力有限。使用的是普鲁士腓特列大帝发明的线性战术,和马其顿长矛方阵有相似性，马其顿长矛长8米，攻击距离6米，而英法的前装燧发枪攻击距离更远，但是装弹时间长而且需要站立姿态才可以装弹，需训练有素才能发挥持续攻击力，两者共同的弊病是机动太差，第一需要训练有素的步兵，否则看到骑兵铺天盖地的冲锋不尿裤子才怪，第二阵势不乱才能持续射击。

僧格林沁统率的蒙古骑兵可以说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牺牲了骑兵最重要的优势机动性，在开阔的平原上与装备了步枪使用线性战术的英法联军正面冲锋。如果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敌军行军时采用小股骑兵骚扰和夜袭的方式结局一定不会是这样。想当年横扫欧洲的腓特列大帝的线性战术在俄国哥萨克面前就遭遇惨败。

所以说是战术错误！

太平天国对洋人态度不一。一方面认为洋人是同信基督的＂兄弟＂，保持友好。另一面对外国人贩卖鸦片、违法乱纪等也绝不客气。有些＂洋兄弟＂参加过太平军，当然也有广为人知的＂洋枪队＂（其实洋枪队更像清朝请的外国雇佣兵而不是外国政府军）。即使是洋枪队太平天国起初也不愿直接交战，但后来真正开打了就不客气了。太平天国对侵入租界或者侵犯洋人利益的事情比较谨慎（西方宣传他们对外国人肆意施暴实际上并不靠谱）。他们实际上还试图拉拢外国支持，但也坚持＂害人之物禁＂（比如鸦片），不容忍外国侵犯主权。

捻军相比之下更加散漫无序，估计就算杀了洋人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由于他们主要在内地流窜作战，而当时深入内地的洋人很少（治安不好、民情不明的地区谁敢去呢？就像现在的黑非洲内陆一样）。所以他们基本上也不会和洋人打照面。而那时洋枪队早已解散，应该也没有洋人参加对捻军的军事行动。

表示回答完问题好像体内的某种东西觉醒了。。。

崇厚，字地山，号子谦，又号鹤槎，满族人。1826 年 10 月 7 日生于河南开封道署，是

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在满洲八旗中属上三旗的镶黄旗。他的八世祖达齐哈，官镶黄旗满

洲佐领，管炮营，“从龙入关”，以第五子绥哈阵亡，予世职。七世祖阿什坦，顺治壬辰首科

进士，官刑科给事中，“译《大学》、《中庸》、《孝经》著书，诏刊行”，康熙帝称他“此我朝

大儒也”①。六世祖和素，官内阁侍读学士，圣祖御试，清文第一，赐巴克式号，充武英殿

翻书房总管、皇子师。所以后人称“金源世系，珂里名门”②

、“三韩贵胄，七叶名卿”③

。

崇厚自述：“高祖刑部侍郎左翼正监督勉斋公；曾祖河南布政使晓岩公；祖山东泰安府

知府署理督粮道曙墀公④ ；父南河总督见亭公。 ”⑤父麟庆（1791—1846 年） ，号见亭，嘉庆

十四年（1809 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颍州知府、贵州布政使、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

督等职，“先生功冠臣僚，位隆帝简，由封疆之敭历，为河海之保障。连汛安澜，频年入奏，

中流砥柱，全境胥恬，漕运周通，皆是韦平经略，荣光焕发。并为燕许文章，九能而为大夫；

勋名世仰，一德以孚圣主”⑥。由于政绩突出，曾“奉朱批，有一代名臣之奖”⑦。崇厚兄

崇实（1820—1876 年） ，道光三十年（1850 年）进士，历任内阁学士、户、工部侍郎、太傅

寺少卿、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成都将军、刑部尚书、盛京将军等职，卒后追赠太子少保衔，

照尚书例赐恤，予谥文勤。

崇厚原名宗保，是祖母给他起的。父麟庆的元配夫人瓜尔佳生一兄，名凤威；二叔生一

堂兄，名凤仪，皆不育，祖父母以‘凤’字不利。祖父廷璐“因官泰安，近岱宗，即取山宗

之意，定以‘崇’字排诸孙。下一字则取各吉祥字，共拟十数，惟‘实、厚’二字乃太夫人

所拟”①

。为崇厚取名的太夫人（祖母）恽珠（1771—1833 年） ，自称毗陵女史，武进（今

江苏常州）人，恽寿平族孙女，“亦能画，善为诗”，辑《闺秀正始集》、《兰闺实录》 ，著《红

香馆诗草》。“珠抚诸子麟庆、麟昌、麟书，教之严，持家政，肃而恕”②

，恽珠以子麟庆贵，

封一品夫人。

崇厚六岁“始入塾识字，授读者赵綗人夫子”。八岁时，“由京邀请潘滋泉夫子，设帐清

晏园中”，与兄崇实“皆受业焉”。“从潘夫子读书，朝夕训诲，厚之能读书成立，受益于夫

子者最多”③。崇厚十六岁时，父亲“为三兄报捐同知，为厚报捐直牧”，未果。十九岁时，

崇厚应秋试，“获中第三十四名副榜” 。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二十四岁时， “厚应顺

天乡试，榜发，获中二百七名举人，复试二等”④

。次年，兄崇实中进士，然而崇厚最终没

能成为进士。

考取举人，只是取得了入仕资格，要想青云直上绝非易事，或者凭自己的能力努力拼搏，

赢得赏识，委以重任；或者依靠皇室的荫庇和宠信，崇厚乃属后者。

道光三十年（1850 年）崇厚二十五岁，任甘肃阶州直隶州知州。阶州“地处万山中” ，

崇厚携带眷属赴任，多不习水土。此时“因内外官员皆须助饷”，其兄崇实“即为之报效万

金”⑤，为崇厚捐升知府，指省河南。

这年三月，兄崇实参加会试，“四月，榜发，获中五十三名贡士。殿试二甲，朝考二等。

引见，钦点庶吉士”⑥

。崇实中进士、入翰林，为迅速改变兄弟两人的命运起到关键作用。

咸丰三年（1853 年）二月，崇实蒙召对， “即蒙详询家世，并问及与内庭主位有无亲戚。

实愕然，不解上意，乃回奏曰：锡祉是奴才长亲，缘内庭婉嫔，乃锡子绶胞妹，实不敢明言

有亲也。上笑，谕曰：汝父所刻之书，昨在宫内已看见矣。实方恍然，当即磕头奏曰：此奴

才阿玛生平感激君恩祖德，每于所难忘情处，手自为记，即画一图。……上即问汝弟现服何

官，一一奏对，天颜颇喜。从此上结主知。不数日，御门即擢升侍讲学士，而于得讲官”⑦

。

“汝父所刻之书”，指麟庆著文、汪春泉等绘图的《鸿雪因缘图记》一书，是自述一生游历

之作，潘世恩作序称：“能以宦游辙迹所至，见之著录，垂示方来。”⑧

此次召对后，兄弟皆受益。“四月，厚在甘肃交代清楚，由兰州经陕西回京。中秋后在

吏部报到。九月，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指分河南候补知府，崇厚照例发往。钦此。 ”接

旨的第二天，崇厚赴宫廷谢恩，即蒙召对于玉兰堂。上问：“现任侍讲学士崇实是汝胞兄否？”

对曰“是”。垂询现在陕甘情形后，即命退出。旋降朱笔手谕：崇厚著发往直隶，以知府用。

崇厚蒙召对，“指分河南候补知府”即刻变为“发往直隶，以知府用”，从西北陕甘调入直隶，

出崇厚意料之外，感慨道：“厚经此朱谕，竟成特旨。天恩高厚，下臣何幸如之。”⑨

其兄也

惊叹：“按加捐知府，仍归试用，朱笔一改，即成特班。天恩高厚，一至于此。”⑩加捐知府

未经试用直接任用，而且是在直隶，拔擢实在突然。

不数日，崇实以翰林院值日蒙召对，“垂询外间情形，时胜保以兵部少司马新授钦差大

厚著发往胜保军营，充当翼长。”崇厚再次感叹道：“擢用之殷，真非梦想所敢期也”。①

崇厚是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麟庆为世宗旁支二十四代孙”②

，祖上对建立清朝作出

贡献，后人倍受朝廷的恩宠眷顾。道光十七年（1837 年） ，崇厚的姐姐妙莲保“循例赴选”，

“上谓孝全皇太后曰：此女有福泽，貌似其父。命赐红稠一卷，后命加赐翠花两对，撂牌而

退。实为非常恩典。”麟庆上奏陈谢：“有既叨赐绮之荣，复拜簪花之赏，不特全家戴德，直

教合族增光”。又说“凡兹家庆之缘，实皆君恩所赐也。”③

道光十九年（1839 年） ，麟庆年

五十岁，皇帝颁赏福字、鹿肉外，蒙恩加赏寿字一方。当时满族大臣，官至一品，年逾六旬

者，始邀寿字之赏。而麟庆官二品，年仅四十有九，实为异数。光绪二年（1876年） ，崇实

病逝，崇厚“奉旨署理盛京将军。兄终弟继，诚异数也”④

。

崇厚因煊赫的家世而倍受荫庇，接二连三地被拔擢和重用，连他自己都感叹“天恩高厚，

下臣何幸如之”，“非梦想所敢期也”。

二

崇厚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沿袭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已经走

到穷途末路。1840 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天朝上国”战败，于 1842 年 8

月订立《南京条约》，自此，中国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

至。十多年后，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海口军情危急，

崇厚奉命奔赴天津，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办理海防事务。

咸丰八年（1858 年）崇厚三十三岁。三月，崇厚奉檄调赴天津，襄理僧格林沁在海口办

理防务。三月二十六日崇厚给酝卿的信中说：“弟于十一日早奉札调赴津门，星夜驰抵丁沽，

当即随大府到大沽海口，蒙委经理营务兼司分局，才辁任重，陨越时虞，惟望教言时锡，以

匡不逮为幸。 ”⑤

崇厚于三月十一日早奉札调赴津门，星夜便驰抵丁沽，当即随僧格林沁到

大沽海口，蒙委经理营务兼司分局。信中还言皇上之意“重在怀柔”，而“夷情更形桀骜，

出言狂悖，深堪发指”。

在给酝卿的另一封信中，崇厚这样写道：“僧邸现住海口，添筑炮台，安设木筏，颇为

周备。惟新募水师兵丁均因饷少，旋募旋散，未能足额，然较之去年已大有起色矣。厘捐目

下寥寥，需俟沙船来，方能畅旺也。弟现在专司文案，同事鲍小山同年均为投契，仁齐兄昨

日来津，大约三四日内尚需赴山海关一行也。 ”⑥

此时，僧格林沁已在海口添筑炮台，安设

木筏。崇厚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办理防务，专司文案。

1858 年初，英法联军为更大规模的进犯做好了准备。5 月 20 日（四月初八日），英法专

使要求进入白河，前往天津，限直隶总督谭廷襄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由英法联军“驻

守”。两小时后，英法联军闯入大沽口，攻占大沽炮台。

6 月26 日（五月十六日） ，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天津签订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另附《专条》。6 月27 日（五月十七日），清钦差大臣桂良、

花沙纳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另遗》六款。

《天津条约》订结后，英、法撤离大沽。咸丰帝命僧格林沁修筑大沽炮台营垒，派礼部

尚书瑞麟往天津查看海防，直隶总督谭廷襄被革职查办，调盛京将军庆祺为直隶总督，会同

办理防务。1859 年3 月，庆祺亡故，恒福继为直隶总督，亦驻天津，会办海口防御工事。

1859 年“九月，厚升授长芦盐运使” ，但有顾虑，“因家中先有资本，交张氏营运盐务，

呈请回避，与山东盐运使陈弼夫互调”，僧格林沁为他上奏调解，“崇厚协办海防，正资得力”

消除其顾虑，后奉旨：“毋庸回避。”①

崇厚仍留在天津海口，继续协助僧格林沁。

这年 5 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被指示前往北京向皇帝递交一封总统的亲笔信函，

以完成批准条约的相互交换” ，于 5月 28 日，搭乘蒸汽快速舰“包哈丹”号抵达上海，英国

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分别于 6 月6 日、7 日到达上海，各自携带本国政府批准

的《天津条约》前来换约。三国公使不愿在上海换约，声言非进京换约不可。桂良为此上奏，

咸丰帝允准来京，但不准在京久驻。

崇厚自称：“美国使臣来京换约，厚奉命伴送，在京小作勾留。”②

美使华若翰于 7 月20

日（六月二十一日）自北塘前往北京，由崇厚伴随照料。《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记述了此

事： “16 日（直隶）总督发来一封文书，声称他曾奉到‘皇帝的谕旨，允许美国使节于 7 月

19 日后随意选择任何日期前往京城，在那儿等待钦差大臣到达，和他们进行条约的互换’ 。

他通知华若翰先生说，他曾指派盐运使衔清河道满族人崇厚，副将衔候补参将张秉铎作为陪

伴他的护送人。同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个姓李的候补道以及其他比较低级的官吏，总共大约二

十个七品以上的官员。”③陪伴美使华若翰的二十多位护送人员中，崇厚的品级最高。自此，

崇厚步入“外交”之道。

1860年 8月23 日（七月七日） ，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次日，咸丰帝命大学士桂良、驰赴

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与英法谈判，两人均授为钦差大臣，又以武备院卿恒祺为帮办大臣，

与英、法公使议和。8月 31 日（七月十五日），桂良抵达天津，即与恒福照会英、法二使，

定日会议。英国使臣额尔金等声称：“现在并未罢兵，前已将所办各事，节经照会，俟一概

允准照复前来，再行晤面。此时无可商办，毋庸相见”，桂良等无从措手。两天后，晤英参

赞巴夏礼、威妥玛，巴夏礼威胁道：“（咸丰）八年和约，及本年二月间照会，与在津要求各

款，必得一概允准，不容稍事商量，如有一款不准，即带兵北上。”④

清政府急于办理“抚局”，委派钦差大臣办理与英、法等国侵略者的议和事宜，崇厚协

助钦差大臣，直接参与“抚局”。

9 月5 日（七月二十日），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武备院卿恒祺上奏折：

“为接到英、佛两国罢兵照会，（朱批：包藏祸心，焉得谓之罢兵。）并议减赔偿现银，及巴

酋（夏礼）即欲先期进京，恭折奏闻，仰乞圣鉴事。……至进京换约之期，本拟将各款议定

后，再令入都。今该酋来称：额酋（尔金）定于二十一日与奴才等晤面，二十二日，即须将

现定各款，彼此当面盖印画押后，即先令巴夏礼随带数十人进都，观看沿途及京中房屋住址。

奴才等令其从缓再去，乃急不可待，并称：此处少延一日，即可省一日兵费，以便早日换约

等语。窃思夷情反复，彼既志在换约，不若迎机而导，俾得迅速定议，免致再生枝节。奴才

桂良与奴才恒福因尚有与额酋等商办将来驻京及通商一切章程，奴才恒福并因地方紧要，未

敢抽身。现拟派令长芦运使崇厚随同奴才恒祺，伴送巴酋先行进都，照料沿途及到京一切事附《和约章程补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奏请委派长芦运使崇厚随同武备院卿恒祺，伴送巴夏礼先行

进都，照料沿途及到京一切事宜。

桂良、恒福、恒祺等办理“夷务”，并未挽回局面。9 月 9 日（七月二十四日），咸丰帝

以“办理夷务，未能妥协”为由，撤去桂良、恒福的钦差大臣职，撤去恒祺的帮办大臣职，

另派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由通（州）赴津，筹办抚局”①。

咸丰帝想通过载垣、穆荫与英法谈判，劝说英、法军队退回天津。时隔十多日，9 月 21 日

（八月初七日）咸丰帝又怪罪“载垣、穆荫办理和局不善”，两人均被“撤去钦差大臣” ，改

授恭亲王奕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②

。这样，督办和局、夷务的大权，

终于落入恭亲王奕欣手中。

就在恭亲王奕欣受权的当天，英法联军进攻距北京城只有八里的入京要道八里桥，驻守

在八里桥的僧格林沁、胜保和瑞麟的部队，迎头痛击侵略军。“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

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

然而还打不过一小群欧洲人，这也的确是事实。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

钝的刀和很不象样的炮”③

。尽管“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但是僧格林沁

的马队抵挡不住敌军枪炮的攻击，胜保、瑞麟的部队和临时组成的民团不敌训练有素的“欧

洲人”。

僧格林沁和崇厚知晓“天津为京师门户，通州为近畿唇齿，万一稍有疏失，全局震动，

所关匪细”④，并精心修筑了海防工事，但不堪洋炮洋枪的一击，彻底瓦解了。八里桥失陷

的第二天，咸丰帝自圆明园启銮，率领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及后妃等，匆忙逃奔热河。其弟

恭亲王奕欣，受命留守北京，办理“抚局”，并一再举荐崇厚加入。

1860年 10月 22 日（九月初九日），恭亲王奕欣再次保举崇厚等人办事勤能，堪以差委：

“臣等办理抚局，并调兵筹饷，事务纷繁，差委需员。适有二品顶戴长芦盐运使崇厚、盐运

使衔天津道孙治、盐运使衔通永道德椿奉差前来，察看该司等办事勤能，堪以差委。”咸丰

帝阅后朱批：“知道了。”⑤

奕欣等惟恐恒祺一人遇事无从商酌，易受“该夷挟制”，11月 8 日（九月二十六日）再

次上奏：“臣等再四筹商，非有熟悉夷情之大员前往术驭，不足以弥后患”，举荐崇厚才识练

达，办事精细，且曾经办过夷务，熟谙一切。拟令其帮同恒祺办理抚局，实于诸事有裨，设

将来该夷小有不协，即可随时酌办，倘或事关紧要，亦可从长商量，不至令该夷率行来京，

再肆狂悖。“所有臣等拟令恒祺等在津办理之处，可否仰恳皇上天恩，明降谕旨？命武备院

卿恒祺，办理海口通商事宜，并长芦运司崇厚帮同办理。拟明岁该夷驻京时，再于该二员中

酌调一人来京，以便羁縻。如蒙俞允，臣等即当责成恒祺等，随时妥为酌办，无负委任。”⑥

同日，奕欣再次举荐：“二品顶戴、长芦运司崇厚，臣桂良在津时，因知该员熟谙夷务，

饬令与该夷商办一切，乃夷酋以该司管理盐务，未便与闻其事，总须钦派京员，方能与之商

议。此次随臣等暗中设法，颇资得力，臣等现因需人之际，拟当量为变通。可否仰乞天恩，

将二品顶戴长芦盐运司崇厚开缺，以三四品京堂后补，俾夷人知该员既奉简命，自可信服，

并与恒祺体制相当，诸事不致掣肘。……臣等未敢擅便，是否有当，理合附片请旨。伏乞圣a

　　同治以前，关中地区频繁发生的摩擦和冲突，大都以程序化的处理结果收尾，和日常邻里纠纷以及诉及官府的普通的刑名狱讼没有多大区别，官民视为固然者久矣。即使在面对那些不断发生的械斗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时，各方面的态度仍是如此。当时的人们，无论回民还是汉人，无论官绅还是士民，可能谁也不会想到，民间的各种不满、焦躁以及歇斯底里的冲动恰恰就是在这种司空见惯频繁发生的小冲突中，在民众的不经意中，日积月累，逐渐聚集成一股可怕的力量。

　　同治元年初，回、汉间在华州圣山10因购买竹竿发生械斗，此事旧史视为同治回变之开端。据陕西巡抚瑛荣奏称：“此次汉回起衅由于华州境内回民购买竹杆，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伤毙回民，当时经人劝散，不意是夜汉民暗赴回村烧毁房屋，于是回民纠众报复，汉民齐团相斗，渭南大荔一带，闻风而起。”11圣山砍竹事件发生后，各方的反应及事件的后续发展，错综复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此前频繁发生的冲突摩擦相似的事件，是如何一步步脱离原有的发展轨道，逐渐走向激化的。

　　械斗发生之后，逃归渭南的回勇首先采取的是“赴州控诉”，即试图通过官方的渠道来讨回公道，但结果显然并不令人满意。事发地华州知州濮尧以回民越界砍竹，其错在先为由，“将砍竹者痛惩之”。随后，受害回勇又诉至户籍所在地的渭南县府，孰料渭南“邑令曹士鹤不准理，反以荷校辱之，由是回情怨沸”[3]（P216）。至此，回民企图通过官府来解决问题的尝试彻底失败．此后，汉民李发元、回民马利出而议和，乡村内部业已形成的解决类似冲突的机制开始运作。不意正在双方沟通之时，渭南团长张映兰及州属团长白祥生等人借口缉拿回民间谍，又诛杀回民17人，此事令回民“恶感愈深，而沿渭各村回族纷纷挈家北渡矣”。事情发展至此，虽仍没有完全脱离之前回、汉冲突摩擦处理的一般轨道。但和以往相比，一些导致或标明事态逐渐恶化的苗头或表象开始出现了。

　　第一，谣言开始产生，并快速渗透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民间的恐慌情绪亦随之产生，并逐渐漫延开来。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载，受害回勇向华州官府鸣冤报屈，知州濮尧曾公开堂谕“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人清以来，低层诉讼中，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抑压回民，确是事实，但华州为回民聚居之区，其数量庞大，人口众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作为华州知州的濮尧不会不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在处理涉回讼诉时，其中的轻重缓急、利弊得失，至少应该有所拿捏。因此，当堂谕称等此类狂悖不羁之词，似乎过于夸张，其中演义的成分颇多。李启讷《忧愤疾书》记载：“渭南回民在华州斫买竹杆，汉人打伤回人，而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作主，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当此之时，回民亦俯首帖耳，不为少动。”[13]以上对比，可以发现，刘、李两人虽然对圣山砍竹同一事件的描述存在明显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导致事态走向恶化的谣言产生了，“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与“打死回民，不必经官”的谣言如出一辙。

　　第二，汉人乡团开始编织借口，肆意缉杀回人。乡村社会中，佛教今生来世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敬畏鬼神和生死。因此，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除必须要符合既有的律文制度之外，还要有一系列格式化的程序。乡团开始随意取人性命，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谣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乡团的行为则直接导致了事态的恶化。李启讷指出“团练之设，名曰弭乱。推原其由，善良者畏事，绝不与闻；刁猾者喜事，争先恐后。迨至充为团练头目，吓诈乡邻，借端索求。又有无赖游子，每日支得口粮，百十为群，抢劫成风，此风一炽，天下多事矣。如今关中回、汉相杀，虽属回民滋事，实由汉人有以激之也”。乡团恶习，由此可见一斑。乡团的这一举动使事态的发展开始偏离了原来解决冲突和摩擦的正常轨道，双方试图通过和谈协商解决问题的途径被切断，彼此之间对立和互不信任的情绪逐渐加剧，事态开始滑人恶化的深渊。乡团随意掳杀回民的情况表明，地方官府已经无法完全禁止或约束这种非法行为，乡村原有的运行体系和统治秩序已经开始趋于崩溃。

　　接下来的数日间，事态的发展一波三折．四月十八日黎明，“闻有枪声，顷刻间各团响应，集白泉铺者近万人，搜回谍诛之”。四月二十一日，太平军至堠子镇12，双方停战和议。一闻有警，顷刻间万人云集，搜有回民，不问就里，即以间谍诛之，这表明，华州一带，原来回、汉杂错居住的格局此时可能已经荡然无存，彼此之间已经完全切割开采。太乎军人陕，则使原来简单的回、汉冲突，变成了回、乡团、官府及太平军四股力量交织在一起的局面，事情变得愈加复杂。其间有过短暂的转机，在太平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回、汉双方一度罢兵和谈。但局势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对于太平军人陕，清廷表现出了极大的恐慌，多次谕令对回民“密为防范，毋令反侧”。官方的态度给了乡团一个最好的口实，回民密谋与太平军勾结，就成了乡团大规模屠杀回民的最好借口。

　　四月十九日，“捻匪窜至渭南赤水镇，华阴乡团亦集华州，询及回、汉斫竹打架之事，而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去内患，然后再堵贼匪。二华团众即寻至华州之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先行剿洗’……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13。

　　火烧秦家滩之后，汉人乡团恐回民之鸣于官而治其罪也，于是开始传帖灭回，上书“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戮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13]。据《秦难见闻记》载：“先是渭南刀匪冯元佐与本县赵姓及大荔李姓共相唱合，潜行传帖，声言奉旨洗杀回民，愚民不知从而信之。于是自潼关以西，凡往来回民非铡即杀，无得免者。”[14]郑士范《旧雨集》对此事亦有记载：“自渭南回变，有练总冯元佐者，飞布‘见回不留’之语，以故渭南回子贩土货者，道凤翔留不敢归。”回民之中亦盛传“二州县民传帖约于三日内齐发，将尽歼我族类”，并且据说在捕获的汉人身上果真搜到了类似传帖，谣言由此再起，彼此对立情绪更加严重。

　　飞帖灭回外，民间又有渭南县赵老五“二天平川、五天搜山”之谣。赵老五是渭南县孝义镇大财头，赵老五给他爸贺寿，请禹王三村人看戏，不料回、汉为了看戏打架，涉讼到官。赵老矗买通西安府的汉宫19人，他们在西安联盟，要“三天平川，五天搜山”，在5日之内洗尽陕西的回回，然后在金胜寺摆太平宴[2]（P200）。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一百二十个汉人灭一个回回”之谣。大体是说丁忧在家的张芾密谋与渭南孝义镇赵老五屠杀陕西回回，张母曾加劝阻，张芾不听，以菜籽做比喻讲，汉多回少乙一百二十个汉人杀一个回回，怕啥14！谣言四起，正是灾难来临之前普通民众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面前心灵极度恐慌和扭曲的表现。

　　从圣山砍竹以来的整个事件发展进程中，秦家滩及其附近回民都与此没有任何牵涉，乡团借口回民造反，先行剿洗，屠杀无辜回民，此事成为整个事件的转折点。自此以后，牵涉其中者，不问是非，仅断汉、回，两个族群被完全割裂开来，并站到彼此的对立面上，贪欲、恐慌的情绪伴随着歇斯底里式破坏的快感，与漫天的谣言交织在一起，迅速蔓延开来。民谚有“事由先赶秦家起，火烧秦川八百里”[2]（P420）。狡黠之徒摩拳擦掌，挥刀相向，而善良小民则夜不更衣，几成惊弓之鸟，随时准备引颈就戮。如当时周板的秦家、湾湾的洪家、车村的吴家，三家人恶得很，外人很难惹他。俗语有“宁挨官家一刀，不与三家人结交”为证，三家人既然好事难惹，所以事态就一天一天扩大了。各村汉户旧有宿仇者亦趁机相报，如龙泉村的王、赵二户素有怨隙，相互杀伤[2]（P37）。局势完全失控，谣言所到之处，屠杀随即开始。

　　居于城关之回民最先遭到屠杀，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关之处回民人口大都较少，力量比较弱小。另外，城关地带围墙四隔，回民躲无可躲，藏无可藏。及至六月初旬，清廷派胜保领兵人陕，关中又有“调集官军，先洗回匪，后洗汉人”之谣。故汉人乡团，纷纷散去，然至此事已不可为矣。

清末西北回民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有

1、客观实力，清朝正在进行洋务运动，办了一批现代化军事工业，部队装备水平提升。回民部队武器不利，训练不足

2、将领指挥，左宗棠经验丰富，决心坚定

3、政策方面，清朝采取刚柔并济、剿抚结合，分化了回民部队；而白彦虎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导致汉族的激烈抵抗

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简介

清末回族大起义是清代同治年间从1862年至1873年在中国陕西、甘肃爆发的一次反对汉族欺压和清政府的残暴统治的事件。它维持十多年，波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最后被以汉人湘军为主的清朝军队镇压。